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跨世纪者的自述——自传体长篇纪实文学连载（之十四）

周鴻'

这是身为军医的舅舅，以及舅母和两个表哥在台湾的留影。外婆晚年特别挂念远走他乡的大儿子。只可惜，直到临死，她也没能见上儿子一面。

作 者

周 鸿

谨以此书献给——

诞辰一百周年的父亲和离世一周年的母亲:

是他们的精子和卵子在美丽邂逅的碰撞与融合，孕造出物质的我，让我享受着这个世界的阳光和空气、享受着风和雨的无穷恩泽。

同时把此书献给——

一同跨越世纪之门的人们:

我们在时间的长河里像蝌蚪一样漫游，吮汲着水中世俗的浮游，惬意追逐波光粼粼的幻化和波浪涌动的冲刷，直至最终找到安放自我灵魂的殿堂。

————题记

本期导读：

国门打开，各种思潮与商品的湧入，同时也冲击了我跟阳表哥的关系。若干年后，我站在他的坟头，心里默默的说 :那一夜，在你知青点吃的那顿晚餐，是我迄今吃过最辛苦的一餐，但也是最无与伦比快乐的一餐，也是我此生吃过的，永远怀念的一顿晚餐；虽然那一餐很简单，却纳入了我们的人生百味，炒烩了你我表亲的人生过往，让人回味无穷，滋味永远在舌尖上醇美甘甜。

国门打开，一夜之间，邓丽君的歌声吹开了千家万户的窗灵，大街小巷飘起的靡靡之音令高层领导大惊失色。

　　我母亲在当地的亲戚，算下来，能经常走动来往的，也就两家。一家是我舅爹舅妈。一家是我姨和姨父，他们家姓阳。

其实走动来往的，还主要是家里的孩子们。大人们很少来往，一年半载，甚至好几年，都不会打个照面。有什么事，或者要传递一个什么信息，都是由孩子们去完成。

那时没有电话，都是家里的 孩子走路或骑自行车，完成信息的传递。我家离姨父家最近。他们家住在鹅山脚下，从我家到姨父家要走十来公里，要走过一座铁路大桥。

舅爹和姨父都是铁路上的职工。舅爹是火车司机，他开的是货运火车，不是客运列车。一趟车次下来需要三五天。姨和姨父则是客车乘务员。姨父后来当了车长，再后来官至市级火车站党支部书记站长。

那时铁路职工可是人人羡慕的一个职业，他们的福利待遇极好。我姨父家就住在鹅山脚下。一溜的平房，每家门前都带有一个用栅栏围起来的小花园，很有点种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意境。

小时候去姨父家，特别吸引我的是姨父卧室里的衣柜上摆放着的一台上海红灯牌电子管收音机。打开开关，里面的灯要慢慢的亮起来，等上一分来钟，木匣里传出声音。我问姨父:里面怎么会传出讲话和唱歌 ？姨父故作神秘的告诉我: 里面装有很多小人仔。我十分不解的问 :你不喂他们吃饭，他们不会饿死在里面吗？姨夫告诉我说:他们只要有电吃就不会饿死。我想了一下，还是不明白，电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想看看那木匣子里的小人仔长得什么样子，但是衣柜太高，我踮起脚跟也够不着。这个魔结纠缠了我好多年。长大些才知道，姨父是拿我逗乐子。

由于父亲头上扣着一顶右派帽子，姨父家是红色的工人阶级，两家大人也就极少走动。但两家的五个孩子是亲戚里边走动得最频繁的，特别是阳表哥与我，来往得最密切也最深。

一到学校放假，表哥、表姐和表弟，就会到我们家住上十天半月。或者是我和弟弟到他们家住上个十天半月。

姨父家有几间房，我和弟弟到他们家小住，住的空间不成问题。如果是他们三兄妹到我们家小住，那就够热闹了，表姐跟我妈睡大床，外婆睡在走道的小床。弟弟应该睡他的小床，他却偏偏要跟我们凑热闹， 我们四个男孩子就在地上打地铺。四个男孩子晚上睡觉不老实，小动作不断，特别到了冬天，被子里全是群魔乱舞的战场。 被子四角此起彼伏，嘎嘎笑声压抑而不息。表姐从蚊帐里钻出头 ，惊奇的看着我们。

我跟阳表哥的关系最铁。他大我三岁。我们一同爬鹅山，一同下磨滩河游泳。他喜欢听我讲书里面的故事，我喜欢看他画画。他画得一手好的素描和水彩画。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题。他说长大后想当一个画家，我说我长大后想当一个小说家。

在我还读初中的时候，他就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当知青了。

有一次他回家探亲，整个人变得又瘦又黑。他到我们家，母亲做了一碗我们很少能吃到的红烧肉。吃饭时，母亲往他碗里夹红烧肉。我和弟弟也很懂事，我们努力控制不使筷子夹那碗里的红烧肉，虽然馋得直流口水。

阳表哥本来话就少，这次回来，我发现他变得更沉默寡言。

这次相见，我跟他说想写一篇小说，希望他帮画一幅插画，并将插画的大致内容跟他说了。不久，他把一幅画好的画寄给了我，比我原来预想的更好 。只是我的写作水平实在不行，属于眼高手低那一类，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再后来我也去到农村插队当知青。我们之间有过一两次通信。我们在信里谈人生，谈理想。

我去他的知青点看他。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从我的知青点乘坐火车，中途需换乘另一列火车。经过将近一天的时间，才到达他插队的地方。坐上三小时的长途班车，下了班车再走一个多小时，才来到他的知青点。

我在阳表哥那里住了多少天，我不记得了。但有一件事却无法忘怀。在我临要回来的头一天，我和表哥两人手里各拎着两捆每一个知青点都免费发放的报纸和杂志刊物，徒步走去公社的集市。

两捆报纸拎在手上很沉重，还要走上一两个小时的路，实在把我们累的够呛。好在那时年轻，走累了，在路边稍稍休息一下，又站起来赶路。

来到公社集市，我们先把报纸和杂志拿到回收站，称斤卖了。报纸卖了多少钱，我已不记得。我们用卖报纸杂志的钱， 到肉摊挑了一块肥多瘦少 ，比手巴掌稍大一点的肉。

返回知青点，天已完全黑了。从自留地摘来青菜。表哥先把肥肉切出炼油，炒了一盘青椒肉片和一盘炒鸡蛋。

表哥从床底下拿出一瓶当地农民自酿的米酒。那时我喝不了酒，两口下去，我就已经有点醉熏熏。但表哥挺能喝，他直接用 大瓷缸喝，一瓶酒被他喝了一个精光。

这一辈子不敢说山珍海味都尝尽，但至少吃过无数次丰盛的大餐。然而那天晚上吃的那碗饭和那盘菜，是我这一辈吃到最奢侈、最丰盛也是最美味的一次。那菜饭的味道令我回味一辈子。

阳表哥住的地方很简陋。他插队的地方是全广西最贫穷的地方，他在这里插队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

想当年，有多少象阳表哥一样的热血青年，在他们最青春的年华，响应伟大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希望用青春和理想，将贫瘠和落后的农村改造成一个崭新的天地。但最后又有多少像表哥这样一度的热血沸腾的知青，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颓废，在残垣断壁的茅屋里对命运作无望的挣扎。

从表哥床底下胡乱丢弃的十几个空酒瓶子，我就知道，家里面寄给他的补贴，大都已经换成了浇愁愁更愁的烧酒。

阳表哥住的房顶是用茅草盖的，墙壁是砍伐当地种的竹子，梱扎成排，在糊上一层干草混和的黄泥巴。

这个晚上，我和阳表哥就这样坐在黑漆漆的房间 ，一盏小小的煤油灯发出昏暗摇曳的星光。几只老鼠，或许是闻到了久违的肉香味，在黑暗的角落里，发出吱吱咿咿的磨牙声，仿佛在威胁我们俩：如果再不施舍一块肉，你们的皮肉将在你们熟睡之后，受到龋齿的咀嚼。

已是深秋，风不时从篱笆墙的细缝中吹进来，把如豆的灯火吹得更加摇曳不定。就像两个青年飘浮不定的心，在黑暗中飘荡着。

那时我刚到农村插队一年多一点，对农村生活的艰难体会并没有太深刻。刚下去的第一年，每个月都有政府发放的粮食补贴，我们不用为负出辛劳的汗水挣工分而发愁。而表哥插队的那个知青点，是整个广西最贫困落后的地方。而此时的表哥已经插队整整七个年头。那种度日的艰难，对何日能招工返城的深深绝望，那是没有这种生活经历的人，很难体会到的。

我们好像谈了很多，好像又什么都没说。阳表哥平时本就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两杯酒下肚，话就更少。我们在沉寂的黑暗中，用无声交流有声，用无形交流有形。

一九七八年，全国恢复高考和随后的知青大返城，我去读书，阳表哥则被招工进了棉纺织厂，当了一名机修工 。

我们各忙各的，不再象孩提时代那样你来我往。

再到后来，国门打开，台湾同胞可以回大陆探亲。舅舅从台湾回来探亲，带回了许多我们没有见过的洋玩意。日本三洋录音机、太阳墨镜、金戒指、金项链、金手镯、长命锁、涤纶衣服、牛仔裤、电子手表等等。

这些滚滚而来的物质浪潮，把我和阳表哥，把我们家和姨家彻底地推开了。

为了在舅舅面前争论谁抚养外婆更多，母亲和姨一直争吵不断，直到彻底闹掰。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 ，我看到舅舅写给母亲的一封信 :

“媛妹、娴妹:

你们好！这是我第三次回到家乡了。看到你们争吵不休 ，我很是痛心 。你们本是情同手足的姐妹呀。为何要搞到这般地步 ？

你们抚养待奉母亲之情，我铭记在心，十分的感谢你们。由于时局之原因，我这个当大哥的未能在母亲身前尽孝道侍奉她老人家 ，已是羞愧万分。看到你们如此，我更是寝食难安呀。

你们亦是女儿，抚养侍奉母亲当属责无旁贷，切不可以居功论赏 。每次回来所携带物品，皆因旅途之原因，数量有限，但均是一式两份，没有差异。也请你们不要有所猜忌，这样不好。

由于年岁渐渐老了，行动越来越不方便，以后回去可能就会越来越少。

以后每年的清明节，希望你们为我在父亲和母亲的坟前燃一柱香，祈祷两位老人在天国的平安。”

说来奇怪的很。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对台湾关系的认知和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原先，在我们孩童幼小的心里，因为万恶的国民党盘𡍄在台湾岛上，台湾岛就是狗特务的代名词。在我们幼小的心里，台湾岛上到处都是《红岩》书中描写的渣滓洞、白公馆，台湾岛上的劳动人民群众，处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班里有位男同学，就因为有同学恨他，就给他起了一个小名，叫他台湾岛。叫习惯，叫顺口，时间一长，同学们倒把他的真名给忘了。

原先只要你家里有人在台湾， 你就是国民党特务的家属，就是反动派的家属。你要想在单位得到提拔升迁，首先政审关就会把你打入冷宫。你的入职 、入团、 入党 、提干，国民党家属的这条标签，就像一道道诅咒符，把你捆扎得牢牢的，一点都动弹不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家就因为有这一层台湾关系，父母受尽了各种各样的审查。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八十年代，我弟弟想要考进市公安局，也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 ，差点就进不去。最后是我母亲找到父亲四清运动的组长，当时已是自治区领导的老姜。姜组长跟有关方面做了说明:孩子的舅舅去台湾时，他还没出世呢。他懂什么呀。孩子不应该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有了这样一级领导的说明，也算政治上给予了担保，弟弟才得以招进公安局。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国门打开，各种各样人们从来没见过的物品，伴着邓丽君柔软款款，声幽徐曼的歌声，从大洋的彼岸徐徐吹来 :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心

——《 月亮代表我的心 》

那南风吹来清凉

那夜莺啼声齐唱

只有那夜来香

吐露着芬芳

——《夜来香》

这种柔慢轻飘幽深的声息，让麻痹沉睡的人们在似梦似幻似真中，久别了人性的重逢。又仿佛在茫茫戈壁大漠中，看到一汪清泓。

人们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建立起来的高度警觉，以及人与人斗中构筑起来的高度戒备，使人们围建起一堵高高的自我保护的冷漠之墙。 突然间有一个叫爱的怪兽，冲破这道冷漠的樊篱，猝不及防的闯进他们惊鸿视野，使人们即兴奋又疑虑。人们唱惯了雄赳赳气昂昂的红色革命歌曲，面对这种屏气提腔，吐声如丝，仿佛是被一根柔软无比的羽毛 ，轻拂心尖最柔软处，触动了情愫的震颤。

高层领导闻歌形色大变，斥之为异教邪说和靡靡之音。然而谁也不曾料想到，仿佛一夜之间，春风吹绿江南岸 ，千树万树梨花开。一时间，大街小巷，无处不在响起邓丽君的歌声。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尤其是年轻人的嘴里，都不自觉的哼着那靡靡之音的小调。中央一位高层领导曾经哀叹地说:共产党与国民党真枪真刀斗了几十年，牺牲了多少仁人志士，血流成河，才夺取了政权。但一夜之间，台湾岛传过来的靡靡之音，不费一枪一弹，一下就俘虏了大陆成千上万的人心。如此下去，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旗帜就会变颜色，红色江山就会易帜更张。

可见这靡靡之音的威力有多强大。

枪炮弓箭让人臣服，是看得见的头断血流，是一种强硬的逼迫，那样的臣服是无奈的、屈辱的。“无声”的让人心悦臣服，心甘情愿的臣服，这样的君臣关系才稳如磐石。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这是古代战略思想家总结出的谋略。

以今天来看，邓丽君的歌声实在算不上靡靡之音。但是在那个以雄亮高歌猛进的年代，人们的歌声永远是高吭雄壮的一个调门。而这种吐气如丝，欲语还休的情深娇羞，着实令人耳目一新，着迷万端。更主要的，是人性中的恍然大悟的苏醒，如同在茫茫沙漠中行走时，突然看见一泓美的清泉。人们会不顾一切的奔它而去，不顾一切的俯下身子去汲吮着它的甘美，哪怕它是一湖有毒的死水。

不要去无理由的责怪那时的人们。刚刚从满目苍夷的废墟中缓缓站起来的人们，疲惫不堪的举目四望，眼前是一片的荒凉与贫脊。正在绝望之际，突然惊奇的发现，在荒凉与贫脊的不远处，有一座五彩斑斓的城堡，人们一窝蜂朝那里狂奔。

　　公元一九七八年，随着改革开放，曾经的夜郎自大，闭关锁国的国门，就像故宫沉重的大红木门，终于吱吱嘎嘎地打开。

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思潮的涌入。这些现代的思潮，是古老守旧、古板，甚至僵化的中国人，从未触碰过，甚至不敢去想的。尤其是在十年浩劫中，人们在对与错，革命与反革命这种简单而又粗暴的模式下，用血淋淋的斗争，去填埋了自身古老传统的学说之后，那种民主、自由、博爱、普世之说，仿佛是吹入了一般新鲜的空气，刚从黑暗的地窖中走出来的人们，囫囵吞枣的吸收着这一切。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十年文革，他们曾经用年轻的鲜血甚至生命去捍卫的革命真理，到最后却成了幻灭。此时的他们，在彷徨和迷茫中，急于寻找真理的出路，他们仿佛是在生命禁区的沙漠中看到了一块绿洲。他们用年轻稚嫩的眼光审视和否定遍体伤痕的躯体。年青人的勇气和果敢率先冲破禁锢的篱墙。年青人的勇气和无畏，典定了他们只会选择否定。这就是所谓的全盘接受西方学说的由来。

也就是从那时起，从未见过的五花八门的商品，通过各种的走私渠道，悄然出现在大街小巷，犹如巨浪般的冲击着渴望的眼球。

沉钩泛起的欲望终于被勾出了水面。

长期以来被计划经济困固在贫瘠的人们，面对市场经济这座充满着幻想的奇妙城堡，这里随处都有能填深壑欲望的阿里巴巴金子，俯拾皆是。人们开始在这座城堡里忘情纵欲，让心随欲望所取，让欲望无限膨胀，让私念插上欲望的翅膀，无拘无束的在无道德、无伦理的国度里，自由的飞翔。所有的训条、训律，所有的古训诫律，所有的民序良俗，所有的法律公理，全都抛于脑后。而刚刚蹒跚学步的法律，面对犹如洪水猛兽商品的湧入和人们久旱逢甘霖欲望的痴狂，只能是软弱无力，束手无策。

渐渐的，人们开始在这个万花筒般的迷宫里昏头转向，不知所处何方，身上背负的欲望太过沉重，把整个身子紧紧的压进了越陷越深的沼泽泥潭，直到万劫不复。

曾经一度消失的小偷小摸行为开始冒芽滋生，最后大行其道，直至最后大盗天马行空泛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成了历史。笑贫不笑娼，已成了人们道德溃败的心里默认。卖笑暗娼，变成了站街招客的公开行为，甚至被称为第三产业，而被一些人津津乐道。一些城市的红灯区，人流熙熙攘攘，人满为患。开在红灯区里的饭店、茶庄搭上了顺风车，生意兴隆，座无虚席。赌博场馆大行其道，甚至受到一些部队和公安的保护。因为这些场所得到了相关部门的保护。换言之，就是开赌场的老板向相关部门交纳了保护费。而这些部门由于开源创收而受到了上级部门的表扬。因而一些人由于精明创收，活络宽广，思想开放，勇于创新而因此受重用和提拔。

这是一个思想观念大突破大改变的时代，这是一个“敢”字为先的时代。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螃蟹的鲜美，只有尝到螃蟹的人才知道。

这是一个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的时代。

观念的改变也带来了态度的改变。台湾的亲戚朋友从彼岸带来从未见过商品，使人们对有台湾关系的人，从鄙视，敌视到羡慕，尊敬甚至仰望。一时间，人们希望从各种族谱、家谱中，从祖宗十八代里挖掘出与台湾有亲戚的连带关系。人们为此掀起了一股寻找三十多年前在国内战争中失踪亲人的热潮。人们再也不把在国民党军队中服过役，当过兵的亲人，当成自己的累赘。过去是想方设法，尽力隐瞒这层关系而唯恐避之不及，努力把这层关系撇的干干净净。现在是敞开怀抱，热忱欢迎亲人的回归。恨不得在国民党军队失踪的亲人，一夜复活，锦绣容装，满载荣归故里。台湾的那头，台湾同胞也掀起了一股认祖归宗的热潮。

全国各地民政部门，最忙的就是如何帮助联系寻找台湾的亲人，人们想尽一切办法开启各种渠道。在台湾和大陆，在还没有“三通”（通航、通邮、通商）的情况下，通过民间这“一通”，成全了多少家庭团圆的美好。

我们与舅舅能联系上，多少带有一点传奇色彩。舅妈娘家一个隔了三代的亲戚，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国劳工潮中最先出去的一批人。到了欧洲稳定之后，通过九曲十二弯的关系，与台湾的舅娘联系上。然后又通过九曲十二弯的关系与我母亲联系上，这才有了舅舅、舅娘回大陆探亲这一契机。

尽管舅舅是在大陆开放台湾同胞回祖国探亲的第一时间回来，但还是没能与我外婆见上一面 ，外婆在一年前就去世了。

舅舅第一次回来，去到外婆的坟前，长跪不起，泪水湿襟。令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在舅舅还没有回来之前，二边的通信已经持续了两年多，信件都是通过香港一个亲戚转寄。知道外婆还健在活着，舅舅每每在来信中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如今好不容易辗转回来，与自己的母亲却是天地阴阳相隔，又怎么能不悲从中来。

外婆能活到九十五岁的高龄，或许也有一种期盼的支撑。在外婆最后一两年的日子里，得知大儿子在台湾活得好好的，而且官至中将退休，外婆高兴至极。那段时间，外婆老是捧着舅舅寄来的照片 ，左右端详，逢人就说。就是在最后的日子，外婆念叨最多的还是舅舅。

家国情怀，就这么遗憾的在一辈人苦苦期盼中孤寂的飘零落幕。

现实的台湾人，把现实的风格带回了大陆，以作为对几十年来亲情流失的补偿。各种大小收录机，牛仔裤、喇叭裤，花花绿绿的格子衬衫，蛤蟆镜(大陆人把看似像蟾蜍的太阳镜称之为蛤蟆镜)，各种金银首饰，还有各种外汇。

外汇可以在友谊商店里买到特供的进口香烟和名牌高档酒。还有许多在普通商店里见不到的商品。

精明的人开始在私底下炒作买卖外汇。在这些人里面有很多人后来进入了中国的股市。我有一个小学同学就是这样渐进式的进入了金融市场。

那时最常见的一个景象，不论职业和阶层，凡工农兵学商，只要是郊游和聚会，包括单位搞联欢活动，必有一台录音机唱主角 ，而且越大越好，越大越气派。从两个喇叭到四个喇叭到八个喇叭，从单开仓门到双开仓门。这种不断升级的沉重，却使拿着录音机走街串巷，跋山涉水的人乐此不疲。 实在是累并快乐着。

人们在蓝天白云下 ，在公园草坪上，在山涧溪流边 ，围着那台转动磁带的大而重的匣子，尽情欢快的跳着唱着，欢欣鼓舞着。

那时人们欢乐的心情很简单很朴素很满足。

那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很单纯很纯粹很知足 。

那时人们沉浸在大自然中，与大自然相交融，叫玩。

现如今则大不同了，人们在装修华贵的听音室欣赏音乐 ，一对音箱动辄几百万 。接线头是24k镀金的，接线柱是纯银的。人们管这叫品味。

文明与落后，高级与低级，也许不能让人心的选择做同时的升华。

我和阳表哥渐行渐远，不能不说，这是商品物欲社会带来冲击所造成的隔阂。

那时我已经在工商局工作，专司管理收徼上来的各种走私物品 。也许每天都和这些走私物品打交道，所以对一些社会上比较热门的走私商品已经见惯不怪。那些走私者被收缴物品并被课以罚金，真是钱财两空。即便是五大三粗的汉子，也会嚎啕大哭，抢天抹泪。

年轻的我，总有些自来的正义感，对这些现象会投去鄙视的眼光。

最主要的是，那时社会上有一股潮流在涌动:坚决反对崇洋媚外，卑躬屈膝。这种源自于社会的反向思潮，也在影响我这个团委书记 。

我和阳表哥相佐的看法，使我们渐行渐远，变得越来越陌生。我们虽同在一个城市，却不再来往和联系。他娶妻生子，我没有受邀，也得不到半点信息。最后他患癌症去世，我也是隔了许久才知道这个消息。知道他的坟地在哪里，还是在我已步入五十多岁不惑之年，为了迁移外婆的坟，我跟表姐去相看几座墓园，来到阳表哥所在的墓园，表姐指认了阳表哥的坟墓，我这才才知道阳表哥的具体下葬地点。

那天我在在阳表哥的坟头前，想起了许多往事。想起了峨山脚下阳表哥家的小园子，我们端坐在葡萄架下，仰望着满天的星空；在柳江河畔，我们游泳之后，坐在河岸边上，面对缓缓而流的江水；想起在阳表哥插队的知青点，我们俩人手提沉重的报刊，行走百十公里，去兑换那可怜巴巴的一小块肉。还有那天晚上，在那四处浸风的小茅草屋里，以酒作介，四目相对，长夜无语。

然而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又为了什么变得如此的陌生？在商品物资匮乏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简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那么的真切，相对的情感是那么的纯粹，反而是商品物资丰富之后，人们视物欲为唯一，情感与真切被帖上了可标价的商品标签。是我们的情感太脆弱了，还是商品物资的诱惑太过强大。真情和真切是我们情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而有些商品未必是我们生活中的必须，即便是必须，也是可多可少，也未必不可替代。商品物质本来应该使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幸福快乐，但却好像把我们变得更孤僻、更孤单。我们身上背负越多的欲望，反而让我们变得更沉重，更艰难，我们感觉不到物资丰沛所带来的快乐和幸福，更多的则是空空如也的空虚。商品物资应该是我们彼此联系情感的媒介，但是却往往把我们彼此推得更远。我们似乎被商品物资所绑架，拉进了一个加速旋转的涡流而无法自拔。

如果真让商品物质的洪水如猛兽般的冲垮我们的情感堤防，那我们将回到混沌的世界，世界将变成一片泥沼的泽国，我们也将生活在寸步难行中。

回首过往，真让人感慨万端，唏嘘不已。

如果那时青年的我是现在花甲之年的我，一定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年轻时的正义感多过人情味，年老时的人情味多过正义感；年轻时容易犯冲，年老时容易宽容；年轻时容易钻牛角尖，年老时万事皆通。

但人生从来就没有如果，只有遗憾的如果和如果的遗憾。

那天站在阳表哥的坟前，我在心里默默的说 :那一夜，在你知青点吃的那顿晚餐，是我迄今吃过最辛苦的一餐，但也是最无与伦比快乐的一餐，也是我此生吃过的，永远怀念的一顿晚餐；虽然那一餐很简单，却纳入了我们的人生百味，炒烩了你我表亲的人生过往，让人回味无穷，滋味永远在舌尖上醇美甘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