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莫高

临窗听雨

“如是”源自佛教经典《金刚经》中的“如是我闻”，“莫高”既指敦煌莫高窟，也隐喻其文化地位“无可比拟的崇高”，呼应展览对敦煌艺术千年积淀的致敬。‌‌哲学寓意说‌：佛家认为“莫”与“高”（修为境界）结合，表达“没有比开凿佛窟更高的功德”。“莫高窟”体现了地理与宗教象征的双重意义。‌‌ 敦，大也煌，盛也国当乾位，地列艮墟；水有悬泉之神，山有鸣沙之异。川无蛇虺，泽无兕虎，华、戎所交，一都会也。 敦煌汉长城广武遂烽燧敦煌境内现存烽燧八十多座，多呈底宽上窄的方柱形、主要建在长城内侧。筑造结构主要有三种：一是用黄胶士夯筑而成；二是用天然板土、石块夹红柳、胡杨枝垒筑而成：三是用土还央芦苇饰筑而成。烽燧大都建在较高的地方，一般都高达7米以上。有的残高10米左右。烽燧顶部，四边筑有不高的女墙，形成一间小屋。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王昌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维 阳关遗址——墩墩山烽燧据史料记载，西汉设阳关都尉治所，魏晋设阳关县，唐代设寿昌县。宋元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衰落，阳关慢慢圮废。都尉是佐助郡太守掌管军事的官员，西汉敦煌郡设置有宜禾、中部、阳关、玉门四都尉，肩负防区内候望、屯兵、屯田、交通等任务。今天，阳关治所已不存，唯有墩墩山烽燧屹立在阳关的制高点，成为阳关历史唯一的实物见证。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李白两关遗址阳关玉门关，是汉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关防，位于汉长城线上，均为都尉治所。两关相距70公里，分扼天山南北路的咽喉，筑塞墙连接，设兵驻守，玉门关主要职能是军事防务，西汉军队和专使经由玉门关，而外国客使经由阳关进出内地。阳关玉门关见证了西汉时期大一统中国的交流与开放，共荣与创新，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文化符号，也是中国文学上的经典意象和精神坐标。世界文化遗产玉门关遗址——小方盘城此遗址耸立在东西走向戈壁滩狭长地带中的砂石岗山，南边有盐碱沼泽地，北边不远处是哈拉湖，再往北就是长城，这个方形土堡有内外女墙，可供人马并行的走道，是一处汉代长城守御驻所的典型的障坞遗址，从出土的近百枚简牍，以及封泥厘、漆耳杯、丝麻织品张片，五铢钱等可知，这里就是汉代的一处长城关隘。尤其是1944年，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阎文儒先生在此掘获一枚写有“酒泉玉门都尉”的木简后，这里便成为玉门关的代名词。 世界文化遗产玉门关遗址——大方盘城大方盘城就是汉代的一处部队粮仓，时称“昌安仓”，后叫河仓城。河仓城仓储规模大，是储藏粮秣材料军服兵器等军需物品的大仓库，主要供应守卫玉门关的将士及往来官员使节，以及过往客商之食宿。考古证明，此城从西汉至魏晋都在使用，长达500多年，成为当年这一地区军事防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长城遗址敦煌境内汉长城多为沙土压筑而成，以当地多见的红柳、芦苇、罗布麻、胡杨树等植物枝条为筋骨，上铺沙土砾石层层压筑压实，分段修筑，相连为墙。长城沿线，每隔十华里筑有烽燧一座，每座烽燧都有戍卒把守，遇有敌情，白天煨烟，夜晚举火，点燃报警，传递消息。 佛教的传播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的古印度，其创始人为乔达摩·悉达多（约公元前563-485年，学术界存在不同纪年争议）。“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意为“释迦族的圣人”。他原是位于今尼泊尔南部的迦毗罗卫国（属古印度城邦）王子，29岁时为求参透生、老、病、死等人生苦难的解脱之道，放弃王族生活出家修行，经六年苦行后于菩提树下证悟成佛（时年35岁)，此后广传佛法，80岁在拘尸那迦（今印度北方邦凯西镇）入灭，被尊称为“佛陀”，即梵语中“觉悟者”之意。佛教自印度兴起后，沿南北两路向外传播：北路经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北部）传入中亚，约在东汉明帝时期（公元1世纪中后期）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内地，并逐渐形成汉传佛教体系。敦煌成为丝路东传的重要见证。此后佛教以中国为中介，于公元4世纪传入朝鲜半岛，6世纪经朝鲜传入日本。 敦煌石窟是敦煌及周边地区石窟之总称，包括敦煌莫高窟、敦煌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瓜州东千佛洞和肃北五个庙石窟。这些石窟风格相似，脉络相承，其中以敦煌莫高窟创始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包罗了中原、犍陀罗、笈多、龟兹、藏传、波罗、尼泊尔等艺术风格及样式。敦煌石窟艺术用建筑、壁画、塑像的载体将宗教信仰中的慈悲、奉献、自觉、善行、利众等意旨与中国文化圆融、实践、思辨、和谐的人文内涵相结合，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连续千年不间断的生命力和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禀赋。敦煌石窟是石窟艺术最全面、最完整和最具代表性的宝库，包罗了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是研究中国佛教传播、民族文化发展、古代文化交流及佛教艺术史弥足珍贵的资料。 西千佛洞西千佛洞距敦煌市区约35公里，开凿于党河北岸崖壁上，因位于敦煌莫高窟之西而得名。据敦煌遗书记载，西千佛洞始创年代应与莫高窟相近，历经北魏、北周、隋、初唐、盛唐、中唐、五代、沙州回鹘、西夏、元代，现存洞窟22个，彩塑34身，壁画800余平方米，是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干佛洞的洞窟形制，壁画内容与风格基本与莫高窟一致。尤其是保存了回鹘风格的壁画，包括说法图，佛、菩萨、罗汉等尊像画，以及供养人画像，具有鲜明的回鹘时期特点，弥足珍贵。1961年，附属于莫高窟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与莫高窟一并被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莫高窟敦煌莫高窟是中国佛教石窟艺术中的杰出代表。据碑文记载，始建于公元366年，历经千年开凿，现存洞窟735个，壁画45000平米，彩塑2415身和唐宋木构窟檐建筑5座。敦煌莫高窟融建筑、雕塑、壁画于一体，生动展现了中古时期干余年间的社会生活画卷，是世界上现存规模庞大、历史延续悠久、内容丰富、艺术精美、保存较完整的佛教艺术遗存。1961年，莫高窟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莫高窟被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榆林窟榆林窟地处甘肃省瓜州县（原安西县）城南约75公里的峡谷中，石窟分布于河谷两岸的峭壁上。始建于初唐，历经五代、宋、西夏、元、清，现存洞窟43个，壁画约5200平方米，彩塑259身。与莫高窟合称“姊妹窟”。榆林窟的壁画艺术在佛教思想、壁画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均独具特色，唐代、西夏、元代的壁画尤为突出，在佛教石窟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汉密、藏密结合的画法，殊为罕见。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敦煌，位于甘肃河西走廊的西端，地处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是古代中国通往西域的重要门户。丝绸之路的繁荣兴盛，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丰富了中华文明的表现形式与文化内涵，也催生了敦煌莫高窟这样反映丝绸之路多元文明交融荟萃的文化宝库。敦煌莫高窟是现存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遗址，集建筑、雕塑、壁画三者于一体，生动展现了公元四至十四世纪干余年间社会生活的画卷，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作为敦煌石窟的守护者，敦煌研究院80年来始终以“保护、研究、弘扬”为使命，让千年遗产在当代焕发新生。愿沿着文明来时路，同向而行。 展览突破时空壁垒，依托高精度数字技术与匠心手作，将跨越十个朝代的9座莫高窟艺术精华，近300件壁画、彩塑及文物真迹，凝练于3000平米的方寸展厅中；让第217窟《青绿山水》的复制窟首次走出莫高窟，让隐于秘境的第3窟《千手千眼观音》、第61窟《五台山图》的巨幅壁画、第158窟的涅槃佛等“不可移动的文明”焕发新生；将艺术家望尘莫及的，深藏于洞窟之中的“神秘艺术遗迹”带给广大的首都观众。同期亮相的“莫高精神”主题展通过实物、图文与影像，生动讲述莫高人从筚路蓝缕的荒漠坚守到领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传奇。此次展览主展区穹顶的藻并纹样，是由“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的女儿常沙娜先生于1954年主导设计的。精美的现代藻井纹样与干年洞窟相互映照，正如传统艺术与现当代艺术的融会贯通，“文化创造美好生活”的理念在那时就已深入根基。 凿空西域“凿空西域”指汉朝名将张骞出使西域的伟大壮举。他在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张骞一路艰难跋涉，穿越戈壁、山区和沙漠，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抵达大月氏国（今咸海、阿姆河流域）。他与当地民族建立联系，不仅带回了西域的丰富物产，还促进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张骞的探索成功开拓了丝绸之路，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融的重要纽带，奠定了后世东西方交流的基础。 张骞出使西域图莫高窟323窟初唐(618-704年）自魏晋以来，佛教徒为了传场佛教，将张骞出使西域的史迹加以附会演绎。此图即据此绘制。画面共有三个场面、右上为汉武帝在甘泉宫礼拜金佛，下方是汉武帝送别张骞，左上为张骞持族节远赴大夏。全画以汉武帝送别张骞为主体，汉武帝骑马相送，身后大臣相随，侍者手持华盖。马前跪者为张骞，持笏作拜別状，身后侍者持旌节，牵马跟随。由此，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瞬间跃然壁面，使之成为一幅珍费的历史人物画卷。 福田经变（局部）莫高窟296窟北周(557-581)这幅壁画根据《佛说诸德福田经》绘制，画面简要生动地描绘出一千多年前丝绸之路上商贸交流的情景。根据出土器物和文獻记载，外商入华时所携带的商品主要有：金银器皿、宝石、香料、毛纺织品、药材、驼马以及奴隶等，其中前四项是最受达官贵人欢迎，也是最有利润的物品。这幅画面下方生动记载了中外商人相遇时的情形，画面中入华外商的形象尤为珍贵。 商旅遇盗图莫高窟第452窟盛唐(705-786年)此图依据《法华经，观音普门品》绘制、画面中描绘有六位胡商（中亚商人）遇到抢匪，货物散落地上，身后的两头毛驴目露惊恐，商人双手合十称念观音名号，以求获得拯救。真实再现了穿越丝網之路的艰辛跋涉。 莫高窟工匠是如何分工的莫高窟的营造者主要是由窟主和工匠组成的。工匠是在窟主的雇佣下从事洞窟的营造活动，依其分工，分为劈岩凿窟的“良工”和绘制塑画的“巧匠”两部分。洞窟营造工程一开始就有比较细致的职业分工。参与洞窟营造的工匠主要有如下几类：①打窟人：即在莫高窟崖壁上凿岩镌窟的工匠②石匠：从事石窟开凿、建筑石料加工、石质工具的制造和修理的工匠③木匠：从事土木建筑及木质器具制造、加工、修理的工匠4泥匠：从事土木建筑的工匠⑤塑匠：从事泥塑赋彩的工匠⑥画匠：从事绘画的工匠 莫高窟的壁画是如何绘制的?1、整窟总体设计绘制壁画的第一道工序是根据窟主和施主们特定的宗教意愿，依据佛经，对整个窟内各壁所要绘画内容和题材进行总体规划，设计样稿。佛教绘画从绘制到供养等均有非常严格的仪轨制度。即使相隔多个朝代，佛教尊像绘画大都是依据相同的粉本或画稿传承下来的，而每个时代又会在原有粉本的基础上，拓展出富有新意的画样粉本，可谓“年年有新样”。对于修建与供养莫高窟第220窟的敦煌本地翟姓大家族，正是希冀家族传承与宗教祈愿完美结合，整体上突出了诸佛菩萨对众生的平等仁爱与慈悲愿力，构成了整窟的核心内容。以敦煌初唐第220窟北、东、南壁三幅壁画的内容构建为例：北壁：《药师经》讲述了药师佛为救护此岸疾病痛苦的众生所发的慈悲愿力。“药师经变”壁画绘制了供养药师的仪式，表达当时人们祈求拔除苦难疾病的愿望。东壁：《维摩诘经》以维摩诘居士和文殊菩萨的从容、智慧与修持，告诉人们不要执着于形式上的“此岸”与“彼岸”，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壁：《阿弥陀经变》讲述了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庄严与美好的景象。壁画描绘了美妙的西方净土，使信众心生向往。 2、地仗制作莫高窟等敦煌石窟开凿在酒泉系砾岩上，此种地层结构粗糙又易风化疏松，岩壁极不平整，无法直接绘制壁画，需在将要绘画的砂砾岩壁面上制作“壁画地仗”。a.粗草泥层：用取自洞窟附近的粉质沙土，掺加麦秸草，调和制成泥，压抹在洞窟的砾石岩面上。b.细泥层：用莫高窟窟前宕泉河河床的澄板土，在其中掺加麻筋，调制成泥，涂抹在粗草泥层之上，c.白粉层：最后在细泥层上涂刷一层非常薄的高岭土、石灰或石膏之类的粉层即可绘制壁画。 莫高窟第196窟“劳度叉斗圣变”草图与壁画对比。（草图现存法国国家图书馆）3、壁画绘制(1)起稿 a.直接起稿按内容对整窟墙体进行大块面的整体划分之b.按比例划分墙面起稿根据事先画好的构图小稿，按比例放大后，用娴熟的绘画技巧，徒手直接在墙面上绘制。一般是用毛笔蘸淡土红颜色直接在墙壁上勾画的。c.粉本刺孔在纸上画墨线，并沿墨线打微小孔洞，然后将粉本置于要绘制的墙壁表面上，将装有色粉的粉袋，不断扑压在孔洞上，色粉穿过布的缝隙，透过孔洞，在墙面上留下了由色点连成的轮廓，随之再用墨线将其勾画连接，就呈现了完整的图形。 (2)着色画稿完成之后，师傅写上色标，由弟子涂色完成。“色标”就是色彩分布的代号。敦煌壁画中已发现用行草书法写上的布色符号有“夕”（绿）、“工”（红）、“主”（青）、“廿”（黄）等，各取字形中的局部为代号；或者有“紫”“青”“朱”“禄”（绿）等，各用全字。当然在敦煌壁画中大量的壁画并不标示色标，而是直接上色。这是由于画工画匠们具有娴熟的绘画技法，驾轻就熟。 (3)勾线壁画绘制最后一道工序是描线成形，也称之为“定形线”。 莫高窟第285窟（复制）西魏(535-556年）此窟为覆斗顶方形禅窟。窟内有西魏大统四、五年造像题记，是早期莫高窟唯一有确凿纪年的洞窟，对于研究莫高窟的历史和艺术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窟西壁开生龛，中央大龛内塑善跏坐佛像，两侧小龛内塑禅僧像，龛外壁画诸天菩萨外道等像。南北壁各凿四禅室，北壁上绘七佛说法图和供养人像及发愿文。南壁上绘“五百强盗成佛因缘”故事画和释迦多宝佛说法图。在洞窟窟顶四披上画天空诸神，佛教题材和民族传统神话交互杂呈。西披画有化生童子、飞天、雷神、朱雀、乘鸾仙人等。南北披上画有飞天、雨师、辟电、羽人飞廉、乌获、开明等神异。东披中央绘工力士承举莲花摩尼宝珠，两旁是伏義女娲，皆人面蛇身，手持矩规，胸前圆轮中分别画三足乌和蟾蜍，象征日月。窟顶中心为华盖式藻井，四周饰以垂幔、上挂玉佩、流苏、羽葆，悬达四披，整个窟顶壁画，天神飞舞，天花飘旋，满壁风动。 莫高窟第220窟（复制）初唐(618-704年）此窟是莫高窟最重要的初唐洞窟之一。窟室为覆斗形顶，西壁开龛塑像，在窟东壁，有一处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的墨书题记，为壁画提供了确凿的断代依据。此窟南壁为通壁巨幅“阿弥陀经变”，它是唐代最盛行的经变，壁画依据《阿弥陀经》所述画成，极力渲染阿弥陀佛的净土西方极乐世界的繁荣富丽景象。北壁的“药师经变”，以东方药师净土七佛和八接引菩萨为主体，两旁十二药叉大将为护卫，上空飞天翱翔，前临曲池流泉，在灯楼灯轮的照耀下，灯火辉煌，鼓乐齐鸣，乐声回荡，舞姿婆娑，烘托了东方药师净土，这是敦煌壁画中最美妙的乐舞图之一。东壁的两侧壁绘“维摩诘经变”，南侧维摩诘手握座尾，抚膝而坐帐内，目光炯炯，神思飞扬，为传神佳作，帐下是听法的各国王子，面貌服饰各异。北侧文殊菩萨，举止庄重，神态自如，随同文殊前往听法的帝王群臣，与传世初唐阎立本的名作《历代帝王图卷》相比毫无逊色。 榆林窟第25窟（复制）中唐(786-848年）此窟为吐蕃统治敦煌时代的代表性洞窟，北壁画弥勒经变，下方画儴[rang]佉[qù]王并诸大臣、王子竞相出家，两侧画女人五百岁行嫁和老者自诣墓室。其中彩绘的墓室，着花钿的女子，以及身穿左衽吐蕃装给来宾作礼的场景，这都是我们了解吐蕃时代敦煌社会风俗史的形象资料。南壁画阿弥陀净土变，场面宏大。东壁画卢舍那与八大菩萨曼荼罗，中央卢舍那佛头戴宝冠，作禅定印，结跏趺坐于狮子座上。左侧画虚空藏、地藏、弥勒、文殊四菩萨，各持剑、宝珠、莲花等宝器，遗憾的是画面右侧已经残毁。窟室西壁两侧画文殊变和普贤变，文殊手持如意，普贤以手作印，骑乘在狮象背上。二菩萨的侍众各有三人，持宝幢随菩萨徐徐前行。从整体上讲，第25窟壁面的构图严整，人物布局疏密有致，色彩厚重而和谐，是包括莫高窟壁画在内的上乘之作。 莫高窟第217窟（复制）盛唐(705-786年）此窟是莫高窟盛唐艺术的代表窟。窟室为覆斗藻井顶，西壁开龛塑像皆残，背光两侧各画四弟子二菩萨，龛外绘观音和大势至菩萨，凝神伫立，服饰华丽。南壁绘《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画面西侧是佛陀波利史迹画，讲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传入中国的神奇故事，中央、下方、东侧是佛说法图和根据经文绘制的各种信仰该经的情节。西侧整幅山水画浑然天成，类似李思训所画青绿山水的意境。此窟开凿时间大致与李思训同时或稍晚，在李思训真迹失传、唐代青绿山水画罕见的今天，这幅青绿山水画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了。北壁是《观无量寿经变》，壁画以阿弥陀净土为中心，绘西方三圣及听法菩萨群像，周围是宏伟的大型建筑群，殿前是歌舞娱乐场面，舞者手执长带在莲花上急速旋转，是唐代健舞中的拓枝舞。东壁通壁画“法华经变观音普门品”，表现观世音菩萨救诸苦难和三十三现身说法等救度世人的情景，描绘生动，是盛唐壁画的代表作。 莫高窟第45窟（复制）成唐(705-786年）此窟为莫高窟唐代代表性洞窟之一。洞窟西壁佛龛内现留存有彩塑七身，所有人物均依据法会的场景创作。佛陀结跏跌坐于须弥座上说法；两边随侍弟子、菩萨，以及夫王等众，围绕听法。菩萨造像独具特色，以女性为躯干原型，呈“S”形弯曲，体态柔美，嘴角微翘、妙目灵动。与之相映，天王雄强有力，尽显威猛刚强。唐代造像愈发贴近世俗生活，以汉文化审美为指导，“汉化”佛教造像风格走向成熟。北壁绘《观无量寿经变》，此为莫高窟唐代壁画的常见题材，主体画面表现西方极乐世界的恢宏壮丽，种种庄严；两侧绘有“未生怨”和“十六观””。南壁绘《观音经变》居中为观世音菩萨画像，男身、有髭，戴化佛冠。观音像的两侧分别绘观世音菩萨示现三十三种应（化）身度化众生，以及观世音菩萨以大威神力救助众生脱于苦难的事迹。其画面有航海、商旅、监狱、刑罚等社会生活的反映，是研究唐代世俗生活的珍贵历史形象资料。 莫高窟第57窟（复制）初唐(618-704年）此窟是敦煌初唐时期的经典洞窟，以“美人窟”著称，其艺术成就标志着佛教艺术本士化的成熟。窟内南壁《阿弥陀佛说法图》中的胁侍菩萨堪称敦煌壁画巅峰之作：菩萨头戴三珠宝冠，身披半透明白纱，璎珞以沥粉堆金工艺贴饰金箔，肌肤经细腻量染呈现少女般柔润质感，体态呈“S”形曲线，面容端庄中透出世俗美感，被学者视为印度笈多风格与中国宫廷审美的完美融合。洞窟形制为方形覆斗顶，西壁佛龛保留隋代双层圆券结构，主尊释迦牟尼佛衣纹写实流畅，两侧弟子迦叶、阿难及菩萨像比例精准，服饰融合印度络腋与中原丝帛元素，展现隋唐过渡期的多元文化交融。藻井以双龙莲花纹为核心，龙纹造型与洛阳北魏墓纹饰一脉相承，飞天群像虽因岁月褪色，仍可窥见初唐线描的飘逸灵动。窟内壁画大量使用青金石、金箔等珍贵材料，印证了唐代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与佛教艺术的高度成熟，被学界公认为初唐艺术“世俗化”转型的典范。 莫高窟第158窟（复制）中唐(786-848年）此窟建于中唐，是吐蕃时期的代表窟。形制为长方形盝顶形的涅槃窟，西壁设涅槃佛坛，释迦牟尼佛像即卧其上。这尊涅槃像为石胎泥塑，身长15.6米。为莫高窟第一大卧佛。这尊涅槃像，双目半闭，唇含笑意，深刻地表现了“寂灭为乐”的涅槃境界。敦煌莫高窟艺术的特点之一在于将彩塑与壁画和谐统一，完整体现主题。第158窟的释迦牟尼的涅槃像题材，正是利用了这一特点，增加了涅槃的感染力。在洞窟西壁，画了两排举哀者像，上排19身菩萨像，下排画17身罗汉像，同时还画了14身天龙八部护神像等，在涅槃像头部上方，画释迦牟尼的大弟子迦叶奔丧和十大弟子举哀图，同时在佛床涅槃坛下，画天王力士举哀、须跋陀罗先佛入灭以及外道谤佛等内容。这些呼之欲出的逼真形象使涅槃情景引人入胜，感人肺腑，艺术地烘托出涅槃这一主题。 禅窟供僧人禅行的洞窟。此类洞窟由印度毗诃罗窟发展变化而成，禅窟主室为长方形或方形，正壁开龛塑像，供修行坐禅者观像之用，左右两側壁各开两个或四个仅能容身的斗室，修行者在内坐禅修行。窟顶有平顶，或覆斗顶。早期神窟内素壁无画，后来窟内壁面与窟頂均绘壁画。 殿堂窟为修行者礼佛的场所。其形式受到中国传统殿堂建筑的影响，主塞平面方形，正壁开龛塑像，或仅塑像而无龛，洞称的其余三璧大都绘壁画，也有个别羽窟在两制整上部开列宽型像，肩顶为覆斗顶或人字披形顶。 大像窟因窟中巨大的弥勒佛坐像而得名。大像窟洞窟高耸，主室平面方形，上小下大，贴正壁造石胎泥塑大像，佛座后凿出供信徒巡礼用的马蹄形信道。前壁上、中部各开一大型明窗，以供彩光之用。窟顶为覆斗形或圆穹形，窟外建多局木构窟檐。 中心塔柱窟来源于印度支提窟，即在石窑中供奉佛塔。主室平面长方形，中央偏后凿出连接窟顶与地面的方形塔柱，柱的四面开龛塑像，以供修行者绕塔观像与礼佛，中心塔柱之间的窟顶为仿汉式建筑的中间起脊两面斜坡的人字披顶，塔柱周围窟顶为平顶。 中心佛坛窟（模型）殿堂窟之一种。隋至唐前期主室正壁凿长方形或马蹄形佛坛，唐后期大型洞窟主室中央凿出方形佛坛，坛后部有一道连接覆斗顶的背屏。坛前有阶陛，彩塑群像高踞于佛坛之上，信徒可围绕佛坛右旋环通、礼佛观像，其形式与寺庙佛殿，乃至世俗宫室殿堂格局相类似。 148窟涅槃窟-佛陀的盛大葬礼 释迦牟尼佛八十岁时，在为弟子们讲完最后一堂法课后，右胁朝西而卧，安详入灭；面容宁静祥和。此后，佛陀涅槃时的右胁卧形象成为涅槃的标志性符号，即世人熟知的“卧佛”或“睡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