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骄阳里的标本与黄泡

杜茂

　　1985年5月17日，是个晴朗的星期五。彼时的大理师范，校园如一座规整的花园，果园与林园的景致交织，我们103班循着课程表，开启了寻常又格外忙碌的一天。清晨跑了几千米早操过后，八点起的课程便接踵而至：要亲手操作、暗藏几分危险的化学实验课，需对着实物落笔的美术写生课——晚自习还得交一张卡纸写生作业，还有在运动场上跑完三千米越野的体育课。一上午的课程早已耗尽气力，十二点吃过午饭，多数同学回到宿舍，倒在高低木床上便沉沉睡去，连行李都来不及细细收整。

　　我们315宿舍的男生，正陷在酣甜的午睡里，忽然被本班团支书刘仕学的大嗓门喊醒。我揉着惺忪睡眼掀开被子坐起身，只听他急促地说：“下午第一节生物课，李老师让提前一小时结束午休，全班排队去下关到巍山路段的郊区农田山上采植物标本，回来教我们制作。”我心里暗自嘀咕：采个标本而已，何必这般大张旗鼓？今天怕是又要累垮了。无奈之下，我和宿舍同学懒洋洋地收拾好东西走出宿舍，其他宿舍的同学也陆续赶来，在大门展览柜窗前集合。

正午的太阳悬在高空，光线几乎垂直射下，金灿灿的光束晒得人额头冒虚汗，后背早被汗水浸透，大伙都眯着眼，连头都抬不起来。可瞥见班委和团委干部们精神抖擞，肩上还背着装标本的木板夹，满肚子抱怨的我们，也只好乖乖归入队列。随着班委一声口令，两列纵队朝着学校西边的下关郊区出发，脚步里藏着掩不住的疲惫。

　　从师范东门出来，沿着滇纺与学校之间的小河路往前走，那时路边还是学校、滇西纺织厂和滇缅公路附近各村子的农田，偶尔能见到几座村民盖的民房。下关到巍山公路以南，是片两山合围的葫芦形峡谷，谷地里梯田层层，大春时人们种水稻，小春便点上蚕豆、豌豆和小麦，靠近城区的农田旁，村民多栽着时令蔬菜，供给城里的居民。峡谷北边的山坡下，藏着几个彝族小村，林深树密，只通土路，村后是果园，山顶则连着林区。我们来到滇缅公路往东行几百米，便到了巍山路与滇缅公路的交叉口。转向沿着山脚往南的土石路走——那就是下关通往巍山的路，也是通往大理州精神病医院的路。路的北边，一条小沙河汩汩流淌，岸边丛生的灌木将河道衬得愈发清幽。

　　那时节，小沙河边的农田还没栽上稻秧，农人们或扛着锄头挖板田，或牵着牛犁地，身影在田间缓缓移动。我们走在烈日炙烤的巍山路上，路旁一丛丛黑绿的刺巴里花早已谢尽，枝头只余下一束束绿色小果子，有些刺丛还被一层黄黄的菟丝子裹着，连枝叶都难以舒展。大家一边走，一边谈论着路边的植物，盘算着要采集哪几样做标本，原本整齐的队伍渐渐散了，三五成群、四个一伙地散开，冒着酷暑懒洋洋地走向田间、小河绿丛与山脚山坡，目光在绿意里搜寻着可采的植物。

　　初夏的太阳直射下来，每个人都汗流浃背，疲困得直不起腰，有的同学忍不住叫苦连天。就在这时，路旁、河边刺丛与山坡荒地间丛生的黄泡，忽然勾住了所有人的目光。

那黄泡茎秆挺拔，足有三米高，浑身裹着细密的绒毛，分枝上的倒卵形小叶形态各异，顶端或呈浅心形，或近似截形，枝头顶端的小叶明显比侧边的大，错落间藏着野趣。春季时枝端会绽出浅红色的花，花瓣像精巧的小汤匙，边缘带着细锯齿，宽扁的花丝簇拥着子房，子房上的细柔绒毛宛如一层朦胧纱衣。此时花已谢去，金黄色的小果实悄悄冒了出来，圆滚滚的像迷你草莓，每个核果顶端还顶着柔软的绒毛，可爱得很。

本就口渴难耐的我们，早被这野果勾得挪不开脚——那味道实在诱人，纷纷钻进河边或山坡的黄泡丛下，摘下几颗往嘴里送，酸中裹着甜，汁水饱满，顺着喉咙滑下去，瞬间解了暑气，连身上的疲惫都似消散了几分。

　　在郊外采了近一个小时标本，我们跟着班团委的脚步返回学校。走进生物实验室时，李老师已在讲台上摆好了吸水纸、台纸和针线，阳光透过窗户落在桌面上，将那些带着泥土气息的植物叶片照得透亮。我们围在桌前，按照老师的指导，小心翼翼地把采集来的植物展平，铺在吸水纸间按压，再用针线固定在台纸上，指尖还留着黄泡的酸甜余味，连整理标本的动作都轻快了许多。

　　那天的疲惫早已随岁月淡去，唯有五月骄阳下的田野、沙沙作响的刺丛，还有黄泡那口酸甜的汁水，连同台纸上渐渐干燥的植物标本一起，成了青春里一枚带着草木清香的印记，每当想起，仿佛还能触摸到当年阳光下温热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