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下乡50周年（五）:苦中作乐

阿轰

　　生活是艰苦的，但我们苦中作乐，哪怕是小小的一件事都会给我们带来愉悦。每天晚上收工时正夕阳西下，微风送爽，让人精神为之一振，我们会哼着歌说着笑的一路走回来。到场里了，女知青们会从食堂取回炊事员已经给逐个灌满开水的热水瓶。女知青人手一个铁桶，从大蒸锅里打上热水到“浴室”洗澡。男知青们洗澡还是方便，穿个短裤拿上水桶脸盆肥皂到井边“冲浴”。我们宿舍陈少毅是科技组的，说话都有“科技含量”，他把肥皂称之为“芳香烃”，于是这成了我们宿舍称呼肥皂的专有名词。

　　(▲科技组陈少毅。)

　　在井边冲浴很痛快，把水桶扔进井里再提上来朝头上一浇，舒畅无比。夏天冲浴时会顺便打几桶水朝旁边的猪圈顶上泼去给石板屋顶降温，到晚上再拿个席子到上面纳凉。水桶掉到井里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每次无论是“人肉”还是用工具“捞桶”，都会顺势勾上好几个铁桶，就排着放在井台边让“失主们”认领。我用橡胶旧篮球做了个水桶，是那个年代的稀罕物，即使是绳子断了也不会下沉，顶多是反扣着浮着。张大伟一年四季天天都要洗冷水浴。在他的带动下，我也养成洗冷水浴的习惯，后来到北京工作也一直坚持多年。张大伟到现在还是每天要到九龙江里去游泳，难能可贵。而北京的水太凉，年纪不饶人，我在退休前几年金盆洗手不敢再洗冷水浴了。

　　冬天晚上肚子饿得快，只要有人用煤油炉煮了面条，大家闻着味就拿着勺子自动跑过来，争先恐后地抢，哪怕吃上一口、喝点汤也好。往往这时陈小鹏就会惋惜的说：“掉在地上的面条比吃进去的都多了”。谁有从家里带“面酱”或有“油水”的菜的，吃饭时基本上就共享了。1975年冬天，畜牧场地瓜大丰收，场里除了晒地瓜干外，还磨洗了很多地瓜淀粉掰开了在猪圈上晾晒。晚上我们饿了，伸手向猪圈顶抓几块地瓜淀粉回去煮“宵夜”。春雨季节，场部的树干上长出黑木耳，也被我们捅下来煮了吃，也是还没煮熟就被抢光了，结果那天夜里有几个哥们闹肚子拉稀，都是抢得快吃得多给闹的。

　　(▲第二代女手扶拖拉机手谢致斌，她驾车耙田的架势挺潇洒的。)

　　(▲第二代男手扶拖拉机手谢建军，他福州大学毕业后成为石油大军中的一员。这是他刚参加工作时的照片，穿的是石油工人标志性的竖条棉服。)

　　每次下午收工回来后，大家会不自觉的等在宿舍边，等着手扶拖拉机手从城里回来带来大家捎的东西。包括每天中午公社邮局乡邮员送来家书，都会让大家围观并高兴一阵子。这也构成我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上排左二那个戴军帽的是杨跃进。)

　　我和杨跃进比较活跃，经常“三不五时”在劳动休息或晚上空闲时，故意添油加醋夸张的模仿个谁的动作，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还留下了几个很经典的段子。后来知青聚会时不时会被“点播”要求再来一次。

　　(▲女知青排练节目。前左起:陈舜仪、冯丽娜；后左起:章丽贤、林若萍、谢致斌。)

　　(▲1976年的“三八”妇女节，女知青们在排球场上排练节目。)

　　那时的女知青爱美，留下了许多倩影。我大学同学对我们知青点在下乡期间留下了不少年代感极强的老照片感到惊讶。相比之下男知青们就逊色多了，“拿得出手”的照片很少。尽管如此，这些照片用在写知青生活的回忆录时，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开怀大笑。前左起:朱小芹、徐春琴、魏淑宽、林云露、陈琦、冯丽娜；后左起:翁平、潘愉真、谢致斌。)

　　(▲前左起:冯丽娜、林如滨、朱小芹；后左起:汪莉莉、章丽贤。)

　　(▲这种横排照在当时很新潮。左起:冯丽娜、林如滨、朱小芹、徐春琴。)

　　(▲左起:林云露、徐白莲、章丽贤、汪莉莉。)

　　(▲穿着花裙子，透着青春气息。左起:谢致斌、朱小芹、章丽贤、林云露、汪莉莉、林如滨。)

　　(▲在漳州的摄影圣地__华侨新村的合影。前左起:魏淑宽、朱小芹、谢致斌、翁平；后左起:冯丽娜、潘愉真、林云露、徐春琴、陈琦。)

　　(▲畜牧场的徐白莲、陈舜仪、汪莉莉三人是舞蹈高手，经常被市宣传队借去排演节目。这是当时的“芗剧”《龙江颂》的排练现场照片。)

　　(▲男知青在毛主席进漳纪念馆前的合影。前左起:许闽峰、李大权、郑锦河、张大伟；后左起:叶国强、黄伟明、陈少毅、陈小鹏、苏建华。)

　　去公社看电影是那时最令人高兴的事，秋收后或冬天的晚上，公社偶尔会放电影，我们漳州一中知青出身的团委书记蒋溪南总会提前让通讯员或乡邮员给我们捎来口信。那天白天的劳动一定非常愉快并早早收工，吃罢，洗洗涮涮穿戴整齐，大家“结阵”一起走两三公里去公社看电影。去早了可以顺便逛逛没什么可买的供销社，到小理发店和理发师阿狗闲扯两句，或到蒋溪南的办公室坐坐；看完电影再一起回来，一路上有说有笑，或歌声嘹亮。当远远的可以看到场里的房子时，我们会大喊几声“乌鼻！乌鼻！”只听得夜色中一阵争先恐后的爪子刨地声夹杂着呼哧带喘声由远而近向我们迅速逼近，“乌鼻”们眨眼间就跑到我们面前，流着哈喇子摇头摆尾十分亲切的迎接着我们。

　　大概是1976年的初夏，张大伟心血来潮，叫上我和杨跃进，商量着一起去理个近似于光头的发型。我和杨跃进都兴奋的说好。于是我们一起到浦林公社所在地的理发店，找到理发师阿狗。张大伟跟阿狗说把我们三人都理个“那种”发型，还比划了一下。阿狗是莆田人，说话带有舌腔的摩擦音，他当然明白张大伟说的是什么，他惊讶的说:你们说的是真话？张大伟说是真的。于是阿狗拿起推子在我们三人头顶上横行。那时没人理这种叛逆的发型。我们回到畜牧场，一起摘掉斗笠，大家看了都哈哈大笑，觉得新奇好玩。我们则为自己敢于突破传统的行动感到高兴。

　　记得1975年秋收后有了闲，我们在排球场打起排球。叶国强是排球高手，扣球“叮咚”的三米线内，再一反弹越过“臭椿”的灌木丛落到坎下的水田里，还要光着脚下去捞。后来我们规定了，凡是叶国强扣球要朝里面猪圈的方向扣。练了几天光自己打不过瘾，陈小鹏说我们去天宝塔尾找他的知青同学比赛吧。冬闲的有一天我们真去了，黄伟明开手扶拖拉机带我们一车的人。记得比赛时农民和知青的观众很多，把比赛场地围得水泄不通。第一局我们大胜。第二局却输得很惨，连水平高超的“阮社大哥”陈小鹏也会连连失误，好好的球居然也能垫飞，好像是个不会排球的“菜鸟”，让我们失望之极又不敢责怪。一直到过了多年以后的某个春节知青聚会上，陈小鹏才袒露心扉的揭示了谜底__“我们要在人家那儿吃顿招待饭，你赢了人家怎么好意思吃饭呢？”

　　(▲这张照片大概是1975年冬天在“排球场”拍的，球网清晰可见，右边是第一排的猪圈，远处隐隐可见的山就是有“烂泥田”的“官山”。)　　

　　我们还心血来潮的干过一件大事__修建篮球场。大概是1976年秋收后的事吧。那天下午出工前大家在食堂门口集合闲聊，无意中有人说要是场里能打篮球就好了。谁知道就是这句话，让大家来了兴趣，七嘴八舌的议论开。有的说在排球场架付篮架就可以。有人说不行，球老是会掉进田里。有人说晒谷场也行。又有人反对说那地方在场外，别人把篮架偷走了我们都不知道。有人说不如把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平整一下就可以了。大家想了想还确实是个好主意，完全可以免去上述两处场地的不足，是个不错的选择。林建章征询意见式的问大家“就在食堂门口的地方平出来建个篮球场怎么样？”大家异口同声的说“可以！”在这一亩三分地里，建章说话是算数的。说干就干，大家随手拿起工具就地开挖。

　　目测这块地有坡度，怎么测量才准确？张大伟以前在华安水电站干过，懂得测量。那时有部轰动全国的电影纪录片《红旗渠》，有个农民用脸盆装水测量的画面让人印象深刻。张大伟学着端来脸盆，加满水，上面放一个木头，再眯起一只眼，让我拿根扁担立着到土坪的远处随时做记号。“张技术员”说最里面的土要挖多少公分填到最外面来。平时场部是很安静的，这突然开工了动静很大，养猪组的姑娘们都跑过来看热闹，还故意指指点点的揶揄或者瞎指挥。说来也巧，此时恰好有一辆推土机从场外的小公路经过，我们大喜，有人去请求推土机司机帮忙。这司机很爽快的同意了，来回划拉几趟，把最厚处的土都给推平了。我们再平整，进度快了许多。到天黑时“工程”还没有完工，拖拉机手黄伟明开来手扶拖拉机，打开那机头的大灯照明，哪里需要就把车头对准哪里照。等平整完后，大家很有成就感，端着饭盆、借助旁边房间透出煤油灯微弱的亮光在“篮球场”边仔细端详，久久不愿离开。

　　过两天，我回城专门跑到漳州一中找到我的篮球教练郑瑞祥老师，向他要付报废的篮筐。郑老师很爽快的答应了，把漳州一中体育室里一副报废的篮筐给我。篮筐有个地方开焊了，带回来之后，黄伟明看了眼说没关系，他可以拿去公社农机站用电焊“触触”就好了。后来因为找不到合适的篮柱和篮板，这篮球场最终没有建成。直到我离开畜牧场时，那副篮筐还放在碾米机房里。我对此事印象极深，分配到国家体委工作后还念念不忘，1984年12月12日，我在《体育报》副刊上发表了我第一篇散文处女作《半个篮球场》，写的就是这件事。当时球场虽然没有建成，但是我以“革命的烂漫主义”合理创作，把篮球场写成是建成了，而且还搞了个“很隆重”的落成典礼__由我来投第一个球。

　　（▲1984年12月12日的《体育报》副刊及我的散文。）

　　事情有时候就那么的巧合，“半个篮球场”现在叫做“三人篮球”。我后来因为喜欢篮球，专门在1998年机构改革后调到新成立的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从事业余篮球的管理工作，其中就有三人篮球项目。在全国篮球人的共同努力下，“三人篮球”项目如今已呈兴旺之势，在国际上也有一席之地。我也算是没有辜负当年知青们修建篮球场的那一份情意吧。（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