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电往事

苍鹭捕鱼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简称成电，后改名电子科技大学。1981年我考入成电读书，大学四年时光，有许多趣事。今年恰逢毕业四十年，说说往事，纪念逝去的青春。

　　我进校时，全院学生不到四千，有五个年级，七七级的老大哥还在学校没毕业。

成电当时有八个系，是按数字来编号，这可能和学校半军工背景有关。我读的一系叫无线电系，是全院最大的系，二系是电磁波与电磁场、三系是电子材料，后面还有电真空和雷达、电子工程以及电子计算机等，总之都带“电”。

系主任的笑话

开学第一天，全系新生在阶梯大教室集中，先是系支部书记讲话。这书记东拉西扯一通，说同学们碰上了好时候，今年是建院25周年，以前学校没搞过庆祝活动，这次筹备了很久，9月17日那天准备隆重庆祝一下。接着书记话锋一转，说八一级新生和往届不同，在中学期间经过了“五讲、四美”，相信会把寝室整理得干净整洁的。听书记这么说，教室里哄然大笑。

接下来是系主任讲话，他也不说和学习有关的事情，只是让大家在学校要注意安全，上晚自习不要搞得太晚。这主任似乎是山东人，讲了一个笑话，像说山东快书。他说过去系里有男女两个学生，有次上晚自习，到11点教室里只剩下他俩，女同学准备回寝室，想跟在男同学后面走，男同学看到女同学不走，也不好先离开。就这样挨到很晚，寝室同学见人没回来睡觉，便去报告班主任和辅导员，最后在教室里找到了他们。一问女同学说害怕，男同学则说有责任保护女同学，让人哭笑不得。这就是当时系主任和书记的水平。

二十岁的哥哥

寝室有七个同学，除我是贵州人，其余分别来自上海、浙江、湖北、陕西、四川和重庆，那时四川和重庆还没分家。

上海同学毕德，鹰钩鼻，小眼睛，人长得帅气还带点痞气。毕德家在上海郊县松江，父母离婚了，他跟着母亲生活。毕德母亲好像是书法家，受家庭影响他的钢笔字飘逸潇洒。家里曾给他寄来一本唐朝怀素和尚的《自叙帖》，看着龙飞凤舞的字帖，我们经常跟着吟诵“怀素家长沙，幼而事佛……”，然后在旧报纸上学着乱舞，由此知道了狂草，知道了主席书法的渊源。

浙江同学俞永宁，家在绍兴新昌，个子比我高半头，性格内向，话不多。这家伙爱美，但脸上不时冒出的粉刺，让他苦恼不已。我当年也长粉刺，算是同病相怜。

湖北宜昌的詹盛武同学，是全班最有才气的，书看得比我们多，讲的故事好多都没听说过，盛武喜欢画国画，刻篆刻，他曾不厌其烦的手把手教我们刻印石。

重庆李绍林同学，一口泼辣刚硬的重庆话，他不喜欢成都男生软绵绵的做派。当时有部电影《少林寺》，我们从绍林的名字想到他可能会功夫，其实绍林个子小，各种体育项目很差劲，除了上体育课，他从来不去运动场。

来自四川大足的陈爱华同学年龄最小，进校时只有十五岁。爱华同学家在龙水镇，除了有名的大足石刻，便是龙水的弹簧跳刀，我曾让他买来两把防身，其中一把送给我七系的贵阳X同学。结果大三时，X同学和班上两个北京学生争抢座位发生冲突，北京学生是校足球队的，人高马大，平时很冲。X同学打不过，拔出弹簧跳刀，给他们屁股上一人捅了一刀，被学校勒令退学了。读大三时我和爱华也发生过冲突，把小兄弟狠狠打了一顿，爱华只好搬到其它寝室去。当时我很得意，后来一直愧疚。

年龄最大的是来自陕西凤翔的严秋劳同学，当时他已经二十岁了，家在农村，参加过几届高考，最终得偿所愿。我对凤翔不了解，秋劳告诉我他们那里属宝鸡，出产西凤酒。

寝室里按年龄排兄弟座次，秋劳自然是大哥，为强调他大我们三岁，大家就喊他二十岁的哥哥。从此二十岁的哥哥和这帮小老弟一起，度过了四年的大学时光。

醉倒在进校的第一个生日

去成都读书，是三叔送我去的。三叔是贵阳制药厂的销售员，常年在外跑，那次他特地要了成都的差事。

送我到学校报到后，三叔就在成都跑业务，打算呆几天再回去。

由于临近建校二十五周年，学校要有大规模的庆典活动，接着开运动会，这些都要在运动场举行。运动场暑假没学生使用，杂草丛生，新生入学最后一项教育活动便是除草。

当天下午，全系新生来到运动场，除草没有工具，是用手拔，或用小水果刀。大家很认真，想表现表现，校宣传部还来拍了照。

劳动结束，三叔早已在运动场边等着，然后叔侄俩就上街了。当天是我十七岁生日，三叔说找家餐馆吃一顿。那天他点了许多菜，第一道砂锅豆腐鱼头端上来，把我们吓了一跳，好大一个土烧锅，这道菜就够吃了。八十年代初，还没完全解决温饱问题，铺张浪费很少见。三叔在家行事风格独特，吃东西以“哑”闻名，这哑字是贵阳土话，不好准确表达，大意是不吭气做些非常规的事。七十年代，我们一家人在贵阳合群路老宅吃饭，只要一开吃，三叔必定喊饭不够，搞得爷爷奶奶很紧张。

那天三叔要了一瓶葡萄酒，主要是照顾我，当时我不擅长白酒。葡萄酒被叔侄俩喝干了，也许好吞的缘故我多喝了些，我那小酒量咋挨得起半瓶红酒，从饭馆出来冷风一吹，立即天旋地转起来，靠三叔架着才回了寝室。从此我领教了酒醉的感觉，也开始慢慢尝到人生的滋味。

好球！

或许和开上大学的经历有关，严秋劳同学学习刻苦，上课认真，笔记记得很详细，他写得一手好钢笔字。除此以外，秋劳每天都准时去上晚自习，星期天也不例外。

晚自习是10点结束，教室和图书馆要关灯。回寝室后，同学干什么的都有，五花八门，有听收音机的，有看小说的，有串门吹牛的，也有整东西吃的。自律的同学则去卫生间，抓紧洗漱，然后上床睡觉，第二天还要早起锻炼。到了11点，宿舍准时关灯，灯一熄，一片“哦豁”声。

秋劳喜欢武术，在老家练过。他练的那种拳术，有点像电影《叶问》里甄子丹练的咏春拳。练武的人都有些低调，秋劳也一样，一般不轻易向人展示。每天晚自习回来是他的练武时间，但他这里摸摸，那里搞搞，磨磨蹭蹭，就是不练，一直要挨到11点寝室关灯，然后兴奋地大吼一声“好球” ，立马呼呼呼地练开来，我们则慢慢进入梦乡。

是你们贵州人拐走了徐悲鸿老婆

湖北同学詹盛武，家在宜昌，他常说起家乡香溪的清澈和王昭君的美貌，还有葛洲坝的壮观。盛武多才，平时喜欢画国画，毕业时他画了一幅《雄鸡图》送我。盛武崇拜徐悲鸿，有一阵留起了悲鸿先生的倒梳头，只是水梳的头发不甚规矩，时不时的翘起来，有些好笑。那时我们每天去上课，和中学一样，背个书包，里面放上当天的课本。为追求时髦，书包不再斜背，而是挎在右肩上。盛武不一样，他是拿个网兜装书本，提着去教室，潇洒又随意。

某天在寝室里，盛武拿着一本廖静文写的《徐悲鸿一生》，此书不知是他从家里带来，还是学校图书馆借的，然后义愤填膺的对大家说：廖静文是徐悲鸿的第二任老婆，原来的老婆叫蒋碧薇，被你们贵州一个叫张道藩的家伙拐走了。说这话时，盛武拿眼睛瞪着我，好像是我拐走了蒋碧薇。其实我哪知道张道藩是谁，只是心里有些惊奇，贵州还有这等人物？能把徐悲鸿老婆拐走了。同时也暗暗佩服盛武同学，要知道那是八十年代初，我们都才十七八岁，所有的知识都从书本或师长处得来，而书却少得可怜，也没人谈及这类事。此后我记住了张道藩这个名字。

2018年夏天，多年未见的盛武同学，携夫人来贵州旅游，我陪他们夫妇去黄果树游玩。当年他学悲鸿先生的倒梳头，已变成夹杂花发的短寸。说起大学画国画，盛武说早没画了，我又讲起张道藩拐走蒋碧薇的事，他竟然说不记得了。

“勒小才 ”

八十年代初，上海有个女中音歌唱家，叫靳小才，当时在全国很有名气。成都人民广播电台周六晚七点半，有档音乐节目，栏目名字忘了，主要播放流行歌曲，抒情居多，持续两小时左右，颇受大学生追捧。

每到周六晚上，我和几个成绩中不溜秋，又不求上进，还自诩有些时髦的同学，就偷懒不去上晚自习，呆在寝室收听歌曲。大家人手一台收音机，谁的信号强、音质好，谁的音量就开得最大。在电台播放的流行歌曲里，靳小才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送我一支玫瑰花》经常出现。我和毕德同学爱恶搞，每当听到靳小才的名字，总是跟着故意读成“勒小才”，把“勒”字憋着读得很大声，然后哈哈大笑。

一次，班级组织去沙河影院看电影，是路遥小说改编的《人生》。影片开头，一个光膀子的陕北老农，挥舞着锄头在黄土地上挖土，然后屏幕上跳出片名“人生”。毕德和我坐在一起，见此画面来了一句：“哟！挖人参”，我随即笑出声来，知道这小子是将“人参”比“人生”。但随着剧情展开，高加林和巧珍的命运让人唏嘘，看完电影从建设路走回学校的路上，我们都沉默不语了。

其实我们也不常这样浑，高雅的时候也有。有次寝室同学从图书馆借来一本歌曲集，厚厚的，里面有几百首中外歌曲。其中一首宋朝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深深地打动了我俩，于是经常一起吟诵。

一般是这样的，毕德先起个头：“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我紧接：“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后大家情绪起来了，毕德马上转第二段：“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我早已等着：“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最后一句是点睛之笔，须得一起吟诵，先念出“定”，然后拖一下，随即带出“不负相思意”。一曲诵毕，沉默片刻，就像对着远方的恋人起誓。

毕德外号“发财”，不知谁起的？反正他很满意。别看毕德成天嘻嘻哈哈，其实这家伙肚里有货。八二年暑假返校时，我从家里带去一本《红楼梦》中册，是五十年代的版本。书页发黄，且是繁体竖排，读起来很费力。那中册开篇是第三十一回，叫“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我看后卖弄地给毕德摆书里的情节，感叹晴雯太放肆，耍性子把宝玉扇子撕了，还是袭人会体贴人。哪知毕德马上反驳，说袭人其实浪得很，她姓花，叫花袭人。我一听又惊奇、又佩服，袭人姓花吗？难道毕德这家伙看过《红楼梦》？

贫乏的娱乐

大学期间，没啥玩的，看电影是少有的娱乐。学校两三周放一场露天电影，每逢此时，我们屁颠颠扛起椅子，跑去那水泥坝上，兴趣盎然。电影大都是些烂片，混时间罢了，但有一次放《街上流行红裙子》，那女主角的青春气质，让我和盛武、永宁惊羡不已，谈论了好长一段时间。

永宁同学话不多，属闷骚型，对美的理解却有独到之处。某次我借来一本青年杂志，里页有张风光人像，是江边一棵榕树上，有位带草帽的乡村少女，天真活泼。永宁看后，用他那浙江普通话，评点得十分到位，害我还杂志时，竟把图片撕了下来。

要看好片子，得去建设路沙河电影院。除了火爆的《少林寺》，印象最深的是美国奥斯卡系列电影周，是班委张罗，组织全班同学一起去的。记得有《金色池塘》《克莱默夫妇》等三四部，分好几天看，真是享受。现在想起来，得感谢班委同学。

没有好电影看，我和毕德同学就去录像厅。那时最时髦的是《上海滩》，剧中许文强简直帅呆了，以致那段时间，我去浴室洗澡，回来头发湿淋淋的，借机就朝后梳成发哥的背头，但等头发干了，又还原成当初的老样子，让人气馁。

毕德看录像瘾比我大，他背着我跑去看美国电影《教父》，回来说马龙·白兰度比周润发更帅。毕德的眼光是可以相信的，不容置疑。

除了看电影电视，每天的娱乐是听收音机。进校时我带去一个小半导体，到了大三，学校安排实习，每个同学自己动手组装了一台收音机，有皮鞋盒子那么大。别看它傻大，音质很好，回贵阳时我把收音机送给了二叔，二叔爱不释手。

在学校听收音机，一般分两个时段：中午一点和晚上十点以后。逢周六晚七点半，前面讲到过的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节目绝不能错过。

中午是听长篇小说连播。大三那阵，我们被柯云路的小说《新星》和苏叔阳的《故土》迷到了，大家关心李向南的政治前途和命运，也操心白天明的爱情。那年夏天，学校没放暑假，安排我们到旁边的四零信箱，也就是前锋无线电仪器厂实习，其它班则出省实习，被欺负成这样全班很气愤，但也只发发牢骚而已。实习期间，每天中午在前锋厂食堂匆匆吃完午饭，我和盛武、毕德等几个同学，一路小跑回寝室，就是为了收听《故土》小说连播，不能打脱一集。

晚上熄灯后，收音机里难得有好节目，大家听广播，只是安神促睡。但有一次，突然播起评书《燕青打擂》来。这是水浒故事，讲燕青在泰安州打擂，击败“擎天柱”任原。小说里叙述简单，几笔带过，但袁阔成说的这段评书，精彩绝伦，我们听完睡意全无，恨不得拉秋劳同学起来拜师学拳。几十年了，这记忆抹之不去，不知寝室的兄弟们可还记得。

从少年维特到马丁·伊登

大三以后，学习上相对轻松些，可以看点闲书了。这“闲书”是父亲的用语，主要指小说，我上高中那阵，老人家不让看。

八十年代中期，“自由化”已冒头，作为新时期的大学生，当然得紧跟时代潮流，看点有品位的书，但啥是“有品位”，懵懵懂懂。几个同学在寝室瞎吹，推崇个人奋斗。于是我跑到建设路新华书店，买来一本《少年维特的烦恼》，看了书中的情节后让人震惊：维特为情所困，加之冲不破社会等级的樊笼，最后选择自杀。

正当我思想有点拐不过弯来的时候，寝室两大才子詹胜武和毕德见状，说那维特就是个少年，情感单纯，没啥意思，要看就看《马丁·伊登》。他俩一唱一和，把马丁的个人奋斗故事摆得活灵活现，简直就是加强版的维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更佩服这两家伙咋看过这么多的书。这《马丁·伊登》我从没听说过。

到了星期天，我又跑去建设路新华书店，结果没有《马丁·伊登》卖。坐车进城，在人民南路主席像附近的成都市新华书店，还是没有《马丁·伊登》，失望之余乱转，在卖外文书那儿，有一本英文简写版的《马丁·伊登》。我一想，正好一边看小说，一边学英语，便买了回来。

结果现实是残酷的，我那点英语水平，看短文都吃力，还想读小说，天真了。

某天，对门寝室的毛迈同学来玩，看见我的《马丁·伊登》，笑了。他转身返回寝室，拿来一本《牛氓》，也配有英文本，然后指着翻译李俍民说：这个人的水平高哦，你要中英文对照才有助于学英语，我深为叹服。当然这和毕德对各省人的总结有关，那小子告诉我：福建人好色，河南人好学，毛迈正是河南人。

毛迈同学毕业后，考上了北京邮电科学研究院的研究生，离校之际，他把中英文的《牛氓》送给了我，并勉励了我一番。

八六年春节刚过，我到北京出差，喜孜孜地跑到远郊的通县去看毛迈，想感谢赠书的情谊，哪知他放假回老家了。我不死心，第二天又乘绿皮火车，冰天雪地赶去天津，想找梅立建玩，在广播器材厂门卫室一打听，小梅回广西过年没回来。我郁闷极了，当晚，在大沽南路的一家小餐馆，买了一瓶贵州“夜郎村”酒，自斟自饮。

捉弄二十岁的哥哥

1985年6月，西南交大的尧茂书老师，开启了长江漂流的壮举。

长江漂流活动最早是由成都的大学发起的。记得是1984年左右，成都各大学都在组织和酝酿漂流，其中川大和成电的学生最积极，经常一起交流。成电张罗漂流活动的主要是高年级学生，我们寝室的严秋劳和詹盛武，还有老班长余渊是积极的参与者，他们经常去川大、科大、地质学院、民院等学校串联，那些学校也到成电来，一来二去认识了不少外校学生。由于长江漂流是宣传民族勇敢精神，很受大学生追捧，其中就有不少女大学生。

秋劳是陕西人，普通话说得比我们标准，加上善于鼓动宣传，渐渐在川大、川师这些外校有了女学生粉丝。其中有一个川师外语系的，人长得有点胖，皮肤白，四川口音，非常大方。此女常来学校找秋劳，每次来秋劳赶紧带去沙河边散步，羡煞我们这帮小老弟。

秋劳是寝室大哥，也是班级大哥。进校那年，秋劳已经二十岁，被我们喊叫“二十岁的哥哥”。因此到了大三，随着年龄增长，秋劳已经不是情窦初开，是少男思春了。

某天黄昏，川师女生又来学校，秋劳上晚自习去了，那女孩在寝室坐了一会儿，等不到秋劳，只能悻悻而回。我和盛武、绍林又羡慕又嫉妒，眉飞色舞的谈论，感叹大哥确有两把刷子。议论到最后，想做点什么捉弄一下秋劳。

正好家里给我寄来一本《新英汉词典》，那词典当时紧俏，是父亲托人买的。记不清谁出的主意，让我把词典拿出来，放在秋劳床上，等他上晚自习回来，就说川师女生来找，送了一本英汉词典。我舍不得拿出来，又想搞恶作剧，只能忍痛了。

记得那晚秋劳回到寝室，不再像往常一样练咏春拳，而是“嗖”的一下，兴奋地跳到他睡的上铺，然后放下蚊帐，躲在里面翻起词典来，想必幸福极了，我则隐隐有些担心词典。

过了两天，事情慢慢降温，我赶紧让盛武把词典要了回来。秋劳很失落，但毕竟有大哥风范，没怪我们，我则觉得有些过意不去。

毕业后秋劳分到西安二炮技术学院当老师，再后来去了美国。

恰塔尔

1984年亚洲杯足球赛，中国队对阵卡塔尔，那是一场关键比赛，男同学都喜欢踢球，自然要谈论这场比赛。当时我们是六七个人住一间寝室，隔壁408寝室全是四川同学，其中有个成都双流的武良同学。

武良瘦高个，长相清秀，是班足球队主力后卫。我和他关系很铁，没事就串去他们寝室吹牛。

双流是成都郊县，武良同学的口音在我听来和成都同学没啥区别。那天晚自习回来，寝室还没熄灯，我又串到他们寝室侃足球，说起卡塔尔队如何如何？武良同学左一个“恰塔尔”，右一个“恰塔尔”，我听了一会儿方才明白，原来他们双流把“卡”读成“恰”。

我和武良同学还有一段最后共同坚守的战斗情谊。

那是毕业时，我先分到贵州凯里零八三系统某厂，心里抵触，坚决不去，学校又把我分到西安二炮技术学院，这下我高兴了，但父亲却不同意，要我回贵阳，这当然有家里的苦衷。校学生工作部研究后，让等着，到时由老师带去贵阳联系单位，哪知这一等就近半个月。

那段时间，我隔天把就去火车站送毕业的同学，依依难舍。特别是送毕德、盛武那天，他们几个男女同学相约，先坐火车去重庆，然后乘船沿江而下，边玩边去单位报到，把我刺激得近乎崩溃。送行回到寝室，四处冷清清、空荡荡的，往日的欢乐和喧闹的情景不在，当晚彻夜难眠。

过了几天，武良悄悄回来了，他是分到双流籍田电子部某厂，离县城有五十多公里。去了那里一看，大失所望，又跑回学校请求重分，这样我们总算同病相怜。又过了几天，秋劳也回来了，老大哥是趁毕业之际，跑去峨眉山玩。小老弟尹波，外号“波儿”，很讲义气，他家在成都，本人分到成无一厂。毕业设计时，我和尹波、武良一组，号称“铁三角”，成天搞那不靠谱的逻辑分析仪。尹波知道我们分配没有着落，心里难受，先不去厂里报到，隔三岔五跑回学校来陪。何忠民同学成绩优秀，被学校免试直接读了研究生，是我们的榜样，他回成都家里待没几天，也到学校里来了。这样我们结伴又过起了学生生活，早上睡到10点才起，吹吹牛，逛逛街，看哈电影，偶尔去球场踢踢球，就是不看书。到了饭点，拿起饭钵和热水瓶去食堂。

十多天后，校学生工作部派了一名副部长，和我一起到贵阳联系工作。我走的前一天，武良到双流交涉去了，籍田那家厂死死扣住人不放，我们只能黯然告别。

我离开学校那天早晨，秋劳、尹波、忠民还有丁秀山同学要去火车站送我，但在校门口坐34路公交时，车挤得要命，只能我一人先上，他们四人随后坐2路车赶来。到了北站买了月台票进站，火车刚好开走，就这样遗憾的没见着面。

两个月后，尹波和谭明来信，欢快的摆起他们在成都和重庆的美好生活，信中说到了武良。大致是被逼无奈，最后还是去了双流籍田那个厂。

然而，世事难料。武良到双流工作后，先是迅速收获了爱情，后来从电子厂转到政府机关，再后来当上了国有产投公司的董事长。2018年，武良带人来贵阳经开区考察，我们在贵山酒店喝了顿大酒。想起几十年前一起坚守的战斗情谊，应该用茅台来助兴，且是黄瓶子的。

忠民的《西江月·中秋》

八一级一系五个班，给人的感觉我们三班比较平庸，学习和文体都不太突出。文体我们确实没什么特长，但学习方面未必。

毕业前，系里根据学生四年的成绩，公布了一个免试研究生的名单，好像有四五人，其中有我们三班的何忠民和徐芳同学，且成绩名列前茅。另外，毛迈和胡英同学也考上了外校研究生，他们都为三班争足了面子。

忠民是成都人，家估计在成都郊区，因为他周日回去，走得早，回得晚，不知说错没有，但这不是重点。

忠民从大一开始，学习就很努力，这绝不是废话，谁在大学学习不努力，但努力也要分的。大三时，忠民他们寝室热衷于桥牌，谭明、江涛、武良和尹波瘾都很大，特别是谭明，钻得很深，买来一本《自然叫牌法》反复研读。他们每天晚饭后都要打几圈，我凑趣跑去也跟着学，由于初学只能边上看。忠民和几个同学打，一到七点，立马散人去教室上晚自习，拿的起放得下，留下谭明、江涛他们继续钻研牌技，我则在一旁不停的讨教。忠民成绩好，自然靠学习努力，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几句话就说清楚的。

八五年中秋，忠民在学校给我写了一封长信，那时大家都毕业离校了，只剩他和徐芳同学留校读研。也许是感叹同窗四年的同学都走了，他在中秋晚上有些伤感，看着一轮明月升起，写了一首词给我。

《西江月·中秋》

星光淡，明月照在千山外。

千山外，月到中秋，人尚相离。

情真何虑关山漫，

婵娟千里与君同。

与君同，寒窗四载，天涯比邻。

接到忠民的信及这首词，已经是几天后的事了。我不懂词，但感同身受，同时也看出忠民的才气。回信时我只好借用苏东坡的《水调歌头》，笑说忠民：“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说起忠民八五年中秋见到的那轮明月，必须吐槽几句。我们在成都读书四年，过了四个中秋节，从来没有看见过圆月，连成都同学都觉得惭愧。等我们一走，月亮竟出来了。

八六年夏天，忠民放暑假来贵阳玩，我陪他去逛甲秀楼，还去看了我工作的电视机厂。晚上没让他去住旅馆，就住我家里，顺带品尝父母做的袁氏家常菜。

组织委员给我的评语

1982年7月初，大一即将结束，快放暑假了，大家都很期待，心痒痒的。放假前有两件事要做，一是期末考试，二是个人总结评定。

某天下午，全班找个小教室，请班主任邱老师一起参加搞评定。此前各人先写了总结，这时掏出来，走过场念一遍，然后开评。轮到我时，评语是这样的：“热爱党，热爱祖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学习努力，兴趣广泛，爱好文体活动，达到体育锻炼标准。”

这评语前面几句是固定套话，人人一样，然后根据各自情况写几条。学习好的自然是“成绩优秀”或“成绩优良”，我成绩中等，评语就避开不说，给了个“学习努力”。另外说我“兴趣广泛，爱好文体活动，达到体育锻炼标准”，这很中肯。

本来以为就这样过了，赶紧接着评下一个，哪知组织委员邱源同学清了清嗓子，来了一句：“希望今后加强组织纪律。”这下我就不太舒服了，咋个要加强组织纪律嘛？是我平时不遵守纪律？邱源同学解释说，晚上11点熄灯后，我不睡觉，喜欢串到其它寝室吹牛。我一听，确有其事，就没吭气。最后，班长余渊和团支书林学勤“和稀泥”，把这句改为“希望以后遵守作息时间，多关心班集体”。这下我没话说了。大二开始，我“熄灯后串其它寝室吹牛”的毛病改了，但没过多久又复发，因为有同学愿意吹，不能全怪我。

邱源同学是广西人，家在靠近贵州南部的南丹县还是金城江，记不清了，他说话和我们贵州人很相近。进校后邱源同学追求上进，积极向组织靠拢，先是当上班组织委员，后来和余渊、林学勤，沈锡峰、江涛等同学一起入了党，在政治层面和我们拉开了距离。

毕业后，邱源同学分到广东省地震局，找了个贤惠的广州媳妇，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遭花椒油麻惨了

大学期间都是吃食堂，家里每月寄20元生活费，再加上助学金，我在同学中算小康生活水平。

成都生活便宜，学生食堂最贵的菜3角一份，有鱼香肉丝、宫保猪肝、回锅肉等。即使这样，我每天只能吃一顿3角的菜，一般是中午，下午就吃1角的普通菜。

到了大四，大家不再满足食堂的菜肴，开始搞起花样，要在寝室里自己弄点菜吃吃。

这股厨师风好像是从武良他们寝室刮起来的，他们四川同学多，有两个是成都本地的，每周回家一次，常带些食材回来。烹饪用的火是煤油炉，做的菜以西红柿鸡蛋汤为主，也煮面条，我去蹭过几回。

看别人做吃的心痒，我们寝室也开始效仿。俞永宁同学上街卖了鸡蛋，我买的是面条，毕德同学是家里寄来的肉松和紫菜。绍林同学寒假回来，带了一瓶花椒油。

某天晚上我和俞永宁在寝室自习，之所以没去教室，就是惦记着整点吃的。晚自习磨蹭到9点半，收起书本开始煮面条，煮好后放了盐和酱油，这才发现没有猪油。在佐料台上乱翻，只有绍林的那瓶花椒油。想起都是油，应该差不多，一贪心倒了不少。等夹起面条一吃，我的妈哟，麻得要命。那时生活艰难，舍不得倒掉，再一看时间，10点快到了，绍林下晚自习回来看见不好。我连忙几大口把面条吃下去，等大家回到寝室，整晚上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独自整条两斤的鱼吃吃

1985年五一节以后，毕业分配的氛围逐渐浓厚起来。由于已经是大四下学期，功课没那么紧张，大家也不爱去教室上晚自习，大都呆在寝室，随便看看书，然后天南海北的瞎吹。

吹牛的话题一般会转到毕业分配上。当时是国家统一分配，由于毕业生数量有限，只要不挑剔，一般都没有问题，只是分的地方和单位是否理想而已。成电是解放后国家建立的第一所电子类重点大学，属这个领域的顶尖学校，毕业分配时很抢手，有分配到高校当教师的，有去电子部属研究所的，有去政府机关，也有分配去国营电子工厂的。

大家憧憬着美好的未来，高谈阔论，想着要去的城市。有一天，竟说到工资上来了，核心是第一个月工资要干什么？有说买衣服或皮鞋的，有说出去玩一趟的，也有没说的，估计是想存钱，将来安家娶媳妇。我语出惊人，说毕业后拿到工资，要先买条两斤的鱼一个人整一顿。这句话有两个关键，一是“两斤的鱼”，二是“一个人整”，可见当时的饿痨像。大家听后，先是惊愕的看着我，然后慢慢有了同感。当时在成都的大学读书，学生生活上基本没有问题。但这个“基本没有问题”是指温饱，敞开大鱼大肉近乎于奢望。

1987年春天，我到广州出差，住在火车站旁边的军区第二招待所。晚餐时看见餐厅橱窗挂了一排烧鹅，色香诱人，就喊服务员砍了半只，再来两瓶啤酒，一个人整了下去，把那股傻气付诸实践。

2015年秋天，大学毕业三十年，全班同学回成都母校聚会，一顿大酒以后，还有同学提及我两斤鱼的故事。这么多年过去了，早已人是物非，但稚嫩和青涩不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