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印刷在衢州•史话杂谈（第十五集）

曾敖林

第六章 晚清衢州府书院和雕版刻书业转型承前启后

续前集，导读提示：走进《清史稿》，看爱新觉罗晚清家族皇帝继位的文化传承，记录着一段不容忘记的历史，时光在这里放慢了脚步。国家耻辱、百姓蒙难。自康乾盛世以来，为了维护爱新觉罗家族的专制统治地位，在江南推行汉化政策。通过吸纳汉文化、对江南清儒士人的思想控制，转而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再加上浙江具有深厚的儒学文化底蕴——以南孔圣地（衢州）儒家的朱熹理学和浙东派（宁波）的阳明心学为汉文化核心，浙江的文化事业得到迅速发展。由于采用制度性的汉化政策，使得清王朝从满洲八旗封建政权逐步转变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宁波成为浙江唯一的通商口岸，西方的思想文化逐渐在浙江大地上产生认知觉醒。传教士将先进的印刷技术带到中国，从而开启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近代化进程，欧美的民主宪政思想使浙江清儒士人开始反思国家的前途和方向。国家振兴、民族复兴。发生作用的中国文化思想包括增强传统文化自信心，是晚清进步人士的人生智慧与思维方式。中西文化的结合，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军事技术、工业技术、社会政体等），用以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构建出近代中国文化的新式哲学体系，可形成既有深度分析又有系统整合的思维模式，强调社会和谐与责任担当，推动晚清中国教育体系近代化进程与国际社会接轨。然而，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中华民族遭受屈辱，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受到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新的印刷技术和编译出版方式为华人所效仿。纪实证明了晚清官立中国文化儒家思想的道统、政统和学统都不行。在近代中国，中西哲学融通的智慧，主要在对不同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互补性融合，通过跨中西文化对话实现思想创新。西方文化以自然法、契约论为基础，注重个人权利与法律平等。“天道与人道”是中国文化（哲学）的核心概念，天道是指宇宙运行的自然法则，人道则强调人类社会的伦理准则。晚清官立考据学派（学统）主张天道与人道（道统与政统）的和诣统一。如道家的“道法自然”，认为天道“无为而尊者”，主张乘势而为的思想。见《庄子》“无为而尊者，天道也！”儒家将天道与人道结合，视道德化为宇宙秩序，认为人道“以仁义为准则”，规范人际伦理关系，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实现人道价值。佛家则将天道纳入六道轮回体系，视为福报境界但仍需超越。由此可见，中西文化的差异与冲突表现得尤为明显。“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句话强调了书籍是知识的宝库，能够传递无尽智慧，开阔视野，帮助国人不断进步。阅读新式书籍，注重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政体制度等思想渐趋流行，成为近代清儒士人备受关注的新生事物。

第二节 中西文化差异的冲突和融合——西方出版业的启蒙

近代中国，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浙江出版业包括衢州府刻书出版业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首先，在出版印刷技术上，雕版刻书术继续存在的同时，新式印刷技术开始起步。其次，除了传统文献（史书编纂）整理外，新式的西学书籍开始大量地翻译和出版，成为这一时期颇有特色的风景。中西文化差异的冲突和融合，从本质上讲中外文化是在司法领域激烈碰撞的产物。西方列强基于自身的法律文化与价值观念，试图将清朝中国纳入其主导的国际法秩序之中。而晚清政府的政治制度观，则必牵连深入到文化史，仍在坚守传统文化（律例）的同时，束手无策不知如何应对西方的挑战。例如18世纪以来，西方列强觊觎中华，凭借着工业革命成果的科学技术先进，肆意在我国测绘水陆地图，致使中华民族利益受损。在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中现存有一张衢州城图，出现在1736年Du Halde编写的《Description of China》一书中。汉名作者杜赫德从未踏上中国国土，也不懂中文，但他收集了众多在华耶稣会传教士有关中国的通信、著作、研究报告，精心选编成《中华帝国全志》，其中包含了中国各地的不少地图。法文“KIU-TCHEOU_FOU”意即衢州府。这张衢城地图非常之简单，以上南下北为方位，描绘了环绕衢城的江山港、常山港、衢江、乌溪江等水系和若干山丘的基本地理情况，以及衢州城六座城门、水亭门外江上的浮桥。城内的几座四处图标应是龟峰、峥嵘山和府、县衙署。

在文化渊源方面：近代西方文化突出个人自由和权利保障，强调理性分析与逻辑推理，擅长拆解万物本质转化为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如古希腊哲学对物质与精神的二分法）。而清朝中国传统文化则仍以儒家礼教为核心，强调伦理道德与等级秩序。儒家思想体系在汉代确立正统地位后，经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等历代学者发展，形成了汉文化的四书五经、三纲五常的理论框架，对东亚文化圈产生了持续了两千余年的深远影响。在明清时代，被人们奉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得儒家思想进一步全面控制了中国社会。“‌仁义礼智信‌”是儒家伦理体系的核心准则，合称“五常”，分别代表仁爱、正义、礼制、智慧、诚信五种道德品质，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伦理框架。在不同语境下，五常通常与“忠孝廉耻勇”等德目连用，如完整表述“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三纲则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反映出儒家伦理在历史中的扩展与细化。‌‌孔子学说的核心思想——“仁”，始终如一地贯穿在整部《论语》中，引导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进程，成为士大夫心中屹立不动的丰碑，也使得每一个时代的中国人在立身处世上有一把良心尺度。于是，就有了“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样说法的神话。为了帮助弟子们学习千年经典绝学的儒家思想，南宋的朱熹在闽浙讲学时把《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辑录在一起，称为“四书”。“五经”于书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为历代儒学弟子核心研习书经。诗温柔宽厚，书疏通知远，礼恭俭庄敬，易洁静精微，春秋属词比事。

书籍，与刻书出版业始终伴生以传播文化为目的，用文字或信息符号记录于纸质上的著作，也是人类思想的产物。乾嘉以降，官立浙江书局等出版机构的创立，制约着结社讲学和自由编书的政策，使得浙江出版业一度陷入十分沉寂的局面。近代以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浙江的藏书家和书籍编纂家，可谓人才辈出，风起云涌，尤为浙东学派建立的新式出版印刷馆成为这一时代的特色。在宁波，不仅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出版家与学者，而且启动了浙江出版业的近代化进程，浙江的传统雕版刻书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西方的印刷技术开始涌入浙江大地，其华人效仿意味着传播媒介的革新，新的出版群体也应运而生，白话报与商业杂志渐趋显现。另一方面，一批在浙江任职的官吏学者开始投身于文化出版事业，使得蜚声海内外的官立浙江书局等出版机构在开启民智，传播西学、保存古籍等方面持续发力。阅读新式书籍，成为晚清清儒士人备受关注的新生事物。道咸期间，西方驻衢州府传教士散发的《圣经》等西学书刊，在出版印刷技术上新的铅字印刷技术，使得所出版的书籍质量和出书速度大幅提升。浙江书局浙刊衢刻聚秀堂（衢州府官立出版机构）和衢城民间幸存的张文锦斋木刻版业受其启发，在民族危机意识的感召下，逐渐由雕版刻书业向近代出版印刷业转型和发展。外国人在儒家心学发源地宁波设立的新式出版机构：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美国长老会基督新教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将设立在澳门的“花华圣经书房”(1844年创立)迁至宁波，用汉字金属活字印成《圣经》书籍。1859年英籍传教士姜别利到任，易名为“美华书馆”，依靠浙江雕版技师王风甲，发明了汉字铅印活字铜模1一7号大小7种宋体铅字，后称为“美华字体”。对晚清中国新式（近代）出版印刷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编译出版自然科学教科书，传播西方科技知识。1860年因太平军战乱，美华书馆从宁波迁往上海，此前曾出版传教士早期编译的自然学科等近代书籍多种，其中以《代数备旨》、《形学备旨》、《八线备旨》、《代形合参》等书籍最为著名。形学即几何学，八线即三角涵数学。

　　（一）衢州府刻书出版业转型的历史背景——苦命天子与内外战事不断

道光三十年（1850年）庚戌正月，道光皇帝病重，诏令宗人府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等，公启秘匣，宣示御书：“皇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封皇六子奕訢为恭亲王”。正月十四（公历2月25日），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道光皇帝，在北京圆明园慎德堂驾崩，终年69岁。未满19周岁的四皇子爱新觉罗•奕詝继位，是为咸丰皇帝，追封藩邸嫡福晋为皇太后，上谥“孝德”；封皇七弟奕譞为醇郡王。咸丰帝当政的年代（1850年至1861年），正是中国历史重要转折的年代。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是一个体弱多病的毛头小子，在即帝位的时侯，大清王朝已经陷入内外交困双重的统治危机——国家况逢多事之秋，无以膺此艰巨，个人命运与国运兴衰的深度捆绑。1850年，太平天国运动兴起、捻军、天地会农民起义遍及大江南北，重用汉人曾国藩平叛，湘军由此而起，捐厘助饷随之而生。这是皇上的内忧。1856年，英法两国乘人之危，以广州“亚罗号事件”和广西“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俄美则以“调停人”的身份国趁火打劫、充当帮凶，这是皇帝和朝廷的外患。第二次鸦片战争最终以清政府战败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天津条约》割地赔款为告结。历史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咸丰帝，竭尽全力，却因年少无知，自叹且自弃。古代皇帝并非真有做皇帝的资质和才能。有些人甚至十分平庸，却因生在皇室，被其父立为皇储。这样的皇帝，在和平年代中能够安稳地在皇宫呆一辈子。而多事之秋的咸丰当了十一年皇帝，可他从来没有安稳过上一天，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忙得几乎到了喊天哭地的地步。尽管有象曾国藩那样的“中兴名臣"力保大清，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除皇上对国家时局的忧虑。在满清权贵的眼里，毕竟满汉不一心，咸丰皇帝奕詝就是这样一个可怜的苦命人。

1）内外交困：苦命的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登极不足一年，中国南方各省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科举考试屡试不中的洪秀全、冯云山等人趁道光皇帝驾崩之时天下大乱，出游天下，传播“上帝真道”，历经广州及附近十县开展秘密活动，收效甚微未果。然后溯西江而上，进入广西贵县赐谷村，劝人只拜上帝，不拜孔儒及邪神。两广岭南地区本来就地瘠民穷，恰遇上道光二十六年至三十年（1846年一1850年）期间连续五年水、旱、虫等天灾发生不断，黎民百姓生活更加困难。岭南劳苦大众不堪忍受煎熬，洪秀全于咸丰元年（1851年1月）庚戌十二月，在广西发动了金田起义，运动席卷中国南方连克湘南州县，国号称：太平天国。太平军势如破竹，很快占据清朝半壁江山，设都江宁府（今南京），改称：天京。

咸丰五年（1855年）4月，衢州府城发生了乙卯年台勇之乱。据《民国西安志》载：浙南台州兵勇2000余人投太平军，路经龙游县、衢州府城、常山县，戮杀衢州府团练，西安知县吴来鸿率团练兵抗争将其杀退。与此同时的南方，咸丰六年（1856年）10月，在英国注册的中国商船“亚罗号“，因涉嫌走私被广州水师搜查。英帝国以“侮辱国旗”为名要求清政府道歉赔偿，遭拒绝后成为英帝国宣战借口。1856年11月，英军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炮轰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57年2月，法国则以“马神甫事件”加入战局，形成英法联军。法国加入联军侵华的原由可追朔到1853年，法国传教士马赖（即马神甫）因非法潜入广西传教被处决，法国借此机会托词联合英国出兵。英法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华利益。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占广州，俘虏两广总督叶名琛。1858年，英法联军炮舰队北上津门大沽口炮台，直逼天津。1858年6月初，当英法联军攻陷了津门大沽口炮台时，咸丰皇帝奕詝命恭亲王奕訢留京议和；指派东阁大学士总理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与英法两国全权代表议和；并商请俄国和美国作为国际关系调停人。

在天津，桂良等人被迫同意英法两国全权代表提出的大部分条款，但对公使驻京免除跪拜礼仪，以及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通商两项条款不敢应允。6月底，桂良等人在天津代表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草案，待中国皇帝签字批准后生效。该条约与《中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构成《天津条约》主体。战争中沙俄以“调停有功”自居，趁火打劫、不费一兵一卒协迫清地方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该条约割让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给俄国，并将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区；时过仅半个月又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从而成为最大赢家。美国则利用国际关系调停人的身份，抢先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凡中国与他国议定的各项条款，美国享有同等特权”。

2）丧权辱国：清政府先后与英法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律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①各国派公使驻北京，并在各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②增开通商口岸，除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口岸外，增开天津、牛庄（今辽宁营口市）、登州（今山东烟台市）、江宁（今南京）、镇江、汉口、九江、潮州（今广东潮汕二市）、台湾（今台南市和新北市淡水区）、琼州（今海南海口市）11个城市为通商口岸。③外国兵船和商航可以在中国各通岸口岸停泊和自由航行。④耶稣基督教、天主教得自由传教，对传教士、协教者，中国地方官务必加以保护。⑤外国人可前往中国内地游历、通商，并可在各通商口岸租地盖房、居住，设立教堂、医院、学校、贸易、仓库和墓地等设施，中国地方官务必加以保护。⑥允许外国人自由招募买办，雇佣中国工人，并可以将他们带出国（奴役）。⑦若外国人与中国人争斗，犯法者为外国人，则由外国领事官审明，以外国法律治罪，中国地方官无权过问。犯法者为中国人，则由中国官员审明，以中国法律治其罪。⑧外国商人在中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后来，英法二国又派员在上海举行会议，修改关税税则，确定领事官裁定权和片面的最优惠国待遇，凡中国与他国议定的各项关税条例，英俄美法四国皆可享受同等特权。⑨中国清政府支付给英国和法国赔偿银各400万两，合计赔偿800万两白银。

3）军事对抗与反复：咸丰帝在热河看到条约样本十分愤怒，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天津条约》第三款允许外国公使携家属驻京免除跪拜礼议，打破了“天朝”与“夷狄”的藩篱，甚至提出免除全部关税作为交换条件，只为维护传统礼制。此举反映出咸丰帝对近代国际关系和关税主权认知不足，遭大臣劝阻后放弃。根据桂良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英法两国需在一年后与清政府互换条约批准文书，且换约地点定为北京。‌‌清廷为避免外国公使常驻北京，试图改在上海换约，并限制随行人员及武器，但英法两国坚持按原条约进京换约。1859年6月，英法两国再次组织英法联军向大沽口炮台进攻，僧格林沁在大沽口伏击，侵略军被击败。咸丰帝见大沽口炮台小胜大喜，宣布《天津条约》作废。

4）在恐惧和屈辱中死去：1860年春，英法侵略军调兵遣将又一次组织侵华联军，大举入侵；6月，英法联军向大沽口炮台进攻获胜；7月，进攻北塘古镇，咸丰帝在和战之间举棋不定，痛失歼敌良机；8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随即向北京进犯；咸丰帝逃亡承德热河避暑山庄；10月6日攻入北京，次日圆明园遭到抢劫，并被焚烧殆尽；在热河的咸丰皇帝奕詝闻讯后精神崩溃，自暴自弃沉迷于酒色。咸丰十年（1860年）10月，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彻底战败后，又与英国、法国、沙俄和美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及昂船洲割让给英国。1861年，咸丰帝被迫在《北京条约》上签字，不久便在恐惧和屈辱中死去。《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清政府承认《天津条约》是有效的，包括《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中美北京条约》、《中俄天津条约》和《暧晖条约》。互换条约批准文书后生效，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至此，外国侵略者扩张势力遍布中国的沿海各省、长江中下游流域、台湾岛、海南岛和黑龙江、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二）浙江战事频繁衢州府成为内乱战争的主战场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失败、割地赔款而告结，加快了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的同时，国内战事不断。在清廷对外战争期间，太平天国军队席卷南中国，兵锋所向势如破竹，浙江内乱战争频繁发生。据《平浙纪略》载：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太平军石达开占领江山县城后，分两路向浙西重镇衢州府发起进攻。浙江按察使、金衢严道道台缪梓，奉命到衢州府督军苦守三年，知府马椿龄、西安知县李莆田和总兵饶廷选率领兵勇闭城固守。衢州府城坚如磐石，石达开围城九十一天攻城不下退兵。咸丰十年（1860年）浙江首府杭州城攻陷，浙江巡抚王有龄破城之日自尽。太平军还攻陷了嘉兴府、绍兴府、宁波府、金华府、处州府（今丽水）、严州府（今建德）、台州府及湖州部分县城。整个浙江之形势笈笈可危，幸存城池仅为衢州府和温州府两座孤城，曾国藩疏荐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围攻衢州府城。左宗棠领楚军从安徽屯溪（今黄山市）进入浙江衢州府与太平军作战，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成功击退了忠王李秀成太平军对衢州府的围攻。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并兼署浙江巡抚。二月初五，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分东、西、南三路围攻衢州府。左宗棠坐镇衢州府，令知府刘典、同知刘璈、总兵丁长胜及参将黄少春等将率清军迎战，多次在西安、常山、龙游、江山和开化五县等交通要道与太平军激战。三月初一，曾国藩派道员张运兰部扼守婺源白沙关，以截断太平军进入江西的退路。初三，浙江盐运使李元度率九营会左宗棠，分兵去肃清江山，太平军江山守将谭星率部反击打败李元度部。初五，福建清军总兵曾元福领兵过仙霞岭夹攻江山城，被太平军打败退回福建浦城待命。二十二日，左宗棠再次组织兵力，同知杨昌濬部连败太平军翟天风部营垒七座；刘典部攻打城西花园岗……。清军分九路进攻太平军，终于击溃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对衢州府的围困。

关帝庙遗址，今南街时代生活广场

据相关传书载：清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围攻衢州府城，派部将冯谷胜、陈寿、赖世僦、林彩新等领兵驻扎于城西铜钱岭（今彩虹桥西岸）至龚家埠头（今书院大桥西岸）一线，连营10余里与清军隔衢江对峙。左宗棠集中闽浙各路清军，行辕设于衢州府城内一关帝庙里（今南街时代生活广场，上世纪五十年为衢县行政干校内）。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前来衢州府拜访左宗棠。这是胡雪岩与左宗棠的第一次见面，起初左宗棠对胡雪岩不信任。为了整饬官吏，准备严办胡雪岩的“不法之事”。胡雪岩不卑不亢地回答：“如果真的是光墉（胡雪岩字）有什么不法之举，大人请严办，光庸也甘愿领罪。不过，自问还不敢为非作歹，也不敢营私舞弊。当年受王中丞知遇之恩，处事不避劳怨，得罪一些人是很正常的。”左宗棠又进逼曰：“是不是如你所说，仍待调查。至于你说受王中丞知遇之恩，为什么在杭州被困的紧要关头，不知你到何处去了？”胡雪岩又说：“大人冤枉在下了。我先请教大人，当时杭州被困，王中丞苦苦撑持，眼中流的不是水，而是血，盼的是什么？”左宗棠道：“自然是援军。”胡雪岩用低沉的声音回答，“是。当时有李元度（湘乡军）一军在三衢山，千方百计地想催他来，就是不到，只好作坚守的打算。请问大人，危城坚守靠什么？”左宗棠答：“自然是粮食。”胡雪岩说：“不错，可是当时（杭州）城中已严重缺粮，甚至开始人吃人。士兵们连枪都拿不动，一阵风便能刮倒，还谈什么守城。这种局面下，王中丞找到了我。”胡雪岩忽然抬起头声音也随之提高了，语气坚定，不容置疑，侃侃言道，“王有龄是巡抚，守土有现责，要到上海采办粮食，而且办米的银钱他一文也带不出城。事关重大，他正是因为信任我，才找到我。而这件事只有我能做，根本不容我不做。”左宗棠听了觉得言至有理，连连点头地问：“后来呢？米办到了没有？”胡雪岩的头深深垂下，语声黯然地说，“办是办到了，可是已经无济于事了！”接着胡雪岩把杭州城被太平军围困之时陈叙了一遍：王巡抚曾交给胡雪岩两万两银子赴上海等地采办军粮，他自己则守土有责留在杭州守城。后来胡雪岩将采办到的一万石米，并聘请了120名洋人荷枪实弹押运，从海上船运经杭州湾至钱塘江南岸西兴古镇（今杭州市萧山区）。太平军不敢袭击洋人守护的运粮船，却屡次打败前来接应军粮船进城的杭州守城之清军出城进攻。僵持了12天，杭州城断粮被太平军攻陷，王巡抚自刎成仁；金衢严道台、浙江按察使缪梓被杀。左宗棠听得很仔细，边听边点头，直到胡雪岩讲完。看得出左宗棠已有几分感动，但他仍自负地说：“人家告你的那些话，我还是要查一查，果真像你说得那样，自然另当别论。”胡雪岩从身上掏出一个红封袋来，呈上说：“这是当初王中丞答应办粮的二万两银票，如今面缴大人。”左宗棠没有接，唤来了粮台的管事，收了胡雪岩的银票，了却了一件公事。从此胡雪岩得到了左宗棠的信任，后来左宗棠委托胡雪岩办洋务，从上海西方买办处购得大批军械，助力左宗棠彻底打败太平军。

上图为王天塔，下图为城南石室烂柯山

（三）衢州府及所属各邑书院的刻书出版作坊大多毁于兵燹

左宗棠坐镇衢州府，激战四年打退太平军，最终于同治三年（1864年）收复了浙江全境。兵燹后的衢州府和所辖各邑满目疮痍：农舍耕田被毁，作坊店铺湮灭于焦土瓦烁，到处都是断壁残垣一片废墟的凄凉景象；百姓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商贾避乱回乡，连洋教士和华裔协教也逃之夭夭暂时撤离了衢州府。如衢州府城内原先有三座“镇魔古塔“景观和一座衢州府校士馆。它们分别坐落在天皇巷口的“天王塔”、在城西北的“铁塔”、在城西南的“铜塔”和在城北的衢州府校士馆。咸丰年间在太平军围城时，衢州府守城将领为加强城池防守，拆毁铁塔铸成炮；为弥补军晌，拆毁铜塔铸成铜币；拆毁衢州府校士馆作兵营，最后仅剩下一座天王塔。‌战后衢州府书院的刻书出版作坊大多毁于兵燹和解体，幸存者聊聊无几。

柯山书院，在衢州府城南石室烂柯山。南宋时期，衢州府的书院数量居全国前列，在全国22所著名书院中，衢州府有柯山书院与清献书院两席，占据重要地位。 ‌‌柯山书院的前身为梅岩精舍，北宋宣和年间（约1119年至1125年），著名诗人毛幵(jiān)在烂柯山梅花坞创建。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衍圣公孔端友扈跸南渡至衢州后，衢州府逐渐成为儒学南传中心，其南孔家族后裔（如孔元龙）通过柯山书院等机构延续儒学教育，形成“北孔南迁——书院兴学”的文化脉络‌。南宋时期，儒家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曾在此讲学。淳祐四年（1244年），经衢州郡守杨彦詹奏请朝廷更名为：“柯山书院”，自此成为官方办学机构。柯山书院凭借着理学教学理念而闻名，吸引了大量学子。 在徐霖、孔元龙、孔演等儒家正统名贤的加持执教下，形成“听讲三千三百人”的盛况。培养出众多人才，使得南宋衢州府的科考及第榜单人数名列全国第二的辉煌顶峰，延续了衢州孔氏“东南阙里”的文化底蕴。 ‌‌至元十九年（1282年）孔诛让爵后，衢州府的孔氏大宗逐渐式微，混同平民。南孔末代衍圣公孔洙为自己改字“景清”，号“存斋”，以“景行行止”、“存圣祖之道”作为南孔后裔的余生事业。大批南宗有学之士走出家门，以平民成俗为己任，足迹遍及浙闽赣苏等省。柯山书院失去儒家名师的支撑，在元代之后则销声匿迹，无影无踪。一说是柯山书院毁于元末明初兵燹战乱之中？但究竟是哪一场衢州战事呢？柯山书院是全国著名书院，明史是中国古代二十四史的正史，重大历史事件应当有史书记载，其说则经不住史记纪实的推敲。据考证：明清时期，孔氏南宗后裔中一部分留在衢州府护持林庙玺书，生计日绌，赖以平民身份传承儒学为业。而另一部分衢州府孔氏南宗后裔中名贤，在明清时期出现了许多的学官。譬如：杭州万松书院最初为唐代报恩寺，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改建为书院之后，聘请孔子第五十七世嫡长孙孔衢、孔绩等贤达者主持院务，一直延续到清代。 ‌清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写下六首关于万松书院的诗，其中一首诗句写道：“气助湖山钟远秀，道尊孔孟有真源。”这个“有真源”，就是指孔氏南宗后裔中贤人以名士贤达为友，奉行忠君爱国理念，支持儒家理学和柯山书院教育。由此推断，有一部分明清孔氏南宗后裔坚守在柯山书院继续教学，则以自己的方式“皓守穷经”编著有关忠孝廉耻勇的书籍，刻印兜卖，聊以度生。然而，此时的柯山书院已是民间私塾，大多南孔后裔则沦为“混同平民”的教书先生，只不过在漫长的岁月里“未混出名堂”——没有可肯定其史学价值的经典作品。因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境界，分别指建立功业、树立道德典范、留下传世言论，三者构成古代读书人终生追求“青史留名”的精神标准。

一直到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围城，柯山书院毁于兵燹。这从战后衢州“履勘安抚，振兴教育”的几则实例可以看出：同治三年（1864年）十一月，衢州府孔氏南宗立宗子，闽浙总督左宗棠介入衢州家庙抽签选嫡，确立孔子第七十三世孙孔庆仪为翰林院五经博士，此时孔庆仪甫生五月。湘军团防教官杨昌濬，跟随左宗棠在衢州府作战，击溃太平军侍王李世贤有功，升任衢州知府，负责战后地方重建。集乡绅劝捐，修复衢州府孔庙等多座书院，其中用府衙倡捐银以低价收购了修文书院，易名为“衢州书院”。然后，聘请“家有高堂不远行”的孝子、衢州南孔第七十一世孙孔昭晙，热心于公益教育事业，在此处继续教书育人吸收外姓孩子入学，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每岁科两试，及门获隽者常八九人。”光绪期间，浙江学政瞿鸿𧝞亲临衢州府寻访孔昭晙，欣赏其品行和才华，誉之为“品学两优，不愧为圣人后裔”。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清廷学部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中国人自己开设的新式学堂陆续出现。衢州南孔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孔庆仪，是一位“得风气之先”的新派人物，他与族内同仁孔昭晙一道倡兴教育光大儒学，将衢州书院改为“新式中学堂”，改孔氏家塾为“两等完全小学堂”，两座新式学堂突破旧式科举取仕的教育体系，修身课程成为新式学堂的新学科。新式学堂均接收外姓以外的孩子入学，依据清末“壬寅学制”的规定，引入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课程，以及外国语的普及是新式学堂的特点。但旋因经费不足只能放弃新式中学堂，仅保留两等完全小学堂，辛亥革命后改为“尼山小学”。

现存“衢州书院”，非柯山书院，而是一座遗存的清代书院，位于今柯城区小西门40号。这座被遗弃的清代书院之历史可追溯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由衢城名士、雍正元年举人吴士纪创立，初名为“修文书院”。该书院在道光年间，已经失去宋明理学鼎盛时期的自由学术氛围而解体，吴氏后裔在同治年间将其转让给官府，美其名为“衢州书院”。用城市地名命名书院，看似简单，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意义。柯山书院，它既是儒学先贤文化活动的重要标识，也是衢州府地域文化特色的鲜明体现，可惜这座千年书院本可以与岳麓书院齐名却毁于一旦。然而，在同治“目今九洲清宴”的背景下，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风暴已被平伏，用“衢州书院”地名命名权来掩饰“诏令各省兴复书院”，结果是振而不兴，上下因循苟且、官吏苛刻之风日甚一日。这种虚假记录时代变迁的作为终将令后人唏嘘不已。遗憾的是，如今这座清代书院仅存古老建筑，是市级文物保持单位尚未开放，它等待着人们的发掘与传承。衢州书院历经多次毁坏与修葺，整体依旧占地850平方米，坐北朝南呈纵长方形布局。自南向北，依次可见大门、前厅、后厅及楼房。前后厅之间巧妙地布置了天井，两侧则设有厢房与走廊，后厅与楼房之间亦同样设有天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建筑风格中独特的垂花悬柱减柱设计。

上图钟楼底赵拤祠，下图正谊书院府山旧址

清献书院，在衢州府城北书院村。南宋全国22座著名书院之一，南宋咸淳四年（1268年），郡守陈蒙于赵拤故居（今城北沙湾村）创建书院，并聘请学者陈彦正担任山长。历经宋元明清四朝。咸丰间，毁于太平军兵燹。

正谊书院，在衢州府城内。乾隆十年（1745年），知府胡文溥重修“爱莲书院”，更名为“正谊”，意取董仲舒“正其谊而不谋其利”；硕儒邵晋涵任山长。乾隆二十九年，知府甘士瑞继修，增置书院田亩。嘉庆八年（1803年），知府朱理继续增建。‌光绪间，知府解煜、林充扩允诸生膏火。光绪二十七年（1897年），继任知府洪思亮为正谊书院题“敦品力学”匾额，孝廉冯一梅、明经吴子弓相继任山长，成为（衢州一中）校训。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改名衢郡中学堂，为衢州府最高学府，拔贡叶师蕴任总理。

鹿鸣书院，在衢州府城内。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衢州知府谢最淳于县学街东，创建西安县学鹿鸣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书院初中部併入正谊书院，小学部改为西安县鹿鸣高等小学堂。

文溪书院，在江山县。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知县李玉罗扩建涵香书院，易名为“文溪”，有山亭、岸舫、讲楼，树木成荫，绕以回廊。咸丰间，毁于太平军兵燹。因战时衢州府校士馆作兵营所毁，文溪书院遗址扩建暂作试馆，后改为江山中学堂。

定阳书院，在常山县。道光三年（1823年），知县罗升棓集邑绅劝捐，买民房数所，鼎建于西门南隅。前有戟门，中有讲堂，后为公暇见之地，两翼斋房栉比鳞次。咸丰间被毁。同治元年(1862年)，知县黄敬熙筹款修建。同治八年(1869年)，知县潘纪恩对定阳书院的产业进行清理并登记造册。光绪七年(1881年)，知县谭恩黻建造头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县学废，定阳书院更名为定阳高等小学堂。

凤悟书院，在龙游县。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翰林、知县秦淳熙倡捐筹建县学于县学街西，并题额“凤梧”，意取《诗经》：“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延邀钱塘翰林饱学之士王宝华掌教兼任山长。咸丰间，毁于太平军兵燹。同治五年（1866年），知县熊绍璜修复。光绪十四年（1888年），知县高英召集绅民，集巨资重建。讲堂隆崇，斋室幽敞，足可容纳千人。继任知县张昭捐廉银，筹资金、膏火修之贵，皆有所资。藏书八千余册，并刊印藏书目录，龙游历史上之藏书楼自此始。名儒余庆椿、冯一梅、叶元祺等相继任山长。清末废科举，改为龙游高等小学堂。

开邑县学　又称学宫、孔庙，为开化县官衙创办始建于北宋，位于县治之西北。北宋政和五年（1115）因校址范围狭小，县令李光遂移于通济门内上首崇文巷之东北。后历经多次迁移，直到清康熙六十年（1721），经地方乡绅众议复迁城内起凤门旧址。是年九月，贡生詹锡武继承父志，捐资独任建学，并按孔庙规制建有崇圣祠、大成殿，设孔子神位，旁设四位配神，东配复圣颜子、述圣思子，西配宗圣曾子、亚圣孟子。四配后设十二哲神；东西两庑各五楹设先贤、先儒之神位。自此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地方官皆进行多次修葺。学宫（开化县孔庙）院内宋时所种植柏树，已逾数百年，饱经风霜，至今依然叶繁枝茂，摩空挺拔。

钟峰书院，嘉庆开化县学，位于开化县城北面。钟山之麓，其址原为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所造学宫。清康熙时，学宫迁城内，旧址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由开邑名士宋思襄改建为钟峰书院。并题《书院营成诗以志喜》七律一首云：“凭将钟麓柱修椽，喜作云梯妙斡旋。材力多惭负弩后，经营独自作鞭先。绚半鸟革晕飞焕，伫看腾蛟起凤联。绕屋还将栽杏桂，探花好作玉堂仙。”咸丰间被毁。清同治十年（1871年），教谕任官燮集资修复增造魁星阁。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知县魏象书筹银1314元，改钟峰书院为官立钟峰高等第二小学堂，堂长廖汝龙。

天香书院，光绪开化县学，位于开化县城西面玉屏山东南麓。乾隆初年，由华埠人戴世伟捐西山别业房屋创建。因院内有两株高大的桂花树，遂称天香书院。咸丰间部分被毁。同治十年（1871年），江西万载县人、进士汤肇熙任开化知县重修，曾亲赴书院察看并题《至天香书院》五律一首：“父老来无恙，光阴别几何。人家鸡犬好，客路雨烟多。诗酒岁寒友，功名春梦婆。相看疑寤寐，书剑自摩娑”。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二月，知县唐继勋，改天香书院为官立天香高等第一小学，堂长詹岩。民国二年，天香与钟峰二校合并，成立县立第一高等小学。

晚清篇•未完待续

文字原创：曾敖林

初稿时间：2021年2月

校勘核稿：曾敖林

定稿时间：2025年9月日22日

图片来源：曾敖林自拍

美篇制作：曾敖林

制作时间：2025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