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与他的首长薛迅

杏花洁

薛迅（1910—1978），生于河南开封一个贫民家庭，十五岁沦为孤儿，十六岁起，先后三次考入高中或大学，却因交不起学费而中途辍学，后靠自学完成学业。十九岁在北平大学期间，她接触了革命进步团体，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并于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组织和参与北平学生运动及地下党组织活动曾三次被捕，均在党组织及进步人士的营救下获释。

1937年任晋豫特委、唐支队要职，由此开启了她与聂真搭档长达十年的革命生涯。

我的父亲程景善，十五岁（1938年）时在阳城县南底村（今尹庄南底）参加了八路军唐支队。不久，就担任了薛迅的通讯员兼勤务员。当时，薛迅年龄不大，二十多岁，但她已经是一位资深的女干部了，她对待同志或部下既温和热情，又严格要求，并在政治、品行、文化等方面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亲自为新战士制定学习计划，装订草纸笔记，帮助新战士提高个人素质及工作能力，为革命输送一批又一批的新鲜血液付出了一生的努力。

1939年初，晋豫特委选送聂元梓（聂真胞妹，文革中《第一张大字报》作者）等第一批学员到延安培训（为上海地下党组织培养发报人员）。同年5月，我父亲作为第二批学员之一，也启程赴延安培训。等他们到达黄河边时，因日军疯狂轰炸而路途受阻，只好返回阳城晋豫特委。返回后，父亲在薛迅部下从事机要干事工作。当时，唐支队司令部设在阳城县城开福寺，有一个警卫排的兵力。父亲跟随聂真、薛迅等特委同志与司令部分别行动，先驻扎在小赵庄，后迁至坪泉村。

1939年7月的一天，日军向阳城方向合围，唐支队紧急部署渡过南大河撤往南部山区。但“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条河平时干涸，连日暴雨致使上游董封临涧山洪暴发，水流湍急，河床内水深齐腰。此时，晋城方向的日军已抵达周村，翼城方向的日军已越过沁水，敌机时不时在阳城上空盘旋，情况万分危急。唐支队下辖三个大队（实为三个团的建制），包括报社、党校、后勤等单位都得同时转移。如此庞大的队伍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渡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时，父亲刚满十六岁，个子矮小，身体瘦弱，薛迅见状，蹲下身子，背起我的父亲就淌过了河，父亲感激得无言以对。后来父亲常说：“虽然我当时不足六十斤，但一位女同志背着我过河，是多么勇敢而又坚强。这份救命之恩，我终生难忘。”

阳城南部山区冬春干旱缺水，但坪泉的泉水却冬暖夏凉、水流不腐，地理位置相对安全。因此，特委在那里创办了党校，薛迅任校长。

她任校长时与党校副校长、朝鲜革命团体在中国的负责人陈光华结为伴侣。1942年5月，陈光华在辽县（今左权县）为掩护八路军撤退，率义勇军与日伪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1939年阳城“十二月事变”，在这次事变中，我的爷爷程焕章（唐支队生产工作队员）被捕，遇害。此后，薛迅更加关怀革命烈士的后代程景善（我的父亲）。

薛迅和战士们相处融洽，感情十分深厚，白天一起行军打仗，夜晚一室同寝而睡。父亲曾给我讲过几个故事：

当年行军，每天跋山涉水走上百里路是常事，一双布鞋一天一夜鞋底就磨穿了洞，尤其在夜行军，人走得都能睡着了。一次，行军到一个村庄宿营，通讯员和战士们被安排在老百姓家的楼上睡觉；战士们由于极度疲惫，铺上麦草，倒头就睡着了；楼下司令部的首长们还在马灯下研究第二天的行军路线，突然有水滴从楼上滴到地图上，首长上楼一看，发现是一个小战士尿床了，尿液顺着木地板缝流了下来，便一笑置之。

父亲和一位从延安来的懂日语的小马叔叔，年龄相仿，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小马叔叔在一次对日军喊话时，被日军冷枪击中头部，当场牺牲。父亲目睹了这一全过程，既悲伤又愤怒，精神几乎都要崩溃了。薛迅得知后，及时对父亲进行了心理疏导，给他讲革命道理，讲战争的残酷性，告诉他“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只有苦练杀敌本领，才能为牺牲的同志报仇；只有树立强大的心理素质，才能保家卫国。在薛迅的引导帮助下，父亲慢慢走出了阴影，逐渐恢复了常态，也变得成熟了许多。在我与父亲生活的六十年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包括文革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从未见过他流泪，他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勇敢而又坚强的父亲。

1943年，薛迅与聂真结为革命伴侣。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阳城解放，父亲一直在聂真、薛迅的部下工作，后来，唐支队编入129师陈赓纵队，参加了上党战役。

1948年部队南下，唐支队部分人员调往华北局，父亲留守晋城、运城等地，担任部队后勤保障生产部总经理。

1950年，华北局急召父亲进京，由华北局青委对他们进行为期一年的集中培训，主要为国防系统输送革命力量。他们住在北京南池子的三排平房院子里，前两排住科级干部，父亲作为处级干部住在最后一排。也是在这段时间，父亲抽空去看望了薛迅，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此后，父亲进入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航空部）所属企业工作，二十八岁时升任副厂长（行政十二级，副地市级），此后，他一直关注着薛迅的工作动态和身体状况。

　　新中国成立后，薛迅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副主席等职，为解放初期河北省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被毛泽东主席称赞为“女中英杰”。

1952年，她主审了建国初期最大的贪污案——刘青山、张子善案，并在公审大会上作为主诉人发言。

在负责河北省经济工作时，她从农业生产实际出发，就统购统销政策向组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却因此被扣上了“反对统购统销”的帽子。

1955年秋，薛迅调离河北省委，在中央党校研究班学习一年后，出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助理。

1959年，她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期间，她又因为彭德怀仗义执言而再次遭到批判，被分配到学校主管后勤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薛迅受到残酷迫害。文革结束后，薛迅给党中央写信，要求重新审查对她的处分。

1978年9月27日，中组部派人到医院看望了她，并宣布了为她恢复名誉的决定。第二天，薛迅在北京病逝，享年68岁。

中央为她举办了追悼会，聂真前来送别这位亲密的挚友和曾经的伴侣，部分在京的原晋豫特委同志及我父亲也参加了追悼会。

薛迅是一位杰出的女革命家。她的一生是为追求革命事业而奋斗的一生。她追求革命真理，不畏强权，刚正不阿，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凡事亲力亲为。她始终为人民利益着想、为党的事业奋斗不息的精神和高贵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尊重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