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人魔窟：七三一（2025年9月）

杜

身为哈尔滨人，对“七三一”这个名称当然不会陌生。但其来龙去脉和罪行本质，自己却知之不深。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由杨彦君博士撰写的《731:医学的沦陷》和《七三一部队细菌战史图录》相继出版。这两部学术专著，以严谨的史学规范，通过图文互证的方式，真实全面地还原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的罪恶历史，进一步揭开了其丑恶内幕。

《731:医学的沦陷》一书，充分运用美国、前苏联和日本的解密档案，参考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结合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以下简称七三一罪证陈列馆）多年搜集和整理的原731部队人员口述记录、历史文献和遗存发掘，对这支部队的形成、扩张、覆灭和战后轨迹，它犯下的人体实验、细菌战争罪行，以及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伤痛记忆等进行了系统地梳理、考察与解析，从而构成更为真实完整的历史叙事。

“七三一〞，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符号，是中国人民心中难以愈合的伤痛。它所承载的，不仅是无数国人、家庭和中华民族所蒙受的苦难，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反人类的罪行。2017年5月14日，《辛德勒名单》原作者托马斯·肯尼利在参观七三一罪证陈列馆后，曾有这样的留言：“我曾经去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天又参观了731部队旧址，日本军国主义把年轻人变成杀人犯的罪孽是不可饶恕的，731部队的活体实验就是东方的奥斯维辛。”

但不得不承认，长期以来，由于当事人和关联方的刻意掩盖，以及日本政府的暧昧态度，国际社会对侵华日军731部队的记忆、认知和传播，远逊于德国纳粹法西斯在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部书的出版和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在这方面国际话语不足的缺憾。

731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母体催生的一个怪胎。日本军事医学研究始于1886年5月组建的陆军军医学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开始大规模应用于战地医疗。陆军军医学校先后有406人派往中国东北战场，这些人后来多成为731部队的主要成员。1932年7月，日本陆军省批准设立陆军军医学校细菌研究室。同年12月，扩建为防疫研究室，开始从事霍乱、伤寒、鼻疽等相关研究。此时，军医少佐石井四郎担任研究室主任。

石井四郎生于日本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1920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1927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30年，任陆军军医学校教官，因取得“细菌培养罐”和“滤水器用应急停水装置”发明专利而崭露头角。在校期间，他置日内瓦《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的议定书》（日本为原始签约国）这一国际惯例法于不顾，认为细菌武器更适合日本的扩张需要，开始游说军方成立细菌战部队 。1933年秋，石井四郎在防疫研究室基础上，秘密组建部队并移驻中国哈尔滨，对外称“石井部队”，密称“加茂部队”。他成为731部队创始人和首任部队长，后官至中将，为日本陆军军医的最高军阶。

石井四郎（1892—1959年）

〝加茂”，是石井四郎家乡所在区域的地名。之后，这支部队曾使用过东乡部队、关东军防疫部、关东军第731部队、满洲第25202部队等名称，后统称为731部队。

加茂部队最初设在今哈尔滨辖下五常市背荫河镇，后在哈尔滨卫戍医院设立本部，其班底皆来自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出于保密的需要，石井四郎以同乡之谊招募大量雇员进入731部队服役，其中来自同村的即有24人，包括他的次兄石井刚男、三兄石井三男和侄子石井利夫。

（石井四郎家族成员在哈尔滨火车站。左一为石井刚男，右四吸烟者为石井三男。）

1936年9月，日军参谋本部下发关于《制定允许关东军防疫部职员兼职为陆军军医学校职员之事》的文件，其中记载了裕仁天皇批准的军令案。1938年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下达“关于在平房地区设立特别军事区域的训令”，强行划定约6.1平方公里的“特别军事地区”，并强迫40多个村庄的546户农民立即撤离。同时，征用大量中国劳工参与特别军事区域建设。随后，731部队陆续移驻平房。

1940年，731部队在哈尔滨郊区平房一带建成集行政办公、人体实验、细菌武器研制、物资供给和营房宿舍于一体的综合区域。这里规模庞大、配置全面、功能齐全、分工明确，已然成为日军策划、组织、实施人体实验和生物战研究的中枢机构。

731部队本部共设有第一（研究部）、第二（实验部）、第三（给水防疫部）、第四（生产部）和总务、教育、器材、诊疗等八个部，分别开展生物研究、人体病理研究、血清和免疫研究、霍乱研究、赤痢研究、冻伤研究、结核研究和瓦斯实验，以及动物饲养室、黄鼠饲养室、昆虫培育室和两座焚尸炉等配套设施的管理。除供热、供电、供水、通讯等设备，还配备了铁路、公路、航空运输等设施。此外，还建有规模庞大的“东乡村”，内设小学、俱乐部、图书馆、邮局、医院、运动场、商店、餐馆、酒吧、浴池、神社等场所，为军官、士兵和家属提供服务，可容纳3000余人居住。本部周围两公里的范围被设定为“无人区”，整个区域戒备森严，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黑暗帝国”。

1940年8月，加茂部队正式启用“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名称。1941年，改称“满洲第731部队”。

（731本部航拍，摄于1939年）

（满洲第731部队高等官团，于1943年6月25日在本部一栋前合影）

在日本军国主义的裹挟之下，大量医学精英和科研人员，以国家利益、科学研究和医学发展的名义加入731部队。部队的骨干，除日本陆军军医院成员外，主要来自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和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据1945年1月1日编成的《留守名簿》记载，731部队全员3497人。其中：中将1人、少将2人、大佐5人、中佐5人，少佐34人、尉官100人，军阶配置大体与日军最高一级的师团相当。按职别又分为军医、药剂、主计、卫生、技术等身份。

731部队在平房的总部之下，还设有牡丹江支部、孙吴支部、海拉尔支部、林口支部、大连支部和安达特别实验场、城子沟野外实验场等。大体而言，自1940年以后，这支部队总人数常年保持在3200人以上，其经费开支超过若干甲种兵团。

731部队自成立伊始，就是一支以关押的活人为实验材料，研究各种细菌的效力及繁殖、保存、制造、应用等方法，最终实施细菌战为目的的特种部队。1933—1945年，731部队以活人为对象，秘密进行了大规模的室内试验和野外试验。实验范围涵盖鼠疫、炭疽、鼻疽、伤寒、结核、霍乱、赤痢、血清、药理、冻伤和免疫等，包活体解剖、冻伤试验、毒气试验、细菌感染、口服试验、皮下注射和“雨下”实验等多种类型。

（731部队教育部合影）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名簿）

为满足731部队的人体实验之需，经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和石井四郎等秘谋策划，1938年1月26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下发《关于特殊输送处理的通告》。所谓“特殊输送”，又称“特别移送”，日文为“特移扱”，是关东宪兵队为731部队秘密输送活人进行细菌实验而使用的代名词。1943年3月12日，警务部长又向各宪兵队下发了关于“特别移送”的通知，通知中把移送对象划分为向苏联提供情报的“苏谍”和反日亲共的“思想犯”两类，且要求“不经审判，不移送有关机关”。依据上述规定，侵华日军关东宪兵队所属各宪兵队、宪兵分队将抓捕的爱国抗日人士，直接进行羁押和审讯，然后逐级上报至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经司令官签批后，再由各宪兵队将被捕者秘密押至哈尔滨宪兵队，经其转送731部队。这些被称之为“马路大”（意为圆木）〝跳蚤”或“行李”的抗日军民，也包括一些男女老幼和苏联公民，标志着数字牌号，强制接受系统性的人体实验。其手段之残忍，无以描述。这些实验不仅违背国际法，更践踏了人类文明的道德底线。

史料记载，在731部队的历史上，曾发生过一次受试者集体越狱行动。根据加茂部队成员和背荫河历史见证人的回忆，1934年9月23日，那天正是中秋节，背荫河实验基地内的16人参与越狱，幸存者王子阳等12人成功逃脱。另据抗联老战士冯仲云于1946年初出版的《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一书记述，他和赵尚志当年还见到了这些逃脱者，并听他们述说了被抓入监牢后接受实验的惨痛经历。这些人后来都加入了抗日队伍。1937年3月，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六师代理师长的王子阳，在木兰县与日军的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也正是为了防止内部秘密暴露，加茂部队因此将实验基地关闭，开始向哈尔滨一带转移。

据1949年12月苏联军事法庭判决书认定，731部队“从1940年起至1945年日军投降时止，被害死的不下3000人。”日本多位学者估算，1937年至1945年间，大约有3000—4000人死于731部队的人体实验。各种证据无可辩驳地表明，731部队的关押人员，最终无一逃出这一“食人魔窟”！

（人体实验受试者在移送途中）

（特别移送档案之一）

（731部队研制的细菌炸弹，东北烈士纪念馆藏）

（731部队研制的细菌炸弹图纸）

（人体实验者病变图）

（731部队实验工具）

1939年5月至9月，日本关东军与苏蒙联军在今中蒙边境诺门坎地区爆发大规模冲突（又称诺门坎战役）。期间日军因战局不利，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密令731部队开赴前线。根据公开的前苏联档案及多方史料证实，诺门坎战役期间，石井四郎指挥731部队向苏蒙联军发动了多次细菌攻击。7月13日，731部队成员秘密潜入苏军防守的哈拉哈河流域，投放含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等病菌的溶液22.5公斤，企图污染水源、造成苏军感染。由于苏军提前获知情报并加以防范，最终未受感染。反倒造成日军士兵因误饮河水导致瘟疫蔓延，非战斗减员逾1300人。战后，日军为掩盖罪行，对感染士兵进行了毁尸灭迹处理，并将责任推卸给苏联。

1940年至1945年间，为配合日本侵华战争，731部队相继在浙江衢县、宁波、金华、温州，吉林农安、大赉、新京（今长春），湖南常德，江西上饶、广丰、玉山等地实施了细菌攻击，感染伤亡人以数十万计。同时，在这些地方造成大面积生态灾害。据1950年3月《黑龙江省人民控诉日本细菌战犯见证书》记述：“1946年鼠疫在省内蔓延，洮南、洮安、镇赉、开通等四县发生患者4340名，死亡1470名。从来没有发生过霍乱的县份在1947年也受到严重灾害，共有齐齐哈尔、肇东、肇州、肇源、洮安、大赉、安广、镇赉、泰来、开通、瞻榆、洮南等县霍乱共发生了患者9212名，死亡7542名……惨状无法形容”。1946年至1954年间，哈尔滨平房地区曾多次爆发大规模鼠疫流行，从而成为鼠疫自然疫源地。直至上世纪90年代年，经各方持续努力，才得以彻底根除。

（1939年9月7日，日本陆军大臣畑俊六视察诺门罕战场上的731部队，俯身指手者为石井四郎）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至10日，日军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司令部分别向石井四郎下达命令，“所有证据物品都必须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的无影无踪”，“用爆破抹去731部队”。石井四郎在1945年8月11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决定彻底爆破焚毁，并严防间谍渗透。〞8月14日晚9时左右，自知无望的石井四郎在731总部下达了最后命令：一是不准暴露731部队成员身份，二是队员之间不得相互联络，三是不准从事与731部队同样业务性质的职业。并特别强调，“731部队的秘密要带入坟墓”。之后，他便乘飞机匆匆逃离了哈尔滨。在此前后，731部队遵照日军参谋本部的指令，将狱中关押人员全部屠杀并毁尸灭迹，文件资料全面销毁、破坏和转移，包括12个重要研究班在内的仪器设备和基础设施全部炸毁。731部队成员除极少数被苏联红军俘虏，绝大部分乘火车专列经由朝鲜半岛逃回日本。各支部也都照此办理。

据原731部队成员回忆，在最后炸毁监狱时，“一进去我就看见了白色墙上写着血书。血还没有变黑，应该写的时间不会太长。很漂亮的字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必胜 蒋主席万岁！’可能是临死前咬破手指写的吧。”另据史料记载，1945年6月，731部队“特别监狱”还曾发生过一次未成功的暴动事件。

（731四方楼爆破遗址，摄于1956年）

（731部队瓦斯实验室和瓦斯储藏室旧址）

（731部队黄鼠饲养时遗址）

（731部队动力班锅炉房遗址）

（731部队北洼地焚尸炉遗址）

（731部队北岗焚尸炉遗址）

石井四郎逃回日本后，曾以诈死隐身，后被美军寻获，开始接受美国和苏联调查官的讯问。1945年至1948年，美国国防部相继派出四任调查官，前往日本调查细菌战和人体试验。他们绕开东京审判，摆脱苏联的追踪，同731部队成员达成秘密交易，以提供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等情报信息为条件，换取美方不起诉战争罪的承诺（但不给予书面豁免权），并将人体实验和细菌战资料秘密留存在情报渠道。石井四郎在美方的授意下，向苏联调查官隐瞒了事实真相，他对美军调查官表示：“我对平房负有完全责任。……我愿意被美方聘用为生物武器专家，为了应对将来与苏联发生的战争，我会将自己20年的研究和所得都拿出来。”也就是说，美国军方为一己之利，刻意掩盖和庇护了731部队的犯罪事实，使其成员逃脱了应有的审判。

1949年12月25—30日，苏联特别军事法庭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对包括山田乙三（关东军总司令）、梶冢隆二（关东军军医部部长）、川岛清（731部队生产部部长）、柄泽十三夫（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等12名细菌战罪犯单独提起公诉，他们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至25年。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对细菌战犯罪进行公开审判。这次审判，向全世界揭示了731部队所犯下的罪行，也为中外学者的后续调查奠定了史料基础。

1956年六七月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和太原开庭，公开审判45名日本战犯，731部队林口支部长榊原秀夫受审。在伯力审判过去半个多世纪之后，2001年美国国家档案馆陆续解密近万页日军细菌战档案，进一步印证了伯力审判相关证据的真实性。伯力审判和相关证据的披露，使731部队所犯下的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得以确认。

（1946年10月纽伦堡医学审判现场）

（伯力法庭内景 1949年）

战后，由于美国军方的庇护，逍遥法外的原731部队成员大多华丽转身。其中有9人担任大学校长，14人担任大学医学部副部长或研究所长，8人担任日本医学协会社团主要职务者，近百人进入高等学府，还有数十人开设私立医院和创办医药企业。石井四郎的心腹——内藤良一在战后创立了日本第一家血液银行“日本血库〞，他除聘请曾担任731部队长的北野政次为工厂厂长外，还大量录用了原731部队成员。

1955年8月，包括石井四郎在内的原731部队部分成员，公然成立了“精魂会〞（1966—1973年，有会员242人）。之后，又相继成立“房友会”“波空会”“三角会〞等战友会组织，并定期在东京、京都、大阪等城市公开集会，有的还创办了内部交流会刊。1957年11月15日，在房友会成立大会上，石井四郎说道：“731部队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个肩负拯救日本国家这样重任的研究机构……我现在反过来希望大家应以曾服役于拯救国家的研究机构731部队为荣，我打算等待时机成熟时堂堂正正地向世界宣布这一点。”1981年9月5日，房友会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首先“为军神石井四郎中将阁下以及731部队全体官兵的亡灵默哀。”房友会每年一度的集会活动，一直持续到2014年。

这些当年医学犯罪的组织者、参与者，不仅大多隐瞒真相，未有反省，甚至引以为荣。这给日本社会特别是医学界，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诚如原十五年战争与日本医学医疗研究会名誉干事长莇昭三所言：“他们的沉默便是犯罪的继续。于是，我们可以判定，当时的医学者、医生们犯下的原罪，被战后的医学者、医生们延承下来了。”

（1986年5月4日，731部队海拉尔支部和牡丹江支部战友会成员及家属聚会）

1995年8月，人体实验受害者遗属王亦兵、敬兰芝等人赴东京起诉日本政府。1997年8月、1999年12月，在大范围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当年细菌战180名受害者作为原告，并附有常德市30余万人的7箱签名簿，以王选为团长，两次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日本的一些律师团体参与了诉讼。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等法院均认定了731部队人体实验和侵华日军细菌战加害的事实，并承认细菌战违反国际惯例法且为日本的国家责任。

1999年9月2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判决书中写道：“1938年，在‘满洲国’哈尔滨平房，七三一部队建造了有数十栋楼房的研究所和飞机场……这是为了大量生产细菌武器用于实战。为此，用被称为‘圆木’的俘虏做人体实验……对七三一细菌部队的存在及其进行的人体实验，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但令人遗憾的是，判决书还写道，“因战争引起的被害，原则上应在战后作为国家间的政治、外交问题予以解决”。日本最高法院最终驳回了原告的索赔诉求。

731部队受害者遗属和细菌战受害者起诉的意义在于，它使得受害人的个体记忆得以固化，并在记录、传播和不断形塑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真实的社会记忆。这对全方位揭示731部队的犯罪事实、社会危害、战争责任具有重要价值。

对于731部队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各级政府与人民群众始终铭记，未曾或忘。早在1950年3月11日，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就发出《为搜集日本细菌战犯罪行资料由》：“顷奉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通知，搜集日本细菌战犯罪行的各种材料……要提出人证和物证，或附以照片、文件资料，要详细而又具体确实……哈尔滨之平房、安达之鞠家窑等地设有大规模之细菌工厂，今后对此工厂遗址需加以警戒，不得再行破坏或修建，各地负责保管，以供将来作为有利之证据……各该地卫生机关详细调查，并提出具体患者及死亡者名册。”随即，哈尔滨市卫生部门在公安和司法机关的配合下，对平房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并形成了有关731部队罪证调查和遗址保护的最早记录。1952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对731部队旧址保护利用工作又提出具体指导意见。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受错误思潮的干扰，后来有部分遗存遭到一定程度破坏。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接连发生否认南京大屠杀、篡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731部队相关历史记录也被恶意篡改，一时间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受此冲击，哈尔滨市按照国家和省有关部门的指示要求，进一步加强了对731部队旧址的调查、保护和利用。1982年8月，哈尔滨市地方志办公室牵头成立调查小组，对平房和市区的731部队旧址进行调查，并访谈了当年劳工幸存者十余人。同年12月25日，哈尔滨市政府发出《关于保护原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罪行遗址的通告》。1983年3月7日，黑龙江省政府批复将哈尔滨日本细菌工厂遗址公布为黑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同意建立日本细菌工厂罪证展览。1985年8月15日，哈尔滨日本细菌工厂罪证展览馆更名为“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首次正式对外开放。当时的展陈面积仅为110平方米。

进入21世纪以来，对731部队的遗址保护、调查取证、学术研讨等工作持续向纵深发展。2000年7月和2021年10月，哈尔滨市731部队遗址保护开发领导小组、哈尔滨电视台、哈尔滨报业集团共同完成了两次赴日本跨国取证，采访原731部队成员20余人。2001年4月28日，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设立731研究所。2005年9月3日，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举办首次侵华日军细菌战与毒气战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后，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七三一罪证陈列馆又相继联合相关国家单位，在韩国清州、蒙古乌兰巴托和哈尔滨等地，连续举办了五届731部队罪行和细菌武器实验国际研讨会。2006年5月25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旧址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9月至2009年4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731部队旧址本体建筑地下结构及分布状况实施勘测，编制完成了侵华日军731部队旧址调查与勘测报告。这次发掘，整体揭露逾4万平方米，出土各类罪证实物2000余件。同时，编制了保护规划，启动了保护区内非文物建筑动迁项目。2011年9月21日，《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保护条例正式对外公布》。2012年9月，侵华日军731部队旧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731部队旧址的保护、利用、研究提升至国家层面和文化遗产的高度。

201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及罪证陈列馆新建馆舍全面对外开放，展陈面积4500平方米，共展示文物1万余件。2024年当年，入馆参观者达310万人次。

令人欣慰的是，经黑龙江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和七三一罪证陈列馆等多方持续搜寻查证，目前已核实731部队受害者名单1549人。其中，包括1521名中国人、22名苏联人和6名朝鲜人。这些受害者，最终得以由一连串阴冷的数字编号，重新被铭记为一条条曾经跃动的生命。这不仅是对先人亡灵的郑重告慰，更是生者不容推却的历史责任与社会担当。

牡丹江情报站曾是共产国际对日情报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是收集日军军事情报，联络抗日游击队伍，破坏日军军事设施等。1941年7月16日，情报员张慧忠、朱之盈、吴殿兴、敬恩瑞相继被牡丹江宪兵队逮捕，审讯后移送至731部队残害致死。张慧忠，辽宁灯塔人，1927年在沈阳兵工厂当工人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开始为党组织收集日军情报。1935年赴苏联军事学院学习无线电技术。1937年毕业后返回哈尔滨，与龙桂洁结婚。1939年，夫妇二人前往牡丹江，以工人身份为掩护，搜集日军情报信息，龙桂洁配合张慧忠收发电报。1941年7月16日凌晨，张慧忠在收发电报时，被牡丹江宪兵队查获，移送至731部队。张慧忠后来被追认为抗日烈士。

李凤琴，吉林长春人，1941年出生，是人体实验受害者李鹏阁的遗腹女，她一生都在寻找父亲的下落。经多方查明，1941年，担任牡丹江列车区运转车长的李鹏阁，因绘制牡丹江飞机场地图，被日军抓捕。吉林省档案馆保存的特别移送档案记载：“1941年7月28日，关东宪兵队司令原守签署命令，将李鹏阁等人以‘苏谍’名义特别移送到哈尔滨宪兵队，移送文号是第650号。”2012年，李鹏阁的抗日事迹和受害事实被核实确认。在获知国家民政部颁发李鹏阁烈士证书后，65岁的李凤琴动情地说：“我找到了父亲，父亲终于成了抗日烈士，这是我死前最大的心愿。”

遗憾的是，还有更多受害者的姓名及身世至今无从知晓。这对于他们的亲人来说，那种终其一生的内心苦痛，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抗联老战士李敏的哥哥李云峰，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第一师第一团政治部主任，1942年在执行任务中失踪。1945年她才得知哥哥已经被日本人“处理”了。“一种说法是送到日军731部队做日本人的细菌实验品了。日本人把这一行动称之为‘特别移送’”。直至晚年，年逾九旬的李敏老人还对此心心念念。

面对731部队的种种恶行，或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731部队的人体实验，与正常的医学实验有什么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战犯进行审判，其中涉及医学暴行的部分，促使国际社会制定了《纽伦堡法典》，首次系统地规定了人体实验的伦理规范。其中包含自愿同意、科学必要性、避免伤害、无高风险、人道主义优先、动物实验先行、科学合理性、受试者利益优先、随时终止、研究者责任等十项道德标准。根据《纽伦堡法典》，有道德的医学实验与反人道的医学实验之间的根本区别，体现在是否尊重受试者的自主权、生命权与尊严。依此标准，侵华日军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战，已远远超出医学意义上的实践范畴。医学和医务工作者的根本使命，是通过专业知识和技能，守护人类的生命与健康。而731部队的所作所为，则完全是背道而驰。毫无疑问，731部队实施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理应受到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指控并据此量刑。这不仅是对受害者的正义回应，也是国际社会共同维护人类尊严与安全的法律保障。

731部队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所犯下的战争罪是毋庸置疑的。但其反人类的医学实验和细菌战，同时又犯有反人道罪。反人道罪，亦称“危害人类罪”或“反人类罪”，是国际刑事法律体系中与战争罪并列的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反人道罪最早由1945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所确立。纽伦堡军事法庭的医学案件中，判处16名纳粹医生犯有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判决书中这样写道：“从1939年9月到1945年4月，所有被告在未经受试者同意的情况下，主要参与、协助、命令教唆、同意参加与医学实验相关计划及项目。在未经受试者同意的实验过程中犯有谋杀、残暴、虐待、酷刑、暴行以及其他非人道行为。”战争罪与反人道罪的核心区别，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战争罪保护的是“战争规则”，反人道罪保护的是“人本身”。前者只有在“打仗”时才可能成立，后者只要对平民“系统性下手”就能成立。731部队与纳粹法西斯的医学犯罪在本质上都是反人类的，如果说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从历史正义与道德清算角度看，纳粹法西斯的医学犯罪受到了审判；德国政府与医学界公开反省并道歉；相关罪行被深入反思和普遍认知。而731部队的主要战犯逃避了审判；日本政府和医学界长期回避或淡化；很多真相至今未被全面揭露。

也有人会问，这么多年之后，还在不断揭露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罪行，是否在宣扬仇恨？首先应当明确，宣扬仇恨与铭记历史，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概念。我们今天揭露与反思731部队的罪行，完全是基于客观和理性，将历史记忆建立在真实的历史记录基础之上；目的是为了记住过去发生的事情，从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最终促进人类的和平、和解与进步。

事实是认知的基础，认知是反思的前提。任何历史事件，只有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才能得出正确价值判断，也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而对事实的刻意掩饰，以及对是非的扭曲认知，只能结出更大的恶果。曾资助中国受害者前往东京诉讼的前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土屋公献先生，在回答受害者提出的为什么帮助中国人打官司问题时，掷地有声地回答：“你们错了，我不是在帮你们，我是在帮大和民族。日军在中国所犯的罪行得不到清算，中国人民心灵的创伤得不到抚慰，这种仇恨不消除，将来中国强大了，第一个就会找我们大和民族，我们的子孙后代就要遭殃……这个道理日本政府没有搞明白，我们就是要帮助他们搞明白！”

值得警惕的是，据新华社报道，2025年3月21日，日本共产党籍参议员山添拓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针对二战期间侵华日军731部队在中国实施人体实验的质询时，日本首相石破茂对此回应：“关于此事是否属实，需要好好查证。”防卫大臣中谷元回应：“就我的认识来说，没有找到关于七三一部队详细活动情况的相关资料”。追溯以往，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麻生太郎、野田佳彦等政府官员，在接受731部队医学犯罪相关质询时，也都采取了避重就轻、遮掩推脱、回避责任的基本态度。

2024年8月13日，原731部队成员清水英男来到哈尔滨市七三一罪证陈列馆进行指认谢罪。他在“谢罪与和平之碑”前鞠躬忏悔，向战争受害者道歉。清水先生沉痛而又无奈地表示：我们无论怎样道歉也没有用，还是希望政府讲出真相。

正视历史，绝不是为了宣扬仇恨，累世宿怨，而是为了让人间悲剧不再重演。和平从来都不是自然赐予的，只能依靠人类的理性去争取，去维护。而只有穿越长夜的灵魂，才会倍加珍惜光明的恩典。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说过：“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和日本以及国际社会的有识之士，不断深化对731部队罪证的挖掘与反思，持续加强对731部队遗迹的保护与利用，并致力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所有这些，都使得零星分散的个体记忆得以重塑，进而凝结为人类社会对侵华日军反人道罪行的集体记忆和社会认知。这对于人们深刻认识战时日军731部队所实施的医学犯罪，并将这一价值判断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判断基础之上，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恶魔的饱食》是森村诚一历经十余年倾尽心力的纪实作品 ，1982年正式出版 。该书通过第一手档案和大量实地采访，揭露了侵华日军731部队在哈尔滨秘密发动细菌战，开展活体解剖和冻死实验，残害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证 。作品第一部分主要采访原731部队人员，揭露了这支细菌部队的黑暗内幕；第二部分利用在美国保存的资料，揭露了日本研究细菌武器和实施细菌战的技术情报交易的内幕；第三部分重点披露了在中国采访受害者对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控诉及现场收集到的各种物证等，形成了无可抵赖的铁证 。《恶魔的饱食》发表后在日本国内外引发巨大反响，累计发行量约300万册 。）

今天，“七三一”虽已成为中国人民伤痛记忆的一个浓缩符号，但其所承载的历史、记忆、认知、叙事，仍然具有现实的警示意义，它时刻提醒着人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不断开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