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赤心传薪火： 从两次浦东文史讲堂看红色宣讲的守正与创新

周亚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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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18日，浦东图书馆三号报告厅内听众慕名前来，【浦东文史讲堂】第一讲在此拉开帷幕，我以《鉴往知来 赓续传承》为题，将新四军的浴血征程、浦东抗日武装的峥嵘岁月与铁军精神的时代价值娓娓道来。

2024年5月18日【浦东文史讲堂】第一讲

时隔一年四个月，2025年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与第十二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的特殊节点，我再次站上这一讲台，以《以文物为钥 启红色记忆》为纲，借周大根烈士的铜质怀表与浅灰围巾两件文物，解码一位革命先烈的有形坚守与三代人的无形传承。

2025年9月27日【浦东文史讲堂】第九讲

两次宣讲，同根于浦东红色土壤，却在叙事视角、内容载体与社会共鸣点上各有侧重；而作为覆盖广泛受众的公益性讲座，其与面向学校、机关的组织性讲座在实践中又呈现出差异化特征。这不仅是个人红色宣讲历程的阶段性总结，更折射出红色文化传播“任重而道远”的深层逻辑。

两次文史讲堂的同与异：从“全景铺陈”到“微观深掘”

两次讲座虽相隔一年有余，却始终围绕“浦东红色记忆传承”这一核心主线，如同一条红线两端的珍珠，既一脉相承，又各放异彩。

（一）同根同源：红色基因的不变底色

两次宣讲的“同”，根植于对浦东红色历史的敬畏与传承的使命感。

其一，核心内核一致，均以“红色传承”为灵魂：第一次聚焦新四军“听党指挥、不怕牺牲”的铁军精神，从宏观层面阐释浦东抗日武装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开辟根据地、浴血奋战；第二次则通过周大根烈士的个人事迹，将“铁军精神”具象为“网儿虽大，捉不尽东海之鱼”的浩气与“完成历史使命，要我们大众负担”的担当，本质都是让红色基因从历史深处走向当代生活。

其二，地域锚点清晰，均以“浦东”为叙事坐标：第一次详述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保卫二中”）、第四中队（“保卫四中”）等浦东抗日武装的组建与南渡浙东的壮举，还原“汇角战斗”“朱家店大捷”等发生在浦东大地的英雄故事；第二次则以红色泥城主题馆、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秋萍学校为实景依托，让周大根烈士的革命足迹与浦东的地理空间深度绑定，强化听众对“家乡红色历史”的认同感。

其三，个人底色鲜明，均以“三代传承”为情感纽带——作为周大根烈士之孙、抗战老兵周到之子，第一次宣讲中我提及祖父的“汇角战斗”与父亲的革命生涯，第二次则完整呈现“周大根捐躯赴国难——周到戎马守家国——我讲红色故事”的三代接力，这种“家族式传承”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有温度的情感共鸣。

其四，形式辅助同步，均以“多媒体+故事化”为呈现方式——第一次通过《长风浩荡传薪火》纪录片片段、《五卅惨案周年纪念歌》音频，让听众直观感受历史场景；第二次则将怀表、围巾的高清照片制成 PPT，结合涵盖了上海的主流媒体记者采访的视角展示“怀表计时指挥战斗”“围巾温暖家人与战士”等细节故事，让文物以“传家宝”的主题成为“会说话的历史载体”。

（二）异曲同工：叙事视角差异化表达

两次宣讲的“异”，源于对受众需求与时代节点的精准把握。

从叙事视角看，第一次是“全景式铺陈”，第二次是“微观式深掘”。第一次讲座以“新四军历史”为总纲，先解读“新四军成立”“皖南事变”“重建军部”等核心名词，再铺开浦东多支抗日武装的发展脉络，最后介绍林钧、周大根、连柏生、朱亚民四位浦东代表人物，形成“宏观历史+中观武装+微观人物”的三层叙事结构，旨在让听众建立对浦东抗战历史的完整认知；第二次则聚焦“单个人物+两件文物+精神遗产”，以怀表为线索串联周大根在上海大学的信仰萌芽、狱中斗争的坚贞、汇角战斗的壮烈，以围巾为载体展现他作为“父亲”“儿子”的温情与“战士”的铁血，通过“小切口”呈现“大精神”，让听众从具体文物与个人故事中读懂革命先烈的精神世界。

从内容载体看，第一次以“历史事件与群体英雄”为核心，第二次以“文物与个体精神”为核心。第一次讲座中，“保卫二中”“保卫四中”等武装的组建过程、“相公殿大捷”“大鱼山岛战斗”等战役的战术细节、林钧创建浦东党组织的历程、连柏生等参与南渡浙东的过程，均是重点内容，侧重展现“集体力量”在抗战中的作用；第二次则将怀表定位为“革命时光的见证者”——它见证了1924年周大根在上海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启蒙，1930年狱中用怀表计时写作《沙间集》，1938年汇角战斗中指挥突围的最后时刻；将围巾定义为“家国温情的承载者”——它陪伴1925年周大根参加“五卅运动”的街头宣讲，温暖过童年周到与兄长的寒冬，也沾染了1938年汇角战斗的热血。通过文物的“一生旅程”，让抽象的“革命精神”变得可触、可感、可共情。

从社会关注点看，第一次呼应“爱国主义教育法治化”，第二次贴合“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第一次宣讲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2024年1月1日正式施行后不久，内容中特别强调“新四军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结合浦东新区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成立40多年的传承实践，阐释“以法治方式保障爱国主义教育”的意义，社会关注的是“如何系统传承红色基因”；第二次则处于抗战胜利80周年的时间节点，主流媒体及社会对“个体英雄故事”“文物背后的历史”关注度更高，因此通过怀表、围巾的“有形存在”，挖掘“无形精神”，回应大众“如何让抗战记忆活在当下”的需求。正如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员刘建在第一次讲座后所言：“了解了浦东人民抗战的集体牺牲”，而上海大学学生张晓倩在接受上海电视台记者采访时感言：“看到围巾，觉得周爷爷像身边的长辈，很亲切”——两种反馈恰好印证了两次宣讲对不同社会关注点的回应。

公益性与组织性讲座的差异化实践：从“广谱传播”到“精准赋能”

作为长期从事红色宣讲的实践者，我深知面向社会大众的公益性讲座（如【浦东文史讲堂】）与面向大中小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组织性讲座，在受众需求、认知基础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需在选题、内容、形式与效果上进行差异化设计。

（一）选题侧重：从“通俗广谱”到“定制场景”

公益性讲座的核心需求是“吸引不同受众，传递基础认知”，因此选题需兼顾“知识性、故事性与通俗性”。【浦东文史讲堂】的听众涵盖退休老人、职场人士、青少年学生等不同年龄层，既有对历史感兴趣的“资深爱好者”，也有对浦东红色历史一无所知的“新手”。因此两次讲座的选题均避开过于专业的历史术语，以“故事”为核心——第一次用“新四军军歌里的‘东进’是什么意思”“汇角战斗为何是浦东抗战第一枪”等问题切入，第二次以 “怀表为何停摆”“围巾上的印记是什么”等悬念引发兴趣，确保不同认知水平的听众都能“听得懂、有兴趣”。同时，选题会结合大众关注的热点，如第一次结合《爱国主义教育法》，第二次结合抗战胜利80周年，让红色宣讲与时代热点同频共振。

组织性讲座的核心需求是“贴合特定群体的成长或工作需求”，因此选题需“定制化、场景化”。面向学校的讲座，选题会侧重“青少年价值观培养”，如在秋萍学校宣讲时，我以“周大根爷爷的秋萍精神”在新时代升级进行解读为主题，结合 “18岁考入上海大学追求真理”“19岁参加五卅运动”等故事，引导学生思考“新时代青少年如何爱国”；面向机关单位的讲座，选题会聚焦“责任担当与作风建设”，如在浦东某机关宣讲时，我以“新四军的铁的纪律”为核心，结合“保卫二中战士帮百姓农耕、挑水”等一些细节，阐释“军民一致”“军爱民民拥军”对当代干部的启示；面向企业的讲座，则会侧重 攻坚克难与团队协作”，以“大鱼山岛战斗76人对抗500敌伪”等故事，解读“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精神对企业发展的意义。这种“定制化选题”让红色宣讲不再是“通用模板”，而是能直接对接受众的实际需求，所以我的每一次讲座都融入了个性化需求等因素。

（二）内容详略：从“铺垫背景”到“深挖细节”

公益性讲座的听众缺乏统一的历史基础，因此内容需“详于背景铺垫，略于专业细节”。第一次讲座中，我用15分钟介绍“新四军成立的时代背景”——从1937年七七事变讲起，解释“国共合作改编南方游击队”的历史逻辑，再过渡到浦东抗日武装的组建，避免听众因不了解“为什么要改编新四军”而难以理解后续内容；第二次讲座中，我用几分钟文字+视频来介绍“周大根烈士的生平轮廓”，从1924年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开始，讲到他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及之后的报考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真实情况，再讲到1938年12月16人汇角战斗中他与其余27位勇士壮烈牺牲，让听众先建立“人物时间线”，再深入文物背后的故事。对于过于复杂的细节，则通过视频的方式简述，确保内容简洁易懂。

组织性讲座的听众有特定的认知基础或目标，因此内容可“略于背景铺垫，详于细节与实践结合”。在上海大学宣讲时，学生已学过“国共合作、抗日战争”的基本历史，因此我跳过背景介绍，直接深入“周大根在上海大学的学习生活”——他听瞿秋白讲课的笔记内容、与同学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场景，再结合“上海大学如今的红色教育”，引导学生思考“如何传承母校的革命基因”；在浦东某街道机关宣讲时，干部们对“群众路线”有理论认知，我便详细讲述“周大根在浦东农村发动群众”的细节——如何说服盐民加入抗日武装、如何解决百姓的粮食困难，再组织讨论“当前街道工作中如何践行群众路线”，让历史细节与实际工作深度融合。

（三）宣讲形式：从“生动吸引”到“沉浸互动”

浦东图书馆【浦东文史讲堂】主持人龚旻

无论是公益性还是组织性讲座，“故事化表达”与“多媒体辅助”都是通用的有效形式，但两者在互动设计上存在差异。公益性讲座的互动侧重“吸引注意力，解答普遍疑问”，如第一次讲座后设置“新四军与八路军的区别是什么”“浦东还有哪些抗日遗址”等问题，第二次则对专程前来听讲座的观众“分享身边的红色传家宝”，通过简单互动维持听众兴趣；同时会运用视频“实物展示”增强吸引力，第二次讲座中我特地增加了主流媒体采访报道的视频片段，让听众从中感受文物的质感。

组织性讲座的互动则侧重“沉浸式体验，深化认知”。在学校讲座中，会结合学校排练演出“情景剧”，让学生扮演“汇角战斗中的战士”，还原“周大根指挥突围”场景的体验，让青少年在角色扮演中感受革命先烈的勇气；在机关讲座中，会设置“案例分析”环节，如给出“如何给百姓解决急难愁”的模拟场景，让干部结合“新四军为民服务的精神”提出解决方案；在一所以铁军精神为校训的学校讲座中，则会结合学校给6至9年级设定“铁军精神”的关键词，让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与思政教育中如何用‘铁的意志’”融入到寓教于乐的活动之中。这些互动形式不再是“单向宣讲”，而是让受众“参与其中”，实现从“被动听”到“主动悟”的转变。

（四）产生效果：从“广泛覆盖”到“精准赋能”

公益性讲座的效果是“广泛传播，增强大众认同”。【浦东文史讲堂】两次讲座均对外开放报名，到现场的听众虽不是像组织讲座那样的“爆棚”，但可以在讲座举行过后在线上继续可供听众回看。有些听众在讲座后反馈，“第一次知道浦东有这么多抗日英雄”“以后会带孩子去红色泥城主题馆看看”——这种效果是“广谱性”的，它让红色文化走出“小众圈层”，进入大众视野，增强了不同群体对“浦东红色历史”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为红色基因的“全民传承”奠定基础。正如《东方城乡报》原记者印重九所言：“周会长的演讲很朴实、很生动”，这种“感动”正是广泛传播的核心价值。

组织性讲座的效果是“精准赋能，推动实践转化”。面向学校的讲座后，可以激发一些学校的师生强化“红色宣讲小队”的作用，在校园内讲述周大根等革命先辈的故事；面向机关的讲座后，可以给单位的作风建设与党建教育提质赋能；面向企业的讲座后，某民企结合“雷锋精神”体现的志愿奉献，推动该企业优化其内在的管理机能。这种效果是“特定性”的，它直接对接受众的成长需求或工作目标，让红色精神从“认知层面”转化为“行动层面”，实现了红色宣讲的“实践价值”。

红色宣讲“任重而道远”的启示：守正内核，创新表达

两次【浦东文史讲堂】的实践，以及多年来对不同场景红色宣讲的探索，让我深刻认识到：红色宣讲不是“简单重复历史”，而是要在“守正”与“创新”中找到平衡，才能让红色记忆真正“活”在当下。

“守正”是红色宣讲的根基，即坚守“历史真实”与“精神内核”。无论是两次文史讲堂，还是其他场景的讲座，我始终以史料为依据——周大根的生平来自《周大根烈士纪念文集》等权威性书刊及新搜集到的史料，汇角战斗的细节来自浦东区委党史办及一些权威书刊的档案史料，新四军的历史参考中国新四军研究会、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以及《新四军军史》等权威资料，绝不编造故事、夸大事实。同时，始终围绕“铁军精神”“爱国主义”的核心，不偏离“传承红色基因”的主线，确保红色宣讲的“政治性与正确性”。

“创新”是红色宣讲的生命力，即不断探索贴合受众需求的表达形式。随着时代发展，年轻受众对“单向灌输”的宣讲方式越来越不感兴趣，因此需要用“年轻人的语言”讲红色故事——在短视频平台发布“怀表背后的故事”片段，用1分钟时间讲述“汇角战斗的1个细节”；利用浦东新研会的微信公众号推送浦东抗战的故事与人物介绍；与上海大学等大学生团队进行合作，开展主题实践活动等。这些创新形式，让红色宣讲从“线下讲座”延伸到“线上传播”，从“固定场景”拓展到“多元渠道”。

同时，红色宣讲需要“挖掘微观载体”。两次文史讲堂的实践证明，“大历史”需要“小载体”支撑——新四军的“铁军精神”需要通过“汇角战斗”28位烈士以及现实中的具体实践来得以充分体现，周大根的“革命精神”需要通过“怀表、围巾”来承载。未来，我们还需进一步挖掘浦东红色文物、红色遗址背后的故事，让更多“微观载体”成为红色宣讲的“钥匙”，打开大众与历史对话的大门。

主讲人与现场听众互动交流

更重要的是，红色宣讲需要“构建代际对话”。从周大根到周到，再到我与年轻听众，红色传承本质是“代际接力”。在未来的宣讲中，应更多邀请“老战士”“烈士后代”分享亲身经历，同时鼓励青少年“讲述自己理解的红色故事”，让“老一代的记忆”与“新一代的思考”碰撞融合，形成“代代相传”的传承链条。

浦东图书馆

2025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也是浦东开发开放35周年。站在这个节点回望两次亲历的【浦东文史讲堂】，我愈发清晰地认识到：红色宣讲不是“一次性活动”，而是“长期工程”；不是“单向输出”，而是“双向互动”；不是“历史回顾”，而是“未来指引”。作为铁军精神的传人，我将继续以“赤心”传“薪火”，不断创新宣讲形式，贴合受众需求，让浦东的红色记忆在更多人心中扎根，让铁军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耀眼的光芒——这既是使命，也是责任，更是“任重而道远”的坚定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