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教岁月第三站.金溪中学

一蓑烟雨

执教岁月第三站·金溪中学

（1992.09----1994.08）

罗中兴

一、别乡路：风裹牵挂，鞋载暖意

1992年的夏末，火炉沟的风终于卸了灼人的劲儿，裹着些微凉意漫过村口老桐籽树。我背着打了补丁的帆布包，里头塞着两件换洗衣物和一摞师范毕业证，在父母的目光里转身。走出去百十来步，忍不住回头——母亲还站在门槛上，蓝布衫被风掀得轻轻晃，手在胸前挥着，眼眶红得像晒透的柿子，见我回头，又赶紧抬手抹了把脸，嘴上却喊着“快走，别误了路”。

“妈，回屋吧！”我扯着嗓子喊，声音却被风揉碎在沟谷里。脚下的千层底是母亲熬了三夜纳的，针脚密得像撒了把芝麻，鞋头还缝了圈黑布，耐磨，踩在土路上软乎乎的，每一步都裹着暖意，也裹着母亲没说出口的牵挂。

翻野茅丫时，露水打湿了裤脚，贴在腿上凉飕飕的；爬梅子关那截，修路的炮仗隔会儿就炸一声，震得崖边的碎石簌簌往下掉，像是要把整座山劈成两半。我攥着路边的灌木丛往上爬，手心被刺扎出小血点也没敢松手。等挪到册山，肚子早饿得咕咕叫，我厚着脸皮敲了户人家的门，开门的大娘见我一身泥汗，没多问就舀了碗剩饭。我蹲在门槛上狼吞虎咽，几口就干完了，暖意顺着喉咙滑进胃里，连带着心里的慌劲儿也缓了些。天擦黑时，黔江城的灯火终于在远处亮起来，像撒了把碎星子，我盯着那片光，又加快了脚步。

二、求职波折：抢信奔逃，终入金溪

第二天一早就揣着西泡中心校那张“不予聘用”的纸条，扎进了教委办公楼。纸条被我攥得发皱，边角都磨毛了。人事股长高可佳是我初中的政治老师，也是一个村的老乡，见我裤脚还沾着泥，头发乱得像草，眉头皱了皱，接过纸条看了眼，没多问就说“我来想办法”。巧的是，媳妇老家金溪区教办的杨焕章校长正好在，端着杯子喝水时插了句嘴：“来我那儿吧，太极中心校初中部缺个语文老师，正好补上。”高老师点头，我也赶紧应下，像抓住了根救命稻草，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半块。

临走前，高老师拽着我叮嘱：“要是他们把你往村小塞，你就回来，我再给你找别的地儿，别硬扛。你一个外地人，人生地不熟，担心你吃亏。”可到了太极中心校，新上任的张校长却铁了心要把我下放到太和村小——那地方离镇上还有十几里山路，连条正经路都没有。我不肯，他就把我的介绍信锁在抽屉里，说“服从安排是规矩”。我跟他磨了半天，他始终不松口。趁他低头喝茶的空当，我瞅准机会拉开抽屉，一把抢过介绍信，拔腿就往公路跑。风灌进衣领，身后还传来他的喊声，我没敢回头，刚到路边，一辆客车就“呜”地开了过来，我连滚带爬地上去，攥着介绍信的手全是汗，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去金溪区教办找杨焕章。

杨焕章见我气喘吁吁的样子，领口还沾着灰，叹了口气：“要不你就留在金溪中学吧，我去跟学校说，总不能让你白跑一趟。”就这么着，我踩着满地的碎石子，走进了藏在筲箕滩烟房沟里的金溪中学。

三、校园初驻：土墙琴音，知己相伴

学校被一条河劈成两半，两边的校舍靠一座窄窄的石板桥连着，桥板上刻着深浅不一的纹路，是常年踩出来的痕迹。四周全是直愣愣的大山，连围墙都没法修——山太陡，土太松，砌了也得塌。下雨天最吓人，河水涨得飞快，浑浊的浪头拍着岸边的石头，“轰隆”作响，连操场都会漫进半尺深的水，“哗哗”地响。有次我亲眼见一个学生差点滑进去，幸好被路过的老师拽住，那学生吓得脸都白了，从此没人敢在雨天靠近河边。

我先跟陈煦泽住一间宿舍，后来就搬到金溪中学一间土墙空屋子。土墙裂着缝，风一吹就“呜呜”响，像有人在哭。小窗户透进来的光昏昏沉沉的，墙上密密麻麻全是马蜂洞，手指头都能伸进去。我找了张旧报纸把裂缝糊上，才算勉强像个住处。可让我惊喜的是，墙角竟摆着一架脚踏风琴，琴键黄得发暗，有些键按下去还会卡住，但好歹能出声。这是我在黔江师范学过的乐器，备课批改完作业后，我就踩上几脚，弹首《送别》，唱两句“长亭外，古道边”。琴声顺着窗户飘出去，在山谷里绕一圈，再传回来时带着点回音，倒给这清冷的日子添了点暖意，像点了盏小灯，把屋里的空荡都照软了些。

满延成是我在学校最好的朋友同事。我高，他矮，走在金溪街上，别人总说我们像“一根竹竿配个矮凳”，我们听了也不恼，还笑着应和。我们一起在煤油灯底下看书，他的笔记写得工工整整，我总借过来抄；一起去街尾的台球摊打球，一块钱能打三局，输了的人请吃两毛钱一碗的米粉，多加一勺辣椒油；还一起考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自考。他已经拿到了专科文凭，正攻本科，晚上坐在宿舍里，他会一句一句地给我讲古文，“之乎者也”的调子裹着窗外的虫鸣声，倒也不觉得苦。有次我看书到半夜，眼皮打架，他就给我冲杯浓茶，说“再坚持坚持，考上了就好了”。

四、暂别讲台：下海折戟，困境重重

我教初三语文和初二物理，每天要备两科的课，作业本堆得比桌子还高。我常常在煤油灯底下批改到后半夜，眼睛涩得慌，就用凉水洗把脸接着干。没多久，神经衰弱的老毛病就犯了，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头也昏沉沉的，看字都重影。有次上课，我在黑板上写字，手竟有点抖，学生们都安静地看着我，没人说话。干了一个学期，学校动员停薪留职下海，说“趁年轻多挣点钱”。我咬咬牙报了名——总想着能多挣点钱，让媳妇不用再穿打补丁的衣服，让女儿能吃上像样的奶粉。

1993年的春天，我跟着亲戚倒腾水果、榨菜，后来又卖钢材。赚的时候少，赔的时候多。最惨的是去荆州拉西瓜那次：在产地装车时，一群小贩冲上来哄抢，我拦都拦不住，眼睁睁看着他们抱走十几个西瓜；路上又被人偷了两麻袋，车后座的锁都被撬坏了；好不容易运到黔江，又遇上外地来的家族垄断市场，他们压低价格，还不许别人卖高价。偏偏天又转凉，西瓜卖不动，堆在摊位上的西瓜开始变软、流水。最后只能几毛钱一斤亏本甩卖，连油钱都没赚回来。这一趟，我亏了一万多——在当年，这可是笔天文数字，相当于我好几年的工资。我蹲在西瓜摊前，看着烂在筐里的西瓜，眼泪都快掉下来，心里又悔又急，却不知道该怎么办。

更糟的还在后面。媳妇查出了子宫肌瘤，医生说急需手术，不然会有危险。我四处借钱，求爷爷告奶奶，找遍了亲戚朋友，才凑齐了手术费。我把钱用手绢包好，藏在柜子里的棉絮中，想着第二天一早就去医院交款。可就在那天晚上，钱却在家里不翼而飞了——门窗好好的，衣柜也没被撬，连我放在桌上的手表都没丢。公安朋友来看了看，叹口气说“大概率是内盗，熟人干的”，劝我别查了，免得伤了和气，以后还难相处。我坐在空荡荡的屋里，只觉得浑身发冷，连哭的力气都没有。媳妇躺在病床上，哭得稀里哗啦，还安慰我说“没事，再想办法”，可我知道，她心里比我还急。

我去老南海城考察开门面，准备做服装生意，遇到朋友马奎，他已经下海经商，辞去县农业局副局长职务。他看着我憔悴的样子，眼窝都陷进去了，拍了拍我的肩膀：“你不是做生意的料，性子太实，还是回去教书吧，踏实，也不用这么折腾。”我想了想，点了头——是啊，折腾了大半年，不仅没赚到钱，还欠了一堆债，倒不如回去教学生，至少心里踏实。

五、重返校园：携女执教，雪中守护

1993年9月1日，我又回到了金溪中学，成了初一（1）班的班主任，还教着语文。走进教室的那天，学生们齐刷刷地看着我，眼里满是好奇。女儿才两岁，媳妇在城里上班，印刷厂三班倒。我就抱着她去上晚自习。我把她放在讲台旁边的小椅子上，给她块饼干，她就安安静静地坐着，不吵也不闹。有天晚上停了电，我抱着女儿正在走楼梯，一下子滑了出去。我下意识地往下蹲，把女儿紧紧护在怀里，左脚踝却狠狠磕在台阶上，钻心的疼瞬间漫上来。我咬着牙没出声，直到把女儿放回宿舍，才发现脚踝已经肿得像个馒头。后来这伤，阴雨天就会隐隐作痛，疼了十几年才好利索。

班里的学生大多是农村来的，家里穷，有的连书学费都交不起，冬天连双棉鞋都没有。我常替他们垫着书学费，尽量不让学生因为没钱而退学。半夜里学生生病了，我就背着往医院跑。阮正军那次肚子疼得直打滚，额头上全是汗，喊着“老师，我疼”。我背起他就往卫生院跑，三里地的路，我跑得满头大汗，后背被他的冷汗浸湿也没敢停。到了卫生院，医生说再晚来会儿就危险了，我守了他一夜，给他擦汗、喂水。第二天晚上，他父亲从田里赶过来，裤脚沾满了泥，鞋上还挂着草屑，见了我就深深鞠了一躬，声音都带着颤：“老师，谢谢您，您是我们家的恩人，要是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赶紧扶他起来，笑着说：“别这么说，我爸妈也是农民，我知道你们的不容易，这都是我该做的。”

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勤，几乎天天下。鹅毛大雪飘下来，没多久就把学校盖得白茫茫一片，连石板桥都积了厚厚的雪。上晚自习的时候，学生寝室的棉絮总被偷，都是家里带来的旧棉絮，却也是他们过冬的指望。我们几个班主任急得上火，商量着轮流在雪地里挖坑蹲守——找块背风的地方，挖个半人深的坑，铺上稻草，裹着棉袄蹲在里面，盯着寝室的窗户。雪落在脖子里，凉得刺骨，手脚冻得发麻，连说话都带着哈气，蹲了好几晚也没抓到人。后来才明白，偷棉絮的人就在附近，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一离开，他们就下手。于是我们改成晚自习时直接在寝室值班。

六、岁末寒与春之暖：薪失年窘，抽考获誉

可放假后，更大的事来了——财务室的五千多块钱被盗了，那是我们全校老师的12月份工资和年终奖。门窗还是好好的，锁也没被撬，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警方来了，勘查了半天，案子没破，我们的钱也打了水漂，每个人脸上都没了过年的喜气，连平时爱说笑的满延成，也沉默了不少。

我只好跟同事吕禹亨家属罗玉乾借了一百块钱回家过年。去南海城步行街菜市场买菜时，女儿看中了一条五块钱的灯草绒裤子，粉嘟嘟的，上面还绣着小花朵。她拽着我的衣角，小声说“爸爸，要”，我心里一酸，就给她买了。她拿着裤子就跑，蹦蹦跳跳地消失在漫天的大雪里，粉裤子在白雪的映衬下，格外显眼。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心里酸酸的——那年，我没给父母一分钱，反倒是他们塞给我一袋大米和一块腊肉，母亲还说“别亏着孩子，过年了，让她吃点好的”，说着又往我兜里塞了十块钱，我攥着那十块钱，半天说不出话。

1994年春天，县里组织初一语文抽考，我带着学生们复习了一个多月，每天早自习、晚自习都陪着他们，给他们讲题、改作文。成绩出来那天，校长拿着成绩单跑进教室，大声说“咱们班拿了金溪区第一”，学生们欢呼起来，围着我又蹦又跳，有的还哭了。我也红了眼眶，觉得之前的辛苦都没白费。后来我被评上了优秀教师，站在领奖台上，手里拿着红色的证书，台下的学生们使劲鼓掌，我看着他们的笑脸，心里又酸又甜——这日子，总算有了点盼头。

在满延成的帮助下我通过自学考试，获得了四川师范大学中文专科文凭，取得了初中教师合格学历。

七、别去金溪：择路坚守，忆暖留存

没多久，媳妇的表姐夫当上了财政局长，表姐患乳腺癌晚期，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但是知道我的情况后，主动提出帮我调进城。表姐夫和我面谈过，他说“我看你五官精致，身材魁梧，文笔也不错”，他给了我三个选择：去乡镇当副乡长，去派出所当民警，或是留在教育系统进城。我想了想就选了最后一个——我还是喜欢教书，喜欢跟学生待在一起，喜欢听他们喊“老师好”，喜欢看着他们从懵懂的孩子，慢慢长成懂事的少年。

于是，我离开了金溪中学，去了黔江师范。只是后来每当想起金溪中学，想起那年的大雪，想起学生们的笑脸，心里总暖暖的——那段日子，苦是真的苦，没少挨冻、没少受累，也没少掉眼泪，可也是真的难忘，像一杯苦茶，初尝时苦，回味时却带着甜，一直留在我心里，没散过。

敬请期待《执教岁月第四站—黔江师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