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过盛也危险

无尘

书名过盛也危险

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人的核心素养之一，既能成为彰显才华的名片，也可能因 “书名过盛” 卷入权力漩涡。历史上，部分书法家或因忌惮强权猜忌、或因坚守文人风骨、或因规避世俗纷扰，选择刻意隐藏书技，以 “藏锋” 之姿处世。他们的 “隐技” 之举，既是对书法艺术的另类敬畏，更折射出不同时代背景下文人与权力、世俗的复杂博弈。

王僧虔：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

王僧虔（426年~485年）字简穆，琅邪临沂人。是王羲之堂兄王洽的四世孙。曾在南朝宋、南朝齐二朝为官。喜文史，善音律，工书。所著《书赋》最早对书家创作过程、规律、特点进行阐述，强调“情”、“思”等要素在创作中的重要性，标志古代书论研究走向自觉。梁武帝萧衍评价他的书法：“如王、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种风流气骨。”

齐高帝萧道成好书法，即位后，更是沉迷翰墨。他的功力当然不及王僧虔，但却自以为是，常与王僧虔比高下。一次书罢，帝问僧虔：“谁为第一？”这可难住了王僧虔。说自己第一，得罪皇上，弄不好杀头。说皇上第一，实在是胡扯。王僧虔毕竟是聪明人，他略思索，答道：“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萧道成笑曰：“好！你真是聪明啊！”

到齐世祖萧赜时，王僧虔任黄门郞，相当于皇帝的贴身秘书。萧赜也酷爱书法，因此，王僧虔从不敢在皇帝面前显露书艺，不得已时，也常故意写败笔。他以这种藏巧于拙之道见容于世。

钟繇：公牍潦草如涂鸦

钟繇（151年－230年），字元常，豫州颍川郡长社县（今河南省长葛市）人。汉末至三国时期曹魏重臣，书法家，被尊为“楷书鼻祖”，其小楷《宣示表》以“势巧形密，胜于自运”著称，笔法质朴浑厚，结体宽博扁方，体现了魏晋楷书的成熟特征‌。这种风格既保留了隶书的古拙，又开创了楷书的规范，形成“古而不今，长而逾制”的独特面貌。‌

钟繇子钟会也长于书法。他曾追忆父亲：“父每书，必先焚香净手，然于公牍则潦草如涂鸦”。

由于遗留下来的真迹太少，我们无法比较钟繇“焚香净手”状态下的书法与公牍“潦草涂鸦”书法的差异。仅就可见的《宣示表》、《荐季直表》来看，是一丝不苟，工整毕至。但钟会的话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猜忌心深重的权力格局下，“弱化才华、自显愚钝”是自保之举。钟繇身为曹魏重臣，既以书法才华闻名，又在政治、军事上颇有建树（曾镇守关中，为曹操稳固后方），难免成为权力猜忌的对象。他在“私域书法”中焚香净手、精工细作，彰显他对艺术的敬畏；却在“公域文书”中故意潦草涂鸦、拙笔露丑，是通过“自我矮化”以消解曹操对其“才高震主”的担忧。这种“分域自处”的生存策略，本质上是对“实力需藏锋芒”的乱世规则的顺应。

蔡襄：“慎书公牍” 藏锋芒

蔡襄（1012年3月7日—1067年9月27日），字君谟，自号莆阳居士。福建路兴化军仙游县（今属福建省莆田市）人。北宋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茶学家。

蔡襄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 “宋四家”，其书法兼擅楷、行、草，尤以楷书 “端劲高古，容德兼备”闻名，甚至被苏轼评价为 “本朝第一”。《宋史·蔡襄传》称他：“襄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尤爱之。”许将《蔡襄传》说：“公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为人，其断章残稿人悉珍藏，仁宗尤爱称之。”

但鲜为人知的是，蔡襄在任官期间，对 “公牍书法” 极为谨慎，常刻意弱化笔力，避免在官方文书中展露顶尖书技。这种 “公私书风两分” 的选择，本质是对北宋官场 “才华招忌”潜规则的规避。 北宋朝对文人是相当宽松的，但文人集团内部的党争激烈，苏轼、黄庭坚等皆因才华与言论遭贬谪。蔡襄深谙此道，他在私人书信、碑帖创作中（如《澄心堂纸帖》《万安桥记》），笔力饱满、章法严谨，尽显 “宋四家” 的艺术水准；而在处理地方政务的公牍、奏折中，却多采用 “端稳无锋”的实用字体，字迹工整却不张扬，刻意隐藏书法的艺术感。史载蔡襄任福州知州时，曾要求下属 “公书勿求工，以速达为要”，表面以 “效率” 为由，实则是通过 “弱化书技” 减少外界对其 “以艺邀名” 的揣测 —— 在党争激烈的北宋，“书名过盛” 可能被政敌扣上 “玩物丧志” 或 “沽名钓誉” 的帽子，蔡襄的 “慎书公牍”，正是以 “藏技” 换 “安身” 的智慧。 蔡襄晚年极少为人题碑刻石，即便好友求字，也多以 “老来腕力不济” 婉拒。曾有地方官员请他为新建寺庙题额，蔡襄虽未直接拒绝，却故意用 “稚拙字体” 书写，让对方知难而退。这种 “拒显书技” 的行为，并非否定自身艺术，而是不愿让书法成为攀附权贵、卷入地方势力纷争的工具 —— 在他眼中，书法是 “修身养性之具”，而非 “谋名逐利之器”，隐藏书技，实则是守护书法的纯粹性。

董其昌：“晚年藏笔” 避党争

董其昌（1555年2月10日—1636年10月26日），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今上海市）人。明朝后期大臣、书画家。

董其昌是明代后期 “华亭派” 书法的代表人物，其书风 “疏朗萧散，古淡天真”，对清代书法影响深远。但在晚明 “东林党与阉党” 的残酷党争中，董其昌因 “书名太盛” 被卷入政治漩涡，曾遭阉党诬陷，以“以书结党”罪名指控其通过书法作品暗中联络东林党人，董其昌‌险些获罪。经此风波后，他部分公牍书法故意潦草，避免被解读为“才高震主”；“晚年藏笔”，大幅减少书法创作，尤其避免在公开场合展露书技，以避祸自保。天启年间，阉党魏忠贤专权，大肆打压东林党人，董其昌因与部分东林党人有书信往来，被阉党爪牙盯上 —— 有人故意曲解他为友人题跋中的诗句，诬陷其 “借书法暗讽朝政”，甚至伪造其笔迹散布 “反诗”。虽董其昌最终凭借人脉自证清白，但也深知 “书名” 已成为祸端。此后，他虽未完全放弃书法，却改变了创作习惯：一是 “闭门作书”，不再为权贵、公共建筑题字，仅为至交好友书写小幅手札，且多不署名或用化名；二是 “藏拙书风”，晚年作品刻意弱化 “潇洒灵动” 的个人风格，转而采用 “古拙厚重” 的笔法，减少辨识度，避免被人利用笔迹构陷；三是 “焚稿避祸”，临终前命家人烧毁大量未传世的书法草稿，防止死后笔迹被伪造，牵连家族。 董其昌的 “藏笔”，本质是对 “书法异化” 的无奈妥协 —— 在党争乱世，书法不再是纯粹的艺术，而可能成为政治构陷的 “证据”。他隐藏的不仅是书技，更是对权力的警惕：通过减少书法的 “公共性”，切断 “书名” 与 “政治风险” 的关联，以个体艺术创作的 “收缩”，换取家族的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