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下乡50周年（四）:我们还像一个班集体

阿轰

　　“浦林一期”是场里的绝对骨干力量，共二十人，九男十一女，大部分是七四届高中毕业。他们的年龄和我哥哥相仿，所以我对他们是既敬仰又佩服。那时的他们，身上还明显的保留着刚走出校门的学生气息，满怀理想，青春勃发，有强烈的集体主义意识和荣誉感，也有生于五十年代这代人特有的坚韧、吃苦耐劳的特质，有着到“广阔天地”干一番事业的抱负，他们自豪的把此地称之为“浦林农业大学”。2014年春节知青聚会后，朱小芹当群主建起了知青微信群，我们的群名就叫“浦林农大”。在畜牧场的初创期，他们劲往一块使，撑起了场里的天，是“各条战线”当之无愧的骨干。

(▲“浦林一期”合影。第一排左起:冯丽娜、谢致斌、陈琦、林若萍、带队干部陈崇山、林云露、潘瑜真、许琪；二排左起:翁平、徐春琴、魏淑宽、朱小芹、苏建华、陈小鹏、郑锦河；三排左起:曾武彬、林建章、陈少毅、张大伟、叶国强、黄伟明。)　　

　　我没有经历过“浦林一期”第一年的鼎盛，但从日后和他们共同生活中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可以感受到，“浦林一期们”对第一年的火热生活充满骄傲和自豪。我们宿舍的张大伟和陈少毅偶尔会故意调侃式的大声吟诵曾武彬当年秋收“战官山”后写下的诗句:“红背心，蓝短裤，迎着北风哈哈笑”。诗中透露出了一股豪情。

　　听“浦林一期”的知青们说，他们来的第一年生活可谓热火朝天，自己修建了三个沼气池(后来废弃不用了)；自己用锅灰抹黑土墙自办黑板报；协助建变压器台；自己养鸡，鸡生蛋拿去市里南市场卖，大声吆喝“知青自己养鸡下的蛋啊！”生意极好瞬间卖光。

(▲“浦林一期”参加浦林公社下乡优秀知青表彰会的全体知青与带队干部的合影。前左起:魏淑宽、朱小芹、徐春琴、潘愉真；后左起:黄伟明、陈小鹏、带队干部老朱、带队干部老陈、陈少毅、张大伟、叶国强、林建章。)

　　“浦林一期”有军训，还要进行实弹射击和实弹投手榴弹。那天实弹投手榴弹，大家都躲在林前山凹公社武装部专用的靶场壕沟里。投弹要先把拉火环扣在小拇指上再投出，那天不知是忘记还是紧张，民兵排长魏淑宽在投弹时没拉弦直接把手榴弹给扔出去，结果好巧不巧，手榴弹挂在了树上直晃悠，大家等半天没有听到爆炸声，不知何故，想看嘛怕突然爆炸，不看嘛又不知道怎么回事。陈小鹏在给我们“浦林二期”们讲述此事说到此刻，眨了眨眼睛，脑袋一伸一缩的故意做出“躲在壕沟里想看又不敢看”状，把当时知青们那复杂的心态演绎得活灵活现，引得我们哈哈大笑。此事也成了我们知青对往事美好回忆的片段。

　　我记得下乡第一年“双抢”完了以后也有过一次军训，也在林前山的靶场，训练科目主要是射击。我们用的枪是公社武装部带来的“老套筒”汉阳造，有一人高，枪栓一拉出来足有一尺多。我还特意看了枪身上的铭文，刻着“汉阳兵工厂制造1921”的字样。军训结束前的当晚，有一次“会演”，就是实地“攻山头”。我们是守方，要先发现敌方偷攻上来的人员就获胜。那天好像是已近农历的八月十五，明月高悬，林前山上一览无余，对我们十分有利。我们几个卫士提着“老套筒”保卫着民兵排长魏淑宽，紧跟她前后。那“不争气的敌人”三三两两从四面八方摸上来。看到张张熟悉的“敌人”的嘴脸，我们已经忍禁不住的露出笑容。而“敌人”们也没来得及完成偷袭任务就哈哈大笑起来。这演习就在笑声中宣告结束了。

　　我能融入这个集体与他们为伍是缘分。我们好像还是学校的一个班集体，林建章是那个任劳任怨的好班长，我们则是分成农业组，养猪组，酱油作坊组，种菜组，食堂组，科技组，运输组，养牛组等等 的小组，只不过是把课堂搬到了田野，把课外活动变成了集体劳动和生活，大家有苦同担，有福共享，没有孤单，不会寂寞。

后来大家先后离开了畜牧场，“浦林一期”中的陈小鹏和冯丽娜、曾武彬和谢致斌、林建章和林云露三对知青喜结良缘，并且是“海枯石烂不变心”，艰苦生活中心心相印碰撞出的爱情火花尤为灿烂。

　　（▲2020年10月，浦林畜牧场知青组团旅游，在千岛湖时，大家忽悠三对知青伉俪合影并成功实现。左起:陈小鹏、冯丽娜一家，林云露、林建章一家，谢致斌、曾武彬一家。）

　　我喜欢能结识“浦林一期”的战友，并在日后一直延续着我们之间的友谊。

　　畜牧场的运营完全是自给自足、自负盈亏的，靠大家的双手和勤劳来自食其力，自己养活自己。

　　现在想来，场里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分工是很有序的，丝丝相扣，缺一不可。如场长掌握季节时辰，农民技术员是农业技术的规范操作。每个人都像是棵“螺丝钉”，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有几个重要岗位的知青，他们的工作看似不起眼，但对全场来说却是很重要的:

　　我所在的农业组是大组，人最多，种的粮食养活大家。知青队长林建章是挑头的，每天谁干什么活都由他分配。他肩负领导责任。有他在，我们心就踏实了。

　　“炊事班”只有两名炊事员，他俩的工作极其重要，一日三餐都不可耽误，全年无休。我们早上拿着大搪瓷盆去食堂吃完稀饭后，用饭票向炊事员庄丽华、彩珠买米，再洗洗加水放到笼屉里蒸，收工回来取饭，炊事员给加勺菜，晚餐一般也是稀饭，农忙时干饭。

(▲总务陈小鹏“收工”回来的照片，浑身沾满泥巴。)

　　陈小鹏是总务，大管家，操劳着大家的吃喝安排。当时物资匮乏，畜牧场生活费少，为了解决知青食用油的困难，陈小鹏找了同是知青的公社团委书记蒋溪南，从他母亲所在的皮革厂买来猪皮上刮下来的碎肥肉熬油，度过了艰难时刻。陈小鹏为人豪爽，我们尊称他为“阮社大哥”。他每个月要按出工日给知青们发饭票，吃剩下的饭票可以换米，每次知青要回家都会换几斤米带回去。这新米无论是“沁粒饭(蒸干饭)”或是煮稀饭都很好吃，重要的是这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带回去很是自豪。

(▲上排左三是种菜能手张大伟。)

　　吃的菜是种菜组种的，张大伟是种菜的主力，天天早出晚归的，他总是把菜地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像女生闺房似的。大伟和姚明一起干，两个大男人心细得像姑娘。种菜的肥料都是我们“自产”的有机肥，绝无“化学添加剂”，所以菜都郁郁葱葱长势良好很好吃，且常年不断。夏天主打菜是空心菜，冬天是高丽菜。大伟还在房前屋后种了不少南瓜、冬瓜秧，收成后可留在冬天吃。由于大太阳底下不能给菜浇水，我们总可以在傍晚打饭、吃饭时看见大伟、姚明挑着带莲蓬头的水桶给菜喷水，夕阳映衬着他们矫健的身姿。

(▲当年女知青养猪的照片。左起:翁平、冯丽娜、刘玉贞、潘愉真。)

　　养猪组是第二大组，有四五个女知青。她们出工都穿着自己做的围裙袖套，像当时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里的女工。第一排猪圈有八九间里养着白色的进口约克夏种猪，每当我们出工时，这些“天蓬元帅”们会前蹄搭着猪栏哼哼哈哈的和我们打招呼。姑娘们每天要打扫猪圈，从水塘里捞水浮莲生喂，有时候要给母猪增加营养，还要煮猪食加米麸。那时人都吃得不好，所以猪们普遍营养不良，隐约可见肋排。见过两三次母猪生了小猪后带着小猪仔们出来散步觅食，把张大伟种在宿舍边的南瓜苗都给“觅”了，气得张大伟直跳脚，又没法找谁评理。记得小猪仔稍大就给卖了，给场里增加些收入，当然，这也是畜牧场的基本职能。

　　(▲畜牧场知青合影。上排左一是当年畜牧场酱油厂的“厂长”曾武彬，左二陈少毅，下左一谢致斌，左二潘愉真，左三翁平。)

　　场里最主要的经济收入可能是靠酱油作坊了，它生产的酱油“远销”公社的供销社和各大队。前几年，负责酱油作坊的曾武彬来北京我们相聚了，我还饶有兴趣的问过当时酱油是怎么生产的？曾武彬说先从粮食局的油脂厂拉来豆饼打碎，用盐酸加温分解提取蛋白质，再用碱中和，再如何如何的经几道工序就可以了。说得很轻巧。武彬说:“这是当时最先进的工艺了”。记得我有次进酱油作坊看过，一排排黑色的大瓮下面有谷壳点着火煨着，武彬正拿个像大号体温计的玻璃管仪器测量“PH值”。我们食堂里有个罐子里面装的就是自己生产的酱油，平时菜不够吃了就来一勺酱油佐餐，味道“好极了”。酱油能给场里增加多少收入我不清楚，但如果仅靠卖点余粮，猪仔，地瓜粉，麻皮等的收入很难维持场里买化肥、农药、柴油等等的开支。

(▲2014年春节知青聚会，我们宿舍当年的哥四个首次聚齐了:左起许闽峰、张大伟、陈少毅、曾武彬。)

　　懂得西药和草药的朱小芹是赤脚医生，大家有个感冒流鼻涕的就找她，药到病除。她的工作极其重要且无可替代。

(▲左起:朱小芹、林若萍，1992年春节知青们故地重游时在当年宿舍前的合影。)

　　记得1976年场里分配我负责种小辣椒，我发现田埂上有种白芯的草长得很快，刚锄掉两天又疯长出来，我觉得它有点像草药的“茅根”，但又比茅根粗壮，不敢确认，于是锄了一把给小芹看，她一看先“哎呀”一声，把我吓了一跳，以为是有毒的，谁知她高兴的说这是上好的茅根，让我每天都挖一些回来给大家煮水喝，这茅根水喝来微甜，解暑解毒。

(▲手扶拖拉机手黄伟明在用“拐子”发动拖拉机。)

　　手扶拖拉机手黄伟明负责运输，每周要到市碾米厂拉谷壳回来给食堂当燃料。他驾驶技术可谓高超，经常把麻袋装得“超宽超高”，并能晃晃悠悠的开回来，要是放在现在交警肯定要开罚单的。现在想来，手扶拖拉机的作用太大了，什么都可以拉，什么路都能走，还能犁田耙地，节假日还要成为知青回城的“专列”，真是“铁牛”，无所不能。大概是1976年的春天，场里送谢建军和谢致斌去公社培训手扶拖拉机，回来后由伟明“师傅带徒弟”手把手实习，伟明把这“男谢”和“女谢”都带出师，而“女谢”的致斌有次进城拉谷壳回来时在路上侧翻，致斌从此“洗手不开”。谢建军后来则成了场里的主力手扶拖拉机手。

　　记得我们每年的出工日都在三百多天，除节假日和放农闲假能回趟家外，基本上是以场为家，但到年底工分记了不少，印象中却没有“分红”。场里也确实没钱。比我早来畜牧场的章丽贤记得她第一年分红25元，五张5元的人民币，至今还珍藏着。我那时也觉得无所谓，反正能吃饱饭已经不错了，没敢想还能分红挣钱。

　　后来考上大学离开畜牧场、甚至是参加工作后我也曾想过，我们当年干活那么苦，没人检查督促，干好了没有表扬和奖金，不干或干不好也没有人批评指责，为什么我们还那么的认真踏实？答案就只能是”有责任心”了！这种特质也伴随着我们绝大部分知青离开畜牧场后的生涯，是我们那个时代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喜欢这大家庭似的分工协作、能自食其力且又能体现劳动价值、虽清苦但自在的劳动生活。（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