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医梦：无影灯下，初为产科实习生 — 七七级医学生札记

MaRsDr.

岁月如梭，光阴似箭。1977年12月，我怀揣着改变命运的渴望，走进了文革后首次恢复高考的考场，并有幸成为山医七七级的一名医学生。那一年，全国570万考生竞逐27万个名额，而我，是其中幸运的一员。开学那天，我手握录取通知书，踏进山医校园，心中涌动着对未来的憧憬——这不仅是一场求学之旅，更是一代人命运转折的起点。

1981年9月，经过近三年扎实的医学基础课程学习，我们七七级四个班的同学告别了新建南路西校简陋的学生宿舍，迁入位于五一路的山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那座承载无数医学梦想的“红楼”，正式开启临床课程的学习。

红楼，是一座四层高的砖混建筑，矗立于医院中央，四周环绕着几栋灰砖瓦顶的老平房，那是当时的门诊部。红楼背面，是后来拔地而起的住院大楼。临床教学采取“理论+实践”紧密结合的模式，节奏紧凑、安排有序。课堂设在红楼二楼宽敞明亮的教室，由各科室资深教授亲自授课；我们的宿舍则设在三楼，由原病理科改造而成，虽陈设简朴，却因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进修医生与同窗学子，而洋溢着浓厚的学术氛围。楼前那副双杠，成了我们课余锻炼、谈天说地的角落，也见证了青春岁月里医者仁心的萌芽。

彼时的山医二院，群星璀璨。心胸外科、骨科、妇产科、血液病科及劳动卫生职业病科，皆为国内翘楚。马景昆、包尚恕教授在骨科领域声名远播；包淑和、饶慧玲、杨燕生教授执掌妇产科，医术精湛、德高望重；史乃楷教授精研心血管疾病，冉家彦教授深耕血液病学……能亲聆这些医学泰斗的教诲，是我们七七级学子莫大的荣幸，亦是我们医学生涯最珍贵的启蒙。

临床实习，是医学生从书本走向病床、从理论迈向实践的关键一步。初入病房，我们从最基础的护理做起：铺床叠被、打针输液、采血导尿，如同学徒般跟随护士长学习。随后，我们随带教老师进入门诊与病房，观摩诊疗全过程，系统学习“望、触、叩、听”四诊法，检查淋巴结、肝脾是否肿大，用听诊器分辨肺部啰音与心脏杂音，辨识异常心电图与X光片，分析各项检验数据，并一丝不苟地书写完整病历。在住院部，我们每组负责管理三张病床，每日清晨提前查房、记录病情；老师上班后，我们随同查房，汇报观察与初步判断。随着经验积累，我们逐步进入外科、骨科、口腔科乃至妇产科，开始参与手术观摩，甚至尝试简单操作，真正迈入“医生”的角色。

为期六个月的轮转实习，内、外、妇、儿、眼、耳鼻喉、中医、口腔等科室轮番登场，如走马观花，却每一站都让我铭记于心。我至今难忘马景昆教授行云流水般的正骨手法，心胸外科团队在无影灯下修补二尖瓣狭窄的开胸手术，以及饶慧玲教授巧手修复产道-直肠瘘的精湛技艺。



实习尾声，我们被随机分组进行专科强化训练。我与顺祥、新海两位男同学，以及一位女同学，被分至妇产科，由“三杨”之一的杨燕生老师亲自带教。白天出门诊，夜晚与住院医师一同值夜班，我们第一次真切体会到妇产科医生肩上的千钧重担——那是新生命降临的喜悦，也是生死一线的紧张。

彼时的山医二院妇产科，在包淑和主任、饶慧玲副主任及“大杨、二杨、三杨”三位主治医师的带领下，以高水准的妇幼保健服务闻名三晋。来到妇产科我们只见到包教授的研究生小李子一位男性医生，科室几乎清一色为女性医生，被戏称为“娘子军连”。后来才知，科室已有多年未有男医生入职。据传，早年曾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徐教授因被患者误指“性骚扰”，百口莫辩，最终从红楼顶楼纵身跃下，以生命自证清白。自此，科室立下铁律：男医生为女性患者诊疗时，必须有女医生或护士在场。此后多年，妇产科鲜有男医生入职，几乎成为“女儿国”。

门诊最常遇到的就是早孕检查。对男生而言，有一个绕不开的尴尬话题，便是内诊——即需要通过触诊判断子宫的大小、位置以及孕周。每到这一刻，男生常会本能地退却，而女生则多半会被推上前线。患者也往往更倾向于选择女医生进行操作。面对这种局面，杨燕生老师却坚定地鼓励我们：“这是妇产科医生必须迈过的一道坎，不要回避，更不要羞怯。”

一次门诊中，我们接诊了一位不孕症患者。经检查，确诊为“先天性双子宫双阴道”——一种罕见的生殖道畸形，发病率约千分之一，常伴输卵管异位，需手术矫正后方有望受孕。杨老师借此为我们详细讲解胚胎发育异常的机制，让我们在病例中深化了对解剖与病理的理解。

住院部的夜班尤为紧张。分娩似乎总爱在深夜成群结队地到来。宫缩剧痛之下，孕妇情绪极易失控。一次，新海同学夜查待产室，竟被一位正在阵痛的产妇从背后猛击数拳，几乎晕厥。护士急喊：“你打医生干嘛？他又不是你老公！”所幸产妇顺利分娩，次日见到新海，满脸羞愧，坦言当时痛不欲生，误将医生当作丈夫发泄情绪。

而最令我难忘的，是与顺祥一同担任杨燕生老师的助手，参与一台高龄产妇的剖宫产手术。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站上手术台，心情既紧张又激动。术前，我们在淋浴间彻底清洁身体，换上短袖手术内衣，戴好口罩与隔离帽。随后，在护士长指导下，用毛刷蘸碘伏仔细刷洗双手及前臂，再穿上无菌手术衣、戴上双层乳胶手套。

下午五点，手术准时开始。麻醉、备皮、消毒、开腹、切开子宫、取出胎儿、剥离胎盘……一切井然有序。止血、缝合子宫、逐层关闭腹腔，手术进展顺利。然而，就在准备关腹之际，护士清点纱布时发现：十块止血纱布少了一块。

手术室瞬间陷入凝重。众人屏息，四处搜寻未果。难道纱布遗留在腹腔？这将酿成严重医疗事故。杨老师却异常冷静，迅速回溯手术流程，想起中途曾有护士换班。经询问，已下班的护士回忆：她曾用一块纱布包裹装有羊肠线的安瓿瓶，用镊子敲碎瓶口取线后，随手将纱布丢入垃圾桶。真相揭晓，众人长舒一口气。

随后，杨老师亲自示范缝合技巧，将持针器递给顺祥，让他尝试缝合筋膜层，我则协助牵拉缝线。每一针打结、剪线，都需精准稳重。此时产妇开始出现疼痛反应，麻醉师催促加快速度。杨老师却沉稳如常，嘱护士局部注射普鲁卡因缓解疼痛，并鼓励我们：“别慌，按规范来，一针都不能马虎。”

最终，我们一针一线，将产妇腹部切口缝合得整齐严密，敷上无菌纱布，手术圆满完成。

那一刻，我深刻领悟：医生之责，不仅在于技艺之精，更在于心志之慎。毫厘之差，或可致千里之谬；一丝疏忽，便可能危及生命。医学之路，容不得半点轻慢。

四十年弹指一挥。昔日的红楼早已被现代化的医学大楼取代，山医二院也已发展为学科齐全、技术先进的三级甲等医院，并更名为“山西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然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座红楼所承载的精神——严谨、仁爱、求真、担当——始终铭刻于我们这一代山医人心中。

回首来路，历尽千帆，归来虽非少年，初心未曾更改。作为从红楼走出的医者，我始终铭记师长教诲，在临床一线践行“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无论身在何方，山医学子皆以赤子之心，传承“医者仁心”的薪火，以仁术济世，以大爱无疆。

这，便是我们的红楼医梦——始于无影灯下，成长于岁月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