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刻进心底的青春年轮——永丰公社“学朝农”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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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全国上下正掀起“批林批孔”和教育革命的热潮。这一年，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更名为“朝阳农学院”，被树立为“开门办学”的典型样板。受此风潮影响，我所在的乌鲁木齐铁路第一中学也积极探索新的办学模式，学校将初中毕业班划分为“红医班”、“学工班”和“写作班”，组织学生走出课堂，深入工厂、农村和基层医院，在实践中接受“再教育”。我们初三六班被编入“写作班”，三十多名同学在班主任王瑾老师的带领下，与孙铭勤、杨子益两位老师同行，随市委社教工作组，奔赴天山南麓的乌鲁木齐县永丰公社永丰大队第四生产队，开启了一段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特殊岁月。





（昔日的母校—乌鲁木齐铁路第一中学教学楼）

启程那日，晨光微明，校园篮球场已聚满了背着铺盖卷的同学。网兜里挂着搪瓷脸盆、牙具和几本翻得卷边的书籍和杂志，每个人的脸上都跃动着兴奋与憧憬。一辆崭新的罗马尼亚产“布切奇”卡车静静停在操场边——那是学校变卖四匹马和一挂马车换来的“现代化”座驾。司机刘师傅蹲在车旁抽烟，神情淡然，仿佛早已看惯这时代的风云变幻。我们争先恐后爬上车厢，歌声在晨风中飞扬，车轮滚滚，载着青春与理想，驶向天山脚下的永丰大地。

颠簸数小时后，我们抵达目的地。麦场旁两排闲置的平房成了我们的临时家园。一端改作食堂，垒起锅台土灶；相邻一间是老师办公室；其余房间则成了学生宿舍——男女各五人一间，睡在通铺土炕上，铺位紧挨，宛如旧时大车店。春寒未退，夜风穿墙，寒气刺骨。清晨醒来，脸上竟覆着一层细尘，抬头望去，天棚的檩条被象鼻虫蛀空，木屑如雪，悄然飘落。那一刻，我们尚未意识到，真正“再教育”的第一课，正是在这一屋尘屑，半炕寒霜中无声开启。

彼时正值“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严苛年代，永丰公社民生凋敝。农民日挣公分仅值几分钱，土地贫瘠，食不果腹。四小队五十来户人家，四十几户为东乡族，家中除破毡旧被，几无余物。小队长马永成三十出头，面色殷红，中等身材，是位复员军人，兼任队党支部书记。生产队登记在册的生产资料仅有四匹马、三十几只羊。

然而，当我们随市委工作组巡查马厩时，却见四匹马被粗绳拦腰吊在房梁上——因饲料断绝，马匹饿得无法站立，只能靠吊起勉强支撑。羊圈清点，羊仅存二十只。当晚群众大会上，工作组组长老祁质问马永成羊数不符的原因，他竟坦然答道：“队里的羊就是我队长的羊，被我一只一只吃掉了。”面对如此明目张胆的集体资产侵占，工作组也无可奈何，只能责令其整改并赔偿。

（ 1975年4月，笔者与全班同学赴乌鲁木齐县永丰公社，开门办学，接受再教育时合影留念。）

尽管环境艰苦，我们这群城里的学生并未退缩。化学课代表刘遥刚尝试将尿素与风化煤混合，制成“腐植酸胺”用于田间施肥；生活委员吴靖担任炊事班长，蒸出的大白馒头松软可口，堪比校厨曹师傅手艺。然而，一个深夜，整整一个蒸笼的馒头竟被当地知青偷了个精光——那可是我们全班数日的口粮。后来才知到，这些插队知青因生产队负债累累，干得多欠得更多，返城需还清债务，索性消极怠工，整日打牌，一个月的口粮半月就吃光了，只得靠偷鸡摸狗度日。可笑的是我们原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却在无形中成了扶贫的主力。

在王瑾老师的统筹下，语文教学、田间劳动与社教活动有序展开；杨子益老师负责生活保障；曾任职新疆铁道报社编辑的孙铭勤老师则悉心指导我们写作。女生郭萍与韩琳创办油印小报《广阔天地》，刻蜡版、印报纸，字迹工整，版面清新；我则担任兼职记者，记录同学们在“学朝农”中涌现的好人好事。笔尖流淌的不仅是文字，更是我们对这片土地的观察与思考。我们用青春的视角，书写着那个特殊年代的点滴真实。

讽刺的是，我们这些本应“被教育”的学生娃，反而成了改变现实的生力军。我们出粮、出人、出力、挥洒汗水，与农民一同在田间战天斗地。在市委协调下，支农车队从五家渠团场运来化肥、农药与饲料。每次押运，我和崔彬、杨曙光等同学用大绳将自己绑在高高的草垛上，颠簸数十里山路，风雨无阻。就连原本用于改善伙食的两麻袋土豆，我们也全部捐出，作为生产队的春播种子。几个月下来，烈日风沙将我们的皮肤晒得黝黑，手掌磨出厚厚老茧，我们不再是温室里的少年，而是真正融入土地的“新农民”。

（1993年10月，笔者在上海外国语学院进修期间访问在常州铁道部滆湖疗养院做医生的好友杨曙光同学时留念。）

然而，青春的笔触终究难逃时代的雷区。我曾写过一篇“毛毛雨”习作，讲述一位十六七岁的花季少女——我小学时的班主任。她刚从克拉玛依师范毕业，两条齐腰长的辫子垂在一件草绿色紧身“七十二道杠”棉工服后面，走起路来，左右摆动，楚楚动人。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学校附近一次红卫兵派系武斗中，她不幸被一颗流弹击中，香消玉殒。我在文末将她比作花仙子，化作彩蝶翩然离去。文字中流淌着感伤与诗意，一度在同学中引发共鸣。可不久后，“反击右倾翻案风”席卷而来，这篇习作被某同学举报为“散布小资产阶级思想流毒”。我被校工宣队约谈，被迫作深刻检讨。那一刻，我明白：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文学是有雷区的，你可以悲伤，但不能发自内心的表达。

（1994年8月，笔者赴美留学时途经北京，看望时任乌铁分局驻京代表处首席记者的王瑾老师时合影。）

时光流转，上世纪80年代后期，永丰一带发现金矿，淘金热如潮水般涌来。黄金开采属国家专营，矿区很快由武警黄金部队接管。随着天山南山旅游区的开发，昔日贫瘠的永丰公社已焕然一新。曾经的麦场与土屋，如今被农家乐与民宿取代；村民依靠旅游服务走上致富之路，生活如春水般复苏。那片我们曾挥洒汗水的土地，终于迎来了它应有的生机。

回望1975年那个春天，我们在永丰公社度过的日子，既是荒诞年代里一段真实的青春印记，也是特殊历史背景下教育与社会实践交织的缩影。那段“学朝农”的岁月，虽充满艰辛与困惑，却在我们心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成长年轮。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奉献与反思之中，我们完成了属于那个时代的青春答卷——稚嫩却真诚，迷茫却坚定。那一年，我们走向土地，土地也走进了我们的心田。

后记：

昔日天山脚下的永丰公社，历经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沧桑巨变，早已旧貌换新颜，蜕变为今日生机勃勃的永丰镇。曾经贫瘠的土地上，如今蓝香芥、鲁冰花连绵成片，紫浪翻涌，芬芳沁人；东乡族乡亲们告别了缺衣少食的岁月，依托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走上了致富之路。那曾经低矮的土屋、空荡的粮仓、寒夜里的叹息，已随风散入历史深处——贫穷与困顿，终究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