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大英博物馆

贺小洪

伦敦大英博物馆：又名不列颠博物馆，位于英国伦敦新牛津大街北面的罗素广场。该馆成立于1753年，于1759年1月15日起正式对公众开放，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伟的综合性博物馆，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博物馆收藏了世界各地许多文物和珍品及很多伟大科学家的手稿，藏品之丰富、种类之繁多，为全世界博物馆所罕见。大英博物馆拥有藏品800多万件。由于空间限制，有99%的藏品未能公开展出。

2018年7月大英博物馆在天猫开设了旗舰店；8月10日，英国大英博物馆举行非公开仪式，向伊拉克驻英国大使萨利赫·侯赛因·阿里交还八件大约5000年前的物件。当地时间2023年8月16日，大英博物馆库房中的黄金和珠宝文物被盗，这些文物年代跨度从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19世纪。大英博物馆2024年2月17日举办了一场具有希腊元素的时装秀，却引来希腊文化部门批评，原因是举办场地位于陈列帕特农神庙石雕的展厅。

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宏伟的综合性博物馆，位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建于1753年，6年后正式开放。它收藏了世界各地的许多文物和图书珍品，藏品之丰富、种类之繁多为全世界博物馆所罕见。藏品主要是英国于18世纪至19世纪英国对外扩张中得来。大英博物馆位于伦敦中心，是一座规模庞大的希腊复兴式建筑，十分壮观。这里珍藏的文物和图书资料在世界上久负盛名。大英博物馆拥有藏品800多万件，由于开放，原来主要收藏图书，后来兼收历史文物和各国古代艺术品，其中不少是仅存的珍本。

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英帝国向世界扩张，对各国进行文化掠夺，大量珍贵文物运抵伦敦，数量之多，大英博物馆盛不下，只得分藏于各个博物馆。埃及文物馆是其中最大的陈列馆，有10万多件古埃及各种文物，代表着古埃及的高度文明。希腊和罗马文物馆、东方文物馆的大量文物反映了古希腊罗马、古代中国的灿烂文化。

1753年，收藏家汉斯·斯隆，1660—1753年）爵士去世后，按照其遗嘱将遗留下来的71000件个人藏品及大批植物标本及书籍、手稿全部捐赠给国家。

博物馆在开放后通过英国人在各地的各种活动攫取了大批珍贵藏品，早期的大英博物馆主要以自然历史标本为主，但也有大量文物、书籍，因此吸引了大批参观者。

1824年，博物馆在蒙塔古大楼北面建造一座新馆，并在1840年代完成，旧蒙塔古大楼不久后便被拆除。新馆建成后不久又在院子里建了对公众开放的圆形阅览室。

由于空间的限制，1880年大英博物馆将自然历史标本与考古文物分离，大英博物馆专门收集考古文物。1900年，博物馆再次重新划分，将书籍、手稿等内容分离组成新的大英图书馆。

大英博物馆建立于1753年，是世界上首家国立公共博物馆。对所有“好学求知的人”免费开放。

大英博物馆的建立源于汉斯·斯隆爵士（1660年–1753年）的遗愿，他是一名内科医生、博物学家和收藏家。

斯隆一生中共收藏71000多件物品，他希望自己在去世后它们还可以完好地保存。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将所有的收藏遗赠给了国王乔治二世，回报是给他的继承人20000英镑。

国家接受了他的赠品。1753年6月7日，国会法案批准建立大英博物馆。

博物馆建立之初的藏品大部分由书籍、手抄本、关于某些文物的自然标本（包括钱币、徽章、版画和素描）以及文化研究的人种志组成。1757年国王乔治二世捐献了英国君主“老王室图书馆”的藏书。

大英博物馆于1759年1月15日正式对公众开放。它最初是建在布鲁姆斯伯里区的一幢17世纪的大楼——蒙塔古大楼，这里也是现今博物馆的所在地。所有“好学求知的人”都可免费进入。

除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外，博物馆一直都对外开放并逐渐延长开放的时间。入馆人数由每年的5000增至2017年的5,906,716人。

19世纪早期，博物馆已拥有许多知名度很高的藏品，包括罗塞塔石碑（1802年）、汤利的古典雕塑收藏品（1805年）和帕特侬神庙雕塑（1816年）。

1823年，乔治四世将其父亲的图书馆（国王图书馆）作为礼物捐赠给国家，促使建造了现今由罗伯特·斯默克爵士（1780年–1867年）设计的四边形大楼。

1857年，四角大楼和圆形阅览室建成。

为了给博物馆中日益增多的藏品提供更多的空间，19世纪80年代自然历史类收藏品被转移到南肯辛顿区的新馆，那里成为自然历史博物馆。

亚述的收藏品成为人们了解楔形文字（古代中东的一种古文字）的基础。同样地，罗塞塔石碑使人们解读了埃及象形文字（一种符号文字）。

奥古斯塔斯·沃拉斯顿·弗兰克斯爵士（，1826年–1897年）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人物，他于1851年被委派到博物馆，是第一个负责收藏管理英国和中古世纪史料的人。弗兰克斯向新的领域扩大收藏，不仅收集英国和中世纪的古物，还收集欧洲和欧洲以外的史前史、人种学和考古学的资料，以及亚洲艺术品和其它的文物。

19世纪期间，访问人数大幅增加。尤其是在公共假期，博物馆吸引了大批各个年龄段和所有社会阶层的观众。

随着学术研究工作的持续展开，管理者们通过开设讲座、改进展品的摆设并为藏品标上流行导语来提高博物馆的吸引力。

步入博物馆的那一刻，我仿佛穿越了时空的界限，来到了一个充满神秘与庄严的世界。高耸的穹顶下，柔和的灯光洒在每一件展品上，它们或古朴、或华丽，都承载着各自的故事，静静地诉说着过往的辉煌与沧桑。

大英博物馆内部空间以古典与现代的碰撞为核心特色，其建筑布局与功能设计完美融合了历史厚重感与当代艺术性。

2000年由弗洛伦蒂诺·皮拉尔增建的玻璃穹顶中庭，流线型钢结构与玻璃幕墙构成现代艺术装置，成为连接各展区的枢纽‌。

‌直径30米的穹顶自然采光，下方原为阅览室，曾吸引马克思等学者在此研究‌。

园形穹顶直入云霄，3312块三角形玻璃片组成的顶部洒落天光，诉说着历史的厚重‌‌。

由罗伯特·斯默克爵士设计的希腊复兴式主楼，入口采用爱奥尼亚柱式，两侧翼楼配以塔斯干柱式，八根多立克巨柱支撑雕刻三角楣饰，营造庄严氛围‌。

‌正门大厅的"读者屋顶"采用教堂式大理石设计，四门刻有"时间控制一切"的拉丁文格言，象征文明永恒‌。

金、奶油白与粉蓝的主色调交织成辉煌璀璨的空间，40公里长的书架如知识长城般环绕‌‌。马克思常坐的D形桌下留有思考的足迹，水泥地板上两道擦痕见证《资本论》诞生的艰辛‌‌。电灯与地暖最早在此点亮，早点与温暖房间曾慰藉过饥肠辘辘的马克思，也滋养过孙中山、甘地等变革者的理想‌‌。弗吉尼亚·伍尔夫称之为“书影之谷”，乔治·吉辛笔下这里是思想者与文字共鸣的圣殿‌‌。500万册藏书如星群密布，穹顶之下“穷学生与最富有者共享知识”的愿景仍在低语‌‌。

大英博物馆埃及馆是馆内最负盛名的专题陈列馆之一，拥有超过10万件文物，涵盖古埃及文明早期至希腊罗马时期，核心展品包括罗塞塔石碑、法老木乃伊和巨型石雕等代表性文物，系统展示了古埃及文明的发展脉络。‌‌‌‌‌

罗塞塔石碑是大英博物馆埃及馆的镇馆之宝，高1.14米，宽0.73米，制作于公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的登基诏书。石碑上同时用希腊文、古埃及圣书体和世俗体三种文字记载相同内容，为破解失传千年的古埃及象形文字提供了关键依据。

1799年由法国军官皮耶·佛罕索瓦·札维耶·布夏贺在埃及港湾城市罗塞塔发现，后因英法战争被英国夺取，自1802年起收藏于大英博物馆。

‌顶部‌：14行古埃及圣书体象形文字（刻有法老名字“托勒密五世”），用于宗教仪式。

‌中部‌：32行世俗体文字（草书），反映日常行政文书风格。

‌底部‌：54行希腊文，作为统治者与希腊殖民者的沟通媒介。 ‌

石碑的发现直接推动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使学者能通过古希腊文对照解读圣书体和世俗体文字的结构，最终构建出完整的古埃及字母表。 ‌

罗塞塔石碑的破译不仅解决了文字谜题，更推动了多学科发展

语言学贡献‌：揭示了古埃及文字的混合结构（如形容词后置、动词宾语前置），为比较语言学提供范例。‌‌

文明重建‌：使古埃及文明从“天书”变为可读历史，例如法老图坦卡蒙陵墓咒语的解读依赖此成果。‌‌

象征意义‌：石碑被视为“文明桥梁”，其名被借喻为破解复杂问题的关键线索，如欧洲航天局将探测彗星的计划命名为“罗塞塔”，以类比破解太阳系起源之谜。‌‌

拉玛苏雕像：人首翼狮（或公牛）造型，头部佩戴带角王冠，象征神灵身份，高26.2厘米，材质为石头‌。

‌制作于公元前721至705年，出土于亚述帝国首都豪尔萨巴德（今伊拉克北部），为萨尔贡二世王宫入口的守护雕像‌。

‌功能意义‌：用于震慑敌人并保护亚述统治者，雕像蹄部刻有棋盘格纹饰‌。

‌在大英博物馆6号古中东馆，与亚述巴拉瓦特大门等文物共同展示‌。

涵盖公元前5000年至希腊罗马时期的文物，包括史前人体骨架、法老时期黄金首饰等。

通过神庙建筑构件复原（如石雕门廊）与壁画碑文组合，再现古埃及宗教与生活场景。‌‌

约1600件常设展品中，包含拿破仑战争期间获取的珍贵艺术品，部分文物保存状态优于埃及本土藏品。‌‌‌‌

大英博物馆收藏了大量古埃及木乃伊及相关文物，其中以下展品尤为引人注目。

亚曼拉公主木乃伊‌。

身份‌：古埃及第18王朝或第19王朝时期的贵族女性（具体身份存在争议）。‌‌

‌特点‌：该木乃伊保存完好，面部彩绘精致，随葬品包括镀金面具、假发、耳环及圣甲虫护身符等，反映了古埃及对死后世界的重视。‌‌

‌身份‌：底比斯城阿蒙神庙的歌女（类似现代唱诗班成员），约公元前1330-1250年。‌‌

‌特点‌：其腹部放置圣甲虫护身符，双手交叉佩戴真金戒指，棺内还发现小型沙布提俑（象征死者执行冥界任务）。‌‌

古埃及人通过复杂流程（如内脏取出、泡碱干燥、亚麻布包裹）将尸体保存至来世。木乃伊不仅是身体防腐技术巅峰的体现，更承载着宗教信仰——死者被视为转世旅程的载体，陪葬品如圣甲虫、沙布提俑等则寄托了对冥界生活的期许。‌‌‌‌

拉美西斯三世的石棺，是一件雕刻精湛的艺术品，专为埃及第二十王朝（公元前1186-1155年）的法老打造。石棺上精心描绘了古埃及宗教经典《亡灵书》中的场景，这些图案不仅是艺术的展现，更是为了确保法老在来世旅途中的安全。然而，历史的轮回让这件石棺在后来的岁月里再次焕发新生。第21王朝的祭司国王重新利用了这件石棺，这不禁让人感叹，墓葬物品在历史的洪流中，往往会经历意想不到的重生之旅。

作为古代文明的代表之一，古埃及的文物至今仍令世人赞叹不已。古埃及文明以三大标志性遗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木乃伊——流传至今。金字塔，作为古埃及法老的陵墓，至今矗立在埃及境内，未曾被带走。尤其是胡夫金字塔，它的雄伟体量和历史价值至今无人能及。狮身人面像同样巍峨壮丽，曾被誉为古埃及的文化象征。由于这些巨型文物的体积巨大，欧洲列强虽曾试图掠夺，但无力将其搬走，因此它们至今仍屹立在埃及。至于埃及木乃伊，作为法老的遗体，它们是通过复杂的防腐工艺保存下来的，旨在确保法老的灵魂不灭。许多木乃伊和相关文物曾被西方列强掠夺，如今大英博物馆就珍藏着140具埃及木乃伊和石棺。

《亚尼的死者之书》是一部古埃及宗教经典，它是为古埃及书记官亚尼所作，描述了死者如何获得复生的过程。这部书长约24米，包含60章内容，被认为是死者进入来世的关键文献。1887年，收藏家在尼罗河发现了这本书，并经过一系列交易后，它最终被送到大英博物馆。

有人曾说过，没有中国人能够笑着走出大英博物馆。这座博物馆虽位于英国，却展出了约23,000件来自中国的文物。这些文物大多数都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被英国强行掠夺而来。而且，由于长期保管不当，其中一些文物已经受到了无法修复的损害，永久性地失去了它们的原貌。

大英博物馆，作为全球最大的博物馆之一，不仅享有举世闻名的声誉，馆内的藏品也达到了超过800万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大部分的藏品并非英国本国的文物，反而有着较大比例来自其他国家。实际上，大约90%的藏品源自外地，很多是当年欧洲列强在殖民扩张过程中从其他国家掠夺来的宝贵文物。就拿大英博物馆的十大镇馆之宝来看，其中没有一件是英国本土的，它们大多属于其他国家。

大英博物馆希腊馆（希腊罗马馆）集中展示了从青铜时代到罗马帝国衰落时期的古希腊文明遗产，核心展品包括帕特农神庙浮雕、涅瑞伊得斯纪念碑等，体现了古希腊艺术与文化的辉煌。

帕特农神庙浮雕（埃尔金大理石雕塑）‌：

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距今2500多年，1816年被英国王室购藏。浮雕内容涵盖希腊神话（如半人马之战）及雅典宗教场景，雕刻技艺精湛，是大英博物馆最具争议与代表性的藏品之一。‌‌‌‌

希腊长期要求归还这些文物，但英国以“保护能力不足”为由拒绝。‌‌

帕特农神庙始建于公元前447年，是古希腊雅典卫城的核心建筑，供奉雅典娜女神。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埃尔金勋爵在获得奥斯曼帝国许可后，非法切割并运走大量雕塑装饰，其中部分被送往英国。这些雕塑在大英博物馆展出至今，成为古希腊艺术的重要代表。

涅瑞伊得斯纪念碑‌：公元前390-380年建于土耳其桑索斯，为利西亚统治者艾尔比纳的陵墓，仿希腊神庙设计。中央矗立海中仙女涅瑞伊得斯雕像，融合希腊与安纳托利亚文明特色。‌‌

维纳斯（阿佛洛狄特）雕像‌：罗马时期的希腊艺术仿制品，反映罗马对希腊艺术的推崇。原作为更早的希腊雕塑，体现神话与美学的交融。‌‌

胜利女神像：衣袂飘飘的带翼尼姬大理石雕像。约公元前100年，发现于土耳其博德鲁姆（古哈利卡纳索斯），上半身与下半身呈相反方向扭动，衣纹随身体曲线流动，原有一对翅膀（现已损坏）。该雕像展现了古希腊雕塑中对身体动态的精准把控，被用于装饰罗马别墅的马赛克地板。 ‌

飞向获胜运动员的尼姬像陶罐。约公元前470-460年，制造于雅典，发现于意大利坎尼亚区诺拉。该陶罐以红绘技法呈现尼姬展翅飞翔的姿态，表现了古希腊竞技运动中胜利女神的象征意义。 ‌

这两件文物均通过不同材质和艺术手法，反映了古代希腊人对胜利女神尼姬的崇拜，既体现在战争胜利的裁决者身份，也关联着体育运动领域的成功象征。 ‌

帕特农神庙中那些历经沧桑的大理石雕刻作品，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无价之宝。这些艺术珍品最初与神庙建筑融为一体，作为其不可或缺的装饰部分。始建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约公元前447年）的帕特农神庙，巍然屹立于雅典卫城之巅，是古希腊人为智慧女神雅典娜建造的宏伟圣殿。

这些雕刻作品以精湛的技艺再现了古希腊神话中的诸多经典场景：众神之王宙斯掌控雷电的威严形象、太阳神阿波罗驾驭战车的英姿、以及大力神海克力斯完成十二项试炼的壮举。每一处细节都凝聚着古希腊艺术家们的心血与智慧，成为那个辉煌时代艺术造诣的生动见证。

通过这些栩栩如生的石雕作品，古希腊人将他们独特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审美理念完美地传承下来。从构图布局到人物刻画，无不彰显着古希腊文明在艺术创作领域取得的非凡成就。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更为后人研究古希腊社会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展馆通过雕塑、建筑残件等实物，系统呈现古希腊在哲学、艺术、宗教等领域的影响，尤其帕特农浮雕被视为雅典民主与古典美学的象征。‌‌‌‌

令人痛心的是，这些承载着古希腊文明精髓的建筑瑰宝始终未能获得妥善的保护与尊重。在19世纪初的1801年，时任英国驻奥斯曼帝国大使的托马斯·布鲁斯（即埃尔金勋爵）以考古研究为名，实则被这些艺术珍品深深吸引，最终动用特权将这些无价之宝从帕特农神庙强行拆卸运回英国。这一行径不仅是对文化遗产的野蛮掠夺，更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破坏性后果。

如今这批举世闻名的埃尔金石雕成为了大英博物馆最具代表性的珍贵藏品之一。在过去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希腊政府及相关文化机构持续不断地通过各种外交途径提出归还请求，但英方始终以各种理由搪塞推诿，全然无视这些文物对希腊民族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这场旷日持久的文物归属争议至今仍是国际文化界关注的焦点话题。

漫步在大英博物馆的希腊展厅，这些饱经沧桑的大理石雕塑依然默默伫立在异国的展台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与研究人员驻足凝望这些历经磨难的文明见证者，其斑驳的纹路与残缺的躯体仿佛在无声诉说着那段充满曲折与不公的漂泊历程。

大英博物馆中国馆（33号展厅）是该馆最重要的展区之一，收藏约2.3万件中国文物，涵盖从新石器时代至20世纪的艺术珍品，包括青铜器、陶瓷、书画等类别。

中国馆纵深达115米，是馆内最长的展厅，陈列约2000件长期展出的中国文物，总数达2.3万件。展品按历史时期分为11个阶段（如商周、唐宋、明清等），并设5个主题分展厅，包括佛教传播、丝绸之路等专题。‌‌‌‌

青铜器与陶瓷‌：西周康侯簋、唐代三彩镇墓兽、乾隆龙纹铜鼎等代表不同时期的工艺巅峰。‌‌‌‌

《女史箴图》（唐摹本）：《女史箴图》为中国东晋顾恺之创作的绢本绘画作品。原作已佚，现存有唐代摹本，原有12段，因年代久远，现存仅剩9段，为绢本设色，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作品描绘女范事迹，有汉代冯媛以身挡熊，保护汉元帝的故事；有班婕妤拒绝与汉成帝同辇，以防成帝贪恋女色而误朝政的故事等。其余各段都是描写上层妇女应有的道德情感，带有一定的说教性质。

唐三彩墓葬俑。墓葬俑形象生动，姿态各异，釉色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既体现了唐代高超的陶瓷工艺，也为我们了解唐代社分，文化和丧葬习俗提供了宝贵资料，是一件极具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文物珍品。

景泰蓝龙纹大盖罐：明宣德年间御用，采用景泰蓝里极少见的黑彩，颜色对比强烈，龙纹凶猛，双目圆睁，张口露齿，气势汹汹，近代因战乱流落到大英博物馆。

三菩萨壁画：从左到右，刻画的是普贤，观世音及文珠菩萨，三菩萨面庞丰腴，体态雍容，衣饰华丽，栩栩如生。原藏于河北省行唐县清凉寺，由五台山僧人所绘，20世纪处被英国人用十万大洋买下并切割成12块运到伦敦，后被个人收藏家购买，并捐赠给大英博物馆。

辽三彩罗汉：一尊真人尺寸的彩色罗汉塑像，表情生动，衣褶纹饰流畅，展示了中国古代瓷器技术的精髓，也承载了辽代文化的重要历史信息，据资料记载，从河北易县流失出去的十余尊罗汉象，没有一尊现存在国内。

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唐代摹本（仅限短期展出），原为清宫旧藏，1860年英法联军劫掠后流入英国。‌‌河北清凉寺巨幅壁画，被分割为12块运至英国。‌‌

九纹琉璃砖：这组法华彩釉琉璃砖构成了大型的高浮雕、蓝黄釉行龙纹饰，游弋在莲花间。原是山西寺庙建筑屋脊上的装饰品，后被盗取。因为砖瓦太大不好带走，所以每块玩璃砖都被坏割成五段。现展出的是由何鸿卿先生买下捐赠给大英博物馆的。

青铜双羊尊：商朝时期的酒器，造型独特，是由两头公羊的头部和身躯前侧支撑中间的容器，羊角卷曲，双眼凸出，尊口下饰弦纹和龙面饕餮纹，较为罕见。1360年火烧圆明园事件中被掠夺，流失海外。

仰韶红陶尖底瓶：出土于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细口、短颈、鼓腹，尖底。两侧带耳，形态奇特。其具体用途，至今存在争议，是几千年前华夏先民智慧的一大重要体现。

康侯簋：既是弥足珍贵的青铜重器，又是证明海内康氏以封国得姓的难得一见的实物资料，仅用二十四字便说明三件大事。1931年前后在河南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随后被倒卖至海外，1977年由布鲁克休厄尔捐赠给大英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堪称人类文明的超级宝盆。这座举世无双的文化宝库汇聚了跨越时空的珍贵遗产，从史前文明到现代艺术，藏品数量之巨令人叹为观止，完整展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壮丽画卷。

慈禧扇子：清慈禧太后的珍贵物品之一，由上等象牙制成，整个扇子设计精巧，结构稳固，扇面上雕刻着精美的花纹和图案，光滑细腻，栩栩如生，颇具艺术价值。

慈禧皇太后御笔“平安富贵”。

伟人毛泽东的画像在大英博物馆中国馆入口处存放着。

多数藏品通过战争掠夺（如第二次鸦片战争）、非法盗卖等途径获得，近年频发的文物盗窃事件（如2023年馆藏失窃案）加剧了对其保管能力的质疑。‌‌

参观大英博物馆后，我感到一种复杂的情绪交织着自豪与悲愤：自豪于中华文明的璀璨瑰宝，悲愤于这些文物大多源自殖民掠夺，承载着历史伤痕。

大英博物馆的宏伟建筑和丰富馆藏令人震撼，但对中国游客而言，更多是文化归属感的撕裂。走进中国馆（33号展厅），23000余件中国文物密集陈列，包括稀世汝窑瓷器、敦煌壁画和五代玉器，精美绝伦却拥挤在狭小展柜中，让人联想到“两个人住这么大的柜子”的隐喻，引发强烈的悲愤与无奈。尤其看到壁画割痕或文物简单标注为“玉斧”而非其历史意义时，英国人的解读偏差加深了文化隔阂感。‌‌‌‌

这场参观不仅是视觉盛宴，更激发了关于文物保护的矛盾思考：

掠夺之痛‌：多数中国文物通过战争被劫掠，国人只能作为旁观者体验“破防”之情，凸显了近代中国保护能力的缺失。‌‌

‌保护与传承的双刃剑‌：尽管博物馆提供了全球化的展示平台，促进了文化传播，但文物脱离原生环境可能导致历史语境断裂；更理想的方式是让文物“归乡”，在其孕育的土地上传承。‌‌

这种体验强化了文化自信——通过近距离接触祖先杰作，我们更深刻理解了自身文明的辉煌，并呼吁加强文物保护。‌‌‌‌

6米高的隋朝阿弥陀佛大理石像及敦煌文物（藏于斯坦因密室）。‌‌

这件精美的青铜手掌文物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它诞生于公元3世纪左右的古也门地区。根据考古研究，这件文物原本是当地贵族希山姆为了向其信奉的守护神塔拉布·利亚姆表达虔诚而敬献的祭品。

19世纪后期，一支由英国考古学家组成的探险队在也门东部地区进行考察时，在一处年代久远的神庙废墟中意外发掘出了这件珍贵的文物。考古队员们都被这件青铜制品精湛的工艺所震撼，其造型之逼真、细节之完美令人叹为观止。

这件青铜手掌采用优质铜合金铸造而成，经过精密测量，其尺寸与成年人的手掌几乎完全一致。每一处指节的纹路、指甲的弧度都经过精心雕刻，展现出古也门工匠高超的金属加工技艺。

这只青铜手掌的细节刻画堪称完美，每一处肌肤纹理都被精细呈现，指尖的弧度与指甲的形态精准还原，甚至连岁月在皮肤上留下的褶皱痕迹都清晰可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手背上那些微微隆起的静脉血管，其逼真程度令人叹为观止。更让人称奇的是，在手背的金属表面，工匠们用古老的南阿拉伯语镌刻了成片的铭文，这些文字不仅记载了这件艺术品的传奇身世，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古代文明的窗口。

这件历经十七个世纪沧桑的青铜杰作，原产于古代也门地区，如今被妥善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核心展区。它之所以能穿越时间长河保存至今，得益于古代工匠精湛的金属处理技术。作为一件集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于一身的文物，它不仅生动展现了古代也门人民的宗教信仰体系，更以其卓越的铸造水平，向我们展示了那个遥远年代令人惊叹的手工艺成就。对于研究古也门文明的历史学者而言，这件文物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踏入大英博物馆的那一刻，仿佛穿越了时空的屏障。这座灰白色的建筑，以其庄严肃穆的姿态，将我拉入了一个充满矛盾的情感漩涡。这里陈列的，不仅是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更是一段难以言说的耻辱与自豪交织的历史。

中国馆内的文物，如同被割裂的文明碎片，散落在异国的土地上。从商周的青铜器到唐宋的瓷器，每一件展品都闪耀着中华文明的光辉，却也隐隐透露出历史的沧桑。那些精美的陶俑、细致的玉器、绚丽的青花瓷，无不诉说着一个曾经辉煌的帝国的故事。然而，它们的存在，却让我感到一种深深的刺痛。

在这些文物中，有一块被劈为两段的碧玉，格外引人注目。它静静地躺在展柜中，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一段被撕裂的历史。那半截的文字封条，记录着一段屈辱的记忆，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悲剧。这些文物，曾经是中国的骄傲，如今却成为了异国博物馆的展品，这不能不让人扼腕长叹。

在历史的尘埃中，中华文明始终闪耀着不灭的光辉。那些精美的艺术品，那些蕴含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文物，依然在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它们的存在，不仅记录了旧中国的耻辱，也昭示了中国古文明的灿烂与辉煌。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中国古代陶瓷收藏机构之一，大英博物馆珍藏着一件举世闻名的陶瓷珍品——元至正十一年烧制的青花云龙纹大维德花瓶。这对造型独特的花瓶采用龙首耳尊的经典形制，通高约一米，瓶身以精湛的工艺绘满了精美绝伦的青花云龙纹样。英国著名收藏家大卫·维克多·珀西瓦尔于1935年通过不懈努力，分别从两位私人收藏家处购得这对原本分离的花瓶，使其在历经岁月沧桑后终于得以重新团聚。这对花瓶不仅因其完美匹配而更显珍贵，同时也成为了研究元代青花瓷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

这对闻名遐迩的大维德对瓶堪称元代青花瓷器中的瑰宝，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最具知名度的中国古代陶瓷珍品之一。其最突出的学术价值在于瓶身所刻的珍贵铭文，这些文字记载为判断其制作年代提供了无可争议的实物依据，彻底证实了元代时期就已经能够烧造出如此精湛的青花瓷器。

在学术界尚未发现这对花瓶之前，主流观点一直将中国青花瓷的起源时间定位于明代初期，对于元代是否存在真正的青花瓷持保留态度。这对花瓶的出土及其后续的学术研究，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解决了长期困扰学界的年代争议问题。

走出中国馆时，回头望去，那些文物依然静静地陈列在那里，仿佛在诉说着一个永恒的故事。它们既是中华文明的见证者，也是那段屈辱历史的见证者。在它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华文明的坚韧与不屈，也看到了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的沉浮与挣扎。

这段参观的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文物遗失对国家尊严与人类文明的沉重打击。但同时，我也坚信，只要我们铭记历史，珍惜当下，中华文明的光芒必将永远闪耀在世界之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