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装满四合院 一(共五章)

宋文渊

2500字

离家的游子，大抵是世间最懂得思念故乡的。这句话是否为亘古不变的真理，我不敢妄加定论，只知道自己便是这般人。

在外漂泊数十载，虽未成就什么功名富贵，心底那缕乡愁却如灶膛里未燃尽的火星，始终温热着。故乡的地下，安眠着我的列祖列宗；故乡的地上浸透了童年脚印，故乡宋家坝中央，曾矗立着一座装满故事的老屋。

如今，它已彻底隐入尘烟，唯有几块被杂物掩埋的墙脚石，还固执地标记着往昔的方位。我所能做的，便是用这有限的文字，为它在时光的长河里，筑起一座不朽的碑。

这座老屋在宋家坝，曾是妇孺皆知的所在。它是一座标准的四合院，静静地坐东朝西，仿佛一位沉思的老者。门前，清冽的龙水河温柔地环抱而过，正前方，则有马家溪水涌来，两水在此交汇，祖谱上工笔楷书郑重记下的“两岔河”地名，便由此而来。

院子算不上阔大，正房七柱落地，足足七间大屋，左右厢房各四间，厅房也是七间。最令人称奇的，是那支撑起整个家族的房架梁柱，竟全部是用巨大的青杠木造就。这种特殊建筑尚未听说别处存在过，每每问起父辈，何处寻来这许多参天的青杠树，他们也只茫然摇头。

唯有在道士悠长的祭文吟唱里，才能听到“某某人生在，仁寿县安下乡一甲地名青杠林……”的旧称，让人遥想当年，这片土地上是如何被一片郁郁葱葱的青杠林所覆盖。青杠树生长极其缓慢，木质却坚硬无比，乡谚说“弯刀都奈它不何”。我幼时还见过它们倔强的身影，而今，怕是连以它为名的青杠乡，也难觅其踪了。

历史变迁也伴随着物种兴衰。砍树只要瞬间，而青杠树长成在胸高处，直径50公分需大约200年时间。这般坚韧的生命，本该归于受保护的珍稀之列，奈何时光无情。

老屋的声名，更由院外左右两座桅杆礅所见证。它们沉默地矗立，是这方土地上曾诞生过功名人物的铁证。立桅杆的习俗，是随着科举制度这座“功名阶梯”的固化而风行民间的。据《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所述，此举经费多来自家族公产、乡绅捐资或合族集资，绝非个人所能随意为之。它不仅是光宗耀祖的象征，更是一种深刻的社会身份宣示，无形中提升了整个宗族在地方社会中的声望与地位。这桅杆，虽不需官府明文批准方能树立，却也绝非有钱便可任性妄为。在礼法森严的旧时代，若有谁敢弄虚作假，欺世盗名，轻则受尽乡邻唾弃，家族亦会因其玷污门楣而严惩不贷；重则官府便会介入，以僭越之罪加以处罚，以正视听。

若有桅杆立于门前，便意味着一种被社会普遍认可的特权。过路的官员，文官须下轿，武官须下马，以示对学问与功名的敬重。朝廷更会依据功名等级，给予该户人家相应的徭役赋税减免，甚至若触犯律法，亦可能获得一定程度的宽宥。我们未曾见过那直指苍穹的石杆与方斗，但仅从残存的六边形石礅便可推断，老屋里定然走出过举人或进士及第的人物。可惜族谱对此竟无只字片语的记载，唯有这对石礅，承载着被遗忘的荣光。

它们后来成了我们孩童的乐园，或上蹿或下跳，围着它追逐嬉戏，那无忧的笑声，似乎能穿透沉重的历史。那六方礅的台面，更在长年累月间，被磨刀砥砺出六道深深的凹槽。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为扩建猪舍不得不将其清除。在打碎它之前，我细细拂去壁上厚厚的苔藓，依稀辨出落款——“明成化乙酉年(1465年)”。经查资料，宋氏家族入蜀前，这里叫蒲家坝。蒲氏族人中有个叫蒲琛的，在1465年参加成都乡试而中举。这桅杆是为蒲琛而立。据先民口口相传，宋氏族人逐渐买下蒲家房地产后，遂将蒲家坝改为宋家坝。蒲家去了何方不得而知。

那短短几字，只记录了桅杆树立的时间，老屋的年岁，想必比这还要久远得多，定是蒲家所建。

我宋氏这一支，并非在清初那场轰轰烈烈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潮中入蜀，而是更早的明朝中后期便在此生根。首次编纂族谱时，先人们竟是在谢安乡石柱寺的神龛上，寻到了入川后的派行字辈。只因宋氏先民年年向寺庙捐资献物，寺庙为表感激，特刻下“大金宗启，殷成时天，文章登贵，永世荣先”十六字（我便是“荣”字辈）。

传至“宗”字辈时，为避战祸，全族人被迫四散逃亡。待烽烟散尽，唯有宗兆公一人，如离群的孤雁，重返这片残破的家园。

宗兆公膝下六子，开枝散叶为六大房，我们这一脉属五房，世代居住于此老屋。传至“贵”字辈，我的祖爷贵锦公，便是家族传奇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身材魁伟，力大无穷，自幼习武。那柄他舞动的大刀重达八十斤，所用的弓以四匹南竹叠扎而成，弓弦是上好的牛筋，需四个长工合力才能勉强上弦，祖爷却能轻松拉如满月。

他满怀信心前往省城考取武举，在东校场的演武台上，但见他单臂将大刀举过头顶，舞动起来如风车旋转，泼水不进。不慎失手，大刀下坠，众人都惊呼，他却从容抬脚一挑，那大刀便又飞腾而起，在空中继续翻飞。全场欢呼雷动，然而，端坐的考官却私下耳语：“此人武艺虽高，一双对对眼，面带反相，恐难管束，断不能收。”就这般，祖爷黯然落榜。

功名路断，祖爷便安心在家务农，而他徒手摸鱼的绝技，更是名震乡里。若有客人午间突然造访，他只吩咐家人备好姜蒜佐料，将锅烧热，自己则叼着旱烟袋出门，不过一袋烟的工夫，便能提着几斤活蹦乱跳的鲜鱼归来。

高滩口上游龙水河转弯处，有一块常年被水淹没的盘儿石，石下有个房间大小的空洞，内里周边小洞无数，便是他的“鱼仓”。据说有一次，他在洞中摸到一条大鲤鱼，因鱼鳍怒张，卡在石缝中拖拽不出。气息将尽之时，他猛一发力，竟徒手将鱼尾部分硬生生攥了下来，带回一称，尚有足足三斤半。

然而，成也此洞，败也此洞。最后一次，当他的手从石缝中抓到鱼缩回时，腕上所戴的银镯陡然竖起，被洞壁死死卡住。一代豪杰，便这样溺亡于他最为熟悉的暗流之中，年仅四十七岁。他留下四子一女，女儿嫁到风梧乡，生下一女后，丈夫便被抓了壮丁，从此音讯全无。我那苦命的三老姑，最终只能投靠女婿，在成都赖家店了却残生。剩下的四个儿子，则由祖奶奶主持，将家业分作四份。我的爷爷是长子，四房人虽已分灶，却仍共同居住在这座日渐衰老的老屋里，共同在堂屋跪拜祖先，延续着烟火人间的故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