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下乡50周年（八）:高考-命运的转折点

阿轰

　　代表知青队参加全市比赛回来后不久的10月21日，晴天霹雳，振奋人心，广播里传来了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时我并没有听到广播，直到2008年春天、我母校厦门大学举行“纪念恢复高考暨七七、七八级入学30周年”纪念活动时，现场播放了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这条消息的“真声”，我才第一次亲耳聆听到。播音员那铿锵有力的声音几十年后听到还会令人血脉喷张，更何况是在1977年那个年代，播放时一定是使千千万万个知青和他们的家庭为之热血沸腾了！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高校招生进出重大改革的消息。）

　　知青们都得到消息了，纷纷回家收拾书本准备复习。我用打球的“马桶包”把初高中读过的和所有能找得到的课本都带回场里准备复习。恢复高考无疑像给每个人打了一针兴奋剂，大家白天干活似乎劲头更足了，收工后早早吃饭洗涮，抓紧时间复习功课。那段时间场里一到晚上便非常安静，没人串门，每个房间的每盏煤油灯下都坐着认真复习的人。女知青们更像是比赛谁比谁更晚睡一般，仿佛谁早睡一点的人就输了、吃亏了。我自己一人在“里屋”复习，没有钟表也不知道是几点，有时自己觉得看了好久的书了该睡了，可站到门口一看，女知青的窗口个个都还亮着灯。那时候没有考试的经历和经验，不知道高考是怎么样的情形，会考些什么，怎么考，索性就先把以前的课本看一遍，不看则已，一看才发现很多地方不懂，尤其是数理化，初中的还会大部分，高中的就跟天书一样看不懂。

　　屋里的煤油灯没有油了，以前都是张大伟掏钱去公社供销社买一瓶回来慢慢用，现在张大伟当海军去了，远水解不了近渴，我就学别的男知青那样，到停在我门口的手扶拖拉机机头拔下输油管灌一壶柴油。柴油点灯味道呛、烟很大，把蚊帐熏得黑乎乎的，灯罩也是漆黑，每天晚上都先要用报纸擦亮灯罩再点灯。

　　没过多久，母校漳州一中召回历届下乡的高中生回来补习。高考中断十多年了，恢复后会怎么考？漳州一中也不知道。但“文革”前，漳州一中是“高考红旗”，备考的经验非常丰富。于是，漳州一中按“文革”前的标准来安排复习。后来想来，漳州一中这段时间的复习是至关重要的，对我能考上大学起到绝对关键的作用。漳州一中的备考手段可称之为是“祖传秘方”加“杀手锏”，归纳起来有四:

　　一曰先文理分班。我报文科，免去数理化对我的煎熬，虽还要考数学，但压力已减轻三分之二；

　　二曰摸底测验，了解考生真实的知识掌握程度，再细分成一二三班，我在一班，后来明白了，一班相当于重点班；

　　三曰强化补习抓重点。我们以前从没有学过历史、地理，学校把最好的老师派来教课，在短短的时间里教我们如何从最基本的原理、脉络去理解，去融会贯通这两门学科。教的是方法。其中有很大成分是学校和老师在尽可能的“猜”高考会考到的重点题，以便在最短的时间里“有的放矢”的教我们掌握要点；

　　四曰模拟实战考试。就像高考一样正规的流程，发准考证，每人一个座位，规定时间答题，连续两天考四科，让我们提前感受高考的紧张气氛。再看看现在的高考也不过如此。漳州一中那时就已经熟门熟路的运用了，什么叫名校的底蕴？这就是。你不服都不行。

（▲我还保留着当年漳州一中印发的“漳州市历届高中毕业生文化考察入场证”，也就是模拟考试的入场证。） (▲漳州一中当年校门口的照片。“浦林一期”三位同是漳州一中的女知青翁平、章丽贤、谢致斌的合影，为我们留下了母校校牌的真实画面。) (▲2016年春节回漳州过节，在母校漳州一中校门口照相留念。想起上中学、高考复习时的每一幕，对母校充满感激之情。)

　　课后自己的复习几近疯狂，“放学”回来后我把自己关在家里的小屋里狂背书，母亲叫我吃饭也不吃。母亲只好买了几斤芦柑放在屋内让我随时吃吃“退火”，连这我也忘了，导致芦柑烂了不少。那时人也消瘦、走路若有所思，真到了废寝忘食、走火入魔的地步。这倒不是说自己给自己下了“非要考上不可”的毒誓，其实是自己已经进入到了“学进去了”的状态了。从开始复习到参加高考，满打满算其实只有个把月的时间，但学到的东西是平时两年也学不到的。有了下乡的经历，懂得了珍惜和坚持。

　　考试是1977年12月16、17两日。阴天，冷。我骑车去漳州三中考场。两天上下午共四个单元，每个单元考什么记不清了。每次考完回来，父亲会简单的问我感觉如何，我说还可以。父亲是老师出身，从下放回来后身体不太好在家养病，但从他殷切的目光中我可以感受到他对我的期望。我都是匆忙吃完午饭再抓紧时间看看下面要考科目的书。直到全部考完后，父亲才细细的问我每科的具体情况。我自己分析，感觉大概每科在七十分左右，过及格线吧，四科总分自测约280分左右。我对这分数感觉挺惭愧。可父亲说:这已经不错了！

　　高考前，《福建日报》整版公布了所有在福建招生的高校、专业名称和招生名额，我才感觉到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全国有这么多高校和专业我竟闻所未闻，每个专业的背后都透着诱人的大学生活在向我招手。那几天是最轻松惬意的，天天怀揣着报纸，骑车到同学家串门，一起研究该报哪所学校的哪个专业，好像我们上大学是十拿九稳的事，想上哪随便挑。当时规定每个人可以报三个志愿，但必须是不同的三所大学的专业。名牌大学文科在福建的招生名额极少，外省其他的专业我不太喜欢，本省的大学录取名额多，怎么办？权衡再三，我以近乎于赌徒的心态把三个志愿全部填写为厦门大学的哲学、历史、中文系。我以为哲学枯燥，学的人肯定少，考上的概率大。中文热门，学的人肯定多，我喜欢中文又怕分数不够，不报又不甘心，报了可以表明态度。其实内心最真实的志愿恰恰是反着的，中文系排第一。

　　（▲当年《福建日报》整版刊登全国各高校在福建招生的专业和人数。）

　　考完试心里反而不淡定了，天天像丢了魂似的心神不安。先是父亲工作的龙溪地区教师进修学校老师传来消息，说全龙溪地区文科考上280分以上的总共不到十五人，我是其中之一，考生档案已全部送到省高招办了。我好像是有希望的。但恰恰是“似是而非”的状态最熬人，让人心神不定。

　　接下来的那些天我们又回到畜牧场，那段日子知青们个个魂不守舍，每天中午吃完饭后就不自觉的聚在男女宿舍间的小道旁。冬日暖阳高照，我们嘴巴有一搭无一搭的说着闲话，眼睛都往小公路上瞄，盼着乡邮员的到来。高校陆续在发录取通知书了，乡邮员每次来都要故意逗我们，手举着信封说，今天有一个或者两个，信封上印的是某某大学的，看着大家期盼的眼光后乡邮员再念出人名，被录取者抢过信封欣喜若狂，没有录取的人心若冰霜，垂头丧气的回自己屋里。叶国强被厦门大学录取了，公社团委书记蒋溪南也被厦门大学物理系录取了，可是我还没有收到厦门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开始感觉到幸运之神正慢慢离我远去，只好回家小住几天。

　　回家后的一天，父亲单位去招生的老师连夜打来长途电话、让人转告问我：“你有没有你会打篮球的凭证？”我赶紧找出1973年代表龙溪地区队参加在三明市举行的全省中学生篮球赛获第二名的奖章和照片__尽管那时候我在队里是年纪最小的替补队员。

　　（▲1973年我代表龙溪地区少年篮球队参加在三明举行的全省比赛。我们获得第二名的合影。我在上排左二。）

　　我又找我的中学篮球教练郑瑞祥老师说了此情况，郑老师特意到市体委给我开了张证明信。父母亲把这些东西赶紧托人带到省高招办。此后就如泥牛入海没有了下文。几天之后，我彻底失望，又收拾好马桶包，带着满满的一袋书准备回到畜牧场重头再来。临走前，父亲对我说，其实上师专当老师也是不错的。原来省里已决定恢复“文革”前设在漳州的“福建省第二师范学院”，我们习惯叫它“二师院”，省里让龙溪地区先办大专班再慢慢发展而成。我听了父亲的话没有吱声，默默的出门向车站走去。

　　那天是阴天，像要下雨的样子。回到场里冷冷清清的没几个人在。我到食堂看了一下，炊事员说：“总务，你总算回来了，食堂没米了”。我赶紧去碾了半筐的米。回到宿舍，突然听到熟悉的像乡邮员自行车颠簸时链盒发出的哗啦声，便习惯性的探头望了一下。外面开始漂起小雨花了，来人竟然是我哥哥的中学好友、我们漳州一中篮球队的队友杨龙生。我觉得好奇怪，他这时候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像梦幻般的。他见我的第一句话是：“回去上学！”我半信半疑的说：“上师专？”他说：“厦门大学！”说着手伸进脖子领里、从贴身的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我定睛一看，信封上有四个油印的红字“厦门大学”。信封已经撕开过。原来下午我前脚出门，后脚邮递员就送来了录取通知书，恰好杨龙生来串门，我父亲赶紧让他把录取通知书给我送来。我一把抓过牛皮纸信封急切的打开看，是厦门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要求新生3月8号报到，还有各种转团组织、户口、粮油关系的介绍信和“新生入学注意事项”。喜从天降！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不敢报的第一志愿恰恰就录取了我，歪打正着，正中下怀，顿时脑子一片空白，嗡嗡直响。直到杨龙生说他要赶回去了我才缓过神了，竟不知道应该留他吃饭谢谢他，只是“呃”了一声，眼睛茫茫的看他调转车头、冒着细雨远去。一切来得太突然了，一切都在意料之外，我就像傻了似的。后来我每回想起此事，内心里都非常的感谢杨龙生大哥，他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惊喜。

　　（▲后排右杨龙生，左许闽峰；前排右许闽杭，左杜高昇。摄于漳州公园小学“崇正洋楼”楼顶平台。那时我们都是漳州一中校篮球队的队员。）

　　(▲我保留着当年厦门大学寄入学通知书的信封和“新生入学注意事项”。2020年底，在庆祝厦门大学建校100周年前夕，我把它捐给母校档案馆收藏。)

　　(▲1977年参加恢复高考的准考证。2020年底捐给母校厦门大学档案馆收藏。)

　　这一切被旁边的布坑大队派来的农民技术员(忘了名字)看在眼里，他为我高兴，又不知道怎么表达，只是淳朴的跟我说：“我回家摘点菜，我们晚上吃一下”。晚上我们用煤油炉炒了两个菜，有几片他偷割家里的腊肉。吃完饭，我把我的农具，棕衣、小收音机，脸盆、饭盆、叉子都送给他留做纪念，随手就把没有多少的行李收拾妥当。第二天去公社转户口、粮油和团组织的关系，然后坐上手扶拖拉机准备回家。此时有几个知青依依不舍的向我招手。我怕他们伤心，说了一句：“我不过先走一步，你们很快会赶上来的”。

　　回到了家里，全家都非常高兴。母亲赶紧把我的蚊帐和劳动穿的破军装泡到加了一大把洗衣粉的大木盆里，水立刻就黑了。过会儿母亲伸手去捞蚊帐要洗时，谁知蚊帐和破军装居然是酥的，一抓就破，一抓就是一大把碎片。原来太阳晒和柴油灯的烟把衣服、蚊帐都弄坏了。母亲嘴里直念叨：“可怜代啊可怜代！”我理解母亲说的是什么意思。记得我还特意把破军装的军扣子剪下来，这扣子咖啡色，表面圆凸，有五角星图案，后面是铜质的圆环，手感很好。后来几经辗转，再也找不到这五粒军扣子了。

　　到我入学后，我们中文系新生获得了厦门大学新生篮球赛冠军后，系里负责去招生的庄明萱老师才对我说：当时中文系留了百分之十的名额，所招的学生要迟一周入学。我看了你的材料舍不得放，又把你的所有考卷都调去看了，考得不错，条件不错，你179的身高要是会打篮球就更好了，但你“特长”一栏里没写，就让他们找你要证明，没想到你还是地区队的，就毫不迟疑的把你招进来了。你要记住，会打篮球就是特长！我为什么会晚入学一周的谜底就此彻底的解开了。我和篮球有缘。

　　上大学，是我的人生的重大转折。（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