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勤工俭学经历》

心系荒野

《我的勤工俭学经历》

七十年代初的一个冬夜。

广漠无边的黑土地上，风刮了一宿，雪下了一宿。人们穿着棉衣，裹在被子里，以抵御严寒。西北风吹打着纸糊的窗户，发出痛彻心扉的嚎叫和无奈又绝望的呐喊，最后又化做叹息和呻吟。村里的几只公鸡，稀稀拉拉，无精打采，形式主义地鸣叫几声，天就亮了。晚上喝剩放在炕沿上的半碗水，已经冻成了实心的冰砣。

我睡在炕稍，起床的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墙上糊的报纸。报纸上是幅漫画，标题是《打倒大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只如椽的蘸水钢笔，斜斜地插入刘少奇巨大的头颅。夸张、暴力、恐饰。与普通的报纸多是文字不同，这张报纸整个版面就是这幅漫画，所以，我的记忆特别深刻。那时候我才上小学不久，并不认识刘少奇是谁，也不晓得他犯了什么错误，但画面传达的内容，没有引起我对刘少奇的仇恨，而是对那只拿着醮水钢笔，巨大而凶狠的手的恐惧。那是工农兵的手，可以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中国。

寒冬腊月，东北的太阳出的特别晚。早上六点多，天才朦朦亮，天地之间是朦胧混沌交织的天光和雪光。八岁的我，悄悄地摸索着穿好衣服，那时多数人都买不起线衣线裤，都是光着身子穿着棉袄棉裤，风一吹就冻透了，加之吃的食物缺少油水，人多是处于半饥饿状态，特别是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更容易饿，耐寒力也弱。我掀开炕席，拿出昨晚从鞋里掏出来的乌拉草，絮在猪/皮乌拉里，用白包脚布把脚包上，穿好乌拉，戴上狗皮帽子，就出门了。（备注：乌拉草是生长在河套里的叶子细柔绵长，丛生无直立茎的植物，是很好的保温材料。刚割下的乌拉草晒干后，须要拿到生产队的大碾盘上，用木榔头砸碎，去掉硬的东西，保留纤维状物质。把这种纤维状的乌拉草均匀地铺在鞋里，就可以防寒了。每天晚上临睡前，要把它从鞋里掏出来，压在炕席下，以便烘干，第二天继续用，可以反复多次使用。我们要采集乌拉草，须要去十几公里外的松花江边，很不容易。弄不到乌拉草，我们就用玉米叶做鞋垫）。我拉着爬犁，爬犁上绑着粪筐，喘着一团团的白气，来到村后的高岗，野狗的集散地。每当此时，我都会站一会，居高临下，腑视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视线有时也会越过村庄，沿伸向远方的田野和道路，仿佛在远方有我的梦想和别样的生活，完全不同于父辈的生活。在我积攒的整整一厢的小人书里，少年的我已经知道远方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一片冰天雪地之间，在滴水成冰的季节，我开始给生产队捡粪，换工分。

每天早上出门之前，我就在心里规划好了行走路线。万一被别人捷足先登，我就起用备用路线，以变应变。记得有一天早晨，天特别冷。风不是横着吹，而是从下往上竖着吹，风缬裹着雪粉从脚上的裤口缝隙，直吹进人的空心裤子里，刺骨锥心。心须拉着爬犁奔跑，必须剧烈运动，才能抵御身体不被冻僵。我之所以对这个早晨记忆犹新，倒不是因为它的寒冷，对于东北的孩子，这寒冷早以习以为常。我之所以记住，是因我按计划拉着捡粪筐，走到老孔家柳条帐子边时，发现一些夜宿柳树上的麻雀冻死掉落在帐子下的雪地上。我兴奋异常，匆忙捡起来，放在裤兜里，一共有6只，生怕被别人发现似的。要知道，麻雀虽小，但也是肉啊。在那年月，家家都穷，只有逢年过节，或是家里来了亲戚，才有可能吃上一顿肉，平时是看不到的。农民也养猪，但自己是没有资格吃的，把猪千辛万苦地养大，必须交给人民公社的采购站，说是军需物资。记得有一年，生产队的一匹马得了五号病（一种严重传染病）死了，生产队按上级命令，派人挖大坑深埋了。而当天夜里，不知道谁却趁着夜黑风高，把马尸盗走了。毫无疑问，这个携带剧毒病菌的马尸进了人的胃。人民公社社员的胃，真是坚强的胃，容天容地容得下苦难，容得下病马之尸，容得下翻来覆去，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暴。

现在想来，我很㤞异少年的自己，面对一堆冻死的麻雀，心中涌起的是兴奋喜悦，却没有半点怜悯之心。良善是有条件的。贫穷容易纵容人性恶的一面，贫穷不值得赞扬和美化。不管政治宣传多么天花乱坠，一个人民普遍贫穷的社会，肯定不是好的社会。现在那些歌颂人民公社，怀念文革的人，不是愚昧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那时，在农村捡粪，不仅仅是一项体力劳动，也是一项须要开动脑筋思考的智力活动。一些脑筋不灵活的人，可能出去一天也捡不满筐。首先要了解全村狗的分布、习性和活动规律。你必须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路线和地点，才可能捡到粪。早了不行，没冻硬，拾不起来，迟了就可能被别人捷足先登。万一遇上没冻硬的，就用雪埋上，做好伪装和记号，让别人看不出来，第二天再去拾。其次，要在清晨半明半昧的微光里辩认出动物粪便的种类。生产队只收猪粪、狗粪和人粪。牛、马、羊、鸡、鹅等动物的粪便不要。有时阴天的缘故或是起床出去早了点，天太黑，分辩不清楚粪便种类，这时就须要低头闻一闻，通过气味辩识种类，否则就可能把土坷垃或是牛马粪捡回家，徒劳无功。

冬天，雪大，减小了摩擦力。拉着爬犁走在雪地上并不是很累，积雪被压碎的咔嚓咔嚓声，轻轻回荡在村庄寂静的清晨。只有偶尔的一两声狗吠，或是谁家房子里新生婴儿的啼哭声，才会短暂地打破村庄的寂静。有的时候，我是希望爬犁重一点，拉起来累一点，这说明筐里有“货”，拉起来身子也会热乎一点，以此对抗冬日的严寒。此时，最焦虑的是起个大早，却空手而归。这种情况，也偶尔发生。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我捡粪的竞争对手是我的同学朱老三。他比我大一岁，也比我高一点，力气也大些。

春天到了，要赶在化冻之前，把积攒了一冬的粪堆刨开，运送给生产队，生产队按斤核算工分。年终，生产队按当年的赢利情况和每一个家庭的工分，核算工钱。我从八岁开始，我每一年冬天捡粪核算的工分，不仅够我的口粮款，上学的学费也够了。所以，从八岁开始，我基本就自食其力了。一直到十八岁考上林校离开家乡。

十岁，我上小学三年级，通过阅读课本，糊墙的报纸和小人书，我基本就能读会写常用汉字了。我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成范文在班级上朗读，也激发了我小小的虚荣心。后来，在我离开家乡多年后，听我妹妹侻我的作文本仍然被家乡的孩子们传抄，当成范文学习。十岁之后，我又增加了两项勤工俭学的途径。

一是给生产队当兼职记工员。我们生产队长人精明能干，却不识字。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后，我就跟着生产队长挨家挨户的走，给每个当天出工的人记工分。这样，我每天会得半拉子分，也就是成人工分的一半。整劳力工分一天大多是12分，工种不同，性别不同，工分略有差别。一般情况下男劳力12分，女劳力就是10分，既使干同样的活。

一些人们不愿意干的脏活、重活，队长会给一些额外的奖励工分和物质鼓励。比如每一年深秋沤麻这个活，人要下到冰冷刺骨的深水里做业，又冷又累，还容易得风湿病。那时候，大麻（纤维用）是农村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生产生活物资。生产队的马套要用麻绳，捆大车要用麻绳，当腰带要用麻绳，妇女纳鞋底也要用麻绳。我有个同学，家贫买不起书包，他就用一根麻绳，把书本一绑，就当书包了。后来，他当兵考上军校，当上了团长。沤麻不仅苦累，还是一项技术活。大麻要打成捆，码成垛，浸到水中，上面还要压上重物，以防止大麻上浮。沤麻的时间和火侯要恰到好处，时间少沤轻了不行，麻护皮，不好往下剥离；时间长沤重了也不行，麻就沤烂了，不结实。麻沤好了，要涝出来晒干，分到各家各户，由各家各户利用冬夜农闲时间，把麻扒下来，打成把，交给生产队，由生产队论斤核算工分。沤麻这个活太苦太累，没人愿意干，队长就给双工，也就是一天24分，外加每人一瓶烧酒，以抵御严寒，防止人在水里冻僵。当然，如果有人干活质量不达标不认真，比如铲地时“呱达板，带冒锄”偷工减料，或是铲伤了苗，队长发现了，就会被扣分。这些加分减分的情况，都要体现在当天的工分本上。

二是放农忙假时给生产队读报纸。那时，生产队都是集体劳动，干活时有个打头的领着，由他决定什么时候歇气和下工时间，也由他示范农活质量。他会比别人每天多挣2分。一般情况下，社员们劳动时，生产队长会背着手，跟在后边，检查质量。劳动歇气时，由生产队长领着读最新的《人民日报》社论，开展政治学习。一些最高指示，还要求每个社员都背诵下来，否则就要被批斗或扣工分。我们生产队长不识字，给社员读报纸就由我代劳。这样我每天不用劳动，就能又挣个半拉子。

1982年7月，刚参加完高考，我呆在家里等待发布成绩。一天晚上，父亲回家说，生产队响应公社的号召，要挖鱼池养鱼，每个生产队都要挖一个，发展多种经营，壮大集体经济，丰富社员的餐桌。生产队要抽调一部分壮劳力，去挖鱼池。由于活太累，工地在离家十几里的镇西，没人愿意去。为了调动社员积极性，生产队决定每出工一天，除给记一天工分外，还给发2元钱现金补助，问我去不去。我说去，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何况还有2元钱现金补助呢！那时的2元钱，在我眼里可是一笔巨款。我在镇上学校食堂吃饭，一两小米饭是1.5分钱，一碗白菜汤2.5分钱。我一般是4两小米饭，一碗白菜汤，8·5分钱就吃顿饭。晚上自习课结束，就九点多了，饿了就吃一张在家里带来的大煎饼。摸黑回到学校大通铺的宿舍，还要借着小煤油灯的光，再看一会书，才睡觉。我还找了我的同学黄俊阳（他当年没有考上，复读一年后也考上了我所在的黑龙江省林校，毕业后分配到省林业厅宣教处，抗着一台摄像机，各个林场跑，采写新闻，宣传林业战线的先进人物），他为人朴实，做事严谨，自我约束意识特别强，对我影响很大。

我俩早出晚归，参加了生产队的挖鱼池劳动。工地就在镇子西边不远的地方，一片沼泽地里。他家住在镇里，离工地近，而我在家和工地之间，每天还要骑车往返三十多里。由于工地就在沼泽地里，须要挖出来的不是土，而是泥，活儿又脏又累。鱼池越挖越深越是泥泞，我们的工作就是用土篮子把污泥挑运到堤坝上，一不小心跌倒，就会弄一身污泥。干了大约二十天，鱼池完工了。我把属于他的补助去生产队领了给了他。而我领到钱的当天，就去镇上新华书店买了全套的《红楼梦》、《野火春风斗古城》和《唐诗三百首》。剩下的钱，我买了块电子手表，后来就是戴着这块手表，去齐齐哈尔读了两年林校。（现在回想起来，我六十年来所从事的劳动中，挖鱼池是最累的。）

1982年9月，18岁的我怀揣着父亲骑车去镇粮库用一袋小麦换回来的三十斤粮票和东求西借凑来的五十元钱，踏上了去齐齐哈尔林校求学的旅途。

汽车开动了，我坐在车上，望着父亲渐渐消失在远方的背影，望着渐行渐远的故乡，望着一望无际的玉米地和泥泞的道路，望着一个个消失在漫天尘土中的破败的村落，我知道我不仅背负着自己的命运，也背负着一个家族和村庄的命运。我突然想起了父亲喜欢的曹操的诗《短歌行》，不禁潸然泪下。

在异地他乡，常常做梦梦见自己乘着飞机，在家乡的上空飞过。在地表上看起来丘陵起伏的故乡，破败狭小的故乡，在大雪的覆盖之下，在飞机上看起来，冬日的故乡是那么坦荡、纯洁，油画一样神圣美丽。连结村庄和村庄的道路，像一条条黑色的细线，而一个个村庄本身则像一枚枚褐色的纽扣，缀结在大地的胸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