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候

秦时月

　　已过寒露，梧桐落黄。傍晚，菜市街已没有了前些日子的喧闹。

就在这寥落的街口，风，仿佛也上了年纪，慢悠悠地晃着。

黄姨定定地站在那，像一棵生了根的老树。她依旧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卡其色罩衫，颈子前倾，背微微地佝偻着。黄姨是典型的广西人，年轻时就身材矮小，眉眼深邃，此时身子更薄得像一张揉皱的纸，满头的银发，在落日的余晖下，闪着些杂乱而脆弱的光。

母亲提着篮子向街口走去，踩着地上零落的水渍与菜叶，步履有些匆忙。

黄姨混浊而温润的目光，一遍又一遍地，在那稀疏的人流里细细地筛着。眼神里，有一种孩子气的近乎执拗的期盼。

她在等我的母亲，怀里抱着一袋芒果。

之前黄姨给母亲来了电话，只说了句“嗨，想你了，不忙就见一下吧”。母亲也不问在哪见，什么时间，只是说了“哦，好的”。因为彼此的默契已经几十年了。

两个加起来快一百六十岁老婆子的相约，平淡无奇。

“黄师傅，等胡师傅呐？”一个相熟的街坊老人路过，笑着招呼着。她缓缓地转过头，脸上露出一抹温和而略带羞涩的笑容，慢腾腾地答道：“是哦，老地方嘛，她呀，总是磨磨唧唧的。”嗔怪声里满是亲昵。

她说的“老地方”，就是这菜市街口。几十年了，她们相约买菜，总在这儿碰头。

黄姨和母亲尽管相差十来岁，但见面时对彼此的称呼从来就没有称呼，哪怕是昵称，只有简单的一个字“嗨”。这个“嗨”字却重甸甸的，装着半个世纪的光阴。她们不是姐妹，感情却比亲姐妹还要亲厚。

她们在一个厂子里工作，都是技术能手。母亲拿了市里职工技能大赛的第一名，黄姨送了一块托人从上海带回的布料；黄姨评了职称，母亲给她包了最爱吃的饺子祝贺。没有嫉妒只有打心眼里的祝福和成全。

父亲当年在农场工作，回家很少，母亲一边工作一边带着两个娃辛苦支撑着。想起那些年黄姨一家对我们的帮助已经不能用感激两个字来表达了。

黄姨的老伴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十年前去世了。伯伯在世时没有半点大干部架子，对孩子们和蔼可亲。蒸了包子，总要让他家孩子给我们送来几个，攒了一小篮鸡蛋，也必想着分给我们一半。

清晰地记得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去黄姨家里玩，那是一个极冷的冬天，伯伯亲自烤了山芋给我们吃。他还找了几个挂盐水的空瓶子，装了热水套上干净的纱手套，放在我双手双脚和腋下捂着，那种暖意直到今天一想起来依然弥漫全身。

母亲经常和我念叨黄姨家的事。黄姨一生命运多舛，两个儿子几年前先后去世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切，我想世间最痛莫过于此。黄姨从此像被抽空了，枯枝一般存在着。母亲尽管身体不好但也常去看望陪伴着她。

想起前些年，母亲生了一场大病，那时黄姨的身子骨也不好，颤颤巍巍来到医院，她也不多说什么，就坐在病床前的小凳上，紧紧地握着母亲的手。有时母亲昏睡着，她就那么握着，一动不动地坐上半天。两只手一样地布满褐色斑点，皮肤一样地薄得像一层被雨水打湿的窗纸，底下青紫色的筋脉隐约可见。她的食指极轻极缓地，在母亲的手背上一下一下地拍着。那节奏，慢得如同古旧的钟摆，又像是某种无声的密语。半个世纪的光阴，便在这细微的动作里，静静地流淌着。阳光从病房的窗户斜进来，照着她俩满头的霜雪。

那一刻我明白，这情分，早已超越了寻常的友谊，是融进了骨血里的一种牵绊了。

此时的菜市街口，黄姨的眼睛突然亮了些许。街那头，一个同样步履蹒跚，头发花白熟悉的身影向这边挪来。

黄姨使劲儿地直了直身子，抬起那只枯瘦的手，轻轻地左右挥动着。她没有喊，却充满了等待与全部的欣喜。

两个渐渐挨近的、依偎在一起的苍老身影，像小姑娘似的，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得肩膀一耸一耸的。她们立在一起，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星半点儿五十年前的光。时光仿佛还是原来的样子。

装芒果的袋子已被母亲抱在怀里了。夕阳的余晖将她们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最后融合在了一起，再也分不出彼此。

她们走得很慢，仿佛要把这剩下的路，拉得再长一些。

慢慢儿地，她们的背影最终消失在了菜市街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