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千年商都的海丝之路与长盛密码

伏枥老骥

前 言

海丝起点究竟是哪座城市？一直都没有定论，泉州，广州，还有偶尔提及的宁波、福州等城市曾经都是海运的重要起点。泉州人觉得自己是，宣称泉州是联合国唯一认定的海丝起点！其实作为对外贸易枢纽，广州的意义远远大于泉州。

回望历史，珠江潮水奔涌，拂过扶胥古港的石阶，千年商都的传奇在此启航。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和最重要港口，更是世界海上交通史上唯一的延续二千多年历史而长盛不衰的超级大港。

从二千多年前扶胥港的千帆竞发，到今日我们漫步在流光溢彩的珠江新城，既能在光塔怀圣寺、南海神庙等古迹中，触摸到那段千帆竞渡、万商云集的辉煌历史，又能感受到现代国际中心城市的活力。

一、古港寻踪：海上丝路的东方起点

春秋战国时期，位于南海之滨的广州就已经有先民扬帆出海。据《广州记》记载，“广州东百里有村，号曰‘古斗’，自此出海，渺无际。”

晋代，位于古斗村的扶胥港已是广州船只频繁出海之地。

扶胥古港，这个如今听起来陌生的名字，正是古代广州通海夷道的起点。

隋朝隋文帝于公元594年下诏在南海近海修建南海神庙，祈求海神庇佑商船平安，庙因港而兴，港因庙而名。

唐宋时期，广州已经成为当时的中国第一大港。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东非和欧洲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元、明、清，“广州通海夷道”（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范围几乎覆盖了当时大半个地球的人类历史活动，成为了古代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载体。

隋唐时期，扶胥港随着海运发展成为广州外港，为今日黄埔成为广州的东部门户奠定了历史基础。

唐代是扶胥港的黄金时代，《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以扶胥港为起点的“广州通海夷道”全长14000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道。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确认了扶胥港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

扶胥古港的崛起，得益于其天赐良港的地理禀赋。《大明一统志》记载，“自此（古斗）出海，浩淼无际，东连闽浙，南通岛夷。”

珠江前后航道在此交汇成狮子洋顶港湾区，江面宽达2500米。北依丘陵山地阻挡寒风，南临市桥台地缓冲台风，天然避风条件使其成为海上贸易的绝佳枢纽。

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古港存在的确凿证据。1973年，考古学家在南海神庙西侧名为“码头园”的鱼塘中发现了整排的枕木，碳-14测定结果显示这是晚唐遗物。

2005年，考古学家在南海神庙西南侧又发掘出明代古码头遗址，由码头、道路、小桥构成，由南到北延伸至浴日亭下。

同年，在重修南海神庙前广场时发现了清代码头遗址，古码头步级保存比较完整，东西宽9.6米，有九级踏跺。这些沉睡在地下的“海丝记忆”，无声地诉说着古港昔日的繁忙与辉煌。

二、万商云集：唐宋时期的贸易盛景

唐代“安史之乱”后，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断并逐渐衰落，货物贸易逐渐改走海上丝绸之路，各国海船汇聚，广州由此成为中国第一大港。

碧海扬帆、货通万国的盛况在唐宋时期达到顶峰。一艘艘载满瓷器、丝绸、茶叶等珍品的远洋商船从扶胥港启航，跨越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乃至更遥远的地方，再运回香料、药材、犀角、珠玉、玻璃器等舶来品。

海外贸易的兴旺带来了巨额税收，唐开元年间，朝廷在广州设立市舶使，宋代则沿袭唐代开放的政策，在广州始设市舶司，管理商船、征收关税、收购进口货物等。

作为当时中国第一大港的外港，扶胥古港发挥了巨大作用。据宋代《南海百咏》记载，商船可达“西南诸蕃三十余国”，“夷舶往来，百货丰盛”。

南海神庙的“洪圣广利王”封号（意为“广收天下之利”），亦折射出皇家对港口经济贡献的认可。

宋代岭南港口与中外交通的关系更加密切：中外航海的贸易路线不断扩展，线路增多；来往广州等岭南港口的国家和地区增多；来往广州等岭南港口的外国商人和南北商品增多。

宋代的海外贸易范围更加广阔。据《岭外代答》记载，当时与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有50多个，包括南亚、东南亚、东非和远东各国。

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在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

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详细描述了这条海上贸易网络：“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其次阇婆国，其次三佛齐国，其次乃诸国耳。”

这些记载展现了宋代广州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辐射力。

三、 蕃坊岁月：异域商人的岭南家园

随着海外贸易的繁荣，大量外国商人来到广州定居，形成了独特的“蕃坊”社区。广州蕃坊的发展经历了从南朝到唐宋的三个阶段。

南梁时，海外贸易已有相当大的规模，自发形成位于绣衣坊的以印度和南亚蕃客为主体的“佛教徒蕃坊”。

唐代，阿拉伯蕃商取代印度蕃商主导广州的海外贸易，选取珠江新淤积成的光塔路一带为生活和营商的地域，形成穆斯林蕃坊。

唐朝为尊重其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并使其自己管理自己，曾任命番坊中最有德望的人为“都番长”，以处理其内部事务，还允其于聚居区内建礼拜寺以从事宗教活动。

宋朱彧《萍州可谈》云：“广州番坊，海外诸国人所居住。置番长一人，管勾番坊公事，专切招邀番商。”

九世纪中期到过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其《游记》中说：“中国商埠为阿拉伯人麇集者曰康府。其处有回教牧师一人，教堂一所”。“各地回教商贾既多聚广府，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

这些寄籍“番商”，有的后来长期寄居于中国，娶妻生子，并接受汉族文化影响，改用汉族姓名，习儒书，以适应其生活的环境。

有的甚至仕宦于当朝，如848年（唐宣宗大中二年）以进士显名的李彦升，就是原居住于广州的阿拉伯商人。

为方便礼拜与航运，蕃坊的穆斯林们在今天的越秀区建立起第一座清真寺，在清真寺旁树立高塔，以方便航行。

这座光塔的比例非常科学，使得千年岁月依旧得以屹立不倒。怀圣寺的光塔不仅服务于宗教需求，也为往来商船提供导航，成为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标。

当时的广州蕃坊虽然以穆斯林为主体，但也有其他宗教信仰的群体存在。跟随阿拉伯帝国商队的商贾，不乏琐罗亚斯德教徒、基督教徒以及摩尼教徒。

他们在唐代各有自己的自治机构（例如琐罗亚斯德教由“萨宝府”管辖），也活跃了地方经济。由于“蕃坊”当时经营的有不少是海外奢侈品，因此其中一条街被后世誉为“玛瑙巷”。

878年，黄巢起义军攻破广州时，据载住在广州的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犹太人等前后被杀者有12万人。

数字或不免夸大，但其中穆斯林商人占多数似可肯定。这次事件对广州的海外贸易造成了重大打击，但不久后又得以恢复。

四、广货出海：广东工艺的西方风靡

明清时期，中西海洋贸易蓬勃发展。清代实行“一口通商”制度之后，广东垄断海路中西贸易近一个世纪，广州口岸成为了中国外销商品的生产基地，造就了一大批能工巧匠为海外市场服务。

广绣、牙雕、贝雕、漆器、银器等传统工艺品陆续输出，还有因对外贸易需要而产生的广彩、外销画、画珐琅等，无不体现着本土的传统风貌和审美趣味，又洋溢着西洋的异国情调。

这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次交汇与融合，是海丝贸易形成的重要的文化财富。

广州是盛清时期中国与西洋交流之先锋，众多舶来品及外来原料皆在此地集散。画珐琅是一种由欧洲带入的装饰工艺技术。

珐琅是一种以硼酸为助融剂，以金属氧化物为呈色剂的低温矽盐玻璃料，可施于金属、玻璃或瓷胎器皿上，经烧制、打磨后成为各种胎质画珐琅制品。

由于广东地区早期烧制珐琅的资料留存极少，所以很难知道广东地区烧制珐琅的确切时间和地点，但通过文献和实物来看，康熙年间，广东地区已经开始烧制珐琅。

而康熙晚期创立的清宫珐琅烧制与广东之间，在人员、原料、技术上都有交流。

另一方面，广东铜胎画珐琅制品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欧美。“广东地区制作用于外销的珐琅制品则被欧美学者称为‘广东珐琅’（Canton Enamels)。在外销的画珐琅制品中，以鼻烟壶和装饰盒常见”。

“外销画” 产生并兴盛于十八、十九世纪，集中在广州十三行（今文化公园）一带。为迎合西方社会热衷“中国趣味”的风尚，广州画师采用西方的绘画颜料和技法，绘制带有中国风情的图画，销售给来华的洋人。

外销画绘画种类多样，有布本油画、象牙油画、玻璃油画、通草水彩画、纸本水彩画、线描画等。

玻璃画最早在明末清初由西方耶稣会会士传入中国，首先兴起于广州口岸。由于其绘制技术难以掌握，十八世纪欧洲本土玻璃绘画已不再流行。

但在同时期的广州口岸却大行其道，成为外销画的重要画种之一。由于玻璃造价昂贵，且优质的平板玻璃多由海外舶来，成本高昂，运输不便，十九世纪广州的外销画逐渐以布本油画为主，玻璃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亦因为外销画出现在十八世纪广州的街头，使得广州成为了中国油画的发源地。“啉呱（师从英籍画师钱纳利）、庭呱、新呱、煜呱等是十九世纪外销画家的代表人物”。

传统意义上的“广雕”是指在广州地区生产的具有岭南特色的雕刻工艺品，包括牙雕、玉雕、木雕、石雕、砖雕、骨雕、贝雕等。

清代以来，广东工匠根据西方客户的要求，在造型和纹饰上融入西方文化元素，选择象牙、玳瑁、檀香、砗磲等名贵材料，精镂细刻，随形施艺，形成了构图新颖别致、造型生动逼真、雕工精巧细腻的艺术特色。

广州牙雕，始于秦汉，其制器以精细见长，无论大小，皆能标新立异。早在晋代时，广州刺史车永之子溢多，便使人制作象牙簟（席子）。

至清雍正、乾隆间，更是广东官员贡入内廷的重要宝物之一。玳瑁雕刻，则是指以海龟科的海洋爬行动物玳瑁的背面角质板制作的装饰品。

在西方，银器被作为财富的象征，是上层阶级炫富的资本。“同时，作为重要的外销产品，清代广产的漆器设计尤其重于描金工艺。被销往欧洲的漆器大多是黑底描金的设计，金色的线条，或贴金、或泥金”。

这些外销工艺品不仅是商品，更是文化交流的载体，它们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同时也吸收了西方的审美元素和技术，体现了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开放性和创新性。

五、古今辉映：从历史遗产到湾区引擎

当珠江潮水拍打岸边的花岗岩石阶，我们听见历史与未来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拥抱世界的起点，也是新时代扬帆的港湾。扶胥古港开放包容的基因正在黄埔港的现代化进程中焕发新生。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港口之一，黄埔港继承了古港的贸易传统，以智能化、国际化的姿态跻身全球航运网络前沿。

黄埔港的辐射力不止于码头。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优势，以黄埔港为主要区域的广州海丝城与广州科学城、中新广州知识城、广州国际生物岛等创新高地深度联动，构建起“港口+产业+城市”的融合发展格局。

国际商贸巨擘纷纷在此落子，推动大湾区的外贸活力持续跃升。未来，这里将进一步强化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以更开放的姿态链接国际航线网络，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的“湾区动脉”。

与此同时，广州这座千年商都正在“火力全开”，向着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目标加速迈进。近年来，广州聚焦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以重点商圈为主战场，打出了一套高质量发展的组合拳，成果显著。

2024年，广州商圈新增大型商业载体11个，新增商业面积达63.2万平方米，发展势头迅猛。

广州积极布局，印发《广州市重点商业功能区发展规划（2020—2035年）》，打破传统单核模式，构建“5+2+4”的重点商圈格局。

天河路-—珠江新城、广州塔-—琶洲、金融城-—黄埔湾、长隆-—万博、白鹅潭等五大世界级地标商圈组团出道，广州商圈正式进入“多核时代”。

2024年，天河路商圈依旧表现强劲，年客流量超6亿人次，稳坐“流量王座”。长隆-万博商圈更是“一匹黑马”，商业体量未来三年预计达118万平方米，客流量增幅在5大商圈中一路领先。

智慧赋能，数字消费“玩出新花样”。广州的智慧城市建设也为商圈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市、区联动，商圈大数据平台“一键启动”，5G、人工智能、小程序、直播带货、无人零售……这些“黑科技”被广泛应用。

2024年，天河路商圈小程序发放政府消费券，核销金额99.41万元，撬动消费1072.41万元，核销率高达99.28%。

从扶胥古港的千帆竞发，到今日黄埔港的万吨巨轮，从唐宋蕃坊的异域珍奇，到如今五大商圈的国际名品，这片土地始终澎湃着向海而兴的热血。

古港虽已沉寂，但它铸就的开放精神、见证的文明交融、承载的冒险精神，仍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站在广州塔顶远眺，珠江如玉带穿城而过，两岸高楼林立，霓虹闪烁。不远处，黄埔港的万吨巨轮正缓缓驶入，一如千年前扶胥港的商船，承载着财富与梦想。

那艘停泊在珠江畔的“哥德堡号”复制商船，见证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也见证了今天“一带一路”的新篇章。

千年商都的传奇从未落幕，只是在历史的浪潮中不断蜕变、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