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东方范式重写世界万年文明史：多元对话视角下的文明新图景

东篱把酒

施怀德

传统世界文明史书写，长期被“西方中心论”所主导。这种叙事将地中海-西欧视为文明演进的核心舞台，把“文字、青铜器、城市”（尤以古希腊罗马城邦与帝国形态为范本）定义为文明的唯一标尺，将全球其他文明粗暴归入从属、边缘或停滞的“他者”范畴。这种线性进化史观，既扭曲了人类文明的真实脉络——无法解释中国文明数千年不曾中断的强大凝聚力，更遮蔽了多元文明共生共荣的历史真相。

因此，构建一种多元、对话的文明史观成为时代必然。这种史观承认人类文明多源发生、多元并存、相互交流的本质，而非单一路径的线性演进。在此背景下，“稻作·聚落·礼制——东方文明范式论”应运而生，它以扎实的考古实证为根基，为打破单一叙事、补充并重构世界万年文明史，提供了具体且极具说服力的理论框架。

一、东方文明的核心密码：“稻作·聚落·礼制”的辩证统一

“稻作·聚落·礼制”并非三个概念的简单叠加，而是揭示东亚（尤其是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内在逻辑的系统理论，三者相互支撑、动态耦合，构成了东方文明特有的演进动力。

（一）稻作：东方文明的经济基石

这里的稻作，特指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孕育的集约化水稻种植体系，它与西亚旱作农业形成鲜明差异，为东方文明奠定了独特的物质基础。水稻种植的“高投入-高产出”特性，决定了其对社会形态的深刻塑造：一方面，水利工程修建、田间精细管理需要大规模协作，倒逼超越家庭的社会组织早期形成；另一方面，稻田的固定性催生了“安土重迁”的文化心理，单位面积的高产量更支撑起远超旱作区的人口密度——这正是复杂文明形态诞生的先决条件。从一万年前上山文化的早期栽培稻，到河姆渡文化的“干栏式建筑+骨耜耕作”体系，稻作农业的持续发展，为东方文明提供了稳定且丰厚的物质供给。

（二）聚落：社会结构的实体载体

稻作农业的稳定性，催生了大规模、长期存续的定居聚落，这些聚落并非简单的居住集合，而是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的具象化体现。从早期上山、贾湖文化的环壕聚落，到崧泽文化的等级化村落群，再到良渚文化的“都城-次级中心-普通聚落”三级网络，聚落形态的演进清晰映射出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尤为关键的是，东方早期的“城”（如良渚古城、石峁遗址），核心功能并非西方城市的“商业枢纽”或“军事堡垒”，而是政治管控与礼仪活动的中心——良渚古城内的莫角山宫殿区、反山贵族墓葬群、外城水利系统，共同证明其是“以礼治国”的权力载体，而非单纯的经济或军事据点。

（三）礼制：文明整合的核心机制

礼制是东方文明范式最独特的内核，是维系庞大定居社会稳定的“软权力”。它并非强制法令，而是一套基于血缘伦理、社会等级与宇宙观的行为规范与仪式体系，通过物质载体（礼器）与仪式活动，实现社会秩序的内化与整合。从上山文化的彩陶祭酒器、高庙文化的白陶神兽图腾，到良渚文化“以玉明礼”的玉琮（象征天地沟通）、玉璧（代表权力等级）系统，再到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礼器群（爵、斝、鼎的组合对应身份差异），礼器的材质、形制、纹饰始终是社会等级的“文化编码”。礼制的核心功能，是通过“别亲疏、序尊卑”实现“和”的目标——它将政治权力包裹在血缘亲情与道德教化之中，使社会秩序从“外在强制”转化为“内在认同”，这正是东方文明延续数千年的关键所在。

三者的辩证关系清晰可见：稻作提供了剩余产品与人口基础，使复杂聚落的形成成为可能；而聚落规模扩大与社会分层，又催生了以礼制为核心的整合需求；反过来，礼制通过规范社会关系，进一步巩固了定居农业社会的稳定性——这套自洽的系统，构成了东方文明独有的生命力。

二、多元对话：重构世界文明史的比较视野

重写世界文明史，绝非以东方范式取代其他文明，而是让不同文明范式在平等对话中，还原人类文明的多元图景。通过“稻作·聚落·礼制”与其他核心范式的比较，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不同生态背景下文明演进的多样性路径。

（一）与“两河流域范式（灌溉·城市·法典）”的对话

两河流域文明依托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大规模灌溉农业，催生了苏美尔城邦与巴比伦帝国，其社会整合的核心是成文法典（如《汉谟拉比法典》）。这种范式的特点是“外向性与强制性”——法律以明确条文界定权利与义务，通过国家机器强制执行，是“由外而内”的秩序构建。

与东方范式对比可见，两者代表了复杂社会治理的两种路径：两河流域以“法典”为核心，强调规则的刚性约束；东方以“礼制”为核心，强调伦理的内化认同。前者如“铁律”，后者如“春风”——《汉谟拉比法典》用“以眼还眼”的条文维护公平，良渚玉礼器则用“天地人合一”的象征构建共识。这种对话证明，大型社会的稳定无需唯一模式，“律法秩序”与“礼乐秩序”同样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

（二）与“古埃及范式（尼罗河·神王·永恒）”的对话

古埃及文明围绕尼罗河定期泛滥形成的灌溉农业，孕育了高度集权的“神王”（法老）统治。其文明核心是对死亡与永恒的追求——金字塔（法老陵墓）、神庙（神权中心）、木乃伊（肉身不朽）共同构成了“神王-神权-永恒”的秩序体系。法老被视为“神在人间的化身”，社会秩序完全依附于神化的个人权威。

东方范式与埃及范式虽均强调集体协作与宇宙秩序，但差异显著：埃及的秩序依赖“具象神王”，法老的个人意志即国家意志；东方的“天命”虽具神圣性，却更抽象且与“德政”绑定——“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统治者失德则“天命转移”（如商汤灭夏、周武伐纣），为王朝更替提供了合法性。这种对话揭示了“神权政治”的两种形态：埃及是“个人神权”，东方是“伦理神权”，前者随法老权威消失而断裂，后者则因“德治”理念延续千年。

（三）与“地中海古典范式（商贸·城邦·民主）”的对话

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地中海范式，依托海洋商贸与殖民经济，形成了“城邦自治”的政治形态。其核心是“公民概念”与“民主/共和制度”——希腊城邦通过公民大会决策，罗马以元老院制衡权力，强调个人权利、辩论精神与法律面前的公民平等。这种范式的根基是“个体竞争”，城邦间的贸易与战争推动文明演进。

这是与东方范式反差最鲜明的对话：东方基于内陆稻作农业，强调“集体和谐”与“等级秩序”，追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地中海基于海洋商贸，强调“个体权利”与“城邦自治”，推崇竞争与多元。过去，“城邦民主”被视为文明的“标准答案”，而东方的“广土巨族”礼治秩序被贬低为“专制雏形”。事实上，希腊城邦因内部竞争与外部冲突难以持久，而东方基于礼制的大一统秩序，却实现了数千年的文明延续——两者无优劣之分，只是不同生态环境下的文明选择，共同构成了人类政治文明的两极。

（四）与“草原游牧范式（游牧·联盟·习惯法）”的对话

欧亚草原的游牧范式，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为基础，形成了高度机动的“军事联盟”（如匈奴、突厥、蒙古）。其社会整合依赖习惯法（如蒙古“大札撒”）与首领个人威望，特点是“流动性与军事性”——联盟通过军事征服获取资源，通过习惯法规范内部关系，缺乏定居文明的稳定性，却具备极强的扩张能力。

东方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互动，是世界史的重要主线。过去的叙事多将游牧入侵视为“文明破坏”，但从范式对话视角看，两者是“定居”与“迁徙”的辩证共生：一方面，游牧民族的武力冲击（如蒙古西征）推动了技术与文化的跨大陆传播；另一方面，东方礼制的“软性同化”力量（如北魏孝文帝改革推行“汉化”、清朝沿用儒家礼乐制度），使游牧政权在统治农耕区域时，不得不接纳礼制范式以实现稳定。这种“冲突-融合”的过程，不仅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更塑造了欧亚大陆的文明格局。

三、重写的路径：从时间、空间到内涵的全面重构

以“稻作·聚落·礼制”范式为支点，重写世界万年文明史，需从时间轴、空间图景与文明标准三个维度，实现历史叙事的纠偏与补全。

（一）时间轴重构：前移起点，凸显连续性

传统叙事将文明起点聚焦于西亚（如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城邦），东方文明常被视为“后发者”。但考古实证表明，长江中下游的文明起源可追溯至万年前：上山文化（约10000-8500年前） 已出现栽培稻、定居聚落与彩陶祭酒器，是世界最早的稻作文明之一；贾湖文化（约9000-7800年前） 的骨笛（可演奏七声音阶）、契刻符号（可能为文字雏形）、绿松石饰品，证明此时已形成复杂的精神文化与礼仪活动。

重写的时间轴，应将上山、贾湖与西亚耶利哥（约10000年前）、恰塔尔休于（约7500年前）并列为“世界早期农业文明起源中心”，打破“西亚单一起源”的叙事。更重要的是，需突出东方文明的“连续性”：从上山→跨湖桥→河姆渡→崧泽→良渚（5300-4300年前，已具备早期国家形态）→二里头→夏商周，这条延绵数千年的文明脉络，无明显断裂，与两河流域、古埃及文明的“中断”形成鲜明对比——这种“超稳定结构”，正是“稻作-聚落-礼制”范式自我强化的结果，应成为世界文明史时间轴上的重要特征。

（二）空间图景重构：标注东方中心，还原互动网络

传统世界文明地图，多以美索不达米亚、尼罗河谷、印度河谷为核心标注，东方文明常被置于边缘。重写的空间图景，需在欧亚大陆东端，清晰标注黄河中下游（粟作农业文明） 与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文明） 两大东方文明中心，将其与西亚、北非文明中心并列，还原“多中心并存”的真实格局。

更关键的是，需打破“文明孤立”叙事，还原欧亚大陆早期的互动网络：西亚的小麦、黄牛、绵羊在距今5000年左右传入中国，推动了北方农业结构的转型；中国的黍、稻则向西传播，成为中亚与欧洲的重要作物；丝绸技术的西传，更是构建了早期东西方交流的“物质纽带”。这些交流证明，人类文明从一开始就是“相互关联的整体”，而非孤立发展的个体。

（三）文明标准重构：超越“文字中心”，重视礼仪系统

传统文明判断标准，将“文字”视为核心指标，导致良渚、二里头等缺乏明确文字证据的文明，长期被排除在“文明”范畴之外。重写世界文明史，需打破这种“文字中心主义”，建立更多元的文明判断标准——礼仪系统应与文字、青铜器、城市并列，成为文明的核心标志。

从考古实证看，东方文明的礼仪系统极具连续性与复杂性：上山文化的彩陶祭酒器，标志着“祭祀礼仪”的萌芽；高庙文化的白陶神兽图腾，体现了“祖先崇拜”的形成；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系统，构建了“天地人沟通”的宇宙观礼仪；二里头的青铜礼器群，确立了“等级秩序”的礼仪规范；西周的青铜铭文与礼乐制度，更将“礼”上升为国家治理的核心体系。这些礼仪系统，虽无文字记录，却通过物质载体清晰展现了社会分层、权力结构与精神信仰——其复杂程度，丝毫不逊于埃及金字塔、两河流域法典石碑。

同时，需转变“断裂叙事”为“融合叙事”：过去将北魏、元、清等游牧政权统治时期视为“文明中断”，实则这些政权均在不同程度上接纳了“礼制”范式——北魏孝文帝改革推行“礼乐制度”，元朝沿用科举与儒家教育，清朝尊孔崇儒、完善礼乐体系。正是这种“礼制”的包容性，使中华文明在融合中不断延续，这应成为世界文明史“文明融合”叙事的典型案例。

四、结论：多元共生的文明智慧

以“稻作·聚落·礼制”东方范式重写世界万年文明史，其核心价值在于纠偏、补缺与求真——它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迷思，恢复了东方文明在世界历史中的主体地位，更构建了“多元互动”的文明新叙事。

这种重写的可行性，根植于扎实的考古实证：从上山到良渚，从二里头到西周，丰富的考古发现为“稻作·聚落·礼制”范式提供了无可辩驳的支撑；而与其他文明范式的比较对话，又使其超越了“地域局限”，具备了全球史观的解释力。它绝非构建“中国中心论”，而是推动全球史观的“范式革命”——从“一元线性”走向“多元互动”，从“冲突替代”走向“共生融合”。

最终，这样的历史叙事将传递一个核心智慧：人类文明的画卷，从来不是单一色调，而是不同生态背景下孕育的多彩范式共同织就。东方文明的“礼乐秩序”，通过文化认同与伦理整合实现社会稳定，为当今冲突频仍的世界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理解多元文明的价值，尊重不同文明的选择，正是世界万年文明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

(作者为浙江金华山文化研究院院长、文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