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span style="font-size:22px;"> 1976年元旦后，公社要冬修水利，需要每个大队抽调几名“社皮仔”壮劳力参加。我们畜牧场派李大权，我和朱跃进三个壮劳力去。我们自带铺盖卷，住在公社中学教室里，铺稻草打地铺。大权很有心，专门找了公社那家小照相馆的师傅帮我们拍了三四张照片，一张照片好像是八毛钱，我们在推土机旁留下了下乡期间劳动的珍贵照片。</span></h1> <p class="ql-block"> (▲左起:许闽峰、李大权、朱跃进。)<span style="color: inherit; font-size: 20px;"> </span></p> <h1> 1月8号早晨，公社的高音喇叭里突然传来哀乐，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哀乐很突兀，周恩来总理逝世了，我们感到十分的惊愕和悲伤。那一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大事: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9月9日毛主席逝世。毛主席的逝世令全国人民万分悲痛，失去了伟大的领袖，我们那时很为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担忧。记得我们在第一排男知青宿舍的走廊上做了花圈，再一起抬着到公社去吊唁毛主席。那年的7月份，天气异常的闷热无常，27日晚上，我们一伙人都在猪圈屋顶乘凉，但仰面躺着，只见天象怪异吓人，空气压抑喘不过气来，大家感受很不好，便赶紧回屋睡觉。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抗震抢险后的重建阶段有小道消息传来，说是国家要征招百万知青到唐山参加重建工作，建好后就留在那里。大家听了很兴奋，都摩拳擦掌的说要报名，后来也不了了之了。10月6日粉碎“四人帮”，记得得知流传的消息后，知青们都跑回漳州打听详情。我回家看到父母亲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脸上绽出舒心的笑容。大家都有预感，中国的春天来了。</h1> <h1> 那年的开春后，场里就给我安排了新的工作__种小辣椒。原来是市里的外贸局游说场里领导说种小辣椒是很好的经济作物，他们可以收购去出口。场里同意了，我就此在场里有了个单独的序列叫“小辣椒组”。场里把公路那边山坡上的两块旱地让我种小辣椒。李大权赶着水牛架着犁把地翻了一遍。张大伟指导我“整畦”、挖坑、下基肥。小辣椒种子是外贸局提供，知青们一起把小辣椒剥壳取籽，知青们干完活满手都是辣劲，凡是手摸到的地方都让人苦不堪言。小辣椒出芽种下后还有剩些苗，我们就把它种在场部和宿舍周围的空地上。后来，种在第一排男宿舍前和旁边的小辣椒长势喜人，结的小辣椒非常多却没有人敢去采摘，原因想必大家都知道吧__“肥料充足”。这是后话了。</h1> <h1> 我每天到林前山坡上面的水渠挑水浇水，所有的苗都成活了。小辣椒地就在“家门口”，我不用像农业组那样要到远处干活。我勤锄草勤施肥，小辣椒苗长得很快，每天看见它们都会有新变化，很快的就长到有半米多高，像棵小树，每棵都陆续的开了不少小白花。花谢了后留下一颗米粒大的小黄点，小黄点支楞着，几天以后小辣椒的模样就出来了，由黄慢慢变红，个个尖头朝上，像圣诞树上挂满小灯泡般的绚丽，俗话叫它朝天椒。地里星星点点的红了一片，天也很热了，可以采摘了。</h1> (▲猪圈的屋顶是我嗮小辣椒的绝好地方。猪圈前是我们每天出工要走的路，远处的土屋就是碾米机房。养猪姑娘们:左起:潘愉真、陈琦、林云露、翁平。) <h1> 我每天出工就忙着采摘，顶着大太阳先找红透的采，干累了就跑到旁边的甘蔗林里躲太阳休息。那时我哥哥在九一师当兵，他特意专门花了一个月的津贴六块钱，买个“芳香烃”盒子大小的中波小收音机送我，我就在甘蔗林里听会儿收音机再接着干活。中午再把采下的小辣椒拿到猪圈上摊晒。晒干的小辣椒透着蜡般的光泽，抓一把再松手，听着辣椒掉落的声音咔咔作响很悦耳。每天下午收工时到猪圈上把辣椒收起，放进洗干净的化肥袋再拿到宿舍里，宿舍里立刻弥漫着干辣的呛人气味。我们宿舍哥四个自己调侃说：我们像是住在蘑菇房的菌种室里需要“空气消毒”。</h1> <h1> 第一次去市外贸局卖两袋小辣椒，心中忐忑不安。打开袋子，外贸局那个人抓起一把扒拉几下，瞪大眼睛看着我。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以为大事不妙。谁知他忽然说：“你是我布了这么些种植点第一个来卖小辣椒的，没想到质量这么好，我给你按一等品的价格收了。”妈呀，我悬着的心落地了，舒了口气。两袋辣椒卖了三十多块钱，抵当时普通工人的一个月工资。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经手过这么多的钱，赶紧贴身藏好，回来交给场里，场长很高兴。到深秋前陆陆续续还卖过几次小辣椒，只不过立秋以后太阳不毒了，小辣椒怎么晒都觉得不够干，卖不到一等品的价格。我这一年算是给场里做了颇大贡献。冬天，外贸局出钱组织我和其他大队几个种小辣椒的“先进个人”去云霄县参观学习，看到人家是成片的种植，真有自叹不如的感慨。</h1> （▲1977年元旦，我们欢送张大伟、曾武彬光荣参军的合影。前排左起:陈少毅、带队干部陈崇山、张大伟、曾武彬、许闽峰、叶国强；后排左起:苏建华、黄伟明、李大权、陈小鹏、郑锦河。） <h1> 年底，每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开始了。场里有几个知青报了名到公社去体检，回来时跟我们说得挺玄乎的，说是要脱光光的被检查，医生护士有女的，躲都没地方躲，不知哪个大队有个知青见护士是他中学同学，当即兵也不当了，穿上衣服走了。很快的，曾武彬和张大伟入伍当了水兵。那年头当兵是我们每个人最梦寐以求的，他俩还当了最令人羡慕的水兵，是穿呢子水兵服和大头皮鞋的那种。后来他们寄来了穿水兵服照片，我才知道他们驻扎在舟山群岛的东海舰队某部。我们一个宿舍就出了两个水兵，我也颇为骄傲。</h1> (▲我的相册里保留着他们当兵后寄给我的军装照，令我羡慕之极。左上张大伟，右上曾武彬，左下杨跃进，右下是“东海舰队”舟山基地的张大伟和曾武彬的合影。) (▲曾武彬的海军水兵照。) (▲张大伟的海军水兵照。) <h1> 杨跃进在1978年春天也当了兵，是空军，机械师，驻扎在福州，我们习惯称之为“福空的”。杨跃进，谢建军和我三人在过了一年之后的1977年底都参加了高考，我们还一起去市立医院体检过。杨跃进曾遗憾的跟我说，他如果再等等，就可能被大学录取，只可惜因为想当兵，而“与大学失之交臂”。曾武彬，张大伟和杨跃进三人的学习都很好，如果不当兵，他们肯定会考上大学的。他们三人退伍回来后，都和大部分知青一样，上业大电大，如饥似渴的补回了这一课。这也是后话了。</h1> (▲杨跃进和他编号41308的歼6的空军机械师照。) <h1> 林建章由公社推荐保送上了福州大学，林云露保送上了福建林学院，他们是工农兵学员的最后一届，我们俗称“七六级”。他俩后来成了幸福的一家人。</h1> (▲林建章和林云露夫妇。) <h1> 很快的，陈少毅也招工回城了。招工或顶替回城的还有几个知青。他们的离开似乎都是悄然无声走的，没有惊动其他人，怕引起别人的伤心。几乎就在七六年底和七七年初的一瞬间，场里的骨干和主力都离开了，畜牧场的天塌了一大半，曾经是美好的“乌托邦”世界的这一页已“翻篇”。如果要写畜牧场史的话，这是一个转折点，此后畜牧场进入了逐步衰弱阶段。能离开畜牧场的知青是非常幸运的，他们的生活轨迹从此发生了改变。我祝福他们，这么优秀的人应该有更大的舞台、更广阔的天地去驰骋。他们的离开对还留场的人确是个打击，大家开始有了想法了，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了。但他们的离开像是生活又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窗外透进一缕阳光告诉了我们，既然有这次机会也必然会有下一次机会，只不过是有先有后而已。</h1> <h1> 记得陈少毅调回去的那天中午，我收工回来一开门楞住了，宿舍孤零零的只有我的床铺挂着蚊帐，其他三张床空空荡荡的，光脚走在砖地上都会有咚咚的回音，我一屁股坐在床上楞了很久，一直到过了两三天才适应过来。后来想想，生活还要继续，日子是给自己过的，要打起精神，先把屋子重新收拾一下，为自己营造一个舒适的小窝再说。我拆掉其他三张床，把床板立起当挡板，用床架两头夹着固定，把屋子变成了里外两间。里屋是我睡的床，床头桌紧靠挡板放在床头，上面放着煤油灯，窗口下放个床架，上面放上我那装衣服的小藤箱，箱子上放一个空的“炼乳”瓶子，从山上采把紫色的不知叫什么名的野花插在里面；外屋床架上一字摆上饭盆、脸盆、牙膏牙刷、“芳香烃”盒子和一个张大伟种的、金黄色的、很大又舍不得吃的大南瓜，找了根废的日光灯管用铁丝缠住两头固定在挡板上当毛巾架，在墙上盯几颗钉子挂棕衣和斗笠，再从井里打几桶水冲洗地板，把红砖地洗得干干净净的。收拾停当再打开宿舍的门，房间已经旧貌换新颜，大家经过我门口时都有诧异的表情，我也收拾好心情，开始等待新的一天太阳升起。（待续）</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