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成果系列讲座～第十八讲--从“巴蜀之国”到“九州一隅”（陈卫东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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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为什么叫巴蜀？

巴国与蜀国

是先秦时期西南地区两个小国，有着不同的文化体系，巴国位于今重庆及川东地区，以蛇虎为图腾，尚武善战；蜀国位于四川西部成都这一带，以鸟蚕为图腾，重农耕文明。在被秦灭后融合为“巴蜀”文化共同体。

历史起源‌: 巴国‌是周朝姬姓诸侯国（子爵），公元前1122年立国，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因助周武王伐纣受封，长期依附中原王朝，政治地位为诸侯国。‌‌

‌蜀国‌：肇始于三皇五帝时期（约距今6300年），独立于中原王朝，未纳贡，政治体制为独立王国，以杜宇、开明等王朝著称。‌‌

我们一起来听听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的陈卫东老师来解读巴、蜀是如何形成、发展、转型、融入华夏文明的。

讲座主题：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

主讲人：陈卫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讲座时间：2025年9月28日9:30—11:30讲座地点：成都博物馆

讲座内容简介

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是中国四大盆地之一，涵盖今四川省中东部和重庆市大部，西依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北近秦岭，与黄土高原相望，东接湘鄂西山地，南连云贵高原，复杂地貌和多样生态环境造就了特有的文化景观。纵观巴蜀文明的起源、发展与演变历程，再结合前沿的研究突破，我们得以深切感知其独具特色的文化特质和历久弥新的精神价值。

项目背景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一批因抗战内迁四川的学者，基于成都及周边区域发现的明显有别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首次提出了巴蜀文化的概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成都羊子山土台、涪陵小田溪墓葬等遗存的发掘，推动了巴蜀文化研究的深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广汉三星堆1、2号坑、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金沙遗址、新都马家大墓、商业街船棺葬等重要的考古发掘，将古蜀文明研究推向了高峰。与此同时，随着湖北宜昌路家河、陕西城固宝山、四川宣汉罗家坝，以及三峡水利工程涉及的峡江地区大量遗址的发掘，一大批与巴文化直接相关的遗存面世，推动了巴文化深入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田野考古和学术研究的发展，考古学由文化历史的构建转向社会进程研究，农业起源、聚落结构、文明进程等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

作为中国六大文化区（或八大文化区）的长江上游地区，虽然进入文明时代较其他区域晚，但却极具独特性，是研究早期中国不可或缺的区域之一。202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联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单位申报《考古中国·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项目，并于2021年3月获国家文物局的批复。该项目聚焦川渝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汉中期巴蜀文明的起源、发展、转变和融合进程，旨在通过持续的田野考古工作和多学科综合研究，揭示其文化谱系、社会形态及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贡献。

重要发现

随着一系列重要遗址和墓地的发掘，巴蜀文明进程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

以成都平原为代表的蜀地，在古蜀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眉山莲花坝遗址的考古发掘，总计出土近万件各类细石器、小石器和陶器等，年代距今约6000年，是成都平原目前发现的最早新石器时代遗存，为巴蜀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眉山登云城是迄今发现成都平原最南端的史前城址，刷新了对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的认识。三星堆遗址新一轮发现的6座祭祀坑，出土了17000余件器物，揭示了古蜀国家祭祀行为的复杂性，为研究古蜀国的神权政治与社会结构提供了关键证据。

以川东和重庆地区为代表的巴地，在巴文明的发展与融合方面也取得重要成果。江津梧桐土遗址的发掘，使我们得以窥见商周时期峡江地区大型聚落的布局。宣汉罗家坝遗址新发现了一批随葬龟甲的墓葬，实证了“巴人崇巫”的传统。重庆冬笋坝墓地发现的一批船棺葬，是巴国境内不同族群的见证。渠县城坝遗址的考古发掘则揭示了巴地逐渐华夏化的过程。

文明进程

考古新发现的不断涌现，为系统认识巴蜀文明进程提供了新视角，基于此，我们将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

奠基期（2500BC-1700BC）：从公元前2500年开始，成都平原陆续出现了数座城址，改变了此前零星的村落布局。迄今已在成都平原发现9座史前城址，城垣形制包括双重城墙和单重城墙，面积从10万—200余万平方米不等。大规模的筑城，说明这一时期强制性权利已产生。除了城以外，此时期的聚落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城址—中心聚落—村落”的布局逐渐成型。城址内部的功能分区也逐渐明晰，通常房屋建筑基址处于台地的高处，田地位于低处，墓葬区则往往介于两者之间，城内的核心区域往往由大型建筑基址占据。生业模式经历了“粟”—“粟稻混合”—“以稻为主”的发展过程。墓葬数量众多，绝大多数墓葬未见随葬品，从公元前1900年开始，个别墓葬中出土有木杖、象牙手镯、玉器等物品，预示着这一时期等级已经产生，社会开始趋于不平等。与此相对应的川东及其峡江地区，由于多山的地貌特征，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其生业主要依靠“粟”和“渔猎”，社会长期处于相对平等的阶段。

鼎盛期（1600BC-900BC）：公元前1700年左右，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纷纷衰落。三星堆大型古城崛起，成为川渝地区迄今发现唯一的商周时期城址，面积约360万平方米。根据近年来的考古调查和研究显示，三星堆古城之外，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区域、川东、峡江地区、川西等区域均广泛分布着大量同时期聚落。无论是三星堆还是金沙均出现了明确的功能分区，包括宫殿区、祭祀区、居住区、手工业区等。这两大遗址形成了超稳定的祭祀中心，祭祀区内出土的大量与祭祀有关的器物，尤其是大量反映宗教祭祀的铜器，说明其已经进入到了国家阶段，这一国家最重要的特色在于以“神权”维系整个社会的运转。这一时期，巴地的核心应该是处于汉水上游的汉中盆地，以宝山遗址和城洋地区青铜器为代表。城洋青铜器中主要包括与祭祀有关器物和以暴力为主的兵器两大类，这说明这一区域也进入到了国家阶段，且是“神权”与“王权”的紧密结合的国家。三峡地区与川东地区的同时期的遗址数量众多，“盐”和“朱砂”的开采为维系早期巴国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转型期（800BC-316BC）：西周中期以后，川渝地区以“宗教祭祀”为核心的“神权”国家被打断，逐渐过渡到以“王权”为核心的国家。成都平原的金沙、双元村等墓地出土了大量兵器，说明战争开始频繁。战国时期的商业街船棺葬、新都马家大墓以及遍布于成都平原的墓葬，出土有大量的兵器和楚式的礼器，说明这一时期进入了“王权”国家。巴地同时期也出现了大量墓地，则呈现出不一样的特色，一方面，战国早中期的罗家坝遗址墓葬中出现的随葬“龟甲”的习俗，说明占卜所代表的“巫师”传统依然深刻影响着巴人；另一方面，多样的墓葬方式和随葬品，也反映了巴国境内不同族群的差异。

融合期（316BC-西汉中期）：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对于巴蜀两地产生了重大影响。因蜀侯的数次叛乱，秦帝国加强了对蜀地的管理与经营，沿着蜀道的广元、绵阳、成都的移民墓葬可以反映这一点，也促使了蜀地青铜文明迅速凋谢。与蜀地不同，秦灭巴以后，秦帝国对巴地采取郡县与羁縻双重政策，大量外来移民涌入川东和峡江地区，促进了这两个区域的长足发展，晚期巴文化达到了青铜文明的高峰。不同墓葬形制和大量巴蜀符号出现，见证了巴文化融入华夏文明的过程。汉帝国建立以后，在巴蜀之地广设郡县并筑城，巴蜀文化逐渐融入华夏文化之中。

启示与意义

在21世纪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复杂语境下，巴蜀文明所蕴含的丰富智慧和精神价值不仅没有因时代变迁而褪色，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极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巴蜀文明以其独特的文化基因和精神特质，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和价值引领。

巴蜀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过程中的典型案例，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具有强烈的地域文化特色。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大量的文物，尤其是大量的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等，其精湛的制作工艺和水平，改写了人们对上古文明进程的认识。同时大量的商王朝青铜器的发现，实证巴蜀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川渝地区巴蜀文明的形态与模式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真实写照。川渝地区的考古工作为进一步回答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巴蜀文化强烈的地域性和融合性，不仅增强了文化自信，也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集中体现。

一、是研究早期中国不可或缺的区域之一

作为中国六大文化区（或八大文化区）的长江上游地区，虽然进入文明时代较其他区域晚，但却极具独特性，是研究早期中国不可或缺的区域之一。

二、巴蜀考古是长江上游地区文明的典范

巴蜀文化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提出以来，一直是中国考古研究的重点，数十年以来田野考古工作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收获。

三、对巴蜀文化的研究，有利于解决西南地区，乃至于东南亚地区的诸多问题

四川地区的古文化与汉中、关中、江汉以至东南亚都有关系，从西南地区看，巴蜀是龙头，从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看，四川是东南亚的龙头。

--苏秉琦

四、研究范式的转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田野考古和学术研究的发展，考古学由文化历史的构建转向社会进程研究。农业起源、聚落结构、文明进程等研究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

解决的核心问题

在这样一个几乎封闭的环境的环境之中，巴蜀文化是如何产生、发展的；又造就了怎样的巴蜀国家；巴蜀又是如何逐渐融入华夏的？

涉及的具体问题：年代框架与谱系、社会复杂化、文明形态与模式、巴蜀文化与周地区文化交流互动、资源控制与利用等问题。

1、宝墩遗址（成都新津）

2、鱼凫村遗址（成都温江）

3、三星堆遗址（广汉）

4、竹瓦街遗址（彭州）

5、梧桐土遗址（重庆江津）

6、冬笋坝墓地（重庆）

7、宣汉罗家坝遗址（达州）

8、渠县城坝遗址（达州）…

三．巴蜀文明进程

1．起源

2．发展

3．转型

4．融合

眉山莲花坝遗址的考古发掘，将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推进到距今6000年前。

距今4500至5000年，来自甘青地区的人群开始进入了成都平原地

区，他们带来了"陶器"制作和"粟作"农业，成都平原地区由此开始了"新石器化"的进程。

高山古城提取的人骨 DNA 显示：其与古代黄河流域农业人群表现出最强的遗传关系。

距今4500~3700年，随着长江中游地区人群进入，他们带来了"稻作农业"和"筑城技术"，成都平原陆续涌现出大量的城址。

登云古城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松江镇登云村，地处岷江西岸约2公里的二级阶地上。

初步确认为一处宝墩文化时期的古城址，距宝墩遗址约50公里，是目前发现的成都平原最南端的一座史前古城址，平面近方形，东西、南北宽度约为500米，合围面积约25万平方米。

到了距今3900~3700年左右的鱼凫村三期时期，墓葬反映出成都平原地区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化现象。

明确的社会分工

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地点位于三星堆城址西北部，月亮湾台地东部，月亮湾城墙以西。2022年至今，连续两个年度在月亮湾地点二号支渠以北开展考古发掘，新发现石器坑、石料堆积、玉石器残件堆积、成列分布的柱洞及沟槽式建筑等可能与玉石器生产作坊相关的遗存。

形成广泛影响力

项目开始至今，我们对沱江流域、涪江流域和嘉陵江流域开展系统性考古调查，截止目前共发现三星堆﹣

十二桥文化阶段的遗址200余处，绝大多数为考古新发现。

巴国的早期发展

以陶器为视角，结合文献、青铜器对比分析，认为城洋青铜器的创造者是巴人，这一区域是早期巴文

化最高层级的政治与宗教中心。

巴地：巫与王权紧密结合

从战国早期开始，随着社会发展与阶级分化，巫或者说与神灵沟通之事被社会上层所垄断，是为一种独享权并且存在世袭的情况。随葬大量兵器加占卜祭祀工具即是战国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历史背景最好的反映。

秦灭巴蜀以后，大量的外来移民进入川东和峡江地区，促进了这两个区域的长足发展，并形成了两个巴文化中心区域，晚期巴文化达到了青铜文明的高峰。

秦帝国建立以后，在巴蜀之地设立郡县，并筑城。巴蜀文化开始逐渐融入华夏文化之中，至西汉中期完全融入汉文明之中。

在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中，玉、石、铜、铁、朱砂等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促进社会生产进步的重要因素？

在不同时期，巴蜀两国通过对稀缺资源的控制以及超远距离贸易网络的管控，达到对内统治和对外交流的目的。

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璋、玉戈、多孔玉刀构成的仪仗用具，玉壁、玉琮等祭祀用玉器，陶盉等陶酒器，石磬和铜铃构成的乐器可见三星堆文化早期接受了二里头文化的影响

从尊、罍等青铜礼器，有领玉璧等可见三星堆文化晚期接受了商王朝的影响，并与汉中地区青铜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鱼形玉璜、乳钉纹铜簋、窃曲纹铜环等出土显示周文化对成都平原同期遗存有着深刻的影响。

青铜铸造技术也与商代中原地区同出一脉

在对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器的研究中，通过显微技术、显微 CT 等分析技术发现三堆青铜器铸造技术与商代中原地区同出一脉，是巴蜀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互动交流与发展的重要实证。

从思想观念上看，早期巴蜀文化接受了中原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对"天、地、人、神"的观念，尤其是长江中游地区石家河文化的"人（鬼）神"观念，在三星堆为代表的早期蜀国和城洋青铜器为代表的早期巴国均用青铜器呈现出来。

巴蜀两国通过不断的对外交往，不仅吸收周边区域尤其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先进技术和礼仪用品，而且也深受周边地区"国家"观念的影响。

对于巴蜀的记载历史文献极少，除了散见于《左传》、《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传统的历

史文献之外，专门对巴蜀记载的文献还有西汉杨雄的《蜀王本纪》、东汉来敏的《本蜀论》、蜀汉时期谯周的《蜀本纪》以及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其中前三本记载了早期几代蜀王名字，但是对于这些蜀王的具体事宜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并未能说出。

造成这种历史的"失忆"的原因？

1．巴蜀之地文明化进程经历了从"古国"到"方国"，再到"王国"，最后统一于秦汉"帝国"的过程。且每一次的转变，都是考古学文化上的一次"变革"。这种"变革"也造成了历史文献记载的缺失。

2．巴蜀人一直对中原地区和楚地的文字系统保持相当的距离，巴蜀发生大变革的每一个重要时期，我们都没能发现中原或者楚文化的文字，即使秦灭巴蜀以后，中原地区的文字也并未在巴蜀大地上流传，却反而促使了巴蜀符号的大规模出现和流行。

3．汉晋时期居住在蜀地的华夏知识分子，逐渐的将巴蜀历史进行有意切割，并整合到华夏历史之中。

"重建"了巴蜀古史。

巴蜀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过程中的典型案例，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也具有强烈的地域文化特色。考古发掘实证了巴蜀文化是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三星堆遗址时所指出的"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在世界上是叫得响的，展现了四千多年前的文明成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当青年建立文化自信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川渝地区巴蜀文明的形态与模式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真实写照。川渝地区的考古工作为进一步回答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巴蜀文化强烈的地域性和融合性，不仅增强了文化自信，也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集中体现。

如今巴蜀文明进程研究正处于"黄金时期"，考古发现与技术创新正不断刷新认识边界，也期待大家，利用跨学科的思维，多样的技术方法一一破解巴蜀文明的若干密码，并利用全新的传播方式，传承利用好巴蜀文明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