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军：’奔向抗战‘我赴延安前后• 1983年土默特史料第十集

文史编委

我赴延安前后

      康军

“我也要去延安”这是四十多年前，我十五岁时，时刻悬挂心头的风愿。当然这种愿望的产生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它与我家庭的影响，以及大哥、二哥他们追求并为之奋斗不息的神圣而崇高的事业之吸引丝毫也分不开。

父亲康海明是个非常同情革命的老人，虽然他的同情心是朴素的，可在当时来说那可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大哥康根成，我虽当时连他的长相都不知是什么样的，因我两岁时他就赴北京蒙藏学校求学，后又去了苏联。可我相信他一定是在做着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当时的苏联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没有压迫与剥削的国度。

二哥贾力更对我影响最大，因为他的言行是我耳闻目睹的。那时我对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虽然没有深刻的理解，二哥也可能看我年令小，阅历浅，再者就是他没日没夜地忙工作，也没有时间给我讲更深的道理，但是他为抗日而浴血奋战，为实现民族平等、消除阶级压迫而奔波的情景是我亲眼看见的。

延安是个什么去处，当时我的心里是明白的，因为从二哥的言谈话语中，从当时的一些传说中就可以断定，延安同当时敌寇铁蹄践踏之下的豺狼当道的绥远肯定是两重天地，所以我下定决心“争口气去延安”。

一九三九年的冬天，我再也无法在地狱牢笼般的归绥城中读书，中途退学回到家里，但故乡把什，紧靠大青山，日伪土匪出没无常，更无法呆下去，就到察素齐同我三嫂、四嫂及侄儿住在一起，当时勇夫家和我们住在一个院中，这里好象是比把什保险一点。快大年了，也就是一九三九年的十二月份左右，我正在察素齐一个结拜姐姐家住着。一天我干妈天没亮就给我生火做饭，我奇径地问：“干妈为什么这么早就做饭？”她回答：“你这个闺女说走就走了，早点吃了好。”果然如此，就在我们吃饭的时间，我侄子康丁玉来了，他悄悄地对我说：“姑姑，我二大爷让你回去，可能是让你去延安。”我赶紧放下饭碗，同我侄儿一起回到把什家里。二哥不在家，父亲正在家中等我，看我回来就对我说：“你二哥要送你去延安学习，快准备、准备走吧！”父亲对我们兄妹出外学习、革命已习以为常了，所以他让我去延安是如此的坚定。

我脱下身上的袍子，穿了一件不合身的外露棉花的破棉裤，分文未带就同父亲一起上了路。走到察素齐南铁道附近，父亲嘱咐我：“过了铁道，看见一个人朝南走，你就跟他走吧！”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父亲，大步流星地朝南走去。

过了火车道，真的有个人。我们两就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走着。天快黑的时候我们进了塔布子村，晚上就住在赵戈锐家里。赵戈锐弟兄七人，他是老七，小名叫“七七”。

家里很穷，老五、老六，一九三九年就去延安了，所以住他们家保险。在家时母亲曾对我说“出门睡觉的时候要头朝里脚朝外”这天晚上就只有我一个头朝里睡着，不知是因为兴奋还是激动，这一夜总是睡不踏实。就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只见一个人轻手轻脚走进屋里，因为油灯浑暗看不清面目，那人圪蹴下在地上捡起一根麻杆棍一下把灯拨灭了，我赶紧坐起来喊：“哎呀不好！有贼了！”我一喊，其他人都起来了，那人也撒腿朝外跑了。

天亮以后，我们出发了，还是照以前一样，一个人与一个人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中午时分，我们来到小里素，都聚到了一个叫京先生的家里，这里是个点，有七、八个人。包括云善祥、潮洛濛、云中林及赵戈锐等，那几个我忘了名字了。京先生全家都识字，比较开明。他热情地招待了我们。下午半后晌的时候，来了个卖银首饰的。这个人进来就不太正常，我们几个要求看他的首饰，他不让看。后来我说：“你卖银器怎么不让人看呢？”最后他勉强打开，我们看了看也没买。

这个人刚出门我就跟护送我们的八路军说：“你看看那个人从那个方向走了！”一会儿这个八路军回来说：“那个人从大里素走了。那里住着很多敌人，看来情况有变，我们得赶紧走。”就这样，我们离开京先生家。又走了一夜一天，我们来到了滚滚东 流的黄河边上。因接近黄昏，我们还不能马上渡河。晚上就住在河边的一个小村子里。我、赵戈锐和一个八路军住在一条路的东面，云善祥、潮洛濛等住在路西面。我们住的那家主人是一位满头银发、皱纹满面的老太太，家里穷得要命，我睡在她脚下，和她同盖一张外露棉絮的破被子。也是天快亮的时候，我被一阵乱轰轰的车马声和人的嘈杂声惊醒。原来是来了一伙国民党兵，他们闯进屋里，先把那个八路军的枪下了。因我睡在老太太的脚下，没被他们发现。不一会，这伙家伙走了。云善祥，潮洛濛他们过来说：“这里不能呆了，我们得先去前面的河滩中爬着。”黄河畔的初春，大地还未完全苏醒，尤其是早晨更是白茫茫的一片，看着都使人骨寒。我们在河滩中爬到天大亮以后，二哥贾力更他们还不见来，他去大里素给我买药去了。另外还有赵诚的侄女李青他们也不见来。这时候我们几个就在一起商议走不走，因为天亮了就不好再隐蔽了。

我和赵戈锐商量说：“我们走吧，既然来了返回去干什么！”所以这次就走了我们两个。

后来才知道贾力更他们在大里素附近出了事，返回去了。大概在我们这次走后，土旗青年再也没人从这条路上去延安的了，因为敌人加紧了对这里的封锁。但是敌人的封锁也是无济于事，当时广大有志青年向往延安的决心是阻挡不住的。我们又开辟了经蛮汉山、晋西北去延安的道路。

我和赵戈锐带着八路的护照，经过府谷、神木一带时在杜明星那里骑了三匹马，当时杜明星在国民觉军队担任职务。后又经榆林终于到达了延安，实现了我心怀已久的愿望。在延安，我进了“女大”。'中国女子大学学习'

就在这年下半年即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我曾收到二哥贾力更的一封信。

信中写了四个问题：

首先要我好好学习，吃苦耐劳。

其次，要我政洽上求进步，争取入党。

再就是，要团结同志，不要吵闹。

还有就是选择什么样的对象，政治上可靠、作风正派等。

以后我调到中央军委三局学无线电，这封信一直保存着。一九四二年整风交给组织，没有往回要。

记得在家时，我三哥的一个同学，听说我想去延安，曾对我说：“你是第三国际，你要追丁玲去？”他的话把我说的稀里糊涂。到了延安，我才知道所谓第三国际就是共产党。而丁玲是相信共产主义才投奔延安的女作家。

延安这座革命的熔炉，使我的眼界开阔了，思想认识能力提高了。去延安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从此，我在革命的征途上不断前进着。

（赵宏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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