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逝的箫声

聂志强

作者:茜草

诵读:沈怡育

图片:自拍、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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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穿着黑色金丝绒镶着紫红滚边的旗袍，倚窗坐着，手指抚弄着一支箫，刚才吹了一曲《梅花三弄》，袅袅余音犹在耳旁。妈妈和她的好友，如今称之为闺蜜的方静修正说话，两人笑颜如花。方静修比妈妈略大两岁，也是一袭优雅的旗袍，桌上两杯龙井的清香在房间里弥漫开来，淡淡的阳光照着窗台上那盆还未吐蕊的春兰，这个春日的午后，是何等的温馨而闲适……

这是我想象中虚构的画面，但我确信是完全真实存在过的。妈妈手中那支小巧精致的箫，是很有名的玉屏箫。它58厘米长，略呈椭圆形，最宽处也不过1.4厘米，我没有见过比它更细的箫了。通体咖啡色的外表颜色已不均匀，有一些斑驳和划痕，这是岁月留下的印迹。箫身几乎刻满了字，最上端是篆体“得遇知音调壹曲”，字体最大；下方有一首七律是直行的草书，有的字难以辨认：‘彩云何处逢仙侣，明月谁家教玉人，人得知音调壹曲，不须-- --向-- --。 “；下方还有笔画简洁的山水仿古图，图旁有一句“孤帆远影碧空尽”，最下面是“玉屏陈员山 造”。箫的反面则清楚地刻着：“端柔吾姊 清玩 妹方静修 敬赠”。 一支如此小巧精致的箫，蕴含了这么丰富的内容，浓缩了挚友深厚的情谊。

此刻，这支箫正在我的手里，成了妈妈留给我的遗物。妈妈年轻时就爱吹箫，方姨当然知道妈妈的爱好，这支箫曾经流淌出无数动听的乐曲。可是我的记忆中却很少听妈妈吹箫，妈妈总说吹箫是要心境的，到后来，妈妈老了，牙掉了，说想吹也吹不成调了。再说，箫也老了。

反复把玩，思绪翩翩……

妈妈和方姨是二十年代女师的同窗，方姨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心地善良，性格开朗。她俩从妙龄少女到沧桑中年，一直没有断过联系。她是江西武宁人，嫁给同是武宁老乡的华先生。华先生当年在镇远任专员，方姨便随同丈夫远去了贵州。当时的贵州普遍认为是瘴疠之地，交通也不便，原来以为两个好友将很难相聚，却不料抗战爆发，方姨盛情邀请妈妈带家人去镇远避难。

爹是民众教育馆馆长，正等待随省政府一同搬迁，不能同行。五哥出生才两个多月，只有留给太子和奶妈暂避乡下，妈妈带着大哥、二哥、三哥、还有二舅二舅母一行在37年11月逃难到镇远。两个多月后，战事略为平静些，妈妈带着三个哥哥又回了南昌。

到38年炎夏，战事日紧，这一次妈妈带着外公外婆、四姨、七姨和小舅舅、还有大哥二哥三哥加上四哥及几个表姐，大队人马二度逃难去镇远，一路千辛万苦，颠沛流离自不必细说。到达后直接入住专员公署的后院，这次一住就是半年多。这里远离战争的炮火硝烟，是一座宁静古朴的山城，街上多是苗人，身佩各种银首饰，服饰鲜艳奇特，一派异域风情。这里又是一个安乐的王国，华伯伯就是这里的国王。

对这一段逃难的日子，大哥有一段回忆，摘录如下：“门厅外廊挂养一只鹦鹉，喂食松仁，却不会说话。月夜，我们喝白木耳汤、嚼鲜嫩玉米，我从三角架伸腿骑自行车在操场上飞跑……早起偕小舅练毛笔字、读书温课……”，这里简直就是抗战时期的世外桃源。

那个时期，要长期接纳这么多的客人，包括吃住安排等等是何等不易，但更为麻烦的是客人不服水土相继病倒，且几乎全是疑难急症。仅比大哥大一岁的小舅舅染病数日就夭亡，令大家悲痛欲绝；大哥、二哥先后患伤寒高烧不退，尤其是二哥高烧达七周，卧床三月已不能行走，差一点也客死异乡；小姨更是高烧到不停说胡话，话中的内容令人惊骇，似有恶鬼附体，这一切都让大家焦虑恐怖万分。当地缺医少药，即便辗转托人往贵阳买药也难以配齐。这时有人提出必须要做法事驱鬼，但外公坚决不允：一来贵州自古是蛮瘴之地，外来的客人水土不服而致病在所难免；更重要的是当时官方正在苗人中大力宣传破除迷信，我们是专员的客人，且就住在专员公署，十分不妥。就在此心急如焚的无助之时，一天，华伯伯突然将专员公署的驻军士兵统统调动外出执行任务，并将后院大门紧锁。方姨立即请来一位会作法的老妇人，据说还是早年来黔的江西人，让她在后院焚香烧纸、杀鸡滴血、念经画咒……，过后不久，情况果然渐渐好转，病人陆续康复。是驱走了鬼还是感动了神不得而知，至今也无法解释。在看护病人的日日夜夜，妈妈排列一溜药罐轮番熬药，心力交瘁自不必说。方姨也几乎是全程陪同，不仅陪着妈妈熬夜守护，还要妥善安排老老少少日常饮食起居，“公署里做法事”已是违规的破例之举，要冒着极大风险！总之，在那战时艰难的日子里，方姨和华伯伯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已经永远铭刻在心。期间发生了许许多多事，尤其是那些离奇诡秘的事，一直为大家津津乐道。我虽然不曾亲历，但多次听过外婆和妈妈、四姨等人绘声绘色的讲述，真是百听不厌。今天我只是将记忆的碎片拼凑，加上哥哥的回忆，简单记录而已。随着亲历者的相继离世，能够生动详尽叙述这个真实故事的人已所剩无几了……

抗战胜利后，方姨常常回江西，回武宁的家乡探亲，也就常常来南昌。那时我已经五、六岁吧，方姨没有女儿，非常喜欢我，妈妈便让我叫她“干娘”。我小时候干娘很多，对她也没有太深的印象。唯一记得的只有她喊我“实华”而不喊小名“妹妹”。“实华”是外公为我取的一个别名，从来不曾使用过，别人不知道，连我自己也不太记得，她用武宁话喊“实——华“，“实”字拖得很长，发出的好像是“细“字音，我觉得不好听，便问妈妈方姨何以会用这个名字喊我，妈妈说外公为我取此名后，爸爸立即为我刻了一方图章，只刻了”实华“两字，我拜方姨做干娘时，方姨赠我一把金锁，便要了那方图章留作纪念。而我平日却是跟着哥哥喊“方姨”的时候多，她似乎也并不介意。

解放后，方姨来我家就极少了，两个家庭发生的变故实在是太大了，两家的男主人都成为了“反革命“被处以极刑，50年代初先后离开了人间，剩下两个昔日同窗再见时，只能无语凝噎，泪眼相向了……

方姨只有一个孩子名叫华杰 ，自小就极为聪明，从湖南一个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业务能力很强。我虽没有见过，但听妈妈说起。后来不知为什么被开除了教职，继而关进了湖南某监狱。之后我渐渐从她们的谈话中得知华杰是因为“反动言论“而入狱，且精神已不太正常。当时方姨定居在武宁老家，孤苦无依，生活困顿。数月一次的探监，途中便常在南昌落脚，有时会在我家住一两天。妈妈告诉我华杰对方姨很不孝顺，脾气古怪，方姨提及儿子总是泪流满面，痛苦万分。华杰入狱多年，母子之间除了食品衣物的联系，何曾有过情感的交流？当时的方姨才四十出头，神情凄惶，神色憔悴，满头灰发，穿一件很旧的棉袄，昔日的风韵早已随风而逝……。我还深深记得一个细节：她蹲在地上淘米准备煮饭，因为米中很多碎沙石，必须一遍遍地淘洗，最后才能将沙石清除，她一边淘米一边与妈妈说话，大意是我们曾过过好日子，现在过苦日子也一定能过得去，只希望杰杰早日出来……，等到米淘好了，她竟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这一段时间我与方姨见面最多，这段时间两位好友之间定有无尽的倾诉，可是因为我年龄太小，不谙世事，除了“方姨好可怜”的印象之外，并没有更多的记忆。我上中学时，家已搬到华陀庙3号三姨的老宅，三姨爹调中央地质部工作，举家迁去北京。华陀庙是一条老街，为扩路修建，老宅几经改造，一步步后移到种满花草和南瓜的后院，面积大为缩小。最后街道易名为“孺子路“，老宅的结构布局成为横竖两排共五间平房一间厨房，中间一个小院。我家住三间，带一间低矮的阁楼，另两间租给马先生一家，厨房两家共用。阁楼上堆了许多陈年杂物，多是无主的。除了破旧家具衣物用具之外，也有一些旧书报杂志，我常常用木梯搭着就爬上去了，有时干脆就坐在楼上翻书。曾发现一只藤编的箱子，有些年头了，没有锁，里面散乱放着的是书本、文稿等，一通搜索，见很多数学方面的书，我看不懂也无兴趣，只是从书本上有“华杰”的签名，才知道是方姨家的东西。其中一本杂记簿，前面几页零乱写着一些字，有数学公式、购物账单等，但有一页赫然写着一句话：“CZX一家都走了，你们为何不走？”，又一页写着“怎么过得下去？……”，好像是针对他的父母。当时我看得心惊肉跳，不解其意。下来问妈妈，妈妈说解放前夕，她曾与方姨说过，打算去台湾，两人相约两家在台湾再见。可能华杰一直以为我们一家早已走了，因而对他的父母不走非常怨恨，这些话肯定是华杰还在学校读书时所写，奇怪的是这个藤箱怎么会在我们家的阁楼上呢？藤箱中还有几本杂志和一些杂书，有一本《性的知识》，对我而言是从未接触过的书，稀罕又神秘，我偷偷带下楼，生怕被人发现。看完又偷偷放了回去。后来我偶然发现大哥也曾拿过这本书去看。

以后有较长一段时间方姨没有来南昌了，期间她曾在武汉做保姆，那些年妈妈常常到武汉看外婆，她们也见过面。玮弟至今还记得当年方姨多次去看望外婆，十分亲热，外婆还是喊她“华太太”，她们肯定会回忆起镇远那段难忘的时光。世事难料，如今没有任何收入的方姨连自己的生活也难以维持，还要负担华杰在监狱的一切费用，她只有外出帮佣，为了儿子，她也必须活下去。不久，华杰死于狱中。

接着，“文革”开始了。

那天晚上，我在学校政治学习完回家，见大门口停放了四部自行车，心里预感不妙。果然，四个戴红袖章的干部模样的人正在妈妈房间，与以前多次抄家不同的是没有锣鼓口号、呼喝推搡和打砸抢，而是静悄悄的搜查，极为细致，包括每一件衣服的夹层和边缝，甚至撬动了几块地板。屋里除了妈妈、外婆、小燕外，我惊恐地发现文华居然安静地坐在一隅，我当即怀疑是他单位的人来造反，因为我正在和他谈恋爱，害怕得心臓狂跳不已。

此时妈妈告诉我来的是四哥单位的革命造反派，说他们是文明行动，是文斗不是武斗，我们欢迎这种革命行动；而文华是为我今天的生日而来，还送来一包桃酥。妈妈聪明机警地安抚了我，又对几位“革命同志”表态示好。当天他们还抄出文华放在我抽屉的几本日记，对我说：“知道你找的男朋友是右派，这几本日记暂时封存，放到阁楼上等待处理”，他们在阁楼门口贴了封条，严厉交代不准乱动。他们又拿出一卷毛边纸似的文件，气势汹汹地喝问妈妈为什么要留着这些东西，是不是想变天？我们一看傻了眼，原来是一叠田地契约，每一张都写着华伯伯的名字。妈妈当时根本不明白这些东西是从何而来，再三解释反复说明也毫无用处，真是百口莫辨。他们说是从阁楼中找到的，铁证如山，休想抵赖！要我四哥必须老实交代！我晓得这肯定是那只藤箱里的东西，我也许翻过，只是我根本不知道此为何物，以为是垫箱底的废纸。

他们带走了这卷契约，给我们留下了无比的恐惧和不眠之夜。在那个疯狂的时代，这是可以致人于死命的“罪证”，甚至可以让我们全家陷入灭顶之灾。

过了几天，听说四哥单位举办了一个所谓《造反成果展览》，那叠方家田契旁边的说明牌上，醒目地写着“反动阶级孝子贤孙程某某保留的变天账”，四哥的名字上是三个血红的叉。

要证明这些“变天账”确实不是程家的，以免后续难以预料的灾祸，就必须要找到方姨，我不知道当时是由谁出面，又是怎样想方设法找到她的。那天方姨来了，一看就知道她在这场浩劫中受到了怎样的折磨和摧残：50多岁的方姨衰弱疲惫，神情恍惚，眼睛满是哀伤痛苦，瘦得皮包骨，头发已经全白，且散乱不堪，我几乎认不出她了。一进门二话没说，就向妈妈低头认罪，连声说：我真该死，真该死，我自己该死，还连累你们，我有罪……，妈妈已是泪流满面，哽咽难言。她并没有停留，也没有再说什么，就像一个陌生的人，面无表情，提了那只破旧的空藤箱，由人带领直接去了四哥单位。望着她提着藤箱，扶着墙壁佝偻着缓缓迈出大门，没有回头，妈妈哭着说：静修姐不晓得是怎样熬到今天的…

听说她在四哥单位谦卑至极，苦苦哀求，一再说明这些“变天账”全是她家的，与程家毫无关系，她也不认得程某某，今天特地来认罪，来接受革命造反派严厉批斗和任何惩处，她絮絮叨叨，也不管别人听不听，就像祥林嫂一样说了又说，涕泪四流，几欲下跪……，造反派原本是想收集四哥的反动罪证，对这个如乞丐一般、来自外地的衰老妇人没有丝毫兴趣，且厌烦透顶，一阵喝斥侮辱之后，便将方姨赶出了大门。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方姨。

68年10月28日，我们和妈妈一起离开了南昌，下放去了偏远的赣南山区。妈妈常常想念她。我说如果方姨再到南昌就找不到我们，也没有落脚地方了。妈妈望着远方的青山，好半天才说；我们在南昌也没有落脚之地了，方姨只怕早已不在人世了……

【后记】 近几年因房屋拆迁搬家数次，许多东西往往不记得放在何处。8月16日晒字画时，意外发现这支遍觅不得的玉屏箫竟卷在一幅画中，甚喜。8月17日是我的生日，而18日即是妈妈逝世12周年的忌日，玉屏箫在这个时刻突然现身，让我思念和伤感的思绪绵绵……

这支来自遥远的贵州玉屏县、比我年纪还大的箫，经历了七、八十年漫长的岁月，看尽了人间多少悲欢离合。它不离不弃，一直陪伴在妈妈身边。想到当年抗战逃难、历次运动、文革浩劫……多少东西毁灭殆尽，而它居然幸存至今，本身就是奇迹。小心地抚摸着它，心头波澜起伏。方姨，这个几乎就要被我淡忘的干娘，此刻竟优雅地站在我的面前，那样真实，她喊着“实——华”，微笑着张开双臂要拥抱我……

今天正好是民间的中元节，预报热带台风“潭美”即将来临，仰望夜空，不见皓月，一片灰色的静谧安宁，下面的青山湖静水流深，此时此刻，我特别怀念远在天国的两位老人，不禁泪水盈眶，悲从中来。祈望妈妈和方姨这一对挚友，永离苦海，欢乐长聚……

仅以此文纪念两个母亲。

2013年8月21【农历7月15日】于青山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