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寨沧桑——独山古牌坊的前世今生》

天鹰

　　几年前的十月元日，秋风已染了微微清凉。厌倦了城市的喧嚣，去哪里游玩？朋友们讨论了一番，议论时的一句“遂昌独山古寨的老房子蕴藏着明清古韵”，让原本松散的出游计划有了方向。几人当即备车，循着古寨的方向，一路前行。

独山古寨，位于浙江省遂昌县城西南40公里处，焦滩乡乌溪江畔，古寨以天马山（也叫独山）独立于乌溪江东岸而得名。 它隐匿于山水之间，像是被岁月尘封的珍宝。它坐落于连绵山峦的环抱之中，四周青山层恋叠嶂，宛如大自然亲手定制的屏障，默默守护着此处的岁月沧桑。寒来暑往，眼前的乌溪江（其主源发源于作者故乡龙泉市披云山脚下的清井村）缓缓流淌，江水清澈见底，当阳光倾洒，水面波光粼粼，闪烁着细碎的金色辉光。水底的沙石、摇曳的水草清晰可见，偶尔有小鱼小虾交叉地穿梭其中，为这片水域增添了几分灵动的气息。江面上，水气氤氲，尤其是在清晨与傍晚，雾气如轻纱般缭绕，让整个村子的氛围被弥漫得如梦如幻。

村子与乌溪江相依相伴，江畔树木峥嵘繁茂，枝叶相互交错，投下大片密密的浓荫，夏日给人们带来无尽的清凉。古村的房屋错落有致，黑瓦白墙间爬着老藤，墙面上斑驳的痕迹深藏着时光的印记，在绿树的陪衬下，尽显古朴典雅之韵味。沿着江畔的小径缓缓漫步，脚下是被岁月打磨得十分光滑的石板，滋润而有触感；身旁是潺潺的流水，偶尔还能听见远处传来几声清脆悦耳的鸟鸣，仿佛置身宁静悠远的山水画卷，又似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中的秘境，清新而芬芳。

踏入独山古寨，就像翻开一部厚重的史书，南宋时，尚书左丞相叶梦得曾孙叶峦见此地山奇水秀，风光独好，故从松阳县古市卯山迁居于此，逐渐形成村落 。历元至明初，叶、朱、周、邵诸族相继在此定居，村落日益兴盛 。明嘉靖年间，叶氏后代叶以蕃殿试得中第二甲第十九名，官工部员外郎，此后古村更是文风卓盛，名士辈出，独山村开始大规模建设，立宗祠，建寨墙，村容大壮 ，听村内老人言，最盛时人口曾达上万，当时还被称为“独山府”。如情况属实，古村曾经升格为府，又是另外一种概念了。目前独山村的古民居，主要以明清的建筑为主。

踏进村寨，首先感受到一种静谧、遥远的气息。漫步其间，像穿行在历史时空的隧道：砖雕的门匾，精致而古朴，诉说着曾经逝去的荣光；悠远深长的小巷、斑驳的旧墙，充满了历史的沧桑；它那采用乌溪江鹅卵石镶嵌成的墙基和路面，规则铺排，充溢着经岁月洗礼过的特殊美感，轻轻触动着人们的内心；进古村的不远处，看见了古寨的叶氏宗祠，它始建于明代，后经清代修缮，留存至今，原位于南寨墙外，清雍正十二年（1734）迁建村中，道光十八年（1838）扩建中堂、前堂。宗祠为典型徽派建筑，黛瓦粉墙虽染岁月尘迹，仍显端庄。门楣上木雕花鸟线条已趋圆润，梁柱粗壮挺拔，表面已被岁月覆盖上了一层薄薄的包浆。天井采光通透，青石板地面被踏磨得光滑，祠堂内陈列的古碑与旧物，处处透着历经数百年的古朴与安祥。中堂有方形石柱，而梁柱的木马腿上雕刻着各种瑞兽、花鸟，展现着明清不同时期的特色风韵。

宗祠前的一对明代圆雕石狮子默然矗立，显得古郁沧桑，我不禁上前轻轻摩挲这对石狮子，它们已伫立岁月数百年，黑灰色的狮身爬满风雨冲刷的小裂纹，像是时光刻下的年轮；我伸手抚摸狮背，触感粗糙冰凉，指腹划过狮首的凹痕，仿佛触摸到了过往时光的晨昏斜阳；它们沉默的威严里，藏着古寨几代人的故事，掌心的凉意与历史的厚重交织在一起，布满了岁月凿刻的留痕。鬃毛的卷涡、颌下的须髯虽已在经年累月中磨去了最初的棱角，却更显沉郁厚重。它们前爪按着圆球，昂首挺胸，眼底的威严未因风雨侵蚀而消减，反倒带着几分饱经世事的沉着和坚韧，护卫着宗祠的香火，也守候着古寨百年的记忆沧桑。（请接下文，该文较长，有15000来字，精彩内容还在后续，谢谢你的耐心阅读！）

　　我们在村子里，沿着在历史上被称为“官道”的村中小道往前行走，这条官道又称“明代一条街”，是古时独山村三条平行的南北向街道中规格最高的一条 。它由鹅卵石铺成，长约两三百米、宽不足3米 。听说在明朝，文官至此须下轿，武官至此须下马，平时赤脚或穿草鞋的人都不得经过，足见其昔日地位之尊崇 。一条古村小道，曾经享有如此之待遇，我不得其解，经过查证后才得知以下信息：

这条小道，一是地理位置重要，古时，它是从金华、衢州去福建的必经之路，也是当年的一条“军事便道”，在区域交通网络中占据关键地位，这为官道的形成提供了基础条件；

二是此道串联起古寨的关键公共建筑，如叶氏宗祠、葆守祠、官厅（古代地方官员临时办公或接待上级的场所）、这些建筑是宗族声望与官府权威的象征，官道作为连接它们的通道，自然成为“官方认可的礼仪性道路”，而非普通生活巷道。

三是从信息传递角度，古代的“邸报”（官府发布的公文、政令）、地方向朝廷上报的文书，需通过官道上的“驿卒”传递，其信息传递的“官方性”和“时效性”，进一步凸显了官道的重要性

我为此感到咋舌，想自己此生也去过不少古村，而村中一条小道也充满如此深厚的内涵，还确属不多见。但并不曾想，更让我感到意外的事还在前面不远的路上。

　　继续沿官道漫步前行，未曾想，走过道路一个拐弯处，毫无防备的瞬间，一座明代隆庆年间的石雕大牌坊赫然撞入眼帘，我不禁下意识“哇”的一声，惊得心头一震，即刻走前驻足观看——它规制的庞然、年代的久远、周身布满古朴沉郁的沧桑，像是从旧时光背景里突然冒出的一位矍铄老者，竟在此和我不期而遇；我望着眼前这巍峨之物，以怀疑的眼光上下打量，很难想象这小小古村落里竟藏着如此之历史重器，内心满是惊叹与疑惑——寻常村落间，怎会立起这般有分量的古牌坊？

历史有记载，我国最早出现的是木牌坊，而它的最早雏形可追溯至春秋时期。根据《诗经·陈风·衡门》中“衡门之下，可以栖迟”的记载，“衡门”是由两根柱子架一根横梁构成的最简单最原始的门，具备了牌坊的基本要素，被认为是此物的原始雏形。而我国古代历史上的牌坊滥觞于汉阙，成熟于唐宋，当时的坊门是牌坊的早期形式，多为木制，故目前尚未有确凿证据表明中国现存有唐宋时期石雕牌坊原物；它只有到了明清时期才出现，而最早出现的结构形制，主要还是模仿唐宋时期木牌坊的特点，只是到了后来，才逐渐形成石碑坊自身的风格，而在明清达到鼎盛时期；而石碑坊和木碑坊相比，材质多采用坚硬的花岗岩等石材，由于材质的硬度、不易腐蚀及不怕火，故得以长期屹立在中华大地上，而不致被历史风尘所湮灭。

我曾去安徽旅行，在安徽歙县郑村见到的“棠樾牌坊群”，共有7座石牌坊依次排列，甚是壮观，明代3座，清代4座；另外歙县城内的“许国石坊”，建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是为表彰内阁重臣许国平定云南叛乱的功绩而建，它也是中国现存唯一的明代八柱四面围合式石牌坊；历史上的古徽州，也是明清古牌坊的集中之地。而想不到，在浙江本省的此处，建于明代隆庆年间（1569年）保存至今的石牌坊，就出现在离我家乡不远处的大山深处这座古村里，并保存如此完好，确实让我感叹不已。而眼前这高高耸立村中的明代石牌坊，上面并镂刻着遒劲的“洊膺天宠”四个大字，记载了叶氏家族的子弟，曾经文风卓越，高考中举，跻身士林，并惠及家人备受恩宠的辉煌！

这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下，寒门子弟通过科举考试跻身仕途，也是中国读书人阶层的跃升之路，并成为家族乃至地方荣耀象征的典型事例。在此深山中，叶氏家族以其不凡的科举成就和德行善举，在明代嘉靖年间崭露头角，成为当地文化与道德的标杆。

仔细端详观看，该牌坊建于明隆庆三年（1569年），又称隆庆牌坊，其建筑特色 ：牌坊为花岗石质，采用三间四柱五楼歇山顶构造，地面条石铺砌，面阔11.72米，进深4.13米。基座石上立抹角方柱，柱前后夹抱鼓石。明间柱顶置龙门枋，龙门枋下有三道额枋，上额枋前面浮雕双龙戏珠，后面浮雕凤凰牡丹，下额枋两面高浮雕双狮戏球。龙门坊上置匾框，正面刻劳作图，后面刻三人游览图，再上檐下嵌立牌位，竖刻“敇音”两个楷书大字。次间三道小额枋，也有精美的浮雕装饰。坊顶仿木构造，做出斗拱、瓦檐、翼角、吻兽等，工艺精巧，令人赞叹。

石牌坊昂首而立，像是为我们在节假日的时光，为圆我们寻古探幽的心愿，专程深入这重重的大山里，来到这古村和它相遇，而表示它的一点敬意！而我们也为今天感觉荣幸并不虚此行。

石牌坊的最高楼竖"荣恩"额，额枋中刻"洊膺天宠"四字，意为多次受到恩宠 。左直署 "遂昌知县池浴德，主簿辜辉，典史王汝平" 三行16字，右直署 "隆庆三年三月吉日立" 一行9字 。下部穿枋从右至左刻有 "封工部营膳司署员外郎事主事叶弘渊由子以蕃贵立" 22字，明确表明了这座牌坊的建造目的和受表彰者的身份 。可见，当时古代官员办事的认真程度，以简炼精确的文字给我们后人留下了清晰的历史记载！

（一）安徽歙县郑村的“棠樾牌坊群”，共有7座石牌坊依次排列，甚是壮观，明代3座，清代4座；这些牌坊采用“歙县青”花岗岩石料构筑，不用钉铆连接，在村头一字排开，彰显了“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

（二）安徽歙县郑村的“棠樾牌坊群”，共有7座石牌坊依次排列，甚是壮观，明代3座，清代4座；棠樾牌坊群是研究明清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建筑艺术，以及徽商的形成和发展的珍贵历史文物。1996年，它被国务院公布列为第四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许国石坊建于明万历十二年十月（公元1584年），是万历皇帝为嘉奖内阁重臣许国云南平逆“决策有功”，晋少保、封武英殿大学士而建。许国是歙县人，嘉靖乙丑（1565年）进士，历仕嘉靖、隆庆、万历三朝。

（二）建筑特点：许国石坊四面八柱，仰视呈“口”字形，是全国唯一的八柱三间冲天式组合牌坊。石坊南北长11.54米，东西宽6.77米，高11.4米，面积78.13平方米。东西两面为四柱三楼冲天柱式，南北两面为二柱三楼冲天柱式，全部采用质地优良的青色石料建成。

　　看到这些文字，让我们知道了当年在此古村建立起这座石牌坊的背景原因，是和当地3位历史人物有关，一段尘封的家族荣耀故事也由此揭开：

第一位主要人物，当属明代科举士子中的精英、青年才俊——叶以蕃。叶以蕃（1533-1566），字子承，号石泉，籍贯为浙江处州府遂昌县独山（今属浙江丽水遂昌县焦滩乡独山村），出身于当地声名卓著的“独山叶氏”家族。该家族自南宋时期迁居独山后，世代崇文重教，至明代已形成“耕读传家”的深厚文化底蕴，族中多有子弟研习经史、参与地方文教事务，在遂昌一带颇具声望。

叶以蕃幼承庭训，天资颖叶以蕃的科举之路清晰且顺遂，可分为“乡试中举”与“殿试登第”两个关键阶段。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25岁的叶以蕃赴浙江布政使司驻地杭州参加乡试（明清时期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举行的科举考试，考中者称“举人”，具备参加会试资格）。当时浙江文风鼎盛，乡试竞争尤为激烈，叶以蕃凭借扎实的经史功底、工整的八股文辞与独到的策论见解，在数千名考生中脱颖而出，成功考中举人（浙江乡试第47名）。这一成就不仅让他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更使独山叶氏首次有子弟跻身“举人”行列，一时成为遂昌地方热议的佳话。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29岁的叶以蕃与同乡举子一同赴京师，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顺利通过后，进入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段——殿试。殿试于当年三月在紫禁城太和殿（时称“皇极殿”）举行，由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帝）亲自主持，主要考核策问（针对时政提出见解）。叶以蕃在殿试中，针对“边患防御”“民生吏治”“工程营建”等议题，提出“固边需练兵与屯粮并举”“吏治需严考核与轻赋税并行”等务实观点，其策论条理清晰、言辞恳切，最终被取为第二甲第十九名，按明代殿试排名规则，第二甲共取57人，叶以蕃总排名全国第二十二位。这一成绩不仅是他个人科举生涯的巅峰，更创造了遂昌科举史上的最高纪录——在此之前，遂昌籍进士最高仅为第三甲，叶以蕃也因此成为遂昌历史上名次最高的进士，消息传回遂昌后，地方官专程到独山村祝贺，叶氏家族更为此举办了隆重的庆祝仪式。

科举及第后，叶以蕃按明代“二甲进士授京官”的惯例，被授予工部营缮清吏司主事一职（正六品），后因政绩突出，不久便升任营缮清吏司员外郎（从五品）。工部营缮司是明代负责宫廷、城郭、桥梁、庙宇等重大营建工程的核心机构，叶以蕃的主要职责便是掌宫室营建规划、建材调配与工程监管，其任职期间的核心贡献集中在两大领域：异，四岁便能识文断字，七岁可诵读《论语》《孟子》选篇。其父叶弘渊，不仅以乐善好施闻名乡里——每逢灾年便开仓放粮、接济邻里，还亲自创办家塾“独山书舍”，并捐置二十亩“学田”，以学田租税补贴家塾经费，免费招收族中子弟及乡邻贫家学童就读。叶弘渊常以“立德、立功、立言”教导子女，这种兼具道德熏陶与学业培养的家庭教育环境，为叶以蕃日后的学识积累与人格塑造奠定了坚实基础。

叶以蕃的科举之路清晰且顺遂，可分为“乡试中举”与“殿试登第”两个关键阶段。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25岁的叶以蕃赴浙江布政使司驻地杭州参加乡试（明清时期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举行的科举考试，考中者称“举人”，具备参加会试资格）。当时浙江文风鼎盛，乡试竞争尤为激烈，叶以蕃凭借扎实的经史功底、工整的八股文辞与独到的策论见解，在数千名考生中脱颖而出，成功考中举人（浙江乡试第47名）。这一成就不仅让他获得了赴京参加会试的资格，更使独山叶氏首次有子弟跻身“举人”行列，一时成为遂昌地方热议的佳话。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29岁的叶以蕃与同乡举子一同赴京师，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顺利通过后，进入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段——殿试。殿试于当年三月在紫禁城太和殿（时称“皇极殿”）举行，由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帝）亲自主持，主要考核策问（针对时政提出见解）。叶以蕃在殿试中，针对“边患防御”“民生吏治”“工程营建”等议题，提出“固边需练兵与屯粮并举”“吏治需严考核与轻赋税并行”等务实观点，其策论条理清晰、言辞恳切，最终被取为第二甲第十九名，按明代殿试排名规则，第二甲共取57人，叶以蕃总排名全国第二十二位。这一成绩不仅是他个人科举生涯的巅峰，更创造了遂昌科举史上的最高纪录——在此之前，遂昌籍进士最高仅为第三甲，叶以蕃也因此成为遂昌历史上名次最高的进士，消息传回遂昌后，地方官专程到独山村祝贺，叶氏家族更为此举办了隆重的庆祝仪式。

科举及第后，叶以蕃按明代“二甲进士授京官”的惯例，被授予工部营缮清吏司主事一职（正六品），后因政绩突出，不久便升任营缮清吏司员外郎（从五品）。工部营缮司是明代负责宫廷、城郭、桥梁、庙宇等重大营建工程的核心机构，叶以蕃的主要职责便是掌宫室营建规划、建材调配与工程监管，其任职期间的核心贡献集中在两大领域：

故宫修缮工程：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紫禁城午门因雷击引发火灾，太和殿（皇极殿）部分建筑也受损严重，朝廷命工部主持修缮，叶以蕃作为营缮司核心官员，全程参与修缮方案制定，并主持午门主体结构重建与太和殿梁架修复。他坚持“依古法而改良”的原则，在保留传统建筑形制的同时，采用更稳固的榫卯结构与防火木材，确保工程质量，最终仅用一年半便完成修缮，比预期工期缩短四个月。

工匠管理制度改革：明代营建工程常因工匠调度混乱、物料浪费严重导致效率低下，叶以蕃针对这一问题，推行“物料核销法”——要求各施工班组每日上报建材使用量，由专人核对登记，杜绝虚报浪费；同时设立“工匠轮值制”——根据工匠技艺专长分为木工、瓦工、漆工等班组，按工程进度轮值上岗，避免人力闲置。这些改革措施显著提升了工程效率，减少了近三成的营建开支，其做法在《明世宗实录》卷五百四十二（嘉靖四十四年正月）中被间接记载：“营缮司员外郎叶以蕃督修午门，厘革旧弊，省费省工，上嘉之。”

叶以蕃为官期间，始终保持清廉勤勉的作风，据《遂昌县志·人物传》记载，他在京任职四年，从未接受过工程承包商的馈赠，甚至因忙于公务，连续三年未返乡探亲，仅靠书信与家人联络。然而天妒英才，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叶以蕃因长期熬夜处理工程文案、频繁往返工地督查，积劳成疾，患上肺疾（据后世推测为肺结核），虽经太医诊治，仍于当年十月卒于任上，年仅三十三岁，此时距他科举及第仅四年，仕途生涯戛然而止。

叶以蕃去世后，工部同僚深感惋惜，共同出资为其办理后事，并在其灵柩归葬独山时，赠联“政绩垂青史，英年陨玉阶”，以表彰其功绩与品德；明世宗得知其去世消息后，也下旨“赐祭一坛”（明代对官员的一种抚恤荣誉）。其灵柩回到独山村后，全村百姓自发迎接，遂昌县官亲自主持葬礼，将其安葬于独山叶氏祖坟。

尽管叶以蕃英年早逝，但他的影响深远：对独山叶氏而言，他的科举成就与仕途荣光，让家族成为遂昌乃至处州府的名门望族，此后百年间，叶氏家族又涌现出5名举人、2名进士；对遂昌地方而言，他的事迹成为当地教育子弟的典范，清代遂昌书院常以“叶以蕃苦读登第、清廉为官”为案例教导生员；直至今日，独山村仍完好保留着此“明代进士牌坊”（为纪念叶以蕃所建），其生平事迹被收录于《遂昌县志》《处州府志》，成为当地重要的历史文化符号。

　　和独山石牌坊有关的第二位人物，毫无疑问就是叶以蕃的父亲叶弘渊了，他是浙江遂昌独山村乃至处州府的知名乡贤，也是当地文教公益的践行者；他以“崇文重教、乐善好施”为信条，将影响力延伸至教育、公益领域，既为叶以蕃的成长铺路，更推动独山蜕变为区域性文化中心，是明代乡绅践行社会责任的典型。

在教育上，叶弘渊构建了“家族+乡里”的多层次体系。核心举措是创办“独山书舍”，选址叶氏宗祠旁，聘处州府名儒任教、置《四书五经》等典籍；并捐20亩良田作“学田”，以租税支付塾师俸禄、补贴学用，族中子弟免费入学，还资助贫邻家童食宿。书舍学风浓厚，除培育出叶以蕃外，还涌现叶宪（嘉靖四十四年举人）、叶澳（万历年间县教谕）等十余位科举人才。

更具开创性的是，他突破家族局限，联合乡绅设“独山义庄”、办社学（明代基层学校），面向周边村落子弟开放；定期邀府学教官讲学，自掏腰包资助优秀学子赴考，为山区学子打通向上通道。据清代《遂昌县志·学校志》记载，独山社学“生员常满五十人，岁有进益”，使独山成为处州府西南“文教重镇”，周边县学子慕名前来。

公益方面，叶弘渊尽显担当：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遂昌大旱，他捐粮300石设粥棚赈济，还联合乡绅请官府减赋税；叶弘渊的举措，让他获“善士”美名，更深刻影响独山：当地形成“耕读互助”乡风，叶氏家族成为遂昌望族；清代仍保留其学田、义庄遗址，百姓在宗祠为他设“乡贤牌位”。他的理念与精神，既为叶以蕃树人格榜样，也为后世乡绅提供实践范本，是明代基层“乡贤力量”的缩影。儿子叶以蕃去世后，其父叶弘渊因教子有方，也被朝廷封为工部营膳司主事，署员外郎。叶弘渊虽以子贵受封，但他主要还是在乡里活动，曾主持修建独山“明代一条街”及南北寨墙，将村落规划为“五巷九弄”格局，兼具防御与文教功能。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象叶弘渊这种类型的乡贤，构成了广大乡村的“乡绅阶层”，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者，是维持和导向乡村良好风尚的骨干力量，可谓是当时社会的基石；只可惜，在如今的乡村，这种乡绅阶层已杳无踪迹！

　　作为与遂昌独山石牌坊直接相关的第三位核心人物，池浴德可谓是独山石牌坊的主持修建者与明代清官典范；池浴：德（1539-1617年），字仕爵，号明洲，福建同安县嘉禾里（今厦门岛）人，是明代中后期兼具“清官之名”与“学者之誉”的地方官员。他在遂昌任县令期间（1565-1570年），以善政赢得百姓爱戴，更主持修建了彰显叶以蕃功绩的独山石牌坊，让这一建筑成为当地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惠泽深远，延续至今。其履历与施政理念，也与叶氏父子事迹紧密呼应。

池浴德的科举之路与叶以蕃相似，却稍晚一步。他自幼受闽南文风熏陶，少年时便在私塾崭露头角，后赴泉州府学经史策论。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25岁的他赴福州参加乡试，以“论民生利弊”的策论获赏识，考中福建乡试第32名举人；次年（1565年）春，他赴京参加会试、殿试，最终位列第三甲第七十八名，赐同进士出身。成绩虽不及叶以蕃的二甲十九名，但同样跻身官僚体系，且二人同属嘉靖朝进士，为后续在遂昌的“功绩传承”埋下伏笔——池浴德考中进士时，叶以蕃已在工部任职三年，正主持紫禁城午门修缮，二人虽未共事，却因对文教、民生的重视，形成跨越地域的精神共鸣。

池浴德15年仕途（1565-1580年）分“地方施政”与“中央任职”，而与独山石牌坊关联最密的，是他任遂昌县令的5年。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26岁的他初入仕途，便任浙江处州府遂昌县知县——此时距叶以蕃卒于任上（1566年）仅一年，遂昌百姓仍感念叶以蕃的科举荣光与家族贡献。他到任后，通过走访乡绅、查阅县志，了解到叶以蕃“清廉勤勉”与叶弘渊“崇文乐善”的事迹，认为二人精神需以实物传承，遂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叶以蕃灵柩归葬独山后，池浴德于1969年汇集材料上报朝廷并得恩准，池浴德牵头组织建造了独山石牌坊。

为确保牌坊质量与意义，池浴德亲自主持筹备：他召集县吏、乡绅与叶氏代表，定址于独山村入口主干道（今“进士路”东段），既便百姓瞻仰，也显地方荣誉；他带头捐出知县年俸（约27石米），协调县衙财政与乡绅捐助，避免摊派于民；还从处州府请来石雕工匠，设计四柱三间三楼式牌坊——建成后高约8米、宽约6米，坊额正面刻“进士”，两侧题叶以蕃科举名次（“嘉靖壬戌科第二甲第十九名”）与官职（“工部营缮司员外郎”），背面简述叶弘渊“创书舍、捐学田”事迹，成为遂昌首个表彰科举人才与乡贤的石牌坊。

除修牌坊外，池浴德在遂昌的施政也延续叶氏精神。文教上，他修缮独山社学，增设“经史阁”藏典籍，将叶以蕃策论刊刻成教材，鼓励学子以其为榜样；民生上，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遂昌遭蝗灾，他亲查灾情、开仓放粮，组织百姓捕蝗补种，还上奏请免赋税，有效缓解灾情。据清代《遂昌县志·循吏传》记载，他在遂昌五年“清廉自守，不取民一针一线，百姓呼为‘池青天’”，离任时，百姓在县城立“去思碑”记其政绩，独山村则在牌坊旁建“明洲亭”（以其号命名）纪念。

隆庆四年（1570年），池浴德因政绩突出调中央，先后任南京吏部考功主事、北京吏部稽勋司考功郎中、太常寺少卿等职。在吏部，他整顿考核制度，杜绝徇私；任太常寺少卿时，主持修缮太庙祭祀设施，获万历帝认可。万历八年（1580年），时仅41岁年富力强的他却以“体弱多病”理由请辞退休（据史料记载，池浴德当时除了身体出了一点问题以外，另一个原因则是与朝廷首辅张居正在政见上发生严重分歧，而为此陷入党争有关）。

我在想，从现今眼光来审视池浴德，他应该属于典型的“学者清官型人格”，故他初期在地方独自为官一方时，能将自身人格潜力发挥到极致，以他的善政造福一方百姓，也给他带来了好名声，故他退休后，对他在遂昌经历的岁月一直难以忘怀；而当他为官政绩突出，上调中央时，在和众多官员为伍时，他的“不肯同流合污”的人格特质则成了他的短板，与当朝权贵大臣产生分岐冲突，最终只好选择“独善其身”返乡。这种坚守与妥协的博弈，在官场中并不鲜见，可谓古今亦然。

退休后，池浴德回同安悠游37年，潜心治学，著有《明洲文集》《遂昌治略》——后者详细记载了他在遂昌的施政与修牌坊始末，为后世研究留存重要史料。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他病逝，享年79岁，葬于厦门岛祖茔，生平收录于《福建通志·人物传》《同安县志·先贤传》。

纵观其一生，池浴德虽未与叶氏父子共事，却以“修牌坊”为纽带，将三人功绩凝聚于一处建筑：叶弘渊奠基文教、叶以蕃彰显科举荣光，他则以官方力量将这份荣誉固化为“精神地标”，三人也因此共同成为独山石牌坊的核心关联人物。

　　我在想，叶以蕃的文才卓绝、科举殿试榜上有名，独山古村的文风兴盛，以及眼前的石碑坊矗立古村中，并遗泽至今，仔细想来，都和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密切相关：首先，科举制度是叶以蕃个人向学成就与古村文风兴盛的“核心引擎”；其次，石雕大碑坊是科举制度“荣誉具象化”的产物；最后，“遗泽至今”是科举制度文化影响力的延伸。而纵观世界历史，中国古代文明是一个早熟的东方文明，而科举制度则是这个古文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对我们现代人而言，中国古代科举制在近现代因各种原因有被“污名化”的现象，落弟举人吴敬梓的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时的颠狂故事广泛传播，让人们对古代科举产生了不好印象，而科举的具体内容如何，人们也觉得朦胧而抽象，因为毕竟科举制被废除已经一个多世纪了，时光荏苒，古代科举考试这项举国盛事，已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正本清源，故不妨对我国科举制度的起源和兴衰过程做一个简略回顾：

我国历史上在隋炀帝开启科举制之前，中国古代主要的人才选拔与推举办法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察举制：主要采用于两汉时期，是当时最核心的选官制度，由地方长官向中央推荐人才，经考核后任命官职，而“举孝廉”则是其中最主要、最常设的科目。自下而上”是它的主要特征；​

（二）征辟制：同样主要采用于两汉时期，与察举制同期并行，分为中央征召（“征”）和地方官府招募（“辟”）两种形式，是对察举制的补充。“自上而下”是它的主要特征；​

（三）九品中正制：始于曹魏，盛行于魏晋南北朝。由中央政府设置“中正官”，负责品评其管辖区域内士人的家世背景、品德和才能，将其分为上上、上中、上下等九个品级，再依据品级高低授予官职。

历史证明，以上这三种制度的最大缺陷，就是缺乏举荐人才的公正性。这三种制度在后期并逐渐被门阀士族操控，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说明通过门阀士族关系推举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因为靠关系背景推荐的很多是庸才，而下层许多真正的精英人才则“上升无门”，很难得到选拔重用。

　　但我在想，历史总是不断发展的，而每个帝制王朝的治理又急需精英人才，而不是庸才，故到了隋唐时期，我国的科举制度就“呼之欲出”了，隋文帝时期是科举制的起源与萌芽阶段，核心是打破门阀对选官的垄断；隋炀帝时期则通过设立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的正式确立。它出现的初衷和目的，就是想创建一种能公正选拔人才、实现‘唯才是举’的制度。

故“科举”二字可拆解为“科”与“举”，二者的结合，精准概括了这一选官制度的核心逻辑：“科举”即“分科目考试，选取优秀官员”，二者共同构成了这一制度“分科考试、择优录取”的本质。科举最终以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设立进士科为创建标志，而以晚清（1905年）废止科举为结束，共历程1300年。 回眸各朝实行科举取士的历程，其核心脉络如下：

一、起源：隋朝奠基，打破“世卿世禄”：

隋朝（581-618年）：隋文帝时期开始尝试“分科举人”，废除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以门第选官）；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正式设立“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正式诞生。这一制度的核心是“以考试定取舍”，为底层读书人提供了入仕通道。

二、发展：唐朝完善，形成制度框架

唐朝（618-907年）：科举制度走向成熟，考试科目增多（如进士科、明经科），考试流程（乡试、省试）逐渐规范，还出现了“殿试”（武则天时期首创，后成定制）。此时科举不仅选官，还与社会阶层流动结合，成为“学而优则仕”的核心路径，李白、杜甫等文人都曾参与科举。

三、鼎盛：宋朝改革，公平性提升

宋朝（960-1279年）：科举制度达到鼎盛，核心改革聚焦“公平”：一是确立“糊名制”（密封考生姓名）、“誊录制”（专人抄写试卷，防止阅卷官认笔迹），杜绝舞弊；二是扩大录取规模，进士科录取人数远超唐、元、明、清；三是提高科举出身官员的地位，“文官治国”成为宋朝政治核心，王安石、苏轼等名臣均为科举出身。

四、转折：元朝时断时续，规模收缩

元朝（1271-1368年）：因蒙古贵族重视“世袭”和“军功”，科举制度长期停废——从灭金后（1234年）到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北方停科80年，南方（原南宋地区）停科38年；后虽短暂恢复，又在1335-1340年停科5年，且录取中存在民族歧视（蒙古、色目人录取标准低于汉人、南人），科举影响力大幅削弱。

五、僵化：明朝定型，走向教条

明朝（1368-1644年）：科举制度重新成为选官核心，但逐渐僵化：一是考试内容固定为“四书五经”，答题格式限定为“八股文”（结构、字数严格规定，束缚思想）；二是流程进一步固化（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考试），“状元、榜眼、探花”的排名体系正式定型；三是科举与仕途深度绑定，非科举出身者难以进入高层官僚体系，但“八股取士”也导致人才思想僵化。

六、终结：清朝沿用与废除，退出历史舞台

清朝（1644-1912年）：基本沿用明朝科举制度，保留“八股文”，但后期因时代变革出现危机——19世纪末，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下，“八股取士”被批判为“无用之学”，无法培养适应近代社会的人才。1905年，清政府为推行“新政”，正式发布“上谕”废除科举制度，至此，延续约1300年的科举制度彻底终结。

　　现代学界在讨论古代科举制度，以及评价它的功过问题上，我注意到了两位学者：一位是现浙江大学的刘海峰教授（福建龙岩人），之前长期在厦门大学任教，他曾围绕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评价撰写大量文章，积极为其正名；出版有《中国科举史》、《中国科举文化》、《科举学导论》等以及近期出版的《正说科举》等，著述十分丰富；他十分赞同科举制度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第五大发明说”，提出为中国古代科举制正面评价，积极呼吁建立中国的“科举学”；在他看来，科举制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及国家的“唯才是举”方面，有无可替代之作用；尤其在东亚和东南亚影响甚巨，其中的日本、朝鲜、越南，在历史上都学习中国，也在本国推行科举制选拔官员；

（一）日本： 日本遣唐使在630年正式派遣后，即系统带回了唐代的政治、法律及教育制度。日本随后在701年颁布《大宝令》，其中的“选叙令”明确规定了“贡举制”，标志着科举制度在日本确立；

由于日本的国情使然，日本贡举制的考生几乎全为“大学寮”（中央官学）学生，而大学寮生源多为贵族子弟（如五位以上官员之子），本质是“贵族内部的人才选拔”，未突破世袭制框架。11世纪以后，贡举制逐渐走向空泛化与形式化，成为一种科名官僚世袭制。1177年，贡举制实行的基础“大学寮”毁于大火，不再重建，贡举制度也随之彻底消失，故存续约476年（701-1177年）；

（二）朝鲜：是东亚三国中对中国科举制度借鉴最彻底、实行时间最长的国家，其科举制（又称“科试”）从公元958年确立，至1894年废除，持续时间约936年；

朝鲜也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与中国科举层级相似，殿试由国王亲自主持，中举者称“进士”，可直接入仕。 科举制一直是核心选官制度，但比中国科举（1905年废除）更早结束——1894年，朝鲜因“甲午更张”改革，正式废除科举制，结束近千年历史；

（三）越南：是东南亚受中国科举影响较深的国家之一，其科举制（越南也称“科试”）从1075年正式确立，至1919年彻底废除，持续约844年，是东南亚唯一长期实行科举的国家，具体情况如下：

1075年，越南李朝（1009-1225年）仁宗效仿北宋科举，设立“三舍科”（分上、中、下舍），考经义、诗赋，标志科举制在越南落地，初衷是打破贵族世袭，选拔儒臣；

衰落原因：19世纪后期，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传统王朝制度瓦解，科举制因失去选官功能逐渐式微，仅偶尔举办。1919年，越南阮朝最后一次举办乡试后，科举制正式终结，成为东方科举制度的“最后绝响”！

在刘海峰教授看来，中国的古代科举制度同时也对欧美国家的近代文官考试制度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其重要的思想和制度渊源之一。

　　而另一位对科举制度素有研究、并积极主张为其正名的学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念群（北京人）。他家世不凡，曾祖父是晚清著名政治家杨度，曾外祖父是梁启超，算得上贵胄子弟。他本人仪表出众，举止投足间透着洒脱与儒雅，这份气质或与家族渊源相关——其血统中与晚清、民国的千丝万缕联系，也让他的研究方向自然有所侧重。他对这两个历史时期的问题有独到见解，分析深入且不乏创见，既具个性又有见识，卓然不凡。我在阅读他的著作、观看他的学术演讲视频时，对此深有体会，因此对他情有独钟、喜爱有加，还在网上购买了他的大量书籍，细细研读而不倦。

杨念群毫无疑问是清史研究专家。他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主任，同时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其主要学术兴趣集中在中-国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领域，出版了《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百年清史研究史·思想文化史卷》等多部清史研究专著。

在他的学术著作《重建另一种叙事》中，《科举制度终结110周年祭》一文围绕科举制度的内涵与影响展开探讨；另一篇《废止科举后遗症：庶民的世界》，则深入分析科举制度，详述其分层次选才授官的合理性。以明清科举为例，其核心分为四级考试，对应不同的功名等级与人才选拔阶段，是当时一套相对成熟的选官体系。

1、童试：分县试、府试、院试，考生称童生，考中者为秀才。秀才仅获“士人”身份，无直接做官资格，多在乡村担任村塾先生，或参与地方乡绅事务，是进入科举体系的基础门槛。

2、乡试：省级考试，每三年一次，考中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举人具备了做官资格，可担任县级副职官员（如县丞、主簿）或地方教谕（负责教育的官员），也可继续赴京参加会试。

3、会试：全国性考试，在京城举行，举人参加，考中者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贡士无直接授官资格，核心价值是获得参加殿试的资格，只有通过殿试才能成为进士，进入仕途核心通道。

4、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贡士参加，最终分三甲。考中者统称进士：

第一甲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直接进入翰林院任职，起点极高；

第二甲，赐“进士出身”，其第一名被称为“金殿传胪”，多授翰林院编修或外放州府任通判等中层官员；

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一般外放为县级正职官员或地方其他实务官职。

以上科举考试分层次取士的制度按排，我们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还是颇具合理性的。

　　我和朋友们继续在古村的明代隆庆牌坊前，仔细观看，又一边议论着有关科举和古牌坊的各种问题，有点不亦乐乎！面对这建于公元1569年（明代隆庆年间）、距今450多年的历史遗物，风风雨雨，历尽沧桑，如今却还保存得那样完好，精神抖擞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惊讶，更有那深深的感叹：感叹与古牌坊紧密相连的古代科举制，在历史的长河中，以它伯乐相马的智慧，把那茫茫原野中一匹匹腾飞的优良骏马，通过严格考核集合在麾下，为国效力；而这种优秀的科举选官制度，为中国几千年的帝制王朝输送新鲜血液，虽然后期考试中有八股文写作的僵化之嫌，却也始终维护着帝制王朝稳定运行，起着“稳定阀”的作用。

而对这面前的，曾经被“狂飙时代”斥为“四旧”的历史文物，能存活至今，我们也感到大惑不解：曾几何时，中国十年“狂飙时代”如秋风扫落叶的气势，扫荡了中华大地上多少珍贵的历史遗存；而现在，眼前明代石牌坊却被封为“省级保护文物”（2019年10月已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却还鲜活完整地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向居住近旁的一位村民了解，而这位村民的介绍，也让我惊喜，他就是这石牌坊表旌的先贤叶氏后代。这是一位朴实而眼中闪现着智光的村民，我们在不断仰视和观察石牌坊，并大声议论时，他就注意着我们。他说，石牌坊得以完整保存，主要在于独山古村地处偏僻、隐于深山，正所谓‘山高皇帝远’，鞭长莫及，才侥幸逃脱。及至等到我们今天偶然的到来，还得以和我们相见，我听到这里，笑了！我想：帝制王朝时的“皇恩浩荡”，乘着当年科举制的春风，当地知县把表彰先贤的牌坊，树立在深山的古村落里；而现代的“狂飙风暴”，却因重重大山的阻隔，“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珍贵的历史文物，侥幸漏网，至今遗存！喜哉！却也悲哉！在中华大地上，在众多的优秀文物里，它毕竟还只能算其中极少的特例！更多的，却是毁灭和消亡！

眼前的这位叶氏后人，先辈在450多年前的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凭借自身努力和才华，在当年最高层次的殿试中考中全国第二甲第十九名进士，官至工部员外郎，跻身上流社会，成为士大夫阶层中的一员；而历经时代更替，风雨沧桑，眼前的叶氏后人，一个贵族的后代，却沦为一位普通的村人，栖身村中，只在眼角处，还留存有先辈的一点遗光！其实也属正常，血脉可以传承，学识智慧难以继承，何况科举制早已消失100多年，现今的人才选拔和官员升迁，实行的早已是另外一套运作规则，“安贫乐道”只能成了绝大多数普罗大众的选择，这样才能活得悠然，否则又能如何呢？更何况现在已没了古代意义的科举，新权贵占据了仕途要津，贫寒子弟要通过自已的才华和奋斗，想出人头地，跻身上流社会，何其艰难！这种古今现象，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我只能无语！叶氏后人和石牌坊相比，石牌坊作为历史文物的完美保存，还是幸运的！只不过表面增添了风雨沧桑！

　　我们听村民介绍，古村前的“天马山”（即独山）海拔340多米，景色秀美，登顶可尽览古村全景。这激起了我们浓厚的登山兴趣，于是沿路前行，先穿过当年古寨门的“南谯楼”，和风中摇曳的竿竿翠竹，然后从山脚沿着蜿蜒陡峭的石阶奋力攀登，大家爬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终于登上山巅！望着山下古韵盎然的村落与巍然矗立的石牌坊，以及乌溪江在山脚下静静流淌，我的思绪翻涌、浮想翩跹，不禁“独山之巅思科举”：

秋风掠过古寨的黛瓦粉墙，青石板上似还萦绕着科举时代的遗响。从察举制的德行甄择，到科举制的笔墨争辉，千年选官制度的迭代里，藏着中华文明对“贤能”与“公平”的执着追寻。独山牌坊上“洊膺天宠”的刻字，恰是这一传统的具象注脚——叶以蕃凭科举跃龙门，叶弘渊因德望成乡贤，池浴德以“善政”为清官，制度的光与乡土的暖在此交融，涵养出“耕读互助”的乡风底蕴与时代辉煌。

然而历史从不会止步于既往。当世界大航海的浪潮已持续拍打着中华民族的海岸，清末“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轰然降临，西学东渐的浪潮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迷梦。曾以“公开取士”打破门第桎梏的科举制，终究困于八股的僵化、思想的禁锢：既难孕育洞察时势的前瞻思想，更无力承载民族转型的千钧重担。当坚船利炮倒逼制度改革，当先进文明以“恶”的形式打开“闭关锁国”的大门，新式学堂的钟声取代科举的墨香，这并非文化的断裂，而是中华文明在阵痛中转型求生的必然抉择。

乌溪江依旧绕寨流淌，石牌坊仍在村口矗立。它们见证了科举曾经的荣光与局限，更镌刻下时代更迭的沧桑。古寨的一砖一瓦都在低语：任何制度若脱离时代脉搏，再深厚的传统亦会沦为桎梏；任何文明若固守封闭姿态，再璀璨的过往也难抵变局激荡！

或许，这便是“古寨沧桑”背后的深刻启示：无论是制度演进还是文明传承，唯有以“耕读传家”的坚守筑牢精神根脉，以“兼容并蓄”、及向先进文明学习的鼎力革新回应时代大潮，方能让乡贤的担当、文化的底蕴，在岁月流转中生生不息，成为民族穿越风雨变局、稳步走向未来的底气与力量！

在结束此文之时，赋词一首，以记此游：

永遇乐·独山古寨咏怀

黛瓦皴墙，石街盘巷，残照凝古。

坊峙云根，螭蟠额首，犹认题名古。

槐阴坠梦，芹香曳思，暗触青衿旧绪。

忆当年、芸窗十载，拼取一朝龙虎。

抡才取士，寒门有径，暂裂簪缨樊圃。

殿陛胪传，乡关光显，碑碣辉烟渚。

星槎西叩，新学东渐，暗换千年章甫。

风烟里、残坊缄语，暮钟自诉。

（初稿写作于2016年11月）

（2025年9月修改于静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