马后炮说秦变

藏在人海

胡编小说：《亡律》引发的思考

章台宫的铜灯之下，始皇帝嬴政指尖划过简牍上“亡律”二字，墨痕似还带着骊山刑徒未干的血。廊外传来谒者急促的脚步声，青铜编钟的余韵被踏得支离破碎。

“大王，南郡又报——旬日之内，三百秦人渡沔水入楚。”谒者的声音埋在甲胄碰撞声里，像被寒霜冻住的豆子。

嬴政未抬头，目光落在简牍末尾的朱批上。那是廷尉李斯的字迹，力透竹背：“楚地轻徭，民皆向之，当重刑以禁。”他忽然笑了，指尖叩击着简牍上“逃亡”二字，青铜灯的光晕在他眼底晃成流动的河。

“还记得灭楚时，李信说楚地百姓必夹道相迎吗？”嬴政的声音很轻，却让殿内的寒气都凝了三分。他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南方沉沉的夜色——那里有云梦泽的烟波，有汨罗江的渔火，还有秦人用脚投票奔向的“蛮荒”。

三个月前，他在咸阳宫大宴群臣，博士淳于越捧着《尚书》进言：“周得天下八百载，以分封固邦本。今陛下废诸侯，设郡县，民失所依，故亡入楚地。”当时李斯厉声驳斥，说儒生“以古非今”，引得他下令焚书。可如今，南郡的奏报堆成了山，每一卷都写着“民亡入楚”，每一个字都在打他这个“始皇帝”的脸。

他忽然想起少年时在赵国为质的日子。那时他见赵人耕作，见燕人贩盐，见齐人治学——周制之下，从没有“秦人当守秦律”的桎梏，列国之民可携家眷投邻邦，可凭技艺谋生计，甚至能因国君苛政便举族迁徙。就像当年卫人商鞅入秦，韩人韩非赴楚，自由迁徙的背后，是列国相争时不得不留人的宽松法度。那时粮食是分封之地各自打理，鲁人种麦、楚人植稻、秦人垦粟，分布式的农作从不会因一处灾荒便饿殍遍野；对付北方蛮族，燕筑长城、赵逐林胡、秦御义渠，小国虽弱，却因疆土切近、民情相通，反倒能死死扼住匈奴南下的咽喉。

可是他废了周制，立了秦制。

他以为大一统能终结数百年内战，却忘了周制的“乱”里藏着松散自由的活气。如今咸阳的学宫空了，那些曾著书立说的儒生要么埋首谶纬，要么闭口不言——毕竟“以古非今”便是死罪，连不拍马屁的自由都成了奢望，庄周那样的隐士，放在今日怕是要被冠以“避世惑民”的罪名，绑赴骊山为徒。

粮囤都聚在咸阳太仓，地方官吏敢私开仓廪便是谋逆。去年关中大旱，南郡有余粮却不敢调运，眼睁睁看着流民饿毙道旁；北方蒙恬虽驱匈奴七百余里，可一旦边军回撤，长城沿线便处处漏风——秦制之下，边地无自主募兵之权，无就地筹粮之利，远不如当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那般灵活，能凭一国之力便压得匈奴十年不敢近边。

更遑论郡县官吏层层盘剥，咸阳的政令到了南郡已变了味，闾里小吏都敢借“查亡民”之名勒索百姓；后宫宦官借着传递奏报的由头干预朝政，连李斯都要私下打点中常侍才能见到他——这些周制里从未有过的弊病，如今像藤蔓般缠上了大秦的梁柱。

“传朕旨意，”嬴政转身时，铜灯的光在他脸上投下深浅交错的影，“命南郡守屠睢，凡捕获亡秦之民，皆黥面为奴，流徙骊山。”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殿内屏息的臣僚，“另外，将《亡律》刻于石碑，立于楚地各县，让他们看看，背叛大秦的下场。”

可他心里清楚，这道旨意不过是自欺欺人。上个月，他微服私访南郡，在沔水渡口亲眼看见——秦人牵着牛羊，背着行囊，与楚地来的船夫讨价还价，脸上没有逃亡的惶恐，只有奔赴新生的坦然。楚地的官吏站在岸边，非但不阻拦，还递上粗布衣裳：“入我楚地，便免三年徭役，可垦荒田百亩。”

那场景像一根针，刺破了他“大一统即文明”的幻梦。周制虽乱，却给了百姓“用脚投票”的自由，给了学术“百家争鸣”的空间，给了地方“因地制宜”的活力；而他的秦制，虽灭了内战，却也灭了自由，枯了学术，竭了创造，连子民都要逃向他眼中的“蛮夷之地”。

夜半时分，章台宫的灯还亮着。嬴政铺开竹简，提起笔却迟迟落不下去。他想写“大秦万世不朽”，却想起南郡奏报里的一句话：“楚地无苛法，民知礼义，故虽蛮夷，不弱我大秦。”他忽然明白，周秦之变哪里是文明的进阶，分明是他用“统一”的枷锁，锁住了文明本该奔涌的方向。

窗外的风卷着落叶掠过殿角，像无数逃亡者的脚步。嬴政望着竹简上空白的地方，忽然觉得自己这个“始皇帝”，不过是个逆着文明走向的独夫。他提起笔，在竹简上写下两个字，墨汁晕开，一滴无法挽回的泪—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