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散文学会的美篇

贵州省散文学会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专刊

卷首语

记住，是一种力量

文/黄秀英

秋色浩茫，又值铭刻历史的时节。伴随着“九一八”纪念日长鸣的悠悠警钟声，以真相撕开历史黑幕、让全世界听见历史回响的影片《731》在全球首映。不容湮没的历史记忆和对和平的真切呼唤，在每一幅不忍直视的画面里、在每一个泪流满面的脸庞上、在每一腔捍卫和平的热血中涌现。

历史的暗流深处，总有一些时刻如刀锋划破时光的帷幕，留下难以愈合的创口：南京城下的哀嚎、东北雪原的孤勇、滇西边陲的血战、抗战公路的争夺，以及那些被刻意抹去却终将浮现的罪恶——他们共同构成了民族记忆的复杂图景。

我们与历史之间，横亘着一条名为“记忆”的桥梁，桥上镌刻着三个沉重的誓言：“不能忘、不敢忘、不会忘”。不能忘，是那血肉铸就的苦难与坚挺的脊梁；不敢忘，是让人不寒而栗的那句“挨打的人都忘记了，打人的人还需要记得吗？”，屠刀还在幽暗的角落闪着寒光；不会忘，是民族独立、坚韧不屈、奋发图强的精神火炬，照亮着未来的漫漫长路。

在这一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专刊里，我们看到漫山遍野的《洋槐花开》，面对着最先擎起抗战大旗的白山黑水，敬唱一曲《抗联赞歌》；我们《在滇西，追忆将军致敬英烈》，《在畹町桥，聆听历史的足音》；我们怀念《生如夏花之绚烂》的远征军女兵，深情呼唤《老兵，让我紧握您苍老的手》；我们凝视着《七三一，一张惊悚而无助的脸庞》，手捧一册装不下民族屈辱与苦难的《南京大屠杀》，振聋发聩地发出一声《不能忘记》的呐喊，《以铭记，敬山河》。

时光抹不去历史的血痕，遗忘才是真正的屠杀。我们敬唱我们书写我们怀念，我们凝视我们哀咏我们告白，那些对罪恶的泣血控诉、对苦难的深切悲悯、对英雄的衷心敬仰，对和平的无比珍视，最终汇成一句带着力量的“不能忘记”的呐喊，一股股警惕、觉醒、自强、团结的强大力量如火山迸发。

是的，记住，是一种力量。是一种让过去的牺牲拥有未来、让未来之和平拥有坚实根基的伟大力量。这力量让我们知来处、明方向；敢于直面历史的苦难，去拥抱明天的光明。愿每一个精心写文的他，每一个用心阅读的你，都能让这种力量具象化。

目录

一、滇西纪行

以铭记，敬山河——郭灵莉

在滇西，追忆将军致敬英雄——黄亚文

在畹町桥，聆听历史的足音——代庆香

老兵，我只想紧握你苍老的手——向进

二、抗联之路

洋槐花开——冯静海

抗联赞歌——江跃华

三、泣血记忆

不能忘记——读《南京大屠杀》有感

——陈顺梅

七三一，一张惊悚而无助的脸庞

——许定平

四、走进老兵

生如夏花之绚烂——詹爱华

一、滇西纪行

以铭记，敬山河

文/郭灵莉

有英勇的你们，才有英雄的腾冲城。

1944年，滇西战场硝烟弥漫。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键一隅，那场持续127天的腾冲反攻战，让这座城池成为中国抗战史上首座收复的县城。从此，“英雄”二字便与腾冲的名字紧紧相连，镌刻在国人的记忆深处。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黔辽两省40余位散文作家，从贵州的贵阳、六盘水、遵义，从东北的辽宁等地，循着“重走远征路”的足迹，奔赴滇西。我们因这段历史而来，为那些不朽的英魂而来。

一

五月的风带着清凉，却吹不散腾冲国殇墓园的沉郁。这里静得格外厚重——是脚步轻放的安静，是心怀敬畏的肃静，是沉淀历史的沉静，是容纳悲思的寂静。可我们的心，却在踏入墓园的那一刻起，再也无法平静。

这座建于1945年、占地80余亩的墓园，从未缺少追思者。我们的脚步叠着无数的脚步，悲痛裹着八十年前的硝烟。每一块黄土下，都沉睡着曾为家国呐喊的英魂——他们曾带着子弹的灼热、怒火的滚烫、热血的赤诚，冲向侵略者的阵地。如今他们累了，我们唯有轻步慢行，不扰这方长眠之地。

入园前，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持着菊花：白的如雪，映着英烈的纯粹；黄的似金，衬着忠魂的不朽。卖花的是位80岁老翁，他说他的父亲当年是为前线送军粮的民工。原来，就连这份追思，都连着两代人与这段历史的羁绊。

风卷松涛，如低吟的挽歌，引我们走进忠烈祠。三鞠躬，献菊花，诵祭文，《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在庭院中回荡。这歌声曾听过无数次，却从未像此刻这般震彻心扉。英烈们啊，你们听见了吗？听见这山河无恙的安宁，听见这春和景明的盛世。

二

国殇墓园里，松柏苍翠如列阵，石碑林立似雄兵。中将碑、将校碑、英烈碑、盟军纪念碑，还有小团坡上那72行、3346块小墓碑——从山脚到山顶，整整齐齐，像一支永远挺立的军队，沉默却有力地诉说着什么、证明着什么。

每块墓碑上，只有烈士的姓名与军衔，没有多余的文字。可目光扫过那些名字，心就像被重锤反复撞击：他们冲向炮火时，早已知道可能再也回不来，却依然选择向前。3346块墓碑，就是3346个“向死而生”的故事，从1944年至今，从未褪色。

八十年风雨，没磨去墓园里的生动与悲壮。李根源手书的《告滇西父老书》、张问德凛然的《答田岛书》，还有娃娃兵、滇西女子、筑路民工、陈纳德与史迪威将军的雕像，都在静静讲述着往事：

小脚妇人背着军粮奔赴前线，宁可饿死也不碰一口，临终时仍用身体护着粮袋；乡绅寸大进三子皆殉国，他痛哭着说“再无儿郎杀日寇”，后坐于千年古杉下绝食而亡，百姓赠挽联“山河破碎生不如死，为国尽忠虽死犹生”。这些故事不是传说，是刻在时光里的真实。那些倒在战争里的人，从未真正消失——他们被埋在这方土地下，更被藏在我们心里。这份纪念，比时光更长久，是支撑民族的精神脊梁。

三

如今的国殇墓园，仍有远征军老兵或他们的后人，从五湖四海赶来。他们捧着老照片，在墓碑间徘徊，泪水里映着父辈的模样，也映着那段不曾远去的历史。这座墓园，早已不是冰冷的纪念地，而是延续历史的“活档案”，藏着纪念与传承的重量。

娃娃兵雕像前，总摆着糖果与水果。我看见一位女子蹲下，轻轻放上一根香蕉；我也从背包里拿出巧克力，放在那排五颜六色的零食旁。雕像上的少年，头戴军帽，颈挂炒面袋，身挎军用水壶，脚穿草鞋，还竖着大拇指，笑容里满是少年人的朝气。

他叫陈友礼，当年参军时只有13岁。后来，他又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历经几十场战斗，如今仍康健地生活在贵州贵阳。2016年4月，85岁的陈友礼站在13岁的“自己”面前，老泪纵横——是感慨时光飞逝？是怀念牺牲的战友？还是庆幸如今的和平？老人没说，可我们都懂：那个13岁的少年，永远停在了滇西的战场上，成为比岁月更长久的存在；而活着的陈有礼，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更是“不屈”二字的活注解。

四

离园时，再望大门上“腾冲国殇墓园”六个大字，忽然懂了：“国殇”从不是一个冰冷的名词。提起它，国人总会想起屈原《九歌·国殇》里的句子：“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国家有难时，“躺着生”与“站着死”从来都是选择。唯有那些敢“站着死”、敢向死而生的人，才配得上这样的赞颂。李根源懂，千千万万中国人都懂。

这位土生土长的腾冲人，民国元老、辛亥名将，时任云贵监察使，曾4次牵头为抗日烈士建冢，写下《告滇西父老书》点燃民众斗志。他亲题“腾冲国殇墓园”，还赋诗曰：“八年浴血抗天骄，杀气如云万丈高。写就一篇新战史，留将百世告同胞。”落笔时，他胸中的悲怆、愤怒与对胜利的期盼，早已融进这字句里。

此行，我也填了一阕《浣溪沙》，敬那些为国捐躯的壮士：

犹记当年烽火稠，英雄一去不回头，舍身何止为家仇。

社稷当凭肝胆铸，江山岂许铁蹄蹂。谁人再敢犯神州！

如今的国殇墓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的每一粒黄土，都浸着民族的不屈与尊严；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一座长鸣的警钟。时光会走，岁月会老，但有些事，我们不能忘、不敢忘、不会忘！

在滇西，追忆将军致敬英烈

文/黄亚文

在癸卯年壬戌月的时光里，我跟随贵州散文学会 “重走远征路”滇西采风创作活动团队，踏上了滇西这片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土地。此行的目的，是追寻远征军的足迹，拜祭在滇西抗战中牺牲的将士，看望健在的抗战老兵。这段旅程，于我而言，是一次灵魂的洗礼，更是一次充满忏悔的心灵救赎。

我们辗转昆明、楚雄、保山、腾冲、瑞丽、芒市、龙陵、大理等地，每到一处，都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在那些地方，我们慰问了至今健在的章致远、袁恩财、杨树藩和李树四位近百岁高龄的老兵。岁月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有的腿脚不便，只能卧床不起；有的意识模糊，已不能言语。但胸前那金光灿灿的纪念章，却在向我们无声地诉说着他们曾经的英勇与荣耀。

一路上，我们瞻仰了国殇墓园、中国远征军黔籍抗日殉国将士纪念碑、滇西抗战纪念馆、龙陵抗战纪念广场、松山抗战遗址、中国远征军雕塑方阵等遗址公墓。那些陈列物、遗照、战时残存的碉堡和防御工事，仿佛将我们带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当年战争的残酷和远征军将士们的英勇无畏。

其实，这次滇西之行的缘由，是我心中一件深藏已久的憾事。求学与生活在花溪的四十余年间，我明明知晓这里有大将山、将军路，还有将军坟，却从未探寻过这位将军的真实身份。大家的猜测和臆断，让我也稀里糊涂地认定那或许是一位老红军。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一天，女儿告诉我他们去花溪为烈士扫墓，这位烈士是一位将军。那一刻，我的好奇心被彻底唤醒，在孩子的带领下，我从花溪公园后门（如今已改名“将军门”）进入，在左手边叫葫芦坡的山麓树丛中，找到了那座修葺一新的陵园。

走近一看，原来这里安葬的是大名鼎鼎的抗日名将戴安澜将军。原迹墓碑上刻着：“随军二百师中将师长戴将军安澜之墓” 。上款为：“将军皖人也缅甸之役忠勇殉职政府嘉其志将遗骸浅厝于此客秋其家属东归随迁回籍邑人敬仰之余爰旧地兴建衣冠墓以彰其事而为后进效焉” ，落款是：“贵筑县县长唐棣谨志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四月一日” 。看到这些文字，我的内心充满了愧疚和自责。花溪人民如此深情厚谊，将戴将军的事迹以衣冠墓的形式留存，本应世代相传，而我却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戴安澜将军，这位国民党第5军第200师师长，抗日名将，1904年出生在安徽省无为市洪巷镇练溪社区风和村，原名戴炳阳，自号海鸥。1923年，他考入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安徽公学高中部，因心怀 “镇狂飚于原野，挽巨澜于既倒，誓死振兴中华” 的壮志，改名为 “安澜” 。1924年，他投奔国民革命军，1926年从黄埔军校三期毕业，此后参与了长城古北口抗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昆仑关战役、随枣之战、长沙保卫战等诸多战役。1939年，他担任第200师少将师长，该师是当时唯一一个机械化师，他也是二战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

1942年，戴安澜将军率第200师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赴缅参战，取得同古会战（歼敌五千余，而日军兵力4倍于戴部）、收复棠吉等赫赫战功。然而，在1942年5月18日的朗科地区指挥突围战斗中，他不幸身负重伤，5月26日下午5时40分，在缅北茅邦村壮烈殉国。1939年6月17日，他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1942年10月16日，被追赠为陆军中将；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后来我才想起，1983年《人民政协报》曾发表过毛泽东于1943年写的一首五言律诗：“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这首诗正是对戴安澜将军的高度赞扬，歌颂了他的英勇无畏，也表达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美好愿望。在这座新建的陵园中心，矗立着一尊将军头像，头像下面基座上刻有周总理的题词：“黄埔之英，民族之雄” ，这是对戴安澜将军一生功绩的最好诠释。

通过查阅资料，我了解到更多关于戴安澜将军的事迹。1942年5月初，中英盟军溃败，第200师与军部失去联系，戴安澜将军毅然决定带部队进入缅甸中北部山区打游击，并寻隙退回国内。但不幸遭到大股日军伏击，面对困境，他悲愤地说：“关公走麦城，也不过如此。今天只能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随后，他带领部队向日军发起突围，最终不幸被机枪击中。5月26日，戴安澜将军伤重去世，年仅38岁。官兵们按照他的遗嘱，轮流将他的遗体抬回国内。他在写给妻子王荷馨的遗书中说：“现在孤军奋战，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戴安澜将军灵柩经昆明、安顺、贵阳到广西全州，暂厝于香山寺。1944年，将军家人寓居花溪，灵柩又从全州移到花溪，停柩浅厝于葫芦坡西麓。1948年，灵柩从花溪迁回故乡芜湖，贵筑县（现为花溪区）县长唐棣依照花溪人民之愿，以将军生前穿戴的皮靴、军帽在原葬灵柩处建了衣冠墓。2002年，花溪区人民政府投资60万元将其改建为陵园，整个墓地占地2800平方米，成为花溪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3年被公布为贵阳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此次滇西之行，让我深刻认识到，戴安澜将军这样的英雄，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应该被每一个人铭记。同时，我也为自己曾经的无知和疏忽感到无比愧疚，这是一次迟到的了解，更是一次灵魂的忏悔。

滇西之行，不仅让我了解了戴安澜将军的事迹，还让我对那些在国难当头走向抗日前线的抗战老兵有了更深的敬意。一位远征军的坦克驾驶员、抗战胜利后一辈子留在缅甸以教华文为生的老兵张富麟说：“我的前半生为国家抗日，后半生因不愿参加国内战争而在异域他邦以教中文为生，我觉得我对得起祖国……”

他讲述了一个让他泪流满面的故事，一次，一个缅甸军官告诉他，他们在追捕地方武装叛军时，在密支那西北的森林里发现一个山洞，里面遍地都是骷髅，还有锈成一团的枪械、发报机，虽然所有东西都已腐烂，但徽章、帽徽和领章上的汉字表明，这里曾是中国士兵的驻地。曾经，远征军跨越野人山时，45000人的部队回到滇西只剩下7000多人，在缅甸的深山老林里，不知还有多少这样的山洞，牺牲了多少中国士兵，他们的名字却无人知晓。

滇西归来后，在保山隆阳区板桥镇一个小区里，98岁的老兵李树骑着三轮在后面追赶我们的画面，始终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徐徐晚风里，我们满含热泪向他挥手致意，直到他的身影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模糊。

　　在畹町桥，聆听历史的足音

文/代庆香

汽车穿行于刀凿斧削的山脉之间。车在走，高原的景色在盛开。一会儿直行，一会儿拐弯，穿过崇山峻岭,峰峦叠嶂。大山的延伸，也抵不过车轮急转的速度。数小时后，便到了目的地。

这里，便是畹町。

畹町，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了神秘与诱惑，它像是一扇半掩的门，引领着我踏入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畹町，四周环绕的青山绿水，为这个小镇增添了几分宁静与祥和。那隐藏在深山中的瀑布，水声潺潺，如同天籁之音。又比如这里有成片的热带植物，棕榈树、槟榔树到处可见。还有那片片翠绿的茶园，茶香四溢，让人心旷神怡。

畹町街上的建筑，除了独具特色的傣族传统金顶建筑外，街道上还有很多民国时期的建筑，如畹町口岸的钟楼、世界邮票博物馆及中央银行旧址等，走在街上，我仿佛回到了民国那个年代。

畹町，原是一个傣族的小村寨。地名“畹町”源自傣语，意为“太阳当顶的地方”。 畹町位于云南省西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南部，是一个具有热带、亚热带风貌和民族特色的边境口岸城市。全镇面积95平方公里，国境线全长28.64公里，亦有边境“袖珍城市”之称。地处 320 国道终点，为西南陆路通往缅甸和东南亚国家的主要通道，故又有“西南国门”之喻。这里居住着汉族、苗族、傣族、景颇族、德昂族、回族、白族、壮族、奕族等，全镇人口1.08万。

“畹町口岸到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汽车停下，我们走下车来，只见不远处耸立一个威严的牌楼，上书一行庄严的大字：中华人民共和国畹町口岸。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的畹町口岸的国门，长36.35米、宽5.45米、高20.25米，于2019年建成。这座国门采用"门"字造型，蕴含着深厚的东方文化底蕴，展现了大国的雄伟威严。

畹町口岸是我国的国家一级口岸，坐落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南部，与缅甸北部的九谷市隔河相望，位于320国道的终点，是通往缅甸及东南亚的重要枢纽。国境线长达28.646公里，与缅甸仅有一条河流相隔，形成了与缅北重镇九谷市（棒赛）共存的独特景观，如同“一城两国”。

来到畹町口岸，一定要去看看畹町桥。在五月的畹町，顾不上炎热的天气了，沿着被铁丝和砖头砌起的围墙行走，畹町的河水忽隐忽现出现在我的双眸。畹町河河道较窄且浅，说是河流，不如说它更像小溪，最窄的地方河水深不过脚踝，人可以淌水过去。河水清澈，静静地流淌，仿佛在诉说着历史的故事。听当地的老百姓说，畹町河的水流在不同的季节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在雨季，河水可能会变得湍急，甚至引发洪水，对界桩等设施造成威胁。

畹町河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它将中国的畹町镇与缅甸的木姐地区分隔开来，形成了一条天然的国境线。河流两岸的景象各具特色，中国一侧的畹町镇充满了浓郁的傣族风情，而缅甸一侧的九谷镇则展现出独特的异国风貌。畹町河是中缅两国的界河，将中国畹町镇与缅甸木姐地区分隔开来，见证了中国远征军的历史，并承载着两国文化交流的意义。

畹町河上的有一座桥，当地老百姓称它为畹町桥。畹町桥‌，又称九谷桥、中缅友谊桥、畹町跨国桥，位于中国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和缅甸九谷市之间，横跨中缅两国的界河——畹町河，是连接两梁。该桥不仅是中缅两国的界桥，也是滇缅公路出入国境的口岸桥和中缅两国的友谊桥。畹町桥在抗战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我国与国际联系的唯一陆路交通要道，支持了中国抗战。这座长不过20米，宽仅5米，高约9米的小桥，竟然能跻身于世界名桥之列。不是因为它有多么雄壮，也不是因它多么历史悠久 ，而是因为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名列史册，进入天下名桥的行列。

在中国的西南、云南瑞丽的畹町镇畹町河上，畹町桥的前身，是一座横跨中缅两岸的木桥，千百年来马帮由此往来贸易。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当时，我国与国际联系的陆海通道绝大多数被日军封锁，为打通国际交通线，滇西20万同胞踏上筑路征程。1938年，“滇缅公路”全线贯通，成为国际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同年，木桥被拆除，一座能承载10吨卡车的单孔石拱桥出现在九谷河上，畹町桥登上抗战的历史舞台，成为“滇缅公路”的重要枢纽。也就是从这一刻起，回响两岸的悠悠马铃声，被隆隆战车声取代。1941年，日军集结重兵进攻缅甸，欲切断滇缅公路。为保滇缅公路畅通，1942年3月，10万远征军跨过畹町桥入缅协同英军作战。一座边界小桥，就此载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为祖国立下奇功。1942年5月3日，日寇以胜利者的姿态踏过畹町桥，滇西大片国土随之沦陷。1945年1月初，随着著名的黑山门战役和回龙山战役的告捷，中国军队将日寇从畹町桥驱逐出国门，滇西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开光复国土之先河。败退的日军为阻挡追击，炸毁畹町桥。同月，中美两国工程兵在被炸毁的石拱桥旁架设了一座钢架桥，这就是第二代畹町桥。

提到天下的名桥可以说是多如繁星，不胜枚举，各具特色。有的长度天下第一，有的跨度举世无双，有的历史悠久，存世千年，有的造型奇绝，无以伦比。在云南，在畹町，我被畹町桥深深地吸引了。

畹町桥，是一座外交名桥。畹町桥，这座连接中缅的纽带，它不仅仅是一座物理上的桥梁，更是文化与情感的通道。1956年周恩来总理和缅甸总理吴巴瑞，从缅甸九谷经畹町桥步行入境。这是总理一生中唯一一次步行回国。开启了中缅两国友好的新篇章，“抗战之桥”成为了“友谊之桥”。

畹町桥，是一座商贸名桥。1951年，畹町口岸建设成立，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也是云南省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1952年经政务院批准，畹町成为首批国家一类口岸，担当起进出口货物贸易的重任。畹町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中国与缅甸进行民间贸易往来的重要节点。木板桥虽简陋，却是连接两国边民的重要通道。当时，中缅两国的边民通过这座木板桥进行着频繁的商品交换。缅甸的珠宝、玉石、棉花等特产通过木板桥流入中国，而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也经此运往缅甸。这种民间贸易不仅满足了双方民众的生活需求，还促进了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当战争的硝烟散去，畹町渐渐焕发勃勃生机，畹町桥成为中缅两国的“经贸桥”。改革开放之初，畹町首开边境贸易之先河，大力发展边境贸易，促进中缅两国边境的共同繁荣。上世纪90年代，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云集畹町，边境小城空前繁华，有人叫它“小深圳”，有人称它“小香港”。为了适应发展，1993年在老畹町桥旁，中缅双方共同出资修建了一座更为宽敞、通行能力更强的钢筋水泥桥，即第三代畹町桥。随着我省多个对缅口岸异军突起，畹町的商贸也曾一度落寞。风雨沧桑数十载，历经三代的畹町桥始终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和平发展的热望与奋斗，连接起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畹町桥,是 一座文化与记忆的桥。除了商贸往来，木板桥也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两国边民通过这座桥相互走动，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习俗。在桥的两边，时常能看到不同民族服饰、语言的人们交流互动。佛教文化、傣族文化、景颇族文化等在这里相互交融，加深了两国边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比如，缅甸的佛教文化通过边民的往来逐渐在边境地区传播，一些寺庙建筑风格和宗教仪式也对当地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的传统节日、民俗活动等也受到缅甸边民的喜爱和关注。

畹町桥，这座横跨中缅边境的小桥，见证了德宏地区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的沧桑巨变。从最初的木板桥到如今的现代化口岸，畹町桥的变迁折射出德宏地区从边陲小镇到国际通道的华丽转身。畹町桥的变迁，是德宏地区发展的缩影，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见证。从抗战时期的“生命线”，到和平时期的“友谊桥”，再到如今的“商贸通道”，畹町桥承载着德宏人民的记忆，也寄托着他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特殊重要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畹町桥自诞生之日，就承载起不平凡的使命。畹町桥，它见证了畹町的沧桑历史，至今依然与国门默默相守，捍卫着祖国西南大门。

2023年10月，缅北内战，炮弹越境击中畹町镇居民楼，导致畹町居民非常紧张，学校被迫停课，街上商铺歇业，部分居民主动选择暂时离开。时至今日，昆明协议被撕，缅北战火又起，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畹町居民的日常生活，希望缅北内战尽快彻底结束，畹町人民能安居乐业，畹町能早日恢复往日的繁华。

行走畹町桥，我一直凝视着它，除了凝视，我仿佛听见它在岁月深处的浅吟低唱。不知不觉时，有滚烫的东西从我的脸颊滑落，轻轻地抹干了它。畹町桥，我在心中默默祈祷，祈愿它能在时光的流逝中永远安然无恙，完好如初。

在穿越时空的历史中，畹町桥上始终回响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奋斗不息的足音。在那里，我试图用无数种方式聆听，聆听畹町桥的阳光，聆听畹町桥的风雨，聆听畹町桥历史的足音。在畹町桥聆听，有一种皈依的闲适和宁静，不仅是历史的，还有心灵的……

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2025年5月11日至19日，辽宁、贵州两省40余名散文作家，行程3600余公里，“重走中国远征路”采风活动。迄今已过去三个多月了，在我的梦里，还经常出现那座叫畹町的小镇，还有那座铭记在心的畹町桥。

畹町，也许我还会再来。

　　老兵，我只想紧握你苍老的手

文/向进

一

云南的秋天，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天空湛蓝，高原连绵起伏的山峦如被打翻的调色盘五彩斑斓，湖泊在秋日的照耀下清澈宁静。

2023年10月的一天，在通往云南腾冲的高速公路上，一辆满载故事的旅游大巴正稳健前行。车内坐着贵州省散文学会的15名会员，以及4名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他们共同参与“重走远征路”采风活动，每个人的眼神中都闪烁着对滇西抗战历史的探寻渴望，心中满怀着对抗战英烈的无限崇敬。

旅途中，年届六旬、作为学会常务副会长与此次采风活动领队的伍秋明忙个不停，联络协调、统筹安排等等。我深知，多年来她一直致力于关注抗战老兵的公益，这份坚持让她对滇西大地、抗战英烈以及那些幸存老兵怀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深厚情结。出发前，我曾好奇问她：“老姐，你都去过滇西这么多次了，难道不会感到厌倦吗？”她的回答干脆而坚定：“不会。反而时间久了没去，心里还会惦记。”

伍秋明是六盘水日报社退休的资深记者，也是一名作家。2010年，一部长达36集的电视剧《我的滇西1944》，竟然使得她成了彻夜不眠的“追星族”。那种侵略者屠刀下民众遭受的苦难，抗日将士血染疆场的悲壮，在她的内心时常处于极度的压抑中，泪水一次次模糊她的双眼。

那年的国庆节，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踏上滇西之旅，追寻那段沉重的历史，寻访健在抗战老兵。随后，她成为贵州一个民间公益组织“关注黔籍抗战老兵志愿者慰问团”的一名志愿者，全身心投入“关注老兵、寻找老兵、慰问老兵、记录老兵”的公益活动，一做就是15年。

二

抗战14年中，贵州征兵675432人，在抗战的正面战场上，贵州子弟的总兵源多达70余万人。滇西抗战，贵州有近4万余名“草鞋兵”远离家乡勇赴前线。他们在腾冲战役、松山战役、龙陵战役中浴血厮杀、英勇杀敌。悲壮的滇西抗战，让无数后人缅怀纪念，让无数人向往滇西，千里迢迢到腾越古城的国殇墓园凭吊、祭拜抗日英烈。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无论是国殇墓园里一排排沿山而立的小石碑，还是在蓝天下高高矗立的“198师纪念碑”，无论是掩映在山茶花园里的“黔籍抗日殉国将士纪念碑”，还是松山之巅那参天青松下字迹模糊的“陆军第八军第一百零叁师抗战阵亡将士公墓”，都在无声地诉说数万贵州抗日健儿用生命和鲜血写下惊天地泣鬼神的不朽功绩。

2010年第一次到滇西，伍秋明和40多名志愿者一路看望了居住在腾冲、龙陵、陇川、瑞丽、盈江等地的9位黔籍抗战老兵。其中两位原籍分别是遵义和惠水的老兵，他们贵州家乡的亲人也跟随一起前往，去与阔别60多年后的老人重逢。少壮离家一别数十载，对于离家多年的老兵们来说，故乡只是他们心中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如今见到了家乡的亲人，已是风烛残年的他们老泪纵横，那一幕感人的情景让人泪奔。

滇西之行使伍秋明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那段难忘的历史和那些经历过战争的老人们对她的触动很大。抗战老兵是一个即将凋零的特殊群体，他们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滇西抗战结束后，有部分老兵因各种原因流落在了滇西，而且大部分永远与家人失去了联系。活着的抗战老兵，他们都是普通人，战争历史过后长期被忽略的“沉默者”，年龄最小的80多岁，大的已过百岁之寿。几十年来，他们在异乡的偏远山村过着平静的日子，且大多生活贫困、内心孤独，他们很需要社会的关注与帮助，哪怕是来自民间的。流落异乡的贵州老人，当年怀着保家卫国同仇敌忾的决心，毅然参加远征军，奔赴滇西、缅甸、印度，与日寇进行殊死血战，幸存下来的基本定居在滇缅边境一带，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回过家乡。

离开老兵时，伍秋明都会紧握老人的手说“您老人家好好保重身体，我明年再来看你”。其实，平常人看来这只是一句普通的告别语，她却当成一份庄重的承诺。她决定每一年的国庆长假都再赴滇西，去看望这些当年远离家乡浴血沙场的老人们。她知道抗战老兵是一个即将谢幕的特殊群体，他们都年事已高，每一次的看望，都是对他们精神上的慰藉，是迟来的敬仰。

三

回到贵州后，伍秋明便投入到关注抗战老兵的公益活动中，寻访和看望老兵也就成为她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她和志愿者们在省内或省外寻找健在的黔籍抗战老兵，足迹遍及贵州省9个地州市的50余个县的乡村和城镇。每到一个老兵家，伍秋明都要认真记录老兵的抗战经历，询问老人的生活和健康状况，随后和志愿者们一起开展帮助老兵解决生活困难等工作。她说，这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工作，要让这些老人不带着一丝遗憾离开人世。

通过努力，迄今为止，这个志愿者团队在省内和滇西以及外地找到了近700多名健在黔籍抗战老兵。

“老兵们身上承载着太多的历史沧桑和民族苦难，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并且逐渐在消失。我们在做的事情不能等同于助学、助残、助贫和一般性质的助老，我们是在发现历史的盲点。我们关注和关爱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为了还给他们荣誉和自尊。同时也是想用行动告诉更多的人，如果国家和民族再一次遭受外侮时，依然会有无数热血男儿会义无反顾地走上战场……”。

伍秋明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0多年来，她坚持参与关注抗战老兵的公益活动，利用每一个周末去走访和看望找到的老兵，不管是五六百公里之远的铜仁，还是六盘水境内的几个县区，只要有抗战老兵的信息，她都会第一时间与先生驱车前往。而每年的国庆大假，她雷打不动地奔赴滇西，看望那些流落异乡的贵州籍抗战老兵。直到2018年，居住在龙陵县镇安镇竹箐村的滇西最后一名黔籍抗战老兵李文德老人离世，她的滇西之旅才按下了暂停键。

四

生活中的伍秋明很节俭，衣着朴素。到滇西采风活动，一路上的食宿都由她来安排。有时候我在她身旁，听见她和某个将落脚的酒店砍房价，10元、5元的杀价。在餐馆就餐，她要亲自去点菜，也是特别的节省。到一些景点，其他人或多或少都会购买土特产，她在一边纹丝不动。这些现象让我很是诧异。按理说，她和老伴两人的退休工资也是过万，又没有老人或儿女的负担，经济上应该宽裕，怎会这样节省？

后来在与她的摆谈中，她毫不掩饰地向我透露了她的秘密：这么多年，一直在做老兵公益。特别是最初那几年太投入了，她和先生每个月的工资都变成了去看望老兵们的燃油费、过路费、慰问品和慰问金，两人都是地地道道的“月光族”。随便估算，十多年来，他们在关注老兵这项公益的花费达10多万元，因此家里根本没有什么积蓄。她说因为囊中羞涩，不得不处处节俭，搞习惯了。

伍秋明说：“关注抗战老兵多年，虽然耗费了我很大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但我从不后悔，因为我也收获了很多。我不仅更为深刻地了解了历史，还从老兵们身上学到了很多难能可贵的精神，他们留下了很多让我感动的故事。”

她给我说了两个感人的故事。

2012年在独山组织了一次活动，邀请了普安的92岁的女老兵施仲珍去参加。本来老人平时会晕车，到乡下吃酒都坐不了车。当她知道独山有两个和她一样也到过缅甸打仗的老人，执意要去。其实这是一种力量支撑着老人，老人要去看望的不仅仅是有着相同经历的老人，而是要去找回60多年前那段用青春用热血抗倭卫国的记忆。到了独山，三双苍老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时，独山两位老兵一声“老姐姐你还好吗？”让施仲珍老人和志愿者们顿时热泪盈眶。

还有一位是居住在水城发耳的老兵丁西伍，他曾作为远征军在印度和缅甸抗日，身上留下几处伤疤。有一次伍秋明去乡下看他，问他：“老人家，日本人想抢占我们的钓鱼岛，要是发生冲突开打，你还去不去？”原以为老人会说“我老了，走不动了”之类的，谁知他说：“去！我可以在迫击炮旁边指挥他们瞄准，一炮打出去，干他狗日的几个倒下”。那样的话出自一个几十年来居住在破旧房屋里的老兵嘴里，伍秋明说当时她心里说不出的难受，立即站起来，给老兵深深鞠了一躬。

四

作为一名记者和文学爱好者，伍秋明觉得自己有责任去记录历史，去讴歌英雄，与时间赛跑，抢救性地留下老兵们的故事。也就是这种情结，几年来，她不仅采写了大量的很多有关抗战老兵的新闻报道，还创作很多抗战老兵题材的诗歌、小说和散文发表在期刊和报纸上。其中刊登于《贵州作家》的短篇小说《墓碑》就是她的亲身经历，她说自己几乎是流着眼泪写的，至今都不敢再看。2020年，她主编的30万字的纪实散文文集《致敬！抗战老兵》出版。今年，受孔学堂书局之约，她创作的纪实散文文集《黔地忠魂》即将出版。目前，她正在创作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重走远征路”“重走抗联路”采风活动的文稿……

15个寒来暑往，数万公里的行程。在关注抗战老兵的公益路上，伍秋明几乎是从青丝走到白发，但她依然充满激情，坚定信念。她说她要和志愿者伙伴们一直走下去，直至最后一名老兵去世。

“这些年的奔跑，只为握住他们老茧纵横的手，带去最后的温暖与关怀，让他们感受到那份彻骨的人间至爱。随着老兵们一个个的离去，我只想用最快的速度，给那些曾经征战沙场的黔籍抗战老兵带去一缕春风，一丝问候……”

她的这番话，让我想起了曾经读过的她的那首散文诗《瓮水丰碑》中的几段文字：

我来了！我长途跋涉奔你而来，我的老兵，像我爷爷或者父亲一样慈祥的老人。听不见我轻声的呼唤，你可看见我眼中盈满的泪水？

我赎罪般地蹲在你的膝下，仰望你写满沧桑的脸，已经看不到当年的那种英姿。我想透过你浑浊的双眼读懂你心中隐藏的荣耀，还有那些悲凉与辛酸。

仿佛用一生的等待换来了迟来的问候与敬仰，你笑了。你笑了，而我的心在不停的颤抖——我只是一片迟迟飘临的枫叶啊，你却以为得到了整个秋天。

……

二、抗联之路

洋槐花开

文/冯静海

红石砬子，洋槐花开了；天桥沟，洋槐花开了；三道崴子，洋槐花也开了......整个东北的洋槐花都开了。有的像挑染的白发，撒在山上，一条条，一串串。有的像冲破乌云的阳光，点缀在山上，一簇簇，一块块。有的成片成片，铺满大地，很壮观。微风吹过，轻轻摇弋，淡淡的香味似有似无，并不是很耀眼，但是很出色。

这时，河南确山县李湾村的洋槐花也开了。

洋槐花开过八十多次的时候，我来了。我乘着舒适的大巴，品着可口的小吃，赏着悦耳的音乐，闻着幽香的洋槐花，我来了。在白山黑水之间找寻您，找寻您的足迹。

三道崴子，站在您巍峨入云的塑像前，站在雨后初霁，庄严脱俗的广场里。那绚丽的彩虹像一道光环，在您头上出现。仰望洁净的蓝天，仿佛回到了那艰难竭蹶，轰轰烈烈的抗日前线。

我试图拔回自己的思绪，试图想在这庄严肃穆的氛围中找到与您切合的交点，找到一个能瞻仰您高洁灵魂的台阶。可是，总觉得我这被现实肮脏浸染了的灵魂不配，我无法仰视您，无法与您高洁的灵魂匹配。

恍然间，终于进入了1932年深秋，您在红石砬子创建的抗联基地，32平方公里范围的星星火种，在短短一年时间，3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燃起了抗日烽火。

那些营地，战斗平台、岗哨、训练场、医院、枪械所、报社、被服厂、指挥所......那地上的一块块磐石，身边的每一棵树，连最不起眼的小草，都深深地扎根在这片深情的土地上，就像抗联部队与当地群众的关系。

您总是很忙，白天，您与战士们一同训练，作战。夜晚，您深入营房，与战士们促膝长谈，宣传革命道理，让队伍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扩大了三倍。军、师两级成立共产党委员会，团以下各级设党支部和党小组。“支部建在连上”“设立政治委员”……这些标志性的党的建军原则，在您的努力下逐步实施。

您的“灯芯”理论和“四不打”的军事行动原则，体现了您深深爱着这片土地，深深爱着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民。这才有了红石砬子根据地不惧烟火暴露，军民鱼水一家亲的动人场面。

兀立的巨石下，天桥沟第一军的军部。您在豆大的油灯面前，咀嚼着手里的树皮，看着地上的沙盘，部署部队的进攻和撤离路线。零下40多度的气温让您不停地搓手，跺脚。口里呼出的雾气，瞬间被冻成细微的冰珠掉落地上。不能生火，没有粮食，在这极度艰难的环境里，硬是坚守了近四年，给倭寇造成了极大的打击，成了倭寇的“满洲治安之癌”。由于你们的存在，牵制了倭寇70万部队，消耗了日本每年1%的GDP，给全民族的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凌晨的夜枭在鸣叫，这是扛不住天寒地冻的哀嚎。您披着那破烂的羊皮大衣，穿着仅有的靰鞡鞋走出指挥所，去看望那些被冻得睡不着觉的战士。与他们拉家常，激励他们的斗志。肚里的饥饿和身上的寒冷，并没有撼动您心里的热情。

洋槐花开了。阳光里，您吹奏自己心爱的口琴，《抗联第一路军军歌》的旋律回荡在营地，在山野，随着您的思念，飞回那遥远的李湾村。战斗的空闲中，您总是越过渤海湾，遥望着家乡的方向。总是在心里想起那一片片盛开的洋槐花，想起母亲做的洋槐花馍的香甜，想起那白如洁雪的洋槐花铺满的土地，想起那采摘洋槐花的快乐时光，想起年迈体弱的母亲，想起深明大义，勤劳坚韧的妻子，想起那一双还未成年的儿女。您眼里的泪水抑制不住，像飘落的洋槐花瓣，跌落在地。您记得，离开家乡的时候，母亲那期待的神情。您记得，妻子那坚定而又不舍的泪目。您记得，儿子充满无助的眼神、女儿嗷嗷待脯的哭声。您更加记得，家乡流淌的小河，暮色中朦胧的炊烟和村里爱撒欢的大黄......一别数年毫无音讯。这个时候，您怎么知道，您的妻子正在承受生活的重压。她捡过破烂，帮过工，拾过荒。您怎么知道，您的妻子正在携扶着年迈体弱的母亲，带着一双懵懂的儿女，在沿街乞讨。您怎么知道，她将您唯一的照片缝进了女儿的棉衣夹层里，并告诉她和她的哥哥，您的名字叫马尚德。每当黄昏，她会一个人静静地站在村口，痴痴地凝视着那条您离开的小路。日复一日，总是看不到您归来的身影。她哪里知道，您已先她四年，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民族的解放，高山一样轰然倒在了您深爱的白山黑水之间......

您不是无情的儿郎，只是您的爱分享给了这片黑土，分享给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分享给了您挚爱的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您远离家乡，远离亲人，为的是您心里的那个理想，为的是您心里的那个大义，为的是您心里那个坚定不移，为之奋斗一生，不惜用生命捍卫的信仰。您的心里十分明白，来到东北后便踏上了一条充满荆棘和荣誉的道路。这是您，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必须坚持做到的。

对于家庭，您不是一个合格的儿子，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可是，您于国家。于民族，却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是一个无愧于党的优秀共产党员！当看着盛开满山的野花，看着随风飞起的柳絮在阳光下闪出的金色，看着朗朗晴空里自由飞翔的和平鸽，看着每一个中国人脸上抑制不住的微笑。这份来之不易的和谐、宁静、安全和幸福感，从心底犹然而生。这是您和无数先烈的努力，这是您和无数先烈用那份难得的坚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为了民族，您舍弃了对家庭的爱，对母亲的爱，对妻儿的爱，您的爱是大爱。您舍弃的是小家，而成就的是大家！

青山巍国纪念碑前，一阵洋槐花香飘过，我知道，那是您的英灵在我的身边萦绕。那棵树，那棵陪您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树早已枯死，随着您的离去，他也悲愤而亡。他愿陪着您，陪着您的英魂长眠于九泉。好在，“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日子在您及无数先烈的坚守下，我们不会再有了，零下40多度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冻掉脚趾的日子我们不会再有了！那高大威武，耸入云天的“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永垂不朽”的纪念碑后，一排排连绵不绝，笔直挺立的松树围绕着纪念碑。我仿佛看到的是您的战士，那由无数先烈的英魂组成的队伍，整齐列队于您的面前，等待着您的号令。您80多年前的顽强斗争，诠释了在您及无数先烈的努力下，我们的国家正在越来越强大的道路上突飞猛进的结果。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网上有文章分析，如果您还活着，1955年是否能授元帅衔？看完我很难过，我无法对文章评价，只是觉得这是对您高尚人格的侮辱，是对您圣洁灵魂的玷污。

您及所有抗联先辈在牺牲的时候，心里装的只有国家，只有民族，并不能预判这场战争的结果，并不知道这个国家最后的走向。您及所有抗联先辈只是自觉地不畏艰险，努力抗争，为了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兴旺而不计生死的抵御外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因此，你们是纯粹的英雄。这是现在的多数人无法做到的，也是您及所有抗联先辈理所当然成为我仰望的英雄的理由！

回家的车程很远，离开的时候，落日红如火，追着大巴跑了几十公里，才依依不舍地回到山后。大巴在省道上摇摆，车灯照在行道树上，反射出来微弱的亮光。车里的气氛很压抑，黄文兴大校和陈勇大校低沉的声音带来的抗联故事，似一波大浪，拍打着每个人的心灵，更是将大家的情绪带到了低谷。不多一会，一首歌唱了起来：“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离……”歌唱得不好，但大家很认真，很投入。仿佛是用生命的力量在歌唱，仿佛是用全身心的情感在歌唱。之后的歌声与朗诵，更加陷入了低沉。望着逐渐远去的三道崴子，想着逐渐远去的烽火岁月，我才如醍醐灌顶般，忽然感觉自己开始理解了“抗联精神”的精要。此时的我，心里装满了对先辈们的崇敬之情和无尽的思念。

今生，洋槐花开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您。

抗联赞歌

文/江跃华

“起来！起来吧，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辽宁、贵州两省散文学会采风团一行，来到辽宁本溪桓仁，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一首首来自义勇军队伍的“军歌”，高亢激越，唱出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热情。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一伟大胜利，辽宁、贵州两省散文学会，联合组织开展“重走东北抗联路”采风活动，7天时间，行程3000多公里，踏访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当年抗战遗址，缅怀先烈，了解英雄故事，白山黑水，所到之处，令人震撼，给人许多启发。

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赵一曼等无数战斗在东北抗日前线的革命先烈，用血肉之躯，为抗战胜利铺就光明之路，他们的英雄壮举，铸就了东北抗日联军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东北抗联，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最早、历时最长、条件极其艰苦的一支抗日队伍，经历了悲壮的14年抗战；立下汗马功劳，功勋卓著，可歌可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称赞杨靖宇、赵尚志、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是“千千万万抗日将士的杰出代表”；在东北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指出“要把抗联的历史发掘好、研究好、宣传好”。2021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公布首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忠诚党的坚定信念，勇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东北抗联精神位列其中。

铭记历史，捍卫和平尊严；传承精神，开创光明未来。1931至1945，14载艰苦卓绝，东北抗联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1945至2025，80年峥嵘岁月，东北抗联精神融入了新时代的血脉，焕发出历久弥新之力！

一

党和国家对东北抗联精神高度赞扬，是什么力量支撑东北抗联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战达14年之久？答案只有一个：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

信念坚定，哪怕舍生忘死，决然奔赴。1931年底，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中共满洲省委由沈阳迁至哈尔滨，来自广东、时任省委书记的罗登贤同志，年仅26岁；山河无问西东，热血皆为故乡。那些年，云南周保中、山东夏云杰、河南杨靖宇、四川赵一曼、安徽童长荣等，一大批有志青年，怀抱共产主义信仰，奔赴东北抗日战场。他们中既有满腔热血的革命志士，也有释卷执戈的学界精英，还有舍家为国的青年学子；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让他们在民族存亡之际，以血肉之躯，挺起民族脊梁！

信念坚定，百炼成钢，锻造铁军。吉林大学东北抗联研究中心主任刘信君总结，当年以杨靖宇、魏拯民、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为代表的抗联领导人，将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队伍建设的“生命线”，铸就了东北抗联坚不可摧的战斗力。5月下旬，辽宁、贵州两省散文学会采风团一行，来到吉林磐石、城西20公里的红石砬子山，了解当年铁军的诞生与成长。

1932年11月，杨靖宇将军来到磐石，将这里的工农反日义勇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杨靖宇在游击队内建立党的特别支部，以耐心细致的方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白天，他与战士们一同训练、作战；夜晚，他深入营房，与大家促膝长谈，宣传革命道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杨靖宇的辛苦努力下，游击队的凝聚力、战斗力迅速提升，到1933年夏天，仅半年多时间，“战斗员与武装发展了三倍”。

坚定信念，军民情谊，血肉相连。东北抗联，有着超越军事胜负的坚守，值得称赞；有的仗明知能打，甚至能赢，却毅然不打。在辽宁抚顺，至今仍传颂着杨靖宇舍战为民的事迹。一次，杨靖宇将军率部来到红庙子附近一处村屯活动，因汉奸告密，遭数百名日伪军包围。形势危急，有人提议打过去，但杨靖宇果断拒绝：“我们能把敌人打得屁滚尿流，为什么不能打？因为事后当地老百姓必被报复、要遭殃。”为了保护群众，这场仗没有打。杨靖宇在长期的抗日游击战争中，总结出“四不打”的原则：不能予敌以痛击的仗不打，于群众利益有危害的仗不打，不占据有利地形的仗不打，无战利品可缴的仗不打。这一军事行动原则，成为东北抗联严格执行的军事纪律，体现着抗联将士对人民群众的深情守护。

坚定信念，统一战线，众志成城。1934年2月，杨靖宇将军历尽艰辛，联合17支抗日武装，共同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建立中共领导下首个统一战线抗日机构，实现南满抗日力量有效整合。

同期，从南满到东满，从吉东到北满，各地纷纷响应。1934年上半年，周保中联合柴世荣、王毓峰等部，建立反日同盟军；同年秋，王德泰牵头成立东满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千人队伍形成新战力。1935年3月，赵尚志整合民众救国军、自卫军等，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抗日力量进一步壮大，为东北抗日联军的组建奠定坚实基础，在抗战史上写下辉煌篇章！

二

勇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这份纯粹的爱国主义情怀，在东北抗联的每次战斗中，均得到生动诠释。

东北抗联，创建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抗日游击根据地。1932至1940年间，杨靖宇领导南满抗日军民建立了磐石、河里、那尔麦、老秃顶子、和尚帽子等数块根据地。王德泰率领的二军，在东满建立了车厂子、绥芬大甸子、奶头山等根据地，成为抗联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依托。抗战后期，自然条件异常艰苦；为了生存和坚持战斗，抗联在深山密林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区域建立秘密营地，开展森林游击战，这些密营成为特殊形式的根据地。

东北抗联，率先开展山地抗日游击战。面对敌我力量悬殊，抗联将领在多次实战中，总结出独具特色而又非常有效的战术体系：赵尚志灵活运用运动战、外线战、进攻战、歼灭战等10种游击战术，巧妙利用地形地物，多次打击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1936年的《救国时报》，称杨靖宇为“东三省第一个执行游击战术的人”，其“半路伏击、远途奔袭、化装袭击”三大绝招及“快集中、快分散、快打、快走”四快战术，闻名中外。周保中则提出“避强攻弱、乘隙伺虚”的战略，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实现有效周旋。李兆麟在积极探索战略战术的同时，还强调战士们要学会侦探、宿营、警戒、通信等。以上战术智慧，展现了抗联将领卓越的军事才能。

东北抗联，面对强敌，敢打敢拼。杨靖宇将军率领抗联战士，英勇作战，屡次痛击日伪军，被日军惊恐地称为“满洲治安之癌”；赵尚志率部连续破袭铁路，日伪当局哀叹北满铁路东部线为“交通地狱”；王德泰骁勇善战、智计百出，被赞誉为“东满一只虎”。

1937年初春，周保中以主力700余人，佯攻依兰县城，吸引守敌；随后在牡丹江畔马家大屯设伏，全歼追击日军300余人。奇袭依兰，巧妙利用风雪天气掩护，缴获大批武器装备，震惊天下。

1937年3月，赵尚志率部进入通北、海伦地区，在“冰趟子”与敌人交战。抗联将士利用当地特殊地形，设下死亡陷阱；当700余日伪军在冰面上寸步难行时，抗联将士突然发起进攻。此役，日伪军死伤300多人，我军仅牺牲7人，创造了抗联史上经典的伏击战例，也是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

三

无数铁的事实证明，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激荡东北抗联将士向死而生！翻开抗联的壮烈史诗，每一页都浸染着英雄的血色。抗联将士用生命证明：英雄不是传说，而是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依然傲然挺立的不屈脊梁！

冬季来临，积雪没胫，坚冰挂须，极其寒冷。抗联进入艰苦时期的重要标志，就是露营，睡觉必须“讲究”：人少顺火而卧，人多脚向火堆蜷成虾状，每个火堆仅容6人。对抗联将士来说，火堆是生死相依的“挚友”。李兆麟与战友创作的《露营之歌》，四季歌词均不离“火”：寒冬用它驱走凛冽，盛夏借它驱散蚊虫；密林深处，靠它烤干浸透雨水的衣裤。

明知必死，依然前赴后继，悲壮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东北抗联师以上干部，近80人战死疆场，其中军级以上将领超过30人。

在吉林靖宇县城西南6公里处，85年前，杨靖宇将军只身一人在此与敌死战。面对重重包围，他的呐喊声震彻山林：“我是中国人，绝不向侵略者投降！”残暴的日寇剖开他的遗体，发现胃里只有未消化的树皮、草根和棉絮：这就是抗日名将的“口粮”。

在黑龙江萝北尚志林场，83年前，赵尚志在此负伤被俘，生命垂危；但他宁死不屈，审讯中痛骂伪警察。这位铁血将军重伤后仅坚持8个小时，用最后的生命，诠释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在镜泊湖地区，85年前，陈翰章在此被日伪军三面包围，激战中不幸中弹负伤，仍背靠大树继续坚持战斗。敌人用短刀在他头脸乱刺，并残暴地剜出他的双眼，陈翰章依然怒骂不止，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时年仅27岁。

还有李红光、王德泰、夏云杰、王仁斋、宋铁岩、汪雅臣、魏拯民、曹国安、周建华……抗联女战士的英勇同样功不可没，值得可歌可泣。赵一曼的坚贞不屈，“八女投江”的壮烈决绝，谱写了中华儿女最动人的篇章！

血沃黑土，寒凝大地；东北抗联，高唱赞歌！“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为有牺牲多壮志”，磅礴凛冽万古存！

三、泣血记忆

不能忘记

——读《南京大屠杀》有感

文/陈顺梅

仲夏，雨断断续续地下，山川大地雨水滂沱。我在窗前一连坐了数日，每一日的时间都很长。长时间的独坐，使我的内心升起阵阵寒意，这寒意不是源于自然的风雨，而是来自我正在细读的一本书——《南京大屠杀》。

厚厚的书页，像从昨天堆叠到今天的日历。密密麻麻的文字，带我走进1937年12月13日。

那一天，南京城内的百姓们宁静而安详地生活着。在历史遗留下的画卷中我看到了祥和的景象。一个小食贩挑着担子，一个锡匠背着锡器，一前一后沿街叫卖；纺织工们坐在露天厂坝里手摇纺织机，她们在织为人生遮风挡雨的布匹；面食馆里的厨师正揉着面团，街边的鞋匠在为顾客修补鞋子，卖糖的小贩在制作糖果，独轮车载满高高的芦柴嘎吱经过街面。那一天，人们早起、生火、做饭，为生计劳作，为未来的日子奔忙，像一轮太阳按部就班从东边的山头升起，傍晚落到西边的地平线下。

那一天，南京的百姓陷入了六周的苦难泥潭，泥潭吞噬了他们的亲人，夺去了他们的生命，将他们平和的日子掀了一个底朝天。

那一天，日军攻入了中国南京，三十多万老老小小、男男女女被日军陆续欺凌、侮辱、枪杀，三十万颗灵魂至此得不到安息。

《南京大屠杀》被我捧在手中，但我捧不住那一场灾难。书本封面的底色像深渊一样黑，犹如看不到希望的夜。“南京大屠杀”几个白色的字浮于黑底之上，像祭奠亡魂飘动的素幡。书在我的手中异常沉重，每一页纸张如一面铁板，铁板压着我的手腕，我耗尽所有的力量也掀之不动。我想象不到世间还有这样残暴的侵略。我看到我的同胞们即便生着，也生不如死，就算死了，也死不瞑目。日军想着法子，变着花样折磨我的同胞，将他们活埋、开膛破肚、砍头解肢、烧死、故意冻死、放狗咬死。日军强奸我的姐妹们，完事后挖出她们的内脏，割掉她们的乳房，将她们钉在墙上。日军还强迫父亲强暴亲生女儿，儿子强暴亲生母亲，并强迫其他家庭成员在一旁观看。我哭了，在一个已经强大的、不可摧毁的国度抽泣，在一个体会不到何为伤痛的时代颤抖。我哭了，哭声和雨声一起在这个世间回响，有谁的悲伤与我共鸣。

我在书中行走，文字的血腥阻断了我一次次阅读。文字描述的画面悄然潜入我的脑海，在我的内心形成污垢，恶心着我。我的身躯仿佛沾满了同胞的血，一时毛孔收紧，汗毛一根根直立，每一个微小的血管绷紧，呼吸也一次比一次短。我要晕厥了。我能想象到，被劫洗后的整个南京城一阵凄风厉雨，地面的血，像河水一样流，没过脚背。我仿佛闻到了空气中肉体被烧焦的气味，闻到了肉体腐烂的气味，闻到了血特有的铁锈味。据统计，日军屠杀死亡的人数，比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遇难人数还要多，也超过了一些欧洲国家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平民的伤亡总数。有的日军亲口说，被屠杀的中国人不是三十万，可能是三十五万。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是堆成山的躯体，是无辜的灵魂集中的呐喊，是几十万同胞用生命呼唤和平，呼唤人性，呼唤正义和善良。

这是文明的人类所做的事吗？我的同胞们被日军驱赶着成群结队地走向坟墓，如同在地上爬行的蚂蚁，看上去就像一伙无家可归的游民。同胞们的温顺和妥协，来自于日军的一句话：“只要投降，就不会受到伤害。”可恶的日军是不讲信誉的强盗，是残暴的刽子手。最后我的同胞们还没明白这一句话只是一句谎言，就命丧日军的屠刀之下。

阅读《南京大屠杀》的几日，雨是冰冷的，是沉甸甸的。每一颗雨，都有力量将我的内心击打出一个小坑，小坑装满愤怒，再大的风也宣泄不净。

其实，日军的兽行，早在我的童年就根植于心。那是一部露天电影带给我的感受。夜幕降临，一块白布屏幕拉在两棵树中间，一场屠杀跳上了幕布：日军把一个男人的四肢绑上、拉直，悬在空中。接下来的场面，似乎有一股铁质混着水的气息从屏幕上弥漫出来，在人群中散发，惹人发呕。日军开始剥人皮。一个活人，被日军完整地将皮活生生地剐下。绳索上拉扯的人，逐渐成了一只脱皮的蛙，或是兔子，光溜溜地暴晒在阳光下。剥下的人皮被日军做成一面大鼓，一个壮年的男子被日军推攘到鼓前，他被要挟着敲响了鼓，鼓声咚咚咚地响，树叶在夜风的挟持下发出沙沙的声响，旁边的河水呜呜咽咽，现场的老人、小孩、男人、女人哭声阴风惨惨。只要鼓声停歇，男子的背上就会被日军粗粗的的皮鞭啃出血道道。皮鞭的抽打声发出颤音，与鼓声交织着，持续不断。一个人被剥皮做成一面鼓，敲鼓的人，是目睹整个过程的人，是受害者的同胞，是亲人。屏幕里的那个受害者，是我的同胞、我的亲人。我哭了，眩晕使我没有了力气，我倒在父亲的怀里。父亲轻轻拍打我肩膀的手在哆嗦，他的泪早就浸湿我的脊背。在场的热血男子站起身捏紧拳朝着屏幕挥手喊：“老子要杀了你这些狗娘养的畜生。”日军的行径，怎能和狗娘养的畜生匹配，他们对中国人所做的事早已超越畜生的范畴，世界上找不到一种具象的动物来形容日军的恶毒。那时年幼的我不知电影的名字，后来想起，明白是南京大屠杀中的一个片段。

看完电影的后来几个夜里，我接连噩梦不断。父亲说，他不该带我来看这场电影，让我受到惊吓。我不后悔看了那场电影。虽然带着血腥，但它让我更早地了解到了人性的丑恶，让我知道日军的恶行，让我更加热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国，爱我生存的这片土地，珍惜我现在的幸福日子。

在南京大屠杀中当然也是有温情存在。当时南京唯一的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救助了无数我的同胞；金陵女子文理教育学院的院长，被称为南京的活菩萨威廉明娜·巍特林，曾奋勇保护中国数千名妇女，后来惨遭日军蹂躏；德国商人约翰·拉贝，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他曾从中调停日军的侵略，也想方设法保护我们的同胞，他数千页的日记，记录了日军屠杀我们同胞的罪行，为日军惨绝人寰的行径留下了铁证。他们像黑夜里的一注火苗，照亮了那个血雨笼罩的南京，为落难的同胞们带来一丝温暖和生的希望。

《南京大屠杀》的问世，和一位叫张纯如的爱国华裔分不开。这个骨子里厚植中国情结的华裔女士，到处走访，采写大量的事实，追溯了众多的历史史料，利用一千多个日夜，还原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和事实。在书写这本书期间，张纯如因阅读的文献和报告太血腥，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想起那些画面就呕吐不止，失眠、厌食迅速缠上她，使她一度陷入了灰色的精神状况中，但张纯如仍然坚持完成这部著作。她说：“作为一个作家，我要拯救那些被遗忘的人。为那些不能发声的人发言。”1997年11月，正值南京大屠杀60周年之际，《南京大屠杀》首次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诞生，让更多海外华人以及外国人了解到中国的那段历史，但也给张纯如女士的人生带来麻烦。她时常遭到日本特务的尾随，被恶意制造事故，受到各种恐吓。张纯如陷入极度的忧郁之中，最终饮下一颗子弹，结束年仅三十六岁的生命。为保护和抢救一段历史，一位爱国人士失去了最好的年华。

日军对我同胞的屠杀，离现今已有八十八周年。假如那一场劫难中有一个婴儿存活到现今，他已经是这个年龄，做了父亲，做了爷爷或者是外公，做了曾祖父。相信他会给自己的后人时常讲起他经历的最可怕的人生。而那场浩劫中，确实有少许人幸存下来。据1987年统计，有1756人幸存。这些幸存者在后来的岁月中陆续离世，到目前为止仅剩26位，平均年龄94岁。

在媒体播放的资料画面中，我曾看到了幸存者之一陶承义（1936年5月24日—2025年2月15日）老人。他在2017年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拍摄的《幸存者说：血色1937》大型微纪录片中，情绪激动地控诉日军的残暴行为，声音哽咽，一把一把的老泪落下来，手都捏不完。他说，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他和外婆、舅舅、舅母、两个表哥、哥哥、父亲、母亲们一家九口人住在南京中华门三条营21号。后来，陶承义的父亲陶仕栋在南京难民区华侨路被日军抓走，七舅江金荣和六表哥江家志也被日军带走，被抓走的亲人被日军押到汉中门外集体枪决，遗体被浇汽油焚烧。接下来，在陶承义老人的叙述中，我仿佛看到了南京下关码头，堆成小山的尸体。尸体堆中还有活着的人，四肢抽搐，发出呻吟。一部分暂时没有被枪杀的同胞被安排做了搬运尸体的苦力。苦力们一言不发，麻木地，机械地将尸体抛入长江。惨白的月光下，码头上是一大片闪着微光的血迹。苦力们完成了尸体的搬运工作，在日军一阵机关枪“砰砰砰”的扫射中倒进江水，被汹涌的怒涛吞没，他们成为那个夜里最后的一批尸体。

我能想象到，江面漂浮的尸体，就像一片树林飘落的树叶，一片接着一片，一层覆盖了一层，如此之多，如此之轻。书中有说，一个日本摄影记者说，南京城有个小池塘，看上去就像一片血海，色彩绚丽，凄艳绝伦，如果当时有彩色胶卷，那将照出一张震慑人心的照片。看到这些，我的腹腔一阵翻江倒海，我又想呕吐了，想倒出一腔的内脏，倒出我抑制不住的愤怒。

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躲过日军的屠刀，爬出死人堆，终于得到活命。然而，经过日军的大屠杀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在之后的数十年间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他们，见证了我们的国被侵略、打压，在苦水中浸泡，然后像一个巨人一样慢慢站起来，跌跌撞撞行走，直至后来迈开大步，甩开臂膀前行，一直走到强大的今朝。

和平，是一叶舟，漂浮在侵略者屠杀国人的鲜血之上；和平，是沙漠中的一株草，成长得如此艰难；和平，是一张温床，让躺在上面甜睡的人们忘记了昨日的噩梦。

我时常在自己的脑海中画一个问号。作为一名生活在和谐稳定社会的中国人，有多少人读过《南京大屠杀》，又有多少人了解这段深重的历史。这段灰暗的历史曾经震耳欲聋，然后随着时光流转，呼唤的声音却变得越来越微弱。全世界记住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却不识南京的眼泪，南京大屠杀被某些人有意无意“藏”起来，试图使它在历史的河流中消亡。想要埋没这段历史的人明白，它太惨无人道，担心引起世界人民的公愤。谁会将自己的过错一直明摆着？清除，抹杀，是最好的方式。

美国哲学家及文学批评家乔治·桑塔亚纳说：“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我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有两层，一层是对我们说的。意思是要我们谨记那场屠杀给我们同胞带来的伤害，假如八十八年前中国失去的是三十多万人的生命，那么现在如果不警惕、不觉醒、不自强、不团结，失去的将是十四亿人的思想和灵魂。没有思想和灵魂的人，就会有失去家和国的危险。还好，华夏五千年的文化已经筑牢了根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早就扎根千尺，爱国的火焰在祖国的大地上熊熊燃烧，正义之光从未泯灭。我们唯有增强民族自信，团结起来，抵御一切外来侵略，才会不让历史重演；另一层意思应该是对侵略者说的，侵略也是要讲求规范和原则的，也是要讲人性和道德的。曾经犯下的过错，要反思，要忏悔。今天，日军有没有认识到他们的错，我不做评判，我们只想告诉世人，我们老祖宗有一句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是仁义之邦，礼仪之邦，讲仁义道德，我们谦让，包容，但并不代表任人宰割。

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不能忘记张纯如女士，张纯如女士是一位文人，也是一名战士，她为正义发声，为和平呐喊，为自己的同胞鸣不平。

不能忘记，是为了更好地铭记。

我们不能忘记，曾经的耻辱是我们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道伤疤，时光虽久远，但伤疤永远不会结痂。我们不能忘记自己是一名中国人，不能忘记有国才有家。爱自己、爱家，是爱国的基础。爱国，应该贯穿一个人的一生，上升为最崇高的品行。不能忘记，才能时刻提高警惕，时常产生危机感，时刻怀揣强烈的民族情怀，把国和家联系到一起，从小自强厚植最高尚的家国情怀。一个没有家国情怀的人，就如一具没有血肉，失去思想和灵魂的行尸走肉，任人摆布。一个没有思想和血性民族的国度，是一堆废墟。一个没有强国作为后盾支撑的民族，会随时被动挨打。

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的火种，而是为了守护正义的天平，不让文明因这段黑暗历史而蒙上罪恶的灰尘。我们不能忘记，是为了缅怀先烈、警醒世人、珍视和平。

我们不能忘记，就要将保家卫国的情怀镌刻在每一个国人的骨头里，和生命一起呼吸、生长，让崇高的家国情怀，在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的血脉中长存不朽。

　　七三一，一张惊悚而无助的脸庞

文/许定平

从哈尔滨回到贵阳，连续好多天，我在夜里难以入眠。恍惚之间，七三一罪证陈列馆里的那些魔影，飞入我的脑海，如茹毛饮血的怪兽，张牙舞爪，撕咬我的躯体吞噬我的血肉，常常使我从噩梦中惊醒，冷汗淋淋；侵华日军毒气实验——装进玻璃柜子里的那一尊母子塑像，那位母亲惊悚而无助的脸庞，时时使我肝肠寸断，痛彻心扉。

再次邂逅哈尔滨，相隔十二年。上一次，市里组织赴东北学习，做国防教育考察，五天里在白山黑水间穿越三省四座城，参观一些抗日纪念场馆，浏览一些古迹名胜。最后在哈尔滨，因时间仓促，原拟定参观七三一遗址的计划取消，匆忙之间一瞥繁华的中央大街，仰望一眼圣·索菲亚教堂，便取道回程。

今年5月下旬，有幸参加黔辽散文学会联合主办的重走抗联路采风活动，我又一次来到大东北。28日中午，从牡丹江急赶哈尔滨，大巴车直奔平房区新疆大街，我们的团队抢在闭馆前几分钟抵达，得以参观“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终于了却宿愿。

这一场约定，我整整等待了十二年。

白云飘飘，阳光焯焯，尽管是冰雪之城，哈尔滨的夏天同样炙热。在阳光照射下，眼前寓意为“黑盒子”的陈列馆造型，为半地下建筑，可在我眼中，它却像一座倾圮倒塌的大厦，地面露出歪斜的几层方形楼阁，似乎正在向大地缝隙深处陷落。

大凡纪念展览场馆，规模或大或小，布局都有前言后语，只是展示的内容和主题不同而已。七三一罪证陈列馆，构建宏大，从长长的甬道下去，犹如穿越时空隧道，展厅密集相连，楼上楼下，旋转迷离，各处布景独特，声光电效果设施穿插其间……陈列馆里展示的七三一特种部队罪证文物和史料，据统计有10万件之多，构成了相互印证和真实完整的立体罪证链条。

陈列馆从“九·一八事变”起始，日本侵略扩张强占东北三省、扶植伪满、建立哈尔滨七三一特种部队（也叫石井部队），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和世界人民奋起抗战、日本最终战败投降，各个展厅里史料密集齐全，林林总总，目不暇接。而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从建造基地、总部及分支机构设置、人员数量、研制各种细菌武器投入战争、毒气实验、人体解剖实验等等，到日本战败、七三一毁灭罪证撤退、战后审判及战犯供词等等，各种罪证材料具体而翔实，充分展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险狠毒、血腥残暴，其累累罪恶，昭然若揭，告白天下。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可谓丧心病狂，罪恶可谓罄竹难书，但凡每一位国人，每一位具有丁点人性的地球人，触摸到这一段惨烈的历史，就会因伤悲从而激起满腔怒火。

陈列馆内有众多的塑像，有的是按照当年的照片复原，有的是根据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战争罪犯的供词来塑成场景。塑像均按现实比例制成，形态逼真，栩栩如生。

其中复原的两组塑像场景，令我震惊战栗。

一、美丽的哈拉哈河畔，风景如画。两个身背盒子枪，腰挎军刀的日本军官，在河边伫立狞笑，河里漂着两条橡皮船，几个日军在船上往河里倾倒细菌，岸上一边，几个日军在站岗、忙着拍照、做记录……

一群强盗闯入别人的锦绣家园，肆意杀人放火，为非作歹，还研制了细菌武器，为做传染实验，把细菌播撒进哈拉哈河水，荼毒沿河生灵，残害两岸苍生。

二、偌大的玻璃柜里，关着一个俄罗斯妇女和她的孩子；玻璃柜外，几个七三一部队研究人员穿着白大褂高统靴，在向柜里施放毒气，在观察柜里的活人反应、在做记录……

毒气实验，那玻璃柜里的俄罗斯母亲坐在椅子上，半大男孩跪扑在母亲怀里，扭转头部，一脸惊恐，眼神流露出愤怒的目光；母亲一手护着孩子，一手抚摸孩子的头，前倾的面部露出惊悚痛苦的表情，而迷茫的双眼里充满多么无助的眼神！——这一组塑像人物全是白色，可谓真正的白色恐怖！

据战后七三一部队战犯供词，日本侵略者常把战斗被俘的东北联军抗日志士秘密押送基地用作细菌活体实验，把任意捕获到的中国人俄罗斯人朝鲜人等不同人种作为他们的“马路大”（日语本意为圆木，引申为实验材料），在实验中折磨蹂躏至死，然后解剖，送焚尸炉焚烧。

这里哪有人性人道可言？哪有天理良心发现？这就是他们所谓要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野蛮残暴，简直禽兽不如！

日本战败投降，日军七三一部队提前接到撤退命令，匆忙毁灭罪证，仓惶逃往本土。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组织的东京大审判中，由于美国袒护，石井四郎等细菌战战犯免于审判，逃脱惩处。但苏联红军俘获的一些关东军战犯，苏联政府组织军事法庭，于1949年12月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对其进行审判，山田乙三（日军最后一任关东军司令）、尾塚隆二、高桥隆笃等12名细菌战犯被分别判处25至2年的有期徒刑。1956年6至7月，中国先后在沈阳依法对36名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其中，包括七三一部队林口支队长榊原秀夫和参与“特别移送”（帮助七三一运送“马路大”的日军宪警）的相关战犯。战后庄严的审判，彰显了正义，告慰了战争中的无数受难者，虽然仍有一批细菌战犯逃脱了战后的惩罚，但他们永远受到天理的惩处，人心的公判，永远被文明人类所唾弃。

七三一罪证陈列馆主题鲜明——反人类暴行！

八十年前的这一场战争，给中国大地留下满目疮痍，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抢掠，给中华民族及其他民族留下无尽的伤痛与悲愤。日本军国主义倒行逆施，二战犯下的滔天罪行，遭到世界人民的坚强抵抗。多行不义必自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取得胜利，丑恶的日本侵略者最后落得可耻下场，被正义之神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也许，上述的感慨过于直白，然而这是我从小的感知和亲临实地对这一场战争的心灵感悟，我不会堆砌壮阔抑或华丽的辞藻来表述这一庄重严肃的历史事件。

走出陈列馆的最后一个展厅，我拖着沉重的步伐，似乎还被那个阴霾的噩梦年代缠绕，难以跋涉陈列馆出口那长长的甬道。

跃上地面，夕阳的余晖洒满七三一魔窟遗址，血红一片。空旷的地坪上，邪恶的人体实验中心——四方楼依然残存，毒气实验的两层长方形小楼还在，毒气地下储藏窖还深埋地下，那吞噬无数遇害者身躯肢体的焚尸炉，残破狰狞，但还高高直立。一百多年树龄的一棵分叉古树，挺立在场院里，枝繁叶茂，它历历见证了当年侵略者的残暴与罪恶，飘拂着青翠的枝条，仿佛在风中向前来参观的世人娓娓诉说……

大巴车驶离新疆大街23号，哈尔滨市区的霓虹缤纷闪烁。独立和自由来之不易，我在心里永远铭记陈列馆里最后的警言：展示罪证，揭露罪行，警示世界， 捍卫和平。

美丽的北国之城哈尔滨，我还会再来。

四、走进老兵

生如夏花之绚烂

文/詹爱华

一个揣着青春梦想的女人，穿过战地的枪林弹雨，饱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后，以直立的身姿站在我面前，这是一个军人始终不变的姿势。施仲珍，一名92岁的抗日远征军女战士，就这样进入我的眼帘——那是2011年的冬天，在贵州普安县城一间普通民房里。

设想过很多种与施老见面的情景，唯一没想到她会站立在寒风中等候我们的到来，如同慈母遥望赤子的归路。握着她那双备受风湿性关节炎折磨业已变形的双手，许多人生际遇的慨叹，在这位抗战女战士面前何足挂齿。

1940年，已是贵州省政府参议员、视察员的施仲珍丈夫杨心源（原名杨致道）投身于进驻贵阳由戴安澜将军率领的国民党机械化部队第200师。1941年，贵阳红雅小学（现成都路小学）22岁的女教师施仲珍也随丈夫弃教从军。促使施仲珍夫妇放弃稳定职业稳定收入毅然从军的原因，是杨心源唯一的胞弟杨昭在上海淞沪战役中，为掩护群众撤退，身中日寇飞机投弹而亡。家仇国恨涌上心，夫妻二人誓死与日寇抗争到底。入伍后杨心源任师政治部第一科中校科长，施仲珍为政治部宣传队少尉宣传员。

1942年初，由戴安澜将军率领的国民党第200师远征缅甸，听闻200师将由戴将军率领打击日寇，施仲珍夫妇便申请参战。1月，眼看春节一日日临近，施仲珍所在部队却由贵阳开拔，前往昆明。一进昆明城，施仲珍和宣传队员们就走上街头宣传抗日。第200师以纪律严明、亲民助民、能文能武获得市民赞许。施仲珍自豪地说：“因为我们是戴安澜师长的兵！”提及戴师长，施仲珍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几天后，部队奉命进驻保山奔赴缅甸。在保山，宣传队员们街头演说，张帖标语，积极宣传抗日。他们帮助不识字的士兵写家书，给驻地群众挑水扫屋，凡战士所到之处，无论城乡，他们都积极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赴战缅甸的前一天，宣传队员们为全体将士进行了慰问演出。戴安澜将军现场点了他最喜欢的京戏《苏三起解》。戴师长和将士们起立，一起高唱雄壮的抗日军歌，一曲《满江红》高亢激昂，那样震撼人心的场面令将士们热泪盈眶，大家士气高涨，高呼：还我家国，抗战到底！

1942年2月，就在除夕之日部队开拔缅甸，驻地民众敲锣打鼓为将士壮行，他们把亲手做的布鞋、布袜送到将士手中，含着泪把热乎乎的鸡蛋塞进士兵衣兜，千叮咛万嘱咐：打跑日本鬼子，你们要好好的回来！过芒市、走畹町、穿蔗放。为了顺利通过少数民族聚居地，施仲珍和战友冯玉珍、钱琪、张秋等队员纷纷走进当地少数民族部落首领家中，向他们宣传抗日救亡的意义。穿越缅甸曼德勒，部队来到同古，当地华人华侨捐钱捐物，支持部队抗击日军，为远征军将士鼓劲加油。

1942年3月20日，缅甸同古大战开火。史料记载，同古大战是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开战以来最猛烈的抵抗。由于西线英军始终没有采取积极行动配合，加上英方军事延误，中国远征军后续部队未能按原计划运送到同古前线，200师苦战12天，中日双方均有较大伤亡。同古大战终以中国军队主动撤退而告终。日军占领空城同古，中国军队后撤一百英里，有效阻滞了敌军攻势。同古大战是缅甸防御战期间作战规模最大、坚守时间最长、歼灭敌人最多的一次战斗。日军也承认，同古之役200师十分英勇，尤其是担任撤退收容任务的部队直至最后仍固守阵地拼死抵抗。

流弹从身边划过，炮声在耳边炸响，运送伤员的车一辆辆驶过，施仲珍他们除了进行抗战宣传，还参与护理伤员的工作。4月初，前线战事紧急。宣传队员们得到上级命令，搭上运伤员的车到政治部集中，准备接受新的任务。惨烈的同古大战，施仲珍平日亲如兄弟姊妹的战友，就在枪炮声里与自己阴阳相隔。5月，缅甸战局骤然吃紧。师部下令政治部一些军官和宣传队员先撤回。施仲珍与丈夫极不情愿地在密支那火车站登上回国的火车。同行的还有华侨、难民和一些伤员。然而，就在火车行至一个陡坡时，缅奸拉开了车厢间的挂钩。前部分车厢滑下坡底，后部分车厢则退回了密支那车站。顺着列车惯性而堆积的火车厢，比车站的房子还高。凄厉的哭喊声令人心悸，密支那车站如同人间地狱。衣衫褴褛的施仲珍努力钻出已是废铁的车厢，所幸丈夫就在身边。但他们同战友失散了。换上死难同胞的衣衫，他们同幸免于难的华侨、伤员一起，从八莫走到伊洛瓦底江边。

渡过伊洛瓦底江，他们一边赶路，一边打听部队的去向。数天过后，突然传来一阵由远而近的枪声。有人告诉他们，日本鬼子打过来了。他们循声追到高黎贡山的斋公房。斋公房是马帮、行人进山的必经之地，是草料、食物的补给地。已精疲力竭的他们想歇息片刻。杨心源说：“敌人就在我们后面，我们要保持警惕。”另几位战友认为日本兵不会找到他们。夜半时分，残暴的日军摸上斋公房，将身穿军装的十几名战友杀害。施仲珍夫妇因未着军装得以侥幸活命。然而，凶残的日军却用枪威逼他们将战友的死尸拖到悬崖边推下。夫妇二人忍痛含泪送别战友。忆及此，施老眼含热泪地说：那心头像刀子绞一样的痛啊！日军逼迫他们烧火做饭。施老夫妇借找柴之机，发现悬崖中间有一条狭窄的岩缝，夫妇二人顺着岩缝艰难攀爬而上，终于逃出了日军的控制。他们走进了一片原始森林。

在原始森林里他们迷失了方向，渴了喝地上的水，饿了吃野草野果野树叶。两天两夜后，他们遇到了同样走进森林与部队失散的远征军战友，于是结伴而行。他们走啊走，人越走越少，有的因伤病而死，有的则因吃了森林里有毒的野果、杂草或水而亡命。施老夫妇几次从死神身边擦过而幸免于难。他们在原始森林里走了六天六夜，不知什么时候能走出这片原始森林，也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葬身于这片茫茫的无名森林。第七天，丈夫拉着一条比碗口还粗的树藤说：顺着树藤滚，滚到哪里算哪里啦。他们抱着树藤将自己的身体甩出去，也不知摔了几跤滚了多远。等身体停下来他们发现自己在森林里的草丛中，身上已挂满了伤痕。豺狼的叫声就在耳旁，随处可见的森森白骨，令人头皮发麻。他们只能漫无目标地走。到了第八天，一阵清脆的流水声给他们带来了希望：有路了！有路了！顺着水流的方向，他们来到一道悬崖边。路断了。仅存的几人相信，朝着水流的方向走一定能走出这片原始森林，哪怕只有一口气，他们也要找到部队。绕过悬崖，走了一天一夜，第九天，他们终于看到了一条长满棘猪针的小茅路，又走一上午，一间茅草屋出现在眼前。

走进这户农家，本也不富裕的一对老夫妻给他们煮了一大碗豌豆菜。那是施老一生中最美味的佳肴。他们得知，日军已占领了腾冲，这是腾冲的一个小村子。经过多日休整，战友们体力恢复。而施仲珍在一次只身外出中遭遇几条恶狗袭击，至今施老腿上仍有四块明显的疤痕。怀着对远征军的爱戴和敬佩，老乡们把施仲珍背回老乡家中，为不让鬼子搜查时发现他们，三个乡民用滑竿抬着受伤的施仲珍，把他们悄悄送出了城，然后用背夹背着施仲珍过怒江。所幸过怒江后走出约五六小时，他们遇上了中国部队运送伤员的汽车，搭上这辆车，施仲珍到了后方兵站的楚雄医院。就在从缅甸回国期间，施仲珍的一头秀发脱落殆尽。此后，施仲珍从楚雄医院转到昆明后方医院，身体很快得到痊愈。出院后，施仲珍就职于昆明一所小学。一年后，一个新生命在昆明翠湖边诞生，她是施老夫妇的大女儿。为纪念他们夫妇出征缅甸抗日的这段人生经历，他们给女儿取名“畹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听到这个消息，施仲珍的眼泪不停地流淌。挽着丈夫的手，昔日怀着满腔热情英勇赴缅的战友的身影一一在她眼前掠过，他们有的殒命他乡，有的伤痛缠身，有的不知所终。施仲珍在心中祈祷：愿和平降临，愿每一个中国人从此拥有安宁的家。

解放后，施仲珍从云南昆明回到贵州，分别在贵阳、关岭、兴义、普安等地从事教育工作。1980年7月施仲珍退休于普安县三板桥小学，现定居于普安县城。92岁高龄的施仲珍老人是我们至今知道的第二个中国抗日远征军女战士。另一名远征军女战士为93岁高龄的刘桂英。1942中国抗日远征军第一次远征失败，刘桂英历经磨难，靠两条腿穿越原始莽荒的“野人山”回到祖国，现居安徽省合肥市。

中国抗日远征军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是，中国远征军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抗日悲歌，却是一座耸立的丰碑。一个女人，在青春烂漫的季节，她是战地盛开的玫瑰；在生命如虹的岁月，她是高原怒放的杜鹃；在人生饱满的时分，她是原野绽开的栀子；在暮色来临的一瞬，她是山谷飘香的幽兰。花开无痕，岁月有迹。施仲珍，一名身材并不高大的抗日女兵，用她的生命诠释了中国人民对和平的向往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历史长河会渐渐抹去施仲珍这个名字，但是中国远征军的名字永远光芒四射。

2012年4月，抗战女兵施仲珍因病在家中辞世，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