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岁月，父亲的戈壁书

新疆十年：不能忘却的记忆

新疆岁月，父亲的戈壁书

文｜王文龙

这些年，一到下雪的晚上，我就忍不住想我爹。脑子里蹦出来的不是他后来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样子，而是我孩提时期一个冬夜——窗外的雪粒子跟撒了欢的小石子似的，在天上乱撞，一眼望出去，天地间白得晃眼。突然“吱呀”一声，家门被推开了，那声响跟刀子似的，划开了夜里的寒气。门口立着个浑身雪白的人，再仔细看，他肩膀上的雪都冻成冰壳子了，在屋里昏黄的灯光下，泛着冷冷的光。他双手攥着个鼓囊囊的蓝布提包，胸脯子一鼓一鼓的，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帽檐底下的眼睛亮得像煤巷里的矿灯，又累又倔的劲儿，全从那眼里透出来了。

那年我才五六岁，对父亲的印象，全靠娘缝在棉袄里的那张照片。照片上的他中等个子，皮肤黑得发亮——那是常年在外面干活晒的。嘴角抿得紧紧的，跟条直线似的，像藏着说不完的事儿。娘总在煤油灯下纳鞋底，我就凑过去，拉着她的衣角问：“娘，爹啥时候回来呀？”娘手里的针就顿一下，把线在发梢上蹭蹭，轻声说：“快了，等开春儿就回。”可春去秋来，一年年过去，爹的信总隔两三个月才来。信封上印着“新疆5号信箱”，字写得歪歪扭扭，一看就是忙里偷闲写的，里头就四个字：“安好，勿念。”可娘把这信当宝贝，摩挲着能看半宿，连邮戳上的日期都要摸好几遍，好像那上面沾着爹的气息似的。

后来我长大了，到了80年代，才慢慢知道“5号信箱”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秘密。我们家是甘肃山丹的，父亲打小家里穷，没进过学堂，早早就在苦日子里熬。年轻的时候，他在小煤窑里摸爬滚打，那地方危险得很，手指被煤矸石砸得变了形，一道道伤疤留在手上，都是他熬日子的印记。熬了好些年，他总算成了山丹矿务局的正式职工。二十多岁那年，他们领导张月胜带着几百多号人去新疆“支援国家建设”，爹揣着娘煮的鸡蛋，心里装着对往后的盼头，挤上绿皮火车就走了。火车哐当哐当跑了五天，穿过河西走廊，窗外的草越来越少，最后变成光秃秃的戈壁。风卷着沙粒，“啪啪”砸在车窗上，跟有人在铁皮上喊似的，听着都让人发怵。

颠颠悠悠走了半个月，父亲第一站到了伊犁的731矿。后来娘才隐约听说，那是国家保密的铀矿，对国家用处大得很，但干活也更苦。巷道在地下几百米，潮得能拧出水来，跟个大水窖似的。爹的胶鞋总泡在泥水里，裤脚磨破了，就找块布条缠上，接着干。他带的掘进班组，在矿上出了名的“硬骨头班”——别人不敢接的活儿，他挽起袖子就上。20世纪的六四年到六七年，他们在乌孙山下的日子最苦：巷道里的水跟下雨似的往下渗，矿尘飞得满眼都是，喘口气都呛得慌。爹和工友们扛着铁锹，天天在黑黢黢的巷道里往前挖，昏暗的灯光下，他们的影子小小的，却挺得笔直。有一回爹回家，我看见他的手——老茧一层叠一层，摸上去硬邦邦的，比娘纳鞋底的麻绳还硌手，指缝里的煤尘洗了三遍都没洗掉。娘用热水给他泡手，他疼得龇牙咧嘴，却还笑着说：“没事儿，过两天就好了。”这就是我爹那辈人，为了家里、为了国家，啥苦都往肚子里咽。

再后来，父亲又辗转到乌鲁木齐的芦草沟矿，还有后峡的国防工程平硐。单位总在来回调动，他就跟着挪窝，有时候待在乌鲁木齐周边，能沾点城市的方便；有时候得往荒地里钻，孤零零的，连个说话的人都少。那些年，家书是我们跟爹唯一的念想，全靠那个“5号信箱”。娘写信从不提“矿”“煤”这些字，只说“娃们都挺好，地里的庄稼长得不赖”，好像这样就能让爹少惦记点家里。爹回信也简单，就报个平安，寥寥几个字，却藏着他的牵挂。有一回，娘三个月没收到信，半夜坐在炕沿上偷偷抹眼泪，眼眶红得跟桃似的。直到第四个月，带着新疆邮戳的信终于来了，爹在信里说“前阵子太忙，忘了写信”，娘这才松了口气，把信叠得整整齐齐，塞在贴身穿的衣服口袋里，跟藏了个宝贝似的。

父亲在新疆工作了十年，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每次回来，他都提着个沉甸甸的蓝布提包，里头裹着葡萄干、枣干，偶尔还有用棉絮包得严严实实的哈密瓜。我们姊妹几个围着提包转，跟小麻雀似的，叽叽喳喳直蹦。爹蹲下来给我们分糖果，脸上看着挺严肃，眼里却软乎乎的，全是疼爱的劲儿。我怯生生地扯着他的衣角问：“爹，新疆的天是不是特别蓝？”他愣了一下，点点头说：“蓝，比咱山丹的天还蓝，就是风太烈，能把人吹得打趔趄。”

最难忘的是70年代初那回，他只休了半个月假，一进门就跟娘商量“带家”的事儿。单位说可以让家属迁户口，转成城镇户口，还能给娃安排工作、分房子。娘眼睛亮闪闪的，兴奋地说：“要是搬过去，就能天天见到你了。”可爹皱着眉头，坐在炕沿上抽着烟，琢磨了半天，才慢慢说：“不行。”他顿了顿，又说：“我一个月工资没多少，娃们还小，帮不上啥忙，就靠我一个人，养不起全家。”娘一听，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哽咽着说：“我不怕苦，到那边我能去食堂帮工，洗衣做饭都行。”爹却摇了摇头，语气挺坚定：“听我的，等娃们长大了再说。”娘最后还是听了他的，那时候爹是家里的顶梁柱，他说的话，没人反驳。可我知道，那些晚上，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是怕我们跟着他遭罪，怕给不了我们安稳日子。

在我印象里，父亲就像块沉默的煤，不爱说话，也很少笑。我对他又敬又怕。村里有人来串门，总跟我说：“你爹在新疆可厉害，他们班组年年拿第一。”每次听到这话，我都忍不住挺胸抬头，觉得我爹是天底下最能干的人。娘也常念叨：“你爹心细着呢，寄钱的时候总多寄十块，让给娃们买肉吃。”说着说着，她的声音就软下来了，眼里全是温柔。

一九七四年夏天，父亲突然回来了。这次他没提那个蓝布提包，手里拎着个铁皮饭盒。他跟我们说，新疆的工程结束了，八十四工程处分流，给了四个去处：去河南焦作，或者留在新疆，要么去宁夏石嘴山，再不然就回甘肃靖远。“我听单位的安排，去河南焦作。离山丹近，以后工作也方便。”他一边说，一边给我夹菜。我看着他眼角新添的皱纹，还有头发里隐约的白丝，心里酸酸的。

从那之后，父亲在焦作待着，我见他的次数就多了，一年能回家一趟。他还是天天在工地上忙，每次回来，身上都带着股浓浓的煤烟味。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他：“爹，你在新疆的时候，想不想我们？”他没说话，只是伸手摸了摸我的头，眼眶慢慢红了。后来我才懂，在那些黑黢黢的巷道里，他挥着铁锹挖煤的手，心里装着的全是我们——他就想凭着这双手，撑起家里的暖，给我们挣个安稳的将来。

近几年，我特意去了趟甘肃靖远。这里也是父亲曾经干活的地方，站在煤矿黑乎乎的井口前，寒风呼呼地刮，空气里飘着股刺鼻的煤味。我想起爹说过，当年有不少工友转战到这儿，不知道他们的后代，是不是也像我一样，记着父辈们那些苦日子。我就那么站在井边，恍惚间好像看见爹的影子：他穿着沾满灰尘的工装，扛着风镐，后背挺得像座山，一步一步坚定地往巷道深处走。那股子不怕苦的劲儿，藏在他的背影里，也刻在我的心里。

风还在刮，裹着煤的味道——那是爹的味道，也是我们这些“煤二代”的根。不管走多远，我都记着：曾经有那么一个男人，在新疆的戈壁上，在焦作的工地上，用一辈子的辛苦，给我们搭起了一个暖乎乎的家，为我们撑起了一片稳稳的天。

我爱父亲，我爱矿山，更爱父亲曾经奋斗过那些地方！

（此稿由本刊记者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