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在母子宿舍

晓露

晓露著、新华出版社出版、长篇纪实文学《远去的天星沟——我的三线人生》连载44

那时候，国营企业的职工住房都是单位分配的，单位根据家庭人口数量、性别和家长的工龄来给每家人分配住房。

我家来到天星沟后，先是分了一套有30多平方米的三小间，这在当时是最大面积的户型。1984年，厂里在学校旁边修了一栋带阳台带卫生间的住房，我父亲工龄较长，排在第6号，分到了一套有三间卧室的住房，我家就搬家了。我父母在这套住房一直住到离开天星沟。天兴厂搬走后，天星沟开发旅游，绝大多数住房都被拆了，但这栋房没有被拆，而是改造成为天星两江大酒店的一部分。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因为一直都说要搬迁，厂里就很少修建新的住房了，导致长大后的年轻一代，结婚时没有自己的住房，大约有一百多户年轻人只好租住农民房。

1989年，我因为怀孕了，分到了一间母子宿舍。

母子宿舍楼是一栋三层楼房，这栋楼分成了两部分，西边半栋楼是有厨房的住房，有12平方米一间房和20平方米一间半房两种户型，专门分给带孩子的双职工住。东边半栋楼才是真正的母子宿舍，每间屋只有9平方米，有公共厨房，是专门分给母子住的，即老公不在厂里工作，只有一个女职工带着一个孩子的家庭。能够分到一间母子宿舍，我感到很高兴，这比那些住在农民房的小夫妻要强多了。

母子宿舍住房虽然窄了点，但由于都是住的年轻人，家家都有孩子，其实是很好玩的。那个时候，家家都是大门敞开着，邻居们都可以自由串门，互相帮助，谁家做点好吃的，都会和邻居们分享。孩子们成群结队地在一起玩耍，大人们也聚在一起玩耍。

夏天的晚上，我们吃过晚饭后，就几家人约着一起散步，沿着公路走过车库、走过五百平方，然后又沿着盘山公路向山上走，时间差不多了再返回来。我们还几家人一起到山上去野炊，在山野煮稀饭、包饺子。周末的晚上，我们还喜欢聚在一起玩扑克、打双抠，不输赢一分钱的玩法，我们同样会玩得通宵达旦。这样的邻居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我们到了成都20多年后，邻居们还在一起聚会。

夏天的周末晚上，住在二楼的我通常都是一个张罗者。我从窗户上伸出头来，对着三楼喊道：“雷丽娟，打不打牌？”如果她说“要打”，我就对着一楼喊：“张庆红，打不打牌？”她要是回答：“要打。”我就会继续喊道：“那你再找一个人哈。在坝子头打哈。”于是，张庆红的老公郑文州就开始忙碌起来。他从他家接出一个灯泡挂在他家窗户上，于是，坝子头就亮堂了。他再搬出一张小桌子和两张小凳子，拿出扑克牌，我和雷丽娟每个人再端一根凳子，张庆红找的人也来了，圈子就扯起来了，我们就开始打扑克。

我在母子宿舍一直住到女儿9岁那年，即1998年的夏天。因厂里调到成都新厂工作的人越来越多，空出来的房子多了，我就分到了四合院的一间20平方米有厨房的房子。我搬到这套房子后，天兴厂在天星沟的最后一届蓝球比赛就在我家房后的露天广场举行。两年一届的蓝球比赛一般要持续两三个月。蓝球比赛期间，我每晚上吃过饭都会带着女儿去观看比赛。看着熟悉的人打比赛，会情不自禁地兴奋起来，高呼加油，为胜利者鼓掌。

我搬到这套房子只住了半年，就离开天星沟了。

现在，我在四合院住过的这栋楼已经被拆了，建成了金佛山喀斯特展示中心，而四合院的其他楼房，则被改造成了三线酒店。

晓露著、新华出版社出版、长篇纪实文学《远去的天星沟——我的三线人生》内容简介：

为了让世人了解新中国历史上那段波澜壮阔却又高度保密的三线建设史，作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42年的三线建设史，讲述三线企业的发展史，讲述三线人的故事和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精神面貌，并引用专家的文章，分析三线建设的起因、过程和得失。作品真实感人，故事性强，语言简洁，文笔优美，插入130幅照片，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心灵震撼。作者谨以此书献给新中国成立七十五周年，献给三线建设决策六十周年，献给曾经奋斗在崇山峻岭中的三线建设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