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户

兰若寺DE妖医

一中负责收发的女老师将录取通知书递过来时，父亲双手抖索得如同秋风中摇曳的枯叶。他指头粗糙，笨拙地摩挲着信封，一时竟不敢拆开。老师微笑着，声音里也带着几分郑重：“孩子出息了！”父亲方如梦初醒，才终于将那张纸展开来，一字一字地端详着，仿佛在辨认久远失落的珍贵信物。他长久地、无声地抚摸着那几个字，然后猛地抬起头，眉目间挤出笑纹，抖落了一地灰扑扑的尘土，又掺杂着多年未曾见的、孩童般的无措与欢欣。

消息像风，一夜吹遍了整个村落。第二天清晨，左邻右舍的脚步声便纷纷踏进了我家的门槛。最先赶来的是邻居，她胳膊上挎着个沉甸甸的竹篮子，里面堆满了鸡蛋，那鸡蛋壳上还残留着些许新鲜的鸡粪和几根麦草梗。“娃出息了，”她脸上绽开笑容，声音高亢，“这些鸡蛋，给娃补补身子！”母亲慌忙推辞，麻婶却执意把篮子硬塞进母亲手中：“咱庄户人没别的，几个鸡蛋算啥！”推让之间，篮子倾斜，几个圆滚滚的蛋溜了出来，在坑洼的泥地上滚了几下，竟安然无恙地停住了。母亲连忙蹲身去捡拾，麻婶也弯腰帮忙，两人头碰了头，又同时笑出声来。

而后，更多的人影晃动着挤满了院子，喧嚷之声如同集市。村西的袁爷提着一整块锅盔，村东的本家拎着两捆粉条，大队会计马叔则端着一桶黄澄澄的土蜂蜜……各色微薄却又厚重的心意，纷纷堆到了我家那张吱呀作响的方桌上。我缩在角落，望着这些熟悉的面孔上洋溢的喜气，心内却似被风鼓荡着，又充盈又空落。他们朴素的言语间，流露出一种近乎神圣的期盼——仿佛我这条偶尔跃出泥塘的小鱼，竟霎时背负了整条河水的托付。

“娃啊，去了兰州念书，可别忘了咱这穷地方！”

“将来当了大干部，记着回咱村看看！”

“咱麻家多少辈人了，总算又出了个人物！”

乡音土语热热地灌进耳朵里，我的心却随着人群的喧闹声浮起来，又沉下去，在虚与实之间飘荡不定。我环顾这土墙斑驳、光线黯淡的屋子，那些目光里闪烁的灼热，在此时此地竟显得如此不真实。泥土味、汗味和各种礼物的清新味混合着弥漫开来，那气味像是故乡的根须，正悄悄缠绕住我的脚踝。我心头微微悸动，似乎有东西在挣脱，又有什么在悄然滋长。

终于到了迁户口的日子。父亲起得格外早，蹲在门槛上，点起一根香烟，火星子迸溅在熹微的晨光里，明灭闪烁。父亲站起身，抬头望了望，灰蓝的天幕尚未完全褪去夜色，他嘴角嗫嚅着拍了我一下，那手掌粗糙而温热，带着常年劳作的皲裂与力道，拍在我肩上时，我感到一种沉甸甸的、难以名状的托付。

乡政府那间小小的户籍室，光线昏暗。办事员老马从厚厚的册子后面抬起头，稀疏的头发紧贴着头皮。他接过我的录取通知书，对着光线眯眼看了又看，然后拿起一枚沉甸甸的橡皮图章，在印泥盒里使劲按了又按。父亲赶忙掏出劣质的纸烟递过去，脸上堆着拘谨的笑。老马摆摆手，并未接烟，只将图章重重地落在几张表格上。

“砰！砰！砰！”声音在狭小的空间里沉闷地回响，每一声都像敲在命运的关节上。父亲站在我身后，每一次印章落下，他的身体便随着那声响不易察觉地轻颤一下。我偷偷瞥见父亲紧盯着图章的眼神——那里面没有多少喜悦，倒像失魂般痴迷地追随着那方寸之物的起落，仿佛那枚小小的图章，正一下下砸碎着他熟悉的、耕作了一生的土地。

“好了，”老马终于把几张纸推过来，“户口迁出了。”他的目光掠过表格上某处，突然又压低声音对父亲说：“老麻，你家那几亩地……先留着吧，孩子将来万一……回来也有个落脚处。手续嘛，不急。”父亲闻言，猛地抬起头，眼中骤然闪过一道微光，他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最终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喉咙里发出含糊的“嗯嗯”声，那只布满老茧的大手，下意识地又摸了摸腰间的口袋。

走出乡政府，阳光亮得刺眼。父亲紧紧攥着那张户口迁移证，仿佛那是世间最珍贵又最危险的物什。薄薄的一张纸，颜色是灰蓝的，印着规整却冰冷的表格和字迹，上面清晰地标注着“农业”转为“非农业”的字样。父亲粗糙的手指一遍遍抚过那几个字，动作轻缓得如同抚摸初生的羊羔，生怕弄皱了一角。他低头凝视着，仿佛在辨认某段玄奥的波斯文，眉头时而紧蹙，时而松开，最终长长地、无声地吁出一口气。那气息沉重地拂过纸面，薄纸微微颤抖着，如同承载不住命运的重量。

他小心翼翼地把这张纸对折，再对折，折成一个更小的方块，然后撩起洗得发白的旧褂子，将它深深塞进贴胸的口袋里，还特意用手在外面按了又按。那郑重其事的姿态，仿佛并非在安放一张纸，而是在胸腔里藏起一颗搏动的心，或是一粒与故土最后相连的种子。做完这一切，他才直起腰，抬头望了望家乡那亘古不变的、浑黄厚实的塬梁沟峁，眼神一时空茫起来，像骤然迷失在无垠的旷野中。

回村的路上，我们碰见了大队支书高叔。他刚从阴山里过来，裤腿上还沾着新鲜的泥点。高叔一眼就瞧见了父亲那郑重护着胸口的姿态，便咧开嘴笑着大步走来，伸出沾着泥土的手，在父亲肩头重重一拍：“老哥，手续办妥了？”那沾着泥点的笑容格外真诚，仿佛自家子弟有了出息。

父亲也连忙挤出笑容回应着，带着几分不自然的谦卑：“办妥了，办妥了，托大家的福。”高叔的目光却越过父亲，落在我身上，那眼神里透着一种审视般的期许，如同农人估量着秋后收成的好坏：“娃，好好念！念成了，将来坐办公室，吃公家饭！咱这穷山沟里飞出的凤凰……”他顿了顿，声音压低了些，脸上的笑容却更深了，“以后咱村上要是有啥难处，递个话啥的，你可得记着拉扯一把啊！”他的手掌粗糙有力，再次拍在我肩上时，那份量，竟比父亲的拍打还要重几分。

临行前夜，电灯昏黄的光晕在土墙上摇曳，将母亲佝偻的身影放大成模糊而颤动的巨人。她正埋头为我赶缝一件厚实的棉布内衫，针脚细密而急促，像在缝合一个无法言说的缺口。线头穿过布料的“哧啦”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

天不亮，母亲又窸窸窣窣地起来忙活。灶膛里的火映着她疲惫而专注的脸。给生病在床的爷爷道别后，我背起简单的行囊，那包袱里裹着新缝的内衫、乡亲们凑的干粮，还有那张改变一切的户口迁移证。一庄人沉默地送我到村口。在爬上一道陡坡前，我停下脚步，最后回望。整个村庄还蜷缩在黎明前浓重的黛青色里，只有零星几处昏黄的灯火，如同大地尚未闭合的惺忪睡眼。那片养育了我，又被我以一张纸片“告别”的土地，在破晓前微凉的空气中，显得如此沉寂而辽远。

我转身继续向坡上爬去，不敢再回头。九月的清晨带着深秋刺骨的寒意，父亲让我把上衣口袋纽扣几上，一阵风像蛮横的手，猛地掀开了我的衣襟，那张灰蓝色的户口迁移证，竟如一片毫无分量的枯叶，倏地从我指间被夺走了！

我惊叫一声，心猛地一沉，下意识地转身去追。那张薄纸在强劲的风中上下翻飞、打着旋儿，像一只断了线的、慌不择路的灰蓝色风筝，沿着我刚刚爬上来的陡坡，飘飘荡荡地向下坠去。我跌跌撞撞地追着它冲下坡，眼睛死死盯住那风中挣扎的一点灰蓝。它掠过枯黄的草尖，擦过裸露的黄土，最后竟飘飘摇摇地落向坡底那条用于灌溉的、几近干涸的水渠。

我气喘吁吁地冲到渠边，只见那张纸片，不偏不倚，正正地贴附在渠底一片浅浅的、浑浊的泥水洼里。灰蓝色的纸张被泥水迅速濡湿、浸润，上面那些标识着我身份转换的庄严字迹——“农业”转为“非农业”——正在浑浊的水中慢慢地洇开、模糊、变形，如同被一双无形的手，蘸着泥浆，草草地、却又无比耐心地，将“非”字涂抹覆盖，似乎要顽强地重新书写成另一个字。

我蹲在水渠边，泥浆的腥气钻入鼻孔。隔着那片小小的、浑浊的水洼，我仿佛望见了兰州城里即将接纳我的高楼，玻璃幕墙在想象中反射着陌生的冷光；而水中倒映出的，却是身后这片沉默的、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两张面孔，两个世界，此刻在这片泥水里无声地对峙、交融。我伸出手，指尖触碰到冰凉浑浊的水面，水面漾开波纹，水中的影像瞬间破碎、摇晃、变形，高楼与高原的界限，在这泥水的搅动中彻底混沌一片。

我凝视着水中那破碎又重组的影像，指尖的凉意渗入皮肤。那一刻，我忽然彻悟：这张被泥水浸透的纸，它所能迁移的，不过是一个名字在冰冷册页上的位置；而真正盘踞在我骨血深处那沉重的“农业”二字——那土地赋予的肤色、辛劳锻打的筋骨、世代相传的脾性，却如同这渠底的淤泥，深陷而固执，任凭什么公章与墨迹，也永远无法真正将其涂抹、转走。

我的手指终于还是探入冰凉浑浊的水中，拈起了那张湿透的纸。它软塌塌的，异常沉重，几乎要在我指间重新碎裂。我用力甩了甩，水珠四溅。

我直起身，不再回头，大步朝着坡顶走去。风依旧在耳畔呼啸，身后那片土地的气息，混合着母亲、奶奶还有妹妹的眼泪，无比清晰地萦绕不去，如影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