搓澡工的逆袭人生

南江

方浜路：一条百年老街的喧嚣与沉寂

若你此刻打开手机导航，在搜索栏敲下“方浜路”三个字，大概率会听见语音播报的小姐姐顿住脚步——那温柔的声线会卡在半空，足足停顿三秒，才带着几分不确定的疑惑反问：“您说的是‘方……什么路？’”

先别忙着怀疑是不是导航欠费，也别以为是系统出了故障。真正的原因，藏在这条百年老街自己的故事里——它早已不像从前那般家喻户晓，连名字都快被城市的喧嚣淹没，仿佛连它自己，都快忘了曾经“姓方名浜”的荣光。

谁能想到，如今这般近乎无人问津的荒凉模样，与它当年在上海滩的“顶流”地位，竟有着天壤之别。上世纪的方浜路，是个从不停歇的“永动机”，从凌晨到深夜，市井的烟火气就没断过。

凌晨三点的天，还裹在浓得化不开的黑色里，城市多数角落仍在沉睡，方浜路却已悄悄苏醒。最先打破寂静的，是清运工人的脚步声。他们拉着笨重的人力车，车轮碾过青石板路，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在空荡的街巷里格外清晰。工人们弯着腰，挨家挨户收集大粪，桶与桶碰撞的声音，成了这条街清晨的第一支序曲。紧随其后，清运生活垃圾的工人也推着车来了，车斗里堆着居民的生活垃圾，他们脚步匆匆，生怕惊醒睡梦中的居民。

四点刚过，方浜路上的大饼油条铺率先亮起了灯。油锅里的油“滋啦”一声被烧热，店主麻利地揉着面团，将擀好的大饼贴进炉壁，又把油条面胚放进油锅。金黄的油条在油里翻滚，香气瞬间弥漫开来，顺着街巷飘出老远。这时，上早班的居民也陆续出门了，他们大多穿着整齐的工装，手里拎着包，路过铺子时总会停下脚步：“老板，来一副大饼油条，”接过温热的早点，咬上一口，酥脆的外皮裹着咸香的大饼，便是一天忙碌的最好开端。

五点的钟声还没敲响，方浜路周边的菜场已热闹起来。候家路菜场里，新鲜的蔬菜还带着晨露，那个年代，国营菜场的营业员不用吆喝：居民们纷纷选择心意的蔬菜，满载而归。”光启路菜场的水产区更是热闹非凡，活蹦乱跳的鱼虾在水盆里溅起水花，买鱼的居民蹲在摊位前，仔细挑选着心仪的食材。而我家对面的旧校场路菜场，更是附近居民的“心头好”——这里不仅菜品齐全，价格同样公道，早上提着菜篮子来这儿逛一圈，总能满载而归，方便得很。

到了六点，天渐渐亮透，清扫大街的保洁员们也纷纷上岗。他们握着扫帚，从街头扫到街尾，将散落的纸屑、落叶一一收进簸箕，连青石板缝里的灰尘都不放过。不一会儿，原本还带着几分烟火气的老街，就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连空气都变得清爽起来，老城厢以焕然一新的模样，迎接新一天的喧嚣。

这般鲜活的市井烟火，在方浜路从未断过。而最让人难忘的，还要数逢年过节的时候。一到那时候，方浜路就像被按下了“热闹加倍键”，一整天都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的景象。街上挂满了红灯笼，家家户户的门上贴着春联，孩子们穿着新衣服，手里拿着糖画，在人群里穿梭打闹；大人们则提着年货，一边走一边和熟人打招呼，偶尔停下脚步，在路边聊会家常。整条街都被喜庆的氛围包裹着，笑声、吆喝声、鞭炮声交织在一起，热闹得能把屋顶掀翻。

说起来，这条百年老街当年可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它的地理位置好得让人羡慕——北边紧挨着香火旺盛的城隍庙，南边又靠着声名远扬的豫园，妥妥的“老城厢太子爷”。别的街巷要靠多年打拼才能积攒人气，方浜路却凭着这得天独厚的位置，轻松收获了无数目光。

逛城隍庙的香客们，烧完香、拜完佛，走累了，总会顺脚拐进方浜路。街角的小吃店是他们的首选，刚坐下就会朝着老板喊：“来一客生煎包，再要碗鸭血粉丝汤！”不一会儿，热腾腾的生煎包就端上了桌，外皮酥脆，咬一口还会爆汁，鲜得让人眯起眼睛；鸭血粉丝汤里，鸭血嫩、鸭肠脆，粉丝，汤汁，一口下去满是满足。香客们一边吃，一边和老板闲聊，慢悠悠地享受着这片刻的惬意，方浜路的烟火气，也就在这一碗一碟、一言一语里，愈发浓厚。

只是如今，这些热闹都成了过往。导航里的迟疑，街头的冷清，都在诉说着它的变迁。可即便如此，那些刻在老街居民记忆卡里的故事，那些藏在烟火气中的记忆，依旧是方浜路最珍贵的底色，等着有人去慢慢倾听，慢慢回忆。

一段与时代共振的经商往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处处涌动着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上海福民街作为国内首个小商品市场悄然兴起，凭借其琳琅满目的商品和灵活的经营模式，迅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贩与消费者，形成了一股强劲的商业热潮。而与福民街相近的方浜路，也顺势搭上了这班“东风”，一跃进入了万商云集的黄金时代。

彼时的方浜路，彻底褪去了往日居民区的宁静，摇身变成了热闹非凡的商业街区。沿街居民的住房几乎全部改造成了商铺，木质门板一拉开，各式各样的商品便摆满了柜台，从日用百货到服装鞋帽，从五金配件到小工艺品，应有尽有。尤其是从光启路到中华路的这段核心路段，道路两侧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临时摊位，摊主们此起彼伏的吆喝声、顾客讨价还价的交谈声、自行车的铃铛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曲充满烟火气的市井交响乐。每天这里都吸引着海量人流，到了傍晚时分，下班的工人、放学的学生、前来采购的市民纷纷涌入，整条方浜路被挤得水泄不通，连挪动脚步都要费上一番功夫，那种热闹喧嚣的场景，如今想来依旧鲜活如昨。

我有幸见证了方浜路这段欣欣向荣的岁月，更亲身投身其中，成为了那个黄金经商时代的一份子。我的中学同学颇具商业头脑，他在浙江舟山承包了一家服装厂，专门生产各式服装。得知此事后，我们一拍即合，决定合伙经营服装生意——他负责组织生产，把控服装的质量与款式，而我负责销售的重担，主攻方浜路及周边的市场。

我们深知，在竞争激烈的服装市场中，款式是吸引顾客的关键。因此，同学在舟山的工厂始终紧跟时代潮流，密切关注着国内外的服装流行趋势，无论是当时风靡一时的羽绒服、滑雪马夹，还是色彩鲜艳的碎花连衣裙，总能第一时间生产出来。凭借着新颖的款式和过硬的质量，我们的服装很快打开了市场。从方浜路的沿街商铺，到十六铺商圈的服装店，几乎都成了我们的合作伙伴，每家店都在经营我们的服装。就连东门路上颇有名气的市百五店，每天从我们这里进货的服装都十分抢手，往往早上送过去，到了傍晚就销售一空，几乎没有存货能“过夜”。

不过，那个年代通讯远不如现在便捷，没有手机，连固定电话在商铺中都不算普及。为了及时掌握各门店的销售情况、补充货源，同时了解市场上最新的服装流行款式，我每天都要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方浜路、十六铺、东门路之间，一家店一家店地巡视。每到一家店，我都会仔细询问当天的销量，查看库存余量，记录下顾客对款式、尺码的反馈，每天都有一大笔钱进我的皮包。

创业初期，条件比较艰苦。为了节省成本、扩大销量，每天傍晚，当方浜路的人流达到顶峰时，我都会拉着一辆小小的平板拖车，在路边找个空位摆起地摊。拖车上挂满了我们的服装，我一边整理衣服，一边热情地向过往行人介绍。没想到，我们的服装凭借独特的款式，很快就成了地摊上的“热销品”，常常刚摆出来没多久，就有顾客围上来挑选、购买，不到两个小时，拖车上的衣服就能卖掉大半。摆地摊赚钱更多，商店代销一笔佣金很可观。

随着生意越来越好，我与舟山工厂的联系也愈发频繁。为了及时向同学反馈上海市场的销售信息、流行趋势，以及补货需求，我每天都要跑到路边的公用电话亭打长途电话。手里紧紧攥着写满销售数据和需求的纸条，生怕遗漏了重要信息。除了沟通信息，我还要负责货物的接收——同学会通过舟山到上海的客轮，将服装送到十六铺码头，我每天都会准时赶到码头，清点货物数量，然后雇三轮车将一箱箱服装运到各个合作门店，或是拉回自己临时租用的小仓库。

那段日子虽然忙碌辛苦，却充满了奋斗的喜悦。凭借着我们的努力，生意越做越红火，我也顺利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这笔钱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我甚至开始规划着未来如何扩大经营，把生意做得更大。然而，命运却和我开了一个玩笑——在那年新春佳节，我的同学因为参与赌博，不仅输光了他自己的积蓄，还把我们合伙赚来的那笔“第一桶金”也赔了个精光，里面还有我投入的本金。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们的服装生意瞬间陷入绝境，再也无法继续经营下去。我的第一次经商经历，就这样戛然而止，如同一场热闹的大戏，还没来得及上演更多精彩情节，就匆匆落下了帷幕。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方浜路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拥挤喧闹的小商品市场，城市的发展让它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变迁，豫园商圈的扩张，曾经的临时摊位和小商铺大多已不见踪影。但那段在方浜路经商的岁月，那些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日子，那些与时代浪潮一同起伏的记忆，却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中，成为了生命里无法磨灭的印记。每当想起方浜路，想起那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八十年代，心中总会涌起一股复杂的情感，有遗憾，有怀念，更有对那段青春岁月最真切的铭记。

今天我要讲的还是老城厢曾经的故事。

一个搓澡工的逆袭人生

陈记钟表店位于我家拐角的方浜中路上，那是一栋两层楼的老式建筑，外墙的青砖在岁月的侵蚀下有些斑驳。店门不大，上方挂着一块略显陈旧的招牌，“陈记钟表店”几个字虽已有些褪色，但仍能看出当年的工整。

六十年代前……

店老板是个油头粉面的胖子，他那圆脑袋上没几根头发，却依旧每天精心梳理，让仅有的几根头发油光锃亮，在阳光下甚至能反射出光来。街坊四邻们觉得有趣，便送了他一个雅号“三毛”。久而久之，陈记钟表店也被大家自然而然地称为“三毛钟表店”了。说起“三毛”，上海人对漫画家张乐平塑造的旧社会《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可是喜爱有加，而我们这里的这个“三毛”，则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他原本是一个澡堂的搓澡工，谁能想到，他竟能成功逆袭，成为上门女婿后，坐享其成当上了钟表店的老板。他的这段成功之路，着实让不少人羡慕，可大家也都明白，这其中的机缘巧合难以复制，毕竟不是每天都有豪门闺女在抛绣球招婿

　　“三毛”老板对自己的这份工作倒是敬爱有加。营业时间里，他的眼眶上始终戴着修表匠专用的显微放大器，那东西就像是他身体的一部分。长年累月下来，他的眼球逐渐往外凸出，说话的时候，那凸出的眼球就像蜥蜴的眼睛一样，会不断转动，显得十分滑稽。而且，随着上眼皮快速频繁地闪动，他那两条相距有点远的眉毛也会匪夷所思地不断上下舞动，就像一个表情丰富的动漫人物，让人看了忍俊不禁。

这“三毛”老板还有个毛病，就是很好色。只要有女顾客上门，他立马就会眉飞色舞起来，脸上的器官都挤成了一团，活像个滑稽的小丑。他还有严重的鼻炎，那肉团似的鼻子长年堵塞，说话时语音含糊不清，再配上他那轻佻的语言和滑稽的面部表情，常常惹得熟悉的女顾客忍不住笑骂他：“三毛，侬本事蛮大，擦擦背就咸鱼翻身，擦到了丈人阿爸。”

　　“三毛”老板本是十三岁就从苏北老家来到上海打工，他在江西路上的一家澡堂里为浴客搓背。上海，这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大城市，向来海纳百川，吸引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淘金者，国内的有识之士与商业精英也都汇聚于此。每年秋风萧瑟的时候，市区的澡堂里，大池里蒸汽朦胧，浴客们就像水饺似的泡在大池里。这里面有裹着一身臭汗的三轮车夫，有刚从窑子里出来的嫖客，还有抽了大烟的鸦片客，更多的则是像“三毛”一样从苏北来上海的小商小贩。他们把澡堂当成了一个低端的“社交”场所，在这里打探新的生意经，结交各路商业伙伴。

“三毛”这小伙头脑灵活，替客人搓背时特别用心，每一个动作都恰到好处，力度也掌握得十分精准。没多久，他那精准到位的服务质量和良好的服务态度就赢得了众多浴客的认可，指定要他搓澡的人越来越多，他很快就成了澡堂的头牌搓澡工。澡堂老板见他勤劳肯干，有意把他招为上门女婿。这对于一贫如洗的“三毛”来说，本是一个鲤鱼跃龙门的好机会，可谁能想到，当他第一次见到澡堂老板的女儿时，竟被吓得不轻。那姑娘有着无锡胖泥娃般的身材，肥脸大鼻小眼睛，张开厚嘴唇，里面是缝隙很大的黄板牙，那模样简直让“三毛”不敢直视，他甚至担心多看一眼就会做噩梦。于是，他一句话没说，就匆匆逃离了现场。他心里纳闷，这老板究竟是怎么生出这么个奇丑无比的女儿的，与其和这样的丑女结婚生子，他觉得还不如一辈子打光棍呢。

　　在众多浴客中，有一位苏北籍的钟表店陈姓老板，他对“三毛”这个小同乡情有独钟。陈老板每天晚上八点整，都会准时来澡堂泡大池，然后就坐在那里等着“三毛”来给他搓背。在这远离苏北的大都市里，遇到一个同乡，两人又没有语言障碍，一来二去，他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尽管两人年纪相差不小。

这陈老板来上海的时候，头上还留着大清的长辫子呢。他先是在一家钟表店当学徒，学艺满师后就留在了店里工作。后来小日本侵占上海，老板为了躲避战火，把钟表店低价转让给了他。这突如其来的好事让陈老板欣喜若狂，他一下子就从一个学徒变成了钟表店老板，穿上西装革履，还真有那么几分老板的派头。不过，他也有自己的遗憾，那就是家里的独生女儿长得有点丑。其实，这也不能怪女儿，他和他老婆的相貌都很普通，女儿自然也就继承了他们的遗传基因。陈老板在上海经商多年，亲朋好友们也都曾努力撮合他女儿的姻缘，可始终都没有成功。

自从在澡堂遇到了同乡又是同姓的“三毛”，陈老板就一见倾心，他喜欢这个勤劳能吃苦的搓澡小伙计。他把“三毛”的情况介绍给了夫人和女儿听，女儿听了之后，脸一下子就红了，陈老板心里明白女儿的心思。于是，他对“三毛”就表现得更加热情了。深夜等“三毛”下班后，他会请“三毛”吃夜宵，两人一边吃一边聊，渐渐成了忘年交。

没多久，陈老板就精心策划了一个招婿的好戏。他邀请“三毛”去他家做客，“三毛”欣然前往。那天晚上，陈老板准备了丰盛的酒菜，“三毛”在酒精的作用下，很快就醉意朦胧了。他一觉睡到大天亮，睁开眼睛时，却发现自己赤身裸体，而旁边竟然睡着陈老板的女儿，她也一丝不挂。“三毛”一下子就被吓醒了，他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地向姑娘道歉。姑娘的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那雪白的肌肤和丰满的乳房在“三毛”眼前晃动，让血气方刚的他浑身燥热，心跳加速。姑娘不但没有责怪“三毛”，反而脉脉含情地看着他，嫣然一笑，然后转身抱住他，在他耳边轻声说道：“你昨天晚上酒喝多了，我扶你到房间里，你就抱着我不放，你的力气太大了，我根本没法招架。”姑娘的嘴唇贴着“三毛”的耳朵，轻轻诉说着昨晚的“故事”，她的双臂紧紧地拥抱着“三毛”，柔软的胸乳紧贴着“三毛”的胸膛，双腿也在肆无忌惮地挑逗着他。“三毛”完全懵了，他不知道自己昨晚究竟喝了多少酒，也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他只觉得这一切就像一场梦，一场既惊魂又刺激的梦

　　就在这时，卧室传来了敲门声，是陈老板和他夫人在外面敲门。“三毛”心急慌忙地穿衣起床，身旁的姑娘却不慌不忙，干脆蒙头躺在床上。“三毛”打开门，只见陈老板夫妇站在门口，表情夸张，似乎对“三毛”睡了他们的女儿非常愤慨。“三毛”情绪失控，哭丧着脸向他们赔罪，说自己昨晚酒喝多了。陈老板的老婆板着脸，生气地说：“我女儿还是个黄花大闺女，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三毛”汗流浃背，心慌失措之下，竟然跪在地上求他们宽恕。陈老板装模作样地唉声叹气了一会儿，然后把“三毛”拉起来，非常委屈地表示，让“三毛”做上门女婿，和他女儿马上结婚。“三毛”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突如其来的幸福让他喜极而泣，他哪里知道，这一切都是陈老板夫妇精心设计的招婿妙计，而他只不过是一个被蒙在鼓里的棋子。

就这样，“三毛”成了钟表店的上门女婿。与钟表店老板女儿喜结良缘三年，聪明又勤快的“三毛”，修理钟表的技术已经超越了老丈人。老丈人平时喜欢养鸟，为人也很开明，他把钟表店的生意全部交给了女婿管理。每天清晨，他都会拿着鸟笼去城隍庙的春风得意楼听书喝茶，享受着丰衣足食的美好人生。虽然他没有儿子可以光宗耀祖，但这个苦出身的上门女婿却非常孝顺，在他眼里，“三毛”就像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而且两人还同姓，这让他更加满意了。老丈人到了上海后，入乡随俗，喜欢听柔软的苏州平弹说唱节目。他还在家里与女婿约法三章，要求他完全融入大上海，在任何场合都必须讲正宗的沪语。只是他那不太漂亮的老婆，还是有点三句不离家乡话。

　　年轻的钟表店老板不负老丈人的期望，他在手表经营上，参考了南京路亨得利钟表店的经营方式，开始扩展经营瑞士名表。他在店门口张贴了大幅的宣传海报，上面的瑞士手表成为了耀眼的噱头招牌，一下子就吸引了附近商业圈的许多老板们慕名而来。良好的品牌信誉和丰厚的经营利润，让老丈人笑得合不拢嘴，逢人就夸自己的女婿会做生意。更让老丈人满意的是，女儿的肚子也很争气，接二连三地给他生了儿子女儿，家里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

然而，好景不长。1949年新政府成立后，他们的钟表店虽然还在坚持营业，但生意却逐渐走下坡路。五十年代初开始，国民的生活日渐窘迫，买瑞士手表的人越来越少。老掌柜每天只能拿着鸟笼去豫园的后园，和那些爱鸟的玩家们一起消磨时间。那时的豫园还没有全封闭，安仁街东段与内园贯通，跨过内园的小桥就可以直达城隍庙。鸟儿欢叫累了，陈老板就会去湖心亭茶楼，喝茶听会儿弹唱。可这样安逸的日子没过多久，他就被居委干部告诫，说他这是寄生虫般的靡烂生活，必须停止，要改造他那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思想。那年，老钟表匠已经五十八岁了，在那个年代，年过五十就已经算是老年人了。他眼见着钟表店的生意日渐萧条，女儿和女婿每天都为了清淡的生意焦虑不安，甚至三天两头就争吵不休，他的心情也变得越来越糟糕。最后，他无奈地把鸟笼拆了，将那只会讲人话的“八哥”鸟放飞。回到家后，他整天郁闷不已，没过多长时间就一病不起，最终离开了人世。

　　老丈人走了，钟表店也很快公私合营了。“三毛”老板每个月的收入变得微薄，家里的生活也变得捉襟见肘。可他那相貌不太漂亮的老婆，却并没有停止生育的步伐。到了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他们的第八个孩子也来到了这个世界。在那个年代，没有避孕药，也没有什么避孕工具，一旦怀上了就只能生下来。整个五十年代，各类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很多家庭都经历了这些折腾。白天，人们为了生存拼命工作，到了晚上，却没有什么丰富的业余生活。九点钟，大多数家庭就已经熄灯钻被窝了。许多家庭因为生意不景气，心情郁闷，躺在床上也睡不着，夫妻之间的那点事就成了一种解压的方式。所以，大白天的上海街头，随处可见挺着大肚子的妇女在行走。

进入中年的“三毛”老板，每天二十四小时都蹲守在钟表铺里，可四个儿子四个女儿的大家庭，仅靠他微薄的收入根本难以支撑。第八个女儿出生后，他老婆也去了街道小工厂上班。“三毛”老板负责供养孩子的日常生活费用，但对于孩子的教育，他却从不关心，平时也不和孩子们交流。吃饭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躲在店堂里，从不和家人坐在一起。于是，家里的人每到饭点，就各自捧着大海碗在弄堂里或站或坐地吃饭，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家里明明有饭桌，却没人用，也许是因为家里人太多，桌子不够用吧。

　　“三毛”老板这辈子最大的失败，不是做了上门女婿，而是对孩子的教育完全放弃，放任自流。他的四个女儿，长相都很普通，完全继承了父母的糟糕基因，没有一个出彩的。她们每天背着书包去学校，也只是混日子，年终的考试成绩简直惨不忍睹。而他的四个儿子，成长经历则更加复杂，可以说得上是一部离奇曲折的故事。

大儿子出生于建国前，那时他们家的家境还比较殷实。他是家里的第一个孩子，外公外婆都非常宠爱他，简直是要星星给星星，要月亮给月亮，他的童年过得非常幸福。可随着弟弟妹妹们的陆续出生，以及钟表店生意的逐渐衰落，家里的财富很快就消耗殆尽。十几岁的大儿子，过惯了花钱如流水的生活，突然面临贫困潦倒的日子，他一下子就迷失了方向。刚开始，他只是偷窃店堂里的手表，贱卖换钱，被父亲发现后，遭到了痛打。但他并没有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和社会上的混混们混在了一起，组成了偷窃团伙。他们胆大包天，大白天就敢上门打家劫舍，被发现后甚至还会行凶伤人。最终，他多行不义必自毙，被绳之以法，因为他是主犯，被判了无期徒刑。

　　二儿子以大哥为榜样，也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他在盗窃一家三楼住户时，正巧遇到主人回家，惊慌失措之下，他跳窗而逃。也许是他命大，没有摔死，但手臂却落下了终身残疾。几年后出狱，他似乎脱胎换骨了，立誓要做个安分守己的公民，他也确实遵守了自己的誓言。可这老二的智商是四兄弟中最差的，文革时期，同年龄的学生都在革命大串联，他却像个笨拙的独角兽，今天在水果店偷个苹果，明天到食品店偷几块蛋糕。被抓后，他交代的内容让人听了心酸不已。他说家里的饭根本没法填饱他的肚子，每天晚上他都饿得饥肠辘辘，无法入睡。小打小闹的偷窃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他才决定单枪匹马搞个大案，可没想到，运气太差，出师未捷身先伤。

老三读到中学毕业，可他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拘留所里度过的。毕业后，他原本要去外地农村插队，不知怎么就被劳教了。几年后，他回到家，成了居委会监管的对象。可他仍然不甘寂寞，成了公交车上的扒手。由于他长相比较显眼，走到哪里都容易被人盯上，在公交车上刚有动作，就会被便衣警察瞄上，每次都是人赃俱获。他和老二一样，脑袋瓜子都不太灵光，几兄弟都想不劳而获，可贼运却特别差。

　　老四纯粹是个文盲，1966年上小学一年级，他背着书包上学没几天就和同学打架，书包也丢了。家里没有人再管他，老师家访后，知道他家里几个哥哥都在吃牢饭，也就没有再坚持让他去学校上课。老四从十岁就开始在社会上瞎混，派出所的民警都懒得去他家做思想工作，都觉得他们是烂泥扶不上墙，一堆破摔的破罐子。

令人可悲的是，“三毛”老板已经老了，他看着自己的孩子们一个个走上歧途，却无能为力。他的一生，从一个澡堂的搓澡工，到钟表店的老板，再到如今家庭的衰败，充满了太多的无奈和感慨。

等到九五年大动迁，三毛老板已经挂了，他的婆娘也紧随其后走了。

兄弟姐妹们，纷纷成家，不劳而获很难养家糊口，人到中年收敛了，感觉这一生，活的大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