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尘埃中的卢氏石龙古城

高山流水

洛水西源，熊耳山北麓，卢氏县境的沟壑间曾矗立着一座名为“石龙”的古城。它并非史书中浓墨重彩的名都，却如一枚被时光打磨的青铜印，在《水经注》的水文脉络里、《卢氏县志》的舆地篇章中，留存着从战国烽烟到明清残垣的完整生命轨迹。这座以“石龙”为名的城郭，其兴衰不仅是一方土地的荣枯史，更是中原腹地边地城池与王朝更迭、山河变迁共生共息的微观注脚。而在石龙古城之前，这片土地上早已矗立过另一座文明地标——火炎古城，二者沿洛水一脉相承，共同书写了卢氏区域数千年的文明演进史。

石龙古城的兴建，始于战国末期秦并六国的壮阔棋局，而其文明根基，早已由更早的火炎古城奠定。火炎古城坐落于卢氏县境洛水流域，是这片土地上可考的最早城邑之一，其历史可追溯至仰韶至龙山文化时期，与炎帝部落的活动紧密相关。相传黄帝击败炎帝榆罔后，封其于洛水之滨，其后裔炎融在此筑城，因先祖“火德王”的称号得名“火炎城”，考古发掘的红陶、黑陶及农耕作物种子，印证了这里早已是成熟的农耕文明聚落。作为卢氏区域文明的源头，火炎古城开创了“夯土为城”的筑城传统，其“依水而居”的选址智慧，也为后世石龙古城“枕山面水”的格局提供了早期范本。商周之后，火炎城虽渐失上古荣光，但其所处的洛水通道战略价值却延续下来，成为后世石龙古城兴起的地理基础。

石龙古城的兴建，恰是对火炎古城战略遗产的继承与发展。彼时韩、魏、秦三国在豫西山地展开拉锯，卢氏因“扼崤函之险，通武关之道”，成为秦东出制衡六国的战略要地。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洛水》中明确记载：“洛水又东迳卢氏县故城南，秦置也。有石龙水，出县北石龙山，南迳其城东北，入于洛。”这段文字不仅勾勒出古城“枕山面水”的地理格局——北依石龙山屏障，南邻洛水通漕运，更点明其“秦置”的行政属性。考古发现印证，古城夯土墙基宽达12米，采用“版筑夯土”工艺，墙体内夹杂战国时期的绳纹陶片，与《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的规制虽有差异，却尽显军事防御的实用考量：东、西二门遥对山间古道，南门濒河设码头，北门隐于山麓密林中，暗合“易守难攻”的兵家要义。秦统一后，石龙古城成为三川郡卢氏县治所，凭借洛水漕运，将豫西的铜矿、木材转运至关中，逐渐从军事堡垒演变为“商旅凑集，货贿流通”的边地重镇，其功能迭代也延续了火炎古城从聚落中心到战略要地的发展路径。

两汉四百余载，是石龙古城的兴盛之期，而火炎古城虽已不具行政核心地位，仍以文化基因滋养着区域发展。此时天下安定，洛水流域农业勃兴，石龙古城凭借“水陆辐辏”的优势，成为中原与汉中、巴蜀贸易的中转枢纽。《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卢氏旧记》云：“县有石龙堰，溉田三千余顷，民赖其利，比于关中郑白渠。”可见当时古城周边已修建完善的水利工程，大片河滩地变为膏腴良田，这种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火炎古城时期积累的早期农耕经验一脉相承。考古勘探显示，这一时期古城面积从战国时的0.8平方公里扩展至1.5平方公里，城内出现规整的街道、官署、市井和手工作坊区，出土的“五铢钱”“货泉”钱币及陶制酒器、漆器残片，印证了《卢氏县志·食货志》中“汉时石龙，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商贾日至，车马云集”的繁华景象。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石龙古城因地处“荆豫咽喉”，成为曹操与刘表争夺的战略要地。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率军经石龙古城南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其“军次卢氏，因粮于县，遂向汉中”，此时的古城虽历经战火，却因军事需求再度加固，仍是豫西不可或失的要冲，其战略价值的延续性与火炎古城在商周时期的军事地位形成跨越千年的呼应。

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动荡，为石龙古城刻下了第一道衰败的裂痕，而火炎古城也在此阶段逐渐走向沉寂。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士族纷纷南迁，卢氏一带沦为胡汉交兵之地。《晋书·刘琨传》记载，建兴四年（316年），匈奴刘曜部“寇洛水，焚卢氏县城，掠其民畜”，石龙古城首次遭遇大规模破坏，南门码头与东门城楼化为焦土。此后近三百年间，古城虽数度修复，却因政权更迭频繁，治所时有迁徙——北魏时曾将卢氏县治迁至洛水东岸的“新卢城”，石龙古城一度沦为“戍堡”，仅留少量兵士驻守。《魏书·地形志》中“卢氏县有石龙城，旧治也”的表述，已然透露出其“旧治”的落寞。而火炎古城在此期间，更因战乱频仍与人口迁徙，城垣渐颓，仅存零星遗迹，与石龙古城共同经历了乱世的冲击。直至隋朝统一，石龙古城才重获生机，隋炀帝大业年间，朝廷疏浚洛水航道，古城码头得以重建，《隋书·食货志》载“洛水西通卢氏，漕运粮食、布帛至东都洛阳”，城内再度出现“市井复振，民居渐稠”的景象，但昔日“边地都会”的盛景，已难完全复原。

唐代的石龙古城，在安定与危机中摇摆，而火炎古城已成为承载区域记忆的文化符号。贞观年间，唐太宗推行“均田制”，洛水流域农业恢复，古城周边“阡陌纵横，桑麻遍野”，《新唐书·地理志》注引《元和郡县志》云：“卢氏县有石龙镇，为洛水上游大镇，岁贡漆、蜡、药材，商贾多聚于此。”此时的古城虽非县治（唐时卢氏县治已固定于今卢氏县城），却凭借商贸优势维持着繁荣，城内设有“邸店”（客栈）、“质库”（当铺），甚至有胡商经营的珠宝铺，出土的唐三彩俑、邢窑白瓷碗，见证了其与长安、洛阳的文化交流。然而，安史之乱的爆发，彻底打破了这份平静。乾元二年（759年），叛军史思明部攻略豫西，《资治通鉴》载“思明遣将康没野波寇卢氏，焚掠石龙镇，洛水漕运遂绝”，古城遭战火重创，手工作坊与市井区被焚毁殆尽，居民纷纷逃离，此后虽有重建，却规模大减，沦为“仅有数十家，依城而居”的村落式据点。

宋元以降，石龙古城的衰败轨迹愈发清晰，与火炎古城的遗迹共同湮没于时光之中。北宋时期，因洛水河道逐渐淤塞，漕运功能丧失，古城失去了核心发展动力。《宋史·河渠志》记载，熙宁年间，“洛水自卢氏以西，沙淤浅狭，舟楫不通，商旅多由陆路行”，昔日繁忙的南门码头，渐成滩涂。南宋与金对峙时期，卢氏处于两国交界地带，石龙古城因“地处荒僻，无险可守”，逐渐被废弃，《金史·地理志》中已无“石龙城”的记载，仅称卢氏县“有洛水，无旧镇”。元代至明清，古城遗址进一步荒废，夯土墙在风雨侵蚀与人为取土中逐渐坍塌，城内沦为农田，仅存北城墙一段残垣和“石龙堰”遗迹。而火炎古城的遗存也在岁月侵蚀中愈发模糊，仅能通过零星陶片与残断城墙辨识轮廓。清代《卢氏县志·古迹》中，对石龙古城的记载已简化为“石龙城，在县西三十里，秦置，汉至唐为镇，今废，遗址尚存”，寥寥数语，道尽两座古城的千年沧桑。

如今，站在石龙古城的残垣之上，北望石龙山依旧青翠，南瞰洛水静静东流。不远处的火炎古城遗址虽更显残破，却与石龙古城共同构成洛水之畔的文明坐标：前者是仰韶至龙山文化时期农耕文明的起点，以“火德”之名开启了区域筑城史；后者则在战国以降的王朝更迭中，延续了战略要地的基因，演绎了边地城池的兴衰沉浮。那些被岁月掩埋的夯土、陶片与钱币，仍在无声诉说着它们的过往：火炎城的远古炊烟、石龙城的战国烽烟、两汉时的市井、隋唐时的漕船、宋元后的残阳。它们没有西安、洛阳那样的赫赫声名，却以接力般的存在，见证了中原边地从远古聚落到王朝城郭的文明演进。正如《水经注》中那条流淌千年的洛水，石龙古城与火炎古城的故事，是中国历史长河中两朵相邻的浪花，虽已落幕，却永远镌刻在洛水之畔的土地上，成为后人触摸历史温度的珍贵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