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墨盒上的历史】一方小墨盒，见证着新中国的诞生

汪海

我收藏有一方“震亚”定制的刻铜墨盒。盒面上镌刻的文字为：“资产阶级的灭亡与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录马克斯语”。并留有明确的落款，“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五日震亚置于北平”。
铜墨盒上落有时间款的常见。如“丁未冬月”，“三十六年正月”等等。但写明年、月、日的少见。除非定制者认为这个日子有特殊的纪念意义。
　　这方盒面上记载的“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正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搬进北平的日子。是日下午五点，在北平西苑机场，北平各界群众、各民主党派隆重举行迎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部入城阅兵仪式。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朱、刘，周、任五大书记与前来欢迎的各界人士和群众代表亲切会面交谈，并检阅了部队。
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北平成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所在地。中共经过28年浴血奋战，坚苦卓绝，取得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从农村转入城市。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正如盒面上镌刻的文字预示的那样，“资产阶级灭亡与无产阶级胜利，同样是不不避免的”。这是一个中国翻天覆地的时刻，定制者如此清晰地记录下这一特殊时刻，可见其意义重要而深远。

“资产阶级的灭亡与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这段话出自《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由马克思执笔写成，1848年正式出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共产党宣言》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共产主义运动将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它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矛盾，分析了阶级与阶级斗争，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公开宣布必须用革命的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当时还不到三十岁的两个年轻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许不会想到，《共产党宣言》一本书的问世，改变了人类发展进程和二十世纪以后的世界政治生态，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随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播，在共产主义理想的鼓舞和激励下，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并先后带动了十几个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经过近三十年的艰苦斗争，在世界上人口最多，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其后曲折的道路上逐步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尽管发生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过去的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受到严峻的挑战，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也发生了深刻变革。但这一切都丝毫不会削弱《共产党宣言》这本书对人类发展的影响力。相信对这种影响，以后历史会作出更客观、公正的评价。

　　“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也就是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历史观。文物是特定时期社会状态的社会学表达，其实质内涵是它背后所隐含的政治。在一方小小铜墨盒的方寸之上，记录下新中国诞生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彰显了这件墨盒非同寻常的文物价值与收藏价值。

回到这方墨盒，盒面上落款为“震亚”的人又是谁呢？
要仅凭“震亚”这两字锁定墨盒的主人有一定难度。不过很快有一个人进入了搜寻视野。潘震亚（1889—1978），原名瑞荣，字震亚，号树庸，别号髯公，笔名胃公。江西省南城县新丰镇汾水村人。法学家。潘震亚出生于江西余江县瑞洪镇。1908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潘震亚毅然剪发，参加新军，决心从事革命。1912年考入江西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科学习，兼南昌《江西民报》馆担任校对，宣传反帝反清，拥护孙中山领导的革命。 1916年毕业。192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失去组织联系。1962年12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潘是著名法学家，民国时期有“赤色律师”之称，脱党之后仍以各种方式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支持民主学生运动，营救爱国进步人士。拥护毛泽东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1946年2月10日，重庆发生“校场口事件”，他与史良出任义务律师，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是年秋，随复旦大学回到上海，在复旦大学教书和兼办律师业务。继续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救援在“反内战，反迫害”示威中被捕的教授和学生。建国前作为中共特邀民主人士，曾参与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筹建工作。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并当选委员。解放后被选为第一至第五届人大代表，曾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监察委副主任，江西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要职。

　　1948年上半年，国民党的战事已成强弩之末，解放战争局势的发展，促使更多的民主党派人士站在反蒋，与中共携手的立场上来。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及时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主张立即得到海内外的响应与拥护。1948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提出邀请在香港、上海及江南的李济深等77位民主人士赴解放区共商国是的名单，潘震亚名列其中。有资料表明，潘先生其后直接参与了新政协筹备及关于国号、国歌、国旗及新中国使用纪年的讨论。

盒面上有个细节也值得注意。时间落款使用的是公元纪年，这在当年极其少见。从1949年10月1日前解放区官、民文告、文书时间落款看，绝大多数仍延用“中华民国”纪年方式。可见使用“公元纪年”有着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预见性。潘震亚早年曾加入过中共，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熟悉共产主义理论，作为法学家又参与了筹建新中国的国是讨论，具备这种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从墨盒镌刻文字内容、落款方式及潘先生参与的政治活动范围综合分析，我认为，墨盒上的“震亚”就是潘震亚先生的可能性很大。但断然下结论认定这方墨盒的主人就是潘震亚尚证据不足。
史学研究中有“孤证不立”的原则，即在没有其他佐证、或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单一的史料要采取审慎的态度，不能直接认定其客观性和真实性。收藏过程凭“孤证”给藏品定性，特别是利用“孤证”攀龙附凤，傍名人大款的是常见毛病。
　　虽然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佐证信息来确定这方墨盒的主人就是潘震亚，但这方小墨盒见证新中国诞生的重要时刻，其文物价值非同一般。留些悬念也增添收藏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