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文/尉常荣</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2023年11月20日清晨，我在玄莬明月网上看到孙进己父女二人的文章，他们二人都是外地人，我对这个网发表他们的文章不解。我正忙于为撰写《陈龙传奇》收集研究资料，无睱他顾，觉得没有必要读那两篇文章。当天半夜醒来，我想卢然先生审理稿件，传发文章严格、慎重，他采用孙进己父女文章的用意非同一般，于是我先看孙进己的文章《怀念恩师李文信先生》，我一看就被吸引住了。文章开头写道：“李文信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东北史地学家。李文信先生也是我的恩师，他在我一生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原来，孙先生和李先生初识于他在东北人大历史系学习时，李先生讲授中国考古课。他的学识渊博，把复杂的考古讲得通俗易懂，非常吸引人，给孙先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们二人密切交往是在1961年孙先生摘掉“右派”帽子后，他潜心研究乡土历史急需向名师请教。1961年10月，他拜访时任辽宁博物馆馆长的李文信先生。李先生一听，他是农村中学的教员，觉得和他没什么可谈的，便侃快地说：“我工作很忙，只能和你谈十分钟。想谈什么快说！”可是谈起来后，他们二人从传达室，经馆长办公室，到李先生家吃午饭时和饭后谈了四五个小时才谈完。从此两个人结成了至交。离别时，李先生鼓励他说：“历史地理这门学问博大精深，笃志专心研究，必有作为！”在李先生的帮助、指导下，孙先生的研究突飞猛进，其成果很快传扬开来。1964年，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镶先生拟调他到复旦大学研究历史地理。后因他的政审不合格，去复旦大学一事未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孙先生被专政长达六年多的时间，和李文信先生中断联系。1976年打倒“四人帮”后，孙先生在“文革”逆境中坚持撰写的《东北民族史稿》上卷完成了，李先生审阅后非常高兴，也为这一在国内首次撰写出来的优秀成果难以出版感到惋惜。孙先生不甘心，他想这本厚重的书搞好不容易撰写出来了，怎能把它束之高阁不为世所用呢！孙家人齐动手，最后油印装订50多本，并把其中的一些邮寄给有关专家。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迎来了中国“科学的春天”。继而孙先生发出的书稿收到多名专家称赞的回函，特别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佟桂臣、民族所吕光天二位先生为孙先生的书搞写了鉴定信，给予很高的评价。同年10月，孙先生带着上述鉴定信和海龙县委为他平反的文件，去看望李文信先生。李先生看到后，立即把他介绍给了辽宁社科院的朱子芳先生。朱先生看到孙先生后，立即领他去见辽宁社科院朱群仰院长。朱院长听了朱先生的介绍，看了李文信先生的推荐信和文件后，当即决定调孙近己到科学院工作。孙先生在文章中写道：“1978年10月，我调到了辽宁社会科学院，我从1957年在劳动改造中，在中学教学中颠簸了二十多年，这时才正式走上科学研究岗位，我的人生道路起了一个根本的转折。在这里李先生的推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他帮助我实现了这个转拆，我以后所取得一切成就都是与这个转拆分不开的。”孙先生在文章最后深情地追忆道：“李先生一生的著作并不多，但他的心血却撒满了大地，灌注培养了一代人，他的许多精僻见解都在他的学生中流传下来。李先生的成就是伟大的，李先生的精神也是伟大的，他的成就和精神将永垂不朽。”孙先生理想远大，才华横溢，不幸的是他在弱冠之年被化为右派。但在恩师李先生的关怀、提携下，他坚守初心，一往无前，终成正果，为我国的历史文化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实为社会科研人员学习的榜样。我和孙先生有一面之交，进行过短暂的交谈。那是在1978年秋，我去辽宁社科院看望我的同学辽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地方史研究室主任潘喜庭，他领我去孙家拜访。孙先生温文尔雅，态度谦和，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对他的具体情况不甚了解。通过看他女儿孙泓的文章《永远怀念父亲孙进己》后，对孙先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孙先生1935年5月生，江苏无锡人。就读于辅仁中学，1950年考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继而加入共青团。1953年考入东北人大历史系，1957年整风反右时被定为右派。接着下放到吉林省搪瓷厂劳动。1959年先后在海龙师范、海龙四中任教，开始对东北史进行研究，取得显著成果。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镶拟调他到学校从事研究工作，继而孙先生又被录取为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陈述先生的研究生，这两件好事均因他的政审不合格未能如愿心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专政长达6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在“牛棚”里偷偷地进行历史研究，“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他的《东北民族史稿》上卷已撰写出来了，后油印成书，被赞誉为“解放后罕见的民族史著作”。1978年，孙先生被调入辽宁社科院历史所后，他如鱼得水，干劲倍增，在民族史、历史地理等方面，特别是在高句丽史等多个领域卓有建树，成果卓越。他满腔热忱地发起或参加诸如东北考古学术研究之类数十次学术研讨会。他和有关同志创办了《东北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起创办了《北方史地丛书》等的编印工作。上述开展的活动和工作，极大地推动了东北地方史、民族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大见成效。孙先生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和学术地位，他在朝鲜研究会等10多个研究会担任领导工作。他在民进沈阳市委、民进中央出版委员会等担任要职，积极参加参政议政活动，多次被评为民进省市优秀会员和优秀干部。孙泓同志情真意切地记述了他父亲的治学精神，特别是下述四种精神令我震撼，受益匪浅。一是孙先生在“文革”逆境中仍然坚持东北史的研究，终见成果，他的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精神。二是他自掏腰包参加学术研讨会，出版研究著作，他的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精神。三是他退休后仍然从事繁重的科研工作，他的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精神。四是他在视力仅有零点一，冠状动脉植入七个心脏支架，乃至生命垂危的情况下，没有放弃东北史的研究，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精神。他的上述治学精神惊天动地，感人肺腑，值得学习、发扬。孙泓同志在文章中指出，她父亲的著作等身，但他只例举其中少许代表性的文章和著作，网上登载的孙先生《成果目录》一文，记载了他的全部成果，特介绍如下：一、文章导言称孙先生的“主要作品有：专著《东北民族史稿》、《东北民族源流》、《东北亚民族史论研究》、《东北民族史研究》、《北方民族史研究》、《东北史地研究》等。合著有《室韦史研究》、《女真史》、《东北历史地理》（四卷）、《东北各民族交流史》、《中国北方各族人物传》（七卷）、《高句丽研究》、《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等，发表论文近300篇，个人共著600余万字，主编《北方史地资料》26册3000余万字、《东北古史资料丛编》4册，《高句丽渤海研究集成》6册800余万字、《中国考古研究集成》5卷107册，2亿余字、《东北亚研究》系列30册，2000余万字。作品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影响，得到一致好评，广为流传，为多个国家翻译出版发行。”《成果目录》中的全部成果为超长的一大段，计有壹万三四千字，密密麻麻地紧挨在一起，让人看了眼花缭乱，茫然若迷。我把全部成果分为篇章节目加以记述，节的目繁多，例举的第一目展示，以便于阅读、查找。</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未完待续）</p> <p class="ql-block">作者尉常荣和他的学生。</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