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乡汤都‖垣曲英言北白鹅，夺簋出土铭文何？

飞天6711

垣曲英言北白鹅遗址发现的殷商及西周时代的古墓群，今年夏天回家的空隙，对位于垣曲东塬之地的英言北白鹅考古发掘遗址进行了实地探访，从墓地出土地以及周边的环境来看，这里是黛眉娘娘范小娥的出生地，也就是黛眉娘娘的故里，而周边还有龙尾头村考古发现遗址，以及蒲掌和窑头之间的下马遗址，而蒲掌疑似大戊居亳并与大戊五十八年城蒲姑之地，这里不仅是发生了著名的周成王践奄故事之地，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卫立煌指挥国民党军队实施西阳河战役的古战场的核心地段，因为这里就是自古以来的太行山八陉之一的轵关陉古道，成为古往今来征战的古战场，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都是发生在这里或者与此地有关，因此英言北白鹅遗址的发现，也印证了这里就是殷商时期的宣方亘方和先方之地，也是殷商时期五迁之地的奄都和蒲姑之地也。下面就让我们围绕这个问题来抽丝剥茧的见证历史事件的真相吧！ 垣曲北白鹅遗址出土的夺簋铭文及翻译如下：夺簋铭文： 唯正月初吉，王在成周。庚午，格于大室，井叔入右奪即位。王呼内史微册命奪曰，命汝司成周訟事眔殷八師事，賜汝赤巿(韨)、䜌(鑾)旂用事。奪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令，用作朕皇祖仲氏、朕文考釐孟寶尊簋。奪其萬年眉壽永用，子子孫孫寶。译文： 正月初吉，周王在成周。庚午这天，来到太室。井叔作为右者傧导夺进入指定位置，周王命令内史微册命夺：“命你负责成周的诉讼之事并负责殷八师的管理，赏赐你赤色蔽膝、銮铃和旗，你要好好做事”。夺拜稽首，称扬天子伟大显扬的赏赐与册命，因此给自己的祖先仲氏和有文德的父亲厘孟作了这个祭器。夺祈求长生永命，子子孙孙要永以为宝。一、铭文内容 夺簋盖内及内底铸有12行94字铭文，记载周王册命官员管理成周诉讼及军事事务的核心内容：册命背景 “唯正月初吉，王才(在)成周，庚午(格)于大室，井叔内(入)右夺，即立”，表明周王在成周洛邑正月初吉时册命井叔为官。职务与职责 “王乎(呼)内史微册令(命)夺曰：令(命)女(汝)司成周讼事眔殷八师事”，明确授予井叔“司成周讼事”和“殷八师事”的双重职责，即管理成周地区的诉讼纠纷及殷八师(兼具军事与行政职能的机构)事务。◎眔dà，详细释义 来自网友贡献并经过权威书籍校验1.目相及。 眔，目相及也。东汉· 许慎《说文‧目部》2.连词。及；与。 眔，及也。清· 阮元《积古‧吴彝》◎眔[dà] 汉语汉字眔是一个属于上下结构的汉语汉字[1][2]。 眔，异体字：眔，简体部首：目部，部外笔画：5画，总笔画：10画。中文名：眔拼音：dà部首：目字形源流 “眔”字形源流(图略) 现在统一规范简化为“眔”。详细释义1.《说文》：“眔，目相及也；从目，从隶省”。2. 郭沫若就金文指出：“象目垂涕之形，乃古涕字”。3. 眔是“毾”(tà)本字，为毾㲪之省，即玄关下的地毯。“垂目席纹而踏登(毾㲪)”(萨隆嘎语)，最初的玄关毯子是草席做的，来人多出现“杂遝”。古籍解释康熙字典 《唐韵》徒合切《集韵》达合切，𠀤音沓。《说文》目相及也。本作眔。从目从隶省。凡鳏怀等字皆从此[3]。说文解字 眔【卷四】【目部】 目相及也。从目，从隶省。徒合切说文解字注 (眔)目相及也。隶、及也。石经公羊。祖之所遝闻。今本作逮。中庸。所以逮贱。释文作遝。此眔与隶音义俱同之证。从目。隶省。会意。读若与隶同也。眔徒合切。在八部。隶在十五部。云同者、合音也。参考资料[1]《说文解字》陈刻本第131页．国学大师 [引用日期2020-08-21]。[2]眔·在线汉语字典 [引用日期2018-10-02]。[3]康熙字典·汉典 [引用日期2018-11-24]。礼器赏赐 “易(赐)女(汝)赤巿(銮)旂(qi同旗)用事”，赐予井叔赤色蔽膝、銮铃旗子等礼器以彰显身份。祝福与传承 “夺(拜)䭫首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令(命)，用乍(作)朕皇且(祖)中氏、朕文考釐孟宝尊簋。夺其万年眉寿永用，子子孙孙宝”，表达对井叔的册命祝福及对其家族世代执掌职权的期望。二、历史意义 铭文首次明确将“讼事”作为独立职事册命，反映西周中晚期司法管理专职化趋势，同时暗示政治中心可能逐步东移至成周(今洛阳)。 感谢云陆老师和许小刀提供了夺簋的铭文及翻译和夺簋的图片，激发起我对夺簋铭文以及垣曲英言北白鹅遗址的再次深入探究，探讨英言北白鹅遗址西周大型墓葬群的发现与黛眉娘娘妊荒故里北白鹅以及殷商奄都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历史事件发展进程的逻辑关系。周召分陕和周成王时期周公辅政是“三叔之乱”的导火索，也是周成王二次伐殷践奄故事以及迁殷遗民于洛置三亳坂尹并营成周，命鲁侯齐侯迁殷庶民于鲁，周师灭唐，迁唐于杜分成王之弟封唐叔虞于桐(唐)，建立晋国的肇始。召公次子再次封于邵原及垣曲一带，建立南燕，而夺簋和匽姬甗以及匽姬的嫁妆等出土文物，印证了这些历史事件进程的发生和发展的逻辑关系。而英言北白鹅遗址又与舜帝故里诸冯山和古负夏城以及垣曲东关遗址的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的喾亳之都和有莘氏之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脉传承关系。而这系列资料即将有一个阶段性小结的时候，垣曲文艺评论者协会主席薛红娟女士提供的复旦大学的《讲座纪要丨垣曲北白鹅墓地地下考古方舱的创新与实践》文章链接，让我们的这种探讨工作更有了进一步的理论支撑和考古学发现的预期展望的期待。愿英言北白鹅遗址的考古发现能够有更多的高科技手段支撑下的更加丰富多彩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展示出来。 讲座纪要丨垣曲北白鹅墓地地下考古方舱的创新与实践复旦文博FDCHM 2025年10月06日 21:24上海 2025年9月22日晚上，应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邀请，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考古博物馆)副院(馆)长、科技考古山西省重点实验室主任南普恒老师在复旦大学光华楼西辅楼506教室，为我校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科技考古导论》“荣誉课程”配套的系列讲座，作了题为《垣曲北白鹅墓地地下考古方舱的创新与实践》的学术报告，我系王荣教授主持了该讲座，胡耀武教授应邀作为与谈嘉宾。 　　讲座伊始，南老师基于考古发掘现场的几个关键问题，介绍了考古方舱创新与实践工作的出发点。他提到田野考古和考古发掘有两方面的问题需要重点关注： 一是如何在田野考古发掘现场提取更多有用的考古信息。在传统考古发掘中，可以利用相机、无人机以及RTK等设备进行肉眼可见考古信息的提取；而对于肉眼不可见或者不易发现的考古信息，则需借助更多的科技方法以及技术手段来进行识别和提取，这是目前考古发掘现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是如何在考古发掘现场做好脆弱文物的保护。 考古出土文物可以分为两类：有机质文物和无机质文物，一般来说，无机质文物，例如陶器、玉器、铜器的保存条件相对较好；而有机质文物，例如漆器、木器、纺织品等，受到其物理化学性质的影响，一般不易保存，因此需要更加全面和充分的科技手段介入，来解决此类文物在从考古现场到考古实验室，乃至到博物馆展出过程中面临的文物保护问题。 之后，南老师对目前业内已经应用的两种解决方案进行了介绍： 一是将考古实验中的仪器设备前置到考古发掘现场，建立大、中、小型三类的考古移动平台(实验室)，从而能够对考古发掘现场的信息提取以及文物保护工作进行强有力的科技支撑，该方法已经在陕西、山西、甘肃等考古发掘现场成功应用。 二是在考古发掘现场建立独立的考古实验室，从而能够针对性地解决不同环境条件下的信息提取和文物保护问题，此方法在四川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此基础上，南老师及其团队开发了第三种解决方法，也即将考古实验室与发掘现场进行深度融合建立考古方舱，将发掘现场建设成为一个考古实验室，换言之即是“在实验室中进行考古发掘”，该方法已应用于垣曲北白鹅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中。 垣曲北白鹅墓地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英言镇北白鹅村，主体年代为春秋早期，基于目前出土文物与发掘情况综合判断，墓地属于召氏家族分宗太保匽仲氏在成周采邑内的家族墓地。墓地地处太行八陉(轵关陉)之咽喉，东北、西南两侧分别为王屋山和中条山，东南可望洛邑，周边有重要的盐湖和铜矿资源，地理位置十分突出，是观察周边诸侯互动的重要窗口。 北白鹅墓地发掘始于2020年，截至2024年，考古方舱已经迭代至第二代。目前，墓地的考古发掘仍在进行中。2020年共发掘9座墓葬，出土文物500余件，其中包括59件刻有铭文的青铜器。之后经过大规模勘探，北白鹅墓地大致可分为6个区域，大中型墓葬主要集中在Ⅰ区。 墓地等级分明，大致呈现由中心向四周扩散的趋势，即大型墓葬居中，并以此为中心，中小型墓葬逐级向外分布。一般来说，男性墓葬居东，女性墓葬居西，车马坑位于大型墓葬东南方呈南北向排列。M5和M6是已发掘的两座最大的墓葬，在M5中发现随葬七鼎六簋，与山西曲沃晋侯墓地M93和M102的随葬规格一致。 　　2022年至2025年主要发掘了三座大型墓葬，分别为M1020、M1021和M1018。M1021经盗扰，随葬器物五鼎四簋。M1020随葬三鼎四簋，墓葬面貌呈现复杂的混合文化类型。这几座墓葬出土有青铜器、骨器、漆器、金器、玉器、陶器等，大致可分为实用器、明器两组。 之后南老师总结了北白鹅墓葬的特点： 1、墓室形制规整，主室面积较大，一般为一椁重棺结构。 2、墓葬等级分明，墓葬大小、随葬品规格、以及陪葬车马坑等随墓葬等级变化。 3、墓葬的文化属性较为复杂，常见周文化因素，同时还发现有商文化(腰坑和殉狗)，以及甘青地区、长江流域等地的文化因素出现。 目前，关于北白鹅墓地族属问题尚无定论，主要可分为姬姓与非姬姓两种观点。与发掘工作同时进行的，还有科技考古分析工作，南老师对已有的研究进展进行了介绍： 一是与中国科学院大学杨益民教授团队合作，对M4和M9出土的铜盒进行有机残留物的分析，发现铜盒存在大量脂类物质、朱砂，植物精油残留以及方解石的成分，初步判断铜盒是作为化妆盒使用。经过国家博物馆相关团队的进一步分析，认为此类铜盒还可能被用以盛放药物。因此，铜盒在当时可能有着多种用途。 二是对M1和M2出土铜壶进行了有机残留物分析，发现残留物中包含酒石酸、丁香酸、以及一些脂类和糖类物质，之后与西北大学温睿教授团队合作，进一步研究显示其是使用蜂蜜和水果调味的粮食酒的残留物。 三是通过影像回溯，发现青铜器、漆器等随葬器物表面存在着有机物残留。除此之外，还得到了一系列惊喜发现，例如确认了墓葬中肉眼已经无法确定的棺的位置，在铜器表面发现局部存在包裹物的痕迹，在墓葬中发现席状编织物、荒帏、麻类纤维、漆甲、铜管、丝绸等残留物。 南老师认为这些成果都得益于精细化发掘工作的开展。南老师特别强调，他们希望开展类似于“手术式”的发掘，将文物放置在“手术台”上进行精细化发掘和信息采集。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南老师团队首先建立了考古方舱的环境控制系统，能够对现场的温度湿度进行人工控制以满足不同的环境要求。在此基础上，将考古实验室的相关设备直接设置在考古发掘现场，在现场即可开展相应的实验工作。同时，建立远程协助系统，邀请相关专家远程协助现场的发掘工作。 此外，还建立了考古发掘平台，包括可移动桁架和载人平台，其中载人平台设置在发掘面之上，考古工作者可在平台上进行发掘工作，从而有效避免对发掘面的人为踩踏。 此外，南老师还做了几个方面的支撑工作。 一是主持重建了新的考古工作团队，并与复旦大学、西北大学、山东大学等相关单位和专家开展了深度合作，建立了庞大的集发掘和科研为一体的考古团队。 二是制定了精细化发掘的标准化工作清单，使得发掘现场的工作和操作流程都有文本可依。 三是开发了装配式的考古地下方舱和装备。 四是开发了考古现场的影像记录系统，包括视频记录、三维扫描和高分辨率的摄影记录，同时开发了导轨式影像采集装备进行配套。 之后，南老师对已有工作进行了总结，考古地下方舱是一座集成了现代科技和田野考古功能的综合平台，专门用于田野考古现场的保护、识别、记录、研究及展示，类似一座能为田野考古提供全方位环境保障和技术支持的移动实验室，提高了田野考古精细化程度，支持考古学、文物保护及科技考古等多学科跨领域现场协同工作，推进了田野考古的技术创新和装备创新。 其创新价值、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实现了考古地下方舱的装配式搭建； 2、实现了考古现场环境的稳定和洁净； 3、建成了跨学科跨领域的考古协同平台； 4、实现了考古现场的三维数据高效采集； 5、实现了田野考古全程视频记录展示； 6、开发了滑轨式考古发掘移动平台； 7、革新了田野考古工作范式和流程。 南老师还提出了第三代考古地下方舱需要突破的几个方面，包括： 1、舱体主体模块化快速设计，模数化快速搭建拆卸，能根据场景需要灵活组合，提高适用性与经济性； 2、远距离场景视频融合和近距离场景视频实时预览，能通过音视频和云台控制实现高效的考古指挥； 3、引进机器视觉、虚拟现实及知识图谱等先进技术，开展田野考古遗存的实时记录与回溯和虚拟展示关键技术研究，为推动文物数字化保护与虚拟展示提供技术支持，不断提升田野考古智慧化水平。 最后，南老师为与会师生播放了两段视频影像，生动展现了考古地下方舱的基本情况。 报告结束后，王荣教授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南老师的报告总共可分为四个部分： 一是根据目前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存在问题，提出了地下方舱创新项目的出发点。 二是介绍了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的概况，以及已获得的丰富研究进展，尤其是依托第一、二代方舱发现了过往发掘中很可能已经被忽视的考古信息。 三是介绍了地下考古方舱应用的相关专利和技术。 四是总结了已有工作的经验心得，展望了未来工作亟待突破的几个方面。 考古发掘、研究保护、展示利用是文博领域密不可分的系统性工作，考古发掘的精细程度决定了后续工作的整体水平，南普恒老师团队进行了富有意义的持续探索。 胡耀武教授也提出了需要重视的几个方面： 一是考古方舱的创新突破离不开多元交叉的学科背景的支撑。 二是科技考古的学科发展经历过多次的思想革命，未来科技考古的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入考古前端，充分结合田野工作，从而进一步解决科技和考古“两张皮”的问题。 三是针对有机物残留开展更加深入的分析研究，以获得更加全面的新的认识。 四是要摈弃以往“依葫芦画瓢式”的研究思想，开拓创新。 　　在提问和互动环节，同学们积极提问，就濒危文物的抢救性保护和博物馆展示、考古方舱的可持续利用、考古方舱的大规模推广应用等问题与南老师进行了交流，南老师也一一进行了解答。 　　最后，王荣教授代表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向南老师赠送了“荣誉课程”讲座纪念品。讲座在与会师生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撰文：陈峰照片：陈峰审校：南普恒、王荣审核：吴敬 垣曲古城湿地公园和黛眉山 古城湿地公园摄影图 古城湿地公园冬景图 从沇西河口南望看黛眉山 到垣曲东塬探察英言北白鹅遗址(组图) 英言北白鹅村北面的赵寨和关庙及古道 英言北白鹅村东的考古发现遗址 英言北白鹅村的城隍庙和古井 英言北白鹅城隍庙 英言北白鹅城隍庙门口的古井 赵寨村和关庙及三岔口古道遗址 英言北白鹅遗址◎周武王《竹书纪年·周纪》节选　　名发。初，高辛氏之世妃曰姜嫄，助祭郊禖，见大人迹，履之，当时歆如有人道感己，遂有身而生男。以为不祥，弃之隘巷，羊牛避而不践；又送之山林之中，会伐林者；又取而置寒冰上，大鸟以一翼籍覆之。姜嫄以为异，乃收养焉，名之曰弃。枝颐有异相。长为尧稷官，有功于民。后稷之孙曰公刘，有德，诸侯皆以天子之礼待之。初，黄帝之世谶言曰：“西北为王，期在甲子，昌制命，发行诛，旦行道”及公刘之后，十三世而生季历。季历之十年，飞龙盈于殷之牧野，此盖圣人在下位将起之符也。季历之妃曰太任，梦长人感己，溲于豕牢而生昌，是为周文王。龙颜虎肩，身长十尺，胸有四乳。 太王曰：“吾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季历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适越，终身不反，弟仲雍从之，故季历为嗣以及昌。昌为西伯，作邑于丰。文王之妃曰太姒，梦商庭生棘，太子发植梓树于阙间，化为松柏棫柞。以告文王，文王币率群臣，与发并拜告梦。季秋之甲子，赤爵衔书及丰，置于昌户。昌拜稽首受。 其文要曰：“姬昌苍帝子，亡殷者纣王”。将畋，史编卜之，曰：“将大获，非熊非罴，天遣太师以佐昌。臣太祖史畴为禹卜畋，得皋陶。其兆类此”。至于磻溪之水，吕尚钓于涯，王下趋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见光景于斯”。尚立变名答曰：“望钓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来提，撰尔洛钤报在齐’”。尚出游，见赤人自洛出，授尚书：“命曰吕，佐昌者子”文王梦日月著其身，又蒨瑽鸣于岐山。孟春六旬，五纬聚房。后有凤凰衔书，游文王之都。书又曰：“殷帝无道，虐乱天下。星命已移，不得复久。灵祇远离，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 文王既没，太子发代立，是为武王。武王骈齿望羊。将伐纣，至于孟津，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咸曰：“纣可伐矣”。武王不从。及纣杀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乃伐纣。渡孟津，中流，白鱼跃入王舟。王俯取鱼，长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纣可伐。王写以世字，鱼文消。燔鱼以告天。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为赤乌，乌衔谷焉。谷者，纪后稷之德；火者，燔鱼以告天，天火流下，应以吉也。遂东伐纣，胜于牧野。兵不血刃，而天下归之。乃封吕尚于齐。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堪为宫室，因名蒿室。既有天下，遂都于镐。　　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王亲禽受于南单之台，遂分天之明。立受子禄父，是为武庚。　　夏四月，王归于丰，飨于太庙。　　命监殷，遂狩于管。作《大武乐》。　　十三年，巢伯来宾。荐殷于太庙，遂大封诸侯。秋，大有年。　　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祷于坛摐，作《金縢》。　　十五年，肃慎氏来宾。初狩方岳，诰于沬邑。冬，迁九鼎于洛。　　十六年，箕子来朝。秋，王师灭蒲姑。　　十七年，命王世子诵于东宫。　　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九十四。◎成王，名诵。　　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总百官。庚午，周公诰诸侯于皇门。　　夏六月，葬武王于毕。　　秋，王加元服。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于东。　　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　　秋，大雷电以风。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　　三年，王师灭殷，杀武庚禄父。迁殷民于卫。遂伐奄。灭蒲姑(姑与四国作乱，故周文公伐之)。　　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庙。夏四月，初尝麦。王师伐淮夷，遂入奄。 五年，春正月，王在奄，迁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迁殷遗民于洛邑，遂营成周。　　六年，大蒐于岐阳。　　七年，周公复政于王。春二月，王如丰。三月，召康公如洛度邑。　　甲子，周文公诰多士于成周，遂城东都。王如东都，诸侯来朝。冬，王归自东都。立高圉庙。　　八年，春正月，王初莅阼亲政。命鲁侯禽父、齐侯伋迁庶殷于鲁。作《象舞》。冬十月，王师灭唐，迁其民于杜。　　九年，春正月，有事于太庙，初用《勺》。肃慎氏来朝，王使荣伯锡肃慎氏命。　　十年，王命唐叔虞为侯。越裳氏来朝。周文公出居于丰。　　十一年春正月，王如丰。唐叔献嘉禾，王命唐叔归禾于周文公。王命周平公治东都。　　约案：周平公即君陈，周公之子，伯禽之弟。　　十二年，王师、燕师城韩。王锡韩侯命。　　十三年，王师会齐侯、鲁侯伐戎。夏六月，鲁大褅于周公庙。　　十四年，秦师围曲城，克之。冬，洛邑告成。　　十八年，春正月，王如洛邑定鼎。凤凰见，遂有事于河。　　武王没，成王少，周公旦摄政七年，制礼作乐，神鸟凤凰见，蓂荚生。乃与成王观于河、洛，沈璧。礼毕，王退俟，至于日昃，荣光并出幕河，青云浮至，青龙临坛，衔玄甲之图，坐之而去。礼于洛，亦如之。玄龟青龙苍兕止于坛，背甲刻书，赤文成字。周公援笔以世文写之，书成文消，龟堕甲而去。其言自周公讫于秦、汉盛衰之符。麒麟游苑，凤凰翔庭，成王援琴而歌曰：“凤凰翔兮于紫庭，余何德兮以感灵，赖先王兮恩泽臻，于胥乐兮民以宁”。　　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从。归于宗周，遂正百官，黜丰侯。　　二十一年，除治象。周文公薨于丰。　　二十二年，葬周文公于毕。　　二十四年，於越来宾。　　二十五年，王大会诸侯于东都，四夷来宾。冬十月，归自东都，大事于太庙。　　三十年，离戎来宾。　　约案：离戎，骊山之戎也。为林氏所伐，告于成王。　　三十三年，王游于卷阿，召康公从。归于宗周。命王世子钊如房逆女，房伯祈归于宗周。　　三十四年，雨金于咸阳。　　约案：咸阳天雨金，三年，国有大丧。　　三十七年夏四月乙丑，王陟。 关庙村后遥望拂云山 传统观念认为，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为“史家之离骚”，然而细读《史记·殷本纪》和《五帝本纪》，春秋笔法无出其右者也。他的《史记》堪称文学作品而不是史学典籍也。其记述的历史事件，要素不全，以主观论述代替历史事件的事实，而且随个人爱好和情感左右，失去了历史评价的公允和客观公正性，成为替当时的当权者遮羞的工具，也割裂了史前历史的根源，一句“神农氏衰”就把过去的三皇五帝时代一言以蔽之也。也让后世不屑子孙以为远古时代就是神话故事传说而非信史时代。因此《史记》记载的历史事件错误百出，例如把“舜帝卒于鸣条苍梧山”即山西运城北相舜帝陵，错误记载为“舜帝南巡途中死于苍梧之野，葬零陵”。把殷商后五迁之地胡拼乱凑，语焉不详。比如说“自河亶甲始殷复衰”难道说河亶甲自嚣迁相，克邳征班方姺人来宾，这是衰世而不是军事强盛时代？而且将“祖乙自相迁耿，耿城圮，遂城庇”以及“南庚自庇迁奄，盘庚自奄迁北蒙曰殷，遂城殷”错误记载为“祖乙自相迁邢”以及“盘庚时已居殷，迁河南，后又迁殷”拼凑和篡改殷商后五迁之地。如果说班固所著《汉书·地理志》是隐秘地进行殷商居亳之地的篡改，是为了报复“河亶甲自嚣迁相，三年彭伯克邳，五年，姺人入班方，彭伯韦伯征班方，姺人来宾”征讨班方的千年之仇(班固所著《汉书·地理志》载“襄陵，有班亭”也就是今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是班方故地)，那么司马迁故意篡改殷商历史以及迁都之地，则是给汉武帝及汉高祖刘邦乃刘累之后，刘累豕韦国也就是说“商汤会诸侯于景亳，遂征豕韦”以及“河亶甲自嚣迁相，三年彭伯克邳”的山西闻喜嵕川，为了掩盖商汤伐豕韦以及河亶甲灭邳和武丁时期征大彭和豕韦这些历史事件而故意歪曲事实和有意造假。反观《竹书纪年》则比《史记》的可信性更强。而根据汉代的班固所著《汉书·地理志》所云：“偃师尸乡西亳，汤所都也”。这是把周成王“二次伐殷，灭蒲姑，灭奄，迁奄君于蒲姑，征徐夷，迁殷遗民于洛置三亳坂尹，又命鲁侯齐侯迁殷庶民于鲁，灭唐，迁唐于杜”视若未闻。把后世之亳附会穿凿为殷商时期的汤始居亳之地和尧舜时期封契于亳，后世世居亳之地，更是与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无涉也。而皇甫谧的所谓三亳说更是错上加错，荒谬绝伦也。◎皇甫谧 三国至西晋时期学者、医学家、史学家 本词条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名词术语成果转化与规范推广项目提供内容 皇甫谧(215年-282年)，幼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郡朝那县(今甘肃省灵台县[6]或今宁夏彭阳县[7]，有争议)人，后徙居新安(今河南义马市)[5][2][9]。三国至西晋时期学者、医学家、史学家，东汉名将皇甫嵩曾孙。他一生以著述为业，后得风痹疾，犹手不释卷。晋武帝时累征不就，自表借书，武帝赐书一车。其著作《针灸甲乙经》是中国第一部针灸学的专著。其实，除此之外，他还编撰了《历代帝王世纪》《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元晏先生集》等书。在医学史和文学史上都负有盛名。在针灸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并被誉为“针灸鼻祖”。挚虞、张轨等都为其门生。全名：皇甫谧别名：皇甫静字：士安姓：皇甫所处时代：东汉→三国曹魏→西晋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安定朝那出生日期：215年逝世日期：282年主要成就：著《针灸甲乙经》，为中国第一部针灸学的专著主要作品：《针灸甲乙经》《历代帝王世纪》《高士传》《列女传》荣誉：针灸鼻祖声明：百度百科是免费编辑平台，无收费代编服务人物关系儿子：皇甫方回曾祖父：皇甫嵩学生：张轨相关视频中国历代名医岐伯 岐伯，中国上古时期著名的医学家，精于医术脉理，名震一时，后世尊称为“华夏中医始祖”“医圣”。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关于他的籍贯说法不一。今传《素问》基本上是黄帝询问，岐伯作答，以阐述医学理论，显示了岐伯高深的医学造诣。中国传统医学素称“岐黄”，或谓“岐黄之术”，岐伯当属首要地位。扁鹊 扁鹊，原名秦越人，渤海郡鄚(今河北任丘北)人，一说为今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一带人。是战国时期的杰出医学家，被誉为中医切脉诊断方法的创始人。扁鹊年轻时师从长桑君学医，尽得其传，善于诊断，尤精于望诊和脉诊。史载其以望诊判断齐桓侯病证，由浅入深，并预言其预后不佳，齐侯因拒绝接受诊治，果然不起。又曾从脉象判断虢太子之“尸蹶证”为假死，并据此以针熨诸法而救活。据记载，扁鹊当时曾游走各国，并随俗为变，或为带下医(妇科)，或为小儿医，或为耳目痹医(五官科)。后因反对统治阶级的骄横无理和他们提倡的巫术，被秦国太医李醯所忌，最终惨遭杀害。扁鹊反对唯心主义的巫术迷信，具有“六不治”的思想。他用一生的时间，认真总结前人和民间经验，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在诊断、病理、治法上对中国医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著作有《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等，均佚。2012年，成都地铁3号线修至天回镇时，施工人员在此意外发现一处西汉墓葬。考古人员随即开展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量医学简牍，即天回医简。医简被整理为《脉书·上经》《脉书·下经》《逆顺五色脉臧验精神》《犮理》《刺数》《治六十病和齐汤法》《经脉》与《疗马书》等8部医书，涉及医学理论、治法、成方制剂文献等内容，构成了一门系统的医学体系。淳于意 淳于意(约前215年-约前140年)，古代医家名。西汉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姓淳于，名意。淳于意曾任齐太仓令，精医道，辨证审脉，治病多验。曾从公孙光学医，并从公乘阳庆学黄帝、扁鹊脉书。后因故获罪当刑，其女缇萦上书文帝，愿以身代，得免。《史记》记载了他的二十五例医案，称为“诊籍”，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史记录。皇甫谧的诗文作品荷篠丈人 《荷篠丈人》是三国西晋时期史学家皇甫谧创作的一篇散文，出自《高士传》。老子李耳 《老子李耳》是三国西晋时期学者皇甫谧编撰的，收录于《高士传》。皇甫谧(215～282年)，字士安，安定郡朝那县(今甘肃省灵台县)人，后徙居新安(今河南新安县)，为东汉名将皇甫嵩曾孙，著有《针灸甲乙经》《历代帝王世纪》等作品。《高士传》共6卷，主要记载上古至魏晋隐逸之士生平，收录标准为“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终始”。该文记叙道家创始人老子李耳的生平：老子，曾任周朝柱下史、守藏史，孔子曾至周师从问礼。后因周室衰微，西行，强请其著书，遂作《道德经》五千余言。该作被视为道家学派的核心典籍。石户之农 《石户之农》是西晋医学家、史学家皇甫谧从古籍中摘录整理的名人纪传，原始出处为战国时期庄子后学著作《庄子·让王》篇，后收入其编撰的《高士传》。该文以隐居、不仕为选士标准，记述上古隐士石户之农拒绝舜帝禅让帝位的故事。文中石户之农评价舜帝为“卷卷乎后之为人葆力之士也”，最终携妻儿隐居海岛终身不返。皇甫谧通过人物塑造体现“以隐济世”的隐逸观，其中对石户之农妻子形象的刻画反映其独特女性观。该传编纂具有针砭魏晋骄奢风气的社会价值，其文本在《艺文类聚》等典籍中被广泛引用。皇甫谧另著有《针灸甲乙经》《历代帝王世纪》等作品。《昭明文选》收录的作者卜商 卜商(公元前507年-前400年)，姒姓，卜氏，名商，字子夏，晋国温邑(今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黄庄镇卜杨门村)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名列“孔门七十二贤”和“孔门十哲”之一，尊称“卜子”。子夏个性阴郁勇武，好与贤己者处，求学于孔子，以“文学”著称。曾任莒父县令，提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主张“做官取信于民，然后才能使民效劳”。孔子去世后，面对孔门丧乱，子夏前往魏国教学育人，收取李悝、吴起为弟子，被魏文侯尊为师傅。子夏不像颜回、曾参一样严守孔子之道，而是一位颇有经世倾向的思想家。他不再关注“克己复礼”，而是与时俱进的当世之政，提出一套延展儒家正统政治观点的政治及历史理论。周安王二年(公元前400年)，去世，归葬于温县，从祀于孔庙，追封魏侯。干宝 干宝(？-336年)，字令升，汝南郡新蔡县(今河南省新蔡县)人，后迁居海宁盐官之灵泉乡(今属浙江)。东晋文学家、史学家。父为东吴丹阳丞干莹。干宝自幼博览群书，出仕后曾担任佐著作郎。东晋建立后，负责国史《晋纪》的撰写。后经王导提拔为司徒右长史，升任散骑常侍。咸康二年(336年)三月，干宝去世。干宝撰写的志怪小说《搜神记》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他因此被称作“中国志怪小说的鼻祖”(概述图参考资料)。王巾 王巾(？-505)，或曰巾当作屮[chè]，字简栖。南朝梁琅邪临沂人，起家郢州从事，征南记室。迁齐国录事参军。有学业，为《头陀寺碑文》，文词巧丽。卒于梁武帝天监四年。人物生平出身名门 皇甫谧出身于东汉名门世族，六世祖皇甫棱为度辽将军，五世祖皇甫旗为扶凤都尉，四世祖皇甫节为雁门太守。节之弟皇甫规是个文武全才，时为安羌名将，官至度辽将军、尚书，封寿成亭侯，为凉州三明之一。曾祖皇甫嵩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官拜征西将军，太尉。后来，皇甫氏族渐趋没落，但朝中大仍不乏做官之人，皇甫谧的祖父皇甫叔献，当过霸陵令，父亲皇甫叔侯，仅举孝廉。家道衰落 皇甫谧生后遂丧生母，家道更加衰落，过继给叔父，十五岁时随叔父迁居新安(今河南义马市)[5]，在战乱中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自幼贪玩不习上进，跟村童编荆为盾，执杖为矛，分阵相刺，嬉游习兵。年二十(公元234年)。仍游荡无度，犹不好学，人以为痴。一次，谧将所得瓜果进献叔母任氏，任氏说：“《孝经》云‘三牲之养，犹为不孝’。汝今年余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何以慰我？”因叹曰：“昔孟母三徙成仁，曾父烹豕从教。岂我居不卜邻，教有所阙，何尔鲁纯之甚也！修身笃学，自汝得之，与我何有”(《晋书·皇甫谧传》)。因对之流涕，谧甚感痛，遂拜乡人席坦受书。皇甫谧像共4张发奋著述 皇甫谧从此改弦易辙，矢志发奋读书；二十六岁时(公元241年)，以汉前纪年残缺，遂博案经传，旁采百家，著《帝王世纪》《年历》等；四十岁(公元254年)，叔父有子既冠，丧所生后母，遂还故乡；四十二岁(即公元256年)前后得风痹症，悉心攻读医学，开始撰集《针灸甲乙经》；四十六岁(公元260年)时已为名声鹤起的著名学者，魏相司马昭下诏征聘做官，不仕，作《释劝论》，仍耽玩典籍，忘其寝食，时人谓之书淫；五十一岁时(公元267年)晋武帝续诏不仕，相传曾到陕西陇县龙门洞、平凉崆峒山避诏；五十三岁时(公元269年)，武帝频下诏敦逼，上疏自称草莽臣，乃不仕；五十四岁时(公元270年)，又举贤良方正，不起，自表就帝借书，武帝送书—车；六十—岁时(公元277年)，帝又诏封为太子中庶、议郎、著作郎等，皆不应，著惊世骇俗的《笃终论》；六十八岁时(公元282年)，《皇帝针灸甲乙经》刊发经世，皇甫谧在张鳌坡去世，其子童灵、方回，尊父笃终遗训，择不毛之地，将其俭礼薄葬于塬边。世人称之为“皇甫冢子”。皇甫谧像共5张 明朝嘉靖年间，皇甫谧得以从祀景惠殿三皇庙[3]。 关庙村后的三岔口及远山人物影响意志品德 残酷的社会生活环境，铸就了皇甫谧坚强的意志和高尚的人格，影响并激励着后人。当他发奋读书，名声渐起时，周围的人就劝他修名广交，他认为：“非圣人孰能兼存出处。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后为名乎”，作《玄守论》，提出了“贫者士之常，贱者道之实，处常得实，没齿不忧，孰与富贵扰神耗精者乎！”的观点，表达了他不与世俗流趣，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的思想。《晋书·皇甫谧传》还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皇甫谧姑母的儿子梁柳当了城阳太守，将赴任，人们劝皇甫谧为其饯行。他回答说：梁柳未当官时到我家里来，我迎送他时门都不出，吃饭时只不过上一点咸菜，穷人都不认为酒肉是好朋友。今天他当上了郡守，我若为他饯行，那就是看重城阳太守而轻视梁柳，不符合古人之道，我心中不安！医学贡献 皇甫谧小时候，过继给叔父，迁居新安(今河南新安县)。叔父、叔母，尤其是叔母，很疼爱他。而皇甫谧自幼贪玩，无心向学，人们笑他是傻子。到了十七岁，人高马大，竟“未通书史”，整天东游西荡，象脱缰的马，叔母对皇甫谧如此调皮捣蛋非常气愤，恨铁不成钢，常常为他的前途而忧虑。一天，她把贪玩的皇甫谧赶出家门，想要教训他。谁知他到了外边弄来了香瓜、甜果之类，洋洋自得地呈献给叔母，以为如此“孝顺”一番，便可平息叔母的盛怒。谁知叔母更加气愤，接过瓜果，狠狠地摔在地上，流着泪说：“你快二十岁了，还是‘志不存教，心不入道’，你要真心孝顺父母，就得‘修身笃学’”。他很受感动，噙着泪花发誓要悔过自新，改弦更张，矢志苦学。从此以后，他刻苦攻读，虚心求教，一天也不懈怠。下定决心要编著一部针灸学专书。针灸甲乙经 人们不禁会问，皇甫谧面对血腥风雨、贫病交加的社会生活环境，为什么会不被高官所动，不为富贵而移，迎风而立，以超常的毅力，耽玩典籍，著书立说，成为千古学者?也许我们从他的宇宙观即哲学思想中能找到答案。他和中国古代的许多学者一样，没有系统地探讨过自然界的本源、本质，也没有留下专门的论述和专著，但从他传世的大量著作中，仍然可以窥视他的哲学观点。 对于针灸方面的经验，早在二千多年前，我国医家已进行了系统总结。如一九七三年在湖南长沙和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多种周代编写的医书，其中有《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战国时代的《黄帝内经》也有许多论述针灸的内容。东汉初期针灸名医涪翁还有《针经》的专述。但是晋代以前涉及到针灸内容的医书，“其父深奥”，“文多重复，错互非一”。加上当时用竹木简刻书，书被视为秘宝，普通的人是不易得到的。由于参考书奇缺，这给皇甫谧编撰工作带来很大困难。然而值得庆幸的是，皇甫谧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他用百折不挠的精神，设法借来了需要的医书，经穷搜博采，获得了大量的资料。 他把古代著名的三部医学著作，即《素问》，《针经》(即《灵枢》)，《黄帝明堂经》，纂集起来，加以综合比较，“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终于写出了一部为后世针灸学树立了规范的巨著—《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也称《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经》。 十二卷的《皇帝针灸甲乙经》在总结、吸收《素问》、《针经》、《明堂纪穴针灸治要》等许多古典医学著作精华的基础上，对针灸穴位进行了科学的归类整理，在医学领域矗起丰碑。 该书共收录穴名349个，比《黄帝内经》多出了189个。明确了穴位的归经和部位，统一了穴位名称，区分了正名与别名。介绍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宫科等上百种病症及针灸治疗经验，并对五脏与五官关系、脏腑与体表器官关系、津液运行、病有标本、虚实补泻、天人相应、脏腑阴阳配合、望色察病，精神状态、音乐对内脏器官的影响等问题都作了探讨和理论上的阐述，奠定了针灸学科理论基础，对针灸学以至整个医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今的针灸医学不但在国内得到飞速发展，并且已经风靡世界，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正式批准，把针灸列为治疗专项，到处受到人们的欢迎。正因为如此，皇甫谧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与孔子齐名于世界文化史的历史名人。 遥望牛心山 《针灸甲乙经》，共十卷，一百二十八篇。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治疗等。书中校正了当时的腧穴总数的穴位六百五十四个(包括单穴四十八个)，记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和禁忌，说明了各种操作方法。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理论联系实际，有重大价值的针灸学专著，被人们称做“中医针灸学之祖”，一向被列为学医必读的古典医书之一。唐代医家王焘评它“是医人之秘宝，后之学者，宜遵用之”。此书问世后，唐代医署就开始设立针灸科，并把它作为医生必修的教材。晋以后的许多针灸学专著，大都是在参考此书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而写出来的，也都没有超出它的范围。直到如今，我国的针灸疗法，虽然在穴名上略有变动，而在原则上均本于它。一千六百多年来，它为针灸医生提供了临床治疗的具体指导和理论根据。此书也传到国外，受到各国，特别是日本和朝鲜的重视。公元七O一年，在日本法令《大宝律令》中明确规定用《针灸甲乙经》列为必读的参考书之一。足见，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影响之深远。文学贡献 皇甫谧与流俗异趣，不趋炎附势，累官不仕，专一著述为务，仅是一名平民学者，而著书之丰，确是魏晋首富。《帝王世纪》、《年历》、《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郡国志》、《国都城记》等文史著作广采百纳，博据考稽，建树史学，对三皇五帝到曹魏数千年间的帝王世系及重要事件，作了较为详尽的整理，在史前史研究领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把史前史的开端推到了“三皇”时代，并对“三皇五帝”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三皇”有两种说法：一是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另—种说法是伏羲、神农、黄帝。“五帝”是少昊、高阳、高辛、唐尧、虞舜，把中国历史起源的时间提前到上古时代；对前人以及《史记》中语焉不详的历史事实尤其是“三皇五帝”的世系纪年及重大活动进行了补充和考证；对历史上地方名称的前后变更及一个民族或王朝迁徙地名的变化作了较详尽的考证；第一次对历代土地、人口情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统计和分析，整理保存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将历史人物放到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肯定了历史人物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因此，清代历史学家钱熙祚曾评价“皇甫谧博采经传杂书以补史迁缺，所引《世本》诸子，今皆亡逸，断璧残圭，弥堪宝重”(清钱熙祚·《帝王世纪序》)。 《皇甫谧集》、《玄晏春秋》、《鬼谷之注》，玄守、释劝、笃终三论，高士、列女传等，《三都赋序》，并诗诔赋颂，藏珍纳萃，字字珠玑，在文学领域独树—帜。提出了文章的思想性及社会教育作用，要比“美”和“丽”更重要，反对言过其实，浮夸竞兴，博言空类。且许多文章中还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历史价值远远大于文学价值。文章风格犀利，对仗工整，音语铿锵，结构严谨，故事性强，人物形象生动，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对后世文学的发展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哲学观点 他继承了先秦以来一元论的哲学观点，认为气是构成万物生命的根源。他在《针灸甲乙经》中指出：“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天之德，地之气，阴阳交合，生成万物，也就是说，天所赋予的是生生之机，气所赋予的是物质基础，两相结合，万物才有生化之机。自然界万物万象正是由于所受气不同而致。 从四时气候来说，有春、夏、秋、冬四气，从自然来说有风、雨、雷、电等气，气是天地万物最原始的物质基础。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也是廪气而成。他在《针灸甲乙经·精神五脏论》中说“两精相搏谓之神”，两性之精气结合，产生新的生命，而新生命随着形体的完备，也相应的具备了精神。“人有五脏化五气，所生喜、怒、悲、忧、恐”。可见人的精神状态完全是随着物质器官的形成而出现。人死后，形体消亡，精神就不存在了，“精歇形散”(《晋书·皇甫谧传·笃终论》)正是这个道理。 皇甫谧还特别阐述了梦幻的出现，并不是因为精神能脱离形体而独立活动，只是或因为某些因素的刺激或是有些情绪变化没有消除，或出于生理器官有病等才“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针灸甲乙经》卷六)。至于梦有所不同，则是由于刺激的原因不同，或者有病的器官不同，如肝脏有病者，就常梦到忿怒，睡前吃得过饱，就会梦到给别人食物等。准确的表达了物质第一、精神第二，存在决定意识等唯物主义观点。 皇甫谧不仅认识到自然界是物质的，而且看到了一切事物都在阴阳两气的矛盾中发展变化，促进了万事万物的盛衰荣枯和社会历史的演化和进步。他在《甲乙经五脏变腧》中说：“故阴阳者，万物之始终，顺之则生，逆之则死”，因此，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一明一昧，得道之概；一弛一张，合礼之方；一浮一沉，兼得其真”(《皇甫谧·释劝论》)。还认为事物矛盾双方不停地转变，促成事物的发展和进步。在《释劝论》中，他进一步阐述阴阳转化的观点“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阴阳不治，运化无穷，自然分定，两克厥中”。阴阳不断转化，同时又互相制约。表达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因此，皇甫谧累诏不仕的原因，主要是他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用辩证法的观点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看到了社会动荡和政治旋涡的险恶，正如《晋书·阮籍传》中所说：“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因此，不愿意跻身权贵，踏入仕途，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他认为王朝的更迭和代替，表明社会的进步，而这些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可逆转的，腐朽和黑暗只是社会进步中逆转的浪花，终究会被冲刷的一干二净。人的活动必须顺时而动，尊重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关庙村后的三岔口远景历史评价 司马炎：男子皇甫谧沈静履素，守学好古，与流俗异趣[1]。 房玄龄等《晋书》： ①皇甫谧素履幽贞，闲居养疾，留情笔削，敦悦丘坟，轩冕未足为荣，贫贱不以为耻，确乎不拔，斯固有晋之高人者欤！洎乎《笃终》立论，薄葬昭俭，既戒奢于季氏，亦无取于王孙，可谓达存亡之机矣[1] 。 ②士安好逸，栖心蓬荜。属意文雅，忘怀荣秩。遗制可称，养生乖术[1]。 李巨来《书古文尚书冤词后》：“考晋时著书之富，无若皇甫谧者”。史料索引 《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1]出版图书：高士传作者名称：皇甫谧作者时间：2014年12月籍地之争 皇甫谧的家乡安定郡也几易其主，成为封建势力争夺的焦点。连年征战，人口大量死亡和流徙，由汉初的14万多锐减到2万多。许多地方田园荒芜，满目疮痍，几乎成为无人旷野，曹操《蒿里》诗咏：“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正好反映了这种残败的景象。安定朝那今何在 既然古今资料都是把皇甫家族的故里定格在了“安定朝那”这个地方，此地究竟在哪里呢？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安定郡是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从原北地郡析出设置的新郡，上隶凉州刺史部，下辖21县，朝那为其属县之一。安定郡的治所当在高平城(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今宁夏同心县以南的宁夏固原市大部和今甘肃靖远县、会宁县、平凉市所属各县，均是该郡的管辖范围。朝那县地望今又何所指呢？经查《史记·孝文本纪》有这样一段记录：“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卬”。可知朝那塞应是秦长城一处关隘，因位近朝那城，故名为朝那塞。反之也证明朝那城应地踞长城朝那塞之内侧近处或者朝那城就是朝那塞。皇甫谧塑像共3张 今彭阳县境内靠近秦长城有一个古城镇。古城者，说明它年代久远，故名。而且位于该镇境内靠近长城内侧(南侧)又有一处古城遗址，仍较为完整保存下来。1977年，在古城公社古城大队出土西汉初年铜鼎一尊，鼎上清晰铸有“朝那”等铭文，已被考古界定名为“朝那鼎”。后来考古工作者又在古城遗址发掘发现文化层深达4米，下层为汉代砖瓦的堆积层。这是古城即汉朝那县城址的考古印证和实物佐证。1984年7月，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王树林到古城实地考察后，他结合史料记载与考古实证，确认今彭阳县古城镇境内的古城遗址，就是汉代安定郡朝那县城的故址，这一结论早被我国史学界所公认。谭其骧是最早在其研究成果中反映这一新观点的人。 古史和地方志对于朝那城位置的记载，在方位上也是基本一致的。唐《元和郡县图志》记：“百泉县，西至州九十里，本汉朝那县地，故城在今县理西四十五里”。这里所说的“百泉县”即今彭阳县；“州”即原州，今固原市原州区；“故城”即今彭阳古城镇之古城遗址，这与今里程也基本上是相合的。《水经注》记：“朝那故城在今平凉县西北与固原州东南接壤地也”。清《通鉴》胡三省注：“汉朝那城在原州花石川”。而古城川亦称花石川。新中国编修的史书和新方志，如《宁夏通史》《西海固史》《固原地区志》《固原县志》《彭阳县志》等，均一致认为今彭阳县古城镇境内的古城遗址，就是汉朝那县治所在，它的管辖范围包括今彭阳县全境和周边邻县的一部分地区。 考证朝那地望还有一个重要证据，即“湫渊”。因为《汉书·地理志》中说到朝那县境内“又有湫渊祠”。湫渊，大湖也。早在秦汉时代就被列为国家级祭拜名山、大川、大湖的名单之中，所以在湖岸建有专供祭祀的祠庙，因湖名曰“湫渊祠”。《史记·封禅书》记载：“湫渊，祠朝那”。后来各种史志均称之为“朝那湫”。从以上史料不难看出，朝那县境内有湫渊和湫渊祠。祠庙是人工建筑，年久易湮，但山川湖泊等自然面貌是难以灭迹的。作为大湖，其变化无非是水域面积和水深、水量的大小而已。今彭阳县古城镇境内有一个名叫湫渊的大湖吗？明《嘉靖固原州志·山川》记：“东海，在州东南四十里”，“东岸有庙，即古朝那湫”。在同一志书中又收录学政李诚撰写的《重修朝那湫龙神庙记》记文一篇。文章开篇就写道：“开城州东北距三十五里，有湫曰朝那，有山环焉”。“春秋时秦人诅楚之文，投是湫也。汉唐载在祀典”。不仅固原本地方志如是记载，再考之北魏《水经注》，也记有“东水发源县东南二十六里湫渊，渊在四山中”。唐《括地志》亦载：“朝那湫祠在原州高平县东南二十里”。还有清《平凉府志》指朝那湫即固原“东南四十里”，曰“东海子”。古人对朝那湫的记载虽有一定的出入，但大致方位和里程还是一致的，即朝那湫，在今固原以东的三四十里和今彭阳以西约五六十里之间的地方。 从朝那县古城遗址与湫渊遗址的互证，再从考古发掘实物的印证，结合对正史、古文献和地方志书等有关资料的综合分析以及当代学术界集体攻关所形成的各种权威性大型辞书、工具书中一致的公认，古朝那县治就是今彭阳县境内的古城遗址是无可置疑的事。而《后汉书》《晋书》等正史都明确记载皇甫谧和他以上七代宗祖都是“安定郡朝那人”，据此可以断定安定朝那在今宁夏彭阳县境内已无可争辩。史书记载 据《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记载，西汉王朝被王莽政权取而代之，光武帝刘秀起兵中兴，建立东汉，羌汉战争与东汉政权与生俱来，一直没有停止过。到东汉中期，愈来愈烈，汉安帝刘枯即位以后于公元107年，不得不下令罢西域都护府。接着于公元110年令金城郡徙襄武，公元111年，又诏陇西也徙襄武，安定徙美阳(今歧山)，北地徙池阳(今陕西泾阳)，上郡治衙于今白水或榆林。而关于属县迁徙，地方志也有详细记载。《平凉县志》记，西汉时，平凉西面的乌氏，南面的朝那随安定郡迁于美阳。这里说朝那在平凉的南部似乎值得进一步商榷。但朝那县东移确是不争的事实。这次迁徙，可称历史上的大迁徙，除过官衙迁徙以外，连百姓也一同迁移，“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就是说，这次迁徙时割完了地里的庄稼，推倒了百姓的房屋，将院墙也夷为平地。当时又遭干旱与蝗灾，庄稼无收，饥浮遍地，再加上逼民内迁时，驱赶劫掠，流离分散，弃捐老弱，使百姓死亡大半，形成了曹操《蒿里诗》云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荒凉残败景象。 过了18年，即公元129年(汉顺帝永建4年)，由于边境羌事稍安，尚书虞诩上书，顺帝下诏安定、上郡、北地还旧土。四、皇甫谧故里出现差错和误解的原因是什么 (一)明末清初大史学家所著《读史方舆记要》之误为根源 由于顾祖禹误把唐朝的原州错定在今甘肃省镇原县(应是宋朝原州)，又把汉代萧关与唐代萧关县混为一谈，再误认为古朝那城在平凉府之东南。结果就把坐标南移了，随之“州东南”的方位就被人为整体向东南移位了，于是古朝那就从宁夏彭阳县向东南移到甘肃灵台县去了。 (二)建置迁移造成后人误解 误解之一，东汉间，由于形势所迫，安定郡曾一度移治于临泾县(今甘肃镇原县东南)，便认为其属县朝那也随迁到临泾一带了。而实际上，从东汉末到魏晋时期，朝那县仍在原地(今宁夏彭阳县古城镇)，与鹑觚县(今甘肃灵台县)同归迁到临泾的安定郡管辖。误解之二，后魏大统元年(公元535年)，原州朝那县最终从今宁夏彭阳古城镇正式迁往今甘肃省灵台县境内。但这已是皇甫谧故世253年以后的事了，它并不能证明皇甫谧的故里、籍贯就是今灵台县。 (三)皇甫家族后辈迁涉所致 皇甫氏是个大家族，后人离开故里，散落到古城周近各地或是更远省区分居，这是很正常的事。各地的分支族人，为了纪念祖先，表达思乡情结，往往在新家园建祠、修祖坟，甚至把原籍的一些重要地名移植到新居地区，这是中外常见的现象，在地名学上称为“同源地名的播迁”。就连关于我国人文始祖的伏羲、女娲和炎帝、黄帝等圣贤的地名，不也是多处出现，几省并存吗？但是，不论怎么说，祖居发祥之地和故里只能是一个地方。 皇甫谧的故里在今宁夏彭阳县，证据充足，不容人为制造讹误，应还历史的真相。徙居考究 (1)河南日报：皇甫谧徙居新安在今河南义马 秦新安故城并非今日洛阳市新安县，魏晋时期针灸鼻祖皇甫谧第二故乡“新安”在今河南省义马市。近日，皇甫谧针灸非遗传承人李志锋和原义马市政协文史委主任、义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方智敏两位皇甫谧文化研究学者，经过数年研究，发表最新理论成果——皇甫谧幼年徙居新安在今河南省义马市[5]。皇甫谧徙居新安在今河南义马共4张 (2)中国知网：皇甫谧徙居新安(今河南义马)的历史追踪 2024年12月21日，中国知网发表学术论文：李志锋，方智敏《皇甫谧徙居新安(今河南义马)的历史追踪》[9]。李志锋，方智敏《皇甫谧徙居新安(今河南义马)的历史追踪》共6张影视形象 2014年电影《皇甫谧》：吕一丁饰演皇甫谧[8]。 2015年电视剧《皇甫谧传奇》：陈浩民饰演皇甫谧[4]。参考资料[1]《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国学网 [引用日期2014-10-12][2]《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皇甫谧，字士安，幼名静，安定朝那人，汉太尉嵩之曾孙也。出后叔父，徙居新安．国学原典·史部·二十四史系列·晋书 [2014-12-19][3]《明史·卷五十·志第二十六》国学网 [引用日期2015-01-17][4]古装剧《皇甫谧传奇》昨在陇西开机·网易新闻 [2014-10-12][5]再次证明！针灸鼻祖皇甫谧的第二故乡在义马．河南日报客户端 [引用日期2022-08-30][6]皇甫谧画传欣赏(一)灵台县政府[2022-11-16][7]皇甫谧·知网 [引用日期2022-11-27][8]皇甫谧Huangfu Mi(2016) 吕一丁饰演皇甫谧1905电影网2014-12-24 [2024-04-13][9]皇甫谧徙居新安(今河南义马)的历史追踪 - 李志锋，方智敏．中国知网．2025-01-17 [引用日期2025-02-02] ◎纵览皇甫谧词条，后世之人也搞不清皇甫谧的故里所在朝那是在哪里了！汉代之后的历史皆为有明确的文字记载的，后世之人还能把历史演化过程中朝那与安定郡的地理位置张冠李戴，从宁夏挪到了甘肃，而皇甫谧后来又迁居河南新安，新安之地的疆域也时有变化。可见皇甫谧只是书虫一样的人云亦云，把殷商发迹龙兴之地的三亳之地以及喾亳和后世之“三亳坂尹”的偃师尸乡西亳等等混为一谈也就见怪不怪了！——山人注 关庙村后三岔口的古道遗址◎亳墟 帝喾、夏代商国及商朝都城 亳墟，是帝喾的都城，也是夏代商国最后一个都城、商朝第一个都城(六种说法：关中说、偃师西亳说、河南商丘南亳说、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北亳说、河南内黄说、郑州说)[1][4][5]。 《史记·殷本纪》记载：“帝沃丁之时，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 。今商丘市谷熟镇有伊尹墓[2]。东周时期的史学名著《左传》中早已明确记载了亳为宋国的宗邑[3]。中文名：亳墟别名：亳史称：亳都地理位置 六种说法：关中说、偃师西亳说、河南商丘南亳说、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北亳说、河南内黄说、郑州说[5][1]。相关遗迹 帝喾陵、商汤庙、伊尹墓历史沿革 五帝时期，亳为帝喾的都城。《史记》称“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亳，是成汤始居之亳，即其先祖帝喾成为天下共主后定都的亳。亳是商朝的第一个都城，也是帝喾的都城[5]。 “亳”在哪里？这是商文明研究的一个重大命题[5]。 自汉代起，众说纷纭。中国先秦史专家、南开大学教授王玉哲把古今关于“亳”地的说法总结概括为六种：关中说、偃师西亳说、河南商丘南亳说、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北亳说、河南内黄说、郑州说。影响较大的为“三亳说”，即南亳、北亳和西亳[5]。《汉书·卷二八上·志第八上》：“偃师，尸乡，殷汤所都[6]”。《尚书·书序》：“亳，今河南偃师县有汤亭”[7]。 《尚书蔡传》《通典》《括地志》和《河南通志》均有“三亳”之说：“书所称三亳者，蒙县之亳曰‘北亳’，汤所兴；谷熟之亳曰‘南亳’，汤所都；偃师之亳曰‘西亳’，汤所迁也”。 王国维在《说商》一文中引杜预《春秋释地》说：“宋、商、商丘三名一地”[5]。 三亳：南亳，在今商丘市睢阳区东南部、虞城县谷熟集西南三十五里。北亳，即景亳，在今山东菏泽市曹县南，北亳之地，有成汤陵。西亳，在商丘以西大约280公里处的洛阳偃师商城[5]。 夏代，商汤由商邑(今河南商丘古城)迁都于亳(六种说法：关中说、偃师西亳说、河南商丘南亳说、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北亳说、河南内黄说、郑州说)[5]，营建新都，积蓄粮草，训练兵将，为灭亡夏朝做准备。商汤灭夏之后，返回亳(今河南商丘)建立了商朝[4]。 商代，汤二十七年，商汤迁九鼎于商邑。自商汤至仲丁十位君主均在此建都，亳都遭遇河决之患，仲丁被迫自亳西迁至隞(又作”嚣“)。此后，商朝开始了“九世之乱“。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商王朝，商朝第十九位君主盘庚自奄(今山东曲阜)南渡黄河迁回殷(今河南安阳)定都，施行先祖商汤的仁政，百姓安居乐业，商朝国势开始振兴起来。参考资料[1]《大元一统志》：“亳城，在归德府城东南四十五里，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汤居亳，与葛伯为邻，即今宁陵县葛乡，亳乃今谷熟县也。蒙为北亳，即景亳，汤受命之地。谷熟为南亳，汤所都”。[2]《竹书纪年》：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3]《左传·哀公十四年》：“宋有亳邑”。又载宋景公云：“亳，宗邑也”。[4]《史记殷本纪第三》：成汤，自契至汤八迁。◇集解孔安国曰：“十四世凡八徙国都”。汤始居亳，◇集解皇甫谧曰：“梁国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正义括地志云：“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从先王居，◇集解孔安国曰：“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5]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河南政协2023-10-26 [引用日期2024-04-23][6]《汉书·卷二八上·志第八上》：“偃师，尸乡，殷汤所都”。[7]《尚书·书序》：“亳，今河南偃师县有汤亭。 ◎该词条之喾亳之都和汤都亳城之六说，皆以后世之亳和后世祭祀纪念物为标记进行论述，皆谬也。真正的汤都亳城之地和帝喾高辛氏居亳故都喾亳之地，在山西垣曲亳清河流域。 　　历代舆地图·光绪版PDF 根据考古发现和历史典籍记载，帝喾高辛氏居亳，在颛顼七十八年，帝陟。术器作乱，辛侯平之。所谓的术器之乱，就是共工氏之子术器，居于垣曲亳清河流域，也就是古冀州之地。共工故国在汉弘农郡治所附近，也是晋南曲沃城附近。可根据历代舆地图的记载可以确认。而且这个图中也注明了鸣条和夏都安邑禹王城即战国时期的魏都安邑在其外城扩建。而且这个记载也驳斥了夏县禹王城只有魏国文物遗存的谬论。 北魏北齐及隋唐时期的河东大地 那么，何处是帝喾高辛氏居亳故都喾亳呢？从这个北魏北齐以及隋唐时期的河东行政区划图我们可以知道，古代的邵州邵郡之地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垣曲古称亳城，也就是帝喾高辛氏居亳故都和殷商之祖契世世居亳之地和商汤居亳之地也。这里的亳清河流域，连接着自侯马至垣曲古城再到河南济源的轵关古道，是自古以来的东西南北交通枢纽，也是解州盐池陆路运输和黄河漕运水路的交汇处和锁钥之地，垣曲自古以来就是产铜之都，垣曲铜业发展史记载，自黄帝时代“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就与垣曲有关，唐宋之际，垣曲有钱监，岁铸钱三十六万贯(上缴二十六万贯)。位于垣曲中心广场的铜雕壁画以及垣曲宝鼎和铜板甬道垣曲发展史记载了这些辉煌历史。而汉白玉雕刻的舜帝故事壁画则阐述了垣曲为舜帝故里的一系列故事传说，与历史典籍记载相符。而河东古代的蒲州、虞州、邵州都与舜帝故里和舜都蒲坂以及舜帝后裔封于古虞国有关。这里就是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汤都亳城的福地，也是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的喾亳之都。而且殷商迁徙史的居都之地，比如仲丁自亳迁嚣，居河上，就是垣曲古城南关洪庆观垣曲商城遗址，也就是商汤居亳之地的南亳，而商汤居亳的汤都亳城之地，则是位于垣曲古城西边十五里的上下亳城，由上亳城、下亳城、河西、药堰、晁家坡和官道北六闾组成的西亳，商汤会诸侯于景亳之地就是垣曲西北方向的闻喜石门汤王山，就是《山海经》里面记载的景山，“北望少泽，南望盐贩之泽”。“商汤会诸侯于景亳，遂伐豕韦，征顾取顾，遂伐昆吾及夏，战于鸣条，大雷雨，夏师败绩，桀奔三鬷，战于郕，获桀于焦门”。豕韦就是刘累给夏后氏帝孔甲豢龙之地，在舜帝时代，董父豢龙于董池陂，就是闻喜汤王山北边的东镇一带的嵕川，而《山西通志》卷二十八·山川(十二)记载的闻喜山川：三嵕山就是焦山。据此则可以完全描绘出商汤居亳伐夏的全景画面，商汤伐夏的重大事件都是发生在山西中条山周围的河东大地，而不是网上流传的把后世之亳附会穿凿为帝喾高辛氏居亳与商汤居亳之地的违背基本军事常识的进军路线图。伊尹升自陑的地方就是中条山西端的风陵渡一带，然后从永济简狄有娀氏之墟自西向东伐夏，以左勾拳的钳形攻势与商汤会诸侯于景亳，遂伐豕韦和顾，豕韦既灭，遂征顾取顾，再伐昆吾及夏的右直拳形成合围之势，夏桀沿着从夏县泗交和祁家河一线的路线逃窜，在汤王山西边的三鬷山即焦山一带再次激战，后奔平陆及河南三门峡焦城一带被俘获，后来囚于夏县禹王城的青台，与其囚商侯履于夏台之处临近也。这些历史事件的记载可在《山西通志》卷六十·古迹(四)夏县部分看到。那么喾亳之都何在呢？我们从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发掘报告，以及垣曲古城东关夏至日日影一尺六寸之地，即大地之中，也就是《周髀算经》里面记载的日晷圭尺测日影法确定二十四节气的记载完全相符。而陶寺遗址观象台观测的夏至日日影一尺六寸九分，而洛阳嵩山观象台的夏至日日影一尺五寸，可见当时的大地之中在垣曲，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就是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的喾亳之都。有人质疑说垣曲商城遗址发掘比较彻底，而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发掘面积较小，没有发现或者说不具备都城规模，可是我们详细查阅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发掘报告和其他相关资料，古城东关古井没有完全发掘，而且其几个发掘区域也是局部采样式的部分发掘，这个在黄河小浪底水库蓄水之前的抢救性发掘责任在谁呢？难道说没有完全发掘或者现在这些珍贵的考古发掘遗址包括古城东关遗址、古城南关洪庆观垣曲商城遗址、宁家坡考古发掘遗址和小赵童子坪考古发掘遗址以及舜帝高辛氏居亳之地的喾亳之都和汤都亳城之地上下亳城都已经淹没在水下就不能证明这些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和商汤居亳之地的汤都亳城了吗？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遗址，以及垣曲古城北边的西塬麻姑山下的丰村遗址，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在古城东关遗址处于黄河北岸的亳清河和沇西河交汇处的凤凰台下，西亳汤所都之地在亳清河流域的上下亳城，古城南关洪庆观垣曲商城遗址就是南亳和嚣都，垣曲商城遗址的“城门磔牲”遗迹可以证明仲丁自亳迁嚣，征蓝夷，外壬居嚣邳人姺人叛。河亶甲自嚣迁相，克邳征班方姺人来宾的历史事件的关联系。姺人就是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的有辛氏之国和有莘氏之国，帝喾高辛氏平定术器之乱，姜姓有莘氏之国迁居河南伊川，而夏后启即位封庶子于莘即垣曲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的有辛氏之国也就是姒姓有莘氏之国，而商汤居亳，汤妃有㜪氏黛眉娘娘就是姒姓有莘氏之国，也就是殷商的宣方亘方和先方，而姒姓有莘氏之国在外壬居嚣时邳人姺人叛，后来在河亶甲自嚣迁相，也就是闻喜汤王山北边的酒务头遗址附近之后，克邳，征班方，姺人来宾，后来姒姓有莘氏之国迁居陕西郃阳，就是后来的周室三母和周幽王时代的褒姒的故国也。而山东曹县之亳和有莘氏之国则是伊陟后裔封于此或者说周成王二次伐殷之后，灭蒲姑，灭奄，迁奄君于垣曲蒲掌的蒲姑，然后周成王践奄伐徐夷，迁殷遗民于洛置三亳坂尹，营成周，又名鲁侯齐侯迁殷庶民于鲁之后的莘亳之民。而山东䣍城和河南郾城之类都是周成王践奄二次伐殷之后的奄都迁徙之民的落脚地，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山东考古没有发现早商时期遗存的根本原因了！至于偃师西亳之说和河南郑州商城遗址，则是洛邑三亳坂尹之地，没有发现像样的古代殷商文物和青铜器就太正常不过了！至于亳之关中说，正是以杜预注曰“杜有亳亭”而附会商汤居亳之地也，而不知其是“周师灭唐，迁唐于杜”的结果，而后杜伯被杀，其后裔隰叔奔晋而仕，不知帝尧陶唐氏初封之地唐在山西翼城，而后成为成王封弟于桐即唐叔虞也，唐叔虞也就是后来的晋国之祖。网传已经后世典籍记载周封尧后裔于蓟，反而把河北诸唐及尧相关的地方当做帝尧陶唐氏初封之地岂不是本末倒置，以后世之流徙之地冒充祖源之地的颠倒黑白和倒着叙事乎？ 亳清河岸边的亳清河赋 元代所立“殷商烈祖成湯聖王居亳故都”碑 汤都亳城之地的亳清河特大桥 垣曲古城三河口地区旧貌 垣曲古城旧县衙照片 三十年代的垣曲古城 垣曲古城旧城墙照片 一九三六年垣曲古城图 一九五八年垣曲古城图 黄河北岸的鸡龙山北侧(祭龙山) 寨坪东边观鸡龙山 葛伯寨 黄河北岸的寨里旧城门(仅有北门) 寨里南边悬崖和西滩村黄河旧貌 移民搬迁之后的寨里新村 搬迁之后的古城门楼 垣曲商城遗址洪庆观旧貌 风光秀丽黛眉山水沟为原来东滩村和寨里的土桥沟，中间为黄河故道 卫立煌司令部驻地莘庄伊尹出于有莘之野即此 黛眉晴岚 　　禹置九鼎失踪之谜，至今依然是扑朔迷离，《竹书纪年》里面记载商汤二十八年，移九鼎于商邑，周武王伐纣，移鼎于洛邑，周成王营成周，定鼎于成周。后来传说秦失一鼎，汉武帝时荣河(今万荣)发现宝鼎，而后世历代祭祀成湯在万荣(商汤陵在此，万荣古称宝鼎县，有汤王城)。殷商先祖简狄有娀氏之墟在永济，商汤伐夏，伊尹升自陑的地方就是中条山西端。而祖乙居耿，河津耿城圮，遂城庇，河津古代也称皮氏，也就是殷商先祖“殷灭皮氏”之地，是殷商先祖自契至汤乃八迁之一。 《孟子》和《史记·殷本纪》都说：“自契至汤乃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与葛为邻”。那么殷商时期都迁徙了哪些地方呢？ 汉刘向《列女传·契母简狄》记载，帝尧封契居亳，为司徒，帝舜命契为司徒，后世世居亳之地，这是殷商先祖契居亳之始也。而《竹书纪年》成湯条目和《史记·殷本纪》记载则是契封于商，而《白虎通义》记载亳即是商。契居亳，乃殷商先祖居亳，此一迁也。有人说，契子居蕃石(嶓石)为第一迁，无考。 从《竹书纪年》里面夏纪里面的记载，夏后氏帝相居商，寒促弑夏后氏帝相，后缗自窦逃奔有仍，后帝少康居纶(一说在万荣，一说在河南)。(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相土居商丘(商自亳迁商丘)，这是殷商自亳迁商丘的第二迁。 夏少康复国之后，(帝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少康十一年命商侯冥治河，帝少康二十一陟。(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商侯冥治河二十三年，死于河。商侯冥治河居鄍城，就是平陆鄍城，晋借道伐虢，过巅嶺，取大阳及鄍。商侯冥治河居鄍城乃第三迁也。 帝杼十七年陟。帝芬在位四十四年陟。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商侯冥治河，在商侯冥死于河后八十二年之后，商侯迁于殷乃第四迁也。 帝芒五十八年陟，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帝泄)十六年，殷侯微以河泊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商侯迁于殷之后三十七年，殷侯之子王亥宾有昜，有昜氏放而杀之，四年后，殷侯微(上甲微)借河伯师伐有昜，杀其君棉臣，殷侯微伐有昜而居之，这是殷商第五迁也。而有昜氏之地(书中有的记为有易，应该是有昜氏之误写)，应该是洪洞故杨国之地。陶寺遗址的标记(圆圈下面一横，下面一个月)这个组合可解释为日月与地平线，也可能是“昜”字的最初字形。也可能是指有昜氏古代是观测日出日落与日月天象的官职，殷商灭有昜而开始管理天文观测和制定历法。 帝泄二十五年陟，帝不降三十五年，殷灭皮氏。殷侯微居有昜四十四年后，殷灭皮氏，殷商自有昜迁皮氏，即殷商六迁也。 帝不降五十九年陟，帝扃在位十八年陟，帝廑在位八年陟，帝孔甲九年陟。殷侯复归于商丘。殷商居皮氏五十九年后复归商丘，此殷商第七次迁徙也。 帝昊在位三年陟，帝发在位七年陟，帝癸十五年商侯履居亳，这是商汤元年，殷侯复归商丘二十五年之后，商侯履居亳即商汤居亳，乃八迁也。 自契居亳到商汤居亳，殷商先祖居地可以归纳为：亳-商丘-鄍-殷-有昜-皮氏-商丘-亳。实际上应该是七迁八都，而亳与商丘是两次居都，实际上只有六个不同地点是殷商居都之地。 殷商后五迁之地则是： ①商汤居亳至大戊居亳，商汤居亳，始于帝癸十五年，也就是商汤元年；商汤十八年即位，居亳。二十七年，迁九鼎于商邑。二十九年，陟。居亳二十九年。外丙居亳，二年陟。仲壬居亳，四年陟。太甲居亳，十二年陟。沃丁居亳，十九年陟。小庚居亳，五年陟。小甲居亳，十七年陟。雍己居亳，十二年陟。大戊居亳，七十五年陟。前后九王居亳，计一百七十五年。 ②仲丁自亳迁嚣，六年，征蓝夷，九年陟。外壬居嚣，邳人姺人叛，十年陟。二王居嚣十九年。 ③河亶甲自嚣迁相，三年，彭伯克邳。四年，征蓝夷。五年，姺人入于班方。彭伯、韦伯伐班方，姺人来宾。九年，陟。居相九年。 ④祖乙自相迁耿，城圮，遂城庇。　　祖乙名滕。元年己巳，王即位，自相迁于耿，命彭伯、韦伯(见上)。二年，圮于耿。自耿迁于庇。三年，命卿士巫贤。八年，城庇。十五年，命邠侯高圉。 十九年，陟。祖乙之世，商道复兴，庙为中宗（《史记》与《无逸》皆无之） ○祖乙之世，商道复兴，何来《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自河亶甲殷复衰乎？而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这是殷商第一次对周先祖锡命，此时周为侯国，到周文王时，为西伯，从侯国降为伯国？ 祖辛居庇，十四年陟。开甲居庇，五年陟。祖丁居庇，九年陟。南庚名更。元年丙辰，王即位，居庇。三年，迁于奄。六年，陟。自祖乙至南庚居庇，五王居庇五十年。 ④南庚三年，自庇迁奄。南庚居奄三年，阳甲居奄，四年陟，盘庚名旬。元年丙寅，王即位，居奄。七年，应侯来朝。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十五年，营殷邑。十九年，命邠侯亚圉。二十八年，陟。自南庚三年居奄，阳甲居奄四年，至盘庚居奄十三年，前后三王居奄二十年。 ⑤盘庚十四年，自奄迁北蒙曰殷，盘庚居殷二十五年。盘庚十九年，命邠侯亚圉。这是殷商对周第二次命邠侯亚圉。小辛居殷，三年陟。小乙居殷，十年陟。武丁居殷，五十九年陟。祖庚居殷，十一年陟。祖甲居殷，三十三年陟。冯辛居殷，四年陟。庚丁居殷，八年陟。武乙居殷，三十五年，周公季历伐西落鬼戎。王畋于河、渭，暴雷震死。文丁居殷，十三年陟。帝乙居殷，九年陟。帝辛居殷，在位五十一，武王伐纣。十二王先后居殷二百五十二年。殷商自商汤至帝辛，前后在位时间505年。夏朝时期计四百七十年，殷商前后共计九百多年。后世言自河亶甲至盘庚东迁殷，此“九王之乱”就是因为征战和迁徙之故吗？至于纣王更是被后世之人毁誉至极也。 图为3号墓出土的青铜重器“夺”簋。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出土周代虢国重器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20-12-10 04:18 光明日报太原12月9日电(记者李建斌)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今日发布垣曲北白鹅墓地重大考古发现，经过近9个月的紧张发掘，考古工作者在该墓地发掘出一处周朝王卿高级贵族墓地，本次发掘面积为1200平方米，共发掘墓葬9座，灰坑17个，出土各类器物500余件套。最为重要的是出土带有铭文的铜器近50件套。铭文内容丰富，文字清晰，共计14篇。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出土周代虢国重器 北白鹅墓地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英言乡北白鹅村(现为英言镇白鹅村)东。据该发掘项目负责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杨及耘介绍，这9座墓葬皆属大中型墓葬，其中1号墓、5号墓和6号墓为大型墓葬，墓葬开口均在6×4米以上，其余均为中型墓。出土器物种类丰富，有铜、玉、石、漆、陶、骨、蚌贝、铅、金、漆木、皮革、麻绳、竹等各类文物总计500余件套。其中，青铜礼器类有鼎、甗、簋、盨、铺、罐、鬲、盘、盉、方彝、匜、壶、罍、尊、爵、觯、杯、勺等，礼乐器有青铜编钟和石磬。 杨及耘说，此次发掘的最大亮点是3号墓出土的青铜重器“夺”簋，其盖内铸有铭文12行94字，含重文2字。同时3号墓出土的“匽姬”甗青铜重器，其甑部近口沿处后腹内壁铸有铭文3行11字，内容为“虢季为匽姬媵甗/永宝用享”。 根据出土器物分析，该墓地与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和陕西梁带芮国墓地在铜器制作、器物形制和纹饰运用等方面极为相似，结合墓葬形制，初步推断，这处墓地时代为春秋早期。 北白鹅墓地北依王屋山，南眺黄河，与成周洛阳的直线距离不到80公里。杨及耘分析，其所处位置当在东都成周王畿的范围之内，故推测很可能是一处王畿内的采邑。他说，可以确认的是，北白鹅墓地是一处两周之际位于成周王畿之内的周朝王卿高级贵族的墓地，对研究和探讨两周时期的政治格局、畿内采邑分封制度及晋南地区两周时期的埋葬制度、人群族属、社会生活等提供了新的资料参考，对探索晋南地区文明化进程与中原地区的联系都具有重要意义。《光明日报》(2020年12月10日 01版) 垣曲周朝高级贵族墓考古发掘重器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官方账号 来源：运城新闻网 2020-12-15 10:49垣曲周朝高级贵族墓考古发掘重器 铜盒盒身上有鸟纹，盒底有老虎的样式。盒盖能打开，里面盛有红褐色的物体。是贵族女性为了彰显身份和地位用以殉葬的器物，通过把器物弄得精美化，来体现自己的存在感。 垣曲周朝高级贵族墓考古发掘重器 铜编钟该编钟的纹饰属于长江下游、江淮地区应有的特点，是春秋早期晋与吴、楚文化交流的案例。 垣曲周朝高级贵族墓考古发掘重器“夺”簋(“夺”簋盖)及铭文 垣曲周朝高级贵族墓考古发掘重器 “夺”簋(“夺”簋盖)及铭文盖内铸有铭文12行94字，含重文2字 垣曲周朝高级贵族墓考古发掘重器 “匽姬”甗甑部近口沿处后腹内壁铸有铭文3行11字，内容为：“虢季为匽姬媵甗/永宝用享”，这件媵器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用于送嫁的礼器，相当于是一件嫁妆。 12月9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消息，垣曲县英言镇北白鹅村东的周朝王卿高级贵族墓地，发掘面积1200平方米，共发掘墓葬9座，灰坑17个，500余件套各类文物。其中，带有铭文的铜器近50件套，文字清晰，计14篇。 此次考古发掘墓葬级别高、规模大，出土器物种类丰富，有铜、玉、石、漆、陶、骨、蚌贝、铅、金、漆木、皮革、麻绳、竹等各类文物总计500余件套。其中，礼器类有鼎、甗、簋、盨、铺、罐、鬲、盘、盉、方彝、匜、壶、罍、尊、爵、觯、杯、勺等，礼乐器有编钟和石磬。 垣曲北白鹅墓地远景图垣曲发现1200平米古墓，出土周代虢国重器~河东热线 2020年4月至12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运城市文物工作站、垣曲文物旅游局对垣曲北白鹅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该墓地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英言乡北白鹅村(现为英言镇白鹅村)东，本次发掘面积为1200平方米，共发掘墓葬9座，灰坑17个。 2020发掘遗存分布正投影 9座墓葬皆属大中型，其中M1、M5和M6为大型墓，开口均在6×4米以上，余均为中型墓。 M1墓室及器物出土正投影 M5墓室正投影 北白鹅墓地出土器物 M3:21(“夺”簋)、35(“夺”簋盖)及铭文 盖内铸有铭文12行94字，含重文2字 唯正月初吉/王才(在)成周/庚午(格)于大室/井叔内(入)右夺/即立/王乎(呼)内史微册令(命)夺曰/令(命)女(汝)(司)成周讼事眔殷八(师)事/易(赐)女(汝)赤巿(銮)旂用事/夺(拜)䭫首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令(命)/用乍(作)朕皇且(祖)中氏朕文考(釐)孟宝尊簋/夺其万年眉寿永用/子子孙孙宝” M3:10 “匽姬”甗 甑部近口沿处后腹内壁铸有铭文3行11字。内容为：“虢季为匽姬媵甗/永宝用享” 来源：考古汇 商周金文：夺簋神秘的先秦时代先秦史、古文字、文博考古等时代：西周中晚期。出土：2020年山西运城垣曲县北白鹅村春秋早期墓M6出土(4件铭文相同的簋)。现藏：山西博物院。字数：簋内铸铭文10行94字。 《夺簋》铭文释文： 唯正月初吉，王才(在)成周，庚午，广各(外广里各，通格)于大(太)室，井弔(叔)内(入)右夺，即立(位)。王乎(呼)内史微册令(命)夺曰：“令(命)女(汝)司成周讼事眔(暨)殷八师事，易(赐)女(汝)赤环巿(韨)，䜌(銮)旂，用事”。夺拜䭫(稽)首，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令(命)，用乍(作)朕皇且(祖)中(仲)氏、朕文考釐孟宝尊簋。夺其万年眉寿永用，子子孙孙宝。 夺簋铭文欣赏原创厚易堂-崔学顺-听古 2025年06月30日 14:25 广西 夺簋‌是西周中晚期青铜礼器，2020年出土于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因铭文记载周王册命官员管理成周诉讼及军事事务而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夺簋，一组四件套，皆带盖。各簋盖、簋身的大小、形制、纹饰、铭文基本相同。夺簋盖为圆形，母口，方唇略外倾，盖面隆起，中间设喇叭状圆形捉手，盖面近沿处饰一周“C”形窃曲纹，靠捉手处饰两周瓦楞纹，捉手内外皆素面。器身口沿下饰一周“C”形窃曲纹，以出脊兽面纹饰和耳部兽头间隔为四组，耳部及垂珥简饰窃曲纹，腹部饰六道瓦楞纹，圈足一周装饰斜三角云纹，以支足兽头间隔，支足兽头下作四目，足根外突饰兽爪。夺簋盖内和内底铸有相同的铭文12行94字。 　　夺簋铭文释文：“唯正月初吉/王才(在)成周/庚午(格)于大室/井叔内(入)右夺/即立/王乎(呼)内史微册令(命)夺曰/令(命)女(汝)(司)成周讼事眔殷八(师)事/易(赐)女(汝)赤巿(銮)旂用事/夺(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令(命)/用乍(作)朕皇且(祖) 中氏朕文考(釐)孟宝尊簋/夺其万年眉寿永用/子子孙孙宝”。 　　夺簋大概铸于西周中晚期(约公元前9世纪)，簋盖与器身均铸有12行94字铭文，记载周王在成周洛邑册命官员“夺”的经过。‌‌核心内容为周王命夺“司成周讼事眔殷八师事”，即负责成周地区的诉讼纠纷及殷八师(兼具军事与行政职能的机构)事务，并赐予赤色蔽膝、銮铃等礼器。‌‌夺簋铭文首次明确将“讼事”作为独立职事册命，反映西周中晚期司法管理专职化的趋势。‌‌铭文显示周王频繁活动于成周(今洛阳)，暗示政治中心可能逐步东移。‌铭文中“井叔”(即井氏家族成员)的记载，为研究西周井氏家族与权力结构提供线索。‌‌西周中晚期器物出土于春秋墓葬，或与春秋贵族收藏前朝重器以彰显地位有关。 　　乙巳六月初六老顺听古于广西厚易堂。 李成曹玮：从夺簋看西周法治实践作者：李成曹玮 2022-12-08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M3出土的夺簋，其铭文记载了周王册命夺负责成周讼事和殷八师的讼罚，内涵丰富(《垣曲北白鹅墓地M3出土的两件有铭铜器》，《文物世界》2021年第1期)。夺簋年代大致为西周中期偏晚到中晚期之际。相比于其他诉讼类铭文，夺簋铭文中首次将“讼事”作为单独职事来册命。可见，西周中晚期，周王室已经设立了专职处理讼事的官员，以调解诉讼纠纷、缓解矛盾，诉讼管理成为西周王朝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之一。　　夺簋铭文具有重要意义　　夺簋盖微隆，折沿，鼓腹，腹部饰瓦楞纹，盖缘和口沿饰带状窃曲纹，圈足附三小支足，具有西周中晚期铜簋的特征。西周中期晚段的铜簋一般盖较平，捉手较低，如陕西张家坡窖藏出土的伯喜簋；至西周晚期，簋盖隆起更甚，捉手更高，如周原董家村窖藏出的此簋。夺簋盖略低平，捉手低，形制更近伯喜簋。　　此外，夺簋和戚簋(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450器)两篇册命铭文多有相似之处。两器所涉内史分别为戚和夺，应为同人，册命地点均为成周大室，时间均在正月初吉，只是未知是否为同年。戚簋年代为西周中期晚段，结合形制判断，夺簋年代应在西周中期偏晚到中晚期之际。　　西周中期以后，册命、赏赐及很多重器的制作都在“正月初吉”，如旂伯簋、五祀卫鼎、虘钟、晋侯对盨。周王在“正月初吉”册命的内容涉及占卜、作邑、讯讼、六师和八师的管理等方面。周王册命夺的时间也是“正月初吉”，选择这一时间册命既是对国家治理的总体安排，也具有一定的褒奖和象征的意义。　　册命夺的内容是“司成周讼事眔殷八师事”，司是主持、管理之意。讼，《说文·言部》：“争也。”张舜徽释，“讼有争义有责义……讼乃属争讼之专字矣”(《说文解字约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金文中与讼事相关的词语还有“讯”、“讯讼”、“讯讼罚”、“罚讼”。《说文·言部》：“讯，问也”。“司讼事”即讯问争讼、处理狱讼。因此，夺簋的册命是周王命令夺管理成周与殷八师的狱讼之事，是西周王朝在成周地区的一次重要的法治实践活动。　　金文中已有“征事”(麦方鼎)、“卜事”(卲簋丙)、“佃事”(南宫柳鼎)等，但“讼事”为首见。夺簋铭文内容简短，夺受赐“赤巿、鑾旂”的命服品阶虽不高，但所授职事却非常重要，关系到西周中后期周王朝对成周王畿的治理方式，即讼事管理的专职化问题。　　讼事可分为三类　　金文中已有对各种争讼的审讯、立约、起誓的记载，如陕西岐山董家村窖藏出土的匜，铭文记载伯扬父对牧牛的“判词”，伯扬父的官职相当于司寇。夺簋中夺的职责是记录和见证成周讼事的处理结果，根据西周金文中讼事相关内容，其所管理的讼事可能涉及三类。　　第一类，讯“有粦”。“有粦”为触犯刑律、有贪吝罪行或阻难礼法政策施行的人(李零《读杨家村出土的虞逑诸器》《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3期)，是讼事讯问的主要对象。金文中亦有“庶右隣”、“小大有隣”、“庶人有粦”等多种不同表达方式。如牧簋铭“雩乃讯庶右隣，毋敢不明不中不型”(《集成》4343)。簋铭“讯小大有隣，取五锊”(《集成》4266)。卌三年逨鼎则记载，“乃讯庶人有粦，毋敢不中不型”(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2503-251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以下简称《铭图》)。　　第二类，军事刑罚。金文中关于军事刑罚的记载最早见于大盂鼎。康王命盂“廼绍夹死司戎，敏罚讼”(《集成》2837)。即王命盂管理有关兵戎的事务，审慎处置惩罚和争讼。此外，师旂鼎铭文载，“懋父令曰：宜播，厥不从厥佑征。今毋播，其有纳于师旂”(《集成》2809)，即师旂将不服从出征命令的人状告到伯懋父处，原本依法应该处以流放之刑，但伯懋父命令不要放逐了，改交罚金并使其重新归于师旂的督率之下。这是一起对师旂众仆违抗军事命令的处罚，伯懋父任讼官，当时至少有罚金和流放两种处罚手段。　　第三类，与经济相关的诉讼。随着西周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关于土田、隶仆等纷争逐渐多起来，恭懿时期出现贵族之间以物品交换耕地或林地的现象(曹玮《卫盉铭文与西周土地制度的变化》《周原遗址与西周铜器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这些交易难免出现纠纷。山西绛县倗国墓地出土的肃卣(M2:75)，事关庶人的人身自由之争。董珊解释器铭(《山西绛县横水M2出土肃卣铭文初探》《文物》2014年第1期)为伯氏自庶人中选六家作为肃的家仆，六家对此不满，后由周王出面，指派若干重臣解决这一争端，并最终将仆“付肃于成周”。铭文反映出西周中期邑人有向上谏诤，并使周王裁决纠正“害义”的权利。　　五年琱生簋、琱生尊与六年琱生簋的铭文内容前后衔接，记录召伯虎和琱生之间土地纠纷及其调解过程。根据周原考古资料，学界一般认为这是位于周原的周、召两处相邻采地间的土地纠纷。然而，陈梦家、林沄、李学勤、王辉、朱凤瀚等学者认为，召伯虎和琱生是同一家族大宗和小宗的关系。两件琱生簋皆是传世器，据五年琱生簋最早的著录信息：“见洛阳市中，后归山西马氏”，两簋很有可能出自洛阳。除了周原的召地，召伯虎在成周也有采邑，洛阳C5M906号墓出土了召伯虎为死去父亲作的铜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文献中的召穆公即召伯虎，西周晚期召伯虎家族在成周活动较多。因此，琱生三器铭文记载的土地很大概率位于成周，这应是一起发生于成周的土地纠纷。　　由金文中的讯讼相关记载可见西周时期的讼事内容主要有三种：一是审讯管辖民众内的有罪之人；二是对违反军事命令人员施以处罚；三是处理民众之间利益纷争之事。和宗周地区一样，西周中期以后成周的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多见土田、仆役等利益之争，此类诉讼在贵族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都有发生。　　讼罚管理专职化　　西周偏早时期，讼事一般由司马、司空、司徒或行政长官兼任，司法权仅为主职司外的附加职责，一般用在所司职事之末、所得俸禄之前，是给予被册命者附加的特殊权力。如簋铭文曰“更乃祖服作冢司马，汝乃谏讯有粦，取十锊”(《铭图》5362)；簋铭文曰“令邑于郑，讯讼，取五锊”(《铭图》5258)。扬簋铭文最典型，曰“扬，作司工，官司量田佃、眔司位、眔司刍、眔司寇、眔司工事，锡汝赤韨、鑾旗，讯讼，取五锊”(《集成》4294)。王册命扬为司工，具体负责事项很多，而讯讼权被置于所有职司甚至所赐命服之后，显示讯讼为扬若干职司中的一项，并非西周中期国家治理的重点。　　牧簋铭文载“昔先王既令汝作司士，今余唯或改，令女辟百寮”(《集成》4343)，是一篇改封牧职司的铭文，先王时期牧所任司士与诉讼无关，如今绳治违法的群臣百僚，李学勤分析说，“当时朝中有事，出现不合法律的囚禁，对民众也多有暴虐的情形；审讯嫌犯时不公正，一味置之死地”(《四十三年佐鼎与牧簋》《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牧簋年代为西周中期偏晚，相传出自扶风，表明以恭懿为界，西部王畿内的司法权不再由其他官员兼任。夺簋与牧簋年代相当，铭文中“讼事”是册命夺唯一的职事，讼事不再作为主要职司以外的附加权力，而是设置专职处理讼事的官员。牧得到的赏赐有“秬鬯一卣、金车、贲较、纁里、旗、駼马四匹”，夺的册命赏赐相对较少，这应与夺仅任有司，不负责具体的审判有关。夺簋和牧簋铭文表明，在解决矛盾、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周王朝对东西部王畿的官员任命和管理措施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讼事”在夺簋铭中首次单独出现，表明西周时期在懿王以后，成周土田争讼、主仆相争等利益冲突增多，诉讼在处理相关问题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同时，管理“讼事”的官员由兼职转变为专职，说明法治已经成为西周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中国古代青铜器发生学研究”(19XKG009)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关键词：铭文；讼事；夺簋；考古中国社会科学网(责编：宗悦) 夺簋夺簋河图洛书V 2025-5-10 05:21 夺簋铭文的解读涉及西周中晚期政治制度、职官体系及司法实践，其内容可概括为以下要点：一、铭文结构与核心内容时间与地点 铭文以“隹(唯)正月初吉，王才(在)成周”开篇，记载周王于成周(今洛阳)大室举行册命仪式，时间为庚午日。册命过程 参与者：井叔作为“右者”引导夺进入大室，内史微负责宣读册命。 职事授予：周王命夺“司成周讼事眔殷八师事”，即管理成周地区的诉讼事务及殷八师(驻守东部的军事组织)相关事务。 赏赐品：赐予夺赤色蔽膝(赤巿)和鸾旗(銮旂)，作为身份象征。作器目的 夺为纪念册命铸造此簋，祭祀皇祖仲氏与文考釐孟，并祈求子孙永宝。二、历史背景与职官意义年代推定 器型学分析显示为西周中晚期至晚期偏早(约懿王至夷王时期)，而墓葬年代为春秋早期，推测为春秋时人将先辈重器带入垣曲陪葬。 铭文格式与“井叔”人物关联的其他器物(如《曶鼎》《免簋》)进一步佐证其时代。职官职能的特殊性 铭文首次明确将“讼事”作为独立职事册命，反映西周中晚期司法管理的专业化趋势。 夺身兼民政(成周诉讼)与军务(殷八师)，体现西周“军政合一”的制度特点34。三、司法制度与政治内涵法治实践 “司讼事”包含审理争讼、执行处罚等职能，表明西周通过设立专职官员强化对王畿地区的控制。 类似职能见于《五祀卫鼎》《卲簋丙》等器，但夺簋首次以“讼事”直接命名官职。战略考量 成周为东都，殷八师驻防东部，册命夺统管两地事务，可能旨在协调军事与民事矛盾，巩固周王室对东部的统治。四、器物形制与铭文价值 夺簋形制为敛口鼓腹，饰窃曲纹、瓦楞纹等，属典型西周中晚期风格。其铭文兼具历史文献与艺术价值，为研究西周职官制度、司法体系及家族祭祀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周成王 西周王朝第二位君主周成王(公元前1055年-前1021年)，本名姬诵，西周王朝第二位君主，在位21年，周武王姬发之子，母邑姜(齐太公吕尚之女)。 周成王继位时年幼，由周公旦辅政，平定三监之乱。周成王亲政后，营造新都洛邑，大封诸侯，还命周公东征、编写礼乐，加强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公元前1021年，周成王驾崩，享年35岁。 周成王与其子周康王统治期间，社会安定、百姓和睦、“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被誉为成康之治，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看人物评价基本信息中文名：周成王身份：西周王朝第二位君主主要成就：成康之治本名：姬诵谥号：成王[1]1.人物生平三监之乱 周武王克殷商后两年去世之时，姬诵被立为成王，由于成王年幼，天下初定，叔父周公惟恐诸侯叛周，于是乃亲自摄政治理天下。周公 管叔、蔡叔等群弟怀疑周公欲篡夺王位，于约公元前1045年联合商纣王之子武庚起兵作乱。 “三监之乱”严重威胁到了周朝的统治秩序。 在“三监之乱”的紧要关头，周公与召公一起合作，营造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争取到多数的力量来共同对付叛乱。之后，周公授权太公望全权处理东部诸侯，使自己无后顾之忧，然后亲自率领大军彻底平定武庚的叛乱，解决了一次重大的政治危机。周公随后率兵东征殷国，三年后平乱，管叔自杀，蔡叔被囚，夺商、卫、邶、鄘四国封地。周公担心诸侯再次背叛周朝，就代理成王管理政务，主持国事。周公摄政七年后，还政于成王，周公担心成王贪图安逸，而作《无逸》[2]。 成王践奄 奄国主要分布于今山东曲阜附近，是商朝极有实力的方国之一，在商中期，商王南庚、阳甲均曾定都于奄，到盘庚时才迁都于他处，而奄保留了大量商朝子民，逐渐发展成东方的强大方国，又因与商的密切关系，而被大量史料称为“商奄”。 ◎殷商迁奄，奄都在垣曲东塬一带，也就是今天的英言和北白鹅一带，周成王践奄，灭蒲姑、灭奄都是发生在垣曲汤都亳城附近，后来周成王践奄，迁奄君于蒲姑(山西垣曲蒲掌)，征徐夷，后来迁殷遗民于洛置三亳坂尹，营成周，后来又命鲁侯齐侯迁殷庶民于鲁。——山人注 “三监之乱”爆发后，原分封于殷商旧地的管叔、蔡叔及殷纣之子武庚禄父起兵叛乱，叛乱还得到徐国、奄国、薄姑(蒲姑)等东方小国的支持。据史书记载，奄君和薄姑(蒲姑)之君当时劝武庚禄父说：“武王刚死，成王年幼，周公被天下人怀疑，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请举事！”叛乱的影响很大，成王命周公调大军东征，“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才得以平叛。而此次叛乱的主角，武庚被杀，管叔自杀，蔡叔被俘，奄国被灭，并将其国君迁到蒲姑(山东青州附近)[3]。 营建洛邑营建洛邑 营造洛邑时，周公对洛邑占卜考察，在这之后回到镐京，向成王报告营建洛邑的经过。洛邑建成后，周公把正式政权交给成王，成王归镐。 不久，周成王来到洛邑，召公令各方诸侯前来朝贺，他向周公、成王奉献玉璋、大弓等礼品。召公向成王献词：“皇天上帝让你做黎民之元首，请接受上天赐您的神圣职责。殷纣无道，万民哀号。上天怜悯苍生，把天下托付盛德的文王、武王。今王嗣位，宜勉修德政，以祈不负上天重托，不废先王之功业。王虽年幼，但为国之元首，望能和洽民众。今王迁宅于土中(洛邑)，亲理朝政，动静语默，均须持重，应敬重德行，躬行德教。上天将根据帝王的德行赐智慧，赐吉凶，赐享国期限。我王初据新都，更应崇尚美德，祈求上天赐予永久的治理天下的使命。今我率众邦君长，入朝进贺，并非慰劳君王，只是供奉礼品，献祭于上天，使王位世代相传，永无止期”[4]。宅兹中国 成王五年四月，周成王在京宫大室对武王进行了丰福之祭，并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说道：“何的先父公氏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就告祭于天，将以洛邑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你们这些后辈要记住祖先的荫福”。随后周成王赏赐何贝三十朋。 成王七年二月，周成王遣太保召公先前往之洛邑相土，三月又遣周公到成周占卜吉日迁宅[1]。 在洛邑举行祭祀大典时，周公说：“新都洛邑已成，它将是您始作万民明君之地。在那里，你将首次奉行隆重礼仪，在洛邑举行祭祀大典，这一切都已经有条不紊地进行了安排”。成王说：“你勤勉辅佐我这个年轻人，指示我弘扬文王、武王之功业，奉答天命，和抚万民，居于洛邑，举行大典。您的教导，我无不顺从” [2]。 朝贺已毕，成王率满朝公卿、众邦君长在洛邑举行冬祭，时在周公摄政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次年正月初一，成王亲政，以朝享之礼献祭于文王、武王之庙，禀告嗣位大事。在文王庙、武王庙各献一头赤色牛。成王入太庙，献酒于先王之灵。至此，成王完成迁都和亲政大礼[5]。 何尊铭文 成王迁宅之说，在文献、考古均也得到证实。20世纪60年代，在陕西出土“何尊铭文”，对成王迁宅洛邑有明确记载，其中，“迁宅于成周”、“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语，记载了成王迁宅于成周(洛邑)的历史。古人称洛阳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周王朝在这里建立新都，有利于对民众的统治。 成王亲政后，周公写有告诫之词《尚书·无逸》，是告诫成王不要过分追求享受，无节制地游乐、嬉戏、酗酒、田猎，于国于身均不利。成周之会 周成王七年，周王朝苦心营建的洛邑宣告竣工，随即就以“四方入贡道里均”为由，决定以洛邑为新都，史称“新邑”，颁布《召诰》、《洛诰》，并为此举行盛大的诸侯集会。这是周成王即位以后第一次会盟诸侯，在周朝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各方诸侯以其方物进献王室。史载，这场检阅诸侯的盛会规模盛大。成周朝会诸侯，坛上挂着红帐子，用黑羽毛作装饰。天子成王面朝南方，冠冕上没有垂珠，朝服八彩色，腰间插着大圭。唐叔、郇叔在左，周公、太公望在右，都有冠冕，也没有垂珠，朝服七彩色，都腰插笏板，依傍天子站在坛上[6]。成康之治 成王临终，担心太子姬钊胜任不了国事，就命令召公、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太子登位。成王逝世之后，召公、毕公率领诸侯，带着太子钊去拜谒先王的宗庙，用文王、武王开创周朝王业的艰难反复告诫太子，要他一定力行节俭，戒除贪欲，专心办理国政，写下了《顾命》，要求大臣们辅佐关照太子钊。太子钊于是登位，这就是康王。康王即位，通告天下诸侯，向他们宣告文王、武王的业绩，反复加以说明写下了《康诏》（康王之诰）。所以在成王、康王之际，天下安宁，一切刑罚都放置一边，四十年不曾使用，史称“成康之治”[3]。周成王画像2.主要成就成康之治 周成王为政期间，大封诸侯，加强宗法统治权力，对内推行周公“以德慎罚”的主张，务从节俭，用以缓和阶级矛盾；对外不断攻伐淮夷，用武力控制东方少数民族地区，取得了很大胜利。另外还命令周公制礼作乐，规划各项规章制度，奠定了西周王朝的基础。成王时期，社会安定，人民和睦，歌颂太平盛世之声不绝于耳。 周成王病倒后，担心儿子姬钊不能胜任国事，于是下令召公、毕公用心辅佐。不久，姬诵病死，姬钊继位，是为周康王。召公、毕公率领诸侯，陪姬钊来到祖庙，把文王、武王创业的艰辛告诉康王，告诫他要节俭寡欲，勤于政事，守住祖先的基业。姬钊在位时，不断攻伐东南各地的少数民族，掠夺奴隶和土地，分赏给诸侯、大夫。 成王与其子康王统治时期，合称成康之治，是周代的兴盛时期。后世以“成康之治”评价成王与其儿子周康王的政绩，史称当时天下安宁，四十余年不用刑罚[7]。因此，他在位的二十二年和儿子康王在位的二十五年，前后四十多年，周朝社会安宁，人民安居乐业，成为西周盛世，史称“成康之治”[8]。3.个人生活祖父：周文王姬昌。祖母：太姒。父亲：周武王姬发[9]。儿子：周康王姬钊。孙子：周昭王姬瑕。重孙：周穆王姬满。4.轶事典故桐叶封弟 其父周武王死时，他尚年幼，由其叔父周公旦摄政。周成王小的时候，有一天，他和与自己感情非常好的小弟弟叔虞在宫中的一棵梧桐树下一块儿玩耍。 忽然，一阵秋风吹来，梧桐树上的叶子纷纷飘落。风过后，地上留下了许多梧桐叶。成王一时兴起，便从地上捡起一片梧桐叶，用小刀切成一个(大臣们上朝时手中所持的)“圭”，并随手将它送给了叔虞，以玩笑的语气对他说：“我要封给你一块土地，喏——你先把这个拿去吧!” 叔虞听到成王这么说，随即欢欢喜喜地拿着这片用梧桐叶做成的“圭”，跑去将此事告知他们的叔父周公。 周公此时仍代尚是稚龄的成王执掌国政，听了叔虞告诉自己的话，便立刻换上礼服，赶到宫中去向成王道贺！成王不解地问：“叔叔，你为什么要特地穿上礼服，赶来向我道贺呢？” 面对周公的道贺，早已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的成王，不禁一头雾水，不知所以……周公依然面带微笑地对成王解释道：“我刚刚听说，你已经册封了你的小弟弟叔虞！发生了这样的大事，我怎能不赶来道贺呢？” “哦——那件事啊!”这才想起此事的成王，忍不住哈哈大笑说：“刚才，我只不过是和叔虞闹着玩而已，不是真要册封他呀！” 不料，成王的话刚说完，周公立即收起笑容，正色对成王说：“无论是谁，说话都要以‘信’为重；你身为天子，说话更是不能随随便便，当做是在开玩笑一样。如此，你才能得到人民对你的信赖呀！倘使你总是罔顾信义，任意将自己说出口的话视为玩笑，这样，你还有资格做一国的天子吗？” 周公之言，令成王深感惭愧……于是，成王便迅速决定：将叔虞册封于唐地！坚守诚信不仅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更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策。周公辅佑 周公为使周成王尽快成长为一名有为的君主，还对他加强教育。因成王是君主，不便指责，所以周公便把自己的儿子伯禽做为周成王的陪读，周成王做得不对的时候，周公就把对周成王的教训、责罚转到儿子身上，使周成王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在他的教育下，周成王终于明了许多为君之道，为以后治理国家打下坚实基础。5.史籍记载《史记·周本纪第四》[3]《逸周书·王会》《尚书·召诰》《尚书·洛诰》《何尊铭文》6.后世纪念墓址 成王驾崩后，葬于毕原。清代陕西巡抚毕沅将其定在周陵附近，并立碑。即汉平帝康陵东南，咸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院内的大冢。 现代考古证实，这不是周成王陵，周陵不封不树，西周王陵也没有发现。所谓周成王陵其实是汉平帝康陵的陪葬墓，孝平王皇后陵。7.人物评价 周成王作为周建立统一封建政权后的第二代君主，在他期间完成了对东方各诸侯国的一系列征伐，巩固了周在东方的统治。此外，他继承了武王遗志，在周公的辅助下为周初政权巩固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西周的史墙盘和徕盘中，都认为成王是一个能够统御四方，能够刚柔并举的“宪圣”的君主。 曹植：成王继武，贤圣保傅。年虽幼稚，岐嶷有素。初疑周公，终焉克寤。旦、奭佐治，遂致刑错[5]。 张温：昔高宗以谅闇昌殷祚於再兴，成王以幼冲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声贯罔极[6]。 范晔：高宗、成王有雉雊迅风之变，而无中兴康宁之功也。 房玄龄：及成王之为太子也，则周召为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闻道早备，登崇大业，刑措不用，流声洋溢[10]。参考资料[1]《周颂》“成王”、“成康”辩NSTL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引用日期 2022-02-19)[2]出土文獻中“遷”字的使用習慣與何尊“遷宅”補説《出土文献》2013年00期-中国知网中国知网(引用日期 2021-12-24)[3]《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国学网(引用日期 2023-05-12)[4]《尚书》·无逸汉程国学(2021-11-24)[5]《尚书》洛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汉程国学(2022-01-07)[6]卷五十七吴书十二虞陆张骆陆吾朱传第十二·三国志国学导航(引用日期 2023-05-12)[7]《史记》·周本纪，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汉程国学(引用日期 2021-10-08)[8]周成王周武王姬发之子历史记(2021-08-20)[9]周公政治体制的形成及其特征维普期刊服务平台(引用日期 2021-12-12)[10]列传列传第二十六江统(子囗惇) 孙楚(孙统)中华典藏(引用日期 2023-05-12) 【中国先秦时期列朝列国志】西周(五)：周成王地球生物与人类文明2023-08-03 09:38:57西周(五)：周成王◎周成王 周成王姬诵(?-前1021年)，姬姓，名诵，岐周(今陕西省岐山县)人。周朝第二位君主，周武王姬发的儿子。 (1)受政周公 周武王克殷商后两年去世之时，姬诵被立为成主，由于成王年幼，天下初定，叔父周公惟恐诸侯叛周，于是乃亲自摄政治理天下。 周公亲践天子之位，引起了管叔、蔡叔等弟兄怀疑，于是管、蔡联合武庚发动叛乱，背叛周朝。周公奉成王的命令，平复叛乱，诛杀了武庚、管叔，流放了蔡叔。让微子启继承殷朝的后嗣，在宋地建国。又收集了殷朝的全部遗民，封给武王的小弟弟封，让他做了卫康叔。晋唐叔得到一种二苗同穗的禾谷，献给成王。成王又把它赠给远在军营中的周公。周公在东方接受了米谷，颂扬了天子赐禾谷的圣命。 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颁度量，天下大服。周公在摄政的第七年，成王年长能亲政，于是周公还政于成王，北面就臣之位。 成王以周公治理天下有功，将周公分封到曲阜，地方圆七百里，革车千乘。并命后世鲁公可以天子礼仪祭祀周公。 (2)成王践奄 奄国主要分布于今山东曲阜附近，是商朝极有实力的方国之一，在商中期，商王南庚、阳甲均曾定都于奄，到盘庚时才迁都于他处，而奄保留了大量商朝子民，逐渐发展成东方的强大方国，又因与商的密切关系，而被大量史料称为“商奄”。 “三监之乱”爆发后，原分封于殷商旧地的管叔、蔡叔及殷纣之子武庚禄父起兵叛乱，叛乱还得到徐国、奄国、薄姑等东方小国的支持。据史书记载，奄君和薄姑城主当时劝禄父说：“武王刚死，成王年幼，周公被天下人怀疑，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请举事！”叛乱的影响很大，成王命周公调大军东征，“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才得以平叛。而此次叛乱的主角，武庚被杀，管叔自杀，蔡叔被俘，奄国被灭，并将其国君迁到蒲姑(山东青州附近)。 (3)营建洛邑 平定“三监之乱”之后，周成王开始继承武王的遗愿，在“有夏之居”的“土中”建立新的都城，用以管理东方广大的领土。成王首先派太保召公到洛邑察看地形，具体规划建都的地址。召公在途中走了半个月，三月初五到达洛邑。初七日，召公指使殷民在洛水北岸规度城郭、宫室、郊庙、朝市的位置，到十一日规划完成。 第二天，周公到达洛邑，全面视察了新邑，并且进行了占卜，在涧水东、瀍水西之间和瀍水东的洛水之滨营建新邑，皆卜兆大吉。于是周公便把营建洛邑的地图和卜兆呈送给成王，得到成王的赞许批准后，于十四、十五日，杀牛、羊、猪等牲畜，在新邑立庙祭地。又过了七天，周公向各诸侯国民和殷民颁布命令，之后命令殷民开始大举动工，经过八九个月的兴建，年底成周城便告建成。 不久，周成王来到洛邑，召公令各方诸侯前来朝贺，并向周公、成王奉献玉璋、大弓等礼品。召公向成王献词，并告诫成王要不负上天重托，不废先王之功业，成王虽然年幼，但为国之元首，希望能和洽民众。如今成王迁宅于土中(洛邑)，亲理朝政，更应该持重，敬重德行，躬行德教。召公说：“上天将根据帝王的德行赐智慧，赐吉凶，赐享国期限。我王初据新都，更应崇尚美德，祈求上天赐予永久的治理天下的使命。今我率众邦君长，入朝进贺，并非慰劳君王，只是供奉礼品，献祭于上天，使王位世代相传，永无止期”。 周成王对召公说：“我还年轻，需要您的辅佐。希望公发扬伟大光显的功德，使我继承文王、武王的事业，奉答上帝的教诲，使四方百姓和悦，定都在洛师，隆重举行大礼，办理好盛大的祭祀，都有条不紊。公的功德光照天地，勤劳施于四方，普遍推行美好的政事，虽遭横逆的事而不迷乱。文武百官努力实行您的教化，我这年轻人就早夜慎重进行祭祀好了”。 (4)宅兹中国 成王五年四月，周成王在京宫大室对武王进行了丰福之祭，并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说道：“何的先父公氏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就告祭于天，将以洛邑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你们这些后辈要记住祖先的荫福”。随后周成王赏赐何贝三十朋。 成王七年二月，周成王遣太保召公先前往之洛邑相土，三月又遣周公到成周占卜吉日迁宅。 在洛邑举行祭祀大典时，周公说：“新都洛邑已成，它将是您始作万民明君之地。在那里，你将首次奉行隆重礼仪，在洛邑举行祭祀大典，这一切都已经有条不紊地进行了安排”。成王说：“你勤勉辅佐我这个年轻人，指示我弘扬文王、武王之功业，奉答天命，和抚万民，居于洛邑，举行大典。您的教导，我无不顺从”。 朝贺已毕，成王率满朝公卿、众邦君长在洛邑举行冬祭，时在周公摄政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次年正月初一，成王亲政，以朝享之礼献祭于文王、武王之庙，禀告嗣位大事。在文王庙、武王庙各献一头赤色牛。成王入太庙，献酒于先王之灵。至此，成王完成迁都和亲政大礼。 成王迁宅之说，在文献、考古均也得到证实。20世纪60年代，在陕西出土的“何尊铭文”，对成王迁宅洛邑有明确记载，其“迁宅于成周”、“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语，记载了成王迁宅于成周(洛邑)的历史。古人称洛阳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周王朝在这里建立新都，有利于对民众的统治。 成王亲政后，周公写有告诫之词《尚书·无逸》，是告诫成王不要过分追求享受，无节制地游乐、嬉戏、酗酒、田猎，于国于身均不利。 　　(5)分封诸侯 周成王统治期间延续了周武王的分封制度，据《荀子·儒效篇》记载：周成王时期封国七十一，姬姓国占五十三个。以下是周成王时期分封的比较著名的诸侯国：宋国 平定三监之乱后，为了安抚商朝的遗民，周成王封投降周朝的商纣王庶兄微子启于宋(今河南省商丘市)，建立宋国，以延续商朝的祭祀。微子启仁义贤能，商朝的遗民十分拥戴他。卫国 平定三监之乱后，为彻底消除商朝残余势力对周朝的隐患，周成王封周武王之弟康叔于朝歌，建立卫国。 周公旦担心卫康叔年轻不能治理国家，便写了《康诰》、《酒诰》、《梓材》，劝谏卫康叔不要沉溺于酒色。康叔用这些准则治理封国，国家安定和睦，人民非常高兴。鲁国 早在牧野之战胜利后，周武王便封其弟周公旦于曲阜(今山东省曲阜市)，建立鲁国。周公旦因辅佐周武王、周成王，没有去自己的封国。 周成王平定淮夷和奄国后，封周公旦长子伯禽于奄国旧地。伯禽到任后，率军讨伐徐戎和淮夷的叛乱，保证了西周东部边疆的安全。 ◎周武王时分封周公旦于鲁，封召公奭于燕，但是周、召二公辅佐周武王和周成王，都没有就国，而是让他们的长子到封地执政。平定三叔之乱之后，周公旦之子伯禽为侯爵，就国为鲁侯，太公望吕尚也就是姜子牙之子为齐侯，而周召公奭之嫡子就燕国，这几个国为公国(面积较大)但执政的是嫡子为侯爵，故称其侯。而留在镐京和成周辅佐王室的为公爵。周成王践奄之后，命鲁侯齐侯迁殷庶民于鲁，而不是奄国故地在鲁国曲阜，鲁国曲阜是鲁国的国都，而奄民迁鲁之后城䣍，迁于洛的城偃和郾，也就是偃师和郾城等地。江苏的淹城也是奄民迁徙之后建立的城池。蒲姑城也从山西垣曲迁鲁而称薄姑和姑蔑，另外垣曲亳都和奄都蒲姑之地，皆封于召公次子建立南燕，又称匽，英言北白鹅遗址发现的匽姬的嫁妆出土文物即此原因也，另外，舜帝的妃子娥皇女英的女英又称女匽，这里有可能是舜帝之子商均的封地商即此。而河南商丘和陕西商洛因商姓起源与殷商和商均有所渊源之故也。其地域包括现在的垣曲、闻喜、邵原、济源等地，后来逐步演变缩小变成现在的疆域也。垣曲蒲姑城也更名蒲掌和蒲原故县等等而湮灭殷商故城的痕迹也。——山人注。晋国 周成王继位时，唐国发生内乱，周公旦灭唐国。成王年幼时与叔虞玩耍，将一片梧桐树叶剪成玉圭形送给叔虞，说：“用这个当作你的封地”。史佚因此请求成王册封叔虞为诸侯。成王说：“我只是开玩笑罢了”。史佚说：“天子无戏言，你说了就要履行”。于是周成王封叔虞于唐国旧地(今山西省翼城县)，这就是成语“桐叶封弟”的典故。唐叔虞死后，其子晋侯燮继位，改国名为晋。 ◎欲伐其国，何患无辞？周师灭唐，迁唐于杜，就是要把古冀州中原京畿之地被周的姬姓诸侯国占据，而将其他的先皇先帝之后裔封于周边也。神农氏后裔封于焦(河南三门峡)而被姬姓焦国取代，后被虢国取代，再被郑国和晋国所灭。而姜姓焦国东迁至安徽亳州和山东济宁(焦大王姜姓焦国)；大禹把虞舜后裔封于平陆虞王城，而后被雍仲后人吴仲取代而称虞仲，舜帝后裔封胡公满于陈；而尧帝后裔封于蓟，帝尧陶唐氏初封之地翼城唐城被灭国迁于杜(陕西长安附近)，后封于成王弟弟唐叔虞建立晋国；大禹后裔被驱逐出夏县安邑禹王城，封于河南杞县(后来有流星雨和陨石雨降落，故有杞人忧天的成语故事)。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就是姬周王朝分封的秘密，何需掩耳盗铃耶？——山人注楚国 周成王时期嘉奖周文王、周武王时期的功臣。因鬻熊服侍周文王有功，周成王封鬻熊的曾孙熊绎于丹阳(今河南省淅川县丹江口水库淹没区)，建立子爵楚国(典籍记载楚子某某即此)。楚子熊绎和鲁公伯禽、卫康叔、晋侯燮、齐太公一同侍奉周成王。蔡国 蔡叔度因参与三监之乱，失败后被囚于郭邻，封国被除。蔡叔度死后，其子胡一改其父旧行，尊德向善。周公旦听说后便举荐他做鲁国的卿士，鲁国在胡的治理下政治修明、局势安定。周成王在周公旦的劝说下将胡封于蔡地(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恢复蔡国。聃国 平定三监之乱后，因周武王之弟冉季载品行美善，周成王便封冉季载于厓(今河南省阜阳市)，建立聃国。周公旦还举荐冉季载为司空，辅佐周成王。 (6)成周之会 周成王七年，周王朝苦心营建的洛邑宣告竣工，随即就以“四方入贡道里均”为由，决定以洛邑为新都，史称“新邑”，颁布《召诰》、《洛诰》，并为此举行盛大的诸侯集会。这是周成王即位以后第一次会盟诸侯，在周朝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各方诸侯以其方物进献王室。史载，这场检阅诸侯的盛会规模盛大。成周朝会诸侯，坛上挂着红帐子，用黑羽毛作装饰。天子成王面朝南方，冠冕上没有垂珠，朝服八彩色，腰间插着大圭。唐叔、郇叔在左，周公、太公望在右，都有冠冕，也没有垂珠，朝服七彩色，都腰插笏板，依傍天子站在坛上。 (7)成康之治 成王临终，担心太子姬钊胜任不了国事，就命令召公、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太子登位。成王逝世之后，召公、毕公率领诸侯，带着太子钊去拜谒先王的宗庙，用文王、武王开创周朝王业的艰难反复告诫太子，要他一定力行节俭，戒除贪欲，专心办理国政，写下了《顾命》，要求大臣们辅佐关照太子钊。太子钊于是登位，这就是康王。康王即位，通告天下诸侯，向他们宣告文王、武王的业绩，反复加以说明写下了《康诏》(康王之诰)。所以在成王、康王之际，天下安宁，一切刑罚都放置一边，四十年不曾使用，史称“成康之治”。 (8)为政举措 周成王为政期间，大封诸侯，加强宗法统治权力，对内推行周公“以德慎罚”的主张，务从节俭，用以缓和阶级矛盾；对外不断攻伐淮夷，用武力控制东方少数民族地区，取得了很大胜利。另外还命令周公制礼作乐，规划各项规章制度，奠定了西周王朝的基础。成王时期，社会安定，人民和睦，歌颂太平盛世之声不绝于耳。 周成王病倒后，担心儿子姬钊不能胜任国事，于是下令召公、毕公用心辅佐。不久，姬诵病死，姬钊继位，是为周康王。召公、毕公率领诸侯，陪姬钊来到祖庙，把文王、武王创业的艰辛告诉康王，告诫他要节俭寡欲，勤于政事，守住祖先的基业。姬钊在位时，不断攻伐东南各地的少数民族，掠夺奴隶和土地，分赏给诸侯、大夫。 成王与其子康王统治时期，合称成康之治，是周代的兴盛时期。后世以“成康之治”评价成王与其儿子周康王的政绩，史称当时天下安宁，四十余年不用刑罚。因此，他在位的二十二年和儿子康王在位的二十五年，前后四十多年，周朝社会安宁，人民安居乐业，成为西周盛世，史称“成康之治”。 (9)轶事典故 桐叶封弟 其父周武王死时，他尚年幼，由其叔父周公旦摄政。周成王小的时候，有一天，他和与自己感情非常好的小弟弟叔虞在宫中的一棵梧桐树下一块儿玩耍。 忽然，一阵秋风吹来，梧桐树上的叶子纷纷飘落。风过后，地上留下了许多梧桐叶。成王一时兴起，便从地上捡起一片梧桐叶，用小刀切成一个(大臣们上朝时手中所持的)“圭”，并随手将它送给了叔虞，以玩笑的语气对他说：“我要封给你一块土地，喏——你先把这个拿去吧！” 叔虞听到成王这么说，随即欢欢喜喜地拿着这片用梧桐叶做成的“圭”，跑去将此事告知他们的叔父周公。 周公此时仍代尚是稚龄的成王执掌国政，听了叔虞告诉自己的话，便立刻换上礼服，赶到宫中去向成王道贺!成王不解地问：“叔叔，你为什么要特地穿上礼服，赶来向我道贺呢？” 面对周公的道贺，早已将此事忘得一干二净的成王，不禁一头雾水，不知所以……周公依然面带微笑地对成王解释道：“我刚刚听说，你已经册封了你的小弟弟叔虞！发生了这样的大事，我怎能不赶来道贺呢？” “哦！那件事啊！”这才想起此事的成王，忍不住哈哈大笑说：“刚才，我只不过是和叔虞闹着玩而已，不是真要册封他呀！” 不料，成王的话刚说完，周公立即收起笑容，正色对成王说：“无论是谁，说话都要以‘信’为重；你身为天子，说话更是不能随随便便，当做是在开玩笑一样。如此，你才能得到人民对你的信赖！倘使你总是罔顾信义，任意将自己说出口的话视为玩笑，这样，你还有资格做一国的天子吗？” 周公之言，令成王深感惭愧……于是，成王便迅速决定：将叔虞册封于唐地！坚守诚信不仅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更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策。 周公辅政 周公辅佑 周公为使周成王尽快成长为一名有为的君主，还对他加强教育。因成王是君主，不便指责，所以周公便把自己的儿子伯禽做为周成王的陪读，周成王做得不对的时候，周公就把对周成王的教训、责罚转到儿子身上，使周成王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在他的教育下，周成王终于明了许多为君之道，为以后治理国家打下坚实基础。 (10)历史评价 周成王作周建立统一封建政权后的第二代君主，在他期间完成了对东国的一系列征伐，巩固了周在东方的统治。此外，他继承了武王遗志，在周公的辅助下为周初政权巩固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西周的史墙盘和徕盘中，都认为成王是一个能够统御四方，能够刚柔并举的“宪圣”的君主。 西周王朝-成王小孬故事会 2024-10-26 22:55 周成王(？-前1021年)，姬姓，名诵，是西周王朝第二位君主，周武王姬发之子，母亲为邑姜(齐太公吕尚之女)。以下是对他的具体介绍：1. 受政周公 周武王克殷商后两年去世，此时姬诵继位，由于成王年幼，天下初定，叔父周公旦惟恐诸侯叛周，于是亲自摄政治理天下。这引起了管叔、蔡叔等弟兄的怀疑，他们联合殷纣之子武庚发动叛乱。周公奉成王的命令，历经三年平复叛乱，诛杀了武庚、管叔，流放了蔡叔，让微子开继承殷朝的后嗣，在宋地建国，又封武王的小弟弟封为卫康叔。2. 成王践奄 奄国主要分布于今山东曲阜附近，是商朝极有实力的方国之一。“三监之乱”爆发后，奄国等东方小国支持原分封于殷商旧地的管叔、蔡叔及武庚禄父起兵叛乱。叛乱影响很大，成王命周公调大军东征，最终武庚被杀，管叔自杀，蔡叔被俘，奄国被灭，其国君被迁到蒲姑(现在的山东青州附近)。 ◎周成王二次伐殷，灭蒲姑，灭奄，迁奄君于蒲姑，此时的蒲姑城依然是大戊居亳，于大戊五十八城蒲姑之地，也就是山西垣曲蒲掌，有南蒲和北蒲，尔后，周成王迁殷遗民于洛置三亳坂尹，营成周，再命鲁侯齐侯迁殷庶民于鲁，才是今山东青州附近的薄姑城。——山人注3. 营建洛邑 平叛“三监之乱”之后，周成王继承武王的遗愿，在“有夏之居”的“土中”建立新的都城，用以管理东方广大的领土。成王首先派太保召公到洛邑察看地形，规划建都地址。之后周公到达洛邑进行视察和占卜，确定了营建新邑的位置，皆卜兆大吉。经过八九个月的兴建，年底成周城便告建成。成王还举行了迁都和亲政大礼，这在陕西出土的“何尊铭文”中也有明确记载。4. 分封诸侯 周成王统治期间延续了周武王的分封制度，封国七十一，姬姓国占五十三个。比较著名的诸侯国有：将投降周朝的商纣王庶兄微子启封于宋，建立宋国，以延续商朝的祭祀；封周武王之弟康叔于朝歌，建立卫国；封周公旦长子伯禽于奄国旧地，建立鲁国；封叔虞于唐国旧地，后改国名为晋；封鬻熊的曾孙熊绎于丹阳，建立楚国；恢复蔡国，封蔡叔度之子胡于蔡地；封周武王之弟冉季载于厓，建立聃国等。 ◎此处说的周公旦长子伯禽封于奄国旧地，谬也，鲁国早在周武王伐纣之后就封周公旦于鲁，太公望吕尚姜子牙于齐，召公奭封于燕，以及古帝后裔炎帝神农氏姜姓焦国封于焦(河南三门峡焦城)，帝尧陶唐氏后裔封于蓟，舜帝后裔胡公满封于陈(原大禹封商均之子于平陆虞王城之地被姬姓吴仲占据而称虞仲)，胡公满故又称陈公满，居濮(河南濮阳，颛顼帝曾居此)，大禹后裔封于杞(杞人忧天成语故事就是指这里，可能是发生过陨石雨)，周成王二次伐殷之后，殷庶民包括奄都之地的殷庶民被鲁侯齐侯迁于鲁，即周公旦之子伯禽以鲁侯身份继承周公旦的公国封地，是奄民迁于鲁建䣍城，而不是奄国故地在鲁之都曲阜附近也！——山人注5. 成康之治 成王临终，担心太子姬钊不能胜任国事，就命令召公、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太子登位。成王逝世之后，太子钊即位，即周康王。成王与康王统治期间，社会安定、百姓和睦、“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史称“成康之治”。 总的来说，周成王在位期间，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了西周的统治，使周朝的统治得以稳定和发展，为周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他的统治被后世认为是周朝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枫叶封桐 周成王有“桐叶封弟”的民间故事。具体如下： 周武王与叔虞母亲交会时，母亲梦见上天对周武王说要赐给她一个儿子叫虞，后来武王夫人生下婴儿，手掌心上果然写着“虞”字，于是给儿子取名为虞。周武王逝世后，周成王继位，当时唐国发生内乱，周公灭了唐。 ◎周成王二次伐殷之后，灭唐，迁唐于杜。这个唐就是山西翼城唐城，也就是帝尧陶唐氏初封之地，周成王时代，为了巩固统治地位，把古冀州之地的先帝封地进行“移花接木”和封姬姓诸侯国于此，周师灭唐，迁唐于杜，不过是当时的周朝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古冀州京畿之地，更进一步把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以及汤都亳城和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的殷商势力驱逐出境，“唐迁于杜”则是西迁长安附近，杜预注曰“杜有亳亭”即基于此也。尔后周成王封弟于桐，即唐叔虞建立晋国之始也。——山人注 有一天，周成王和叔虞在宫中的一棵梧桐树下一块儿玩耍。忽然一阵秋风吹来，梧桐树上的叶子纷纷飘落。成王一时兴起，便从地上捡起一片梧桐叶，用小刀切成一个“圭”(大臣们上朝时手中所持的礼器)，并随手将它送给了叔虞，开玩笑地说：“我要封给你一块土地，喏——你先把这个拿去吧！”叔虞欢欢喜喜地拿着这片用梧桐叶做成的“圭”，跑去将此事告知了周公。 周公听了叔虞的话后，立刻换上礼服，赶到宫中去向成王道贺。成王不解，周公解释道：“我刚刚听说，你已经册封了你的小弟弟叔虞！发生了这样的大事，我怎能不赶来道贺呢？”成王这才想起此事，哈哈大笑说：“刚才，我只不过是和叔虞闹着玩而已，不是真要册封他呀！” 不料，周公立即收起笑容，正色地对成王说道：“无论是谁，说话都要以‘信’为重；你身为天子，说话更是不能随随便便，当做是在开玩笑一样。如此，你才能得到人民对你的信赖！倘使你总是罔顾信义，任意将自己说出口的话视为玩笑，这样，你还有资格做一国的天子吗？”成王听后深感惭愧，于是决定将叔虞册封于唐地。唐在黄河、汾河的东边，方圆一百里，叔虞后来被称为唐叔虞。叔虞的儿子燮继位后，迁居晋水，遂改国号为晋，山西省简称“晋”便是因此而来。 这则故事后来演变成“君无戏言”、“桐叶封弟”等成语典故，强调了天子或领导者应言出必行、坚守诚信。不过，也有观点认为这可能是周公为了巩固周朝统治、加强对唐地控制而推动的政治举措。但无论如何，“桐叶封弟”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广泛，成为周成王时期的一个著名传说。 周成王在位时的政治贡献主要有以下方面： 1. 巩固统治、平定叛乱 镇压“三监之乱”：周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这引起了管叔、蔡叔等的怀疑，他们联合殷纣之子武庚发动叛乱。周成王命周公调大军东征，历经三年最终平叛，诛杀了武庚、管叔，流放了蔡叔，消除了周朝内部的重大威胁，巩固了新生的周朝政权。 征服奄国等殷商势力：“三监之乱”得到了徐国、奄国、薄姑等东方小国的支持。叛乱平息后，成王又命周公东征，“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灭掉了奄国等势力，并将其国君迁到蒲姑(今山东青州附近)，进一步扩大了周朝的统治范围，加强了对东方地区的控制。 ◎迁奄君于蒲姑，是周成王二次伐殷，灭蒲姑，灭奄之后的事情，此时蒲姑城依然是指大戊居亳于五十八年城蒲姑之地，也就是垣曲蒲掌。后来被鲁侯齐侯迁殷庶民于鲁之时，蒲姑城殷庶民被迁于齐地，也就是山东青州附近，更名曰薄姑。——山人注 　　2. 营建新都洛邑 规划与建设：平叛“三监之乱”后，成王继承武王遗愿，派太保召公到洛邑察看地形、规划建都地址。周公到达后进行视察和占卜，确定了在涧水东、瀍水西之间和瀍水东的洛水之滨营建新邑，皆卜兆大吉。经过八九个月的兴建，成周城建成。 政治意义：洛邑地处天下之中，在此建立新都有利于对广大领土尤其是东方地区的管理和统治，加强了周朝对全国的控制，为周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并且成王在洛邑举行祭祀大典、亲政等活动，确立了洛邑的政治地位。 ◎周营洛邑和成周的原因，则是因为周武王伐纣之后，迁九鼎于洛邑，故而为了证明周武王伐纣的正统性，把大禹治水之后置九鼎，殷商成汤二十八年移鼎于商邑(可能是今山西万荣宝井的汤王城)，而后随着殷商迁都，尤其是盘庚东迁殷之后，九鼎迁于殷墟安阳。而周武王伐纣之后，迁九鼎于洛邑，后来成王二次伐殷之后，迁殷遗民于洛置三亳坂尹，营成周，并定鼎于洛。 3. 大封诸侯 延续分封制度：成王统治期间延续了周武王的分封制度，封国七十一，姬姓国占五十三个。通过分封，将周朝宗室、功臣等分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形成了以周王室为中心的政治格局。 具体分封诸侯：• 宋国：封投降周朝的商纣王庶兄微子启于宋(今河南省商丘市)，建立宋国，以延续商朝的祭祀，安抚了商朝的遗民。• 卫国：封周武王之弟康叔于朝歌，建立卫国，以彻底消除商朝残余势力对周朝的隐患。周公旦还写了《康诰》《酒诰》《梓材》等，对康叔进行劝谏和指导。• 鲁国：成王平定淮夷和奄国后，封周公旦长子伯禽于奄国旧地。伯禽到任后，率军讨伐徐戎和淮夷的叛乱，保证了西周东部边疆的安全。 ◎前文已有详细分析，不再赘述。是鲁侯齐侯迁殷庶民于鲁置䣍城，而不是鲁国封于奄国故地曲阜也！——山人注• 晋国：成王年幼时与叔虞玩耍，将一片梧桐树叶剪成玉圭形送给叔虞，后在史佚的坚持下封叔虞于唐国旧地(即帝尧陶唐氏初封之地，在今山西省翼城县)，叔虞之子晋侯燮继位后改国名为晋。• 楚国：因鬻熊服侍周文王有功，成王封鬻熊的曾孙熊绎于丹阳(今河南省淅川县丹江口水库淹没区)，建立楚国。• 蔡国：蔡叔度因参与“三监之乱”，封国被除。其子胡一改其父旧行，尊德向善，在周公旦的举荐下，周成王将胡封于蔡地(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恢复蔡国。• 聃国：成王封周武王之弟冉季载于厓(今河南省阜阳市)，建立聃国。周公旦还举荐冉季载为司空，辅佐成王。 4. 推行德政、注重教化 接受周公的教导：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后，写有《尚书·无逸》告诫成王不要过分追求享受，无节制地游乐、嬉戏、酗酒、田猎，成王听从周公的教导，注重自身修养和德行的培养。 倡导“明德慎罚”：成王在周公的辅佐下，推行“明德慎罚”的理念，注重道德教化，谨慎使用刑法，力求减轻民众负担，缓解阶级矛盾，为周朝的稳定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周成王在位期间的这些政治贡献，为周朝的繁荣和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启了“成康之治”的良好局面，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成王时期的社会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 政治制度： 分封制：这是西周的基本政治制度。周成王继续推行并完善了这一制度，将土地和人民分封给王族、功臣和先代的贵族(异姓功臣贵族、同姓王室贵族、先代帝王后代和远氏族部落首领)让他们到各地去做诸侯，建立诸侯国。诸侯对周王有服从命令、贡献财物、派兵随从作战等义务。通过分封，周王室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扩大了统治范围，同时也巩固了奴隶主国家政权。例如，封周公旦长子伯禽于奄国旧地建立鲁国，封周武王之弟康叔于朝歌建立卫国等。 宗法制：是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家族继承制度。宗法制与分封制紧密结合，按照血缘的亲疏关系，确立起一整套的土地财产和政治地位的分封和继承制度，保证各级贵族能享受到世卿世禄的特权。这一制度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稳定，强化了王权，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经济制度： 井田制：是西周奴隶制国家的经济基础。土地被划分为“井”字形，中间的一块为公田，周围的八块为私田，分别由庶民耕种。庶民需要先耕种公田，再耕种私田。公田的收获归贵族所有，私田的收获归庶民自己。这种土地制度将农民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便于周王室对农业生产的管理和控制，同时也为周王室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3. 文化制度： 礼乐制度：是西周社会中起维系作用的一种制度。周公旦制定了一系列的礼仪规范和行为准则，并通过音乐舞蹈等形式来表达人们对社会秩序和道德准则的认同。不同等级的人在礼仪、音乐、舞蹈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得僭越。例如，天子使用的乐器、舞蹈规模与诸侯、卿大夫等都有明显的区别。礼乐制度维护了等级制度，加强了周王室的统治，对后世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成王时期的历史主要记载于以下一些古籍： 1. 《史记》 司马迁的《史记》是研究周成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其中《周本纪》详细记载了成王年少时周公旦摄政，平定管叔、蔡叔与武庚的叛乱，以及成王亲政后的诸多举措，如派召公复营洛邑、大封诸侯等。对于“桐叶封弟”这一事件也有记载，传说周成王把桐叶剪成玉圭的样子，说要分封弟弟叔虞，后来在史官的坚持下真的将唐地封给了叔虞。 2. 《尚书》 《尚书·洛诰》记载了周公营建洛邑的过程以及洛邑建成后的一些情况，如周公对周成王说“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紊)。予齐百工，伻(使)从王于周(新邑)”。 《尚书·召诰》记录了周成王派遣太保召公前往洛邑勘察建城基地的事情包括“相宅”和“卜宅”等过程。 3. 《逸周书》 《逸周书·度邑》详细记载了周武王选址洛邑时的情景。周武王灭商后，认为丰镐偏西，难以控制东方地区，于是考察了洛阳盆地，认为这里是建都的好地方，并对在洛邑修建新都进行了初步测量规划。 《逸周书·作雒解》记述了周公主持营建的成周洛邑的规模，如“堀方千七百二丈，郛方七七里。以为天下之大凑”，还提到了成周城内的主要建筑，如太庙、宗庙、考宫、路寝、明堂等“五宫”。 4. 《左传》 《左传》虽是春秋时期的史书，但其中也会对周朝前期的历史有所提及或印证。虽然关于周成王的直接记载相对较少，但对于理解周朝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方面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从侧面帮助了解周成王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格局。 5. 《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的编年体史书，对于周成王时期的一些重大事件也有记载，不过该书在流传过程中曾经历过散失和重新整理，其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此外，在一些青铜器的铭文上也有关于周成王时期的记载，比如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小臣单觯，腹内底铸铭二十二字，记成王平定武夷叛乱之史事，是一件记载周初史料的重要实物例证。还有西周青铜铭文中有近百件带有“成周”二字，从周成王到周厉王时期的部分铭文也反映了成周在西周时期的政治地位以及当时的一些历史事件。 周成王的历史评价如下： 1. 政治成就方面： 巩固统治根基：成王继位初期，面临着内部的不稳定和外部的威胁。周公旦摄政时平定了“三监之乱”，消除了周朝内部的重大隐患，为成王亲政后的统治奠定了坚实基础。成王亲政后，继续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大封诸侯，将同姓王族、功臣和先代贵族分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使周王朝的统治范围得以扩大，统治基础更加稳固。比如，封周公旦长子伯禽于奄国旧地建立鲁国，封周武王之弟康叔于朝歌建立卫国等，这些诸侯国成为了周王朝在地方的重要支撑。 推动都城建设：成王命周公营建洛邑，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举措。洛邑地理位置优越，处于天下之中，便于对四方进行管理和控制。洛邑的建成不仅加强了周王朝对东部地区的统治，也为后来周朝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何尊铭文”中“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的记载，充分体现了成王对洛邑作为天下中心的重视。 2. 文化贡献方面： 制礼作乐的推动者：周公制礼作乐是西周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而成王对这一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礼乐制度的建立，规范了社会各阶层的行为准则和等级秩序，使整个社会的运转更加有序。它不仅维护了周王朝的统治秩序，也对后世中国的文化传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 个人品德方面： 虚心纳谏、从善如流：成王能够听取周公等大臣的建议和教诲，不断提升自己的治国能力。周公作《无逸》告诫成王不要贪图享乐，成王虚心接受，这体现了他作为君主的谦逊和好学，为后世君主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仁爱宽厚：成王在对待商朝遗民的问题上，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例如，封投降周朝的商纣王庶兄微子启于宋，建立宋国，以延续商朝的祭祀，这一举措既显示了成王的大度，也有利于稳定人心，促进了民族融合。 4. 历史影响方面： 开创成康之治：成王与其子周康王统治期间，社会安定、百姓和睦、“刑错四十余年不用”，被誉为成康之治。这一时期是周朝的兴盛时期，为周朝的长期繁荣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世的统治者提供了治国理政的典范。成康之治的出现，证明了成王及其统治团队的治国方略是正确的，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总的来说，周成王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他在西周初期的政治稳定、文化发展和国家繁荣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周朝乃至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肯定和赞誉。 何尊 周王朝君王-成王践奄，三监之乱，周第二位君王青瑶书上读书修心养智，追剧解压娱乐 周成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二代周朝的君主，在其统治时期，成功地完成了对东国的一系列征伐，实现了周朝在东方的势力的稳定，为周朝的政权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他继承了父王武王的遗志，以高尚的品质和卓越的才能，在其重臣周公旦的辅助下，为周朝初期政权的稳定和巩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西周时期的史墙盘和徕盘等青铜器上的铭文中，都被认为是一位能够统御四方、刚柔并举的“宪圣”，是周朝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之一。 　　在西周的史墙盘和徕盘中，都认为成王是一个能够统御四方，能够刚柔并举的“宪圣”的君主。 受政周公 周武王伐纣，于公元前1046年胜利后，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因为成王还年幼，为了防止天下再次混乱，周公就决定亲自摄政。而周公也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摄政大臣，在周成王元年，他开始全面代理国王的职责。此时，天下刚刚平定，周公需要面对的问题很多。 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他在武王去世后，辅佐周成王治理天下。当时周成王年纪尚小，周公旦便亲自主持政务，他尽心竭力，任劳任怨，为维护周朝的统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他的所作所为却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和不满。 周公旦的兄弟管叔、蔡叔等，见周公旦独揽大权，心中非常不满，他们认为周公旦的行为侵犯了他们的权益，因此对周公旦心生不满，甚至想要造反。管叔和蔡叔联合了一个叫武庚的人，发起了叛乱，他们想要推翻周成王的统治，重新建立自己的王朝。 周公旦得知此事后，心中非常愤怒，他决定平定这场叛乱，维护周朝的统治。他率领大军，出兵讨伐管叔、蔡叔和武庚等人。经过激烈的战斗，周公旦成功地平定了叛乱，他诛杀了武庚和管叔，将蔡叔流放到边远地区。他还让微子开继承殷朝的后嗣，在宋地建国。他又收集了殷朝的全部遗民，封给武王的弟弟封，让他做了卫康叔。 周公旦的这次平叛行动，使得周朝的统治得到了巩固，也显示出了周公旦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周公旦的行为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和反对，他们认为周公旦的行为侵犯了他们的权益，因此对周公旦心生不满，甚至想要造反。周公旦的这次平叛行动，使得周朝的统治得到了巩固，也显示出了周公旦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 周公在摄政六年中制礼作乐，在天下推行周礼，使得天下百姓都能顺服，对此周公感慨万分。周公认为礼乐制度的实施，让周朝的统治更为稳定和持久，这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功绩之一。到了第七年，成王已经年满二十，能够亲自处理政务，于是周公决定还政于成王，自己北面称臣，向成王行礼。成王对周公治理天下有功，赐给他封地在曲阜，这块封地的面积有七百里之广，还有千乘的革车，对周公来说，这是莫大的荣誉。成王还规定后世的鲁公可以用天子的礼仪来祭祀周公，这是对周公一生功绩的最高认可。 成王践奄 在商朝时期，有一个实力强大的方国，它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山东曲阜附近，这个方国就是奄国。在商朝的中期，商王南庚和阳甲都曾经在奄国定都，这是因为当时的奄国是商朝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国之一，有着非常强大的实力。然而，到了商朝的晚期，商王盘庚决定迁都到其他地方，而奄国因为与商朝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在盘庚迁都之后，奄国保留了大量的商朝子民。随着时间的推移，奄国逐渐发展成为了东方的一个非常强大的方国，并且因为它与商朝的密切关系，所以在很多历史文献中，人们都会将奄国和商朝并称为“商奄”。 在武王伐纣之后，周武王建立了周朝，他分封了自己的亲族和功臣到各地。其中，分封在殷商旧地的有管叔、蔡叔以及殷纣之子武庚禄父等三人，以监视和统治殷商遗民。然而，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幼，周公旦代替成王执政。由于周公独揽大权，引起了管叔、蔡叔等贵族的不满和猜忌，于是他们联合了殷商旧地的封国和东部小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史称“三监之乱”。 叛乱者们纷纷起兵反叛，并得到了徐国、奄国、薄姑等东方小国的支持。其中，奄君薄姑在当时积极地劝说武庚禄父：“武王刚去世，成王年幼，周公被天下人怀疑，这正是千载难逢的良机，请举兵！”这场叛乱对周朝的统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朝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得以平定叛乱。成王在平叛后命令周公旦调集大军东征，经过“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的艰苦斗争，才得以平定叛乱。而此次叛乱的主要人物，武庚被杀，管叔自杀，蔡叔被俘，奄国被灭，并将其国君迁往蒲姑(今山东青州附近)。 营建洛邑 周成王在平定“三监之乱”后，开始承继武王的遗愿，在“有夏之居”的“土中”建立新的都城，以管理东方广大的领土。成王首先派遣太保召公到洛邑考察地形，详细规划建都的地址。召公在途中耗费半个月，于三月初五抵达洛邑。初七日，召公指令殷民在洛水北岸规划城郭、宫室、郊庙、朝市的位置，直至十一日规划工作顺利完成。 次日，周公抵达洛邑，全面视察了新邑，并进行了占卜。占卜结果显示，在涧水东、瀍水西之间和瀍水东的洛水之滨营建新邑，皆卜兆大吉。因此，周公将营建洛邑的地图和卜兆呈送给成王，获得成王的赞许批准后，于十四、十五日举行了隆重的祭祀活动，并在新邑建立了庙堂祭地。七天后，周公向各诸侯国民和殷民颁布了命令，随后命令殷民开始大举兴建。经过八九个月的努力，年底终于建成了成周城。 不久，周成王亲自来到洛邑，召公命令各路诸侯前来朝贺，并向周公、成王奉上了玉璋、大弓等珍贵礼品。召公向成王献上祝词，告诫成王要尽职尽责，不辜负上天的重托，不废弃先王的功业。尽管成王年纪尚轻，但身为国君，要与民和睦相处。现在成王迁居土中(洛邑)，亲自管理朝政，更应保持稳重，尊重德行，亲自实践德教。召公说：“上天会根据帝王的德行赐予智慧、吉凶和享国期限。我王刚刚迁居新都，更应该崇尚美德，祈求上天赐予永久治理天下的使命。如今我带领各邦国君长前来朝贺，并非为了慰劳君王，而是向上天献上礼品，祭祀上天，使王位世代相传，永远没有终结”。 周成王对召公说：“我还年轻，需要您的辅佐。希望公发扬伟大光显的功德，使我继承文王、武王的事业，奉答上帝的教诲，使四方百姓和悦，定都在洛师，隆重举行大礼，办理好盛大的祭祀，都有条不紊。公的功德光照天地，勤劳施于四方，普遍推行美好的政事，虽遭横逆的事而不迷乱。文武百官努力实行您的教化，我这年轻人就早夜慎重进行祭祀好了”。 宅兹中国 公元前1046年，周成王七年二月，为表达对先王的敬意，成王下令太保召公到洛邑勘察土地，为新建宫殿做准备，以示对新都的高度重视。三月，成王派遣周公到成周进行占卜，根据卜辞挑选适宜的迁都日期。成王此举，展现了他对新都建设的热切期待和承担历史使命的决心。 在洛邑举行祭祀大典期间，周公表示：“新都洛邑已经建设完毕，这座城市将成为你成为万民敬仰的明君之地。在这里，你将首次奉行隆重礼仪，举行祭祀大典。我们已经精心安排，确保每一环节的顺利进行”。成王听后，倍感欣慰，回应道：“您始终不渝地辅佐我这个年轻人，对我的教诲我无不顺从。您不仅指导我弘扬文王、武王的功业，奉答天命，抚恤万民，还助我在洛邑建立祭祀大典的场所，使我们的仪式更加庄重神圣。有您的帮助与指导，我深信我们一定能实现目标”。 周成王即位后，整个周朝上下在洛邑热烈庆祝，历史上称之为洛邑朝贺。此时，成王刚满十八岁，正值青春年华，英姿勃发。朝贺结束后，周成王带领满朝文武大臣，以及各国君长，举行了盛大的冬祭。此次冬祭在洛邑的太庙举行，时值周公摄政的第七个年头，即公元前1039年的十二月十二日。 次年正月初一，新年伊始，周成王开始亲政，成为周朝历史上第三代君主。他以朝享之礼献祭于文王、武王之庙，向他们禀告自己继承周朝王位的大事。在文王庙和武王庙中，各献上一头赤色的牛，以祭拜两位伟大的先王。他进入太庙，献上美酒，向先王的灵魂敬献祭品。 此次迁都与亲政大礼的顺利完成，标志着周朝政治中心从镐京迁至洛邑，同时也宣告了成王亲政的开始。这是周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周朝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从西部的镐京转移至东部的洛邑。洛邑是周朝的都城，坐落于黄河与洛河交汇处，交通便利，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在此地，周朝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周公在成王登基后不久即撰写了一篇文章《尚书·无逸》，以此告诫成王要珍爱身体，不应过度追求享乐，要时刻关注国家的发展，不能因为贪图享乐而忽视重要的事务。他还强调，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只知贪图享乐，那么这个国家必将走向衰败，人民也将因此遭受痛苦。因此，他希望成王能够明白这些道理，不要过度追求享乐，要时刻牢记自己肩负的责任，为人民的幸福而努力奋斗。 成周之会 周成王七年，周王朝历时多年，苦心经营的洛邑宣告竣工，同时也决定将洛邑作为周王朝新的都城，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新邑”，并颁布了《召诰》、《洛诰》，同时，周成王还为此举行了盛大的诸侯集会。这次会盟是周成王即位以后第一次会盟诸侯，也是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各方诸侯以其方物进献给周王室，表示对周成王的尊重和敬意。 史书记载，这场由天子亲自检阅诸侯的盛会，其规模之盛大，实属罕见。这一天，成周的朝会诸侯，祭祀天地的宗庙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在宗庙的台坛上，悬挂着一面巨大的红帐子，帐子上装饰着黑色的羽毛，显得异常华贵。作为天子的成王，则面朝南方，以示对天地的尊敬和崇敬。成王的冠冕上没有垂珠，而朝服则是八种色彩搭配而成，腰间还插着一块巨大的圭，显得庄重而威严。在成王的左右，分别站着他的两个叔叔，唐叔和郇叔，以及周公和太公望。他们的冠冕上也没有垂珠，朝服则是七种色彩搭配而成，每个人的腰间都插着一块笏板，依傍在天子的身边，仿佛是成王最忠诚的臣民和伙伴。在台坛的两侧，分别站着文武百官，他们的神情肃穆而恭敬，仿佛在等待着一场神圣的仪式的开始。 成康之治 在周成王临终之际，鉴于太子姬钊未来可能无法胜任国家的重任，他深知自己的诸多抱负尚未完成，然而他的身体状况已逐渐恶化，无法亲自处理政务。因此，他决定任命召公和毕公两位大臣率领诸侯，全力支持太子姬钊继承王位，继承他的抱负。 　　成王逝世后，在召公和毕公的支持下，太子姬钊带领着诸侯，前往先王宗庙进行拜谒，他通过向太子讲述文王和武王开创周朝王业的艰辛历程，以示对两位先王教导的敬重，希望太子能够勤勉好学，力行节俭，戒除贪欲，专心处理国政，完成他的职责。为了让太子铭记历史，召公和毕公亲自撰写了《顾命》，用以告诫太子姬钊要谦逊谨慎，重视大臣们的建议和批评。他们还撰写了一份简洁明了的《康诏》，用以表彰文王、武王的业绩，向天下诸侯明确阐述自己的治理政策，要求大臣们全力支持和关照太子姬钊，确保国家的稳定和繁荣。 　　太子姬钊接受了两位大臣的建议和教导，明确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决定全力以赴，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于是正式继承王位，成为新的天子，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康王。康王即位后，宣布要向天下诸侯发布公告，公开文王、武王的丰功伟绩，并呼吁他们共同努力，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繁荣。 ◎这篇文章很好的讲述了周成王二次伐殷即成王践奄以及成康盛世的情况，但是他把周成王践奄故事的发生地点与周成王二次伐殷，灭蒲姑，灭奄，以及迁殷遗民于洛置三亳坂尹和命鲁侯齐侯迁殷庶民于鲁的历史事件之后的奄都迁䣍及蒲姑城在亳附近而后迁居山东的薄姑搞混淆了。因此叙事就有点时空移位了。——山人注 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金戈铁马：西周青铜铭文提到的王牌军队殷八师，最后是什么结局网易号: 华史谈 2024-12-27 16:20:54 2020年4月，考古专家在山西垣曲英言镇北白鹅村发现了东周时期的一个大墓，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制作精美的青铜器，令人惊喜的是，其中一个青铜簋(gui)上有宝贵铭文。 　　青铜器夺簋商代铭文拓片，左数第五行第4-6字为殷八师 这段铭文有12行94字，记载了当时的一个重大事件：周王命令一个叫“夺”的贵族主政东方的成周(洛邑，现洛阳)，为了感谢周王，“夺”用青铜铸造了这个簋，并刻字纪念。 从铭文的记载看，周王非常信任夺，“命汝司成周讼事暨殷八师事”，意思是让他既管理洛邑的诉讼之事，也管理军队殷八师之事。司法权和军权集于一身，这位“夺”当时是大权在握，倍受重用。 这个“殷八师”，周朝出土的青铜器中多次提到，如清末出土的小克鼎上记载：“王命膳夫克舍令遹(yu)正成周八师之年”，1931年出土的小臣簋记载：“东夷大反，伯懋(mao)以殷八师征东夷”。 周朝青铜器惜字如金，但“殷八师”却多次被提及，这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呢？横空出世卫戍东方 穿过茫茫的历史烟云时钟拨回到公元前1046年的春天。 周武王姬发起兵在盟津(孟津)和各诸侯国盟誓后，精选兵车300辆，勇士3000人，甲士45000人，吹响了进攻商朝的号角，几万人马浩浩荡荡向商朝的都城朝哥杀来。 商朝虽然组织了十几万大军抵抗，但是由于商纣王昏庸无道，人心已失，呼啦啦大厦将倾，自己的军队反而临阵倒戈，在牧野这个地方被周朝军队打得大败。 牧野之战 商纣王一看大势已去，逃到自己亲手建的用于寻欢作乐的鹿台上自焚，500多年的商朝彻底灭亡了。 周朝建都在镐京，也就是现在的西安沣水一带。 周朝灭商后，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国土面积大大加大了，人口也成倍增加了，如何管理这么大的国家呢，于是武王想出了一个办法：分封诸侯。 西周分封图 武王先是把同姓的诸侯分封在镐京周围，毕竟同宗同族，最值得信任，有个什么事情也可以互相照应。 而把在伐纣中有功劳的异姓功臣分封在远离镐京的地方，比如曾经立下大功的姜子牙就被封在东方的营丘，成为吕氏齐国的缔造者、齐文化的创始人。 姜子牙垂钓图 商朝灭亡后，留下大量的商朝遗民，但是这些商民老是“搞事情”，还曾经起兵叛乱，为了消除这些商民对周朝的威胁，周武王命令商民东迁，迁移到洛邑(今洛阳)一带。 为了控制这些商民，周王在洛水附近建了一个新都城，叫做成周，以周人和殷人为主组建了一支新的军队，这就是殷八师。从此，成周成为周朝管理东方的核心，殷八师也被称为成周八师。 镐京和洛邑示意图 作为一支精锐之师，殷八师横空出世，卫戍东方，它的使命就是保卫周王朝的东部和南部，监视东方的各个诸侯国，直接接受周王的领导。 从此，周的东方和南部逐渐平稳安宁，殷八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东征西讨威加四夷 殷八师是新成立的一支军队，当时的“师”和现在的编制不是一回事，西周每个师大约3000人，主要有战车和甲士组成，殷八师有8个师，计两万多人。 西周原来的军队分布在国都镐京四周，被称为西六师，这支军队是武王在关中组建的，是周王室发家的本钱，也是武王伐纣的老班底。 车战是当时主要战斗形式 西六师和殷八师都是周朝的精锐之师，就像两个拳头，互为犄角，各自守卫着周朝的西方和东方。 西六师全部由周人组成，装备精良，士气高昂，战斗力系数爆棚，为周朝灭商立下了汗马功劳。 西周军队 也许就像几千年后的清朝八旗军一样，周朝建立后，西六师这支曾经骁勇善战的军队战斗力也是江河日下，竟然在后来征讨楚国的战斗中全军覆没。 公元前1027年，周昭王姬瑕在位。 齐国、楚国、秦国、越国等非姬姓诸侯国越来越明白，要想自己的宗族万古长存，必须使自己变得强大，所以他们不断向外扩张自己的地盘，尤其是南面的楚国不断崛起，逐渐壮大，实力越来越强，有时候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每年的进攻也不及时。 为了教训不大听话的楚国，震慑其他不安分的诸侯王，周昭王亲自率领西六师三次御驾亲征讨伐楚国。 前两次很顺利，收服了荆楚大多数的大小部落。 但是第三次出征时，周军在渡过汉水时，忽然狂风大作，乌云密布，周军一片慌乱，楚军趁机反扑，把周军包围，一番激战过后，西六师几乎全军覆没，周昭王也在汉水中溺水身亡。 西周军队 战斗肯定非常激烈，对于这段历史周朝讳莫如深，只是在史籍中简单写道：“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 西六师后来虽然重建，但是战斗力已经大不如以前，殷八师成了周朝唯一的王牌主力，在西方有战事的时候，周王多次把殷八师调到西方作战。 当时在周朝的东南部，存在着几个小部落，称之为淮夷、南夷或南淮夷，随着力量壮大，不断骚扰周朝边界，有兴兵作乱的迹象。 周朝时期诸侯部落示意图 周厉王时期，对这些部落的骚扰实在忍无可忍，亲自率领殷八师从成周出发，把东南的淮夷等几个小部落打得落花流水，同时也极大震慑了东夷的一些小国家，东夷、南淮夷的大小二十六个小部落都俯首称臣，每年到镐京上贡觐见。 在整个西周后期和东周时期，殷八师东征西讨，四处征战，为周王朝巩固四方立下了汗马功劳。逐渐没落湮没尘埃 但是殷八师最后也没有躲过衰落灭亡的命运。 从历史记载和青铜器铭文中可以看到，各个周王几乎都御驾亲征过，由于不断地四处征战，殷八师的实力也像周朝的国力一样，越来越弱，成为一支疲惫之师。 尤其是到了周穆王时期，两征犬戎，西征昆仑，东攻徐国，三面开战，殷八师疲于奔命，打了不少大仗，但也导致殷八师几乎损失殆尽。 秦始皇一统天下 而各诸侯国不断强大，先后出现了齐、楚、燕、韩、赵、魏、秦等战国七雄，挟天子而令诸侯，周天子几乎成了一个摆设。周天子手中再也没有精锐之师，几乎无兵可用，甚至落到向诸侯国借兵的地步。 公元前249年，秦国灭亡东周国，从此天下“再无周矣”。 周朝灭亡，殷八师也随之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武王伐纣后，殷商阵营最大的受害者是谁？奄国比纣王还惨！走心街坊 2020-12-18 我们都知道，每当朝代更迭，尤其是通过暴力手段夺权政权的朝代，都会伴随着血腥的战争与杀戮。这个过程动辄尸横遍野，生灵涂炭。 在武王伐纣的时候，决定胜负的牧野之战，由于殷商奴隶军队的临阵倒戈，很快就结束了这场大战，纣王自焚而死。 按理说，改朝换代应该结束了，但是有一个诸侯国参与了殷商的复辟之战，结果比自焚的纣王还要惨。这个诸侯国就是奄国。【商末奄国】 奄国是殷商重要的地方封国，位于今山东曲阜。《竹书纪年》记载：商王南庚、阳甲都曾建都于奄。可以说奄国很可能就是殷商的分支，奄国国君也很可能就有殷商王族的血脉。 ◎奄国，殷商时期的宣方亘方和先方，位于垣曲东塬一带，英言北白鹅遗址附近，这里就是商汤妃子黛眉娘娘妊荒故里，民间传说中的黛眉娘娘范小娥是也。而在帝喾高辛氏居亳之时，这里就是帝喾高辛氏居亳的有辛氏之国，也是后来的有莘氏之国的祖源之地。炎帝神农氏后裔姜姓有莘氏之国，首居于此，而在颛顼帝七十八年，帝陟，术器作乱，辛侯平之。之后帝喾高辛氏即位，居亳。姜姓有莘氏之国迁居河南伊川。夏后氏帝启即位，封庶子于莘，即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黛眉娘娘妊荒故里当时即姒姓有莘氏之国，也就是汉代刘向著《列女传·汤妃有㜪》记载的汤妃有㜪氏之女，妊姓。垣曲北白鹅遗址发现的“匽姬的嫁妆”以及夺簋，就是证明这里曾是殷商时期的“南庚自庇迁奄，三王居奄，而后盘庚十四年自奄迁北蒙曰殷，遂营殷”的奄都之地。而“周成王二次伐殷，灭蒲姑，灭奄，迁奄君于蒲姑，成王践奄，遂征徐夷，迁殷遗民于洛置三亳坂尹，营成周。命鲁侯齐侯迁殷庶民于鲁，灭唐，迁唐于杜”。后封弟唐叔虞于桐，即帝尧陶唐氏初封之地唐，在山西翼城唐城。周成王二次伐殷践奄，营成周，封弟唐叔虞于桐，更加证明了奄都和蒲姑之地，就是商汤居亳之地附近。商汤居亳之地九王居亳，大戊居亳，大戊五十八城蒲姑，蒲姑城在汤都亳城之地附近也。而周成王灭蒲姑，灭奄，迁奄君于蒲姑，说明奄都之地与蒲姑城不远。垣曲北白鹅遗址和蒲掌都是位于垣曲的轵关古道附近，蒲掌有南蒲北蒲，与蒲姑城的描述紧密相关，而英言北白鹅遗址的发现，证明奄都之地就在此，周召分陕，导致“三叔之乱”，纣王之子武庚禄父在奄君鼓动之下，联合蒲姑及徐夷的殷商旧部，以卫、邶、鄘之殷商三地一起与霍叔、蔡叔、管叔发动叛乱，史称“三叔之乱”。周成王在周公和召公辅佐下平定三叔之乱，杀武庚禄父，管叔、蔡叔、霍叔也被处置(一死、一流放、一被废为庶民)，并对殷商祖源之地亳都、嚣都、奄都、蒲姑、喾亳周边的殷商祖源之地进行彻底肢解和流放，迁殷遗民于洛置三亳坂尹，营成周；迁殷庶民于鲁(奄民迁于鲁国曲阜附近建立䣍城，蒲姑之民迁于齐地青州附近曰薄姑或称姑蔑)，连帝尧陶唐氏初封之地唐也被周师所灭，即周师灭唐，迁唐于杜。——山人注 奄字的原意由金文解读，是闪电和大人的意思。《说文解字》描述：奄，覆盖。大，表示完全超过。 奄字似为以双层茅草覆盖大鼎之状，可能指用鼎煮肉时所用的鼎盖，类似如今的锅盖。所以有覆盖之意。而鼎往往又象征山河社稷，所以奄字似又有覆盖天下的意涵。 此外，也有观点认为奄是大龟的合文，为“黾族图腾”，即“鼋”。也是商人图腾之一。 ◎垣曲对面就是河南渑池县(古称黾池)，《山海经》以及《神异记》和其他典籍记载黄河之中古有鼋鼍，以及古冶子诛杀鼋鼍的故事传说因鼋鼍吃马而被力士古冶子所杀直追至砥柱即今平陆三门峡一带。据此推断奄都之地就在垣曲黄河北岸的英言北白鹅遗址附近一带并非妄言虚语也。——山人注◎《搜神记·古冶子杀鼋》，原文如下： 齐景公渡于江、沅之河，鼋衔左骖，没之。众皆惊惕；古冶子于是拔剑从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于砥柱之下，杀之，乃鼋也，左手持鼋头，右手拔左骖，燕跃鹄踊而出，仰天大呼，水为逆流三百步。观者皆以为河伯也。 古冶子追杀鼋鼍至砥柱之下，砥柱者，黄河三门峡河中砥柱山也，在今平陆和河南三门峡之间的三门峡水库大坝附近。而不应该是在江沅之间也。——山人注 在商代末年，奄国依然是东夷部族中非常强大的一支，这也跟他们与商王朝的密切联系有关。武王伐纣成功后，为了遏制以奄国、薄姑国为首的亲商势力。武王姬发特意分封了周公旦的鲁国和姜子牙的齐国用以控制东夷。【三监之乱】 回到在武王伐纣成功后，武王姬发当时命纣王之子武庚继承殷商祭祀。由自己的三个弟弟监国，并由他们建立三个诸侯国围堵监视武庚，又称三监。 不久后，武王姬发去世，周公旦执政。三监以周公旦专政，威胁周成王统治为由，勾结武庚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 这场叛乱受到了奄国等东夷诸侯国的积极响应，视此次为殷商复兴的希望。但是随着周公旦的东征，武庚叛乱被迅速平定了。 而在东面的奄国和薄姑国还统领着一群小型诸侯，还在与周王室对抗，于是周公决定继续平定奄国和薄姑国等东夷诸侯。【周奄交锋】 《竹书纪年》载：“继命姜太公吕望东征。伐奄国五十，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逐莱人地入于齐。非鹰扬元勋，不足以弹压东方，故特封之营丘”。 姜子牙主要负责东征奄国，当时奄国附属的诸侯国有五十个。而秦人先祖飞廉在纣王死后就躲藏在奄国，这次也被驱逐到大海边上才被击败。姜子牙还把莱人驱赶到自己的封地齐地，也是为了镇压这些东夷诸侯，姜子牙就封营丘，建立齐国。 从这个记载上，看起来这次东征很顺利，但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当时的奄国还是非常强大的。战争开始的时候，周公旦和姜子牙商议，认为奄国势大，又有很多诸侯帮扶。于是决定先剪除奄国的羽翼，再攻打奄国，徐徐图之。 战争开始后，周师先进攻打败了以徐国为首的淮夷各国，然后由南向北进攻，在山东枣庄先后降服缯国和丰国，然后最终才合围奄国。 奄国在重围之下拼死反抗，最终落败，奄国国君带领部分残兵南逃，在今江苏常州一代建城，仍称奄城。 历史上评论周公旦功绩：“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其中三年践奄，就是说周公旦击败奄国。奄国的失败成了周公旦功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鲁国也是在奄国故地建立起来的。 ◎这段周成王二次伐殷践奄故事，后世演绎成分多矣。——山人注【悲惨命运】 奄国战败，东夷也就被平定了。但是为什么说奄国比自焚的纣王还惨呢？这其实是说奄国战败后，周人对奄国的惩罚。 根源还是奄国作战过于勇猛，对周人军队造成了巨大损失。反观武王伐纣的时候，牧野之战由于商人奴隶的临阵倒戈，伤亡相对比较轻微。于是当时在对待商人平民的时候，武王也采取的相对宽厚的政策。 武王只是把殷商百姓分割了几大块，分别交给鲁国，卫国，成周和三监分别管理，但是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杀伤和惩治。而奄国就不同了。 奄国给周人军队带来巨大伤亡，这让周人对奄国人十分愤恨，于是周人下达了一个十分残忍的命令：阉割奄国所有被俘的男人。【阉人来由】 奄国遭到了最残忍的刑罚，而这种刑罚还不只是针对于当代的。由于这个事件，后世开始把所有被执行宫刑的人称为阉人，把宫刑本身称为阉割。 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而且被阉割的人又是奴隶身份，根本得不到有效的救治。所以伤口很容易感染，从而大规模的死亡。但是这个过程又是相对漫长的，每个人都要持续的遭受痛苦，所以又有了奄奄一息这个成语，用来形容当时奄国人的处境。而奄国奴隶住的地方，称为庵，后来的尼姑庵，也来源于此。 奄这个字原本是褒义的，比如山东方言，自称“俺”，很可能就是起源自奄国。但是在这次事件后，奄这个字引申出了气息微弱，宦官等含义，开始更倾向于贬义和蔑称。可见这次周人对奄国的惩罚有多么残酷。【总结】 后人描述历史的时候，总是喜欢用浪漫的笔调，但历史不是《封神榜》，更不是战后双方都能一起和气的上天做神仙。岐周代商也是经历过血腥与杀戮的，这后面也有着许多生命的消亡。 其实从奄国的角度看，他们是殷商分支，他们为复兴家国而战。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愿接受自己视之为蛮夷小邦的岐周统治。但历史长河却把他们无情的碾碎。 奄国作为失败者，不但承受了残忍的刑罚，还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他们做错什么了吗？也许他们没做错什么，错的可能只是战争本身罢了。 商朝“商奄”：汉代“盖侯马久”解谜，商奄曲阜说被推翻网易号: 百家杂评 2024-11-02 07:34:54 近些年来，西史辨伪非常盛行，其中质疑点之一是考古发现无法支撑西史上的宏大叙事。比如，古希腊雅典非常恢弘，人口众多的一座巨城，但雅典地下考古却乏善可陈，因此古希腊雅典叙事肯定存在问题。但在中国商奄考古上，过去也出现大致相同的问题。 过去认为，商奄的国都在今日曲阜，但在曲阜多年考古，已经发现西周鲁城，却一直没有发现足以作为奄都的大型商代遗址。不过，与雅典叙事不同的是，虽然在曲阜没能发现商奄遗址，却在曲阜之东的一座古城内发现一枚汉代印章，上面刻写的“盖侯马久”四个字表明奄都不在曲阜。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商奄在商周历史上极为重要，比如商朝就曾迁都到“奄”、又由“奄”迁到殷地、周成王践奄等，因为奄都位置出现变化，那么很多历史事件的解释就要随之发生变化。因此，“盖侯马久”这枚印章可谓石破天惊，商周很多历史将要为之而改写。史书记载存在矛盾 对于商奄位置，史书记载存在矛盾，一种说商奄在曲阜，一种说商奄在曲阜之东北。 左传记载：周初封鲁，“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鲁国初封于如今河南某地，后来周公东征时有二次加封，目的既是酬谢伯禽功劳，又是控制东土。魏晋杜预对此注释：“商奄，国名也。少皞之虚，曲阜也”。于是，传统上认为奄国即在今天的山东曲阜。 但尚书序中说“鲁侯伯禽宅曲阜”后，徐戎、淮夷并兴，导致鲁国东部受到严重威胁，而东汉郑玄曰“奄在淮夷之北”；而且，尚书等记载商朝因为躲避天灾(应为水患)而迁居山地奄都，即“南庚迁奄，阳甲居之”，曲阜地理条件显然不符合。因此，尚书正义考证为“奄，东方之国，近鲁之地，盖不能确指其国都所在矣。奄地多山，故《地志》谓是长峪”，清代学者雷学淇以齐鲁交界的奄中为奄国。 总之，从史书记载来看，杜预判断可能有误，商奄应在曲阜之东北。 ◎从奄都居于山地和奄地多山的特征，与垣曲东塬之地和英言北白鹅遗址的特点相符，此处也是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的高辛的特征。垣曲东塬西塬及原土坪都是位于黄河北岸的高地，而寨坪莘庄和葛伯寨以及古城南关洪庆观垣曲商城遗址地势稍微低一点，为亳清河流域和黄河北岸之间的二级台地。——山人注甲骨文推翻曲阜说 商朝末年，夷方叛乱，纣王调集大军征讨夷方，由此导致“纣王克东夷而陨其身”。甲骨文中有不少卜辞记录了这一场战争，其中一板甲骨卜辞，上面记载了唯征人方(人通夷，人方即夷方)的行军路线，即癸未日在旧、癸巳日在盖、癸亥在攸。商朝采用的是干支纪日法，癸未与癸巳相差11天，与癸亥相差41天。 “商盖”就是“商奄”，这在学术界已经没有争议。《说文解字注》中指出“奄，盍(葢)也，商盍即商奄”，“盍”(hé)是“盖”的本源字“盖”是“盍”的后起字。因此，甲骨文中的“盖地”就是“奄地”，也即商奄之国所在。 至于为何商人称之以“盖”周人称之以“奄”，学者徐祥法认为周人称所灭之“盖”为“奄”，是一个侮辱性称谓，就是“奄”即“阉”。故而，商朝甲骨文、以及商人后裔宋国文献等称之为“商盖”，但周人、以及鲁国文献称之为“商奄”。如今，如辽宁盖州、盖平等，或是商盖之民迁去的自称，而江苏奄(淹)城、山西奄谷等应为商盖之民被周人迁去的他称。 学者何光岳认为“周灭奄，俘奄人之强壮男子，去其睾丸，不令生育，用作奴隶以侍侯主人，故叫阉人”，但清华简显示秦人出自商盖，被强制迁徙到西部，而且有后代，因此商盖之民或被阉了部分，或只是周人用这个羞辱性的词语称呼他们，而并未全部阉掉。 总之根据考证，“旧地”在新泰、莱芜一带，“攸地”在今莱芜东北附近地带，两地相距不远，“盖地”显然应该处于两者之间，即大概处于沂源县一带。笔者大致框了一下，肯定不够准确，但可以看到“盖地”不可能位于曲阜，这就推翻了传统商奄曲阜说。汉代印章改写认知 问题在于：商奄之地非常重要，而甲骨文只是给出大概位置，那么具体何在呢？ 上世纪80年代，在山东淄博沂源县东里镇，考古发现“东安古城遗址”，其中出土了一件汉代印章，上面刻有“盖侯馬久”四个字，“马久”应为“马灸”，是给马烙印、标记。史书记载，汉景帝封王皇后兄长王信于“盖地”，延续二世或三世后被除国。 总之，沂源东安古城出土“盖侯马久”印章，证实东安故城即为汉代盖侯国所在地。而上文已经说明商奄实为商盖，那么汉代“盖地”是不是商代“盖地”？ 首先，史书记载春秋纪国浮来邑、战国齐国盖邑、秦朝盖城、汉代盖县、魏晋至隋朝的东安郡都在一个地方。而考证确认东安古城具有5000年文明史、3000多年城建史，即大汶口文化时已有聚居区，商代时在此建立城市，此后延续多代。 其次，东安古城位于沂蒙山腹地，平均海拔401米，可有效避水患，恰好印证商朝迁都躲避水患的记载；同时，在周公东征时指出商奄“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就是不如先打容易打的小诸侯，再以大势攻商奄，而东安古城四周有高山河流作为屏障，自然易守难攻。 第三，可能还有一个意外因素，就是纣王攻打东夷的主力散布此处。中国社会科学院岳洪彬认为：商王朝当时主力部队在东夷的证据，就是今天散落在山东各地的青铜器，其中沂源东安古城中出土的商代铜铙成为商军曾到过此处的明证。 总之，以现有考古与史料证据来看，周公东征的商奄应在淄博沂源东安古城，而不是济宁曲阜。 最后，关于商奄(商盖)之地，还有一点值得探讨，就是左传中记载商奄在“少皞之虚”，其中少皞又称少昊。 秦人源于东部，清华简中说“飞(廉)东逃于商盍氏。成王伐奄，西迁商盍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因此秦人是商奄之民。而在相距东安古城不远的莱芜区羊里镇，现代考古发现“嬴城遗址”，出土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众多遗存，今被视为嬴氏起源地。 秦人尊崇少昊，西迁之后将少昊带到西部，让其成为“西方白帝”，按理说秦人祖先与少昊相距不会太远。既然嬴城遗址与少皞之虚相距不远，同样历史悠久，那么东安古城一带是不是曾经的少皞之虚？参考资料：《海报新闻：望岳谈‖东安古城城建史上溯到商代，石破天惊的“确认”》、《左传》、《尚书》、《汉书》等。◎践奄异说 中国先秦史学会周公思想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周公礼乐 《书序》：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作成王征，次于《康诰》、《酒诰》、《梓材》、《召诰》、《多士》、《无逸》、《君奭》之后。 郑注云：此伐淮夷与践奄，是摄政三年伐管蔡时事，其编于此未闻。《豳谱正义》引《书传》称：周公居摄，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伐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七年致政成王。今辑《尚书·大传》者，以为本文疑《书传》所云，与《史记》不合。《史记·周本纪》载：周公奉成王命诛武庚之后，封卫康叔，及受禾东土，次作《归禾》，次《嘉禾》，次《康诰》、《酒诰》、《梓材》，下云：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下及成王在丰，周公卜洛之事云：作《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始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汉书·律历志》亦云：周公摄政五年，后二岁得周公七年。复子明辟之岁，是岁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后六日，得乙未。故《召诰》曰：惟二月既望，粤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诰》曰：惟三月丙午朏，是岁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诰》篇曰：戊辰，王在新邑，蒸祭岁，命作策，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据二书之文，则周公营成周，在致政之后，与《诗疏》引《书传》：摄政五年营成周，殊异。《史记》：东伐淮夷，残奄，在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之下。明《书序》次践奄于《君奭》之后，并非错简。盖奄君导禄父以衅，周公止诛禄父，及居东后，成王又诛管蔡，俱未问罪于奄，奄君数年之后，不自安而衅，周成王乃往而伐之。郑氏疑《书序》编篇之误，盖未考之《史记》矣。郑氏注《金縢》云：居摄四年，作《康诰》。五年，作《召诰》。七年，作《洛诰》，是以作《洛诰》为在反政之前，与古义俱不合也。史公所用多今文《尚书》兼采孔安国古文说，孔氏古文说，又与贾逵古文家不同，是可信也。周公奔楚，未知何时？《周颂·雝疏》云：郑以武王十二月崩，成王三年二月襌，周公辟流而出。郑氏注《金縢》以为武王崩后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摄。《豳风疏》亦云：武王初崩，总摄政，自是常事，管蔡不应致疑。应是三年丧毕，周公不授王政，故流言耳。此似得之，周公辟居后，作《诗·七月》、《东山》，成王归禾之事，不应在武王丧期以内，是摄政后二年而辟居，踰三年而后反，又二年致政成王，故《东山》诗云：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践奄虽天、年数可考，其在七年反政之后，见《传记》甚明，不得因居摄三年践奄之说，以为《书序》有错简也。发布于2022-10-31 08:21 商奄之谜：汉代印章揭示历史真相，曲阜说被彻底推翻！史海奇闻 2024-11-02 07:30商奄之谜：汉代印章揭示历史真相，曲阜说被彻底推翻！引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商朝的“商奄”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传统上认为商奄位于今天的山东曲阜，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文献研究却逐渐颠覆了这一观点。一枚汉代印章的出土，不仅为商奄的具体位置提供了新的线索，还引发了对商周历史事件重新解读的热潮。历史背景与引人入胜的故事 商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对中国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据史书记载，商朝曾多次迁都，其中一次迁都到了“奄”。然而，关于“奄”的具体位置，历来存在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奄”在今天的山东曲阜，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在曲阜东北方向。这两种说法各有依据，但长期以来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实哪种说法更为准确。汉代印章的发现与意义 上世纪80年代，在山东淄博沂源县东里镇，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即“东安古城遗址”。在这座古城中，出土了一枚汉代印章，上面刻有“盖侯馬久”四个字。这枚印章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因为它直接指向了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商奄的具体位置。 “盖侯马久”中的“盖”字，实际上是“奄”的另一种写法。《说文解字注》中指出，“奄，盍(葢)也，商盍即商奄”。因此，甲骨文中的“盖地”实际上就是“奄地”。这枚印章的发现，不仅证实了东安古城即为汉代盖侯国所在地，也为商奄的具体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奄：拼音 yǎn yān注音：ㄧㄢˇ ㄧㄢ部首：大；部外：5；总笔画：8奄 基本解释基本字义● 奄yǎn ㄧㄢˇ覆盖：～有天下。忽然，突然：～弃（忽然抛弃）。～忽（忽然，如“～～如神”）。～然。气息微弱：～～一息。其它字义● 奄yān ㄧㄢˉ古同“阉”，指宦官。古同“淹”，停留，久留。© 汉典奄详细解释详细字义◎ 奄 yǎn 〈副〉(1) 突然地 [suddenly] 奄忽灭没。——马融《长笛赋》。注：“奄遽也”。(2) 又如：奄然(突然；悄然)；奄至(急速来到)词性变化◎ 奄 yǎn 〈形〉气息微弱的样子 [the breath is dying out] 奄，息也。——《方言》十 奄息葱极。——《汉书·司马相如传》。注：“奄然休息也”。 神奄留。——《汉书·礼乐志》。按，安也。常用词组奄忽、奄奄、奄奄一息© 汉典奄國語辭典奄：ㄧㄢˇ：yǎn 动 覆盖、涵盖。 《诗经·周颂·执竞》：「自彼成康，奄有四方」。 《淮南子·修务》：「万物至众，而知不足以奄之」。 副 急遽、匆促、忽然。如：「奄忽」。 《三国志·卷四四·蜀书·蒋琬传》：「先主尝因游观，奄至广都，琬众事不理，时又沉醉，先主大怒，将加罪戮」。 北周·庾信〈杨柳歌〉：「百年霜露奄离披，一旦功名不可为」。奄：ㄧㄢ：yān 名 被割掉生殖器的人。如：「奄竖」。 《新唐书·卷一三六·李光弼传·赞曰》：「及困于口舌，不能以忠自明，奄侍内构，遂陷嫌隙」。 通「阉」。 动 滞留。 南朝宋·谢灵运〈登永嘉绿嶂山诗〉：「践夕奄昏曙，蔽翳皆周悉」。 通「淹」。 副 久。如：「奄留」。 《诗经·周颂·臣工》：「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 通「淹」。© 汉典图文奄《康熙字典》【丑集下】【大】奄·康熙筆画:8 部外筆画:5【廣韻】【集韻】【韻會】衣檢切【正韻】於檢切，音厭。【說文】覆也，大有餘也。从大申，申，展也。一曰忽也，遽也。【書·立政】奄甸萬姓。【詩·周頌】奄有四方。 又人名。【詩·秦風】子車奄息。 又【正韻】衣炎切，音淹。久觀也。【詩·周頌】奄觀銍艾。 又久留也。【漢·更定郊祀樂歌】神奄留，臨須搖。【註】奄讀淹。須搖，須臾也。 又神，夕奄虞蓋孔享。 又國名。東諸侯助紂爲虐者。【書·多方】王來自奄。 又奄里，在魯城東，卽曲阜舊城址。【通志】謂之商奄里。 又【集韻】於贍切【正韻】於豔切，音□。精氣閉藏也。【周禮·春官】奄人。劉昌宗讀。© 汉典图文奄《说文解字》【卷十】【大】『說文解字』覆也。大有餘也。又，欠也。从大从申。申，展也。依檢切『說文解字注』(奄)覆也。大有餘也。釋言曰。荒、奄也。弇、同也。弇、葢也。古奄弇同用。覆葢同義。詩皇矣傳曰。奄、大也。執競傳曰：奄同也。鄭箋詩奄皆訓覆。許云“覆也、大有餘也”。二義實相因也。覆乎上者、往往大乎下。故字从大。周官經謂宦者爲奄。以精氣閉藏名之。覆葢義之引申也。又欠也。三字未詳。方言曰：奄、息也。李密陳情表曰：氣息奄奄。从大申，㑹意，依檢切。八部：申、展也。說文从申之意。申下曰神也。古屈伸多作詘信。不作伸、申，今則作申；俗又作伸。申本義不訓展也。故必特釋之。© 汉典考古与文献的结合 除了汉代印章的发现，考古学家还在东安古城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商代的文物，包括铜铙等。这些文物的存在，进一步证实了商代时在此建立城市，并延续多代。此外，东安古城位于沂蒙山腹地，平均海拔401米，可以有效避水患，这也恰好印证了商朝迁都躲避水患的记载。 文献方面，《左传》记载：“鲁侯伯禽宅曲阜”后，徐戎、淮夷并兴，导致鲁国东部受到严重威胁。而《尚书》等文献中也有记载，商朝因为躲避天灾(应为水患)而迁居山地奄都，即“南庚迁奄，阳甲居之”。这些记载与东安古城的位置和地理条件相吻合，进一步支持了商奄在东安古城的说法。 深入分析与历史意义 商奄的具体位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例如商朝曾迁都到“奄”，又由“奄”迁到殷地；周成王践奄等。如果商奄的位置发生变化，那么这些历史事件的解释也需要随之调整。 从政治角度来看，商奄是商朝的一个重要据点，也是周公东征的重要目标。据《左传》记载，周公东征时指出商奄“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这说明商奄地理位置险要，易守难攻。从经济角度来看，商奄地处山区，可以有效避水患，有利于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从社会和文化角度来看，商奄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对后世的影响深远。结语与思考 一枚小小的汉代印章，却揭开了商奄之谜的面纱。这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商奄位置的传统认知，也为我们重新理解商周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历史总是充满了未知和惊喜，每一次新的发现都可能改变我们对过去的理解。未来，随着更多考古发现和文献研究的深入，相信我们对商奄及其相关历史事件会有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总之，商奄的具体位置虽然已经基本确定，但其背后的历史意义和影响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希望读者们能够通过这篇文章，对商奄的历史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并对中国的古代历史产生更浓厚的兴趣。 古城东寨码头地形地貌　 ◎据《竹书纪年》记载，殷商时仲丁自亳迁嚣，居河上，征蓝夷，因此其迁嚣的原因可能是为了战争的需要，从垣曲亳清河流域的上下亳城汤都亳城之地，迁居相距十五里的垣曲古城南关洪庆观垣曲商城遗址，是为了方便征蓝夷的需要，蓝夷故地在山西晋东南，仲丁自亳迁嚣之地就是为了便于征讨蓝夷的需要。外壬居嚣，邳人姺人叛。 故河亶甲自嚣迁相，则是为了征讨位于中条山北边的邳人，即闻喜汤王山北边的刘累豕韦国故地，相即桐，伊尹放太甲于桐即此，而闻喜汤王山北边的后宫乡酒务头遗址可能就是殷商的相都。鲧的辅臣相柳居冀，就是河东大地。河亶甲三年，彭伯克邳，即今山西侯马曲沃绛县一带的彭姓顾国在此，夏后启时彭伯征西河，取季子武观归，而殷商时期，商汤会诸侯于景亳，遂伐豕韦，豕韦既灭遂征顾，商师取顾，遂伐昆吾及夏，战于鸣条。彭姓顾国归服殷商，至河亶甲三年，彭伯克邳。五年，姺人入班方，韦伯彭伯征班方，姺人来宾。 姺人就是居于垣曲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的有辛氏之国的姒姓有莘氏之国，夏后启即位，封庶子于莘即此，仲丁自亳迁嚣和外壬居嚣，则是侵犯了有莘氏之国的边界，占据了寨坪莘庄东边的古城南关洪庆观垣曲商城遗址，在此地必然会加深与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的有辛氏之国和姒姓有莘氏之国以及汤妃有㜪氏故国的利益之争，于是仲丁死后，外壬居嚣之时邳人姺人叛。原来殷商居亳之地的联姻之国有莘氏之国反叛，必然会让殷商统治阶层大为光火，于是姺人从板涧河流域溯源而上，居于中条山北边的地方，后来在河亶甲自嚣迁相的第五年姺人入班方。班方就是班固所著《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襄陵有班亭”，也就是今天的襄汾陶寺遗址。于是归服于殷商的韦伯和彭伯出征班方，班方被灭，姺人来宾。此后，姒姓有莘氏之国迁居陕西郃阳，后来的周室三母和褒姒就是出自陕西郃阳有莘氏之国。当然至武丁时期，殷师再征大彭及豕韦，后来的彭国和邳人即豕韦国迁居徐州附近。 因为河亶甲时征班方而使班方灭国，于是千年之后的汉代的班固所著《汉书·地理志》为了报复河亶甲征班方的千年之仇，于是就轻飘飘一句“偃师尸乡西亳，汤所都也”就把帝喾高辛氏居亳和商汤居亳之地的汤都亳城从山西垣曲乾坤大挪移到了周成王二次伐殷践奄之后，迁殷遗民于洛置三亳坂尹的偃师尸乡西亳，这个纯属个人恩怨的历史陷阱，把《周书·立政》里面记载的洛邑三亳坂尹之奴隶监牢之所说成什么“汤所都”，爽乎哉？后人不辩亳之祖源之地与后世迁徙之亳，而皇浦谧之类的书虫有来了一个更加荒谬绝伦的三亳说。后世之人一个个的都人云亦云，乐此不疲也！ 而真正的汤都亳城之地的三亳说，则是汤都亳城之地居于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的垣曲东关遗址之西而曰西亳，古城南关洪庆观垣曲商城遗址为南亳和嚣都，而闻喜汤王山就是景亳之地，也就是《山海经》里面记载的景山，至今山巅有汤王寨和汤王庙以及石雕堡和将军庙等遗迹犹在。 祖乙自相迁耿城圮遂城庇，耿城、庇城以及殷商先祖殷灭皮氏之地就是今山西河津，也就是司马迁的故里。现在陕西韩城中了风一样说河津古称龙门不是司马迁故里，而以韩城有司马祠为正宗，也就是不分祖源之地和后来的迁徙之地而胡搅蛮缠，再怎么狡辩就能把河津龙门搬到韩城去了吗？ 南庚自庇迁奄，盘庚十四年自奄迁北蒙曰殷，遂营殷。那么奄都之地当然是在河津与河南安阳殷墟之间了，而且盘庚东迁殷，正是自西向东，沿着黄河向下游的安阳殷墟迁都了！言山东曲阜为奄国故地则是把周成王二次伐殷践奄之后，命鲁侯齐侯迁殷庶民于鲁，奄国之民迁居山东曲阜附近建立䣍城，而河南郾城和江苏淹城之类也是殷商奄都移民也。 而垣曲东塬东侧的西阳河流域的蒲掌，正是处于轵关古道上，与汤都亳城之地上下亳城、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的喾亳之都以及垣曲商城遗址嚣都之地和南亳、位于垣曲东塬之地的英言北白鹅遗址都是扼制轵关古道的重镇要塞，当然还有横岭关、皋落、魏置王垣之地的垣县故县、蒲原故县之地的蒲掌也就是大戊五十八城蒲姑之地、封门口、邵原等等险关要隘，这里不仅是自古以来的太行八陉之一的轵关陉古道，而且也是黄河漕运水路的交汇之处，成为连接东西南北的交通咽喉锁钥之地，而沿着沇西河北上至舜帝故里和古负夏城同善，经过历山村和西哄哄可达阳城至上党地区，再经白陉前出至涉县和邯郸以及经过飞狐陉等其他隘口至河南林州市和安阳殷墟。殷商的五次迁都都是为了战争和扩大地盘以及联系祖源之地和前八迁之地固有地盘。　正确解读和确定奄都之地，确实是重新正确解读夏商周三代历史事件的关键节点。诚如所言，如果不能正确解读殷商十三迁之地以及前八迁之地和后五迁之地的历史和地理及文化传承的关联，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夏商周历史都是经过西周以来至汉唐时期的有意或无意的曲解与歪曲，把后世迁徙之地当做历史事件发生的祖源之地而牵强附会甚至是漏洞百出，实际上是离题万里和历史时空错位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也！” 垣曲不仅是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也是商汤居亳之地的汤都亳城，还是仲丁自亳迁嚣之地和外壬居嚣之地，也是南庚自庇迁奄和盘庚十四年自奄迁殷的奄都之地，也是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的有辛氏之国和姒姓有莘氏之国祖源之地，姜姓有莘氏之国从此迁居河南伊川，姒姓有莘氏之国经过姺人叛商和姺人来宾最后迁居陕西郃阳。至于其他的诸亳诸葛诸莘，也都是与垣曲这块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魏置安邑、王垣、洛阳，秦城武遂，前秦符健侨置幽州于东寨裴氏堡，后齐后周置邵州邵郡以及隋唐时期垣曲沿革的走马灯似的变换隶属关系，在洛州、陕州、绛州之间变换，也是反应了垣曲作为铜都钱都和交通枢纽锁钥之地的重要地位，尤其是日寇侵华的中条山抗战中发动十三次进攻中条山而不得，最后发动“中条山战役”终于取得了垣曲和平陆而改变了抗日战争和进程和结局。——山人注 东夷大国——奄国，商朝国都之一，因随武庚叛乱而亡国网易号: 堰风来袭 2018-04-30 09:11:36 奄国是殷商时的东夷方国，一般认为是嬴姓，其故址在今山东曲阜。可能因为殷商的祖先本是从东夷部落中分化出去的，所以殷商得天下后与东夷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殷商也习惯在东夷各地建立方国。除了以前讲过的丰国和薄姑国，奄国也是殷商在东夷建立的一个重要方国，这也是为什么西周之初经过武庚叛乱后，周王朝为什么要大肆东征的原因，因为东夷可以说是商王朝的老巢，不彻底的降服它，捣毁它，难保哪一天又死灰复燃。 奄国，对商朝而言，其重要到何种程度？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奄国曾作为商朝南庚、阳甲、盘庚三代商王的都城，后来由盘庚将都城由奄地迁往殷。所以，奄国也有“奄商”的别称。 《清华简-系年》指出，秦出自商奄。秦是嬴姓，奄也是嬴姓，所以极有可能秦的祖先来自奄国。事实上在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苏秦谓燕王章”中也有记载：“楚将又出沮漳，秦将不出商阉(奄)，齐不出吕隧，燕将不出屋注。”这里所提到的都是各国的始居之地。秦很显然跟奄国联系在了一起。 奄国既然作为三代商王的都城，可想而知，它在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上都是遥遥领先于其它东夷方国的。即使商朝将都城迁至殷后，奄国依然肩负着替商王朝镇守东夷的重要职责。 周朝建立后，东夷各国虽然大都存在，表面上也基本服从周朝，但周朝总担心东夷各国犹其像奄国这样的强国会有反叛之心。 相关奄国的记载除了《竹书纪年》，主要集中在有关周公东征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比如出土青铜器“西周禽簋”(现存国家博物馆)铭文：“王伐奄侯……”；《孟子·滕文公》记载：“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灭国者五十”。《尚书·大传》记载：“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按商周的军制，将士替国家出征前要在太庙接受盛大的授钺仪式，“钺”是象征兵权，类似虎符的意义；另外，天子还要授予将帅战靴，象征将帅可代天子践踏天下王土的意思。 周成王初年，武庚趁管叔、蔡叔与摄政的周公旦相互猜忌之机，一面煽动管叔、蔡叔联合造反，一面暗通东夷殷商各国起来反叛，企图复辟商朝。周公旦得知情况后奉命征讨，很快，“三监之乱”平定，管叔、蔡叔服诛，武庚却跑到奄国。周公旦为斩草除根，决定借此将东夷殷商各国一网打尽。 周军一鼓作气，挥师向东。据《韩非子·说林上》记载：有叫辛公甲者向周公建议“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就是先收服四方小国，再攻打大国的战略方针。周公采纳，考虑到东夷个别方国势力强大，决定先剪除其周边羽翼，通过一段时间，周军征服九夷熊盈族17国。方法很管用，等周军攻灭周边一众小国之后，奄国也形同荒海孤岛，不久，奄国降服。 奄国被灭后，奄国国君被迁往薄姑，《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从这看来，薄姑国那时已经被灭亡了，薄姑已经成了齐国的领地了，周公才将奄国国君迁往薄姑，也就是交给齐国看押。 后来成王将奄国旧地封给周公旦的儿子伯禽，建立鲁国。据《左传》记载：“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商奄，就是奄国，少皞之虚，即鲁国曲阜。 奄国成为鲁国后，奄国子孙四处逃散，其中有一支渡过长江南迁到今江苏常州淹城，延续国祚，一直到春秋晚期被吴国兼并。 上个世纪30年代考古界在今江苏常州发现春秋淹(奄)城，现为重要的旅游胜地。文/堰风 ◎堰风来袭的这篇文章，依然是认为殷商奄国故地在山东曲阜，这是把周成王二次伐殷践奄之后迁鲁的奄国追述过往故事，也就是原来的殷商奄都在汤都亳城之地和蒲姑城附近的事情，理解成了发生在山东曲阜附近的事情。西周时期的京都在陕西镐京，丰城和毕城也是姬周的早期都城，也是在陕西。追溯姬周之祖源，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在垣曲，而姜嫄和后稷弃则是在闻喜与稷山之间的稷王山和冰封村，那里有稷王庙和圣祖庙(姜嫄陵庙)，夏少康复国之后，不窋复官，依然是管理农桑事务。在殷商时代，命邠侯高圉和邠侯亚圉，至古公亶父时居于岐山。周太王、西伯季历、周文王、周武王时代，西伯周有专征之权，尤其是季历时四方征讨，后被文丁居殷杀季历。此后姬周从陕西步步向东扩张，最后联合八国联军伐纣，在牧野之战中打败了临阵倒戈的殷刑徒拼凑的二十万大军。周成王二次伐殷践奄平定三叔之乱，是对居于垣曲的殷商祖源之地的汤都亳城和嚣都以及奄都和蒲姑的殷商祖源之地进行彻底肢解和流放，迁殷遗民于洛置三亳坂尹，营成周，命鲁侯齐侯迁殷庶民于鲁。至于少昊青阳氏名清，不居帝位，以鸟纪官，居西方，垣曲就是东夷部族的翟国旧地。殷商以及舜帝有虞氏和简狄有娀氏都是古代的以鸟纪官的凤族二十四部落。后来郯子居曲阜，少昊青阳氏后裔封于此或者迁居山东也。西周时期分封诸侯，诸夏部落和殷商诸部落都被边缘化分封或者拘役于山东及河南地区，这些都是夏商部族被迫东迁，离开了古冀州祖源之地和古代的京畿中原地区。所以如果以这些后世之地来叙述或构建夏商周时代的历史事件就是错位时空的错误叙事了！——山人注 河南漯河曾是奄国故地，周公、成王东伐淮夷，迁奄国于鲁隐阳侯 2020-11-21 20:10 本头条号之前发过一篇文章《漯河竟是商朝故都？商王武丁在此扑蝗，帝陵距此不远》，谈到商朝前期都城“奄”就在今天漯河境内。有朋友留言质疑，说“奄”公认在山东曲阜，说在漯河不知依据何在。 结合专家考证和史书记载，今天这篇文章就谈谈古奄国，或古郾子国问题，证实漯河曾是商朝奄国故地，只不过后来迁移到山东曲阜附近。奄人劳作(图略)一、奄国来源 “奄”、“匽”、“偃”在甲骨文、金文都是通假字，后来在“匽”旁加“邑”，表示城邦，即今天的“郾”，也就是郾城之“郾”。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记载，“皋陶偃姓”，而大禹把皋陶之后封于今天漯河西皋，古奄国或古郾子国自此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见本头条号文章《河南漯河西皋村，传说上古大法官皋陶后裔封于此地》。在周代之前，全国没有其他地方叫“奄”或“匽”的，这也是商朝古都在今天漯河境内的重要例证。 商汤灭夏之后，“奄”曾经做过一段时期商朝的都城，所以奄国算是商朝的核心区域。即便盘庚渡黄河迁殷之后，奄国地位仿若相对于北京的南京，类似陪都，地位也应该相当重要，而且应该由商王一系亲属领国，是非常忠心于商朝的一个重要属国。武王伐纣 只是由于商纣王无道，周武王伐商，革殷命，灭了殷商。而且由于周武王灭商打的是“闪电战”、“中心战”，直取朝歌，商纣王临时拼凑的奴隶军队又临阵倒戈，以致于商纣王在外的军队，以及各属国，包括古奄国勤王的军队来不及救援，纣王已自焚于鹿台，商朝迅速覆亡。 周代商已是天下大势，奄国无奈接受了周朝的统治，但相信奄国不臣服于周朝之心是一直都在的。很快奄国就等来了机会。二、三监之乱 周武王灭商后，两年即病逝，而幼子周成王继位。周公旦为了维护新生的政权，宣布代行王事，相当于自立为周王。周公的哥哥管叔鲜、蔡叔度不干了，名义上说周公将谋害成王，内心里想，“兄终弟及”，应该是我这个哥哥先当周王；于是裹挟商纣王的儿子武庚，联合东夷发动了叛乱。 三监之乱 管叔、蔡叔本来是周武王派来监视武庚的，却拉拢武庚反叛周公，史称“三监之乱”。在这场“三监之乱”奄国乘机起兵了吗？许多人认为奄国参与了，但本人结合史书认为奄国没趟这趟浑水。因为不管是《史记·周本纪》还是《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这场“三监之乱”时，除管、蔡、武庚之外，还提到了淮夷、徐戎，没有提到“奄”。奄国叛乱是周成王亲政之后的事。 奄国为什么不趁“三监之乱”起兵复国呢？本人经分析认为，奄国国君应该是认识到“三监之乱”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于商朝复国无益所以没有起兵。 周公平叛 因为“三监之乱”本质上周王朝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叛乱的主导权在管叔、蔡叔，武庚只是被裹挟的对象。“三监之乱”胜，则是管叔、蔡叔胜，殷商遗民还是在周朝统治下。 如果周公与管叔、蔡叔两败俱伤，奄国倒是真有可能起兵坐收渔翁之利的。可惜周公用三年时间，杀武庚、诛管叔、放蔡叔，顺利平息了叛乱。不过，从这场政治抉择中，可以看出奄国国君具有强大的战略定力。三、奄国反叛 然而七年后，奄国还是反了。这时候成周洛邑已营造完成，西周王朝大大加强了对东部地区的统治，再不反叛，就真的没机会了。于是，趁周成王刚刚亲政，奄国反了。周成王亲自率师平叛，《史记·周本纪》记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践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周奄大战 西周政治三巨头一齐出动，可见西周对平叛奄国的重视，足以证明当时奄国实力的强大，也可以想见这次平叛必然不会轻而易举。而战争的结果也确实如此，西周并没有轻松地灭掉奄国，是“践奄”不是“灭奄”。 但总体上奄国是失败了，可要完全消灭奄国，周朝军队也需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在军事斗争达不成目的的情况下，西周和奄国达成政治协议，奄国人离开故土，奄国国君及奄国人迁徙到薄姑这个地方。 薄姑亦称蒲姑，在今山东博兴县，位于当时的齐国和鲁国之间。周王朝把奄国迁徙到薄姑，用齐国和鲁国监视的意图非常明显。后来，奄国被齐国所灭，奄国一支族人避居鲁国都城曲阜，奄国人在曲阜的聚居区被称为“奄里”。这就是后来所谓奄国在鲁的说法出处。 常州淹城 对于奄国人来说，远离故土、扶老携幼的这场千里大迁徙无疑是一场大灾难。奄国人的一支再次反叛，在迁徙途中或抵达薄姑之后，或薄姑之奄国被齐所灭后，一支奄国人南下，渡过长江，在今天的常州建立奄国，即今天的常州淹城。四、奄国余响 奄国人不臣服于周朝的气节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但与周朝人作对，带给奄国人的伤害也是持久而具有毁灭性的。为了报复奄国人的反抗，周朝把虏获的奄国青壮年男子进行阉割，充作奴隶，从精神上予以摧毁。从字源上说，“阉”字就是这样造出来的。“阉人”，就是阉割之后的奄国人啊！而“阉人”这一侮辱性的贬称也流传至今。 由于奄国在河南和山东的深远影响，一些和“奄”有关的说如“俺”、“掩”、“腌”、“庵”等至今口耳相传，成为老百姓口中的俗言俚语。 俺们，奄国人！ 垣曲蒲掌风光蒲姑基础意思明查堂 2024-09-16 09:50:09 蒲姑的基础解释是：地名。在今山东博兴东北。 蒲姑的具体解释是什么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为您介绍：一、词语解释 1. 地名。在今山东博兴东北。蒲姑[púgū]地名。在今山东博兴东北。二、引证解释 ⒈地名。在今山东博兴东北。引《书·蔡仲之命》：“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於蒲姑”。孔颖达疏引杜预曰：“乐安博昌县北有蒲姑城，是蒲姑为齐地也”。三、综合释义 地名。在今山东博兴东北。《书·蔡仲之命》：“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於蒲姑”。孔颖达疏引杜预曰：“乐安博昌县北有蒲姑城，是蒲姑为齐地也”。四、汉语大词典 地名。在今山东博兴东北。《书·蔡仲之命》：“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孔颖达疏引杜预曰：“乐安博昌县北有蒲姑城，是蒲姑为齐地也”。五、关于蒲姑的成语 安车蒲轮胯下蒲伏蒲鞭示辱蒲鞭之罚蒲柳之姿蒲牒写书 垣曲蒲掌乡地图 垣曲县蒲掌乡，位于垣曲县东南部的西阳河流域，太行八陉之一的轵关陉古道从中通过，殷商时期，大戊居亳，大戊五十八年城蒲姑疑似在此。据《垣曲县志》等典籍记载，垣曲东南部古有蒲原故县，疑似此处。这里是自古以来的太行山八陉之一的轵关陉古道必经之处，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西阳河之战就发生在这里。◎蒲掌乡 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下辖乡蒲掌乡，隶属于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地处垣曲县东南部，东接河南省济源市邵原镇，南与黄河小浪底水库相连，西临英言镇，北靠历山镇，距垣曲县城约54千米，区域总面积167平方千米。 1949年，蒲掌乡境域属垣曲县第一区；1984年9月，由东原公社改为蒲掌乡。截至2018年末，蒲掌乡户籍人口为14940人。截至2020年6月，蒲掌乡下辖6个行政村[1]，乡人民政府驻蒲掌村。 截至2018年末，蒲掌乡有工业企业9个，有营业面积超过50平方米以上的综合商店或超市2个。基本信息中文名：蒲掌乡行政区类别：乡所属地区：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地理位置：垣曲县东南部面积：167km²1. 建置沿革1949年，属垣曲县第一区。1954年，分属南浦、东北阳、西阳、窑头4个乡。1958年，分属西阳、窑头2个乡。1958年，为东原公社。1984年9月，东原公社改为蒲掌乡。2001年，窑头乡并入蒲掌乡。2. 行政区划区划沿革 1984年9月，蒲掌乡下辖12个村。 2001年，增设堤沟、下马、尖圪塔3个村，蒲掌乡下辖15个行政村。 截至2011年末，蒲掌乡下辖：蒲掌、陈河、高崖、南蒲、双庙、河东、西阳、水出窑、北阳、邱家沟、郭家河、洼里、堤沟、下马、尖圪塔15个行政村。区划详情 截至2020年6月，蒲掌乡下辖6个行政村：蒲掌村、南蒲村、西阳村、北阳村、下马村、河谐村[1]，乡人民政府驻蒲掌村。3. 地理环境位置境域 蒲掌乡地处垣曲县东南部，东接河南省济源市邵原镇，南与黄河小浪底水库相连，西临英言镇，北靠历山镇，距垣曲县城约54千米，区域总面积167平方千米。地形地貌 蒲掌乡地处丘陵区。气候 蒲掌乡属暖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气候特征显著： 春季干旱多风，夏季雨量集中，秋季连阴多雨，冬季少雪干燥，年平均气温13.4℃，最高气温为39℃，最低气温为-13℃；年均降雨量500毫米，最大日降雨量为150毫米，降雨日数为85天，冬、春季降水较少，夏、秋季较多，降水一般集中在5-9月份；年平均蒸发量为2000.6毫米；全年空气平均相对湿度为60%；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062.2小时，日照率为50%；年平均风速为2.9米/秒，大风日数年平均为20天；6-8月盛行东南风，12月至次年2月为西北风； 无霜期230天左右，年平均霜日数67.7天，年平均降雪日数为15.7天。水文 蒲掌乡境内河道属黄河流域；主要河道有西阳河、黄河，西阳河从北至南流经境内水出窑、下马等村，长28.25千米；黄河自西向东经过乡境，境内河道长6千米。自然资源 蒲掌乡境内已探明地下矿藏有铜等，水出窑、洛家河一带铜矿储量丰富；其它自然资源有天然森林等。2011年，蒲掌乡有耕地3.7万亩；林地面积8.3万亩。4. 人口 截至2011年末蒲掌乡总人口16699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2087人，城镇化率12.5%；另有流动人口450人。总人口中，男性8850人占53%；女性7849人占47%；人口均为汉族。2011年，蒲掌乡人口出生率1.7‰，人口死亡率1.6‰，人口自然增长率0.1‰，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121人。 截至2017年末，蒲掌乡常住人口为15066人。 截至2018年末，蒲掌乡户籍人口为14940人。5. 经济综述 截至2018年末，蒲掌乡有工业企业9个，有营业面积超过50平方米以上的综合商店或超市2个。农业 蒲掌乡是一个农业大乡，是垣曲县烟叶和三樱椒生产基地之一。2011年，蒲掌乡农业总产值2828万元。蒲掌乡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为主。2011年蒲掌乡生产粮食4983吨，其中小麦2307吨，玉米2508吨。蒲掌乡主要经济作物有棉花、烟叶、油料作物、蔬菜等。 2011年，蒲掌乡棉花种植面积551亩，产量20吨；烟叶种植面积4110亩，产量273吨；蔬菜种植面积7003亩，产量1514吨，主要品种有辣椒、白菜、香菇等，其中辣椒648吨，白菜218吨，香菇0.3吨。 蒲掌乡畜牧业以饲养生猪、羊、牛、家禽为主。2011年，蒲掌乡生产肉类475吨；畜牧业总产值950万元。 2011年蒲掌乡水果种植面积18亩，产量32吨，主要品种有苹果、梨、柿子，其中苹果28吨，梨1吨，柿子2.4吨，核桃6吨。商贸 截至2011年末，蒲掌乡有商业网点33个，职工70人。2011年，蒲掌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2亿元，比2010年增长5.1%；城乡集市贸易成交额240万元，比2010年增长3.25%。电信业 2011年，蒲掌乡电信业务收入为286万元。6. 社会事业教育事业 截至2011年末，蒲掌乡有小学5所，在校学生1243人，专任教师91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初中适龄人口入学率、小升初升学率、九年义务教育覆盖率均达100%。科技事业 截至2011年末，蒲掌乡有各类科技人才789人，其中专业技术人才308人，经营管理人才50人，技能人才315人，农村实用人才116人。文体事业 截至2011年末，蒲掌乡有流动电影放映队1支，年放映180场次，观众达18000人次；有文化站1个，农家书屋16个；文化行业从业人员60人。截至2011年末，蒲掌乡100%的村安装了健身器材，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员占常住人口的78%；有广播喇叭13只，通响率93%，广播综合覆盖率87%；有中央、省、市、县等40多个电视频道在该地落户，有线电视用户数为1300户，电视综合覆盖率92.4%。医疗卫生 截至2011年末，蒲掌乡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29个，其中卫生院1所；病床40张，每千人拥有医疗床位0.6张；专业卫生人员87人，其中，执业医师44人，执业助理医师10人，注册护士33人，平均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5.2人。 2011年，蒲掌乡医疗机构(门诊部以上)完成诊疗1775人次，出院病人357人次。2011年，蒲掌乡农村安全饮用水普及率90%，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80%，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人数14319人，参合率90%。社会保障 2011年，蒲掌乡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户数850户，人数1139人，支出123万元；农村五保集中供养22人，支出7.928万元，比上年增长300%；农村五保分散供养58人，支出7.672万元，比上年增长0.11%；农村医疗救助77人次，民政部门资助参加合作医疗111人次，共支出27万元，比2010年增长59%；农村临时救助570人次，支出6.5万元，比2010年增长40%。邮政电信 截至2011年末，蒲掌乡有邮政网点1个，投递路线单程总长度200千米，投递点26个，乡村通邮率100%；全年征订报纸0.26万份、期刊480册；固定电话用户1600户，移动电话用户5300户。7. 交通 截至2011年末，蒲掌乡有县乡级公路16条，总长119千米。蒲掌乡垣孙高速公路、335省道过境，横济(省道)干线和东蒲高速公路自东向西从乡域穿过。8. 历史文化地名由来 蒲掌乡因地形如蒲扇，如掌，故名。参考资料[1]蒲掌乡2020年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21-03-30) 沧桑的封门口村旧照济源党史故事汇‖70多年前，济源这里曾经发生过你不知道的故事……佚名 2021-04-19 18:31战争给我们留下了惨痛的回忆也留下了英雄我们无法忘记战争更无法忘记战争中的英雄们在济源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许多气壮山河的故事封门口阻击战战场遗址地址：济源市王屋镇封门口村东形成时间：1938年2月 1938年2月21日，日军第十四师团酒井支队在占领济源县城后，继续向西进犯。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令胡文郁团殿后阻击日军，以确保总部及大部队安全转移。团部遂命二营在封门口阻击敌人。 二营接令后，令五、六连及营部据守山口左侧山头，七、八连及迫击炮排据守山口右侧山头，利用有利的地形、地物，居高临下，监视并有效地组织交叉火力，打击敌人，接连击退了日军的两次进攻。第三次，日军改变战法，先用大炮猛轰二营阵地，随后步兵又冲了上来。秦营长亲自指挥官兵，利用各种枪火和手榴弹反击敌人。经过两个多小时激烈战斗，敌人又被打了下去。 经过同日军三次激战，二营官兵也伤亡惨重。秦营长当即重新部署兵力，收集弹药，撤退重伤员，迎接敌人的再次反扑。 当日下午四时，日军又发起进攻，用炮火向二营占领的两个山头猛轰，半个小时后，敌步兵开始向我阵地冲击，同时敌骑兵又从五连左侧包抄过来。秦营长当即指挥官兵与敌人展开血战。官兵们虽然大半天粒米未进、滴水未喝，但仍然顽强与敌拼杀，直到太阳西沉，阵地仍在二营手中。此时，封门口以西枪声大作，敌人以为中国援军到来，遂即后撤。秦营长下令，除一部担任警戒外，其余人员集中全力掩埋死难战友。天黑之后，全营撤出阵地。 经过一天的激战，二营官兵共毙伤日军700余人，敌骑100多匹。二营亦阵亡连长3人，重伤一人；13名排长阵亡8名，士兵仅剩下150余人。 清澈见底的西阳河西阳河之战战场遗址地址：济源市邵原镇与山西省垣曲县蒲掌乡交界处的西阳河一带形成时间：1938年6月 1938年6月，侵华日军为策应晋东南战事，急欲打通济(源)垣(曲)公路。遂调铃木师团2万余众携重炮、装甲车、汽车等自新乡西犯。为狙击敌人，中国军队38军17师主力奉命移驻王屋、封门口一带，协同81师与日寇顽强激战5天，给日军以重创后，撤至邵原以北固守。 15日，继续向西进犯的日军，过邵原后在河东、纸坊头、王古垛、下马等地遭中国军队14军(辖10、83、85三个师)李默庵部迎头痛击而狼狈回窜。中国军队趁机收复邵原，断敌退路，并将日军围于南北二十里、东西七八里的西阳河一带，使其补给中断，死守待援。 17日，中国军队各部遵照战区命令，分五路同时向日军发起进攻。因日军火力猛烈，负隅顽抗，各部均未达到预定目的。连续10日，中国军队白天炮击、夜晚偷袭，日军也只能依靠空投维持生活，士气低落。这时，战区命令各部再次发动攻势，并调第九军47师星夜进军蒲掌参战。各部接令后，各派一个加强团和一个炮兵团，向敌展开正面猛攻。经过激战，第10师攻克东坡，85师收复李家古垛，83师攻克南羊圈，17师攻克茶坊，81师攻克提沟。正在扩大战果之际，日军5架飞机低空盘旋轰炸扫射，各部官兵不能前进，均退至原地。 此役共毙伤日军500余人，俘获200余人，中国军队亦伤亡200余人。 之后数天，中国军队不断进攻，但因各部协调不力，久战不下，痛失歼敌良机。 7月3日，驻山西日军5000余人由横岭关东犯。6日抵皋落，沿皋垣公路向垣曲进犯。同日，日军近万人亦自沁阳出发，于7月8日突破济源城中国守军防线西犯增援。中国军队被迫撤出战斗。 图为与南滩岛相望的西滩岛34壮士黄河南滩岛殉难处 因修建栖霞院水库，南滩岛已淹没。地址：济源市坡头镇南滩岛形成时间：1946年1月 1946年初，国共停战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反动派便开始大举向我解放区发动进攻。当时，我军太岳四军分区豫北独立二团(原济源县独立团)驻扎在黄河北岸的济源县坡头镇，南临黄河中心有两个滩岛，其中的西滩岛由一连控制，南滩岛由九连防守。对岸是国民党九十军驻守。 1946年1月14日凌晨，南岸守敌出动五十三师一部，会同逃到黄河南岸的国民党济源县长李惠浦等部1000余人，向黄河北西起济源坡头，东至孟县柏坡、康窑，绵延数十里沿岸发起了大规模的正面进攻。由于敌人突然进攻，双方力量悬殊，解放军只得迅速向坡头以西的毛岭、留庄一带转移。因此，敌人很快就占领了北岸渡口，并从孟县柏坡渡口沿黄河北岸迅速由东向西压了过来。此时，南滩岛除西面的西滩岛外，已处于四面环水、三面受敌的险恶境地。驻守南滩岛的九连一共只有90多人，与敌硬拼就可能全军覆没，并会连累岛上的30多户人家。为避免无谓牺牲，九连决定一边阻击敌人，一边向西撤退，渡河登陆西滩岛。 天亮后，敌人开始向南滩岛进攻。九连战士奋勇阻击，机枪、手榴弹一齐猛攻，毙伤敌军百余人，之后边打边撤，向西岸迂回。为保存实力，三排战士在排长崔贵喜的带领下主动断后，掩护一、二排战士跳入冰冷的河水，安全转移到了西滩岛。此时，敌人已越逼越近，三排战士只得边打边退，撤到了岸边。崔贵喜命令战士们先撤，自己作掩护。三排战士将手中仅剩的几颗手榴弹扔向敌人后，纷纷纵身跳入滔滔黄河。撤离在最后的排长崔贵喜打光子弹后，也抱着机枪跳入河中。敌人被这英勇的壮举惊呆了。当他们醒悟过来后，便向河面疯狂地射击。未能游远的战士们在枪林弹雨中时隐时现，鲜血染红了黄河水。三排34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来源：济源党史编辑：文明杨杨统筹：李沛沛 史林探秘：《桐叶封弟》背后隐藏的历史真相网易号: 笑香风云淡 2024-01-18 19:06:29 公元前1043年，一代雄主周武王姬发在灭亡商朝还不到三年时便突然驾崩，他的幼子姬诵继位，是为西周的第二位周天子周成王。 由于周成王年纪幼小，因此由他的叔叔姬旦摄政处理国务。姬旦由于被封于周，所以也称周公旦。桐叶封弟背后显然是有人在推动 三千多年以前的某一天，在周国丰城两个贵族少年开心地游玩嬉戏，其中年纪较大的少年捡起了一片桐叶。 “这个封给你”。 周成王姬旦将这片桐叶削成了圭的形状，然后递给了弟弟姬虞。由于是少年间的嬉闹，所以周成王说过之后就将这事忘在脑后了。 然而其后有一天太史官尹佚(又名逸)却突然提起了这件事，要求周成王兑现自己的承诺封姬虞为诸侯。周成王因为舍不得自己这个感情最好的弟弟离开身边，所以向尹佚表示自己当时只是随口说一下。然而出乎周成王意料之外的是，尹佚却紧咬这事不放据理力争，词穷的周成王只得答应封姬虞为诸侯。 于是乎大概在公元前1033年，成年的姬虞便被封为了唐侯，而姬虞的儿子姬燮[xiè]继位唐侯后将国名改为了晋。 春秋的超级大国、中原霸主晋国就这样因为一片桐叶诞生了，这是多么温馨的一个兄弟情谊的故事啊。 可事情会这么简单吗？ 晋国立国这件事情，表面看似乎是尹佚力争的结果，但是周成王给弟弟桐叶的那会，周朝的当家人可是周公旦啊。没有周公旦点头，姬虞是不可能被封为唐侯的；而且周公旦那没点头之前，尹佚敢去跟周成王提分封姬虞为诸侯的事情吗？ 所以分封姬虞为唐侯这件事情，显然是周公旦在背后推动的。 周公旦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变乱接踵而至 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这是《尚书》中对周公旦辅政成绩的概括，这短短的一句话凝练了众多的大事。 周武王灭商后对商朝遗民采取了怀柔的措施，由纣王颇有声望的儿子武庚继续在朝歌管理这些商朝遗民，这个名字不载于史册的国家可能名字叫做殷。 周武王对于商朝遗民并不放心，所以他将原来商朝旧地一分为四。除了殷之外，周武王在殷的东面设立卫国，在殷的北面设立邶国，南面设立鄘国。 由于这三个国家是周朝为监视商朝遗民所设，因此被合称为三监。光是设立这三个国家当然并不能保证就万无一失，为了防止这三个国家与殷联合，周武王将自己的三个弟弟转封为了三国的国君。 原本封建管国的姬鲜迁到卫国，封建蔡国的姬度迁到鄘国，封建霍国的姬处迁到邶国。 可是事实证明在权力面前，亲兄弟也是靠不住的。 由于想要攫取天下大权，姬鲜、姬度、姬处竟然在姬发驾崩的同一年，便伙同武庚以及卫国东面与商朝关系紧密的奄国，一起发动了叛乱！ 这场叛乱姬旦在姜太公的协助下，用了三年时间才得以彻底平定。最终叛乱的主谋姬鲜和武庚被处死，姬度被流放，姬处被贬为平民，殷、奄两国被灭。虽然这场叛乱有惊无险的被压了下去，但是它给刚刚才成立的周王朝提了一个醒，丰镐远在关中，遥远的距离使得周朝不能有效地控制商朝故地。 因此姬旦开始营建周朝的东都成周邑(今洛阳)，作为周朝控制中原诸侯的根据地。 然而就在周朝营建成周的同时，成周北面的诸侯国唐国却发动了反周朝的叛乱！ 唐国的这场叛乱规模比三监的叛乱小得多，自然是被周军轻易削平了。但是这场叛乱又给周王朝提了个醒，在成周的北面需要建立一个藩屏。而这个藩屏正是后来的晋国。 不过，从历史出土的文物来看，姬旦建立晋国可并不仅仅只是为了作为成周的北部屏障，在当时建立晋国对于周王朝还有更加现实的作用！‘失踪’的鬼国与噩国 湖北的简称为鄂，这个鄂古代是噩的意思，但是它不是噩梦而是鳄鱼。 与其他省份的简称都与本地地名有关不同，这个鄂并非湖北的原产，它来自今天的山西省西南部的乡宁县。 在扼守关中进入中原的要道，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运城境内有一个在夏朝时就存在的诸侯国——噩国。 这个噩国到了商朝末年已经十分强大，强大到商纣王对它非常不放心。于是纣王(帝辛)将噩国君主噩侯，以及它北方邻国鬼国君主鬼侯，还有它的西邻周国的君主西伯侯姬昌(既周文王)一股脑召到了朝歌出任三公，变相地将这三人扣做了人质。 史料中的这一记录，是有关鬼国和噩国最早的明确记录了。 然而，纣王的这一举动却直接导致了商朝的灭亡！ 不知是何原因，鬼侯的女儿也就是纣王的王妃被纣王杀了，鬼侯因此与纣王理论也被杀！噩侯因为与鬼侯关系亲密于是为鬼侯鸣冤，也遭到了震怒的纣王毒手！而西伯侯却在其后安然无恙地返回了周国！(鄂侯九侯和西伯) 同样作为纣王的三公，为何鬼侯和噩侯在朝歌被纣王残杀，而西伯侯却啥事没有还能返回周国？ 由于对此没有任何史料可供参考，我们只能满怀狐疑地看向西伯侯，却没法下任何结论。但是纣王杀鬼侯和噩侯无疑是铸成了大错！ 从周朝灭商的进军路线，我们不难发现噩国和鬼国正是商朝防御周的最前线！这两个国家一旦倒向了周国，商朝的西部大门便会洞开，并且商朝还会失去周军东进的预警！ 从周军打到朝歌城外的牧野时，商纣王才获得周军进犯的消息，我们不难推断出噩国和鬼国也参与了武王伐纣，两者至少是放开了道路让周军进军朝歌！ 可是周朝建立后，噩国和鬼国这两个商朝末年与周国并称的强国，却成为了周朝史料中的‘失踪人口’！不难推断，周朝故意抹消了有关这两个帮自己攻灭商朝的重要盟友的所有信息。 周朝这么做显然是它做了很对不住这两个国家的事情怕被后世知道，因此一不做二不休，将两国从史料中彻底抹除！鬼国去哪了 周朝怕世人知道的会是什么事呢？ 根据史料记载，大概在公元前995年前后，周成王的儿子周康王姬钊攻灭了北方的鬼方。而鬼国被史学界认为正是鬼方部落投降商朝后建立的国家，它是商朝建立的防御鬼方和诸戎的一道北方屏障。所以周康王攻灭的这个所谓鬼方，应该包括了鬼国在内！ 狡兔死，走狗烹。鬼国就这么连一点记录都没有的被周朝给灭掉了！ 周朝灭鬼国的手段应该非常龌龊，很可能是周天子下令鬼国攻打鬼方，然后趁鬼国与鬼方斗得两败俱伤时，周军趁机在精疲力尽的鬼国背后捅刀子，一次性把鬼方和鬼国一锅烩了。 而晋国位于鬼国的东南部，与鬼国应该也是接壤的，它在周朝攻灭鬼国的作战中恐怕也是贡献良多。周王朝不可能跳过晋国管理鬼国故土，所以鬼国的国土多半被晋国所吞并了。鄂国的求生之路 至于噩国，随着成周的建设完成，确保丰镐到成周的道路畅通安全，无疑成为了周朝的头等大事！因此相比起远在北方的鬼国，扼守关中进入中原通道的噩国，自然成了周朝需要优先解决的当务之急。 毫无疑问，姬旦主导封建晋国，所针对的主要目标就是噩国。 那么面对周朝封建晋国从三面包夹自己的态势，噩国又是怎么应对的呢？ 　　这个鼎叫做禹鼎，这个禹可不是大禹，而是西周后期周厉王(公元前878年-公元前842年在位)时期的一位大臣禹。禹跟从周厉王出征，在攻灭今河南南阳北部的一个勾结淮夷、东夷作乱的国家时立下了大功，因此周厉王赐给了他大量黄铜，于是他便按当时的惯例，用这些黄铜铸造了这个鼎记录这件事情。 想必大家都猜到了，这个被周厉王所灭的国家就是噩国，不过这时它已经叫鄂国了。 鄂国所在的南阳距离噩国的发祥地运城足足有400公里之遥，显然鄂国不可能是一路扩张到了南阳的，那样就算周朝特意销毁噩国的资料，也会在历史上留下些蛛丝马迹的。 那么鄂国就只能是一路举国南迁到南阳的，举国上下一口气直线距离跑出了800里之遥，这在那个出国打仗很少超过二百里地的时代，显然不是因为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不会如此颠沛流离。 原因也不难想象，应当是为了躲避周军(应该还有晋军)的追击。鄂国能逃出生天也是不容易啊。 鄂国举国南迁后，它原本的国土大多应该是被晋国所吞并了。晋国才刚刚立国就吞并了商朝末年强国鄂国的国土，这使得它先天对其它诸侯国有了明显的体量优势，获得了其后成为中原霸主道路上的第一桶金！ 鄂国在南阳定居后，它强大的实力使得它很快便发展成为了汉(水)东第一大国，因此在近两百年后周军又闻讯追杀了过来。鄂国被攻灭后虽然得以重建，但是周厉王向自己的老祖宗周武王学习，在重建后地盘大幅缩水的鄂国南面封建了东申国，彻底阻绝了鄂国扩张的可能。 不过其后在春秋时期，随着周边监视变弱，加上被楚国所迫，鄂国祖宗附体又举国东迁600里，到了今天的湖北鄂州，将鄂这个名词正式带进了湖北大地。 所以桐叶封弟这个温情的故事背后，是鬼国与鄂国不载于史册的血泪史，是周王朝背信弃义的黑历史。 程蘇東｜作為事件和辭例的“作”篇 ——《史記》所見《書序》考原创程蘇東中国古典学 2024年03月26日 10:00 北京作為事件和辭例的“作”篇——《史記》所見《書序》考文 / 程蘇東（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摘要】《史記》在撰述中大量援用《書序》，其所據本《書序》對於判定今文本《書序》的篇次具有重要意義。從體例上看，《書序》通過歷史時序的建構，賦予《尚書》篇次以合理性，其在敘述中強調三代歷史興衰的呈現，至於文本的撰作，一般被視為歷史事件的自然產物。司馬遷則不同，他將文本撰作視為相對獨立的文化事件，賦予其特定的意涵；而在自身的歷史書寫中，司馬遷又將是否書寫“作”篇發展為一種特定的“辭例”，只有充分具備身份正當性的聖主明臣才得以書“作”。這樣，“書作”就成為他“別嫌疑”、“賢賢賤不肖”的隱微表達方式。從孔子“述而不作”到孟子、荀子對“作”的正名，身處儒家書寫文化傳統的司馬遷通過對《書序》的採擇與改筆，再次賦予“作”特定的內涵與功能，豐富了我們對戰國秦漢書寫文化的認識，也成為我們考察《史記》衍生型文本生成方式的又一切入點。【關鍵詞】《尚書》《書序》司馬遷《史記》 司馬遷在有關三代史事的叙述中大量援據《尚書》及《書序》，然其所見《書序》的篇目、篇名、篇次以及本事與《古文尚書孔傳》及鄭注本所見《書序》存在若干差異，清儒對此已有深入討論，只是當時《古文尚書孔傳》真偽之爭難以結案，故相關討論始終存在爭議。清人梁玉繩《史記志疑》言：“信《書序》，不得不議《史記》之疏；信《史記》，不得不疑《書序》之僞”(梁玉繩撰，賀次君點校《史記志疑》卷二《殷本紀第三》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8頁)。 隨著清華簡《書》類文獻，尤其是《尹誥》的公布，《古文尚書孔傳》的偽書身份成為定讞，《咸有一德》的面貌得以廓清，《史記》所見《書序》的價值再度引起學者的關注。不過，《史記》引述《書序》的體例看起來頗為雜亂，或先錄史事而並舉篇名，或化用其文而不言篇名，《周本紀》與《魯周公世家》述及同篇《書》文，或言“作”，或不言“作”，其所言本事亦有前後不合者。 究竟《史記》引用《書序》有無體例，司馬遷有無微義存焉？考慮到《史記》“衍生型文本”的生成方式(可參拙文《失控的文本與失語的文學批評——以〈史記〉及其研究史為例》《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1期第164-184頁)，只有全面梳理《書序》自身體例和《史記》的引述方式，才有可能對這一問題做出判斷。一、《書序》篇次考辨 關於百篇《尚書》的篇次，《尚書正義》卷二有明確描述： 其百篇次第，于《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爲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爲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尚書正義》卷二《堯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8頁)。 據《正義》所言，鄭注本與孔傳本《書序》篇次存在差異，由於孔傳本係晚出偽書，故鄭注本《書序》自應更具可信性。不過，據《後漢書·儒林傳》所載，鄭注本出自賈逵、馬融所傳杜林本《古文尚書》，與官學所傳伏生本又有不同。如果將《史記》所引《書序》與鄭注本相比，會發現二者在篇題、篇次、用字方面同樣存在差異，考慮到司馬遷的時代和學術淵源，學者一般認為其所據《書序》應為三家博士所用“今文本”，故價值不容忽視。從經學史的角度看，這一判斷應無大謬。只是《史記》引用《書序》的方式並不固定，或明或暗，或整或缺，其體例與《書序》篇次之判定實有莫大關聯，故本文先對此加以梳理。 從結構上看，《書序》一般先介紹該篇撰作背景，也就是“本事”；繼而以“作某篇”引出篇名。從孔傳本《書序》來看，不言“作某篇”者僅三處，一是《禹貢》序：“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尚書正義》卷六《禹貢》，第189頁)。這裏“貢”應指各地呈奉中央的賦貢本身，故序文似未言及作篇之事。另外兩處是《仲虺之誥》和《微子》，都以“作誥”、“作誥父師少師”的形式言其作篇，未指出具體篇名，《正義》認為，這些都是“理足而略之”(《尚書正義》卷六《禹貢》第190頁)，並無特別深意。 至于“作某篇”句，部分篇目有主語，如“誼伯、仲伯作《典寶》”、“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後》”、“伊尹作《太甲》三篇”、“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太保作《旅獒》”、“芮伯作《旅巢命》”、“周公作《金縢》”、“周公作《無逸》”、“周公作《君奭》”、“周公作《立政》”，有的甚至交代授權人和具體撰作人：“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不過，在全部67條序文中，有52條完全沒有主語，只是徑言“作某篇”，如《堯典》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堯典》是對帝堯聖德偉業的記述，至於何人將其書寫下來，似乎不足為意，故《太史公自序》言：“尧舜之盛，《尚书》载之”(《史記》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3977頁)。《尚書正義》則籠統以“史敘其事”解釋這些文本的形成。換言之，基於古老的史官傳統與記言制度，重要的歷史事件幾乎必然會伴生相應的歷史文獻，因此，《書序》的重點自然集中對於本事的揭示，而除了提示具體撰作者的篇目以外，高度程式化的“作某篇”實際上只起到標示篇目的功能。 至於《史記》，在引述《尚書》及《書序》時表現為兩種類型，一種是用其所載史事，不言作篇之事，如《五帝本紀》擇用《堯典》，《夏本紀》擇用《禹貢》《皋陶謨》，《殷本紀》擇用《仲虺之誥》《仲丁》《河亶甲》《祖乙》序，《周本紀》擇用《西伯戡黎》《呂刑》，《魯周公世家》擇用《金縢》，《宋微子世家》擇用《微子》《洪範》，司馬遷幾乎完整譯寫了相關篇目，但並未提及其撰作，此時《尚書》與《左傳》《國語》《孟子》等儒家文獻一樣，是一種具有權威性的史料，徹底被司馬遷融入其歷史叙事之中；但另一種情况則不同，司馬遷一方面采擇《尚書》史事，但同時又特言“作某篇”，如《夏本紀》述及夏啓將伐有扈氏“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史記》卷二《夏本紀》第104頁)。其後引用《甘誓》所載夏啓之言。若從《史記》文意來看，似是夏啓先作成《甘誓》篇，再用其申命六卿，這與《甘誓》開篇“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的記述略有不同(《尚書正義》卷七《甘誓》第258頁)。至《殷本紀》擇用《湯征》則又不同，先據《書序》及經文敘述史事，繼而特言“作《湯征》”；與此類似，在商湯伐桀部分，雖然沒有引用《書序》，但在完整載錄《湯誓》之後亦言：“以告令師，作《湯誓》”(《史記》卷三《殷本紀》第124頁)。似乎是在戰事之後又特為撰作二篇。至《周本紀》擇用《太誓》與《牧誓》，《史記》又采用不同的處理方式，對于《太誓》，先言“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繼而引用誓詞；至于《牧誓》，則先言“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繼而引用誓詞，並不言作篇之事，反倒是《魯周公世家》開篇言：“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史記》卷四《周本紀》第157、158頁)，交待作篇之事。由此看來，誠如梁玉繩所言：“百篇之名目有不盡錄者，未知其去取何在？”(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二《殷本紀第三》第48頁)。對於是否記載“作”篇，《史記》似乎並無定例，但也不是無關緊要、隨意處置。全面梳理《史記》所見《書序》，還是可以發現一些規律，有助於我們認識司馬遷的《書》學觀。 首先，《書序》每篇必言“作”，有意摹仿《書序》的《太史公自序》也每篇言“作”，但《史記》在引《書序》時或不言“作篇”。如《殷本紀》“帝中丁遷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邢”(《史記》卷三《殷本紀》第130頁)。這三條史料顯然來自《書序》，且司馬遷明言“《仲丁》書闕不具”，知其所見《書序》明載此篇，但司馬遷於此皆不言“作”篇事。 　　其次，在稱引“作”篇的情況下，司馬遷所列《書序》具有明確的先後次序。在特定情況下可能跳過部分篇目，但先後次序絕不顛倒。這一點最典型地體現於《周本紀》對周公攝政諸事的記述中，與《書序》對照可知，後者顯然是《史記》敘述的依據：《史記·周本紀》《書序》 管叔、蔡叔等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衅)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启代殷後，國于宋。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爲衛康叔。晋唐叔得嘉穀(嘉禾)，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初，管、蔡畔(衅)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 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启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归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 比對上表，自“管叔”至“放蔡叔”所言為《大誥》事，自“以微子”至“國于宋”為《微子之命》事，自“頗收”至“衛康叔”為《康誥》等三篇事，自“晉唐叔”至“兵所”為《歸禾》事，自“周公”至“天子之命”為《嘉禾》事。《史記》的敘述不同程度地受到《書序》的影響，而司馬遷也在其後明確列出從《大誥》至《梓材》七篇，並提示在《魯周公世家》中還有進一步介紹。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在行文中採用了兩種次序。在敘述史事時，儘管他明顯利用《書序》，但並未完全遵從後者的順序；而在敘述完史事之後，司馬遷又專門交代周公“作”篇之事，並且嚴格據《書序》列出先後次序。由此看來，司馬遷可能會基於自身敘事的需要對《書序》篇次進行調整，但這種調整僅限於歷史敘述的部分，當司馬遷提及“作”篇時，他又會回到《書序》的篇次結構中。如果說歷史敘述遵循的是時間先後或敘事邏輯，則《書序》顯示的就是一種相對穩定的經典結構。對司馬遷來說，他不可能違背史實來遷就《書序》篇次，但出於對《尚書》及《書序》的尊信，他也不願意破壞《書序》的自身結構。因此，在這一部分，他通過兩種次序的並置解決了敘事時間與經典篇次之間的矛盾。 循此思路來看，司馬遷在敘述中不言“作”篇的篇目，往往呈現出敘事時間與《書序》篇次之間的衝突。例如，《周本紀》在論及武王伐紂時時，先後引用《武成》和《分殷之器物》序文：《史記·周本紀》《書序》 行狩，记政事，作《武成》。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按照儒家的傳統說法，“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逸周書·作洛》亦言：“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封以鄼，祭成湯，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黄懷信著《逸周書校補注譯·作雒解》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34頁)。可見分封諸侯、班賜宗彝皆應發生於克商當年，而《洪範》開篇言：“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可知武王問箕子事已在克商後二年。就歷史敘述的先後而言，應先言《武成》《分器》，再言《洪範》之事，但這與《書序》篇次存在衝突(此處孔、鄭《書序》篇次不存在差異，司馬遷所據本亦宜同。故《洪範》序棄其篇中所言“十有三祀”之年不言，轉言武王“殺受、立武庚”等篇中未言之事，實有意藉此顯示《洪範》居於《分器》之前的合理性，也顯示出《書序》有意論證《尚書》篇次之合理性的編纂意圖)。為此，司馬遷在言及“作”篇時有意跳過《洪範》，而在述及武王問箕子天道之事時，則不言“作”篇。在尊重敘事次序的同時，也最大可能地照顧了《書序》篇次。 類似情況又見於《夏本紀》，司馬遷開篇即以《禹貢》記述大禹治水之事，繼而據《皋陶謨》言其與皋陶謀政之事。據《堯典》，舜在冊命禹為司空時言：“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尚書正義》卷三《舜典》，第98頁)。 可見，大禹是以治水而得到舜及朝臣的肯定，此後才得以共商國是，司馬遷的敘述符合歷史的先後次序。不過，《書序》中《皋陶謨》和《禹貢》的篇次恰恰與之相反：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 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 我們知道，相對與史實的先後，《書序》編撰者更看重其所據本《尚書》的編次順序，認為後者出自聖人，不可更易，因此，當經本篇次與歷史次序發生衝突時，《書序》都會以經本之篇次為先，而通過自身敘述加以彌縫。《禹貢》雖同爲帝舜時事，但爲了照顧既定篇次，《書序》與此便不再言及帝舜之命，而以堯、舜、禹三代次序顯示其篇次之合理性。對司馬遷來說，他在敘述歷史時須盡量遵循史事先後順序，而為了避免與《書序》篇次發生直接衝突，在這種情況下，他就僅用《尚書》史料，不言“作”篇之事。 由此看來，當司馬遷言及“作”篇時，其先後次序應當反映了《書序》的篇次；而當其不言“作”篇時，所涉《尚書》先後次序就未必能反映《書序》之篇次。基於這一體例，我們可以對司馬遷所據本《書序》的篇次作出判斷。在鄭注本、孔傳本《書序》存在差異的地方，司馬遷基本與鄭注本相同，如《殷本紀》於“作《湯誥》”之後言：“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可證鄭注本此處不誤。《魯周公世家》言：“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可知鄭注本《周官》居《立政》之前不誤。至於《蔡仲之命》和《費誓》，由於司馬遷未言“作”篇，故難以判斷。至於《湯誓》《夏社》《典寶》三篇，司馬遷與鄭本、孔本均有不同。孔傳本以《湯誓》居前，繼之以《夏社》等三篇，再往後是《典寶》，而鄭注本次序為《夏社》等三篇、《湯誓》，至於《典寶》，則在《咸有一德》之後、《伊訓》之前，估計很可能接在《明居》之後。至於《殷本紀》則先引《湯誓》內容，並言“作《湯誓》”，繼而引用《典寶》和《夏社》等三篇書序：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尚書正義》已經指出，《夏社》序明言“湯既勝夏”，顯然應指伐桀之後，則鄭注本將其置於《湯誓》之前，從邏輯上完全無法理解。至於孔傳本將《典寶》置於《夏社》之後，《正義》也注意到存在問題，但它出於守注的立場，對其做出解釋：“云‘湯既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未及逐桀，已為此謀”(《尚書正義》卷八《湯誓》第288頁)。現在看起來，這只是孔疏的彌縫之辭。《史記》所見者才是伏生本《書序》的最初篇次。司馬遷似乎認為《書序》篇次反映了“作”篇的先後次序，故既然《書序》篇次與史事先後存在差異，也就意味著《書序》所言本事與“作”篇可以是相對獨立的兩個事件，這一點，構成我們理解司馬遷《書序》觀的重要基點。 　　二、《書序》體例及其編纂意圖 與《序卦》《毛詩序》一樣，《書序》最初是獨立流傳的單篇文獻。梅賾所造僞古文《尚書》将書序的功能理解為“所以為作者之意”，故仿今本《毛詩詁訓傳》，將《書序》按篇拆解，“引之各冠其篇首”(《尚書序》《尚書正義》卷一第21頁)；部分不見于僞古文的《書序》則置于各篇之間。這種編纂方式更强調序文與經文之間的對應關係，但對于《書序》自身體例及其編纂主旨則多有遮蔽，《尚書正義》在這方面的認識顯然比偽孔傳更為深切，故其雖然接受偽孔將《書序》按篇分解的編纂方式，但在疏解序言時，還是強調其“自顧為文”，注意在《書序》自身上下文語境中探討其體例和旨意。事實上，上舉三篇經序的核心功能均在于揭示經本篇次的合理性，這一點在《序卦》中看得最爲明顯，不必多言；在《毛詩序》的國風和大、小雅部分，詩序也基于時間次序展現了晚周列國政治的興衰，這一點筆者另有專文論述。 《尚書正義》已經注意到，《書序》在揭示各篇本事時嚴格遵循時間先後次序，部分序言更通過“將”、“既”等時間副詞有意彰顯前後各篇之間的承接關係，如先有“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繼有“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先有“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繼有“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先有“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繼言“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復言“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先有“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繼言“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復言“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又言“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豊，作《周官》”。成王功業之先後一目了然，各篇之間的承接關係也非常清晰。整體上看，對于《書序》來說，最關鍵的信息既不是作者，也不是某一篇具體的撰作背景，而是一條貫穿三代的歷史興衰起伏綫，這條時間綫是支撑《書序》的關鍵結構，其背後則是一部被嚴格限定次序的《書》本。《書序》的編纂反映了百篇《尚書》的篇次獲得了相對的穩定性，是《尚書》經典化過程中的關鍵步驟。這一點至少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書序》更加關注各篇在三代宏觀歷史背景中的時間定位。例如《西伯戡黎》經文自言其背景爲“西伯既戡黎”，但《書序》言：“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尚書正義》卷九《西伯戡黎》，第381頁)。“殷始咎周”之事並不見于此篇，《書序》特別指出這一點，意在强調文王乘黎的行爲乃出于對紂王的反擊，具有充分的正當性。按照今本《尚書》篇次，《西伯戡黎》拉開了商周易代的大幕，意義重大，故序文于此特別强調“始咎周”。其後《微子》强調紂王時期混亂的時局，而《書序》明確稱“殷既錯天命”，强調此時天命已然轉移，在賦予微子去國以合理性的同時，也為下文“武王伐殷”做了充分鋪墊。至于前文所舉，《洪範》明確自陳其背景爲“十有三祀，王問於箕子”，全篇核心人物是箕子，其要義在于“九疇”，但《書序》言“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尚書正義》卷十一《洪範》第445頁)。將無關本篇的“殺受”、“立武庚”與“以箕子歸”相並舉，在全面交代武王伐紂關鍵步驟的同時，也同時彰顯出武王誅惡、存亡繼絕和尚賢三種德行，以更宏觀的視角展現出商周鼎革的典範意義。從“殷始咎周”到“巢伯來朝”，《書序》揭示了整個商周革命的歷史過程。從《左傳》《國語》《孟子》《墨子》等春秋、戰國前期文獻來看，《尚書》的意義原本集中于各篇內部的史事與警句，而《書序》通過這種歷史時间綫索的建構，爲《尚書》注入了超越篇目之上的整體性意義，反映出戰國秦漢《尚書》學新的發展方向。 其次，《書序》的撰作意圖可以通過其對于《太甲》《沃丁》《金縢》等追述型故事的不同定位得到認識。《太甲》序稱：“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尚書正義》卷八《太甲》，第308頁)。可知《太甲》三篇所涉自太甲初立、被放、復位，前後凡數年，是伊尹追述故事而作。同樣《沃丁》序稱：“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尚書正義》卷八《咸有一德》第326頁)。強調該篇所言雖為伊尹之事，但作篇已在伊尹去世之後，可見，《書序》編纂者已經意識到，《書》文所言史事與書於竹帛可以是相對獨立的兩件事。然而，對於同樣採用追述型敘述的《金縢》，《書序》卻採用不同的處理方式。洪邁已指出：“惟《金縢》之篇，首尾皆叙事，而直以爲周公作”(洪邁撰，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卷一《四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631頁)。此篇先以“武王有疾”追述周公禱祝之事，在行文中才交代其實際撰作背景，至晚已是“周公居東二年”之後，也就是成王親政後。若準《沃丁》序例，《金縢》序也應對此事本末有所交代，但《書序》僅言“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對成王之事絕口不提。僅從序文來看，《金縢》儼然作於武王時期。究其原因，顯然是該篇位居《大誥》之前，後者序言“武王崩”，則為了維護《書序》自身的歷史先後次序，《金縢》序只能節言本事，將該篇定位爲武王晚年之事。換言之，從貼合《書》文的角度看，不僅《金縢》的創作不可能在武王時期，而且從全篇叙述口吻來看，作爲故事主人公的周公也未必是該篇的“作者”；但就如同《毛詩序》中時常出現與詩文情境不合的叙述一樣，對于《書序》來說，其核心功能並不止於揭示各《書》本事，而是通過歷史框架的建構爲百篇《尚書》的篇次提供一個合理性依據。《書序》以《金縢》爲“武王有疾”之作，以其後《大誥》爲“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之作，這就揭示出武、成之際王朝政治危機的漸次發生。從《書序》的內在結構來說，《金縢》序又是合理的。 第三，《書序》對于篇次的關注還體現爲部分序文繁簡程度的差異。《尚書正義》注意到，《咸有一德》《明居》《無逸》《立政》等四篇僅言作者，與他篇均略言本事的體例不合。事實上，《無逸》稱成王爲“嗣王”，《立政》稱“告嗣天子王矣”，“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兩篇顯然都是成王甫即位時周公告誡之辭，《書序》作者完全可以據此略言其形成背景，但如果考慮到篇次的因素，我們就會注意，《無逸》篇位于《洛誥》《多士》之後，按照《書序》自身建構的歷史時序，此時周公已東居洛邑，成王已然親政，至于《立政》更居于《成王政》《蒲姑》《多方》之後，按照《書序》所述，成王先後東伐淮夷、踐奄，儼然長君，在這一歷史框架中，歸政成王的周公已無法對成王再加訓誥，因此，《書序》於此兩篇不言本事，避免對其自身系統性造成破壞。關於《咸有一德》，隨著清華簡《尹誥》的公佈，一般認為後者即為古本《咸有一德》，就其內容來看，也是伊尹向商湯告誡夏所以亡、商所以興的歷史得失，篇中商湯請教“吾何祚於民，俾我眾勿違朕言？”伊尹則以夏亡為鑒，告訴商湯應“賚之，其有夏之金玉實邑，舍之吉言”(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第133頁)。可見，與《無逸》《立政》一樣，這也是一篇臣下告誡君主的文獻，而從篇次上看，《咸有一德》居於“湯既黜夏命”的《湯誥》之後，與“伊尹相湯伐桀”時期已相去有年，此時湯早已完成克商大業，天命所歸，似乎伊尹也無法再向這樣的聖王做出訓誥，《咸有一德》《明居》序不言本事，或許也與此有關。從這個角度看來，除了對歷時性的強調，《書序》還隱含著對君權的有意推崇與維護。對於《微子之命》《歸禾》《康誥》《召誥》等成王初期的篇目來說，當時的實際主政者應為周公，故《康誥》篇中明言：“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尚書正義》卷十三《康誥》第530頁)。但《書序》在敘述中均以“成王”為主體，強調“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成王在丰，欲宅洛邑”，將除三監之亂、遷洛等重大決策的主體都明確為成王，這些敘述顯然未必符合史實，與晚周以來刻意塑造周公聖人形象的一般儒學文獻也有不同，代表著《書序》編纂者獨特的君主觀念。 總之，《書序》對于本事的關注服從于全序歷史綫索的梳理，其要旨不僅在于揭示各篇經文的創作背景，更要通過對各篇創作背景的勾連揭示三代治亂的歷史綫索。單篇經文的時間判定需要服務于整體歷史綫索的建構，“時間”在這裏不是個體的歷史信息，而具有結構性的意義。關於《書序》的編纂，林之奇認爲其爲：“歷代史官相傳以爲書之總目，吾夫子因而討論是正之”(林之奇《尚書全解存》卷一四《湯誓》清康熙19年《通志堂經解》本，第1a葉)。强調其史官背景，這主要是就其史料來源推測序文出處；但如果從撰作方式的角度看，《書序》顯然是基于百篇《尚書》這一相對穩定的文本形態一次性撰作而成。《書序》寧可採用節言本事，甚至不言本事的方式來加以彌縫，也不對篇次直接加以調整，可見其編纂者對其所據本《尚書》的篇次已有相當之尊崇，不敢輕動，這透露出百篇《尚書》的編次者與《書序》編纂者蓋非一人。 三、《史記》採擇《書序》與作篇意識的自覺 《書序》歷時性地梳理了三代史事的盛衰變化，自然成為司馬遷重要的編纂依據。在五帝、三代本紀中，不僅若干史事依據《書序》加以陳述，整個敘事結構、時間線索也主要得益於《書序》的支撐。不過，對於司馬遷來說，《尚書》不僅是史料來源，更是重要的經學文獻，《太史公自序》言：“堯舜之盛，《尚書》載之”，又言：“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在司馬遷來看，《尚書》中既有對三代盛世的記載，又有聖賢之士的隱微之義，除了提供豐富的史料，《尚書》文本的出現本身就是書寫史上具有典範意義的重大事件。這一點可以從《史記》對部分《書序》的特別處理中得以窺見。 不妨以《周本紀》對成王時期《尚書》篇目的不同引述方式為切入點。前文已言，《書序》將成王初期史事大多徑歸成王名下，顯示出一定的尊君傾向。司馬遷則不同，他明確指出：“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衅)周，公乃攝行政當國”(《史記》卷四《周本紀》第169頁)。基於這一立場，《周本紀》雖然引述相關《書序》，但僅用其史料而已，在言及《尚書》各篇時，則將《大誥》至《梓材》七篇的制作權歸於周公：“初，管、蔡畔(衅)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返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實際上，從經文本身的敘述方式來看，這些篇目均以“王若曰”引出訓命，《書序》之說似與經文更加貼合，但《史記》以周公“攝政”為基本立場，自然需要強調周公對成王初期歷史的重要影響。 我們知道隨著孔子提出“述而不作”，“作”逐漸被視為聖人之禁臠，儒者既以議論、著述為業，又不敢自負“作”名，故《太史公自序》言：“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3977頁)。足見司馬遷對於“作”背後隱藏的書寫合法性問題有著深刻自覺。這裡反復以“初作”、“次作”云云強調七篇《書》文的撰制，就是要將“作”篇作為彰顯周公攝政正當性的標誌。只是隨著周公還政成王，他也就隨之失去了以攝政之位訓誥嗣王、群臣的資格，必須像其他臣子一樣接受成王的誡命。因此，在《周本紀》中從《召誥》開始，司馬遷回到《書序》的尊君立場，在敘述中始終強調成王的主導性。如《召誥》序言：“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周本紀》則言：“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作《召誥》《洛誥》”(《尚書正義》卷十四《召誥》第573頁；《史記》卷四《周本紀》第170頁)。因襲《書序》而強調成王的痕跡非常明顯。至於《多士》以下各篇，《周本紀》更系統性地表現出對於《書序》的改造：《書序》《史記·周本紀》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周公作《無逸》。 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東伐淮夷，殘奄，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遷其君薄姑。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诰庶邦。作《多方》。 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 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歸在豊，作《周官》。 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 周公作《立政》。 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成王既伐東夷，肃慎来贺。王俾榮伯作《贿肃慎之命》。 成王既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 周公在豐，将没，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毕，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既没，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多士》《無逸》兩篇在《書序》中本各有其序，但司馬遷將二者合為一體，均定為周公以王命訓誥之作。 從經文來看，《多士》開篇言：“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尚書正義》卷十五《多士》第618頁)。其下則以“王若曰”引出其言，是周公攝政期間以王命訓誥的典型。至於《無逸》，其訓誥對象本身就是“繼自今嗣王”，因此，周公只能以自己的名義做出勸告，通篇皆言“周公曰”，完全未奉王命。《周本紀》將《無逸》之“作”與《多士》併言，既不合《書序》，也不符《無逸》本文。究其原因，正是司馬遷認為還政之後的周公不再具有獨立“作”篇的權力，故將《無逸》之“作”附於《多士》，均定位為“以王命告”。 從《君奭》到《贿肃慎之命》，所有在《書序》中被歸於“周公作”的篇目均儘據《書序》或經文言其史事，不言作篇；至於成王所“作”《多方》《周官》《贿息慎之命》等篇則並言史事與作篇，只有《成王政》一篇例外，或許是因為該篇居於《君奭》與《將蒲姑》中間，司馬遷通言三篇所涉史事，既然前後兩篇均不言作篇，似乎也不便於此獨言“作”。如果再考慮到《亳姑》《君陳》等在史事層面涉及周公的篇目在《周本紀》被完全略去，至《顧命》以下才復言作篇之事，則司馬遷在這一部分的隱微用心也就看得非常清楚了。由於成王、周公之間的關係涉及君臣大防，是戰國以來士人普遍關注的問題，故司馬遷有意以是否“作”篇來彰顯君臣地位的不同。只有周公攝政當國時，他才具備“作”篇的權力；一旦北面稱臣，除非“奉王命”，他也就不再具備“作”篇的合法性。 不過，在晚周儒家建構的聖人譜係中，周公與文王、武王並為聖人，本應擁有“作”篇之權，尤其在禮樂制作方面，周公更是獨當一面。《周本紀》為了維護君臣大防，突出周公的人臣身份，多少削弱了其聖人的身份；因此，司馬遷在《魯周公世家》中巧妙運用“互見法”，著意強調周公的聖人地位，而其方法之一，就是對“作”篇的重新書寫。在《魯周公世家》中不僅《周本紀》中確認為周公之“作”的《大誥》《饋禾》《嘉禾》再次得以書“作”；而且書於周公還政之後的《無逸》《立政》也據《書序》而定為周公之“作”(《金縢》篇因為事情涉及武王、成王時期，且按照司馬遷的理解，此篇實作於周公沒身之後，因此《魯周公世家》勢必無法言“周公作《金縢》”)；甚至部分在《書序》中明確出自武王、成王的篇目，也被司馬遷歸於周公名下。例如，《書序》以《牧誓》為武王之作：“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尚書正義》卷十《牧誓》第418頁)。 《周本紀》在記述武王伐紂時先後言“武王乃作《太誓》”，繼而引用《牧誓》本文但不書“作《牧誓》”，至《魯周公世家》則言：“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史記》卷三十三《魯周公世家第三》第1825頁)。將《牧誓》定為武王、周公共同之作。《孟子·滕文公》在述及商周革命時說：“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卷十三《滕文公章句下》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449頁)。可見這種說法淵源有自，顯示出儒家士人推尊周公的崇聖之意。 　　又如《多士》。前文已言，《書序》和《周本紀》均強調其“周公以王命告”的背景，後者更以《無佚》與其並言，淡化周公的獨斷色彩。至《魯周公世家》，司馬遷再次將此二篇並舉，但所言本事則完全不同： 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其民皆可誅”。“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誡成王(《史記》卷三十三《魯周公世家第三》第1831頁)。 司馬遷指出，成王雖已年壯用事，但仍有淫佚之危，故周公特加誡勉。這與《無逸》篇告誡嗣王勤勞稼穡，不廢王事的主題非常切合，至於《多士》，儘管其文中確有如司馬遷所引與“淫佚”有關的論述，但它開篇自言“用告商王士”，且以“王若曰”陳言，將其列為“誡成王”之作，實在不倫。司馬遷有意強調周公“作”篇之功，至有如此失實者。 類似現象又見于《周官》。《書序》將該篇定為“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並未提及周公；但在晚周以來的儒學傳統中，周公制禮作樂、設官分職的形象已深入人心，因此《魯周公世家》將該篇與《書序》中徑言“周公作”的《立政》相並舉，均定為周公之“作”：“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史記》卷三十三《魯周公世家第三》第1833頁)。 比較《周本紀》和《魯周公世家》，司馬遷在周公“作”篇問題上顯然採用不同的認定標準，背後反映出《史記》試圖分別彰顯“尊尊”與崇聖主旨的努力，更顯示出他對於“作”篇問題的自覺與關注。我們知道在以公羊學為代表的《春秋》學中存在大量的“書例”，如在時間層面，有“書日”與“不書日”、“言朔”與“不言朔”；在空間層面，有“書地”與“不書地”；在人物層面，有“書爵”與“不書爵”；在史事層面，有“書即位”與“不書即位”、“書葬”與“不書葬”。歷史事件的發生不會必然轉變為歷史書寫，公羊學認為，聖人有意通過書寫的詳略來表達隱微之義。司馬遷對於“作”篇的書寫正具有這樣的色彩，在《書序》中當然發生的“作”篇在司馬遷筆下被賦予高度的標識性，成為一種特定的“辭例”。 除了對“作”篇主體政治與儒學地位的考量，司馬遷對“作”篇時代的治亂興衰也有所關注，這主要體現在他對《盤庚》《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冏命》諸篇序文的改寫中。《盤庚》序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尚書正義》卷九《盤庚上》第335頁)。換言之，《盤庚》之作正是爲了解决殷室反復遷都所造成的內部矛盾，是一篇基于現實政治危機而作的政治文書。不過《史記·殷本紀》却提出異說，司馬遷先叙述盤庚遷殷的歷史背景，其中“廼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的叙述明顯援據《書序》，繼而引用《盤庚》篇中盤庚勸勉臣民之辭，最後總結到：“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盤庚遷殷之事至此告一段落，整個敘述完全不言“作”篇。此後《殷本紀》言帝小辛嗣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廼作《盤庚》三篇”(《史記》卷三《殷本紀》第132頁)。在司馬遷筆下，《盤庚》不再是史官對盤庚遷殷過程中君主訓誥的真實記錄，而是經歷了盤庚中興後再度遭遇衰世的臣民對那段美好歷史的回憶與重建，具有獨特的歷史意義。值得注意的是，遷都在《書序》中出現過三次，即“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尚書正義》卷八《咸有一德》，第328-329頁)。《殷本紀》對這三條序文都有援用，但均不書“作”篇，而且司馬遷特別强調仲丁、河亶甲時期殷道之衰：“河亶甲時，殷復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于是諸侯莫朝”(《史記》卷三《殷本紀》第130、131頁)。看起來，司馬遷似乎認爲“作”篇帶有紀功性，故不僅衰亂之主不宜有“作”，甚至如盤庚也不宜在困境中有所“作”，只有當他成為後世追憶的聖君明主時，才會以“作”篇為之紀功。 ◎太史公司马迁所著《史记·殷本纪》不是以实书史，而是造史甚或以其自身的态度罔顾事实，制造所谓“河亶甲时殷复衰”和“仲丁之后‘九王之乱’”及“盘庚时已居殷，迁河南，复归殷”之类臆想的始作俑者也！——山人注 類似處理方式也見于《高宗肜日》及《高宗之訓》兩篇。《書序》言：“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尚書正義》卷九《高宗肜日》第377頁)。據此揣測，此時儘管高宗在傅說的輔佐下已經實現“殷國大治”，但似乎仍存在一些問題，故祖己借雉雊對其加以誡勉，由此產生兩篇文獻。《殷本紀》在叙述史事時明顯援據《書序》“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之說，繼而全用《高宗肜日》本文，但此後不言作篇之事，也不再採用《書序》之說，而是提出：“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武丁之事至此告終。到其子祖庚繼位後，“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史記》卷三《殷本紀》第133、134頁)。與《盤庚》一樣，《高宗肜日》二篇不再是祖己在勸諫高宗時自然形成的歷史文書，而是商人在經歷又一次“復興”後以文本撰作對高宗這一聖王的自覺追憶。司馬遷對《書序》的改筆可能是基於《高宗肜日》及《訓》篇題中的“高宗”二字，認為這兩個字透露了其撰作應在武丁獲得廟號之後。也許正是基於這一認識，也才有了他將《盤庚》同樣定為追記功德之作的想法。此外，《太甲》序雖然也透露該篇的撰作帶有一定的追述性質，但《書序》整體上還是將其視為對太甲即位以來相關史事的自然記述；而在《殷本紀》中，司馬遷明顯強化了該篇撰作的紀念性：“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廼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史記》卷三《殷本紀》第129頁)。與高宗一樣，司馬遷將《太甲訓》的撰作與太甲獲稱“太宗”結合起來，無論伊尹是否在篇中明確稱太甲為太宗，這種敘述方式都強化了《太甲》的紀功性質，“作”篇也由此成爲極具標志性的歷史事件。 與《盤庚》《高宗肜日》等相比，司馬遷對于《冏命》的處理略有不同。如前文所言，司馬遷對于衰世之主所作《書》顯然懷有某種特殊的態度，除上舉《仲丁》《河亶甲》《祖乙》不言“作”篇外，記述紂王時期商政之亂的《西伯戡黎》《微子》雖然分別爲《殷本紀》和《宋微子世家》擇用，但同樣不言“作”篇，唯一的例外是《夏本紀》對《五子之歌》的記述：“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全採《書序》之說，但這裏“作”篇的主體並非國君，而是譏刺國政的“五子”。 可以說，司馬遷將“作”篇的書寫與否視爲一種特定的辭例，只有明君賢臣才能得到“書作”的尊榮，而穆王三篇就在這一標準下被採取不同的處理方式。《書序》定于穆王時期的共有《君牙》《冏命》《呂刑》三篇，但只有《冏命》得以書“作”。該篇序言：“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尚書正義》卷十九《冏命》第764頁)。經文被視爲穆王在册命伯冏的過程中自然形成的文本，但《周本紀》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誡太僕國之政，作《臩命》。復寧”(《史記》卷四《周本紀》第172頁)。司馬遷再次將文本撰作與世道盛衰聯繫起來，只是與前舉頌聖之作不同，《冏命》之作被視爲衰世中的穆王有意追懷文武之道的一種政治宣示，也正是通過這一方式，周政迎來由衰“復寧”的轉變。在這一歷史情境中，“作”篇同樣被賦予獨特的歷史意義，這也許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在《書序》中與《冏命》的形成過程幾乎完全一致的《君牙》何以未能得到司馬遷的書寫，對于司馬遷來說，“作《臩命》”絕非一次簡單的人事册命訓誥，而是帶來穆王“復寧”的歷史事件，這樣的標誌性事件當然只能有一次。此後，司馬遷援據《國語·周語》中“祭公諫穆王征犬戎”的記述，講述了穆王在窮兵黷武後遭受的政治重創：“自是荒服者不至”(《史記》卷四《周本紀》第174頁)。此後穆王已淪為衰世之君，也就無法再獲得“作”篇的尊榮，因此，《周本紀》雖然記述並大量抄錄《呂刑》之文，但僅言“命曰《甫刑》”，不言“作”。穆王三篇的不同呈現形式對我們理解司馬遷的書法具有重要的意義。 綜上所述，《書序》旨在將三代政治興衰與《尚書》篇次之間建立起對應關係，除了《沃丁》序將“作”篇視為相對獨立的歷史事件以外，在大量缺乏主語的“作某篇”中，經文的撰作似乎是歷史事件的自然产物，文本撰作不具有獨立的歷史意義。這一切在司馬遷那裡發生根本性轉變。從《太史公自序》對於“述”、“作”的刻意區分可以看到，司馬遷對於孔、孟以來圍繞“作”的合法性展開的討論非常熟悉，在他看來，“作”是一種帶有高度典範性和紀念性的文化行為，是獨立於歷史事件的又一文化事件，是對历史事件和人物的重新檢視和塑造。正是通過《太甲》《盤庚》《高宗肜日》等一系列篇目的撰作，殷人才建立起自己的聖王譜係和歷史記憶。對司馬遷來說，書寫主體的政治身份、書寫時代的治亂興衰和《書序》的既定篇次是影響他是否書“作”的三個關鍵因素。 首先，當《周本紀》有意強化君臣之大防時，周公雖貴為聖人，也不得不限制其“作”篇的權利；而在《魯周公世家》中，不僅《無逸》《立政》被確定為周公之“作”，甚至《牧誓》《周官》等《書序》中武王、成王之作也被歸於周公名下。 其次，衰亂之中的君主不得書“作”，而《太甲》《盤庚》《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則被定位為後世臣民對偉大先王的追憶和紀念。 最後，當歷史事件的自身次序與《書序》篇次發生衝突時，司馬遷往往通過不書“作”來避免對《書序》篇次的破壞，《大禹謨》《洪範》《金縢》等篇未得書“作”，很可能就是這一原因。 可見，司馬遷對於《尚書》有著高度的尊崇，且將《書序》視為孔子之作(《史記·三代世表》“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月日，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史記》卷十三第617頁)。但又不同于拘守經本、師法的俗儒，《史記》對《書序》的引用過程實際上是對百篇《尚書》的重新檢核，也賦予《尚書》以新的文化意義。 總之，對司馬遷而言，不僅“作”篇本身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歷史事件，是否書“作”也可以成為其歷史書寫中的一種“辭例”，是我們觀察司馬遷史學與經學思想的有效切入點。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戰國秦漢衍生型文本的生成及其文學性研究”(22AZW005)的階段性成果。拙文在修改過程中蒙馬楠、趙培兩位老師指正，在此深表謝意！作者簡介 程蘇東，1986年11月生，江蘇東臺人，“萬人計畫”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2023)，現任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副系主任、博士生導師，兼任《傳統文化研究》副主編，主要從事漢唐經學史、經學文獻學、先秦兩漢文學、早期書寫文化研究，著有《從六藝到十三經：以經目演變為中心》《漢代洪範五行學：一種異質性知識的經學化》。来源：《中國古典學》第四卷審核：李成晴、杜以恒校對：丁潔心編輯：孫天也 图：殷商世系历史上真实的商朝及商朝重大事件和历代帝王功过飞雪季 >《待分类》2023.06.02 印尼商朝历史 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世袭制朝代，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的同时期的文字记载的王朝。 商朝共历500余年，传17世31王。商朝建立后，国都频繁迁移，至盘庚迁殷(今安阳)后，国都才稳定下来，在殷建都达273年，因此商朝又被后世称为“殷”或“殷商”。 夏朝的最后一位国王桀非常残暴，百姓不堪忍受。“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为改变日益衰败的局面，桀对内加强统治，对外以武力镇压异己，斩杀黎民如砍伐草木一般。但采取高压手段不仅不能达到加强统治的目的，反而加剧了人民对他的痛恨和反抗。为了转移人们的不满，也为了掠夺财富、奴隶与美女，他还不断地对其他部落进行征伐。这引起了各部落的不满和反抗，夏王朝的统治便处于严重的内外交困之中。 商灭夏之前是商朝东边的一个方国，夏朝衰微之际，它日渐强盛。商族首领成汤勤政薄敛、体恤民情，不仅得到族内的拥护和支持，也使得周边的夏人及其他方国人民的向往，形成了“汤修德，诸侯皆归商”的局面，经过11次战争，成汤以德立威、厉兵秣马，使临近部落纷纷归附，夏王朝陷入空前孤立的状态中。 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国君主商汤率方国于鸣条(今山西夏县之西)一战，打败夏朝军队，至此，夏朝灭亡，商朝建立，定都于亳(今河南商丘虞城县谷熟镇西南三十五里)。 商朝建立以后，为抵御黄河下游严重的水患，同时也因统治阶层内部的频繁斗争而屡次迁都。到第二十位君主盘庚时，商王朝迁都于殷，都城稳定下来，王室内部的矛盾也得到了缓解，从此，商朝逐渐强盛起来。 ◎此文所言商汤伐夏之后定都河南商丘谷熟之亳的说法谬也，也是深受班固皇甫谧之类的误导和遵从后世之人以讹传讹，人云亦云之流毒甚也。商汤伐夏在山西夏县鸣条决战之后(后有商师伐三鬷，战于郕，获桀于焦门)，何以再远归商丘而不是在“商汤居亳，从先王居”之地的汤都亳城和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附近建立亳都而回归到了“孔甲陟，殷侯复归商丘”之地建亳？倘若如此之说，那么“帝癸十五年，商侯履居亳”又在何地呢？而且对于殷商自汤居亳至盘庚东迁殷之前殷商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的认识，过于偏颇，而且是基于汤都亳城之地在商丘谷熟之亳的错误定位进行叙事，与历史事实差之千里也。殷商先期的历史，历经坎坷，但是也是经过前面的历代帝王禅精竭虑，不断努力和逐步成长的过程，不是说经过盘庚东迁殷之后才找到了殷商帝国兴盛的密码，至武丁时期才复兴了。而是有商汤、太甲、大戊、仲丁、河亶甲、祖乙、南庚、盘庚的不断探索和实践，遍历殷商先祖的居地亳、嚣、相、耿庇、奄都之地，再迁北蒙曰殷之地定都逐渐稳定下来。在殷二百多年的历史上，也是经历了多种因素的内忧外患和四面征战，才获得了殷商辉煌的鼎盛时期。馒头是一口一口吃的，不能说最后一口馒头才是真的吃饱了的关键；高楼也是一层一层建的，不能说最后一层才是高楼，其它的楼层和地基就不属于高楼了！——山人注 之后，商王朝又迎来武丁盛世的到来。武丁即位后，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决意振兴大业。他四处征伐，对周围的鬼方、土方、羌方等方国进行征讨，征服了许多小国，扩大了领土，也捉获了大量俘虏。武丁时期的文化遗存也相当丰富，宫殿、墓葬、作坊等遗迹都有发现，出现了司母戊方鼎、偶方彝、三联甗这样的重器。这说明，代表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青铜业，已有了突破性进展，铜、铅、锡合金技术出现了，分铸技术已被广泛运用，青铜器生产数量大增。中国的青铜时代进入繁荣时期。 武丁死后，他开创的太平盛世没能长久延续下去。特别是帝乙帝辛(商朝第三十、三十一任君主)时期，国内矛盾十分尖锐，东南诸侯愤而反叛。帝辛(商纣王)时期，商王向东征讨莱夷，向南攻打九苗，将商的势力延伸到了东海和长江流域，但连年的征战，也极大地消耗了商朝国力，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国内兵力空虚。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起兵，在牧野(今河南新乡)与商激战，仓促间，商纣王以奴隶抵御强敌，自然毫无战斗力，牧野一战，商军大败，帝辛败退到鹿台(商纣王所建之宫苑建筑)，自焚而死。商王朝就此灭亡，周王朝代之而起。商朝是否存在？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夏商两朝的存在只被国内史学家所承认，国际上始终有一定数量的学者对中国到底有没有夏商时代持怀疑态度，这种分歧一直持续到建国后。随着殷商考古的不断进展，中国古代存在商王朝最终为国际社会所承认。 为什么之前说夏商两朝不存在呢？主要在于考古资料的缺失。西方人在研究他们的早期历史时，主要基于考古资料，他们“宁可信其无”也不愿在没有充分资料的实证下轻易得出任何结论。而中国人的史学观念则正好相反，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关于夏商两朝的历史记载皆源于《史记》等史学著作，但司马迁写史记时已离夏、商两代千年有余，缺乏第一手的文字记载，也没有考古资料作为原始证据，因此，西方人对夏商两朝的存在一直持质疑态度。 20世纪初，殷墟遗址被发现，其中包含了大量的都城建筑遗迹，出土了以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丰富的文化遗产，系统地展现了中国商代晚期辉煌灿烂的文明，从而确定了殷商时代作为信史的事实。甲骨文中提及的商代先王的世系和《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载基本一致，使得商朝的存在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现在已经没有学者再对商王朝的存在问题持怀疑的态度了。 图：殷墟出土甲骨商朝灭亡的原因 大多数人对商朝灭亡的认识来自于《封神榜》这部著作和相关影视剧，认为商朝灭亡的原因与中国古代史上其他朝代一样，为末代帝王的暴政和昏庸。商纣王最主要的罪过就是宠妲己，杀忠臣，好杀戮，果真如此吗?1. 是否真有妲己其人？ 关于妲己其人，大都来源于《竹书纪年》、《尚书》、《国语》、《史记》等史书的记载，且不论史书记载是否属实，即使按史书的记载，帝辛在位的第40年，也就是公元前1047年，因为有苏部落叛变，帝辛派大军讨伐，有苏部落抵挡不住，酋长只好把女儿苏妲己献出来乞和。而商亡于公元前1046年，这样推断，妲己只能算是商纣王晚年生活的伴侣，且只和帝辛在一起生活了一年，绝不可能对商朝的命运有如此大的影响。倘若妲己在被帝辛宠幸的那些年月之中，具有政治权力，妲己的族人，为何始终没有能够得势呢？而妲己之所以会被塑造成狐狸精，是因为有苏部落的图腾是一只狐狸。 如果说苏妲己有罪，顶多只是苏妲己入宫以后，由于争宠而与其他的嫔妃引起纷争，那些失宠的妃子各有氏族背景，因而加深了纣王与诸侯小国之间的冲突而已，如果一定要说苏妲已是亡国的祸水，也未免太高抬她了。 此外，纣王对妲己言听计从之说，也不切合实际。因为商代人颇重迷信，任何重大举措，都要求神问卜来决定吉凶，在出征外族、狩猎、祭祀等活动前，都要由官员卜卦，这在出土的甲骨文中也是有确切记载的。妲己影响政治决策的力量，实在微乎其微。2. 商纣王是明君还是暴君？ 就商纣王本人而言，他天资聪颖，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有倒曳九牛之威。帝辛继位后，重视扩张领土，发兵攻打东夷诸部落，把中国的疆域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国土则扩大到今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可见，他是一个有作为的君主。 关于商纣王滥杀忠臣这一罪名，最为人所知的当是挖比干心脏一事。由于妲己这个人物形象本身就有问题，所以，比干挖心事件的真实性自然不高，基本上可以说是虚构事件。商纣王曾囚禁周文王姬昌于羑里，《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费仲曾劝告纣王杀西伯昌(即周文王)，可是帝辛拒绝了他的请求，认为西伯昌是贤良之人，不能杀。由此可知，帝辛并不是一个滥杀之人。 面对一拥而上抹黑帝辛的现象，子贡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帝辛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意思是说，商纣王的不善，不如传说的那样严重。因此，君子非常憎恶居于下流，一旦居于下流，天下的一切恶名都会归到他的头上来。图：商纣王(略) 那么，纣王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人设呢？也许是因为前朝历史都是后朝所写，为了统治需要，多少都有杜撰甚至污蔑的成分在其中。关于商代历史，后世史家大多根据周朝记载所写。《尚书·周书·牧誓》记载的周武王伐纣(牧野之战)前的誓师词开列了纣王的六条罪状：第一是酗酒；第二是不用贵戚旧臣；第三是重用小人；第四是听信妇言；第五是信有命在天；第六是不留心祭祀。可以看出，其中没有涉及焚炙忠良、滥杀无辜、嗜血成性之类的指责，可见周人并没有把纣王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钩。真正把纣王脸涂黑的，是五百年后春秋战国时代那些根据传说补记历史的人。如果说周幽王和褒姒有同期文字可考，那商纣王和妲己的故事就是夏桀和妺喜的翻版。商代虽然产生了文字，但毕竟记载很少，现在，对商代历史的绝大部分记载都来自于河南殷墟(中晚期的都城)遗址出土的甲骨文，纣王是商朝的末代君主，实际上，记载非常有限。没有确凿的记载常常会导致以讹传讹，商纣王和妲己就变成今天人们熟知的形象了。3. 商灭亡的正真原因 千百年来，蒙冤的后宫嫔妃并非妲己一人，在她之前，还有一个妹喜。妹喜是夏桀的妃子，后人也把夏亡国的原因强加在妹喜的头上。夏、商和西周的灭亡，由三个女人——妹喜、妲已和褒姒——来承担责任，当了“替罪羊”。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朝代的更替是经济实力和人心向背的较量，这才是商朝灭亡的根本原因。综合来看，牧野之战只是导致商朝灭亡的最直接的原因，其背后是多种因素聚集爆发的结果。 (1)阶级矛盾的深化 商朝建立了相当残酷的刑罚制度，而在这样残酷的刑罚之下的民众必然会反叛和抗击。在考古发现的商代墓葬中几乎都存在人殉的现象，少则一、二人，多则几十人，上百人，如，殷墟侯家庄大墓中，殉葬人就达到一百余人。从殷墟甲骨文的记载中，我们也能发现，武丁之后，商王祭祀时使用的奴隶数多的能达到一万三千余人，仅武丁在位的五十九年中，关于使用奴隶祭祀的卜辞就有1006条，其中，最多的一次人殉就达到五百三十人，最少的也有21人，这些足可以证明，商代人殉的数量是多么庞大。周朝也有人殉，但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其数量已远远少于商代。这些数据证明，商代还处在社会制度不发达的阶段，还无法把大量的奴隶由供奉祖先、圣灵的祭品转化为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力。这也是加深商代末期社会阶级矛盾的主要原因。 商代的王位继承制度以“兄终弟及”为主(周朝后由周公确立了嫡长子继承的制度)，因此造成了商代早期五代九王的混乱局面，王室内部为权力和利益斗争不止，致使外患不断。商朝五六百年间曾多次迁都，除躲避自然灾害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也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王室内部的争斗。统治阶级内部的混乱必然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稳定发展，此时，这个王国灭亡往往只是需要一个诱导因素而已。商纣王时期，王室内部的争斗越加激烈，成为导致商朝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2)连年对外征战 征伐过度，穷兵黩武是商代灭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纣王尚武，对周边部落开展频繁的征伐，殷墟甲骨文卜辞中，多次出现“击羌”、“伐羌”、“击”等字眼。再从古本史书的记载来看，商王武丁在位的59年中就常常发动战争，根据记载，每次征战多则五千人、少则三千余人，而甲骨文的记载还显示，商王武丁曾出动上万人前去征伐少数民族。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商王武丁妻妇好墓中就出现了大量的兵器，妇好作为武丁的妻子，常年在外为商王朝征伐藩国、夷族，这些都在出土的甲骨文中得到了印证。商王朝对夷族的征伐不断，到商纣王时期都没有停止，连年的征战极大地消耗了国力，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周武王伐纣时，商朝正在起兵讨伐东南部，国内兵力空虚，只能以俘虏的大量东夷族奴隶来抵御周武王的进攻，这些奴隶组成的军队一上战场便发生叛乱，致使牧野一战，商朝军队大败。 图：妇好鸮尊 (3)气候环境的恶化 历史上，黄河流经安阳对盘庚建都于此有着重要影响。据甲骨文记载，商朝，黄河下游河道一直自南向北流，途经商朝都城安阳，但《汉书叙传》记载： “惟河为艰，灾及后代，商竭周移，秦决南涯”。商朝末年，黄河原河道出现枯竭，周朝，黄河又改道远离了安阳，致使安阳的水源出现问题。1997年3月至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安阳殷墟白家坟东地的黑水河西岸黑河路一带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发掘中, 发现了三眼殷代水井。有学者综合近年来殷墟一带考古发掘的水井、窖穴和墓葬材料, 得出结论，殷商时代地下水位总趋势是下降的，且地下水位的下降是气候本身干旱、降水量减少的一种体现，同时也与黄河改道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地下水位的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干旱，给当时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同时，商末周初正处于温暖期与寒冷期的交汇中，干冷气候对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都有影响，间接导致了商朝后期的衰落。同时，自然灾害的增多致使本来就不发达的生产力遭到了很大的打击。在食不果腹情况下，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人们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只能把矛盾转移到统治阶级上，推翻当时的统治者成为人们的要求。因此，对于商朝的灭亡，气候变冷变干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之，由于连年发动战争和大规模建造琼宫瑶台，社会的人力与资源被大大耗费，促使社会矛盾激化，而统治阶层内部矛盾重重，离心离德，这些最终导致了商王朝的潜在矛盾爆发，在崛起的周国的讨伐下，建立五百余年的商王朝迅速灭亡。 商人后裔 首先，殷商灭亡后，其王族不愿臣服于周，于是，商王后裔便率领部分殷民北迁，建立朝鲜国，史称“箕氏朝鲜”。可以说，箕氏王朝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史记·宋微子世家》与《尚书大传》记载，周武王向箕子请教定国安民的道理，箕子告以《洪范》，武王就以朝鲜封之。对于箕子入朝鲜之事，考古学界上是一致认可的。 其次，商朝灭亡后，根据当时人们“灭国不绝祀” 的原则，为保留殷人的祭祀。周武王分封诸侯时，把纣的儿子武庚封在殷商故地，以奉其宗祀。武王死后，武庚叛乱，被周公杀死。另封未卷入叛乱的、曾降周的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商朝旧都商丘，建国号宋，以奉商朝的宗祀。在周朝，宋国也常常自称“商”。战国时期(公元前286年)，宋被齐所灭。 周武王在分封武庚时，又安排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驻守在殷都周围的卫、鄘、邶三地，监督殷商遗民以防其造反，史称“三监”。武王死后，成王即位，成王年幼，因此先由周公代行王事。武王的弟弟中管叔最长，按照当时兄终弟及的惯例，他最有资格摄政，因此武王的遗命被他认为是遭到了周公的篡改，加之周公制定的礼制严格限制了诸侯势力，引起了武王群弟的不满和猜忌。于是他们联合武庚造反，周公率军东征，武庚兵败被诛，此外，管叔被杀、蔡叔被流放、霍叔被贬谪。平三监之乱后，周武王姬发封同母弟康叔封于商旧地沫邑，建立卫国，管理部分商朝遗民。 商祖契先商时期 中国学术界关于商部族发祥于何处主要有五种观点：陕西说、山西说、东方说、幽燕说、东北说等。 商人原出于东夷，是东方夷人的一支。在商族神话中，其始祖神帝喾化身为玄鸟，帝喾次妃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商族诞生神话反映了帝祖合一的观念，其始祖神就是上帝。《史记·殷本记》载：“有娀氏之女名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相传契是简狄吞玄鸟蛋而生，所以，商人便以玄鸟为图腾。尧称帝时，封帝喾之子契为司徒，后被封为玄王。 商的始祖契大约与夏禹同时，帝舜时期，契帮助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邑(今河南商丘)，建立商国。这种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故事，反映出商也和世界上其他氏族一样，经历过漫长的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大概传到契，商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因为契以下的世系就是按父系排列的。契的儿子昭明由商邑迁居至砥石。帝相十五年，契的孙子相土在趁姒相由商丘迁都于斟灌(帝丘)之际，遂迁回商丘。此后相土驯服了马，发明了马车，开始向东方泰山附近发展。 夏朝中期，契的五世孙冥因治水而死于水中 [28]，商人“郊”祀之。契的六世孙王亥驯服了牛，除了用牛耕地，还发明了牛车，用牛拉货物，开始发展以物换物的商业贸易，使商国逐步强盛起来。 夏朝末年，契第十四代孙汤时，商已成为东方一个比较强大的方国，“云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 商汤势力崛起 孔甲下传四世，夏朝的最后一位国王履癸(桀)继位。相传，夏桀非常残暴，百姓已不堪忍受。“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为摆脱孔甲以来的日益衰败的局面，桀加强了对内的统治，坚决镇压异己力量，据说他斩杀黎民如砍伐草木一般。但高压手段并未达到其目的，而是加剧了人民对他的痛恨，人民甚至发誓要与之同归于尽。到夏桀之时，夏王朝的统治已处于严重的内外交困之中。 与此同时，兴起于东方的商族则有较大发展，并逐渐强盛起来。夏朝中期，契的六世孙王亥通过进行商业贸易，使商的势力逐步强盛起来。夏朝末年，商的势力由黄河下游发展到中游，渗透到夏的统治地区，契的第十四代孙商汤灭夏后，返回亳都，以“商”作为国号，建立商朝。在商汤的领导下已积蓄了灭夏的实力。 汤即天乙，姓“子”，甲骨文称大乙，后世习惯上称之为成汤，是一位很有修养的商族首领，他在成商部族首领后，看到夏王朝日益腐朽，夏的暴政已引起众叛亲离，便着手建立新的王朝。商汤为了准备灭夏，在夏桀十五年，将商国的国都由商丘(今河南商丘古城附近)迁至亳。《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上》：偃师，尸乡，殷汤所都。孔安国曰：“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 史记正义按：亳，偃师城也。商丘，宋州也。汤即位，都南亳，后徙西亳也。《尚书·书序》中注曰：“亳，今河南偃师县有汤亭”。在亳这里营建新国都、积蓄粮草、招集人马、训练军队，为灭夏之战创造有利条件。 ◎诸亳错乱说之根源也。据《竹书纪年》记载，“(颛顼)七十八，帝陟。术器作乱，辛侯平之。帝喾高辛氏元年即位，居亳”。可见帝喾高辛氏居亳，是在平定术器之乱之后，也就是说共工氏故国居冀，术器是共工氏之子，炎帝神农氏后裔，山西高平有炎帝陵，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在冀州，而不是在河南豫州。山西垣曲亳清河流域的古城东关遗址即帝喾高辛氏居亳的喾亳之都也。帝尧陶唐氏之母庆都陈丰氏之地，在山西垣曲西塬麻姑山下的丰村遗址和陈村堡一带。《列女传·契母简狄》记载，“尧封契居亳，为司徒。舜封契为司徒，后世世居亳之地”。也就是山西垣曲的亳清河流域。商汤居亳之地的汤都亳城之地距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十五里，在垣曲古城西边，故曰西亳。班固所著《汉书·地理志》把“周成王二次伐殷，灭蒲姑，灭奄，迁奄君于蒲姑，王居奄，遂伐徐夷、淮夷。迁殷遗民于洛置三亳坂尹，营成周。命鲁侯齐侯迁殷庶民于鲁。灭唐，迁唐于杜”之后的洛邑三亳坂尹之地说成是商汤居亳之地，则是对“河亶甲征班方，姺人来宾”的千年之仇发泄于此，以混淆视听，贻误后人也。皇甫谧和后世之人的以讹传讹人云亦云，流毒数千年也！——山人注灭夏建国 汤以德立威，厉兵秣马，使临近部落纷纷归附。商族在灭夏前尚处于氏族社会末期。此时商族内部的不平等、奴役和剥削等现象亦早已产生，但相对于夏王朝的统治来说要宽松、缓和得多。汤亦注意取得国内的拥护和支持。“汤以宽治民，而除去邪”，“夙兴夜寐，以致职明。轻赋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振穷困。吊死问疾，以养孤孀。百姓亲附，政令流行” 。成汤的勤政薄敛体恤民情等举措，对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积蓄灭夏力量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他的行为不仅得到本族人的拥护，也使得夏人及其他方国人民十分向往。因此，也就有了“汤修德，诸侯皆归商”的局面。商汤的活动自然引起了夏桀的注意。此时商的力量虽已有较大发展，但相对于夏仍然弱小，不得不暂时臣服于夏。夏桀出于猜忌将商汤召来并囚之于夏台。鸣条之战形势 汤在兴兵伐桀的誓师大会上，历数夏桀的罪恶及人民对桀的痛恨，假借上天的旨意指出灭夏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指出灭夏是上天的命令而不可违背，有功者将受到奖赏，不从者要受到严厉惩罚。这就是《尚书·汤誓篇》，保存至今。商汤从亳起兵，矛锋直指夏都。 在与夏桀决战之前先灭掉了此时仍然听从夏王的个别方国部落。《诗·商颂·长发》：“韦、顾即伐，昆吾夏桀”。郑玄如是注释：“韦，彭姓也。顾、昆吾皆己姓也。三国党于桀恶，汤先伐韦、顾，克之。昆吾、夏桀则同时诛也”。说明汤之所以伐韦、顾、昆吾三国，是因为它们仍在助桀与商为敌，即“三国党于桀恶”。三国之中最后灭亡的是昆吾，“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代昆吾，遂伐桀”。至此，夏桀羽翼已被全部剪除。然而，此时夏桀对商汤的进攻并未做认真防备，“桀亡待汤之备”。因此，当商汤的军队到来时，“未接刃而桀走”。 ◎张玄所注，略有谬误，韦，即豕韦国，也就是夏后氏孔甲时豢龙的刘累豕韦国，在山西闻喜，也就是舜帝时期董父豢龙的董池陂附近的嵕川一带。而顾国则是彭姓顾国，夏后启时“彭伯征西河，取季子武观归”。“河亶甲自嚣迁相，三年彭伯克邳，五年，姺人入班方，韦伯彭伯征班方，姺人来宾”。“祖乙自相迁耿，城圮，遂城庇，命彭伯韦伯”。这个韦伯彭伯就是“商汤会诸侯于景亳，遂伐豕韦，豕韦既灭遂征顾，商师取顾遂伐昆吾及夏”的韦和顾。而昆吾氏之国在运城和平陆之间，也就是尧帝时期的“四岳”，即姜姓的吕、齐、申、许四姓，姜子牙吕尚就是吕姓，居于山西吕梁山地区，而申姓居于骊山和华山一带，周幽王时有申氏王后，后来周幽王宠溺褒姒，也就是陕西郃阳有莘氏之国，世子姬臼奔申，周幽王伐申，申侯联络犬戎等攻周，周幽王和郑桓公被杀，申侯及郑、秦拥姬臼东至成周，是为周平王。而齐姓居于太行山和太岳地区，许姓昆吾氏即许由之国，昆吾氏虽然源于己姓，乃祝融氏之后六姓之一，但是商汤伐昆吾及夏的昆吾氏之国就是居于运城和平陆之间的许由的昆吾氏之国。商汤居亳伐夏，必然会先清除这几个夏都安邑禹王城附近的这几个诸侯国。此前商汤征温，即昆吾氏之子苏姓温国，纣王时的苏妲己即苏姓温国之女也。商汤九征，征温，征洛，克之，遂征荆，荆降。夏桀对商汤遂有猜忌。商侯履来宾，夏桀囚之于夏台。后来又放回了商侯履，费伯昌奔商。夏桀杀关龙逄，太史终古奔商。于是商汤会诸侯于景亳，发动了对豕韦、顾、昆吾、夏的最后一连串战争，但是这些战争都是发生在河东大地和中条山地区。——山人注 夏军逃至鸣条(山西夏县之西)，一战被商军击溃，夏桀逃奔南巢而死。灭夏后，汤回师亳，大会诸侯，正式建立了商王朝，定都于亳。“汤乃践大子位，代夏朝天下”。至此，商汤完成灭夏重任，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 商朝的建立，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古代文明的进步获得转机。商朝建立以后，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屡次迁都，经济水平十分低下。但商汤吸取夏朝灭亡的教训，广施仁政，深得民心，商朝政权得到了初步巩固。商朝的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黍、稷、稻、麦等粮食作物和桑、麻、瓜果等经济作物，经济发展加快，私有制度进一步完成，商朝走向了奴隶制度占主要地位的时代。历史上把这一段时期称作“商汤革命”时期。商朝确立统治，就在亳建都。 伊尹天下咸朝 商汤建立商朝后，在位十三年便去世，外丙继位。外丙在位三年也去世了，他的弟弟仲壬继位。仲壬在位四年也死了。这时候由开国元老伊尹作主，由太丁之子太甲继承王位。太甲继位之初，由四朝元老伊尹辅政，伊尹连写《肆命》、《祖后》等几篇文章，教导太甲遵照祖先的法制，努力做一位明君。在伊尹的督促下，太甲在继位后前两年，其作为还过得去，但从第三年起就不行了，他任意地发号施令，一味享乐，暴虐百姓，朝政昏乱，又破坏汤制定的法规。伊尹虽百般规劝，他都听不进去，伊尹只好将他放逐到商汤墓地附近的桐宫，让他自己反省，自己摄政当国，史称“伊尹放太甲”。太甲在桐宫三年，悔过自责，伊尹又将他迎回亳都，还政于他。重新当政的太甲能修德，诸侯都归顺商王，百姓得以安宁。 太戊继位后，启用伊尹之子伊陟担任国相。太戊后任用巫咸辅佐朝政，巫咸治理王家政事很有成绩，于是写作《咸艾》和《太戊》。《咸艾》是总结巫咸辅佐政事的经验，《太戊》是记述太戊时期的历史，二书现今均已失传。太戊曾在祖庙称赞伊陟，不把他当臣子看待。伊赞谦让，于是写作《原命》，希望太戊能发扬夏禹、商汤的王道。太戊在伊陟和巫咸的辅佐之下，本来开始衰落的商朝再度得以兴盛，各诸侯纷纷归顺商朝，因此尊称太戊为中宗。内乱不止 商朝自商王仲丁以后，国势逐渐衰落。当时废弃嫡长子继位制度，常拥立诸兄弟和他们的儿子继位，他们常争夺继承权，造成商朝九代混乱，诸侯都不来朝见，史称九世之乱。 这期间，商王朝曾多次迁都。《竹书纪年》记载，商王仲丁自亳迁于嚣、河亶甲自嚣迁于相。《史记》记载祖乙迁邢(河北邢台)谬也，《竹书纪年》记载，祖乙自相迁耿，耿城圮，遂迁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 公元前1525年，相(今河南内黄)遭洪水，谬也，相即桐，在山西闻喜汤王山北面的酒务头遗址，河亶甲自嚣迁相，三年彭伯克邳，五年，邳人入班方，韦伯彭伯征班方，姺人来宾。班方就是现在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祖乙把国都迁到了耿(今山西河津)，祖乙迁至耿的第二年，因发生河患，耿城被摧毁而迁都至庇。因其为都仅一年，近代史学界就把祖乙迁耿略去不谈。但上述这几个都城，它们与文献中记载的名字是甚么关系，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只有安阳殷墟是盘庚以后诸王世的都城，看法一致。对商代历史上多次迁都的原因，史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尚书·盘庚篇》中看到，迁都与内部的政治斗争有一定关系。如盘庚虽然声称“视民利用迁”(为人民的利益而决定迁都)，但对那些不听命令的人，他发出了“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我要将他们斩尽杀绝，不让孽种留在新邑)的威胁，反映了内部争斗的激烈。 商王祖丁死后，祖丁叔父商王沃甲之子南庚继承王位。南庚死后，祖丁之子、盘庚的哥哥阳甲继承王位。阳甲统治期间，商朝国势继续衰落。阳甲死后，盘庚继承王位。 ◎此处不载南庚即位，自庇迁奄，盘庚十四年，自奄迁殷之事，可见后世之人对奄都之地已经是没有了记忆。周成王二次伐殷，灭蒲姑，灭奄，迁奄君于蒲姑，成王居奄，遂伐徐夷、淮夷，迁殷遗民于洛置三亳坂尹，营成周，命鲁侯齐侯迁殷庶民于鲁。周师灭唐，迁唐于杜。奄都之地就在殷商的祖源之地，也就是殷商时期的宣方亘方和先方，即山西垣曲英言北白鹅遗址附近。大戊居亳，五十八年城蒲姑。蒲姑城与亳都不远，也就是山西垣曲东塬东侧的西阳河流域的蒲掌，有北蒲和南蒲。汤都亳城之地上下亳城在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的喾亳之都西北十五里，曰西亳，奄都之地以及蒲姑和商汤居亳之地汤都亳城的上下亳城以及喾亳之都，都是在太行八陉之一的轵关陉古道边上，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黄河漕运和陆路交通的交汇处，是东西南北交通枢纽和咽喉锁钥之地。殷商时期的迁都，大都与战争有关，也是为了扩大地盘和稳固殷商祖源之地，比如说，商汤居亳，从先王居，就是与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相邻，仲丁自亳迁嚣，征蓝夷，外壬居嚣邳人姺人叛。之所以会有姺人叛商，也就是殷商居嚣，加剧了殷商与联姻之邦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的有辛氏之国，也就是后来的姒姓有莘氏之国和汤妃有㜪氏黛眉娘娘的故里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河亶甲自嚣迁相，一是为了对邳人姺人叛进行平叛，于是发生了彭伯克邳和姺人入班方，韦伯彭伯征班方，姺人来宾的结果。但是相即桐地，也就是伊尹放太甲于桐之地，必然会动了居于此地的老族贵族的奶酪，祖乙自相迁耿，耿城圮，遂城庇。这是因为汾河水患的缘故。但是耿城庇城之地，也是殷商先祖殷灭皮氏之地，汾河南岸不远就是简狄有娀氏之墟，虽说这些迁都之地都是殷商的故地，政治基础比较好，但是新老贵族之间必然会有利益之争和利益纠纷发生。而南庚自庇迁奄，虽说是可能有水患之害，但是也可能是利益纠纷和矛盾冲突深刻，奄都之地也就是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的高辛之塬，比之汤都亳城之地上下亳城和喾亳之都地势较高，没有了水患之虞，则有水源不便之害。而且更深层次的地理环境因素就是，山西的这几个地方都是山丘偏狭之地，与春秋战国时期的魏都安邑禹王城却要城王垣、洛阳，并在最后迁居大梁即今河南开封一样，需要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便利的水陆交通枢纽之地作为都城，盘庚十四年自奄迁北蒙曰殷，营殷，则是这种殷商帝国兴盛膨胀时期必然的内在需求。我们不能以后世和现代的眼光去评判古时先民的成长迁徙之旅，而要设身处地的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历史文化发展传承的脉络来审慎梳理和评判当时的社会发展与地理历史人文环境的制约因素和必然选择。才能真正的解析和体会过去的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真相。——山人注盘庚迁殷安阳殷墟(图略) 盘庚即位之初，商朝国都位于黄河以北的奄(今山东曲阜)。约公元前1300年，盘庚决定渡河南下，迁到商汤的故地亳(今河南商丘)定居。当时商朝已经五次迁都，朝廷居无定所。因此民众相互慨叹，都发怨言，不想搬迁。盘庚于是晓谕诸侯和大臣。于是渡黄河南下，迁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后来盘庚又迁都于殷，史称“盘庚迁殷”。盘庚迁殷后，推行商汤的政令，从此百姓安宁，商朝国势再度振兴。故后世称商朝为“殷”或“殷商”。 ◎此说谬也，殷商奄都之地和蒲姑都在山西垣曲，汤都亳城之地上下亳城也在垣曲。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的喾亳之都也在垣曲。这段描述是错位时空的臆想，也是受到了《史记·殷本纪》的误导，也可能是司马迁迅游各地的时候所听到的已经是西周时期已经误导和歪曲了的历史真相。商汤居亳在帝癸十五年，而此前确实是在河南商丘，但那时商丘还没有亳。商丘谷熟之亳则是在殷商灭国之后，微子启居商丘建立宋国，为了纪念先祖商汤居亳而名之为亳也。司马迁没有厘清殷商先祖的八迁之地与后五迁之地的关联以及脉络，混淆了历史事件的发生年代，又在《史记·殷本纪》里面记载了太多的错误和臆想，把自己的态度认知书之史书典籍，贻误后人久矣。殷商后五迁，在司马迁的思想意识之中更是一笔糊涂账，把祖乙居耿城庇略去而言祖乙自相迁邢，已经是时空错位，没有了地理位置的概念，而且错误认为商汤居亳之地在商丘，没有记述南庚自庇迁奄和盘庚自奄迁北蒙曰殷，而是臆造了盘庚之时已居殷，盘庚南迁于亳，后又迁殷的莫须有之事，后人不鉴之而又贻误后人也！——山人注 盘庚迁殷以后，王室内部的矛盾得到缓解，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盘庚被称为“中兴”之主。由于盘庚遵循商汤的德政，所以诸侯都来朝见盘庚。盘庚死后，葬于殷(今河南安阳)，由其弟小辛继承王位。小辛即位后，商朝再度衰败。百姓思念盘庚德行，于是写作《盘庚》三篇。 ◎小辛即位，殷商再衰，于是做《盘庚》三篇，则是司马氏之臆想症也。盘庚东迁殷应该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且具有战略意义的殷商迁都之大事件。盘庚东迁殷之后，殷商稳定了二百多年，以安阳殷墟为中心，征讨四方，开启了殷商时期的鼎盛时期，盘庚三篇就是盘庚鼓动殷商各阶层的战斗动员令，何须后世之人再去叙述前人业绩耶？——山人注 武丁武丁中兴 武丁是盘庚之弟小乙之子，即盘庚之侄，死后谥为高宗，所以他又被称为殷高宗。他年幼时，小乙曾让他到民间生活了一段时间，深知民众生活的艰难困苦。他即位以后，兢兢业业、不敢荒宁，励精图治，决意振兴大业。武丁任用刑徒出身的傅说担任宰相，辅佐朝政。傅说尽力辅佐武丁，将商朝治理得很好。武丁利用傅说进行强化王权的同时，也在理论和制度上对采取了集中权力的措施。 ◎武丁时期，能够创造出殷商盛世，除了有甘盘和傅说的辅佐，难道说小乙培养武丁体察民情的历练磨砺，不是和孟母三迁和孟子说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而高度契合吗？圣明之主不会自然而然的产生，必然会有先天的磨砺与后天的努力和自我觉醒有关。——山人注 武丁鉴于朔方、土方经常侵扰商朝边地和属国，甚至联合威胁商朝西北边安全，于是采取各个击破之策，多次遣将发兵进攻，又亲自统兵出征，终将朔方、土方征服。用长达三年时间平定鬼方。发重兵击败羌方，俘获大批羌人充当奴隶。统兵南征，深入荆楚之地，击败荆楚军，俘获甚多。还出兵征伐夷方、巴方、蜀及虎方等。武丁对周边方国、部族的战争，拓展商朝版图和势力范围，促进中原地区与周边部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商朝成为西起甘肃，东至海滨，北及大漠，南逾江、汉流域，包含众多部族的泱泱大国，史称“武丁中兴”。 武丁时期的文化遗存相当丰富，宫殿、墓葬、作坊等遗存都有发现。代表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青铜业，有了突破性进展，如铜、铅、锡三元合金出现了；分铸技术已被广泛运用；青铜器生产数量大增，还出现了司母戊大方鼎、偶方彝、三联甗这样的重器。武丁之世在青铜业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中国青铜时代进入繁荣时期。此外，在纺织、医学、交通、天文等方面，也都取得不小成就。武丁开创的盛世局面，为商代晚期社会生产的发展乃至西周文明的繁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王朝灭亡 武丁死后，他开创的太平盛世，没能长久延续下去。祖庚、祖甲以后诸王，特别是帝乙帝辛时期，国内矛盾十分尖锐，东南方的诸侯起来反叛。西周灭商的牧野之战 面对这种情况，商王帝辛(纣)少年英勇，派部下向东征讨莱夷，自己攻打南方九苗，将商的势力延伸到了东海和长江流域，但是其连年的征战，极大消耗了国力，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国内兵力空虚，使其对西北的控制下降，给了周以可趁之机。 夏人原属于西羌集团；商人源于东夷集团，起初臣属于夏；周人兴起于西北，属于戎狄集团，先后为夏商西部的方国；这三者之间曾经存在长期独立并存关系。在周武王时，周起兵攻商，商王帝辛(纣)仓促间只能以奴隶为军抵御周人，结果，商王的军队毫无斗志，“前徒倒戈”，牧野一战，“血流浮杵”，国内商军尽墨，帝辛逃到鹿台自焚而死。商王朝就此灭亡，周王朝建立。商人后裔鹦鹉形玉佩·商代晚期·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 周武王分封诸侯时，仍然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以奉其宗祀。武庚是纣王之子，幼时聪明好学。约公元前1046年2月底，商亡周立。武庚管理殷余民，殷民大悦。周武王为防武庚叛乱，又在朝歌周围设邶、鄘、蔡等三国。朝歌以东设卫国，使管叔由管徙封卫，朝歌西与南为，使蔡叔由蔡徙封；朝歌以北为邶，使霍叔自霍徙封邶。共同监视武庚。此时，武庚留居在纣宫(今淇县城内的西坛、三海一带)续殷祀。 殷亡第四年(公元前1043年)，武王驾崩，子成王年幼，武王之弟周公旦代成王掌管国事。对此，管叔、蔡叔皆不满，散布周公想篡位之谣言，并串联武庚起兵反叛。周公和召公为保周江山，“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周公以成王命率军东征，伐朝歌叛军，武庚兵败被诛。周公又杀管叔、放蔡叔、贬霍叔，将朝歌“殷顽”迁于洛阳管教之。 武庚之乱后，使周初统治者更深刻地认识到封建亲戚、蕃屏周室的重要性。在武王分封的基础上，周公、成王再次大规模分封诸侯。相传周公分封71国，其中有53人是姬姓子弟，他们都是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后人，如文王之弟封于东虢、西虢，文王之子封于邗、晋、应、韩；周公之子封于凡、蒋、邢、茅、砟、祭。另封未卷入叛乱的、曾降周的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商朝旧都商丘，建国号宋，以奉商朝的宗祀。在周朝，宋国也常常自称“商”。战国时(公元前286年)，宋亡于齐。 平三监之乱后，周公旦封同母弟康叔封于商朝殷墟之地沫邑，建立卫国，管理部分商朝遗民。在秦二世时被秦朝吞并。 另外，商朝灭亡后，殷商的王族箕子不愿臣服于周，于是率领部分殷民北迁，建立朝鲜国，史称箕氏朝鲜。西汉初期，燕王卢绾部将卫满灭掉箕氏朝鲜。另外，朝鲜半岛的辰国就是商族国家。 商朝历代帝王及过功过1、商汤 商汤是商朝的建立者，前1600年-前1588年在位13年，帝喾(传说中古代部族首领)之子契的14世孙，姓子，名履，又称武汤、武王、天乙、成汤、成唐，甲骨文作唐、太乙，一称高祖乙。 他本居于商丘，后迁于亳，是夏朝的方伯，专管征伐之事，他在夏朝末年一举成为商族的首领，由于爱护百姓，施行仁政，深得民众得拥护，以至于周围的一些小国也前来慕名归附，他任用仲虺和伊尹为相，其势力便迅速强大起来。 夏末时，帝桀为君，残暴无道，国内日趋动荡不安，他见其形势，便产生了代夏的雄心，于是开始实行灭夏的计划。 他先灭掉了商附近的一小国葛国，接着不久，经过11次的出征，灭掉了夏王朝的三个重要同盟国家豕韦、顾、昆吾，之后再一举灭夏，历史上称之为“鸣条之战”。 然后把夏桀放逐到南巢，这样，履就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朝，定都于亳，建国后又修《汤刑》，《明居》等法，比较关心民命。 商汤即位17年践天子位，为天子13年崩，死后被谥为成汤。2、太丁 太丁(生卒年不详)亦称大丁，姓子，名丁，是中国商朝的一位太子，商朝开国君主商汤之子，商朝太子，但其原名已佚，由于太丁的去世，后来太丁之弟外丙被立为王。3、外丙，子胜 外丙，姓子，名胜，一作卜丙，生卒年不详，汤第二子，汤病死后继位，是为外丙元年，前1587年-前1586年在位2年，伊尹摄政。外丙即位后三年卒，传位其弟仲壬，一说外丙是商汤的弟弟，汤子太丁叔，商汤卒，太子太丁已先商汤而亡，遂继为王，在位3年。外丙本无继承王位的资格，因汤长子太丁病殁，其子年幼，才由外丙继承商王之位，在位仅3年便得病而亡，葬处不明。4、中壬，子庸 仲壬亦称中壬、燕壬、工壬、其壬、南壬，姓子名庸，是商汤之子，外丙之弟，中国商朝的第三代君王，前1585年-前1582年在位4年，仲壬继位后，由伊尹辅政，基本上遵守汤制定的法制，朝政相对比较稳定，国家日益强盛，仲壬《史记》称他在位四年后去世，死后由之子太甲继位，伊尹辅政。5、商太宗(太甲)子至 商太宗太甲(生年不详，一说前1557年去世)，为商汤嫡长孙，外丙、中壬之侄。太丁子，姓子名至是商朝第四位国王(公元前1582-公元前1570)，叔懿王仲壬病死后继位，共在位12年，庙号太宗，谥号文王，死后传位与沃丁。 太甲即位后，不遵汤法，暴虐乱德，伊尹将他放之于桐宫，自己摄政当国，太甲在桐宫三年，悔过自责，伊尹又将他迎回亳都，还政于他，重新当政的太甲能修德，诸侯都归顺商王，百姓得以安宁。6、商昭王(沃丁)子绚 沃丁，亦称羌丁，姓子，名绚，是中国商朝的一位君王，他是太甲之子，太丁之孙，沃丁继父太甲即位，传说在位29年(公元前1570-公元前1541)。 沃丁即位时，仍以伊尹为相，伊尹之后，沃丁以咎单为卿士，即宰相，咎单也是商汤时老臣，他辅佐朝政，仍然采取伊尹节用宽民的政策，笃行汤法，并且也作了《沃丁》，用以警醒沃丁，发扬祖制，以德治商，沃丁死后，由弟太庚即位，谥号昭王。7、商宣王(太庚)子辩 太庚，又作大庚，误称小庚，姓子名辩，沃丁之弟，太甲之子，继沃丁而即位，在位25年(公元前1541-公元前1516年)，他死后由子小甲(一说为太庚之弟)继位，谥号宣王。8、商敬王(小甲)子高 小甲，姓子名高，是中国商朝的君王，《史记·殷本纪》说他是太庚之子，也说他是太庚之弟，在位36年(一说17年)，现今认为17年(公元前1516-公元前1499)，小甲在位时，商代以毫为都，小甲死后，弟雍己继立，商朝始衰，谥号敬王。9、商元王(雍己)子密 雍己，姓子名伷，中国商朝的国王，前任国王小甲之弟，定都于亳，商王小甲死后即位，《太平御览》引《史记》说雍己在位12年(公元前1487年-公元前1476年)，雍己在位时商朝逐渐衰落，荒废政事，诸侯不来朝，商朝开始衰落，雍己死后，弟太戊继任。 《史记》云：“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是为帝雍己”。商朝从汤至雍己即位前一百多年，由于坚持节用宽民、以德治商的政策，社会经济得到稳定发展，但是，长期的和平安稳，也助长了商王室的不思进取。10、商中宗太戊 太戊，姓子名密，汤五世孙，太甲孙，死后追谥为中宗，甲骨文作大太戊、天戊，为商王太庚之子，商王小甲、雍己之弟。 《史记》：云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是为帝太戊”。商朝复兴，与祖乙、太甲并称为三示(三个有贡献的国君)。 据古书上记载太戊在位75年，是商王朝在位最长久的，太戊勤政修德，治国抚民，颇有振作，任用伊陟、巫咸掌握国政，国政大修，各小国又纷纷归顺，商朝中兴，《史记》故称太戊在位时，举贤人伊陟、巫咸为丞相，天下大治，诸侯归附，病死，葬于内黄(今河南省内黄县南30里处)，故后代尊称他为中宗。 太戊即位后，起用伊尹的儿子伊陟为相，太戊从小生活在钟鸣鼎食的帝王之家，继承王位时还是一个楞小伙子，所以整天只图安逸享受，不勤政事。 太戊七年，亳都出现“桑谷共生于朝”的现象，就是桑树下长出了谷树，也就是构树，七天的时间里就疯长了，长得很大，其实两者同属桑科乔木，这本来是植物生长过程中的偶然现象，换现在也不作为怪，人类生的怪物都多，更何况植物，可是在商代的时候人还没有植物学知识，就把它看作是妖魔鬼怪，这个少年国王很怕，他的大臣伊陟(伊尹的儿子)回答说：“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阕与？帝其修德”。意思是说臣听说妖怪胜不过德，大概大王在治理朝政上有什么缺德之处，所以才会出现妖怪，如果善政修道，以德治民，自会免除祸害。伊陟看到商王朝开始衰落，就利用此事劝诫太戊，希望他发愤图强，成为有德之君，商王朝本来就很迷信鬼神，经伊陟这么一说，太戊信之无疑，此后开始勤政厚德，治国抚民，而这种不是正常生长的共生树木，长到一定时候会自然枯死，太戊以为是自己修德治国以德压妖的结果，就更相信了。在太戊的励精图治下，本来开始衰落的商王朝又得以复兴。 古城南关洪庆观垣曲商城遗址11、商孝成王仲丁 仲丁，姓子名庄，商朝国王，生卒年不详，一作仲丁，太戊子，太戊死后继位，在位13年，谥号孝成。太戊死后继位，在位13年，病死，葬于狄泉，中丁在位时迁都于敖(今河南省郑州市附近,一说在今河南省荣阳县东北)，当时，东南方的夷族兴起，仲丁六年，其中的蓝夷进攻商朝，仲丁出兵击退蓝夷。仲丁死后，诸弟争夺王位，造成继承上的九世之乱，商朝一度中衰，仲丁死后，其弟外壬即位。12、商思王外壬 外壬，在甲骨文中被称作卜壬，姓子名发，生卒年不详，商王太戊子，商王仲丁弟，仲丁死后继位，在位15年，一说在位10年，病死，葬于狄泉。仲丁死后，外壬成功地夺取王位，并向诸弟妥协，造成了商王朝继承上的混乱，乃诸侯不朝，史称九世之乱，商朝开始衰落。《史记·殷本纪》云：“帝仲丁崩，弟外壬立，是为帝外壬”。外壬死后，由其弟河亶甲继位。13、商前平王河亶甲 河亶甲，姓子名整，生卒年不详，商王太戊子，商王仲丁、外壬弟，外壬死后继位。河亶甲在位时，商朝再度衰落，无奈之下，他北上200公里迁都河南内黄，以缓解内外交困的局面。河亶甲还曾出兵征伐东南方的兰族和班方，在一些方国的帮助下，使叛乱的诸侯重新安定下来，河亶甲在位9年，最后病死，后葬于相(今河南省内黄县境内)。14、商穆王祖乙 祖乙，生卒年不详，河亶甲子，又称且乙，姓子名滕(一作胜)，中国商朝第十四任国王，河亶甲病死后继位，在位19年，病死，葬于狄泉。祖乙在位时，迁都于邢(又称耿，今河南省温县东)，他几次出兵平服了兰夷、班方等国，解除了东南方的夷族对商的威胁，国运再度中兴。甲骨文中称他为中宗祖乙，祖乙和大乙、太甲合称为“三示”。他为河亶甲之子，河亶甲弥留之际令他即位，他在位时商朝再度兴盛。15、商桓王祖辛 祖辛，姓子名旦，别名：祖辛、且辛，商王祖乙子，祖乙死后继位，在位16年，谥号“商桓王”，病死，葬于狄泉，死后由其弟沃甲即位。16、商僖王沃甲 沃甲，姓子名逾，《世本》作开甲，甲骨文作羌甲，商王祖辛弟，祖辛死后继位，在位20年(一说25年)，病死，葬于狄泉，谥号“商僖王”。沃甲死后，祖辛之子祖丁即位。17、商庄王祖丁 祖丁，在甲骨文中作且丁，姓子，《今本竹书纪年》称他名新，中国商朝的君主，祖辛之子，前任君主沃甲之侄，谥号“商庄王”。《竹书纪年》称祖丁定都于庇，《今本竹书纪年》称他在位9年，死后由侄子(一说堂弟，即商王沃甲之子)南庚即位，在位时期正在发生九世乱，诸侯不朝，商朝国力衰微。18、商顷王南庚 南庚，姓子名更，商王沃甲子，商王祖丁堂弟，祖丁死后继位，在位6年，病死，葬于狄泉。南庚在位时，商朝国运再度衰落，将国都由庇迁至奄(今山东省曲阜县)，死后由祖丁之子阳甲继位，谥号“商顷王”。19、商悼王阳甲 阳甲在甲骨文中称象甲，姓子名和，祖丁子，是中国商朝第十九位国王，前任国王祖丁之子，后任国王盘庚之兄，定都于奄，在位7年(一说4年)，病死，葬于狄泉，谥号“商悼王”。阳甲在位时，商朝内乱不止，奴隶主贵族之间相互残杀，阳甲已无法控制局面。阳甲在位时曾西征丹山戎，阳甲时期商朝再度衰落，自中丁时期起，王位继承开始混乱，引致诸侯不来朝。20、商世祖盘庚 盘庚，甲骨文做般庚姓子，名旬，生卒年不详，祖丁子，阳甲弟，阳甲死后继位，商代第20位国王，根据《夏商周年表修正》，在位28年(前1300-前1277年在位)，他为了改变当时社会不安定的局面，决心再一次迁都，于在位的第三年(前1298年)迁都于殷(今安阳)，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国王搬迁到殷，在那里整顿商朝的政治，使衰落的商朝出现了复兴的局面，病死，葬于殷(今安阳小屯村)。21、商章王小辛 小辛，商朝国王，姓子名颂，商王盘庚之弟，商王祖丁之子，盘庚死后继位，定都于殷，病死，葬于殷，《今本竹书纪年》称小辛在位3年，死后由其弟小乙继位。 小辛继位后，放弃了盘庚的治国之策，商朝国运又一次衰落，小辛在位时商朝再度衰落，人民开始怀念盘庚时代。22、商惠王小乙 小乙，姓子名敛，殷墟甲骨文又作小祖乙、后祖乙、亚祖乙，祖丁之子，是中国商朝第22任国王，前任国王小辛之弟，首都设在殷。 《今本竹书纪年》称他在位10年，死后由儿子武丁继位，也是古代对年轻男性排行第一者的俗称。 在位时让太子武丁去田里耕作，为以后武丁中兴打好了关键的基础。23、商高宗武丁 商高宗武丁(？-约前1192年)，姓子，名昭，是中国商朝第23位国王，他是小乙之子，盘庚之侄，商朝著名军事统帅(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在位时期定为前1250年-前1192年)，庙号为高宗。 年幼时，武丁曾在外行役，与“小人”一起劳作，因而较了解“稼穑之艰难”，他即王位后，提拔傅说执政，傅说原为刑徒，被武丁发现，加以重用，武丁还任用甘盘为大臣，以此二人“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力求巩固统治，增强国力，使商王朝得以大治。 武丁在位期间，不断向南面的虎方、东面的夷方、北面的鬼方以及羌方、周族等进行大规模征伐，武丁向四方连年用兵，征服了周围的许多小方国，这些征伐战争为王朝形成“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基础，商朝再度强盛，史称“武丁中兴”，后世称作高宗。 由于武丁将商王朝推向极盛，被称作“中兴之王”，后人又称之为武丁大帝，武丁死后，由其子祖庚继承王位。24、商后平王祖庚 祖庚，商朝第24位国王，生卒年不详，祖庚又称且庚，姓子名跃，公元前1191年即位，他是商朝著名国王武丁的次子，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病死，葬于殷(据《竹书纪年》载，他在位共11年，死后由弟祖甲即位)。 祖庚有长兄祖己，因受后母诬陷，被父亲武丁逐出京城，后含冤而死，三弟祖甲为后母所生，为表示不愿与兄长争夺王位，便暗暗地离宫出走，武丁病死，祖庚得以继位，祖庚死后，三弟祖甲继位。 祖庚继承了“武丁中兴”的事业，积极开拓，遵行礼制，是一个积极、孝悌的君主，在他统治的数年间，商代的经济文化和国力都十分强盛。25、商世宗祖甲 商世宗(祖甲)，又称作且甲或帝甲，姓子名载，商朝第25位国王，商王武丁第三子，商王祖庚之弟，祖庚死后即位，祖甲死后由其子廪辛即位。 《史记》称他在位时荒淫无度，商朝再度衰落。《今本竹书纪年》称他在位三十三年，曾征伐西戎，他在位早期尚能照顾一般民众，但晚期加重繁苛的刑法，造成商朝衰弱。 商代鼎盛时期，高宗武丁偏爱幼子祖甲，打算废太子祖庚而改立祖甲，祖甲认为这是违礼之举，不可强行废立，否则就可能重演“九世之乱”的局面，因此他效法武丁当年之举，离开王都，到平民中生活，这使祖庚非常感动，武丁死后，由太子祖庚继承王位，并立祖甲为王位继承人，祖庚即位7年左右病死，祖甲这才回到王都继承王位。 在武丁、祖庚和祖甲父子三人统治的100余年间，是商代中兴的极盛之期，这一时期，商朝的统治力和国威远播四方，而且以青铜为代表的中原文明也非常辉煌，祖庚在这期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祖甲之后的商代，国力逐步衰微，并最后走向了灭亡。26、商甲宗廪辛 商甲宗廪辛，姓子名先，生卒年不详，商朝国王，商王祖甲的儿子，祖甲死后继位，在位6年，病死，葬于殷。 廪辛在位期间，西方一些方国部落不断攻扰商朝，廪辛发兵多次征伐，还征调卫、虎、受等几个部落出兵攻打，但是，始终没有将方国部落征服，廪辛死后，由其弟康丁继位。 《史记·殷本纪》：“帝甲崩，子帝廪辛立”。《古本竹书纪年》有“冯辛先居殷”的记载，《汉书·古今人表》也有“冯辛”之载。27、商康祖康丁 康丁，姓子名康丁，一名嚣，甲骨文作康且丁，又作康丁，是中国商朝第27位国王，祖甲之子，前任国王廪辛之弟，廪辛死后，于前1155年继位，8年后死亡，葬于殷，他死后，由其子武乙继位。28、商武祖武乙 武乙，商朝国王，姓子名瞿，商王康丁之子，康丁死后于前1147年继位，在位35年，卒于公元前1113年，死后由其子太丁(也作文丁)继位。 武乙作为商代后期的一个重要君王，从个人出发，努力地进行了挽救其王国统治的举措，但是成效不大，他在神权政治向王权政治转变过程中起到了表率作用，但是他生性残暴，贪于享受，被后人评为昏庸的一代君王，传说被雷击而死于渭水流域，一说死于战事，葬于殷。29、商匡王太丁 商匡王太丁，商王武乙之子，太丁，在甲骨文中作文武丁，《史记》里称太丁，姓子名托，中国商朝第29任国王，前任国王武乙之子。 根据《竹书纪年》，他在位13年，在位期间，周侯季历(姬昌父)伐戎有功，太丁忌惮，先嘉其功而杀之。30、商德王帝乙 帝乙，商朝国王，姓子名羡，商王文丁(太丁)之子，文丁死后继位，即公元前1101年继位，在位26年，公元前1076病卒，葬于殷，死后由其子辛(即大名鼎鼎的纣王)继位。 帝乙在位期间，商朝国势已趋于没落，帝乙在位末年，迁都于沫(即朝歌，今河南省淇县)，又被后人称为帝乙大帝。31、商纣王商纣 帝辛，是中国商朝末代君主，在位30年，后世称商纣王，子姓，名受或受德，商谥帝辛，周武王称其为“纣王”，部份文学小说则称其为“寿王”，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前1075年-前1046年)在位，都城于沫，改沫邑为朝歌(今淇县)。 殷纣王为帝乙少子，以母为正后，辛为嗣，帝辛天资聪颖，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有倒曳九牛之威，具抚梁易柱之力，深得帝乙欢心。 帝辛继位后，重视农桑，社会生产力发展，国力强盛。发起对东夷用兵，打退了东夷向中原扩张，把商朝势力扩展到江淮一带，国土扩大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沿海，帝辛于公元前1075年即位，公元前1046去世，在位30年，后世评价褒贬不一。 ◎《竹书纪年》记载，帝辛居殷，五十一年周武王过孟津，伐朝歌，战于牧野。夏商周断代工程据何认为纣王在位时间只有三十年？难道说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商纣王和《竹书纪年》记载的不是一个人？还是《竹书纪年》记载的周文王和周武王已经周成王在位时间做了手脚？——山人注 张光直及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商丘合影从“汤始居亳”说到汤都商亳凤凰网河南综合 2019年01月18日 09:51核心提示： “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亳，是商汤所建的商朝第一都，也是帝喾所都。“亳”在哪里？这是商文明研究的一个重大命题。帝喾都亳、汤始居亳均在商丘，可称之为“商亳”。 “殷人之屡迁，前八而后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纵观殷商的兴亡史，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其都邑频繁迁徙，这些商朝都邑都在那里？如今，安阳、郑州均以商都之名成为“中国大古都”。早日确定亳都意义重大，这也将是当之为愧的“中国大古都”之一！寻商探宋，追梦未已。张光直及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商丘长达8年的寻商探宋，虽没有寻找到典型的早期商文明遗存，但经过几年的勘察和钻探发现了宋国故城，为寻找早商和先商的都城和聚落遗址提供了极有意义的线索。一、“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亳在哪里？ 《史记》称“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亳，是成汤始居之亳，即其先祖帝喾成为天下共主后定都的亳。亳是商朝的第一个都城，也是帝喾的都城。 “亳”在哪里？这是商文明研究的一个重大命题。 自汉代起，众说纷纭。中国先秦史专家、南开大学教授王玉哲把古今关于“亳”地的说法总结概括为六种：关中说、偃师西亳说、河南商丘南亳说、山东曹县北亳说、河南内黄说、郑州说。影响较大的为“三亳说”，即南亳、北亳和西亳。 三亳，均以商丘为坐标。南亳，在今商丘市睢阳区东南部、虞城县谷熟集西南三十五里。北亳，即景亳，在今山东曹县南和商丘市梁园区北相交接处。西亳，在商丘以西大约280公里处的偃师商城。除偃师原为西方之夏都所在地外，南亳和北亳与商丘为一地。 《尚书蔡传》、《通典》、《括地志》和《河南通志》均有“三亳”之说：“书所称三亳者，蒙县之亳曰‘北亳’，汤所兴；谷熟之亳曰‘南亳’，汤所都；偃师之亳曰‘西亳’，汤所迁也。 在“三亳”之说中，“汤所都”之地明确为南亳。 商国、商朝前期的都城在商丘，由此形成了先商、早商文化，并已经得到了考古学的部分证明。考古工作者在商丘大地上进行的考古发掘或试掘，发现了丰富的龙山文化、早商二里岗上层文化及部分殷商时期的遗物。 2015年12月，“商丘古都文化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2015年年会”在商丘师范学院举行，会议认定“商丘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都城之一”，指出：“五帝之一帝喾和商先公先王多在商丘一带活动。商丘是商汤都亳所在地，是春秋战国时期宋国都城，是两汉时期梁国都城和南宋王朝第一个都城，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王国维在《说商》一文中引杜预《春秋释地》说：“宋、商、商丘三名一地”。今“宋、商、商丘、亳(南亳和北亳)四名均指一地”。因为，若将宋、商、商丘视为一座都城，则亳在其附近；若将宋、商、商丘视为一区域，则亳在其中。总之，亳地离不开原古商国的范围。 王国维持汤都北亳说，皇甫谧、董作宾等持汤都南亳说，不管哪个亳，都属于商丘之亳。至于商汤灭夏后西迁都城，在先秦文献均无记载其西迁西亳。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说亳》，力证北亳为汤都有三：一、以春秋时宋之亳证之；二、以汤之邻国证之；三、以汤之经略北方证之。“以汤之邻国证之”其中论述：“然谷熟之去宁陵虽较之偃师为近，中间尚隔二百余里。若蒙县西北之薄与宁陵东北之葛乡地正相接，汤之所都自当在此。其证二也”。 而记者在地图上实测，谷熟西南的高辛、坞墙和谷熟三地，距离宁陵葛伯屯实测分别为45公里、52公里、56公里。而实测宁陵葛伯屯距离曹县南的土山集、商丘古城两地均为35公里。 按清代一里为576米，商丘周边的以上五地距离葛地均在百里之内。王国维所论以“谷熟之去宁陵虽较之偃师为近，中间尚隔二百余里”来否认南亳说，并不可成立。 《史记·殷本纪》：“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史记集解》孔安国曰：“十四世凡八徙国都”。 汤始居亳，皇甫谧曰：“梁国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括地志》云：“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 从先王居，孔安国曰：“契父帝喾都亳，汤自商丘迁焉，故曰‘从先王居’。” 商丘的南亳，完全符合《史记》所载“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也符合《孟子》所称“汤居亳，与葛为邻”。商丘是商朝最早建都地亳、商国最早建都地商，也是帝喾都亳之所在地。 帝喾都亳、汤始居亳均在商丘，可称之为“商亳”。 ◎此说之谬，恰恰是证明了为何在商丘找不到早商遗迹和汤亳和喾亳何在的根源也！定位三亳的中心，也就是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的喾亳是商汤居亳之地三亳的中心也，也就是《周髀算经》里面记载的“夏至日日影一尺六寸”之地为大地之中，也就是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的喾亳之地所在。陶寺遗址观象台的夏至日日影一尺六寸九分，洛阳嵩山观象台的夏至日日影一尺五寸。自汉唐时期就不能确定“夏至日日影一尺六寸”之地的喾亳之都大地之中到底是在哪里，而为了把洛阳当做汉唐时期的大地之中，而改造《周髀算经》里面记载的结论而曰“洛阳嵩山观象台的夏至日日影一尺五寸”为大地之中，距《周髀算经》记载的大地之中偏南千里也(地中之南千里，夏至日日影一尺五寸，地中之北千里，夏至日日影一尺七寸，故南北相隔千里，日影相差一寸，这个数据即《周髀算经》中的“量天尺”大小之基础也)。陶寺遗址观象台夏至日日影一尺六寸九分，而洛阳嵩山观象台夏至日日影一尺五寸，而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在陶寺遗址观象台和洛阳嵩山观象台之间也。而《左传》记载的确定星野之基础的“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正好说明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不在商丘，也不在大夏太原和晋阳之地，而是位于山西垣曲亳清河流域的古城东关遗址即喾亳之都也。何努研究员有文对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是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并论证了陶寺遗址观象台的日影一尺六寸九分之地的祖源之地在垣曲古城东关遗址。 这个“三亳说”，既有班固所著《汉书·地理志》说“偃师尸乡西亳汤所都也”的恶意误导，又有皇甫谧三亳说的荒谬绝伦，更有民国大师王国维《说亳》把景亳之地说成是山东曹县的言之凿凿。但是真正的汤都亳城之地三亳之地是：垣曲亳清河流域的汤都亳城之地上下亳城，位于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喾亳之都的西北十五里，故曰西亳；古城南关洪庆观垣曲商城遗址，是南亳和嚣都之地；而闻喜石门乡汤王山是景亳，也就是《山海经》里面记载的“景山，南望盐贩之泽，北望少泽”，盐贩之泽就是今天的山西运城解州盐池，而少则就是舜帝时期董父豢龙之董池陂和为夏后氏孔甲豢龙的刘累豕韦国之国的故地。 闻喜汤王山就是商汤居亳，因葛伯仇饷而伐葛之后的汤始居亳七十里之地的北部边界，闻喜汤王山北边的葛寨，就是所谓的“葛伯阻兵处”也就是商汤居亳练兵汤王山的一个屯兵点，而平陆葛赵村为古葛国的西南边界，垣曲黄河北岸的寨坪葛伯寨就是商汤居亳，从先王居，与葛为邻的葛国中心城池“葛伯寨”。在《太平寰宇记》《读史與地纪要》《大明一统志》《平阳府志》《山西通志》《垣曲县志》等等典籍里面记载的“亳城、舜井、葛伯寨”等等都是明确记载的垣曲古迹。古代垣曲疆域，东边包括今济源邵原和王屋山，西边与绛县闻喜夏县平陆交界，北边有绛县、翼城、沁水、阳城。南边以黄河北岸为界，而晋国瓠邱，阳壶故城和邵郡邵州的管辖范围南边包括黛眉山北边的黄河南岸沿河地带，即今天的河南渑池和新安县的沿黄地区。 确立喾亳之都，才是真正的确立汤都亳城三亳之地的根本，但是汤都亳城的三亳之地不是周成王二次伐殷，灭蒲姑，灭奄，迁奄君于蒲姑，成王践奄，伐徐夷淮夷，迁殷遗民于洛置三亳坂尹的“洛邑三亳”，也不是班固所说的“偃师尸乡西亳”，更不是皇甫谧说的偃师为西亳、谷熟之亳为南亳，北蒙之亳为景亳和北亳，当然也不是王国维穷尽清宫藏书而认为的偃师西亳，谷熟南亳和曹县之亳为北亳和景亳。曹县之亳，是周成王二次伐殷践奄之后，命鲁侯齐侯迁殷庶民于鲁，山东齐鲁大地上的曲阜附近䣍城、青州附近的薄姑、曹县之亳、莘县之有莘氏之国，都是周成王命鲁侯齐侯迁殷庶民于鲁的产物，是从山西垣曲的亳清河流域的喾亳、汤都亳城、嚣都之地的南亳、英言北白鹅遗址附近的奄都以及垣曲东塬东侧的西阳河流域的蒲掌(蒲原故县和大戊五十八城蒲姑之地)迁徙而来，是殷商被武王伐纣之后的周成王二次伐殷践奄之后的殷庶民，当然不是什么景亳、汤都亳城和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的喾亳之都也！在这些地方能够发现殷商的先商时期的出土文物才是滑天下之大稽了！被迫东迁离开故土的殷庶民当然不会有殷商先祖时期的宝物可以随身携带，也不可能把帝喾高辛氏和商汤等等的帝陵带了去，而只能以衣冠冢甚至是一个后世纪念的土丘来作为对故土和古帝的纪念物罢了！帝尧有八十一疑冢，河南商丘作为周成王二次伐殷践奄，杀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之后，封微子启居商丘建立宋国，有一个帝喾陵和帝喾庙有什么奇怪的吗？但是把这个当做帝喾高辛氏居亳和商汤居亳之地的“定海神针”，怕是姬周后人都要笑翻了，而真正的帝喾高辛氏居亳和商汤居亳之地九王居亳二王居嚣三王居奄之地湮灭在历史尘埃之中，谁最心疼呢？！ 非常诡异的事情是在清代的康熙、乾隆、光绪三个版本的《垣曲县志》当中，不仅是一步步的否定垣曲之名起源于隋唐，兴盛于宋，而且把舜帝故里古负夏城和舜井以及垣曲县衙有景亳亭，垣曲有亳城和汤都亳城之地上下亳城和汤王坪，有元代所立“殷商烈祖成湯聖王居亳故都”碑等等都说成什么附庸风雅之事，极力否定垣曲是舜帝故里以及汤居亳，连杜甫逃难时经过垣曲白水彭衙而做诗作，都极力否定前代的记述，以为杜少陵不曾经过垣县故县的白水彭衙，那么垣曲古代的亳城、白水、清廉、蒲原故县，长泉故县，裨邵之类地名又作何解释呢？可见自西周至秦汉而到清代，歪曲历史事件的真相，掩盖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喾亳和商汤居亳之地汤都亳城之地上下亳城，以及殷商奄都、蒲姑、嚣都之地也在垣曲的真相古已有之，甚至是当权者的有意为之。如果说汉唐宋时期是害怕别人知道垣曲是铜都迁都和处于黄河漕运水路与太行山八陉之一的轵关陉古道的交汇处的战略位置极端重要的秘密之外，那么还有什么其他更重要的原因和隐秘不便示人呢？然而历史不容歪曲，黄河小浪底水库蓄水前的一系列在垣曲亳清河流域和沇西河流域的抢救性考古发掘，终于可以让历史的真相不容掩盖，但是作为学者和考古研究人员研究和解密这些发生在垣曲的重大考古发现，依然是有为古人和尊者讳以及畏首畏尾欲言又止的吞吞吐吐，一直把班固所著《汉书·地理志》和杜预注曰“杜有亳亭”，把皇甫谧之类的三亳说，以及康熙字典的亳字解释，王国维之类的三亳说等等作为圭臬，把郭沫若说过的“郑州商城遗址疑似嚣都之地”，甚至是老一辈考古学者的一些假说(比如说河南二里头遗址夏都说和山东是殷商先祖之地)当做圭臬而一错再错，在班固皇甫谧之类构筑的错误的亳说“历史陷阱”里面前赴后继而乐此不疲呢？！如果说不能直面历史真相，那么再多的著书立说除了继续贻误后人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山人注 商丘帝喾陵二、“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商都何在？ 张衡《西京赋》中说：“殷人之屡迁，前八而后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这里说的“前八”是指成汤建国前之八迁，“后五”则为成汤建国后之五次迁徙。纵观殷商的兴亡史，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其都邑频繁迁徙，这些商都都在那里？商代纪年大致在公元前17世纪末至前11世纪初，但在夏代很长时期内，商人已立足于豫、鲁、冀之间，选择近水源宜于农耕的河流两岸或沼泽边缘建立聚居点。《尚书·书序》说商建国前，“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建国后“自汤至于盘庚五迁”。关于成汤之前八迁的具体去处，已无明确的文献记载，史学巨擘王国维曾对此作过考证，指出了“八迁”的具体方位，但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共识和考古学上的证实，自然难成定论。成汤之后的“五迁”，虽有文献记载，但又不尽相同，如可信度较高的三种文献《尚书·序》、古本《竹书纪年》和《史记·殷本纪》，其记载就有差异。由于文献说法不同，汉代之后的研究者也就众说纷纭，难有一致的结论。不过这个争论主要针对各王迁徙的具体方位而言，对总体上的“后五”并无非议。通谓前八迁是：一、契自亳(河南商丘一带)迁居蕃(山东滕县)；二、昭明居砥石(河北元氏县南槐河)；三、昭明归商(河南商丘一带)；四、相土迁东都(山东泰山下)；五、相土复迁商；六、上甲微迁殷(河南安阳)；七、殷侯(在夏孔甲时，不详何人)归商；八、汤居亳。 这一时期的迁徙活动范围，大抵在冀南及豫北平原，至鲁中部和南部低山丘陵的河谷地带，位于“有夏之居”的东偏北部，其东南方是夏代东夷之淮夷所在。商人迁徙距离有时相当远，《诗经·商颂·长发》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从豫东进迫东部滨海地区。商汤灭夏，建立国业后，都城仍屡次迁徙。商代有前后五迁，立过六都，如下：一、汤居亳；二、中丁迁隞(也称嚣，河南郑州商城，一说郑州西北石佛乡小双桥商代遗址，一说郑州荥泽敖山，一说陈留浚仪，一说山东洙、泗上游)；三、河亶甲居相(河南内黄)；四、祖乙迁邢(也称耿，河北邢台，一说河南温县沁水之南)；五、南庚迁奄(山东曲阜，一说河南安阳东南)；六、盘庚迁殷(河南安阳殷墟)。商代立国后有五迁，建有六都：亳、隞(嚣)、相、邢(耿)、奄、殷。除了汤始居亳的商代第一都“亳”外，主要出现了两座伟大的商都——郑州商城、安阳殷墟。如今，安阳、郑州均以商都之名成为“中国大古都”。成汤在古商国都城亳建立商朝。亳，为第一商都，称之为大邑商、天邑商。早日确定亳都意义重大，这也将是当之为愧的“中国大古都”之一！ ◎书虫皇甫谧，编纂古书而有了荒谬绝伦的“三亳说”，书痴王国维也穷尽典籍总结了新的“三亳说”，但是他们都是闭门造车，在故纸堆里面打滚儿。更有他们根本没有接触到真正的汤都亳城之地上下亳城和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喾亳之都到底在哪里。山人有幸出生在黄河北岸的垣渑盆地和中条山东端南麓的汤都亳城之地上下亳城和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的喾亳之都附近也。在知天命之年之前，从军三十一年，虽然说在十几岁之前是在家乡山西垣曲古城度过，但是一直是在求学途中艰难跋涉，最终经历了运城康杰中学的三年高中学习以及在陕西三原空军导弹学院原址的四年苦读，后来在北京周边部队服役，经历了国外学习以及在全国各地的实战演习与实弹射击等重大任务，也少有闲暇顾及发生在家乡的事情。而2017年自主择业之后，有了时间实地考察和探访发生在垣曲的那些远古故事传说和考古发现遗址，浏览各种各样的相关话题资料和典籍记载，梳理出以《竹书纪年》的记载为脉络的殷商故事和殷商迁徙之谜，以及帝喾高辛氏居亳和相关的考古发现以及典籍记载和神话传说故事，将这些历史事件的脉络进行仔细的对比研究，窥探到了殷商先祖八迁之地与后五迁之地的脉络轨迹，也隐约觉察到了五帝时代到夏商周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晋魏秦的兴盛秘史就隐藏在对《竹书纪年》的深入了解和解读之中。找对了路径再对远古时代的历史发展与传承脉络之谜进行研究解读才能事半功倍，而从重重的历史迷雾之中窥探到历史发展的脉络和历史事件的真相。否则只能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而以后世之亳和诸葛诸莘来解读殷商先祖的发展史和迁徙之谜，把夏商祖源之地排除在外而言殷商和商汤居亳伐夏故事，只能是无稽之谈和违背基本的常识了！——山人注 殷墟河南安阳三、“寻商探宋，追梦未已”，期待早日揭开“亳都”数千年史谜 寻商探宋，追梦未已。张光直先生及中美联合考古队1990开始在商丘长达8年的寻商探宋，虽没有寻找到典型的早期商文明遗存，但经过几年的勘察和钻探发现了宋国故城，为寻找早商和先商都城和聚落遗址提供了极有意义的线索。为了纪念中美联合考古队和张光直在豫东商丘考古发现宋国故城20周年，2017年9月23日至24日“豫东考古与夏商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商丘举办。 “张光直先生把中国考古带向了世界，他最大的梦想是豫东商丘的考古项目。今天，张光直先生还与我们在一起！”中美联合考古队中方队员唐际根说。中美联合考古队美方队员荆志淳在《商丘记忆——宋城的发现与勘查》的学术发言中谈到：“张光直教授根据古籍和近代学者的考证，认为商丘是商昭明以降11个先公、先王的经营地，因而动议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组成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商丘进行多学科的田野调查，探索早期商文明的发展历程。 张光直于1990年春到豫东作了短暂的实地考察，从而开启了中美联合在商丘地区进行多学科的考古调查”。数座城叠压，基址两千多年不移，验证了张光直先生的观点：“不同于西方突变、断裂的文明发展模式，中国文明呈现连续性模式。既然睢阳城址数千年不移，我们有理由相信，西周初年，周王朝之所以将微子启分封于商丘，是在承续先商的根基”。商丘(宋城)不仅是宋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宋国头等的商业城市，其规模宏大。据相关资料记载，宋城当时人口约在10万人以上，聚居着本地众多手工业工匠和外地商人，专门设有贸易市场，百工居肆，店铺林立。宋国经济发达，宋国人善于经商，在继承与发展殷商文化，特别是商业文化方面，功不可没。 2017年年初，郑州新郑的郑韩故城首次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城门和瓮城。 宋国故城示意图河南商丘 商丘汤王台南亳故地 曹县汤王陵北亳故土 商都迁徙示意图南亳位置示意图(略) 群众期待着，商丘的宋国故城的考古发掘工作能继续向前推进，宋国故城的城墙、城门、宫殿遗址、出土文物等方面能有重大考古发现，并能建成一处“宋国故城遗址公园”，从而成为商丘数千年商宋文化的有力考古见证。以此为基础，继续张光直先生及中美联合考古队“寻商探宋”的未竟事业，将暂时搁浅的寻找早商、先商的都城和聚落遗址的“商丘商文明考古探源工程”继续下去，为商丘能申报成为“中国大古都”创造有利的考古依据和条件，何时揭开商朝第一都“汤所居之亳”的数千年史谜的神秘面纱？（供稿：白鹏） 气候变迁，与蚩尤被炎黄擒杀、大禹治水成功、商王迁都的逻辑关系理性成熟与理性自负2022-12-26 15:37黑龙江 气候变迁，造成族群迁徙、碰撞、融合；气候变迁，导致洪水泛滥，而治水推动了社会组织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促进了中原地区国家的最终形成。 正如苏秉琦先生指出的那样：“从陶寺到夏商周，中原地区国家的最终形成，主要是在从洪水到治水的推动下促成的，这是超越社会大分工产生政治实体的推动力”。 1、蚩尤被杀 《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炎、黄部落原本生活在陇西渭水流域的姜水和姬水沿岸，而以蚩尤为首领的东夷部落生活在今山东，炎黄与蚩尤为何会战于涿鹿之野(今河北涿鹿县东南？)这与气候变迁有重要关系。 距今7200年至6000年，是全新世大暖期中最稳定、最温暖的阶段，也称大暖期盛期。同时也是中国东海平面抬升最快，从而西侵内陆最深远的时期，距今7400年时，渤海的海岸线已西至燕山、太行山脚下。距今约6000年时东海平面上升至最高，比今海平面高近15米左右，渤海湾海侵向西最远处深入到今河北沧州青县。 这与孟子说的“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与《史记》记载：“当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大体一致。 原本生活在渭水流域的炎帝、黄帝部落，逐渐东移至河南、河北地区，以炎帝为首的姜姓部落大体在太行山以东的河内地区，以黄帝为首的姬姓部落大约生活在嵩山一带。而当时由于渤海、黄海海平面抬高西侵内陆，蚩尤被迫率领东夷部落向西部高地迁徙，于是与向东移动的炎帝部落发生了冲突。蚩尤是东夷九黎联盟的首领，东夷集团实力强大，故炎帝部落战败。战败的炎帝部落又联合黄帝部落在地势较高的河北涿鹿与蚩尤部落发生大战，结果东夷部落联盟战败，蚩尤被擒杀。 根据考古和专家对古代气候变迁、地理形势研究，一些学者认为，黄帝大战蚩尤于涿鹿之野，学者们一直认为“涿鹿”乃河北张家口涿鹿县，其实应为今甘肃天水。《周逸书》称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山海经》称蚩尤作乱攻打黄帝，黄帝命应龙在“冀州之野”与蚩尤作战；《路史》称黄帝传战执蚩尤于中冀而诛之。 从《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发现，先秦的冀县大约在今甘肃天水，所谓的“冀州之野”正是半坡类型文化所在的渭水流域。在属于半坡类型文化的陕西华县的元君庙遗址和华阴县的横阵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大规模的多人二次葬，不分男女老少、也不分性别地葬在一起，一个墓穴中少则几人，多则近百人，极可能是因为炎黄与蚩尤大战有关。 根据历史地理和气候学家研究，距今7000年至4000年前，华北平原洪水泛滥，沼泽众多，不适于人类居住。为避洪水，人类被迫居于高处，形成“高台文化”的特点。因此，古人也不会为争夺沼泽地和洪泛区而大动干戈。 笔者以为，把涿鹿之野定位于甘肃天水一带，是一种玄想。对于生活在山东的东夷集团而言，向西迁徙至适于定居生活的地方足矣，之后逐渐向西扩张亦有可能，但没必要也不可能到达遥远的甘肃天水一带。 黄帝为姫姓部族(白狄)首领，居住在今陕西省和山西省的北部，兼跨今内蒙古阴山山脉以南的一些地方，对应老虎山文化与朱开沟文化；炎帝为姜姓部族(包括西戎或姜氏之戎)首领，居住在今甘肃、青海一带，以及今陕西关中地区，应是渭水流域的土著，对应的是客省庄文化、马家窑文化晚期。西向的东夷集团如何能穿越和突破炎帝、黄帝部落的领地而到达甘肃天水一带？ 一些学者还认为，炎黄与蚩尤大战后，炎帝与黄帝之间又发生的激战，炎帝失败，半坡文化从此衰落，黄帝族的庙底沟文化空前兴盛。在晚于半坡类型的文化中，陕西渭南县史家遗址和姜寨遗址二期出现了更大规模的二次葬，前者43个土坑中葬了730人，后者189个土坑中葬了2194人，这是一场更为残酷的战争，这场战争发生在距今6400年至6000年之间的战争与古文献上的炎黄之争是吻合的。 濮阳县西水坡墓很可能是蚩尤之墓。1987年5月，河南的考古人员在濮阳县西水坡发掘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房址和墓葬。在已发掘的墓葬中，M45号规模最大，长达4米多，形制特别，是头圆脚方的所谓古代的“盖天”之形。墓主为一身高1.84米的壮年男子，仰身直肢，头南脚北，与之同葬的还有三人，分置于东、西、北三面的小龛中。墓主两侧分别用蚌壳摆塑了一龙一虎。墓主人的胸骨、脊椎大部分缺失，左手自前臂中部断折不存。在南部还有两组蚌塑，三组之间各相距20-25米。第二组为龙与虎的合体，虎背上有一鹿，龙首有一蜘蛛，龙口前方还有一圆球。第三组为一人骑于龙背上，又有一虎头作奔跑状。尽管没有发现随葬用品，但其特别的墓制、用意深刻的蚌塑人殉等特点，说明了墓主人非同寻常之辈。 王大有先生根据《山海经》等古籍和《苗族古歌》等民族学资料，初步认定这位身材魁梧又身体多处受损的人，就是史籍记载的兵败轩辕黄帝的为苗人一直纪念着的祖先蚩尤。他复原了蚩尤兵败、受刑死亡和秘密下葬的情景： 距今6500多年前的十月里的一天，蚩尤兵败被俘，于刑场上受尽了非人的折磨：脊柱折断，身体碎裂。蚩尤余部最后抢走了尸体，偷运至今西水坡秘密下葬。因为事发仓促，于是无任何随葬用品，三位青少年自愿殉葬，随主而去。人们还用蚌壳堆塑了三组动物图像，以颂其功德。下葬这一天，正是冬至前十八天，苗人于是确定这一天为国难日，直至今日仍为苗人所纪念。 这段历史可能是这样的：蚩尤先与炎黄联盟战于华县，兵败被俘，受刑分尸而死，尸体被偷运至河南西水坡秘密安葬，后冈类型即本属于半坡类型的蚩尤余部从渭水流域逃亡至河南濮阳与当地土著融合而成。若干年后战争又起，这一次是炎、黄大战，最后以炎帝族的半坡类型失败、黄帝族的庙底沟类型胜利而告终。第一次战争留下了华县元君庙和华阴县横阵的多人从葬，第二次留下了渭南史家和姜寨二期中央广场上的多人从葬。 蚩尤率部西迁至今河南西北、山西西南部，并与东进的炎帝、黄帝部落发生冲突最有可能。蚩尤大败炎帝，东夷集团开始向渭水流域的关中地区延伸，遂有炎黄与蚩尤战于华县。 ◎据《解州志》记载，解州古称涿鹿，在运城解州盐池附近的虞坂古道旁边有阪泉，黄帝与蚩尤阪泉之战即此。运城解州盐池南岸有蚩尤村和蚩尤城。不论是黄帝与蚩尤阪泉之战，还是炎黄涿鹿之战，都是以争夺古代的运城解州盐池的食盐与中条山地区的铜铁煤资源为焦点。中条山西端的芮城西侯度遗址发现距今243万年前的人类用火遗迹。夏代昆吾氏即祝融己姓和尧帝时的炎帝神农氏后裔姜姓四岳许由昆吾氏之国之地，在运城解州盐池和中条山地区的平陆一带。尧帝访贤与许由见面的萁山和洗耳河就在平陆。商汤居亳伐夏的“韦顾既灭，遂伐昆吾及夏的鸣条之战就是发生在夏县与闻喜间的鸣条岗。“舜帝四十九年居鸣条，五十年，帝陟，卒于鸣条苍梧山，遂葬焉，今海州”。即山西运城北相舜帝陵，此鸣条苍梧山与商汤和夏战于鸣条的鸣条岗属于运城解州盐池北边的土丘长岭，东至闻喜夏县一带，西至解州和永济一线。而海州就是解州古称，黄帝遇风师于海隅，得力牧于海滨之地就是运城解州盐池，古称西海。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蚩尤三苗九黎和炎帝神农氏部落战败之后，南迁至荆楚之地，北迁至河北石家庄和保定一带。蚩尤三苗九黎有无西徙东移，也可商榷，但是认为蚩尤战败之后再悄悄迁至河南濮阳安葬值得商榷，以炎帝神农氏部落起于陕西姜水，黄帝起于姬水，而且二者都是少典之子，有把历史发展进程扁平化和捏合炎黄部族一家人之嫌。炎帝神农氏部落也许经历了数千年，何以见得河南濮阳的发现就是蚩尤？陕西渭南地区的大型殉葬地就是蚩尤三苗九黎部落？熊耳山在河南灵宝一带，黄帝轩辕氏怎么就以洛阳东南的嵩山为中心了？张家口的涿鹿就是炎黄涿鹿之战之地了？古代的历史演变与族群迁徙，地名与之随迁也，以不忘故地祖源之意，不能把什么事情都安在后世迁徙之地来解读，否则很难自圆其说。——山人注 　　2、大禹治水 《竹书纪年》记载，帝尧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六十一年，命崇伯鲧治河；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史记》记载，禹平水土，已成，帝舜赐玄圭，赐土姓。史家认为，禹治水成功，与禹以疏浚导水为主、壅堵为辅的治水方法有关，与禹有很强的号召力、组织力有关，与禹以身作则、殚精竭虑治水有关。其实，禹治水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禹占有天时。 《中国历朝气候变化》指出：气候重建结果表明4.2～4.0kaBP气候事件的结束时间，亦即气候好转的开始阶段，在测年误差范围内恰好对应于传说中大禹成功治理洪水的开始。二者在发生时间上的一致性表明，大禹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制服洪水，可能得益于气候的好转。研宄表明，从冷期向暖期的转变往往是快速、突变的。如格陵兰冰芯氧同位素记录的气温变化表明，在新仙女木事件后的快速转暖过程中，气温在短短的20年左右上升了6一7℃。青藏高原东缘红原泥炭沉积物的记录非常明显地揭示出4.OkaBP事件之后的气候快速回暖。 古本《竹书纪年》记述舜任首领的晚期（舜四十七年冬），“陨霜，不杀草木”，《吕氏春秋．应同》亦载：“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 因此，自然证据和文献证据均表明4.OkaBP事件后的气候好转可能发生在舜晚期至大禹受禅时。一旦气候好转，气候带北移，季风降雨正常化，植被恢复，洪灾自然减少或消弭。但先民们不可能知道这些知识，由于饱受洪灾，他们更注重结果。 大禹恰在舜在位晚期气候好转时负责治水，后又担任部落首领，故洪灾的减少归功于他自然顺理成章，大禹也就相应地在传说中被演绎成“疏通九川，开辟九州”的伟人。这可能是鯀、禹治水传说背后的历史真相。 　　3、商王迁都 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商从始祖契至成汤期间迁徙了八次，即契自亳迁蕃，昭明迁砥石，昭明迁商，相土迁商邱，相土迁泰山下，又复归商邱，商侯迁殷，殷侯迁商邱，汤始居亳。后五次迁徙为：仲丁迁于嚣，河亶甲居相，祖乙都邢，南庚都奄，盘庚迁殷。盘庚迁殷之后，商人的都城就再也没有迁徙过。 殷人屡迁与水患有关系。蔡沈《书集传》说：“自祖乙都耿(邢丘)，圯于河水，盘庚欲迁于殷(今河南安阳)”。盘庚为说服商民迁徙说：“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无定极。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殷人因躲避水灾而屡迁。事实上，因为水灾，殷人的生存空间和环境也受到一些游牧民族的挤压，因此，即使殷人的生活受水灾影响不大，也会被迫迁徙。 《中国历朝气候变化》一书的作者认为：3.5ka~3.3ka BP的降温事件有可能加剧了中商时期的不稳定。首先，气候转冷可能使得中原地区降水增加，洪水灾害发生的频率增大，损害了商代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性。其次。冷期时，中国北方干旱化加剧，生活在农牧交错带地区的游牧民族南侵中原的可能性大为增加。考古证据表明，在北方农牧交错带或季风边缘地带，北方青铜文化系统的出现与二里岗文化南退时间几近一致，表明商王朝可能正在遭受农牧民族南侵的威胁。 3.5ka BP以后，中国气候转冷，并持续了约150年。当时，东南夏季风显著减弱，季风锋面雨带南移，黄河流域多雨，极端气候事件频次增加，气候状况与尧舜禹大洪水时代(4.2ka~4.0ka BP)相仿佛，从而导致殷人的频繁迁都。 余永梁先生说，商是东方民族，发祥地是山东。契至成汤凡八迁，都在山东境内。至汤迁亳，今山东曹县南二十余里。仲丁迁于嚣，今郑州荥泽县西南十七里。河亶甲居相，在黄县东南十三里。祖乙迁于耿，今顺德府属。盘庚迁于殷，今安阳。渐渐由东方向中部移动，后更渡河而居。大约牧畜时代迁徙无常，到盘庚迁都河北后，《竹书纪年》所说的“自盘庚徙殷，至纣之亡，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大致不错。商中叶社会已有了很大的进步，由游牧的进为农业的社会：庚盘以后不迁徙的原由，要以这个社会的情形为主因。 学者程洪认为：历史上，北方农牧交错带是农业文化与牧业文化多次交替的地区，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研究表明，如平均温度降低 1℃，中国各地气候相当于向南推移了200~300千米；如降水减少100毫米，中国北方农区将向东南退缩100千米，在山西和河北则为500千米。 气温变化与粮食产量的变化也有一定规律可循。学者张家诚的研究认为，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年平均温度变化 1℃或降水量变化100毫米，中国粮食亩产将分别有 10%的变化。 由这些规律性现象，我们完可以推导出天气转冷必然压缩了商王朝及其周边各方部族的生存空间，生存空间的缩小必然导致这一时期各方的反叛和商王朝对外战争的增多。 “治河古无良策，殷商五迁，半因河决”。盘庚迁殷后，商都西倚太行山，东连华北平原，有了可以避开洪水的区位优势，商民从此告别了因水灾而“荡析离居”的生活。此后200年间又恰逢“殷墟暖期”，殷商由游动畜牧时代进入定居农业时代，迎来了农耕文明新曙光。 到了商末又出现了“峣山崩，三川涸”，严重的地质灾害(大地震)和旱灾，导致“河竭而商亡”。严重的地质灾害和极端天气，必然导致民众生活处于困境，而商纣王又穷奢极欲、荒淫无度，糟蹋民脂民膏，百姓必然与其离心离德，叛商附周，商朝覆亡不可避免。 ◎殷商八迁和五迁之地，此文所说皆以《史记》五迁和王国维八迁之说为据，其荒谬之处前文已有评说，不多赘述。但是既然是以气候变化论述，何以把夏少康时期商侯冥治河，居鄍城这样重大的事件漏叙而不知其何所据也。商侯冥治河，前后二十三年，且商侯冥死于河。比之帝尧陶唐氏时期共工氏治河、鲧治河九年无功，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其功劳更甚也！商侯冥治河居鄍城在平陆，祖乙居耿城庇，在山西河津，殷灭皮氏在河津，殷侯微借河伯之师灭有昜，河亶甲自嚣迁相，彭伯克邳，征班方姺人来宾，除了气候原因之外，殷商八迁和后五迁大多都与战争有关。也有迁居先八迁之地和祖源之地的缘故。不做全面的分析考证，而以单个的因素叙事岂有不偏颇之理耶？——山人注 神秘的东方古国：奄国都城在不在曲阜张帅陈晶 历史上的奄国，存续于商周之际，是东方的古老国度之一。奄国与曲阜相联系，主要有两个史实：南庚迁奄和周公践奄。 南庚迁奄的史实出自《古本竹书纪年》，其中还有阳甲居奄和盘庚迁殷的记载。奄曾经是商朝的国都，南庚将商都从庇(今山东郓城)迁到奄，盘庚从奄迁到殷(今河南安阳)，加上其间的阳甲，奄作为商的都城共历经了三位商王。 自商第十任君主仲丁，到第二十任君主盘庚期间，五迁商都，这与历史上商朝的“九世之乱”重合。商朝中前期，王位为兄弟相及，各方力量与贵族势力泛起，造成政治上的纷争与动乱，也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灾祸。随之而来的是王权的削弱，贵族势大，诸侯不朝，君王被架空。为扭转这种局面，才有了五迁其都的历史。后期父子相继的嫡长子继承制逐步确立，才从根本上减少了王位纷争，让王室内部稳定下来，所以迁殷后的270余年未再徙都城。 南庚迁奄除了这个大背景以外，还有一种说法是：奄是商的东方侯国, 南庚在继位商王之前, 已先受封于奄。南庚即位不愿到庇地去，便以其故国奄地作都。王位的继承上，南庚之父沃甲传位侄子祖丁，祖丁传位南庚，南庚后阳甲、盘庚都是祖丁的儿子，祖丁的家族应该聚集在庇附近，即位者更倾向于在之前的封邑或势力所在建都，所以这一时期商代的都城一直在摇摆。奄为商都承上而启下，盘庚在此即位，成为商代下启二百余年安定局面的转折。 《古本竹书纪年》中，并没有奄国在曲阜的记载。将奄国与曲阜建立相联系，是后世据《左传》《尚书》等古文献推定的。 《左传·昭公九年》记载，周武王克商之后，周王朝把疆域拓展到蒲姑(今山东博兴)、商奄，此时的疆域拓展，更多是象征性的。为稳定局面，武王对叛商或臣服的诸侯加以褒封，所以武庚仍在殷封商君，由管叔、蔡叔、霍叔监之，其他各诸侯国依然拥有一定的势力。 《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除褒封先圣王后裔外，更将重臣分封在新开拓的东方诸国，这既是对功臣的褒奖，也是周王朝继续平定东方的政治布局。但武王不久驾崩，成王年幼，遂周公辅政，引出了东征践奄之事。 周室初定，成王年幼而立，由周公总理国政, 辅佐成王。在稳定周朝统治的过程中，周公拥立幼主，破除流言，居东治乱，而后进行的东征，对稳固周王朝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周公以成王的名义平定了武庚之乱，破除了三监势力，随后继续向东讨伐，灭蒲姑，伐淮夷，践商奄，王朝才得以安定。由于周公辅政，周公之子伯禽代为就封鲁国为鲁候，管辖原来的商奄之民，颁布了新的法度，“少昊之墟”的中心曲阜成为鲁国的都城。从这里可以得出，伯禽封鲁后接管了部分商奄故地。 这些文献中，商奄与曲阜始终是分开的。因伯禽就鲁将“因商奄之民”和“封于少皞之虚”记于一处，才引出了奄国与曲阜的联系。 东汉以后，《说文解字》《后汉书·郡国志》等文献，渐将鲁国与古奄国画了等号。而后，奄国、奄中、鲁国、鲁都的概念，在一些古籍文献中杂糅在一起。尤其是出现了奄里、奄城的说法之后，奄国、奄里都与曲阜建立了联系。到清代，奄里、奄城在曲阜的说法援为定论。 考古勘探中，1973 年在兖州李宫村出土了有铭文“索刂”字的一组青铜器，“索刂”字代表了鲁公所分的殷民六族中的索氏。因为鲁国是在奄国基础上建立的, 所以索氏就应该是奄民遗留的一部分。而索氏在李宫村，可见殷民六族的分布范围就在这一带, 因此奄国也应在这一带，也就是曲阜附近。 那奄国的都城在哪里呢？根据目前的考古结果，奄都遗址在今天曲阜市区的范围之内是没有的。近年的考古，发现的也仅是一些一般商代遗迹，与侯国的层级相差较大。但滕州前掌大的考古发现，却很有指向性。前掌大遗址离曲阜相对不远，是一个很大的商代墓葬群, 而这个墓葬群出土的东西，完全够达到一个商朝重要诸侯国的水平，且与殷墟考古发现相互印证，这个地区应与奄有一定关系。 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周代的鲁国存在着曾经的商代奄国。王朝的更迭中，古奄国和旧奄民已经成为周鲁的一部分，奄与鲁有了不可割裂的关系。曲阜作为周鲁故都，很可能原来就屹立于商奄故地之上，因为时间久远，史籍记载不丰，考古勘探中又暂无定论，还没有找到曲阜就是奄国国都的证据。可以肯定的是，奄国国都即便不在曲阜，也相去曲阜不远，未来的考古发现一定会有一个准确的结论。 ◎山东曲阜附近没有发现早期殷商遗迹，也没有发现奄都的考古依据，但是发现了殷商时期的大型墓葬群。这个大型墓葬群的年代是怎么样的呢？是武丁时期的还是盘庚东迁殷之后扩大地盘疆域而附属殷商的其他方国遗迹？比如说是东夷部族的遗址？少昊青阳氏名清，不居帝位以鸟纪官居西方，后来什么时候往东迁徙？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夷部族？这些历史事件的真相也是还需要继续探索。——山人注 仲丁商朝因自然灾害和宗室内斗而不断迁都未央长喟 2023.03.05 11:11 商朝是个距离我们比较遥远的朝代，存在时间是汤元年(前1600年)到周武王元年(前1046年)左右。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始皇才统一六国，商朝灭亡后800年左右，秦始皇才统一六国。 那么800年是个什么概念呢？清朝268年，明朝276年，元朝98年，宋朝319年，这几个朝代加起来，才超过了800年。 商朝距离我们实在是太遥远，因此要研究这个朝代，困难重重。只能从现有的部分史料以及出土的一些文物着手。 至于商朝迁都的事情，我们大致上可以从两本史书中找到答案，一本是《竹书纪年》，另一本是《史记》。 其中《竹书纪年》在春秋、战国时期编写而成，《史记》在西汉时期编写而成。所以相对来说《竹书纪年》更靠谱一些，但由于年代久远，资料不全，相对来说《史记》更加全面一些。 《竹书纪年》中，商朝迁都2次 夏桀残暴不仁，恰好商丘地区的商汤崛起了，他带着国人屡战屡胜，击败了夏桀，在亳建立了商朝。亳也就是如今的河南商丘！ 第一次迁都：第十代君主商王仲丁在位期间，开始迁都，他将都城从亳迁徙到了嚣，嚣大概在如今的河南郑州附近。 第二次迁都：第十二任君主河亶甲统治时期，又将都城从嚣迁徙到了相。相指的是如今的河南安阳境内。 《史记》中又补充了4次迁都历史 第三次迁都：第十三任君主祖乙将都城从相，迁徙到了耿。耿就是如今的山西河津。 第四次迁都：还是第十三任君主祖乙，迁都到耿的第二年，又把都城迁徙到了庇。庇就是现在的山东郓城北、范县东南一带。 南庚 第五次迁都：第十七位君主南庚在位期间，将都城从庇迁徙到了奄。奄指的是山东曲阜。 第六次迁都：第十九位君主盘庚在位期间，将都城从奄迁徙到了北蒙，也就是殷。殷指的是如今的河南安阳。此后长期以殷商代指商朝。 所以说，商朝实际上一共有6次迁都行为。但是由于祖乙在位期间，2年迁都2次，所以史学界只将其算作一次迁都行为，也可以说商朝共计5次迁都行为。 商朝为何要频繁迁都？ 先把具体情况，具体拿出来分析一下看看。 第一次迁都时，商朝已经过去了九代君王。这个时候第十代君王仲丁统治期间，商朝不仅国力开始衰败，而且宗室们开始为了争夺继承权互相争斗。 为了稳定宗室争权夺利的事情，仲丁才选择了迁都，将都城从亳迁徙到了嚣。可惜最后还是没能避免，他死后他的弟弟外壬夺取王位，从而拉开了“九世之乱”的序幕。 河亶甲 第二次迁都时，河亶甲在位期间。河亶甲是仲丁和外壬的弟弟，他夺取了王位以后，商朝内部矛盾就更尖锐了。 想想也知道，兄终弟及，居然取代了父子相传，事情不是这么办的！因此不少人反对河亶甲在位，他也是无奈，就把都城从嚣迁徙到了相。 第三次迁都时，祖乙在位期间。祖乙是河亶甲的儿子，这回总算是父子相传了。看样子王位继承的事情解决了，可自然灾害又来了！ 当时相遭了洪涝灾害，祖乙没办法，只好把都城迁徙到了耿，也就是如今的山西河津。在这里度过了1年的安稳时光。 第四次迁都时，还是祖乙在位期间。祖乙这迁都的第二年，耿又爆发了洪涝灾害，直接导致都城被摧毁了。无奈之下，祖乙只好再次迁都，从耿迁徙到了庇，也就是山东郓城、范县一带。 第五次迁都时，南庚在位期间。南庚在庇本来过得好好的，或许是由于外敌入侵的缘故，又或许是由于继承权的问题再次爆发，使得商朝的国力再次衰败。 殷商时期都城伪图商朝都城示意图 这个时候南庚想起了老祖宗们的老办法，继续迁都，这才将都城从庇迁徙到了奄，也就是山东曲阜。 第六次迁都时，盘庚在位期间。其实盘庚迁都了两次，先迁都回到了亳，这是龙兴之地。后来又迁都到了殷。 为啥又要迁都了呢？原来盘庚在位期间，商朝的国力继续衰败，再加上宗室内斗的情况再次出现，这使得盘庚不得不选择迁都来避免这些灾难。 从此以后，商朝就安逸了，一直到商纣王帝辛时期，长期都是以殷地作为都城。因此大家又称商朝为殷商。 自然灾害和宗室内斗是商朝迁都的重要原因 盘庚在迁都之时，曾经对自己的祖先迁都，有过这么一段评价：“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 也就是说商朝之所以频繁迁都，是因为遇到了灾祸。那么问题来了，这里的灾祸指的是什么呢？从上面的分析就能看得出来，主要指的就是天灾和人祸。 天灾大部分是洪涝灾害，这在当时是没办法避免的，所以只能靠迁徙改变命运。至于人祸则指的是宗室内斗，争夺王位的现象。 商朝疆域图 为啥迁都能避免这些情况呢？这才是事情的关键。 首先，一片土地耕种时间久了，如果不懂得合理耕耘，会导致这片土地的肥力下降。所以换个地方耕种，会有更多的收成。 其次，宗室们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在这个地方的势力就比较强大。迁都以后，大家都要从头来干，宗室们失去了原始积累，自然就不敢随便闹事了！ 再者，那时候爆发叛乱，简直太容易了。都城在同一个地方，时间久了很容易被人摸清楚内部结构，从而很容易搞定朝廷首脑。不断迁都，可以完美地化解这一点。 所以说，古人不会随随便便迁都，尤其是精通经商之道的商朝人，更加懂得精打细算。赔本的买卖人家可不干，迁都肯定是利大于弊的。发布于：山东 ◎此文讨论的殷商时期迁都原因，多臆想耳！至于提到的迁都之地，也多是以后世西周的周成王二次伐殷践奄之后，迁殷遗民于洛置三亳坂尹，命鲁侯齐侯迁殷庶民于鲁之后的所谓地名及居住之地，当成最初的殷商时期居都之地，错误百出，不值一驳，参见前文殷商八迁和五迁之地的分析与居都之地可矣。——山人注 频频迁徙的商邑，新兴商国的国土治理滦阳庶民 2020-05-30 18:41商代国土观念 成汤时，商人从豫东故地自东往西，逐鹿中原，灭夏朝，在河北、河南、山东之间的广大地域建立起商王朝。历经十七世三十一个商王的经营，商朝确立了“体国经野”的国土概念，四方诸侯方国的人来商邑朝贡开始成为常态。 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构基本表现为王畿、四土与四至三个层次，中心区称作“商”，轴心区域是为“商邑”，“四土”或“四方”，是王朝力量可控的周围占地范围相当广阔的疆域，分布着大小诸侯封国和一些敌对的方国。商代政治疆域 从商代考古学文化看，大体也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的文化范围： 一是最内圈，以黄河中游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洹北商城和安阳殷墟四点为中心及其附近地区，文化发展水平较高，文化面貌基本相同，即王畿区。 二是中心区外围，分布着许多与商文化有渊源关系的文化遗存，同时又是商文化与周围其他文化相交流、传播的中间环节，即商国的“四土”，是其政治疆域。 三是最外圈，文化特征既明显有别于商文化，又在许多方面表现出相同或相似因素，即商周边民族地区。建国前的八次迁徙 《尚书书序》说，商建国前“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这八次迁徙是：一、契居蕃（山东滕县）。二、昭明居砥石（河北元氏县南槐河）。三、昭明又迁商丘（河南商丘）四、相土迁东都（山东泰山下）。五、相土复居商丘。六、上甲(微)迁殷（河南安阳）。七、殷侯(在夏孔甲时，不详何人)复归商丘。八、汤居亳（山东曹县）。 商人的迁徙活动范围大概是在河北南部及豫北平原，至山东中部和南部低山丘陵的河谷地带，西南方向是夏人的活动区域，而东南方向则是东夷的活动区域。 ◎此处言说的所谓殷商时期的疆域和八迁之地，是以盘庚东迁殷之后的殷商时期中心地区叙事，附会穿凿早商时期以及商汤居亳之地的周边形势与王幾之地。实际上与炎黄涿鹿中原在古冀州之地的中原地区即河东大地和中条山地区毫无瓜葛。而且把王国维的所谓八迁之地说当做圭臬，而考古发掘在山东和河南等地均无早商时期的出土文物发现。故而不知其说何以然也！——山人注建国前商人君主世系 商人迁徙距离有时很远，如为了开辟新的生存环境，相土时的两次迁居，从豫东平原转向东部滨海地区。在东部地区商人与当地的部族之间的矛盾相当激烈。王亥向北迁徙至河北易水流域，被当地部族所杀，商人被驱逐，王亥的儿子上甲(微)不得不重新回到豫北故地。 《竹书纪年》卷上记载：“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这种迁徙居地的状况一直延续到成汤灭夏，商人建国后仍未停息。 ◎此处引用《竹书纪年》的说法，“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一是没有注明是夏后氏帝泄十二年，故意让人摸不着头脑。二是“有易”应该是“有昜”的错误抄写，中间少了一横，具体可以参照陶寺遗址出土文物的标记，有昜的“昜”字，可看作代表太阳☀月亮🌙和地平线的意象表意字，即日月所照的大地。有人说这是尧字，但具体所指应该是山西洪洞杨国故地，即有昜氏之地就是山西洪洞杨国故地。三是，引经据典有断章取义之嫌，原文前后文是“(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殷侯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中叶衰而上甲微复兴，故商人报焉)”。其前后事件的关联与真相就是“有昜氏对殷侯之子王亥进行了驱逐而杀死了王亥，王亥之中殷上甲微在四年后借河伯师伐有昜，杀其君棉臣，因而殷侯居有昜，为先商八迁之地之一也”。那么河伯是谁呢？居住何地？为何会借给殷侯上甲微军队去征讨剿灭有昜氏？有昜氏之地在哪里呢？这样的一系列关键问题。不解释清楚这一系列问题就是避重就轻的流氓行径，引而不述，引而不论，引而不证，无以正视听，沦为人云亦云的搬运工，嚼食他人牙慧而不思考问题的懒虫和可怜虫。河伯师应该是指河伯冯夷，前后文有“帝芬十六年，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冯夷居于弘农冯诩之间，洛伯用居于河洛之间。因此殷上甲微借河伯师伐有昜当是征讨山西洪洞杨国故地，而殷侯子王亥宾有昜就是进行解州盐池的贩盐等贸易。那时候的殷侯祖地居于何处还有待考证，担不应该是指河南安阳，夏有胤征，这个胤侯与殷侯是何关系？为何胤征之后再也不见胤侯出现？殷与胤字是否古代通用？皆是一个值得商榷考证的问题。关于殷商先祖八迁之地的考证，前文已有详细解析和叙述，此处不再赘述。——山人注建国后的五次迁徙 《尚书·盘庚上》说，自成汤建国后至盘庚，“不常厥邑，于今五邦”，这五次迁徙包括：一、汤始居亳，亳，经过现代考古后认为汤的亳都在郑州商城遗址。二、中丁迁于嚣，嚣，《史记·殷本纪》作隞，在今河南郑州，只住中丁、卜壬两代。三、亶甲迁相，相，故址在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在安阳东南隔卫河与安阳相对，只住河亶甲一代。四、祖乙迁耿，二年圯于耿，又迁庇，耿，《史记·殷本纪》作邢，在今河北邢台。庇，在今山东郓城北。这次迁都，据竹书纪年，共经过了祖乙、祖辛、阳甲、祖丁四代，时间最长。五、南庚迁奄，奄，山东曲阜，住南庚、阳甲两代。六、盘庚迁殷，殷，河南安阳小屯村。 考古发现的商邑已找到四座，分别为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洹北商城和安阳殷墟。“商邑”的迁徙，基本是在今河南中部偏北及河北南部一带范围之内。 ◎关于殷商后五迁，汤始居亳之地，以及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实地考察应该是山西垣曲亳清河流域，有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证据可以佐证。偃师西亳不是汤所都，更与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无关。仅是周成王二次伐殷践奄之后迁殷遗民于洛置三亳坂尹之地。嚣都之地应该是山西垣曲的古城南关洪庆观垣曲商城遗址，比之郑州商城遗址更具备居河上的地理环境，更与仲丁自亳迁嚣，征蓝夷，外壬居嚣邳人姺人叛的历史事件的关联性，垣曲商城遗址发现的“城门磔牲”遗迹就是铁证。河亶甲自嚣迁相，是为了克邳征班方姺人来宾，不是其他目的，更不是自仲丁出现九王之乱，也没有自河亶甲始殷复衰之理。祖乙居耿城庇之地在山西河津，河津古称龙门、耿城、皮氏，是与殷商先祖八迁和五迁之地割舍不断的血脉联系，隔汾河之南就是简狄有娀氏之墟和舜都蒲坂之地。司马迁和后世之人故意避之不知其何故也。司马迁言祖乙自相迁邢而不言居耿之事，何也？有人认为祖乙居耿，耿城圮，城庇，把庇城乾坤大挪移到了山东？古代的山东是殽山之东，河北是黄河北岸的平陆芮城为河北郡和河北县，不是现在的河北省，祖乙居耿在山西河津，是因为汾河发大水冲毁了耿城故地，何以见得就跑到了千里之外的山东去建立庇城了？山东庇城之说是不是周成王二次伐殷践奄之后，命鲁侯齐侯迁殷庶民于鲁的产物？山东曲阜是后迁至此的奄都之地的殷庶民，不是殷商时期的奄都，奄都之地在山西垣曲英言北白鹅遗址附近。至于安阳洹北商城和安阳殷墟，焉知不是都是安阳殷墟的范畴，何以见得它就是河亶甲自嚣迁相之地？相即桐，伊尹放太甲于桐之地是也，就是山西闻喜汤王山北边的后宫乡酒务头遗址。是征邳和征班方的前进基地。而祖乙居耿，命彭伯韦伯与河亶甲灭邳征班方之事前后呼应，河南安阳洹北之地何以因之？——山人注建国后商王世系商代都邑的迁徙 成汤立都西亳，是由东往西推进中原，以克夏征服新领地为行动原则。商的先辈们争夺领地时常常会造成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效果，成汤吸取了这个教训，改单纯征服为怀柔臣服的策略，众多诸侯开始归附商汤。 成汤革命之所以成功不仅仅是因为自身力量的壮大，还因为他凝聚了众多的异姓部族的力量。我们有理由相信后世诸葛亮七擒孟获之举便是从中获得了智慧。 《墨子·非攻下》记载：“汤奉桀众，以克有(夏)，属诸侯于薄，荐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不宾服。” 从中丁到南庚数代商王之间，商朝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相当激烈，历经九世之乱，平均每二十年都邑都会经历一次迁徙，其中包括中丁迁嚣、河亶甲居相、祖乙迁邢、南庚迁奄。这一时期，商王朝环境得不到治理，自然灾害频发，国力因此而遭到削弱，异姓部族开始脱离商朝的统治，于是不得不退回东方的豫东故地。 盘庚果断作出明智决策，在今安阳殷墟一带再建新王邑。盘庚迁殷后殷商的势力再一次西进，重新恢复殷商早期的势力范围。 夏代奉行内向型国策，夏代贵族统治集团通常都会选择收服民众巩固领土的策略；与夏代不同，商代选择外向型国策，以商人为主体，联合四方诸侯，向四方拓展。商代都邑的迁徙通常是商族整体的集体行动。 商代都邑的选择注重铜、锡等矿产资源的开发。商人除自己从事探矿、采矿、冶炼等，以满足矿业需求外，还会同临近殷商地区的各方国进行交易来提升经济水平。另外，还根据方便生产、生活，交通安全的原则，整体规划调整周围的生活环境。 偃师商城北依邙山，南临洛河，地势平坦，植被在当时尚未受人类活动多大破坏，土壤肥沃，时至今日仍是有名的粮食高产区。偃师商城建有城墙，城南是宫城区，建有工程浩繁的城区水系网络；城北是居住区和墓葬区，建有较密集的制陶窑址工程。通过总体城市设计，偃师商城不仅保证了城市安全，而且方便了生活。 网传歌曲《迁徙的游魂》截图商王畿的地域范围 《史记·吴起传》记载：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 商王畿区范围有多大呢？大致范围在河南中部偏北及河北南部地区。 商王畿的西界，南侧是孟门，疑似是《周书》说的武王伐商“观兵放孟津”所在；北侧是指太行山脉。 商王畿的北界，《史记》讲的“常山”，应指汉常山郡，治所在今河北元氏县西北，辖有内丘以北地，与井陉为邻，南部紧靠邢台地区。 商王畿的东界，河指黄河，古黄河由今河南郑州以西折向东北，流经濮阳以西。濮阳古属卫国，濮阳桑土是在商王畿东界范围内。 《汉书·地理志》记载：“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 商王畿的南界，与战国时期魏国的南部边界相同，在淮阳、鲁山一线。 商国的政治疆域，商国的“四土” 商王畿外是与商王朝政治关系密切、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的大区域，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或方国族落。 《汉书贾损之传》记载：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 商朝早期，王畿区以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为中心，直接控制着周围二三百里方圆范围，其政治疆域。北土沿太行山东麓向北延伸至河北满城、保定一带，东土及泰山以西和淮北一线，西土达陕西关中岐下一带，南土包括江汉平原，并进抵长江中游两湖及江西部分地区。 商朝中后期，政治中心北移至安阳洹北商城及殷墟。北土则已抵达燕山以南、河北中北部，西土北侧越过太行山脉，进入晋中汾河两岸，还跨越黄河进入陕北东部地区。但西土南段，虽一度抵及关中及川陕交界地区，随着周人在西土的崛起，商国势力范围渐往东退缩到西安以东地区。 商朝晚期，殷商对江汉地区的控制有所削弱。但南土扩展至江南江西地区，在东土则抵达除胶东半岛以外的山东境内及安徽、苏北地区，并逼近浙江部分地区。 商国的影响范围，周边民族地区 商代的影响范围，文献中也有记载。 《淮南子·泰族训》记载：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 东海是东部滨海地区，流沙泛指甘肃、内蒙等地的西北沙漠地带，交趾指南方五岭地区，幽都大致包括今河北北部燕山南北及辽宁部分地区。 甲骨文中所说方国大都分布在这一范围内。商代北方和西北方的主要方国，有孤竹、卢方、肃慎、燕亳、舌方、鬼方、羌方、土方、犬方、马方等等，西方和西南方有巴、蜀、楚、虎方、彭、濮、庸、越、瓯等，东方和东南方有人方、盂方、林方、莱夷等等，这些方国犬牙交错分布在商国的周边地区，一般均与商王朝有着间接或直接的交往关系，由此构成商国边疆地区相对独立的大小邻国。 值得注意的是，商代的政治疆域，没有明确的国界线，也没有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严格的行政隶属关系，但在王权控制的范围内，力量薄弱的部族方国，开始向大国臣服并纳贡，而大国也开始对进贡的方国履行保护的义务。在此基础上，周代的封建制度，在商代已有部分雏形。参考文献《尚书》、《史记》、《墨子》、《汉书》、《竹书纪年》、《淮南子》 ◎关于孟门，大禹治水开凿的孟门，即山西河津龙门，龙门山又称孟门山，不是洛阳附近的孟津，两山夹峙之地曰门，不是低洼渡口之地曰津，以孟津比附孟门，不知其意何也！把殷商的疆域局限于黄河以北和太行山以东的卧牛之地，不知其封闭和狭隘的眼光何其鄙陋也。这不是古代夏商周时期的征讨四方，四夷咸服，万国来朝的王者气象，而是裹脚老太太的窝里横和固步自封。何以有商汤居亳伐夏，敢为天下先的气势耶？把夏商周的地域疆界，局限于京畿之地，何以窥视古代帝王之胸襟之皮毛乎？《禹贡》就有五服之地的划分，后世之人何以鼠目寸光，还敢妄言君国之事耶？！夏商周时期，王师或诸侯征讨四方之处都不是天子之威播撒四方的地方吗？诸侯之国敢有不服王命而不惧征讨杀伐的锋芒将至乎？——山人注 商代国都的变迁：盘庚迁殷 商王朝从仲丁到阳甲，由于“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而出现九世之乱，国力大衰，“诸侯莫朝”，商王朝又一次陷入危机之中。 商王阳甲去世之后，传位于弟弟盘庚。盘庚，甲骨文作“般庚”。盘庚针对商民“荡析离居，罔有定极”的事实，于公元前1300年迁都于殷。此即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所载“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即盘庚即位之时，商王朝的国都位于黄河以北，而盘庚将国都迁到了黄河以南。 据司马迁的记载，这已经是商王朝第五次迁徙国都了。《史记集解》引孔安国曰:“从汤至盘庚凡五迁都”。《史记正义》也载：“汤自南亳迁西亳，仲丁迁敖，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盘庚渡河，南居西亳。是五迁也”。 ◎《史记·殷本纪》对殷商后五迁之地搅了一团浆糊，不能自圆其说，而《史记正义》的注解更是以《史记·殷本纪》之说，固化其谬说，尤其是隐匿了祖乙居耿城庇和南庚自庇迁奄，盘庚第五迁是自奄迁殷，剔除了错误的奄都之地曲阜说，却将周成王二次伐殷践奄故事和营成周的“丰功伟绩”给私吞了，更让奄都之地何在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竹书纪年》则对殷商后五迁以及前八迁之地有明确的线索，只是隐藏在整个夏商周的历史过程之中，需要我们总结归纳也。前文已有详细介绍和分析，此处不再赘述。——山人注 商代早期为什么频繁的迁徙国都？关于商人频繁迁都的原因众说风云，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水患说。这是传统的观点。当时人类才刚刚走出石器时代，跨进青铜时代，生产力不发达，人类征服、改造、利用自然的能力还比较有限。一旦发生天灾人祸，轻则家园尽毁，重则族群灭亡。早期的国家受各种自然灾害所迫，经常迁徙。商代因水患迁都在《尚书·盘庚》、《路史》等古文献中均有体现。现代一些学者也认为上古时期黄河经常发生水灾，为了躲避水患，殷人不得不多次迁都。 其二，游牧说。郭沫若先生认为盘庚迁殷以前商人还是游牧民族，发展游牧经济，故国都迁徙不定。盘庚迁殷之后转为农耕民族，发展农耕经济，故有了固定的居所。 其三，游农说。傅筑夫先生认为商代处于原始的游农阶段，当一块耕地地力消耗完之后就需要不断迁徙改换耕地，故不能从事于定居生活，这是早期农业社会共有的现象。王玉哲先生则认为盘庚迁殷之前商代是粗耕的游农经济，而之后变为定居的精耕农业。此外，翦伯赞、果鸿孝等先生则持类似看法。 其四，去奢行俭说。此说出现甚早，在《墨子》、《后汉书》、《盐铁论》中都有反映，如《后汉书》载：“昔盘庚去奢行俭于亳”、“易盘庚迁殷，去奢即俭”。一些学者通过对《尚书·盘庚》中盘庚对百姓训话的分析认为其主旨就是去奢行俭。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对殷墟考古成果的分析，认为殷墟一期文化规模小内容少，固然和新都初立有关，但也和盘庚提倡节俭有很大关系。 其五，政治斗争说。这是今人提出的观点，关于盘庚迁殷的原因，郭沫若先生认为是“阶级斗争”；李民先生认为是解决贵族和平民的斗争问题；黎虎先生认为是解决王位纠纷。 其六，生态环境说。李民先生改变自己过去的观点认为盘庚迁殷是由于人为因素导致的自然灾害。即人为因素破坏了生态环境，恶劣的生态环境反作用于人类社会，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引发了盘庚迁殷。 其七，军事原因说。一些国内学者及日本学者持此种看法，认为盘庚将国都迁到殷是为了更好的震慑西北少数民族，应对其带来的威胁。 有关盘庚迁殷的情形，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只有一百多个字的记载，即“帝阳甲崩，弟盘庚立，是为帝盘庚。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後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即阳甲去世以后盘庚即位，就这个时候商朝已将国都迁到黄河以北的奄，盘庚带领民众渡过黄河，将国都迁往黄河以南的殷，返回汤时的故都。从汤到盘庚国都迁徙了五次，没有固定的国都。商民怨声载道，不愿迁徙。面对这种情况，盘庚对大臣们说:从前先王汤和你们的祖平定天下，传下来的法度我们应该遵守。如果我们舍弃这些，怎么成就大业呢！这样，最后迁徙到黄河以南，都亳，实行先王的德政。之后百姓安居乐业，商王朝又一次复兴。因为盘庚实行汤的德政，各地诸侯也纷纷前来朝见了。 《竹书纪年》则只有五十个字的记载，即“盘庚，名旬。元年丙寅，王即位，居奄。七年，应侯来朝。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十五年，营殷邑”。盘庚，叫旬。丙寅年即位，即位之后居住于奄。七年之后，应侯来朝见。十四年，把国都从奄迁徙到了北蒙，就是殷。十五年，开始营建新都殷。 这些均不能让我们了解盘庚迁殷的情形，有关盘庚迁殷的情形，完整的保留在《尚书·商书·盘庚》中，盘庚一文分上、中、下三篇。据史记的记载，盘庚去世之后传位于弟弟小辛，小辛统治时期商王朝又一次走向衰落，“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 盘庚上篇是盘庚对执政者的谈话，虽然有“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等语，但由于执政者都是奴隶主阶层，故总体而言语气是温和的。 中篇是对民的谈话。民即奴隶主的奴隶，人身属于主人，没有任何自由，故对这些人盘庚声色俱厉。盘庚威胁这些人说“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即假如你们行为不善，不走正道，狂傲且不敬君主，投机取巧，阳奉阴违，我就杀了你们，还要杀掉你们的后代，不使你们的后代在新都繁衍生息！ 下篇同样是对执政者的谈话，进一步向这些人解释了迁都的原因，并对他们提出了希望。 盘庚迁殷是早商与晚商的分水岭，此后一直到帝辛的二百余年，商王朝的国都再没有迁徙过。盘庚迁殷以后也没有把这个地方叫殷，甲骨文中称其为“大邑商”，商朝也不称殷朝。公元前1046年周灭商以后，为了表示对商人的轻蔑，就以商王的田猎区“殷原”这个“殷”蔑称商人，商人就成了殷人，商朝也就成了“殷”或“殷商”。 殷都在周武王灭商以后尽为废墟，因此后世又称其为殷墟，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出11座商王大墓，以及大量的商代甲骨卜辞、青铜器、玉器等，为我们了解商代社会留下了丰富的资料。编辑于 2022-09-16 ◎早就已经有“盘庚东迁殷”的历史事件定论的歌谣。如果我们总是限于《史记·殷本纪》篡改“祖乙居耿城，耿城圮，遂城庇”为“祖乙自相迁邢”的谬论，不能确定祖乙居耿城庇之地就是山西河津龙门，也就是殷商先祖“殷灭皮氏”的先八迁之地，那么我们就无法将奄都之地居于山区而且是位于山西河津和河南安阳殷墟之间的基本定位，也就是殷商时期的宣方亘方和先方之地，也就是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的有辛氏之国和夏后启即位封庶子于莘的姒姓有莘氏之国就是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的有辛氏之国，而商汤居亳，汤妃有㜪氏也就是姒姓有莘氏之国和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的有辛氏之国，黛眉娘娘妊荒故里在垣曲英言北白鹅，这里就是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的范围，也是帝喾高辛氏居亳，古城亳清河和黄河北岸之间的寨坪莘庄地势低，易于被远古时代的洪水侵袭，帝喾高辛氏梦中与上帝理论，而将辛地地势抬高，名为高辛。这个传说已久的“帝喾高辛氏之梦”，当然是神话故事传说的成分居多，但是与之临近的垣曲东塬之地以及垣曲西塬麻姑山下的丰村遗址和陈村堡之地的帝尧陶唐氏之母陈丰氏之地却是比之要高处一大截，于是垣曲东塬之地就是帝喾高辛氏居亳梦想得到的“高辛”之地也。这里也是舜帝故里诸冯山舜龛附近的地方，而舜帝娶帝尧陶唐氏之二女娥皇女英，女英又名女匽，舜帝封子均于商之地或即此也。英言北白鹅遗址不仅发现了夺簋等等有铭文，而且出土的精美的铜盒即“匽姬的嫁妆”，还有太保匽仲做的“匽姬”甗甑等出土文物，揭示了这里就是舜帝妃子女英之子商均的封地，也是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的有辛氏之国和黛眉娘娘妊荒故里的关联性。虢仲居此正是印证了周成王二次伐殷践奄故事的奄都之地就在这里，与之临近的垣曲东塬东侧的西阳河流域的蒲掌就是大戊居亳，五十八年城蒲姑的蒲姑城旧地，也佐证了周武王和周成王两次灭蒲姑，周成王“二次伐殷灭蒲姑、灭奄迁奄君于蒲姑的历史事件的关联性，周成王居奄，伐徐夷淮夷，平定三叔之乱和杀武庚禄父之后，迁殷遗民于洛置三亳坂尹，营成周，命鲁侯齐侯迁殷庶民于鲁，周师灭唐，迁唐于杜”这一系列事件的关联和历史真相。如此重要的殷商奄都、蒲姑，以及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的喾亳和商汤居亳之地汤都亳城和仲丁自亳迁嚣之地的古城南关洪庆观垣曲商城遗址，都在周成王二次伐殷践奄和迁徙殷遗民于洛和迁殷庶民于鲁的历史进程之中被彻底毁灭和“残奄”，后来又在班固所著《汉书·地理志》以及皇甫谧之类的三亳说和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以及其他的经典典籍的叙事记载中被歪曲历史事件真相而湮灭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但是现代考古发现则将在这些历史迷雾中“拨云见日”，还历史事件的真相于天下。——山人注 商朝九世之乱与盘庚迁殷吾非吾·历史爱好者(持续进化中)商朝九世之乱与盘庚迁殷 太甲返回商都后，史书记载重新当政的太甲能修德，诸侯都归顺商王，百姓得以安宁。不管朝堂上的纷争花落谁手，只有百姓得到了切实的好处，这个时期在历史的定义中就是太平盛世。所谓君臣，所谓社稷，皆为天下安宁所奔赴。 太甲之后颇有名望的商王是太戊，这个君王为商王朝的长治久安做了好些个事情。比如启用伊尹之子伊陟担任国相，任用巫咸辅佐朝政，这个巫咸治理国家很有手段，存世《咸艾》和《太戊》两部著作。其中《咸艾》是总结巫咸辅佐政事的经验，《太戊》是记述太戊时期的历史，只是可惜二书均已失传。而伊陟担任商朝相国，积极协助太戊整顿朝廷纲纪，规范官员的行为和职责，使朝廷内部的管理更加有序，提高了行政效率，为国家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太戊曾在祖庙称赞伊陟，伊陟谦恭有礼，作《原命》，希望太戊能发扬夏禹、商汤的王道。于是这个时期，太戊在伊陟和巫咸的辅佐之下，本来开始衰落的商朝再度得以兴盛，各诸侯纷纷归顺商朝，后世因此尊称太戊为中宗。 太戊之后是仲丁，可是商朝自商王仲丁以后国势逐渐衰落。当时废弃嫡长子继位制度，常拥立诸兄弟和他们的儿子继位，他们常争夺继承权，造成商朝九代混乱，诸侯都不来朝见，史称九世之乱。 商朝中期，自中丁至阳甲的九代君主统治期间，因王位继承制度混乱引发 “九世之乱”。 ◎后世之人眼中的殷商时期王位更迭“乱象”之“九王之乱”，也正是殷商时期的王位更迭制度，取代了夏后启即位开启的“世袭制”家天下的弊端，后世之人引以为圭臬的家天下“嫡子世袭制”在明清时期尤其是晚清时代更是显现了“孺子即位”孤儿寡母被世袭贵族异姓王“摄政”压制的严重危机。康熙帝杀鳌拜以及咸丰帝驾崩之后的“八王摄政”；汉高祖刘邦死后的“吕后专权”，以及唐代的武则天称帝改唐为“后周”；“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九代帝王被阉宦挟制而出现的“宦官专政”，至明代的宦官竟然妄称“九千岁”等等因为君王年少被外戚专权和宦官专政的历史教训比比皆是。那么殷商时期的“兄终弟及”和“父传子位”二合一的政治传袭制度有什么不好呢？我们在此不论及什么“传嫡与传贤之争”，就是从稳定政局和帝位传承的民主评议制来说，殷商时期的这种介于“世袭制”和“禅位制”之间的君王在王族家族成员而非嫡系王侯之间“父子嫡传”的选贤任能，就超越了夏朝和后世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帝王传承制度，是一种时空穿越式的超越，而不是什么“九王之乱”。虽然表面上看来殷商时期的帝王系列比较混乱无序，但是，正是这种貌似“无序之中的有序”保证了殷商时期的稳定传承，避免了幼子即位不可避免的外戚专权和宦官专政以及几世老臣的权臣当道的危险性。——山人注 中丁继位后迁都于嚣，此后诸弟争位，王室陷入内斗。外壬、河亶甲、祖乙等君主频繁迁都以稳定局势，先后迁至相、耿、庇等地，却未能止息纷争。内乱持续近百年，诸侯不再朝贡，商朝国力急剧衰退。直至阳甲去世，其弟盘庚继位，强行迁都于殷，整顿吏治，才终结乱象，为商朝中兴奠定基础。这一时期成为商朝由盛转衰再渐稳的关键转折。 这期间，商王朝曾多次迁都。《竹书纪年》记载，商王仲丁自亳迁于嚣、河亶甲自嚣xiao迁于相。亳是商朝第一个都城，关于亳的位置，现今有六种说法：关中说、偃师西亳说、河南商丘南亳说、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北亳说、河南内黄说、郑州说，嚣就是现今的郑州。相呢就是今安徽淮北相山区。《史记》记载祖乙迁邢(河北邢台)，迁庇bi(今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北)、南庚“自庇迁于奄yan”、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奄是今天曲阜，北蒙就是河南安阳殷墟盘庚迁殷之前的名字。 商王祖丁去世后，其叔父沃甲之子南庚继位。南庚驾崩之后，祖丁之子、盘庚的兄长阳甲登上王位，但其统治期间，商朝国势持续下滑。 阳甲死后，盘庚继位。彼时商朝都城在黄河以北的奄地。约公元前 1300 年，盘庚决意南渡黄河，迁往商汤故地亳邑。因商朝已历五次迁都，朝廷动荡不安，民众怨声载道，不愿迁徙。盘庚遂召集诸侯大臣晓以大义，最终成功南渡，定都亳地(今河南境内)，后又迁至殷地，史称 “盘庚迁殷”。 迁都后，盘庚推行商汤时期的政令，百姓得以安定，商朝国势重兴，故后世称商朝为 “殷” 或 “殷商”。此举缓解了王室内部矛盾，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盘庚也被誉为 “中兴” 之主，诸侯纷纷前来朝贡。盘庚死后葬于殷(今河南安阳)，其弟小辛继位。小辛统治期间，商朝再度衰落，百姓感念盘庚恩德，于是创作《盘庚》三篇以作纪念。发布于 2025-07-30 09:43・山东奄国和商朝的关系是什么? 奄以前是商朝的首都，后来是怎么变成一个独立的方国的？推测：奄国是商朝王族的子姓封国，武庚复商失败北逃后，奄国国君坚持反周，甚至可能称了商王，由此遭到周成王和周公旦的猛烈讨伐，最终亡国。一、奄国公室是“嬴姓”还是“子姓” 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秦氏。——《史记·秦本纪》 《史记》中的这段记载，是“奄国公室嬴姓说”的依据。而“奄国公室子姓说”亦有证据。 南庚更自庇迁于奄……阳甲即位，居奄……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古本竹书纪年》 商王南庚、阳甲以及继位初期的盘庚以奄为都城。盘庚迁殷后，作为商王朝旧都的奄地，不分封给王族，反而分封给嬴姓诸侯，这是不合理的。 如果按照“商朝频繁迁都是因为王位之争”的说法，盘庚以阳甲之弟的身份继承王位，他离开奄迁都殷，可能就是为了避开阳甲之子的势力范围，那么奄国就有可能是阳甲之后的封国。 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左传·定公四年》 奄国又有“商奄”的名称，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奄国公室子姓说”。 而《史记》中的“嬴姓运奄氏”则可以有多重解释：嬴奄与奄不是同一国；南庚定都奄前奄国曾是嬴姓诸侯国；奄国公室是子姓，但贵族大夫中有嬴姓，因此嬴姓后人中亦有人以奄为氏。二、奄国在武庚复国中的作为 奄君、蒲姑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时也，请举事”。然后禄父及三监叛也。——《尚书大传》 飞廉东逃于商盖(奄)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邾吾，以御奴且之戎，是秦之先，世作周卫。——《清华简·系年》 奄国不仅是武庚复商的积极推动者，而且曾庇护东逃的帝辛重臣飞廉。最终商奄之民与飞廉后人一起被迁徙到了西北边陲，这就是秦人的来源。三、“践奄”与“克殷”并列——奄国国君可能称了商王 王伐盖(奄)侯，周公谋，禽祝，禽有振祝，王赐金百鋢，禽用作尊彞。——《禽簋》铭文 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尚书大传》 在周初，“践奄”是与“克殷”并列的事件。不仅周公，刚刚弱冠甚至尚未弱冠的成王亦亲自参与了对奄国的征伐。结合上文论述的“奄国公室是子姓”，这里提出一个大胆推测：周朝“克殷”、武庚失败北逃后，奄国国君可能称商王，因此导致了周成王和周公旦的猛烈讨伐，最终亡国。结语：前有帝辛之子武庚复商，后有奄国举起商的旗帜，周灭商绝不是一场牧野之战就能奠定胜利局面的。即使武王发能够活到成王成年，新生的周朝依然有很大可能面临“二次翦商”的艰难挑战。发布于 2025-06-17 10:02中国历史之商朝(后期)小宝雷人社 太戊任用巫咸辅佐朝政，巫咸治理王家政事很有成绩，于是写作《咸艾》和《太戊》。 商朝自商王仲丁以后，国势逐渐衰落。当时废弃嫡长子继位制度，常拥立诸兄弟和他们的儿子继位，他们常争夺继承权，造成商朝九代混乱，诸侯都不来朝见，史称九世之乱。 这期间，商王朝曾多次迁都。《竹书纪年》记载，商王仲丁自亳(河南商丘)迁于嚣、河亶甲自嚣迁于相。《史记》记载祖乙迁邢(河北邢台)，迁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 公元前1525年，相(今河南内黄)遭洪水，祖乙把国都迁到了耿(今山西河津)，祖乙迁至耿的第二年，因发生河患，耿城被摧毁而迁都至庇。因其为都仅一年，近代史学界就把祖乙迁耿略去不谈。 商王祖丁死后，祖丁叔父商王沃甲之子南庚继承王位。南庚死后，祖丁之子、盘庚的哥哥阳甲继承王位。阳甲统治期间，商朝国势继续衰落。阳甲死后，盘庚继承王位。 盘庚即位之初，商朝国都位于黄河以北的奄(今山东曲阜)。约公元前1300年，盘庚决定渡河南下，迁到商汤的故地亳(今河南商丘)定居。当时商朝已经五次迁都，朝廷居无定所。因此民众相互慨叹，都发怨言，不想搬迁。盘庚于是晓谕诸侯和大臣。于是渡黄河南下，迁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后来盘庚又迁都于殷，史称“盘庚迁殷”。 盘庚死后，葬于殷(今河南安阳)，由其弟小辛继承王位。小辛即位后，商朝再度衰败。 武丁是盘庚之弟小乙之子，即盘庚之侄，死后谥为高宗，所以他又被称为殷高宗。他年幼时，小乙曾让他到民间生活了一段时间，深知民众生活的艰难困苦。武丁任用刑徒出身的傅说担任宰相，辅佐朝政。 武丁鉴于朔方、土方经常侵扰商朝边地和属国，甚至联合威胁商朝西北边安全，于是采取各个击破之策，多次遣将发兵进攻，又亲自统兵出征，终将朔方、土方征服。用长达三年时间平定鬼方。发重兵击败羌方，俘获大批羌人充当奴隶。统兵南征，深入荆楚之地，击败荆楚军，俘获甚多。还出兵征伐夷方、巴方、蜀及虎方等。史称“武丁中兴”。 武丁死后，他开创的太平盛世，没能长久延续下去。祖庚、祖甲以后诸王，特别是帝乙帝辛时期，国内矛盾十分尖锐，东南方的诸侯起来反叛。 面对这种情况，商王帝辛(纣)少年英勇，派部下向东征讨莱夷，自己攻打南方九苗，将商的势力延伸到了东海和长江流域，国内兵力空虚，使其对西北的控制下降，给了周以可趁之机。2023-01-08 00:00 望岳谈｜考古东安古城“商朝七都”中唯一未确定地点的奄都？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2024-11-01 19:57发表于山东原标题：望岳谈｜考古东安古城——“商朝七都”中唯一未确定地点的奄都？来源：人民号发布平台 10月下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的专家教授召开论证会，对位于沂蒙山腹地的东安古城及周边遗迹进行了现场考察，听取了相关单位的汇报，经充分讨论，专家组形成一致意见，确认位于沂源县东里镇的东安古城是一座具有5000年文明史、3000多年城建史的重要遗址。 在专家确认的四条意见中，有一条是：“初步确定东安古城是春秋时期纪国的浮来邑，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魏晋至隋代东安郡治所在地”。其中，对于东安古城是“战国时期齐国的盖邑，秦汉时期盖城和盖县治所”的认定，让专家联想到商奄古城的确认。 “商奄”就是“商盖”。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谓“盖即奄也”。《韩非子·说林上》谓“商奄”为“商盖”，云：“周公将攻商盖。辛公甲曰：‘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 在这次论证会上，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任相宏认为，只要清华简《系年》关于“飞(廉)东逃于商盍(葢)氏。成王伐商盍(葢)，杀飞(廉)，西迁商盍(葢)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的记述经得起检验，考虑到东安古城发现的西汉“盖侯马久”烙马印、商代兽面纹铜铙等青铜器因素，再加上从战国到秦汉这里一直叫“盖”，那么东安古城是“商盖也即商奄”基本没什么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龙国表示：东安古城出土“盖侯马久”的烙马印，虽然是汉代的，但基本可以确定这个地方就是商朝的“盖国”所在地，因为地名往往有沿袭的特点。 确认东安古城是不是商奄，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大事，这是由商朝对“中国”形成的重要影响和奄都本身的重要性决定的。 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就是从商朝开始，商朝对“中国”的形成影响深远。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栾丰实和王芬2024年5月在《文史哲》杂志发表《夷夏东西：从多元到一统的重要过渡阶段》指出：商朝对“中原中心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商人灭夏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和发展，中原地区进入二里冈上层文化时期，商王朝的势力迅速壮大，开始了一个向周边地区强势扩张的历史过程。向北，越过豫北冀南到达冀中一线；向南，到达长江岸边；西方，商王朝的势力在陕西东部地区得到强化；在东方，已经越过了东西方文化分界的豫东和鲁西南的西部地区，迅速向东扩张和延伸到鲁山蒙山西侧的济南大辛庄和泗水尹家城一线”。“到商代晚期，东夷族群更是后退到潍河流域及其以东的胶东半岛地区”。 “奄”在商周也不是一般的城邑，曾经是“商朝七都”之一，而且是“七都”中比较重要的都城。东汉张衡在《西京赋》中写道：“殷人屡迁，前八而后五”。“前八”是指商朝建立之前，商族就曾八次迁徙；“后五”则是指到汤建立商朝以后，又经历了五次迁都。这五次迁都，在笔者查阅的晋国、魏国史官所著编年体通史《竹书纪年》中都有记载，分别是：“成汤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商王仲丁“自亳迁于嚣”、河亶甲“自嚣迁于相”、祖乙“自相迁于耿”、祖乙“居庇”、南庚“自庇迁于奄”、“商侯迁于殷”。其中奄作为商朝的国都，历南庚、阳甲两代，盘庚在将都城迁往殷都之前，还在奄待了十三年，也就是说奄地历经了三位商王。奄为商都承上而启下，是最后都城殷都的前一站，是商代开启二百余年安定局面的转折点。 中国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在《舆地勾稽六十年》一书中指出：“夏代和商人盘庚以前，都城经常迁移”。其中，“商族自契至汤八易其居，自成汤灭夏至盘庚，迁都五次。可见其时还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都城。自盘庚迁殷以后至周武王伐纣灭商，殷作为商都凡二百七十三年(后期的约五十年帝乙、帝辛常居离宫朝歌，今河南淇县)。故周人称商为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一个长期稳定的都城”。而决定迁往殷都，就是盘庚在奄做出的决定。 目前，“商朝七都”中唯一没有确定地点的就是奄都。而河南郑州和商丘、安徽亳州，都说自己是亳都所在地。但后来郑州商城上层有战国遗址出土的战国陶文中有“亳”、“亳丘(即亳墟)”字样，说明战国人认为这里是毫都。上世纪70年代末，北京大学邹衡教授发表《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指出郑州商城即为亳都。 商嚣都‌，又称隞都，是商代中期仲丁迁都至此的城址，位于今郑州市中原区石佛镇(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佛办事处)小双桥村。上述两个都城都和郑州有关，说明郑州曾经是商王朝重要都城。 ◎郑州商城遗址发现的出土文物是战国时期的陶文“亳”和“亳丘”，不能证明这里就是商汤居亳之地，但是与亳有关，也就是周成王二次伐殷践奄之后，迁殷遗民于洛置三亳坂尹之地之一，偃师尸乡是洛邑三亳之地的西亳，郑州商城遗址可能是洛邑三亳的南亳。郑州商城遗址是郭沫若说的可能是嚣都，但是这个认定是有问题的，因为河南郑州商城遗址不能确定是商朝早期的都城，与仲丁自亳迁嚣之地无关，也与仲丁自亳迁嚣和外壬居嚣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无关。而垣曲商城遗址的年代，有夏时的卜骨，有“城门磔牲”遗迹可以确定古城南关洪庆观垣曲商城遗址是商汤居亳之地的南亳和嚣都之地。——山人注 商相都‌，“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相都在今河南内黄东南。 商耿都‌，祖乙元年，自相迁于耿；“二年，圮于耿”，耿只做了商朝一年都城。 商庇都，商代祖乙因耿城被摧毁而迁都至庇，在今山东郓城北、范县东南。 ◎河亶甲居相，是自嚣迁相克邳征班方的，不是到河南内黄去旅游的，河南内黄为相都的依据何在？邳人姺人叛，河亶甲三年，彭伯克邳，五年，姺人入班方，韦伯彭伯征班方姺人来宾。与此相关的相都各要素，邳人、姺人、彭伯克邳，韦伯彭伯征班方，这些历史事件中的人物地名和族群居国，河南内黄能证明自己与哪个靠边挂号呢？祖乙居耿城庇之地在山西河津，那么在山东郓城北和范县东南的所谓庇城，与耿城有何关系？这里可以证明是刘累豢龙逃奔鲁阳，其后为范氏，但是这个地方与商汤会诸侯于景亳，遂伐豕韦的豕韦国是一个地方吗？还是河亶甲灭邳的地方？河亶甲既然在此灭邳，祖乙居耿城庇为何会选择邳人的废墟来城庇？——山人注 商奄都，奄是南庚、阳甲和盘庚的都城。南庚“王即位，居庇”，“三年，迁于奄”，南庚六年驾崩。阳甲建都四年驾崩。 最后一个就是众所周知的商殷都。中国古都虽然众多，但殷墟遗址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的都城遗址。殷墟位于今河南安阳市西北小屯村及其周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于是，从历史时间进程中来看，安阳被誉为中华古都之首。 “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自盘庚迁殷，到公元前1046年帝辛亡国，经历了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共8代12位国王273年的统治，是中国商代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从上面梳理来看，在商代所有的七个都城中，只有奄“下落不明”。后人据《左传》、《尚书》等古文献推定，曾将奄国与曲阜相联系，经考古专家努力，基本确定“奄都遗址在今天曲阜市区的范围之内是没有的”。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队会同滕县文化馆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了滕州前掌大遗址‌，有观点认为，此处可能是商代的奄国所在地，但前掌大遗址是商代薛国的根据地，而非奄国‌。后来，也有人猜测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为奄都遗址，但都证据不充分。 殷墟重要，殷墟前一个都城奄，当然也极为重要。殷墟留下了有铭文的青铜器和甲骨文，奄都是不是也会有文字留存？而且有我们目前不知道的史实？这都引人遐想。 奄在历史记载中有两段重要史实，一段是上面《竹书纪年》所提到的作为殷都的历史，一段是司马迁的《史记》等史书记载的周公践奄的历史。《史记》卷四《周本纪》：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吐司》《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这段史实都有青铜器铭文证实。 第二段践奄之事，因为清华简的发现，又增加了秦之祖源的史料。2011年，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清华简《系年》在著名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李学勤先生主持下完成解读，第三章记述：“飞(廉)东逃于商盍(葢)氏。成王伐商盍(葢)，杀飞(廉)，西迁商盍(葢)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李学勤先生认为，上述简文直言“秦先人”就是“西迁”于“邾”的“商盍(葢)之民”，而且和周成王“伐商盍(葢)”联系起来，使“嬴秦起源于商盍”大白于天下。 上述记述说明，即使盘庚迁都殷之后，奄不再是商朝都邑，但依然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重要据点，以至于周王朝建立之后，商已经灭亡，管叔、蔡叔和武庚的叛乱也被平息了，但周成王和周公仍不放心，仍视灭奄为根除商残余势力的关键之一，“灭蒲姑，伐淮夷，践商奄”，王朝才得以安定。有意思的是，正是践奄之后，西迁的“商盍(葢)之民”成为秦的先人，而且“秦的先人”后代秦王嬴政，在战国时代，最终一统六国，彻底灭掉了周王朝的天下，这还真有点“一报还一报”的戏剧性味道。 正因为和上述商周重要史实相关，“奄都在哪”在中国史学界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如今，沂源东安古城作为历史上汉代“盖国”的证据确凿，从战国到秦汉都叫“盖”，这么长的“盖”地史，不会是凭空而来，具有和商代“盖国(奄国)”沿袭的内在逻辑，希望以此能进一步揭开商代奄国的真相。（大众新闻记者周学泽）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编辑：杨凡审校：李晓主编：李侠 ◎山东发现的“商蓋”遗址和“盖侯马久”汉代印章，不能确定证明其就是殷商时期的奄都之地，而是可以厘清这里就是西周时期的周成王二次伐殷践奄之后，命鲁侯齐侯迁殷庶民于鲁，奄都之地的殷庶民迁入山东曲阜附近城䣍，是子姓殷庶民分支，而移居到沂源县东里镇的东安古城的殷庶民，后来有可能是嬴姓的秦人祖先，后来秦伯被封于陕西岐、邠之地(西周末年到东周时期秦伯助申侯拥立周平王东迁有功，周封岐、邠之田予秦、晋)。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山东沂源县的东安古城，可能是西周时期的奄都之地殷庶民的后裔，而不是殷商时期的奄都故地，奄都之地在山西垣曲东塬英言北白鹅遗址附近，是殷商东迁殷之后的宣方亘方和先方之地，其地之所以在垣曲，是因为这里就是商汤居亳之地和帝喾高辛氏居亳之地以及奄都蒲姑嚣都之地。西周时期这里就是翟国和赤狄之地，秦伐曲城，秦城武遂，秦伐王垣，前秦符健侨置幽州，又与这里有割不断理还乱的历史纠葛，而飞廉为古葛国时期，因为辅佐大禹治水有功，伯益之子飞廉或大廉封于葛，另一个儿子封于徐。清华简记述的周成王时期逃于商蓋的飞廉，可能是葛国或者垣曲寨坪葛伯寨的葛国后人与先祖飞廉名字相同，而非一人也。——山人注 洹北商城遗址出土器物图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网商都“奄”在哪里？书生剑客 2024-08-15 21:49 · 吉林 文/一出 前文分析了商部族在商代前期——我认为的公元前1542年到公元前1319年之间，从蒙古高原上四季转徙的游牧状态逐渐南迁到中原，进入了阶段性的定居状态。《史记·殷本纪》记载：“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这个“都”就是《古本竹书纪年》记录的商王南庚和阳甲所居的“奄”。在南庚迁奄之前，商部族的定居地是祖乙到祖丁统治期间的“庇”。南庚以侄子的身份接替叔父祖丁继任商王，阳甲又以祖丁之子的身份接替了南庚。这两位“堂兄弟”是商代前期“九世之乱”中“弟、子争相代立”的最后两位典型。我在前文提出了“庇”可能是黄河南岸的郑州小双桥遗址，那么“奄”在今天的哪里呢？ 我认为安阳市北郊的洹(huán)北商城遗址从地理位置、年代和文化面貌各方面都与“奄”相符。《史记》记载“奄”在黄河以北。洹北商城在小双桥遗址往北约200公里，坐落于洹河北岸，也在黄河以北。遗址年代介于小双桥遗址和殷墟之间，符合这三处商部族定居点的前后年代关系。遗址发现宫城、宫殿建筑基址、祭祀坑以及多处铸铜、制骨、制陶手工业作坊等遗迹，出土了鼎、甑、斝、爵、觚等青铜器，不乏高规格遗存，也匹配都邑的规模和性质。 甲骨文“洹”字 我个人认为，洹北商城是奄都的更有力证据是“奄”与“洹”在古文字中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极其隐秘。 南庚从庇迁到奄，要向北渡过黄河和洹河两条河，走的是商部族南迁后的回头路，我认为这正是“洹”字的出处。甲骨文“洹”字不是今天的“水”与“亘”字的组合，而是写做“水”和一个回旋、折返形态的“回”字。我认为甲骨文“回”字和“洹”字都是商部族语言里的时位词，理解两字的含义和之间的关系要结合商部族的阿尔泰语系蒙-通语族文化背景。 表示时间和地点的意义、既有实词性又有虚词性的一类词称为“时位词”。达斡尔语里有一个时位词“huaina”同时有北、北边、后、后面的意思，“huaindaa”有向北、向后、往后、回头的意思；“emel”是前、南、先的意思，“emeldee”是向前、向南的意思。这些时位概念源于阿尔泰语系游牧先民古老的季节性迁徙生活方式。北方的森林草原交界地带是游牧先民的故土家园。当他们为躲避冬季的严寒往南迁徙越冬的时候，北方故土在他们的身后，在他们的时空观念里，往南走就是往前走，返回北方时就是往后走，因此，前与南相联系，后与北相联系。 “回”的上古音拟音“ɣuə̂d”与“洹”字的上古音拟音“ɣjuăn”(董同龢系统)分别与达斡尔语“huaindaa”和“huaina”发音相同，我认为它们在文化上同源，字义也相对应。南庚从庇迁到奄是商部族逐步南迁后第一次往北、往后“回迁”，之后商部族再也没有迁回更靠北的地方建都。写做“水”和折返形态的“回”的甲骨文“洹”字体现了回迁地点与旁边河流的相对位置。 因此我认为，甲骨文“洹”的本义就是“后、北”，“回”的本义则是向北、向后、往后、回头。商都“奄”很可能曾以甲骨文“洹”为名。对于商代后期主要生活在黄河以南的商部族来说，“洹”就有了“北都”、“后都”的特殊含义。 “奄”字始见于西周金文上古音拟音“ʔjɐm”(董同龢系统)与“洹”的上古音韵部很接近。我认为“奄”很可能是周灭商以后对商都“洹”的同音异写方式，这样一来原本在商部族语境里“北都”的这层政治含义便被剔除干净了。 篆字“洹” “洹”字中的“回”讹变为“亘”可能是汉代的事情。上图《说文解字》的篆字“洹”的右半边，“回”与“亘”已经融为一体。“亘”另外有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中古音“siuæn”，现代汉语读作“xuān”，释义“回旋之水”，应是与“回”字混淆导致的。甲骨文与西周的“亘”(“gèn”)字 甲骨文“亘”字写做上下两横代表的天地之间一个“月”字。“亘”在南北朝时期的中古音“əŋ”。达斡尔语“entgem”是永恒、永远的意思，我认为是“亘”字古音和“连绵、长久”字义的源头。这样的例子在达斡尔词汇中还有很多，值得音韵学和古文字专业研究者重视。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雷纹玉簋图片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官网 从上述对“回”字的分析联想到一个问题。商代后期玉器和青铜器上常见的装饰纹样“雷纹”，其中以连续的方形“回”字线条构成的纹样我认为与“雷电”无关。表现雷电形态和声音的甲骨文“雷”字写法与方折回旋形态的甲骨文“回”字有明显区别，不应混为一谈。 甲骨文“雷”字 如上图妇好墓出土玉簋的纹样应称为“回纹”才符合其本来文化面目，其主旨不是自然崇拜。我认为以甲骨文“回”(即huaindaa)为核心图案的方形回纹象征着“返回北方、后方的祖先起源地”，寄托了南迁后的商部族统治者对祖先的崇拜、对故土的向往和重返家园而不得的执念。妇好的丈夫——商王武丁就特别崇尚先商传统，对部族“龙兴之地”念念不忘。回纹的历史悠久，它会是商部族远古祖先的发明并传承为甲骨文“回”字吗？又或者商代甲骨文造字者是从其他文化的原始图案中提炼出“回”字并为其赋予了更丰富的含义呢？这两个问题有很宏大的想象空间。 南庚迁奄的原因记载不详。洹北商城位于南北、东西交通要道，往正北一线可经张家口进入蒙古草原，正东面的山东有竞争对手旁方(班方)，正南方的长江北岸是商部族的军事据点盘龙城。推测南庚定都于洹北是出于军事战略的考虑，也有过伺机北上、回归故土的打算。 考古发现，洹北商城遗址重要设施的建造是分阶段进行的，青铜器出土数量不多，反映了商部族当时物质、人力条件不足，也符合阳甲之时“殷衰”的记载。遗址外围城墙的东、西、北墙的基槽基本完成了夯筑，但南墙基槽的夯筑尚未开展，城址就被废弃，很可能发生在盘庚徙殷的公元前1319年，商部族从此进入了时长273年的商代后期。 甲骨文“若”字盘庚为何迁殷？书生剑客2024-08-16 10:37 · 吉林 文/一出 前文分析了洹北商城可能是商都“奄”的遗址。奄都的建设历经南庚、阳甲两任商王，商部族已打算长期定居此地，盘庚为什么坚持迁离呢？ 《尚书·商书》收录的《盘庚》三篇是盘庚在迁都前后对贵戚近臣、庶民百姓发布的讲话和命令，我认为是真实可信的史料。《盘庚》上篇一开始就是商部族的族人以占卜结果“卜稽”为由(“稽”是停留、留止的意思)，强烈反对迁都。能参与部族重大决策商议并提出反对意见的人应是商部族联盟中的部落首领和萨满级别的人物，这个场景是商部族军事民主制度的生动体现。对此盘庚驳斥道：“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以联盟最高首领和萨满的权威推翻了这个占卜结果。接着盘庚带着众人来到室外，此处出现一处重要的文字——“王若曰”。 我在前文中分析过，“王若曰”不是“王这样说”的意思。我认为甲骨文“若”字是表现商王萨满在重大宗教仪式上吟唱神歌“iroo”(伊若)的形象，现代达斡尔族的萨满神歌“伊若调”是对商部族该项宗教仪式的继承。伊若是萨满与祖先神灵“连接”后即兴发挥的歌唱形式，是借现任萨满之口传达祖先萨满神灵的旨意，歌词的内容和演唱的整体表现反映了现任萨满的智慧、能力、神格魅力和权威。 盘庚要想推翻反对者的占卜结果，获得族人的支持，必须展示他“根红苗壮”的最高萨满能力，因此他举行了请示祖先神灵的萨满宗教仪式并吟唱“iroo”来宣告祖先萨满对“迁都”的旨意。《盘庚》上篇中“王若曰”的内容不要简单理解为盘庚对族众发表的长篇演说，准确地说是他在当时宗教仪式上吟唱的萨满神歌“伊若”的古汉语译本。歌词行文流畅，使用了大量的比喻修辞，观点有理有据，情感真实，极富感染力，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文本细读体会。 盘庚在歌唱中引述了“迟任”的箴言“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这位迟任不见于其他文献记载，是何方神圣呢？既然伊若神歌是传达祖先萨满的旨意，迟任自然是商部族的某位先王，我认为他就是在甲骨卜辞中经常与“上甲”、“报乙”等先商时期部族联盟首领一起被祭祀的“示壬”。“迟”与“示”的中古音相同，“迟任”是“示壬”的异写。示壬来自“壬”部，和盘庚所属的“庚”部一样，以阳性天干为代号，都是通古斯语族部落。关于商部族联盟由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构成的溯源分析请参考前面的一系列文章。 竺可桢曲线 《盘庚》三篇中也能找到盘庚坚持迁都的原因。一处线索是他批评反对者“不畏戎毒于远迩”，是在警告族人有战祸将至。另一处是他说“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指出部族历史上面临灾难时，先王为了部族的生存，也曾放弃安逸的定居生活，带领部族走上迁徙之路。盘庚认为当时的危机与商部族历史上多次因为天灾而被迫迁徙的形势是一样的，也就是气候干冷化导致资源短缺，加剧了不同部族之间的竞争和对立。我在前文也引用了“竺可桢气温曲线”。气温下降的总体趋势贯穿了整个商代，在商代后期加速下降。约公元前1300年左右，年平均气温已经降至低于现代的气温水平，当时对游牧和农耕人群都是极其严峻的挑战，推算起来这个时期正值盘庚当政。奄都南临洹河。史料记载洹河流量很不稳定，遇干旱年即干枯无水。也许盘庚是从异常的天气和洹河的干枯，预判极端严寒将至，就会有北方游牧部族为避灾而南侵。面对即将到来的天灾人祸，盘庚总结前人的经验，做出了迁都的决策。《史记·殷本纪》记载“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写到这里，就能理解盘庚的决策为什么遭到族众的反对，他主张的不只是南迁，还要恢复成汤的旧制——治“亳”，即前文所分析的四季转徙的军事行营制度，这对已进入定居形态三十余年的商部族族众来说确实难以接受。 盘庚的萨满权威显然为他赢得了族众的支持，商部族在他的带领下迁离奄都并南渡黄河，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过着季节性迁徙生活。盘庚使用成汤当年的军事行营制度来管理各部落，指挥部族的迁徙，凭借高度的军事机动性和战斗力维持了商部族联盟相对于农耕族群的竞争优势，实现对黄淮地区农耕人群的有效统治，占有了更多关键的自然资源(比如铜矿)，“百姓由宁，殷道复兴”，为后来的武丁大治打下了基础。考古界至今没有找到与文献记载的“亳”都相符的长期稳定且遗存丰富的商都遗址，因为“亳”是商王的营帐季节性驻扎的地方，相应有“南亳”、“北亳”、“西亳”不同驻扎点的区分。有一位读者私信跟我交流说“商的国都是流动与固定的结合”，很准确和精辟，感谢这位读者朋友的分享。 甲骨文“般”字 我在前文提出了对甲骨文“般”字的初步理解，在此补充一些对盘庚庙号的思考，算是对这位优秀历史人物的致敬。商代甲骨文与西周金文的“凡”字 盘庚在甲骨卜辞中被记录为上图左边这个像是“口”字笔画上下出头的“凡”字与“庚”字的组合，也就是“凡庚”。盘庚也称“般庚”，甲骨文“般”写做“凡”与兵器“殳”。主流观点认为甲骨文“凡”象形一种高圈足的盘子，字形后来讹伪变成了“舟”字，“凡庚”即是“盘庚”。我不认同这个观点。如果出于祭祀器皿的神圣性以“盘子”作为商王庙号，就应该还有以其他祭祀器皿为庙号的商王，而不只是盘庚这一个孤例。 我认为甲骨文“凡”字象形的是木筏。“筏”上古音拟音“bǐwat”，“凡”上古音拟音“bʰi̯wăm”(高本汉系统)两字同音。“般”上古拟音“bʰiwan”，同样是以渡河工具木筏(凡)为声旁的。木筏是山林狩猎先民常用的水面交通工具，造型原始，可就地取材，利用简单工具快速制作。盘庚南迁决策最大的难点在于渡过黄河，推测他带领族众穿过干涸的洹河之后，在黄河北岸就地取材制作木筏，也许还创造性地使用了帆，借助秋季的北风，集体乘木筏快速安全地渡过了黄河，及时躲避了恶劣天气和北方劲敌的冲击。 甲骨文“凡”字的一种字形 上图这个甲骨文字在“凡”字上加了一个三角形，我认为可能指有帆的木筏，希望能找到甲骨卜辞的原文联系上下文进行解读。 商部族南渡黄河之后，盘庚的“预言”必然一一应验，印证了他的英明决策，他的“治亳”方略也得到贯彻执行。渡河工具木筏“凡”是对这位商王的战略气魄最直观和概括的象征，这才是他的庙号“凡庚”的来历。甲骨文“般”字以木筏和兵器“殳”构成，本义是军队渡河，因此“般庚”的说法也符合历史真实。如此说来，“般”字中的木筏“凡”讹伪成“舟”不是偶然，二者同为水面交通工具而已。 《南庚迁奄：商朝的一次重要迁都》沐春国漫推荐馆·湖北 南庚是商朝的第十七任君主。他把都城从庇迁到了奄。 这一举动对商朝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首先，奄地可能具有一定的地理和资源优势，促使南庚做出迁都的决定。或许奄地的自然环境更有利于农业生产，或者在交通、战略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南庚在位时，商朝的国运再度衰落。尽管迁都本身可能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条件，但似乎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商朝的衰落趋势。 在南庚之后，阳甲继位时仍然居住在奄。但由于屡遭水害等原因，国家进一步衰败。这种情况可能反映出尽管奄地有一定优势，但也面临着一些自然灾害等问题。 直到盘庚时期，他又将都城从奄迁到了殷(今河南安阳)。盘庚迁都后，商朝的都城才逐渐稳定下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复兴和发展。 从整体上看，南庚迁都奄是商朝频繁迁都历程中的一个阶段。商朝多次迁都的原因较为复杂，可能涉及政治斗争、社会矛盾、自然灾害等多个因素。这些迁都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朝统治阶层在不断寻求更适宜的统治中心和发展环境，但频繁迁都也带来了一些不稳定因素，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盘庚迁殷后，商朝都城的稳定为其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得商朝在文化、经济等方面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就。 另外，根据考古发现，山东曲阜的西陈商代遗址为探寻早期奄都提供了重要线索。西陈遗址的年代可早到中商时期，文化面貌与中原商文化高度一致。并且该遗址在晚商时期持续发展，出现了高等级的祭祀区，表明其等级和地位得到强化，说明在盘庚迁殷之后，曲阜一带仍是商王朝经略东方的重要据点。这些考古成果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商朝时期奄地的情况以及商王朝在东方的经营策略和政治态势。殷后，商朝都城的稳定为其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得商朝在文化、经济等方面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就。 #动态连更挑战# #商朝# #传说# #历史#2024-07-22 10:07 青铜长矛为什么商朝会变成殷朝？一位商代国王的演讲揭晓答案二只虎历史2024-01-11 20:37天津历史领域创 为什么商朝又称殷朝？因为到仲丁时期，商朝爆发了九世之乱，宗室内部因为王位的争夺而大打出手，仲丁把国都从亳都迁往嚣；河亶甲把商朝的都城从嚣城迁往相；祖乙把都城迁到庇；南庚把商朝的都城从庇迁往奄，到盘庚时代，商朝的国都被迁到了殷，也就是今天的洹北商城。 商代玉戈 尚书中记载有商王盘庚对于臣民的演讲，共分上中下三篇，不仅解释了迁都的原因，商代中期政治的动荡，也可从中窥见一斑。 文章中首先记述了商人反对迁都的原因“我王来，即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厎绥四方”其实这里这一大堆，就一个核心观点：不想继续搬了，因为之前商朝已经换过五个国都了，也确实可以和竹书纪年的说法相对应，商朝一直到盘庚把都城迁到殷地之前确实已经换了五个国都了，这五个商朝国都分别是：亳都、嚣都、相都、庇都、奄都。 商代玉钺 这三篇盘庚的演讲中说了为什么必须要迁都，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政治动荡，第二：自然环境。 “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不要有人打着老百姓的旗号反对迁都！ 就如同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及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强硬地推行改革一样，君主以个人意志强行推行某项政策都带有一定的集权意向，或许也可以理解为立威的手段。正如赵武灵王赵雍对重臣肥义说“简、襄主之烈，计胡、翟之利。为人臣者，宠有孝弟长幼顺明之节，通有补民益主之业，此两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继襄主之迹，开于胡、翟之乡，而卒世不见也。为敌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尽百姓之劳，而序往古之勋。夫有高世之功者，负遗俗之累；有独智之虑者，任骜民之怨。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可见胡服骑射并不是单纯的军事改革，同时还要强调臣子的本分，避免受到傲慢民众也就是“骜民”的影响“为人臣者，宠有孝弟长幼顺明之节，通有补民益主之业，此两者臣之分也”。 商代玉璋 精致的商代玉佩 骑兵 盘庚在之后说“非予自荒兹德，唯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乃逸”这句话的意思是：并不是我不愿意去任用旧人，而是你们不把自己的德行向我展示，我观察形式就像观察火焰一样敏锐，所以必须要提前做出谋划。这里真可以说是相当含蓄了，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你们不愿意听我的话，我心里很清楚，所以要找到解决的方法。 青铜器 这一意向在盘庚中里面可以说是图穷匕首见了“呜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无胥绝远！汝分猷念以相从，各设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如果有人胡作非为，那我盘庚作为商朝的伟大君主就要“劓殄灭之”不仅要“劓殄灭之”还要让他们的家族被彻底消灭掉。 青铜矛头 从这里也可见九世之乱给商王朝的带来的动乱后遗症，史记殷本纪记载“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可见中央政权的动乱让商王朝变得更加虚弱，而东方的蓝夷也对殷商政权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商王朝的衰落实际上可能更早“沃丁崩，弟太庚立，是为帝太庚。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是为帝雍己，殷道衰，诸侯或不至”此时正是殷人迁徙之始也正是九世之乱开始，沃丁是曾经被伊尹囚禁的太甲之孙。 商代玉钺 史记有记录说“帝阳甲崩，弟盘庚立，是为帝盘庚。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後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盘庚又从黄河以北退往黄河以南，自此之后直至牧野之战，商王朝的政治局势开始稳定下来，到商王武丁时代，商朝的国力迎来了第一个高峰。 体型硕大的商代青铜器 然后就是自然环境和生产问题，就这个时代的国家，国都绝对是一个政权最为精华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统治者的绝对核心。因此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就是必须考虑的事。 商代玉器商代玉戈 盘庚在之后又质问那些反对迁都的人“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这句话的意思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现在我们的人民流离失所，不能安居乐业，你们居然质问我为什么要迁都？这句话中也提到了殷商的先王们曾经“适于山”也就是把都城迁往高地，为什么要把都城迁往高地呢？那只能说是遭到了洪水的威胁。 商代青铜器 而在此之前也可以找到有关自然灾害的蛛丝马迹“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汝曷弗念我古后之闻？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罚。予若吁怀兹新邑，亦惟汝故，以丕从厥志”殷降大虐即商人遭到了罕见的灾害迫使盘庚的先王们不得不迁都。 所以我们也由此可见早期国家的政治动荡以及制度的不成熟。 夏朝都亡了，商朝频繁迁都究竟在躲谁？考古显示：躲的远非洪水一季烟雨凉 2024-08-08 15:28山东 夏朝都亡了，商朝频繁迁都究竟在躲谁？考古显示：躲的远非洪水。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两大朝代更迭过程中留下了诸多谜团。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商朝屡次迁都是由于黄河泛滥的水患，但最新的考古发现颠覆了这一观点。那么，商朝真正躲避的是何方神圣？又为何频繁迁徙？难道存在比水患更致命的威胁？让我们一探究竟。黄河流域孕育文明，商朝定都殷 华夏文明孕育于黄河流域，这片古老的土地滋养了中华民族的血脉。黄河之水汩汩东流，川流不息，在其两岸遍布着许多古老的城邑遗址。这些古老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曾经的辉煌。 在这片充满历史韵味的土地上，商朝开创了其璀璨的一页。相传，在公元前16世纪，商汤率领其族人东渡黄河，最终于河南安阳一带定都，建立了商朝王朝。此地地处黄河中游，北靠太行山脉，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起初，商朝的都城并不稳定，辗转于河南境内数处城邑，但最终在盘庚时代，王朝迁都于今安阳殷墟地区，从此开启了它长达数百年的基业长青。 汤所居亳之都四面环山，但山不高不陡，形成一个半开放的盆地。这里黄河曲折蜿蜒，给予了得天独厚的水利条件。加之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是发展农牧业的绝佳之地。周边广阔的平原则十分适合农耕，可见商人选址殷墟的深谋远虑。 在殷墟时期，商朝文明达到了鼎盛时期。随着朝代的兴盛，商人在这里修筑了规模宏大的宫殿城池，兴建了祭祀建筑，并在附近广阔的平原上开垦了大片农田。这里成为了当时商朝文明的核心区域。 商代人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务农劳作，亦在此进行宗教祭祀活动。众多珍贵文物遗存于今日，清晰地记录了当年的文明轨迹。从中我们可见一斑，商朝在这里实现了长治久安，千百年来根基稳固，一派兴旺发达景象。商朝频繁迁徙前世今生 虽然商朝后期在殷都长治久安，但在此之前，商族人民长期处于频繁迁徙的状态。据史载，在盘庚迁殷之前，商朝已经迁都13次，足见其高度的流动性。 追溯到商朝建立之初，其人原为一支游牧民族，世代漂泊于黄河流域。在那个远古时代，游牧生活是人类社会的主要生存方式。商族人民亦如此，靠放牧和狩猎为生，终年行走於草原之上。 每当一处草场被消耗殆尽，他们便挈家带口，离开狩猎区，另寻新的牧地。在这种生活方式下，固定的都城几乎是一种奢侈，整个部落就如同一只流浪的蝗虫，四处漂泊觅食。 就在商人这种游牧生活期间，一种新兴的生产方式逐渐兴起——铜器的制造。黄河流域盛产铜矿，商人敏锐地嗅到了这一资源的巨大价值。于是，他们的足迹遂沿着矿藏的分布，在两岸四处迁徙。 每到一处，他们便在当地矿山采掘铜矿，并就地开办青铜作坊，冶铸出种种锐利武器。销售利润使得商人的财富逐渐积累，部落也由此渐渐壮大。然而这一切的前提，便是频繁的迁移和转场。 除了追寻矿藏资源的需求，导致商人漂泊不定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便是与当地原住民的武力冲突。黄河流域自古就是华夏众多族群的聚居地，各族群之间因为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而时有冲突。 来自外地的商人常与当地土著发生武装冲突，为了谋生存计，他们往往选择避其锐气，背井离乡，远走高飞。如此周旋迁移，反复数次，成为了商朝早期的常态。先贤解析原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自古以来，商朝频繁迁徙的现象就引发了无数先贤的思考与解释。然而，由于历史的迷雾重重，加之当时文字记载的缺失，使得这一谜团的答案一直存在诸多分歧。 最早探讨商朝迁徙缘由的，是东汉时期的著名思想家、科学家张衡。在其名篇《西京赋》中，张衡写道“殷人屡迁，前八后五”，指出商朝在建立之前已迁徙8次，建立后又迁徙了5次。 对于这一现象的成因，张衡并未作出明确的解释。但其后的学者们大多根据商人当时的生活方式，提出了一种“游牧民族传统”的解释。 他们认为，游牧生活注定了商人高度的流动性。每当一处草场被消耗殆尽，便需另觅新的放牧地。因此频繁迁徙实为游牧民族维持生计的常态，并无其他深意。 另一种流行的解释则与农业生产有关。有学者指出，频繁迁徙或许是为了开垦肥沃的良田，以维系农业产能，避免因单一区域的地力衰竭而导致人口无法养活。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单一地区的土地终有一天将无法负荷大量人口的需求。届时迁移寻觅新的肥沃之地便成为唯一出路。 还有一些解释则从政治的角度切入，认为商朝频繁迁都是由于王权内斗所致。据《史记》所载，汤朝确立了“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规定皇帝去世后由其弟弟继位。新兴学说观点，发掘更深层隐秘 纵观历来对商朝迁徙原因的种种解释，大多从生产生活的角度出发，但总给人一种狭隘和不尽人意的感觉。直到近年，一些新兴的学术观点应运而生，为这一悬而未决的历史谜题掀开了新的探讨维度。 有学者提出，商朝频繁迁徙的原因或许与气候异常有关。我们知道，古代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极为有限，完全依赖于大自然的赐予。一旦气候发生异常变化，农牧业生产便将受到巨大冲击。 为了摆脱灾祸的威胁，当时的统治者别无他法，唯有率领人民离开原有的居住地，迁徙至环境条件更加适宜的区域。是故频繁的迁都现象，实际上可能是一种由气候变迁所导致的无奈之举。 另一种新见解则认为，瘟疫或许是促使商朝王朝迁徙的主因。我们了解到，在古代社会，由于医学知识的匮乏和卫生条件的简陋，瘟疫时有发生，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一旦疾病在某一地区爆发流行，为了避免族群受到更大的伤害，当权者不得不迅速率众离开疫区，前往安全的地带谋求新的生存立足之地。从这个角度看，商朝频繁的迁徙便不难解释了。 还有一种别出心裁的看法则把目光投向了宗教信仰。我们知道，古代的王朝政权大多建立在某种宗教崇拜的基础之上。一旦社会出现了新的宗教信仰，便可能导致整个王朝所信奉的神灵及其崇拜方式的转移。探寻真相揭开谜底 纵观上述种种猜测和解释，我们不难发现它们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不尽完善。这个世界往往没有绝对的真理，事物的本质总是错综复杂的。 要彻底解开商朝频繁迁徙之谜，单凭文字记载和权威解读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直接探寻更为直接和确凿的物证。而这就需要借助考古学的力量，通过实地勘探挖掘，寻找更多蛛丝马迹。 近年来，随着考古事业在我国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商代遗址被陆续发掘出土，为揭开这一谜团带来了全新的契机。考古发现恰恰印证了上述各种解释的部分合理性，但同时也指出了它们各自的不足。 例如在多处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与矿藏开采相关的工具和设施，这从侧面证实了商人为追寻青铜资源而频繁迁徙的说法。但遗址分布的广泛性又显示，单单是矿产开采远不足以解释迁徙的频繁程度。 再者，在部分遗址中发现了大量骨骸、疮疡痕迹等，能够佐证瘟疫确实曾困扰过商朝社会，并可能是导致当地人口大量流离失所的罪魁祸首。然而并非所有遗址都存在这种令人不安的遗迹，因此瘟疫的影响也不可能是全面性的。 从这些发现来看，之前所有的推测其实都不无道理，但都不是全部的真相。考古学家们通过对材料的细致分析和探究，初步得出了一个更为合理的结论：商朝迁徙的根源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气候、疫情、战乱、资源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促使了这个朝代高度的无根性。 商朝或因内部动乱“九世五迁”，周朝吸取教训确立嫡长子继承制未央长喟 2024.04.10 11:25 话说，夏桀为虐政淫荒，汤乃兴师伐桀。先败桀于有娀之虚，后战于鸣条，夏师败绩。汤践天子位，平定海内，是为商。这是发生在前1600年的事情。 汤，又称成汤，名履，号天乙，子姓，是商族先祖契之第十四代孙，先公石癸之子。 成汤克夏后，将商之都城建在了祖先所居之亳，即“郼亳”在如今内黄濮阳左近，史籍称为“西亳”。◎郼 [yī] 汉语汉字郼(拼音yī)，汉语汉字，部首为阝，总笔画11画，注音符号为ㄧ，本义指殷商时期的封国名[3][4]。 《吕氏春秋·慎大篇》载“汤为天子，夏民亲郼如夏”，高诱注指出“郼读如衣”，并提及兖州人称殷氏为衣；《慎势篇》称“汤其无郼，武其无岐”，注文强调郼为商汤最初的封国[1][2][4]。《正字通》认为郼与殷字不同，齐地方言将殷读作衣，高注以方音释其读音[1][4]。 《广韵》《集韵》均标注“郼”为殷国名，读音为“於希切”（音依）[1][2][4]。其字形结构为左右结构，五笔编码为NHKB，仓颉码为DQNL，国际音标为ji˥，粤语读音为ji1[2][4]。中文名：郼拼音：yī部首：阝笔画：11古籍解释基本释义考证：【吕览·愼大篇】汤为天子，夏民亲郼如夏。【高绣曰】郼读如衣。今兖州人谓殷氏皆曰衣。谨照原文高绣曰改高注。○郼【吕览·愤势篇】汤其无郼，武其无岐丰也。【注】郼，殷旧封国名。谨照原文愤势篇改慎势篇。武其无岐下，省丰也二字。增不能成为四字。注：郼，殷旧封国名。改注，郼，汤之本国。古籍解释康熙字典 《广韵》《集韵》𠀤於希切，音依。《广韵》殷国名。《吕览·愼大篇》汤为天子，夏民亲郼如夏。《高注》郼，读如衣。今兖州人谓殷氏皆曰衣。 又《吕览·慎势篇》汤其无郼，武其无岐，不能成功。《注》郼，汤之本国。《正字通》郼非卽殷字。齐人读殷如衣，高注读郼如衣，皆方音，非定音也[1]。参考资料[1]康熙字典·汉典 [引用日期2018-09-14][2]郼的解釋|郼的意思|漢典“郼”字的基本解釋·汉典-字词典网站2025-06-16[3]郼字的解释，郼读音发音，郼笔画顺序．wap.chacihai.com．2025-08-11[4]郼的意思·查字典网2025-05-02 “西亳”，从考古来看，当为“偃师商城”，大致住过成汤、外丙、中壬、太甲和沃丁五位商王。后来，商王朝又修建了规模更大的“郑亳”，商王朝进入“两京”时代。“西亳”退居到了“辅都”地位。这之后，又经历了太庚、小甲、雍己、太戊四代商王。与前五代商王相合，共九位商王，从前1600年到前1421年，历经179年，被称为“早商”时期。 这个时期，商王朝总体平安无事，特别是在太戊在位时，还出现了明显的“中兴”局面。太戊大兴土木，将“郑亳”建成了1300万平方米的特大型“大邑商”都城。 ◎河南人真的是从偃师西亳和郑州商城遗址挖到“金元宝了吗？”，不仅是班固所著《汉书·地理志》大言不惭的把周成王二次伐殷践奄之后迁殷遗民于洛置三亳坂尹之地当成了汤都西亳，当然也是有她为了报复河亶甲灭邳征班方千年之仇的刻意为之，皇甫谧之类的三亳说和王国维等对其再次“认定”让偃师西亳说甚嚣尘上，让特爱满足的河南人吃了何大壮一样坚信不疑，而郭沫若对郑州商城遗址疑似嚣都之地的判断，加上河南安阳殷墟的重大发现，更加让豫地人民和专家学者绝对认为商夏只能是在豫州“中原”这旮沓打转转了嗬！竟然创造性的认为偃师西亳和郑州商城遗址殷商“两京说”，嗟乎哉！按洛阳话说，看nia能滴，啥都敢做，啥都敢说！——山人注 郑州商城 这就是考古中发现的“郑州商城”。 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太戊驾崩，其子仲丁继位。仲丁，亦称中丁，第十位商王。自他开始，发生了“九世五迁”之乱，商王朝进入了一个风雨飘摇的“中商”阶段。 所谓“九世五迁”，为仲丁迁隞，河亶甲迁相，祖乙迁邢，南庚迁奄，盘庚迁殷。第一迁，“仲丁迁隞”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中丁即位，元年，自亳迁于嚣”。《尚书·商书序》亦云：“仲丁迁于嚣”。《史记·殷本纪》说：“帝仲丁迁于隞”。 古时“嚣”、“隞”同音可假借，当指一地，很可能是现在发现的“郑州商城”西北20公里处“小双桥遗址”。第二迁，“河亶甲迁相” 仲丁驾崩后，其弟外壬即位，在位15年，无甚作为，驾崩后，弟弟河亶甲继位。继位不久，河亶甲就将都邑迁到了相。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音初》说：“殷整甲徙宅西河，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毕沅《按》：“《竹书纪年》河亶甲名整，元年，自嚣迁于相，即其事也”。 “相”，应在内黄与安阳相邻之处的黄河边。河亶甲之称“河”，约与居临河岸有关。第三迁，“祖乙迁邢” 河亶甲在位九年驾崩，仲丁的儿子祖乙继位。 祖乙又将都城北迁至邢，即今河北邢台一带。此处，曾为商族先公居处，亦为商代诸侯邢国地望。 邢台的东先贤、葛家庄、曹演庄、贾村、南大郭及尹郭村等处，皆发现自先商至中晚商文化遗存，犹以“中商”遗存最为丰富，有仿铜陶礼器、冶铜器具、卜甲卜骨等等，还发现了兽祭坑、人祭坑、燎祭坑，并有大面积作为建筑基础的夯土遗迹。 《竹书纪年》载，祖乙仅以邢为都一年，后又迁往耿，因被水淹再迁至庇。当代学者如丁山等，认为“邢”、“耿”、“庇”实指一地，祖乙在位19年而三迁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第四迁，“南庚迁奄” 祖乙驾崩，其子祖辛继位。祖辛驾崩，其弟沃甲继位。沃甲驾崩，其子祖丁继位。祖丁驾崩，其堂弟、沃甲之子南庚继位。 南庚，名更，为第十七任商王。其于原都城居住三年后，迁往奄。 关于“奄”在何处，历来有山东曲阜和鲁北之说。有学者称，河南新乡西南的“鄘”地，当为商代之“奄”，此说亦有一定证据和说服力。 但“奄”之确切所在，只能等待新的考古发现来确认了。第五迁，“盘庚迁殷” 南庚驾崩，阳甲继位。阳甲驾崩后，其弟盘庚继位。盘庚迁都于殷。 《尚书·盘庚上》首句：“盘庚迁于殷”。《太平御览》引《竹书纪年》说：“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尚书·商书序》说：“盘庚五迁，将治亳殷”。 “亳殷”其实为一地。商族先王亥，即曾居“殷”。前面说到的河亶甲居“相”，也是“殷”。盘庚所建的新都“殷”，当在现在发现的“洹北商城”遗址，范围包括后世商王武丁至帝辛时期的小屯殷都一带。“洹北商城”曾发生巨大火灾被烧毁，因此才有了“殷墟”一说。 仲丁迁隞约在前1421年，至前1300年盘庚迁殷，前后120余年的“中商”时期，便发生了上述的“九世五迁”的混乱局面。郑州商城 有学者对“郑州商城”的城墙工程做过计算，如果常年有1000个劳动力施工，大约需要18年时间完工；2000个劳力施工，也需要9年。这还未将城内的宫殿、祖庙、仓廪、作坊等等大量的建筑计算在内。 “九世五迁”，极大消耗了商王朝的国力是毋庸置疑的。 仲丁 那么，“中商”何以会“九世五迁”呢？ 最早，汉代提出了“去奢行俭”的解释。如杜笃奏《论都赋》说：“盘庚去奢，行俭于亳”。 或许，盘庚迁殷后确实有此类举措，但并不能涵盖以前的四迁。况且，考古所见到的数个大型“商城”，不仅未见“去奢行俭”痕迹，反倒证明了商王室的穷奢极欲。可知，“去奢行俭”说并站不住脚。 宋代以后，“避水患”的解释日多。 比如清代马骕在《绎史》中说：成汤“子孙无远虑，往往轻徙，若嚣、若相、若耿、若邢、皆际河，数遭水患，为政者以厚利夺其避患之心”。这一说法在近现代学界亦不乏赞同者。 然而，此说最不能自圆其说的是，“九世五迁”中，除了“南庚迁奄”之“奄”，尚有地望的不确定性外，其他的“迁”，不是避开“河”，而是纷纷迁往新的“河边儿”。此说，亦缺乏足够证据和说服力。 另有现代学者认为，“九世五迁”的原因，在于商王朝是游牧民族或称“游农”民族。 商族先公契，于前3000纪末2000纪初，起于邢台附近的漳水一带，几成学界共识。这个时间段，漳水流域气候温和、适于农耕。而且自一万之前的农业革命开始，已经过去了八九千年，中原一带的农耕水平早已不是“刀耕火种”的“游农”时代。说商族是游牧民族或“游农”民族，考古上也不可能有任何支撑的证据。此说难以令人相信。 当代还有一说，认为“九世五迁”是为了军事上便于作战。这一说法证据最薄弱，不遑多论。 其实，解读“中商”时期的殷人屡迁，不妨还回到离殷商更近的司马迁。 《史记·殷本纪》说：“自仲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这大约才是“九世五迁”的根本原因。 杨升南先生在《“殷人屡迁”辨析》中说：“自仲丁以来的‘比九世乱’，是由仲丁争夺王位，破坏了原有的继承制度引起的。商代的王位继承制虽有兄终弟及的现象，但仍是以长子继承制为常而以弟及为变。长子和长子之子是商代王位继统的主干”。 他说：“从卜辞中的‘周祭祀谱’可知，商王大庚三子的即位次序是小甲、大戊、雍己。若照上述传长子之子的“商代继承制度，雍己死后，其王位应传给小甲子，大戊排行第二，其子绝无继位的可能。仲丁之上台，显然是经过一番内部争夺。从仲丁开始的这场争权斗争，在南庚时又激烈地进行了一次。从上世系表看出，羌甲死后已将王位传给祖乙的‘嫡长孙’祖丁，按照商继承制度祖丁死后该传位其子阳甲，因阳甲是祖辛的‘嫡长孙’，但阳甲并未直接继其父祖丁为王，而是羌甲子南庚继祖丁后做了王”。 他又说，“南庚之为王是不合继承制度的，因此，他也同仲丁一样，是夺得的。若照仲丁的先例，南庚死应由其子继位，但却是祖丁子阳甲当上了王。阳甲当然也是从南庚系统中夺回王位的。……从仲丁起，开始了王位争夺，到阳甲正是九个王，在这期间由于内部争夺王位，演出一幕幕互相残杀的惨剧，致使国家元气大伤导致诸侯离异，四夷来攻，不得不屡迁王都以避敌人的攻击”。诚哉斯言！ 或正因如此，西周灭商后，很快确立了一整套的宗法制度，严格实行“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王权传承制度。发布于：山东 商朝为何屡次迁都？司马迁说出了真相阿刚谈史事 2023-03-31 21:38江西 说起商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便是《封神演义》中所呈现的王朝形象。其实真实的商朝远比小说里的形象更血腥恐怖，人牲和人殉制度的盛行，使有关商朝的考古成果可以用白骨累累来形容。 除此之外，商朝统治者似乎很难在一个固定的地点定居，每隔一段时间，商人便会踏上迁都之路。古代生产水平低下，一次长途跋涉的旅程绝不是一件易事，更可况牵涉到国家的都城。那么，是什么不得已的原因，使得商朝的都城屡次更改呢？一、自然灾害说 迫使一个族群迁徙的直接原因往往离不开自然灾害，因此有学者提出，商朝迁都频繁是因为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的发生。 翻阅史书，商朝迁都大致有以下记载：仲丁迁嚣、河亶甲迁相、祖乙迁刑、南庚迁奄、盘庚迁殷。除了盘庚迁殷已经被考古学证实，其他几处都城尚没有切确的位置，无法针对它们的地形地势进行分析，自然灾害频繁导致迁都的说法只能是一种猜测。二、去奢就俭说 早在汉朝时期，历史研究者就发现商朝迁都频繁的现象，对此他们做出的解释是“去奢就俭”。成汤灭夏以后建立商王朝，他总结夏王朝灭亡的原因，认为夏桀骄奢淫逸，从而失去民心。后来的商朝统治者从这个角度考虑，每当都城的规模壮大，统治者的生活水平逐渐提升后，就毅然抛弃故土，迁徙到另一个地方重新发展。 然而，这个解释难免让人无法信服，虽然如何避免生活奢侈引发统治者腐化堕落的难题，是历代统治者所高度关注的，但没有人选择迁都作为解决办法。“去奢就俭”的说法更像是这些汉朝士大夫为了劝谏汉朝统治者，借用商朝屡次迁都的史实进行附会。三、王室内乱说 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说：“自仲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翻译过来就是，自从仲丁继位以来，废除了嫡长子继承王位的制度，其他的兄弟和兄弟的儿子都有机会继承王位，这些兄弟子侄互相争夺王位，造成持续九世的混乱，于是诸侯们都不来朝见了。 商王朝由于内部的利益纷争，王室成员相互倾轧，王位更迭频繁，政权陷入混乱，最终引发都城的数次迁徙，这一解释更为合理，也与当时的背景相符。都城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历史上各朝代的都城变化迁徙，也都和政权的变更紧密相关。商朝的都城在仲丁以后屡次更改，离不开仲丁变更王位继承制度所引发的混乱。四、结语 关于商朝屡次迁都的疑案，还有其他的猜测，比如躲避戎狄侵犯、便于征讨其他部落、商人是游牧民族等等，由于历史年代久远，商朝的全貌对今天的人来说是极为模糊的，因此这些猜测不能说是毫无道理，希望将来出现更翔实的关于商朝的考古成果，解开这一悬案。 岑仲勉：殷商频繁迁都，真的是因为黄河的水患吗？岑仲勉古籍2022年04月21日 00:04商族频繁迁都与黄河河患的关系 盘庚迁殷是中国历史上一起著名迁都的事件，而在殷商历史上，这样的迁都进行了很多次，史称汤以前凡八迁，而阳甲前后五迁。商人的主要活动范围在黄河流域，殷商频繁迁都真的和黄河河患有关吗？根据岑仲勉先生考证，坐实商族因河患而迁徙的不过始自晚明，以前经史家都未尝立说。那么，殷商迁都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 周定王以前或商代的河患(除去传说的洪水)，古典里面几乎没有说及，稍为透露这种意味的只有《尚书孔传》，它说：“圮于相，迁于耿，河水所毁曰圮”。“圮”的真义是否如此，留待下文八项再论。《孔传》那本书，一般人都认为晋人所作，信值并不大。 《盘庚》中有过“惟涉河以民迁”一句话，然而“涉河”、“迁民”都是常有的行动，不见得定是河患。它又说“殷降大虐”，“虐”的种类也很多，全篇并没透露水灾的意味。还有一层，谁都害怕洪水的无情，即使没有统治者督率，人们也会各顾生命，跑去别的安全地方来躲避；假说盘庚当日系为河患而迁，又迁到较能避水的地方，他们总不至于口出怨言，用不着再三告诫，因为水患的厉害一般人都自然地懂得，并不是深奥难明的理论。 据我所见，坐实商族因河患而迁徙的不过始自晚明，以前经史家都未尝立说。明万历中，黄克续撰《古今疏治黄河全书》，首载“上起祖乙之圮耿，下终万历三十二年”的话。清·胡渭说：“殷人屡迁，大抵为河圮”。同时，靳辅《论贾让治河奏》，“在大禹神功之所治，仅四百年而商已五迁其国都以避河患”，逐渐地把河患看作商族迁徙的唯一原因。丁山曾说：“《周语》有云……河竭而商亡……《御览》引《纪年》云，‘文丁三年，洹水一日三绝’，洹水三绝，即所谓河竭也”。称洹水为“河”正是“北方有水便是河”的习惯，也就是说古文中的“河”字非必指黄河。我们为要再深入了解商族的移居究竟是否由于黄河为患，就须得对商都或商都的迁徙先作一回缜密的研究，而在施行研究的当中，还须随时惦记着下举那三个要点。1.行国的习俗跟住国不同 最要紧的是逐水草而居，无一定住处。由于近年社会分期的研究，有人主张商族仍停留在氏族社会阶段，充其量也是商朝末年才进入奴隶制初期，那末，在古人毫无判别的情况之下，自会浑而言之曰“迁都”，若应用近世科学的观点，那不过牧地移转，跟迁都的性质大异。张了且说：“(近年)虽有人谓商代系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屡次迁都自属必然，然既不否认避河患亦迁移原因之一……”李斐然说：“自古论者皆曰殷都多迁，实以河患；予谓河患或为迁都之一部原因，而不得谓殷迁都即因河患也。不然，无河患处而仍迁者何哉”。郭沫若因商族祭祀时用的牲数很多，以为“这和传说上的盘庚以前殷人八迁，盘庚(以后)五迁的历史影响颇为合拍。这样屡常迁徙，是牧畜民族的一种特征”。又侯外庐说：“史称汤以前凡八迁，而阳甲前后五迁，这说明阳甲以前的游牧生活，故不能发生都市”。都已晓得向这方面注意。其实《盘庚》篇的“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前此无一定住处，已跃然纸上，唯前人不知就里，用后世的眼光去了解商族的“迁”，因而多所臆测。现在既明白商、周习俗有别，即不应粗率地承袭前人的错觉。2. 古典上许多复出的地名 就举商史中最著名而又争执最多的“亳”为示例。皇甫谧三亳之说(引见下文三项)，前人驳它的很多，王国维尤为详尽，他说：“《立政》说文王事，时周但长西土，不得有汤旧都之民与南、北、西三亳之地，此三亳者自为西夷，与《左氏传》之肃慎、燕、亳，《说文》京兆杜陵亭之亳，皆与汤都无与者也。又《春秋》襄十一年同盟于亳(京)城北，则为郑地之亳。《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云，帝喾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亳阴野中，则为卫地之亳。《左氏传》公子御说奔亳，则为宋地之亳。与皇甫谧所举三亳，以亳名者八九”。同名“亳”的地点那么多，相信断不是任一个“亳”都和商族的“都城”有着直接关系，研究家对此，就应有所抉择和取舍。亳是如此，别的地点遇着有同名的也应该如此。更进一步说，又不止地名相同，甚至和地名联系着的人名有时也一样相同，例如《水经注》二三《汳水》：“汉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使郤长卿按行水灾，因行汤冢，在汉属扶风。……按《秦宁公本纪》云：二年伐汤，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汤。然则周桓王时自有亳王号汤，为秦所灭，乃西戎之国葬于徵者也，非殷汤矣”。按《史记》五《秦本纪》称宁公二年，“遣兵伐荡社，三年与亳战，亳王奔戎，遂灭荡社”，《集解》引徐广，“荡音汤，社一作杜”，又引皇甫谧，“亳王号汤，西夷之国也”，《水经注》的见解正和皇甫谧一样。至如《史记索隐》以为“西戎之君，号曰亳王，盖成汤之胤”，有点近于臆测。 然无论怎样解释，可见得称“汤”的人，有时还和称“亳”的地方相联系，而称“亳”的地方又不止一处，我们要追求商族最初的“亳”，就须找其他的旁证，不能单因“亳”的名称相同，便以为条件符合；前人对于商族的亳究在何处，没有做出完满的解答，就因为犯了这个毛病。提到“汤”的名字，可又引起了别的问题，卜辞中的先公名字，有大乙而没见过“汤”，复别有一个“唐”，其中一条系“唐、大丁、大甲”连文，王国维的考证是：“《说文》口部：‘啺，古文唐，从口易’。与汤字形相近。《博古图》所载《齐侯镈钟铭》曰：‘虩虩成唐，有严在帝所，受天命’。又曰：‘奄有九州，处禹之堵’。夫受天命，有九州，非成汤其孰能当之。《太平御览》引《归藏》曰：‘昔者节筮伐汤而枚占荧惑，曰不吉’；《博物志》六亦云。按唐亦即汤也，卜辞之唐，必汤之本字，后转作啺，遂通作汤”。按汤、唐是清浊声字，由于方音不同，唐变为汤固有其可能；唯是一等史料的卜辞和金铭都作唐不作汤，西边却别有“亳王号汤”，我禁不住要问一下，是不是因商王“唐”的名称和“亳王汤”太过类似，后人混而为一，把“唐”改作“汤”呢？这并非纯出臆测，就看司马迁把商之亳放在关中(引见下文三项)，郤长卿按行扶风的汤冢，郑玄《诗笺》称商国在太华之阳，那一连串的书说都暴露着糅混的痕迹呀。3. 商族最强时的势力范围 前文已拈出地名重复的那么多，我们须要抉择，但凭什么方法来抉择呢？我以为注意商族势力范围就是方法之一。殷墟出土遗物非常丰富，无论商族自己制造或从外边收集得来，似乎表现出在那时期它是个堂堂大国。然而依初期卜辞研究，商族的活动地域似不出乎豫中、豫东和其相邻的冀、鲁地带(配合发掘的成绩来看，也证明大致不错)，奈近年把它越推越广，单凭后世有某些地名和甲文相同，没提出别的证佐，便断定其地点无异；我们试覆看一下前条所说“亳”的同名那么多，越觉得这样的考证地理不单止十分危险，而是近于卤莽。求其致误的原因，就由于还未发现上古史的秘密，心目中总认为商族势力很大，黄河中下游已给他们完全统一着，所以他们可随地迁徙；而不知经过近年考古发现，这种观点已须大大修正。换句话说，我们讨论商族的迁徙，同时就应考虑到商族活动的可能范围。 注意点阐述既毕，斯可以进而讨论商族之“迁”。 冯景《解春集》称，“自相以下疑皆在河北”(指相、耿、庇、奄)，商族活动的中心，除一两处不确知者外，余以为都可适用这一个原则。现在把前头已讨论过的地点，按其时序，列成一表以证成拙见。图表(略) 如以安阳为中心，则东南至濮阳，南至浚县，北经邯郸至邢台各不出二百里，有史后商族活动的区域，相信实以此为中心，再前则不可知。南庚两朝或者因狄族压逼太甚，东南移至“济水流域”(即黄河)，则“惟渡河以民迁”一句亦找得着落。吕振羽说：“商民族在其建国后之主要根据地，在今日之河南东部、山东西部”。我个人研究的结果大致与他相同。又翦伯赞说：“殷族最初的出发点，是在今日河北平原西北之易水流域。……近来，考古学家在易水流域之易州，发现了商代之三种句兵，又确切地证实了这一部分殷族，直至青铜器时代，还是继续定住于易水流域一带”(三句兵即大且、大父、大兄三戈)，“在传说中之契、昭明的时代，应该还在河北平原以至河北境内之渤海海岸一带活动，因而所谓契居蕃之蕃，昭明居砥石之砥石，乃至相土之东都，都不应该在山东境内。依据其他传说的暗示，殷族之迁徙，既非整族出动，亦非全部南徙，其中有一部分，始终停留于河北”。按易州句兵是否商族遗物，还有疑问，定住易水流域之说似受王国维的考证所影响，除此之外，翦氏所说，我极之赞同。若说商族屡迁，其范围很广，且纯为河患，都未得到明据。 (1)近人绘禹河图或将内黄置于河的东边，但所谓“禹河”只是周定王以后的河，不是商代以前的河(说见第六节)。 (2)有史时代所见的豫省河患，很少冲到内黄。所称“邺东”究未知相隔邺多远(参看下文第八节二项乙)。如要用事实来证明，那非靠大量的考古发掘不可。不过，灾害是人类尤其半开化民族所最害怕的，假如说商族屡迁，都为避河患而起，那末，前车可鉴，自应远远搬走，为甚么转来转去，总不出二三百里的范围，只就这一点设想，我们已很难坚持“河患”的论调了。 自盘庚至帝辛经过十二世不迁，从黄河变迁史来看，固可认作黄河没通过那边，另一方面从社会发展史来看，又觉得前朝所谓屡迁，只是游牧部落转移牧地，后朝的不迁则是渐变为城市生活。换句话说，这些片断材料就是由氏族社会转入奴隶社会的表示，由这，我们也可以设想商朝末叶才转入奴隶制初期。 这里更须作必要的补充。旧说商丘在梁国睢阳即现时的归德，前文二项已有过详细辨正，可是最近研究卜辞的还株守着这种解释，对商、宋的地理层化，没给以相当注意，我们不能不再作一个总括的申明。论到商族居地，比较显著的为商丘、亳、相和北蒙，今将其层化痕迹揭露如下：图表(略) 只消看安阳一带有这四个古迹，同时，归德一带又出现这四个古迹，正跟前头三项所举中印有四大佛塔、北印也有四大佛塔的例子一样，其问题露出后先层化的迹象。再看在北边邻近殷墟的商丘、亳和北蒙(相除外)分布于数百里之间，而南边那三个古迹，却集中于现时商丘一县，尤不像民族徙居而却近于古迹复制，这是很可疑的间隙，考古者却没注意来比较。其他无可置疑的邺，命名颇为普通的上司马(现时豫东鲁西的村乡还多以“司马”为名)，都在临漳，而商丘附近却找不到亳的故址(见前文)，据最近陈梦家说，商祀始于上甲，其历史时期的帝王，以上甲微为第一个，两相比观，归德的商丘不是商族发祥地，当无可疑了。 还有须揭出的，裘日修《治河论》：“至商仲丁河决商丘，则分睢入淮以归海矣，河亶甲决嚣，则又分颍以入淮矣，武乙浚偃师，则且分汝以入淮矣”。古代虽有分睢、分颍的事实，但他所征引的史料，多数错误，尤其是黄河并无入汝的痕迹，用不着我们作多余的驳论。 根于前头复杂的考证，这里可简化为如下之结论：既知禹非人帝，跟着就要看商史有无黄河消息。《尚书序》及《史记·殷本纪》都说商族屡迁，但并未举出迁的原因，后起的《孔传》才解祖乙圮于耿为“河水所毁”，明末清初的人更进一步怀疑或坐实屡迁由于河患，那是研究上古河变很重要的问题。 游牧民族为要随逐水草，避寒就暖，一年之内，屡移其地，商族初期还是半畜牧社会，我们不应把行国的迁居和住国的定都等量齐看，这是第一点。上古地理层化，前节已有说明，依卜辞及地势来看，商丘即商族的祖居，应在今濮阳，我们不要把层化的名称看作原来的住址，这是第二点。从这出发来作地理考古，知道商族当日活动的中心，北起邢台，南至安阳，东南达于内黄、濮阳，不出数百里之地，所谓“迁”，恐怕只是描写游牧民族的习惯而辞不达意，未见得定与黄河溃决有关。内容摘自《黄河变迁史》书名：《黄河变迁史》作者：岑仲勉著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年3月出品方：华章同人 夏朝都亡了，商朝频繁迁都究竟在躲谁？考古专家：这东西无可避免古今多少事 2025-06-12 16:51 一片被遗忘50年的甲骨，揭开了商朝迁都背后残酷的权力游戏。 自商汤灭夏建立商朝以来，这个王朝展现出一个令人费解的特点：频繁迁都。 东汉张衡在《西京赋》中概括为“殷人屡迁，前八后五”。意思是商朝立王朝前迁都八次，立国后又迁都五次。每一次迁都都是浩大工程，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可是，夏朝已被推翻，外部威胁不复存在，商王为何还要如此折腾？ 传统解释聚焦于水患。根据《尚书》记载，盘庚迁殷时曾提到“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这似乎暗示洪水是迁都的主要原因。但细究之下，这一说法站不住脚。水患之说的漏洞 商朝建立后的五次迁都地点明确：仲丁从亳迁嚣(今郑州西北及荥阳东北)，河亶甲迁相(今河南濮阳北)，祖乙迁邢(今河北邢台)，南庚迁庇(今山东郓城北)，盘庚最终迁至殷(今河南安阳西)。 若洪水是主因，史书理应留下相关记录。 然而《史记》等文献，对商朝迁都事宜虽有记载，却没有任何关于导致迁都的重量级洪水记录。 商朝的都城多分布在黄河流域，依托黄河之水进行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但黄河的变化并不是人为能够干预的。当商王盘庚决定迁都时，遭到了民众的强烈反对。 洪水面前，逃命才是最重要的，民众为什么要反对迁都？ 答案可能是：洪水并非迁都的主要原因。 考古发现进一步推翻了水患说。在伊洛平原的商朝遗址中，几乎没有发现遭受洪水侵袭的证据。 而在明确有灾害的武丁时期，商朝都城反而没有发生过迁移。权力之争 在郑州商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中，一个反常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 商朝建立约200年后，商王突然改变了祭祀方式。 考古显示，商朝早期的人祭现象是从少到多发展的。 起初沿袭二里头习俗，很少出现人祭现象，但大约百年之后，人祭行为迅速增加，成为国家级的宗教行为。 然而在郑州商城末期，考古专家在宫城墙边发现了三座反常的祭祀坑。里面埋藏的全是青铜重器，只有一个坑中有数量极少的人兽骨头。 按照商朝习俗，如此高级奢华的青铜器祭祀，必然配备更多的“人牲”。 与三座祭祀坑同时出现的另一个现象是：王宫区的头盖骨加工厂突然停止运营，大量即将完工的头盖骨被扔到壕沟埋葬。 商王明显发起了一场宗教革新，试图取缔残酷的人祭传统。 这一改革引发了剧烈的政治地震。几乎在同一时间，晋南、武汉、河南等大大小小的商城，都相继沦为废墟。十余年后，郑州商城也沦为废墟。 考古学家发现，早商遗址中的兵器较少，而殷墟的兵器数量则高达郑州商城的数倍；早商时人牲数量很少，而殷墟则发现了数以百计、种类繁多的人牲。 这些线索指向一个结论，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爆发了惨烈的内战。九世之乱的真相 《史记》记载：“自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 这就是著名的“九世之乱”——商朝中期持续九代的王位争夺战。 商朝王位继承采取“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混合制度，导致继承顺序不明确。 祖乙是河亶甲的侄子，他要想从叔叔手中拿到王位，必然遭到朝廷上下反对，只有宫廷政变才能实现。 南庚更奇特，他是从堂兄祖丁手里接任的王位，如果不抢，无论如何都轮不到他来执政。 这种不正当上位的新王，为稳固权力，自然想把政治中心搬移至自己的封地。 ◎以后世之人之心，度远古先人之胸襟，能不导致结论错误吗？殷商时期之所以采取混合制的“兄终弟及”和“父子嫡子相传”相结合的王位传承更迭制度，远在帝尧陶唐氏与舜和禹时代，王位更迭有“禅让制”，而夏后启即位开启了“家天下”的“世袭制”，后世更有“嫡子传承”与“选贤任能”的纠结和“孺子即位”导致外戚专权和垂帘听政以及宦官专政和“八王辅政”之类的权臣当道的专权等等弊端不可胜数，那么殷商时期的二元制王位更迭与集体议政模式有何不可呢？这样的民主集中制的王位更迭选贤任能，不是更加有利于社会稳定与政局的平稳过渡吗？何来“九王之乱”之说呢？这种看似无序实则遵循规则和天道的方法不是更好吗？王位更迭有序是一种表面上的稳定，而殷商时期的王位更迭何以见得就是司马迁嘴里说的“九王之乱”了呢？——山人注 商朝的五次迁都，几乎都与王位更迭相伴。 仲丁迁隞：少数民族侵扰。东边的夷人部落逐渐强大，经常出兵侵扰商朝； 河亶甲迁相：内忧外患双重叠加。商朝国力衰退，诸侯国起兵造反，加上东夷侵扰； 祖乙迁耿：王室政变。祖乙以侄子身份夺取王位，迁都以避风险； 南庚迁奄：叔侄反目。南庚从堂兄手中夺得王位，迁都巩固权力； 盘庚迁殷：瓦解贵族权力网。盘庚即位后发现被上一辈的功臣贵族掣肘，通过迁都瓦解其势力。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始有如此荒谬的殷商十三迁和五迁之解读也！——山人注 郑州小双桥遗址(可能是河亶甲所居之相)，考古发现人祭现象变本加厉，对“人牲”的处置更加残忍。 这显然是保守派对改革派的反扑。殷墟时期的考古发现表明，保守派最终取得了胜利，人祭活动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被遗忘的50年 商朝频繁迁都的历史中，有一个地理谜题：商汤最初的都城亳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困扰了历史学家千年。 1953年，在郑州二里岗遗址中，考古专家发掘出土了两片刻着文字的字骨。 其中一片牛肋骨刻有文字，当时著名学者陈梦家认为是“习刻”(练习之作)，仅10个字，没有特别历史价值。 这一片甲骨文，被遗忘在角落里长达50年。 200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李维明，重新研究这片牛肋骨时，突然有了惊人发现。 骨片上是11个字而非10个，其中最关键的是补识出一个“乇”字。 释读应为“又乇土羊，乙丑贞，及孚，七月”。 殷墟甲骨文中有“又亳土”，因此“又乇土”就是“又亳土”。 “乇”是“亳”的商朝早期写法，指商汤都城亳。 这一发现，结合规模庞大的城池和高规格的宫殿群，最终证实郑州商城，就是商汤建立的亳都，商朝前期十位君王定都于此。 商朝在殷都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精美的青铜器如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以及完善的天文历法。 商朝在此稳定了273年，因此也被称为“殷商”。 不过，商朝最终未能逃脱衰亡的命运。纣王的腐败和暴政，引发了民变和西方周人的反抗。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中击败纣王，商朝灭亡。 殷商时期居都之地伪图1 殷商时期迁都伪图2 殷商时期迁都路线伪图3 商朝都城“西亳”概述玄武 2022-05-09 19:44广东 关于西亳的地理位置，旧说一直是偃师商城一带，而随着考古文化的兴起，出现了郑州商城为“西亳”之说。当然还有几个其他说法，鉴于篇幅，不做展开叙述。虽然我并非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但是研究伊洛一带的华夏地理已有九年之久。因此，从各位名家的论文或书籍的说法中可以看到不少漏洞。而之所以出现这些漏洞，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我个人的习惯是找相对可靠的历史记载，或者青铜器铭文、甲骨文、先秦简文、诗经等为依托，相对而言，信息较为可靠。而偏偏我根据这些内容所得出的结论，可以使这些华夏地理和历史能够有机的结合，而未出现很多相互矛盾的情况。鉴于读者留言所提出的疑问，略加一点内容以便于更好的表述。 那么到底西亳的位置在哪里呢？根据历史记载以及考古发现可知西亳在偃师商城，根据考古发现，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都是古代都城遗址，虽然如此，郑州商城并不符合记载，正如新砦遗址被认为是夏后启的都城一样。 《墨子非攻下》：“逮至乎夏王桀，天有酷命，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榖焦死，鬼呼于国，鸖鸣十余夕。天乃命汤于镳宫，用受夏之大命，夏徳大乱，予既卒其命于天矣，往而诛之，必使女堪之。汤焉敢奉率其众，是以乡有夏之境，帝乃使阴暴毁有夏之城。少少有神来告曰：夏徳大乱，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于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汤奉桀众以克有夏，属诸侯于薄，荐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诸侯莫敢不宾服，则此汤之所以诛桀也”。《逸周书度邑解》记载周武王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阳无固，其有夏之居”。 《今本竹书记年》：“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始屋夏社”。《尚书·汤誓》：“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朡，俘厥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史记·殷本纪》：“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桀败于有娀之虚，桀犇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朡，俘厥宝玉，义伯、仲伯作《典宝》。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报，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商汤迁都于“有夏之境”、“夏社”。而“有夏之境”的位置同“有夏之居”，由此可以看出商汤迁都于“夏社”，在偃师商城。这里提到了“臣扈”，根据记载，臣扈是太戊时大臣，是商朝一代名相。太戊的高祖是商汤，曾祖太丁，祖父是太甲，父亲为太庚。臣扈与伊陟共事太戊，相继为相。伊陟是商朝重臣伊尹的儿子，商王太戊继位后，任用伊陟担任相国。由于伊陟辅佐朝政得力，太戊在祖庙称赞伊陟，不把他当臣子看待。而在《尚书·汤誓》中臣扈却是商汤的重臣，是矛盾的。有两种可能，一是有两个臣扈，二是《尚书·汤誓》的部分内容是后人附加进去的。对于《疑至》和《臣扈》，根据两者的发音和身份地位，我认为分别代表伊陟和厚父。 一些相关记载或解读如下：《尚书序》、《史记》、《太平御览》：“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括地志》云：“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为景亳，汤所盟地，因景山为名。河南偃师为西亳，帝喾及汤所都，盘庚亦从都之”。《括地志》又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师县西十四里，本帝喾之墟，商汤之都也。《水经注》阚骃曰：“亳，本帝喾之墟，在《禹贡》豫州河、洛之间，今河南偃师城西二十里尸乡亭是也”。《帝王世纪》：(帝喾)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登位，都亳，以人事纪官也。《史记集解》：皇甫谧曰：“都亳，今河南偃师是”。《竹书纪年》载：“仲丁元年辛丑即王位，自亳迁于嚣”。 为什么称为西亳，就如夏邑称为西邑，西山在有夏一样。清华简《尹至》铭文：“汤盟质及尹，兹乃柔大禜。汤往征弗附。挚度，挚德不僭。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夏播民入于水，曰：‘战’。帝曰：‘一勿遗’”。清华简《尹诰》记载“：惟尹旣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在先秦文献及甲骨文中也记载了西邑或者西邑夏。 清华简《厚父》表明“厚父”是夏后氏之后，是大禹之后。这也解释了为何“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以后，“作《夏社》、《疑至》、《臣扈》”的原因，说明劝阻商汤不迁夏社的人是伊尹，而夏社和臣扈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才“作《夏社》、《疑至》、《臣扈》”。对于厚父就是臣扈的推断，我们再看看清华简《厚父》：“王曰：‘钦之哉，厚父，惟时余经念！乃高祖克宪皇天之政功；乃虔秉厥德，作辟、事三后；肆汝其若龟筮之言，亦勿可专改。兹小人之德，惟如台？’”，“乃高祖克宪皇天”中的高祖指的是“大禹”，而通过一些关于《厚父》的论文得知，这些研究者把“高祖”的概念用现代人的理解而误。此高祖代表始祖、远祖，如《左传·昭公十五年》：“且昔而高祖孙伯黶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也可以理解为开国之君，如《尚书·盘庚下》：“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两种理解都指向了大禹。而有的研究者竟然把“乃高祖”断句成“乃、高祖”很明显是错误的。“乃虔秉厥德”的“厥”字是其的意思，代表“乃高祖”，如果断句成“乃、高祖”就成了自己秉承自己的德了，错误就在于此。因此，根据《厚父》简文可知，厚父是大禹之后，是夏后氏之后，而由“乃虔秉厥德，作辟、事三后”可知，厚父不可能是商汤时期的人，结合太戊时的名相臣扈可知，厚父当为太丁、太甲、太庚、太戊时期的人，经历四朝，才能“事三后”，这句话是“太戊”说的，所以不包括太戊，他和伊陟是同时期的人。 说到这里有个疑问，《孙子兵法·用间》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伊尹名字叫伊挚，而其子却叫伊陟，父子名字相同，可能么？正如共工和“句龙”一样，发音相近，而出现父子关系。“句龙”的发音和“鲧”不近么？“实为夏郊，三代举之”的人不是鲧么？郊祭的是“皇天”还是“后土”呢？去掉“皇天”是不是就非常清晰的表明了“鲧”就是“句龙”、就是“后土”呢？历史是复杂的，《古本竹书纪年》说“黄帝至禹，为世三十”。大禹为颛顼之孙又有“六世孙”的记载，这些记载虽无端，但各种矛盾面前不值得深思么？此处，我对大禹是“后土”的说法做了修正请读者留意。 为什么夏后氏之后的“厚父”能够成为商朝的重臣呢？说到此，还得重复二王三恪的概念，新旧朝代交替，都会重用前朝裔胄，如尧子丹朱为虞宾；夏禹封丹朱于唐，封舜子商均于虞。商武王封商纣王之子禄父于邶、封舜之后于陈，皆不用臣礼，而用宾礼。历史上并没有直接记载商朝封夏后氏之后为宾，但是，清华简《尹诰》记载“：惟尹旣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曰：‘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厥众，非民亡与守邑，厥辟作怨于民，民复之用离心，我捷灭夏，今后胡不监？’挚友汤曰：‘我克协我友。今惟民远邦归志’”。《呂氏春秋慎大览》记载：“汤立为天子，夏民大说，如得慈亲，朝不易位，农不去畴，商不变肆，亲郼如夏”。高诱注：“畴，亩也。郼读如衣，言桀民亲殷如夏氏”。陈奇猷按：“朝不易位，谓朝士各守其职”。都说明了商汤为安抚夏众，而厚待前臣，再结合厚父的身份可知，商朝同样有“二王三恪”，而厚父明显就是“二王三恪”之一的夏后氏之后。太戊，被称为“中宗”，重用伊陟、臣扈而实现“中兴”。为了中兴，太戊向厚父询问夏朝兴衰之机，而有《厚父》一文。 　　接下来我再补充一下“禹都阳城”之说，关于禹都阳城的说法，个别读者或研究者仍有疑问，在此文中我再补充一些内容如下： 《新本竹书纪年》：“(尧)帝即位，居冀”、“(舜)帝即位，居冀”、“(禹)帝即位，居冀”、“(夏后启)帝即位于夏邑。大飨诸侯于钧台，诸侯从帝归于冀都”。《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尧、舜、禹、夏后启的都城在“冀”，而《古本竹书纪年》并没有记载尧、舜，也没有关于夏后启都城的表述。虽然如此，《左传》、《尚书》、《史记》却都记载了《五子之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而《五子之歌》里面的“冀方”指的是夏后太康的都城“斟鄩”，所以我根据《五子之歌》的记载推断出尧、舜的都城在斟鄩，推断出“河”指“伊水”的结论，能够推断出这样的结论，证据也是比较丰富的，如《新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尧、舜、禹都城，如《新本竹书纪年》“(桀)帝即位，居斟鄩。……（十年)伊、洛竭。……十三年，迁于河南”。《新本竹书纪年》和《五子之歌》一样，均出现“河”、“斟鄩”，而斟鄩本身就在黄河以南，由黄河以南迁往黄河以南是说不通的，羿阻止太康返回“斟鄩”而“距于河”也是说不通的，斟鄩在黄河之南，返回斟鄩并不是去黄河以北，“河”也显然不是指代黄河，《山海经》中也有“河”并非指代黄河的例子。而研究者也很容易弄错“夏邑”的概念，“夏邑”在《左传》、《尚书》、先秦简牍中都有提及，同样，夏邑中也提到了夏后启、夏后桀等人，从中可以看出“夏邑”实际上指的是“有夏”，而并非学者们所认为的“邑”。 通过这些记载，我希望研究者能够重新认识“冀”、“河”、“夏邑”等概念，也希望通过这些记载研究者能够再收收心，不要再没有任何约束的天马行空。 本次修订加入一个说明，即《左传》记载的说明，这个说明很重要，所以特别强调。《左传·定公四年》：“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里说到了几个关键词，分别为“夏虚”、“唐诰”、“戎索”。《尧公簋》铭文：“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铭文中唐伯指的是唐叔虞的儿子燮父，在“侯于晋”之前其爵位为伯，说明叔虞封唐时爵位也为伯。而之所以叫“唐伯”、“唐叔虞”，是因为叔虞被封到了古唐国所在地，古唐国又是舜和大禹封尧之子丹朱的地方。所以“夏虚”指的是“古唐国”，既然是舜和大禹所封，此“夏虚”又怎会是舜的都城、禹的都城所在地呢？舜受尧禅，也没有迁都记录，所以此“夏虚”也并非是尧的都城，即不是“冀方”、“冀都”。而唐叔虞封地不超过百里，说明此夏虚的范围也是很有限的，而以“戎索”，说明当时被戎狄环视。 “禹都阳城”的记载： 《古本竹书纪年》：“禹都阳城”，《孟子·万章上》云：“禹避舜之子于阳城”。赵岐章句云：“阳城在嵩山下”。《史记集解》引刘熙注云：“今颍川阳城是也”。《史记·夏本纪》云：“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之位”。今本《竹书纪年》云：“帝癸元年即位，居斟寻。十三年，迁于河南”河南疑即禹阳城故都。 “禹都阳翟”的记载 《汉书·地理志》云：“颍川郡阳翟，夏禹国”。应劭曰：“夏禹都也”。《帝王世纪》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水经·颍水注》：“颍水自竭东迳阳翟故城北，夏禹始封于此为夏国”。《括地志》云：“故鄩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盖桀所居也。阳翟县又是禹所封，为夏伯”。 禹都阳城又都阳翟的记载，《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徐广曰：“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括地志》云：“禹居洛州阳城者，避商均时，非久居也”。 其他记载 《史记正义》：“ 《世本》云： ‘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 。晋人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受禅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 由这些记载可知，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竹书记年》最先记录大禹的都城所在地“阳城”，然后又分化出三种说法，“阳翟”(唯一)，“阳翟”(不唯一，有阳城，也有阳翟)，“平阳”(唯一)，“平阳”(不唯一，先阳城，后平阳)。经这样对记载或解读分类以后，研究者和读者应该能看出，先秦的史书记载大禹的都城仅有“阳城”，而细心的研究者也可以留意到这是魏国的史书，魏国是三家分晋之国，对晋国的地理更是比较熟悉，但是《竹书纪年》并没有提到“阳翟”，更没有提到晋国境内的“平阳”，说明了“阳翟”和“平阳”是后世的衍生之说，这些衍生之说，有把阳翟等同于阳城的，也有把阳翟区别于阳城的。《世本》也是先秦著作，但它不是史书，和《竹书纪年》相比严谨性较弱，例如对于费氏起源之说就有不同姓起源之说，而在不同之说中同时出现“费昌、费仲”，严谨度在哪里呢？ 本文较为简略的叙述了“西亳”的地理位置，因为研究这些内容是业余爱好，所以为了缩减写作时间会有所遗漏，甚至有所误差，并很简略。基于此，会针对个别读者的疑问在其他文章或回复中答疑。并且，为了节约时间，有些内容和题目似乎并不相关，但是在整理过程中，发现有些内容较为重要，放在文中则可避免以后找不到相关内容或花费大力气再次整理。写这些文章的目的是为研究者提供思路，给自己理清思路，也为《华夏地理及侯国考略》一书的最后落笔作准备，此书已经写过五、六个版本了，但事关重大，会尽我所能的说得清晰、完整、有说服力。会全面结合甲骨文、金文、先秦简文、先秦史书、诗经、诸子之书、秦汉之书等全面剖析，而非割裂历史的考古，也非割裂地理和历史的相关性。通过这些研究，会发现先秦史书的可靠度还是非常高的，并且不会出现全国多地皆可“昆仑”、皆可“太山”、皆可“涂山”、皆可“夏邑”等情况。撰稿人：侯孝岩2022年5月9日 《尚书》中的天命观及其演进过程杨佳将 2022-03-18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3期杨佳将(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300350)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传世经典，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与历史价值。从《尚书》中不仅可以窥见商周时期政治制度的大致情况，还可以找到中国历史上诸多思想观念的渊源。譬如说，秦汉及以后儒家常常论及的“天命”“天人关系”的命题，便可以在《尚书》中找到其发端与演进过程。一、《尚书·盘庚》篇与天命观的起源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盘庚迁殷发生于公元前一千三百年前后[1]，而《尚书》中的《盘庚》三篇，司马迁认为是盘庚之弟帝小辛在位时，“百姓思盘庚”(《史记·殷本纪》)所作。顾颉刚先生则以《盘庚》篇的思想路径来看，认为其文本虽未必出自殷商，但思想内容却是殷商所特有[2]。另有陈梦家先生考察《盘庚》篇语词的使用情况，认为商人用“帝命”而周人用“天命”，故《盘庚》篇当为东周宋国人拟作[3]。总而言之，《盘庚》三篇的成书时间不晚于春秋，属于《尚书》中较早甚至是最早的篇目之一，而就其思想内容来看，基本可视为商王盘庚诰谕众贵族的实录。 据《盘庚上》记载，盘庚对众贵族说“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尚书·盘庚上》)，这是传世文献中首次出现“天命”这一概念。盘庚所说的“天”，并不是自然意义上完全客观的天，而是能够向先王传递信息、发布命令的主观抽象的“天”，“天命”便是抽象的“天”的意志。“天”以殷商先王作为媒介宣示其“命”，参与到迁都等具体的现实政治事务中。如果拒绝奉行“天命”，便是“罔知天之断命”(《尚书·盘庚上》)，现实中的人们与“天”的联系或将断绝，失去其庇佑。虽然盘庚所谓的“天命”还远不具备周秦以后那样复杂的伦理内涵，但这表明至迟在晚商时候，人们已经在观念世界中建立起一个超越现实政治的至高权威，思想史上的“天命”这一重要概念自此诞生。 与《盘庚》篇记载有所不同的是，在殷墟出土甲骨卜辞中，《盘庚》篇中的“天”这一概念通常被表述为“帝”或“上帝”，而据陈梦家先生研究与考证，“帝”与“天”是分别属于商人与周人的不同崇拜对象，直至商末周初，“帝”与“天”这两个概念才渐次混合在一起，且“帝”的位置最终伴随着武王灭商而为“天”所取代。因此《盘庚》篇中商人所崇信的“天命”，准确地说应当为“帝命”。《盘庚》篇中商王所以会时而用“天”的概念，时而用“帝”的概念，可以断定是商末以后的人们在观念中将“帝”与“天”融合之后，再加以追述历史的结果(商末周初时“帝”与“天”的概念已可等同视之，后文详述)。 殷墟甲骨卜辞中的“帝命”与《盘庚》篇中的“天命”在思想内涵上可等同视之，均是指商人观念世界中最高权威的意志和命令。而“帝命”相对于“天命”而言，则更直观地表现出殷商时期人们天命观的由来，即天命观的前身是原始自然崇拜与天神迷信。“天”是一个泛化的概念，容易被理解为自然意义上的天，且甲骨卜辞中的“天”并不具备天神的含义。而“帝”则是殷商时人们崇拜的神祇，具有十分明确的宗教属性。商人对于所谓“帝命”的敬奉与崇信，正是原始自然崇拜演化的结果。 恩格斯曾对宗教给出如此定义：“每个宗教，不是别的，正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支配着人们的那种外界力量在人们头脑中之幻想的反映……在历史的初期，这样被反映的，首先是自然的力量，在往后的演变中，自然的力量在各国人民中获得各种不同的复杂的人格化”[4]。殷商时期人们宗教信仰的演化亦概莫能外。孔子在总结殷商制度时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殷商时人们对“鬼神”的迷信，即是恩格斯所谓的人格化的自然力量。随着人们对自然规律和自然力量的不断熟悉和掌握，人的理性能力和思维水平亦获得发展，原始的自然崇拜必然会被赋予更加复杂的内涵。“天命”诞生于殷商时期人们的观念世界中，正是人们理性能力与思维水平发展的结果。 殷商天命观与上古自然崇拜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殷商时人们对“帝”和自然神的区分。 殷墟卜辞显示，虽然“帝”是自然万物的最终主宰，但“帝”并不直接司掌风雨雷电，商人求雨、祈年的对象是特定的山、川、土地等自然神，自然神与“帝”的关系即是现实中臣僚与商王的关系。这无疑是商人以其自身对现实政治的理解为模板，在其观念中建立起了具有明显人类社会特征的神的世界。“帝”以及统合自然诸神的“帝廷”，从建立之时起便具有了人类的社会属性。商人试图以理解人类社会的方式，来进一步理解外部自然世界，其赋予“帝”和“帝廷”以人类社会属性，也就意味着在神的世界与人类社会之间建立起了初步联系。 殷商以前的人们对于客观世界只有十分粗浅朴素的认识，在客观世界与人类社会之间也无法建立起合乎逻辑的联系。如传说虞舜时期三苗部落将亡，则出现了“天雨血，夏有冰”[5]4或“夏木雨血，地坼及泉”(出《路史》所引，今本《墨子》已阙)的自然现象。但对于夏天为什么结冰，夏天结冰与部落兴亡之间有无必然联系，人们却无法给出解释。而殷商时期的人们在观念中建立起“帝”这一至高权威以后，对于各种反常自然现象的出现便可以解释为是“天命”，是“帝”降福或降灾。虽然这样的解释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是毫无根据的谬论，然而对于殷商时候的人们来说，这却是他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合理认知。 商人的“帝”被赋予了超越自然诸神的无上地位，不再仅仅是掌控雷、雨、风等自然力量的被崇拜对象，而是终极意义上的权威。故而“帝命”、“天命”也就得以成为人类在处理现实社会中各项事务所能寻求的最终权威。在《盘庚》篇中，当商王盘庚的“朕心”“朕命”难以化解反对迁都的阻力之时，“天命”便成为说服众贵族的终极理由。 其二，商人对“帝”与殷商先王的结合，使得殷商先王成为“帝命”“天命”的载体和沟通天人的媒介。 “帝”毕竟是人在头脑中想象出来的虚拟存在，而先公先王的话语和功绩则普遍存在于商人的集体记忆中，商人对于先公先王的感受远比虚拟的“帝”更加强烈。商人将“帝”与殷商先公先王结合在一起，也就强化了“帝命”“天命”与现实政治社会的联系以及所发挥的影响。这一点在《盘庚》篇中有着更为清楚的体现，下文将具体讨论。 综上所述，商人通过对“帝”与自然神的区分，以及在“帝”与殷商先公先王之间建立联系，形成了其天命观，并完成了从原始自然崇拜和原始天神崇拜,到新的“天命”信仰的过渡。 二、殷商天命观与祖先崇拜 在商人的信仰中，他们所幻想出来的“帝”在一定程度上近似于恩格斯所说的“许多神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整个综合体，转移于一个万能之神的身上”[4]。然而，虽然商人的“帝”与稍晚时候犹太人幻想出的耶和华同样是观念世界中的最高主宰，但中国商代却并未发展出如犹太人那样的一神教神权政治的形式。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是殷商时人们的思维水平仍然有限，对神的世界的构想较为模糊，也缺乏对于“帝”的本体论层面的证明；另一方面，商人对祖先崇拜的炽热情绪，亦即对先公先王的隆重祭祀，使得他们对“帝”的崇拜成为了被牢牢固定在祖先崇拜这一主干上的枝叶。在商人的观念中，“天命”脱离开对殷商先公先王的祖先崇拜便无从谈起。 祖先崇拜与自然崇拜一样，同为发端于上古时代的原始崇拜形式之一，而到了商代，祖先崇拜在形式上和规模上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商王主持的国家层面的祭祀仪式上，殷商先公先王是最重要、最关键的祭祀对象。而在祭祀的内容方面，对先公先王祭祀卜问的领域更是无所不包，涵盖了军事、农业、嗣位等现实政治中各类问题。据常玉芝先生对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的研究，商人对“帝”“上帝”并未专门设立宗庙，不直接进行祭祀[6]。而商人对先公先王的祭祀则贯穿于商代各个阶段，均十分隆重。相对于自然神崇拜和“上帝”崇拜，祖先崇拜在商人的信仰中占居绝对支配地位。 就《尚书》的文本来看，殷商天命观与其祖先崇拜的关系亦有清楚体现。在《盘庚》三篇中“先王”、“先后”、“前后”、“高后”、“古后”、“高祖”。(1)《尔雅》释诂篇云：“后，君也”，《尚书》中的“后”字大多取此义，“前后”即前代君主，“古后”即古代君主。“高后”“高祖”一说指成汤，一说指上甲微之父王亥，前说见雒江生《尚书校诂》(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66页、171页)，后说见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共被提及18次，兹列举如下：先王有服(《盘庚上》)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盘庚上》)绍复先王之大业(《盘庚上》)古我先王(《盘庚上》)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盘庚上》)兹予大享于先王(《盘庚上》)古我前后(《盘庚中》)先王不怀厥攸作(《盘庚中》)汝曷弗念我古后之闻(《盘庚中》)予念我先神后之劳而先(《盘庚中》)高后丕乃崇降罪疾(《盘庚中》)先后丕降于汝罪疾(《盘庚中》)古我先后(《盘庚中》)我先后绥乃祖乃父(《盘庚中》)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盘庚中》)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盘庚中》)古我先王(《盘庚下》)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盘庚下》)而“天”“天命”“上帝”则仅被提及6次，如下：先王有服，恪谨天命(《盘庚上》)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盘庚上》)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盘庚上》)古我前后……以不浮于天(《盘庚中》)予迓续乃命于天(《盘庚中》)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盘庚下》)(2)上述引文均见于《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35-363页)。 据此而论，商人对先公先王的重视程度是高于对“天”“帝”的重视程度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盘庚》篇中6次提及“天”“天命”“上帝”,其中有5次便是与殷商先王连用，仅有“予迓续乃命于天”一句，是“予”即今王盘庚与“天”连用。据《尚书》敦煌本与南宋薛季宣《书古文训》，“迓”字或作“御”字，御有祈使之意，而盘庚祈求于上天，必然也是通过先王这一途径，只是在这里省略未表而已。《尚书》中“天命”与殷商先王的绑定，恰好可以与前面提到的商人不直接祭祀“帝”互为佐证。 由此可见，殷商时人们在为其社会行动与政治行为寻求合理性解释时，首先会搬出殷商先王的事迹或话语来作为权威，而对于“天”或“帝”概念的使用则伴随在先王的事迹之后，具有进一步强调的作用。现实世界的商王无法直接获悉“天命”，必须通过与“天”、“帝”处于同一时空中的殷商先王来掌握天的意志和好恶。虽然“帝”的地位更高，但殷商先王却承担了与现实世界直接沟通的职能，与今王和民众的联系更加密切。先王既可以通过“降罪”、“降弗祥”的惩罚手段来对现实政治施加影响，亦能够以其权威庇佑其子孙后代。 不仅殷商先王是沟通天人的唯一媒介，某些具有卓越功绩的先公先王甚至在商人的祭祀中被升格为天神，可以主宰现实中特定领域的事务。《盘庚》篇中所谓的“先神后”，便是被天神化了的殷商先公先王。第一位被天神化了的殷商先公是“王亥”，据说王亥是首位将牛驯服的人，并发明了牛车，因此被作为畜牧神和农业神享受商人的祭祀。其次是王亥之子“上甲微”，《国语》载“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7]161，上甲微武德充沛，光大了商人部族，也由“先公”转变为“先王”，成为了商人周祭制度序列中排第一位的先王，作为战争神被祭祀。继上甲微之后，商代开国君主大乙(成汤)是掌管农业生产的神灵，同时也是战争神。成汤之孙太甲是可以降祸于现实中商王，掌管人间祸福之神。 既然殷商先公先王是“天命”的唯一载体和媒介，乃至于某些先公先王已经升格为神，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来看，“天之断命”与“先后降罪”便是一回事，“天命”便几乎可以等同于“先王之命”。于是，商人的天命观也就不可避免地是狭隘的，而不是普遍的。对于商以外的其他部族和国家，商人的“天命”很难获得普遍的认同，也无法起到任何规约的作用，毕竟商人的先公先王对别国异族来说毫无意义。而在商人国家内部，作为先王子孙的现实中的商王，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神性和与之相随的权威。虽然先王也会降祸降疾于商王，但商王本人对于“天命”和“先王之命”的畏惧是极其有限的，毕竟从亲缘的逻辑讲，具有直系血缘关系的祖先无论如何也不会毁灭自己的后代。 总而言之，《尚书》中呈现出来的殷商“天命”，要么是如《盘庚》篇中所示，是商王盘庚用以威胁、慑服反对派贵族的工具，“天命”降罪、断命的对象均为反对盘庚的贵族，而非商王本人；要么是如成汤灭夏前宣誓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书·汤誓》)那样，“天命”成为商人征伐他国别族战争的终极理由。由于商人将先王与天命结合在一起，导致了殷商天命观具有极其偏狭的特性，其约束对象和惩罚对象均把商王排除在外，并不具备普遍正当性与必然性意义。正因如此，当商王朝势力衰颓之时，周文王攻克商的重要属国黎国，殷商大臣祖伊惶恐进谏，商纣王却反问“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其仍然自恃天命在己，适可见殷商天命观的主观狭隘的特性。 三、周初统治者对殷商天命观的继承与改造 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周人夺取了商人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权，但其统治基础并不牢固，面临着诸多困境。 其一，殷商社会文化的影响很难消除。“鼎迁于商，载祀六百” (《左传·宣公三年》)，经过了商王朝六百年的统治，商人的文化、信仰与社会习俗在中原地区的影响根深蒂固，而先周文化僻处西土，与中原文化风格迥异，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碰撞与冲突。 其二，周初统治者在观念上很不自信。周人长期作为商王朝的臣属部族，对于商周之间悬殊的力量对比有着清楚认识。周文王之父季历被商王文丁所杀、周文王长子伯邑考被商纣王所杀等事件，进一步强化了周人心中商王朝的强大印象。在《尚书》中的《大诰》《召诰》《多士》《顾命》等篇中，周初统治者周公旦、召公奭等人，每每自称周国为“小邦周”“小国”，而称前代殷商为“戎殷”。《尔雅·释诂》：“戎，大也”。戎殷即大殷。“大国殷”、“大邦殷”，这固然体现了周初统治者在道德层面的谦逊，但也在客观上反映了周人对商王朝的印象与评价。除《大诰》篇外，其余三篇已经是周公平定武庚之乱以后的文献，而周人仍然作如此称呼，足以窥见周初统治者的自我认知。 其三，周初统治者实际上的统治力量十分薄弱。武王伐纣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受偶然性因素的影响，而非绝对实力的胜出。所以周武王在灭商以后，对于新生政权的预期并不乐观，感慨道“我未定天保，何暇寐”(《史记·周本纪》)。即使是周公再次东征，消灭武庚和三监、奄国、薄姑国等亲商势力后，商人旧贵族和遗民的力量仍然举足轻重。周初置分封，而对于地处殷商故地的各个封国，则大致上继承了殷商的治理方式，保留了殷商的社会文化传统，以此安抚殷商遗民。在《康诰》篇中，周公以治国原则告诫卫国封君康叔，其中便有“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往敷求于殷先哲王”，即广泛学习殷商先王的治国经验。还有“汝丕远惟商耈成人”，即任用亲近殷商旧贵族。复有“师兹殷罚有伦”“罚弊殷彝”(《尚书·康诰》)，即继承殷商常法，以殷为师。 基于周初统治者所面对的以上几种情况，新生的周王朝必须与殷商社会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妥协。而作为殷商文化传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天命观念，也就并未伴随着武王灭商而湮没于世，它的一些主要内容被保留了下来。与此同时，周人将先周文化与殷商文化进行了融合，殷商文化中的“上帝”与先周文化中的“天”，被周初统治者诠释成为意义相同的概念，以此将殷商天命观的主体继承下来。 但是，武王克商却使得殷商天命观陷入了逻辑困境。按照殷商天命观的逻辑，“天命”是通过殷商先王传递到现实世界的，那么殷商先王何以使得“天命”断绝于纣，而自称受命于天的周文王和周武王，又何以能够从殷商先王那里获得“天命”呢？周人要建立其自身的天命观，在部分继承殷商天命观的内涵之余，必须化解殷商天命观遭遇的逻辑困境。 前一个问题相对容易解决，只需要割断商纣王与殷商先王间的联系即可。《牧誓》篇中载，周武王历数商王受(即商纣王)的罪状，其中有两条便是“昏弃厥肆祀弗答”和“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尚书·牧誓》)，即昏庸不问宗庙，放弃了对殷商先王的祭祀，以及不任用同为祖父母后裔的宗室贵族。以现代人的视角来看，这两条罪状相比于紧随其后的“暴虐百姓”实在是太轻。但就当时而言，不祭祀先祖并疏远宗室成员，也就意味着商王受割断了自身与殷商先王的联系，自绝于“天命”。《西伯勘黎》篇载商臣祖伊语“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尚书·西伯戡黎》)，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并不是殷商先王不顾念其后代，而是商王受以其淫虐自绝于先王。又有《微子》篇载商太师语“(商王受)咈其耈长，旧有位人”(《尚书·微子》)，谓商王受疏远了宗室长辈，不听用旧人之言。综合以上几种言论可以看出，在商王朝何以日渐衰弱、武王伐纣何以能够获胜的问题上，作为敌对一方的周人，和商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给出了同样的回答，即商王受背弃了殷商先王，无法继续获得先王的庇佑，也就随之失去了“天命”。 不过，在商人历史上，商王失德违背祖训的例子并不鲜见。如商王太甲在位早期与伊尹不和，被流放于桐宫；商王太戊、中丁得位不正，违反了商代的王位继承法，造成了“九世之乱”，故后世商王对太戊、中丁十分厌弃，对其祭祀贫乏且不隆重。 关于商王太戊、中丁问题，参见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6-262页)。以此两例，可见商王的失德并不关系到商王朝的最终命运，所以断绝商王受与殷商先王的联系，也并不等同于断绝商王朝其他王室成员与殷商先王的联系，更无法说明“天命”为何转移到了与殷商先王毫无联系的周文王的身上。 要对周文王受命作出合理性的解释，最一劳永逸的办法或许是割断殷商先王与“天命”的联系，但如前所述，商王朝的历史文化在中原地区早已根深蒂固，要改造人们记忆中的殷商先公先王的形象，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周初统治者并不否认殷商先王的能力与功绩，乃至于接受了殷商先王“受命于天”的说法。而与此同时，周初统治者作出了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创新，其在天命观中注入了一种新的要素——道德。 　　在此前的殷商天命观中，“天”是无条件地与殷商先王结合在一起的，而商人对于殷商先王的态度，与其说是“敬”，毋宁说是“畏”。《盘庚》篇中的殷商先王，动辄便是“降罪”“降弗祥”，以顾颉刚先生的话来说，便是“鬼气”太重[2]2，保留了太多原始迷信的痕迹。先王“降罪”“降弗祥”的原因，仅仅是商人不服从商王盘庚的决策，而与现实政治的伦理道德问题无涉。 经过周初统治者对天命观的重塑，“天”与殷商先王不再是无条件地结合在一起，而是殷商先王以其自身之“德”而“配”天。为此，周人不惜美化敌国的成汤、太甲等先王，赋予殷商先王以卓越的道德品格，并不断创造与之相关的传说故事。到了东周时期，商汤已经成为了诸子百家笔下的道德完备的圣王，可以说，周人对于殷商先王的崇敬和美化甚至不亚于以往商人自身。 在将“道德”这一要素注入天命观后，周初统治者建立起了“君主—道德—天命”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君主有道德则得天命，君主无道德则失天命。而在这一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周初统治者进一步建构了其道德化的历史观，将夏、商、周三代的更替诠释为“天命”的不断重新选择。在《多方》篇中，周公旦清楚地表达了“天命”放弃失德君主、选择有德君主的历史演进逻辑。“乃惟有夏，图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时丧”，“乃惟尔商后王，逸厥逸，图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时丧”(《尚书·多方》)。历史上成汤灭夏、武王灭商的真实情况如何，今人已不得而知，但是周秦以降的绝大多数思想家、史学家却都采信了周公旦的这一说法，即夏桀荒淫失德，成汤取而代之；商纣荒淫失德，周武王取而代之。由周公旦创造的这种道德化的历史观，虽然未必与真实的历史完全吻合，但符合了每一个时代的人们对于优良社会政治生活的愿望，满足了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合理性的诉求。 由此，周初统治者在承认殷商先王享有天命的基础上，巧妙地为周文王受命赋予了合乎理性的解释。在殷商天命观中，殷商先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将天命传递给其后裔子孙，而西周天命观则认为受命者以其自身道德而被“天”选中，受命者的后裔亦可凭借道德将天命延续下去。显而易见的是，血缘关系是排他的，而道德原则是普遍的，以自身道德取代血缘关系成为获得天命的途径，是人们理性能力进步的结果，“天命”也得以具有了更加普遍的意义。 经过了周初统治者对殷商天命观的改造，天命观的原始迷信色彩进一步弱化，“天命”成为了一种伦理化的政治和宗教的信仰，并具备了必然性的内涵。 总的来说，西周伦理化了的天命观，其逻辑起点是“皇天无亲”和“惟命不于常”。前面已经提到，商代宗教信仰的核心是对于殷商先公先王的祖先崇拜，所以殷商天命观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到殷商祖先崇拜的体系中，“天命”以殷商先王为媒介，传递给先王的后裔子孙。周初统治者要建构其自身的天命观，首先便是要将殷商狭隘的天命观普遍化，使“天”在现实政治中保持中立。 “天”既不归属于商，也不归属于周，而是有其自身独立意志的存在，可以被现实社会中的人们感知，但却无法被人们掌控。 与此同时，人与“天”之间的联系随之弱化。商周时期是中国国家文明诞生初期，部落和氏族的传统在政治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血缘关系是人们感受最深切的一种联系。 割断“天”、先王与现实政治社会之间的血缘纽带，也就意味着“天”成为了一个遥远的、不易感受的存在。正因如此，在《君奭》篇中，周公旦说“天命不易，天难谌”，即天命不易感受，天意难以确信。 虽然天命无常，难以把握，但是“天”作为人类所能认识到的最高意义上的权威，又是现实政治中君主所必须重视、必须与之建立联系的。 因此，周初统治者将天命观推向了其逻辑终点——“惟德是辅”和“以德配天”。道德成为了君主与“天”沟通的唯一媒介，君主若要保持与天的联系，则必须施行德政。周公旦在《无逸》篇中将君主划分为两类，即有德之君与无德之君。周公旦列举了殷中宗祖乙、殷高宗武丁和商王祖甲勤政保民的事迹，认为君主的德行决定了其能否享有天命、能否长寿。祖乙、武丁和祖甲之所以能在位享国数十年，正是由于其施行德政，从而受天命庇护所致。而祖甲之后的商王不修德政，所以“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尚书·无逸》)。周公旦把天命作为决定君主寿命的因素，显然是牵强附会，但是将施行德政作为承载天命的唯一途径，进而影响君主自身祸福，便使得天命观具备了规范现实政治的意义，这相对于殷商天命观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四、商周天命观的演进过程 《盘庚》篇中出自商王盘庚之口的“天命”，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可溯及的首个对于“天命”的文献记录。自此以后，历代思想家围绕着“天命”展开了持久不息的讨论。周秦以降，思想家们赋予“天命”愈益丰厚的内涵，作出了更加多样的阐释，不过，他们大致上都遵循着一个相同的原则，即“从周”和“尊周”，在思想路径上基本没有超越周公旦所表达的“天命”的范畴。 因此，“天命”这一概念从商到周的演进过程，尤其是周初统治者对于殷商天命观的重构，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以后的思想家们对于“天命”的理解，乃至限定了“天命”这一概念未来的发展逻辑。 其一，商周天命观的演进过程，是一个从狭隘到普遍的过程。 与原始社会的自然崇拜不同，商人所创造出来的“帝”，不再局限于掌握某种特定权力的自然力量，而是兼具一切自然力量与社会力量，对商王朝的现实政治有着普遍的权威。而经过周初统治者的改造，与殷商先公先王结合在一起的“帝命”，被替换为并不偏向于任何部族国家的“天命”，“天命”进而被赋予了伦理意义。 武王灭商以后，周文王受“天命”而“肇造我区夏” (《尚书·康诰》)的说法被西周统治者反复强调。到了周康王前后出土铜器铭文中已经有了“天子”的称谓。 现实中的周王受“天命”而为“天子”，这不仅在政治上增强了周王朝的合法性，更在文化意义上将分封制度下的各个诸侯国凝聚在一起。在政治上遵从“天子”和在观念上共同信奉“天命”，成为了区分“华夏”与“蛮夷”的一个重要标志。自此以后，每当“华夏”在地域上实现扩张，“天命”也就随之获得更为普遍的接受与认同。 其二，商周天命观的演进过程，是一个从重“神”到重“人”的过程。 如前所述，殷商天命观脱胎于原始自然崇拜和天神崇拜，而按照恩格斯对于一般宗教起源和发展的总结，随着人们认识能力和思维水平的进步，原始的多神崇拜最终将发展成为一神教。然而，我国商代的宗教信仰却形成了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特殊发展路径。商人崇拜的“帝”虽然是统摄其他自然神的至高神，但商人并未发展出具有完整形式的一神信仰，在政治上也很难证明商王朝经历过神权政治形态。 在过去，一些研究者循着恩格斯的宗教发展理论，将我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的政治形态定义为神权政治，这应当是一种误解。前面已经提到，商王朝统治者并未设置专门祭祀“帝”的宗庙，只能通过祭祀殷商先王来间接地向“帝”卜问。而且，今天对于殷墟出土甲骨卜辞的研究已经十分成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商代的祭司“巫”具有超越世俗王权的权力与地位。 毕竟，“帝命”作为宗教上的最高权威，其传达媒介是殷商先公先王，而对于先公先王的解释权自然在于现实中的商王，祭司阶级无法在祖先崇拜的体系中获得超越世俗王权的权威。这一特点在晚商时期尤为突出，商王武丁设置多名贞人(负责占卜的祭司)来占卜同一件事，以防止贞人随意解释占卜结果，削弱了贞人群体的政治话语权。商王祖甲创立了周祭制度，重直系先王而轻旁系先王，进一步巩固了现实中商王在祭祀体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商王武乙的“射天”，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王权压制神权的表现，象征着商王对祭司集团的打击和进一步压制[8]。 陈梦家先生曾对殷商的宗教信仰作出论断，“(殷商)祖先崇拜的隆重，祖先崇拜与天神崇拜的逐渐接近、混合，已为殷以后的中国宗教树立了规范，即祖先崇拜压倒了天神崇拜”[9]。其实，殷商的祖先崇拜与其天命观，不仅为以后的中国宗教树立了规范，也为中国古代世俗化的政治传统和人本主义的文化传统奠定了基础。 正是因为神权政治思想并没有在商代生根发芽，所以周初统治者自然而然地将“天命”的解释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从《牧誓》《金縢》《大诰》《顾命》等篇中可以看出，武王姬发、周公旦等世俗统治者可直接请命于“天”，而不受任何干涉，更无需依赖于祭司阶级的介入。 在思想文化层面周初统治者更加关注现实政治，“民”、“德”、“礼”取代“天”、“鬼”、“神”，成为西周以后人们更加关心的政治主题。春秋时期郑国执政者子产曾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左传·昭公十八年》)，正表露出了其讳言“天道”与“天命”。孔子则秉持“未知生，焉知死”和“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开创了儒家人本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传统。 《礼记·表记》中载：“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夏代的天命观和鬼神观究竟为何，已无从考证，而天命观从殷到周，则经历了一个从“尊神”到“敬鬼神而远之”的过程。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过程并不是由周人一蹴而就的，而是开始于盘庚迁殷以后的晚商时期，并最终导向了西周政治的彻底世俗化。 其三，商周天命观的演进过程，本质上是人们致力于把握普遍必然性的过程。所谓普遍必然性，便是在可感觉的世界之外，支配着人们的社会行动的终极原因，以及规定人们社会生活应然状态的终极法则。历史上的思想家们往往认为，世界之所以为此世界，万物所以为此万物的终极原因并不在于现实世界本身，而是超越于现实世界之外，只有借助人的理性在观念世界中加以把握。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人们对普遍必然性的把握建立在认识自然力量的基础上。如人们按照降雨规律和河流汛期来合理安排以农业生产为核心的社会生活，那么掌控强大自然力量的“雨神”、“河神”便在人们的观念世界中诞生，成为人们对必然性的诉诸对象。随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的力量超越了自然的力量，社会力量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的支配力量，于是对“雨神”、“河神”的自然崇拜便让位于更高形式的崇拜。 在西方文明史上，这种更高形式的崇拜是恩格斯所说的“获得了社会的属性”[4]410的人格神。古希腊诗人荷马、赫西俄德等人构筑了奥林匹斯诸神的世界，斯多葛派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则最终导向了基督教一神崇拜。西方的思想家们在讨论人类社会生活合理性问题的时候，先是求诸奥林匹斯诸神，而后又求诸三位一体的耶稣。正如孙晓春先生所说，从荷马的诗篇中，西方的思想家们获得了“人类社会应该遵循的道德原则以及个人的荣誉和利益、正义与非正义”[10]等基本的道德理念。 而在我国商周时期，人们对于普遍必然性的诉诸对象则是“帝命”与“天命”。尤其周初统治者将“天命”与政治的道德性联系在一起时，“天”与人的关系便不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天命”亦不仅仅是一种朴素的宗教信仰的形式，更是象征着普遍必然性，是为人类社会的政治提供终极合理性的抽象存在。五、商周天命观与圣王崇拜 以思想的普遍思维方式而言，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都倾向于探求和把握普遍的必然性，超越现实中的政治社会，在最普遍的层次认识和理解人类社会生活的目的与原则。对于苏格拉底所建构的绝对理想的城邦，柏拉图借格劳孔之口坦言“这种城邦在地球上是找不到的”[11]389，即柏拉图认为美好的城邦存在于理念中，在过去不曾有，将来也未必有。 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看来，现实中的政治社会生活也总不尽如人意。孔子认为自己所生活的春秋时代是“陪臣执国命”，“天下无道”(《论语·季氏》)的末世，孟子则抨击战国时代的魏国为“率兽而食人” (《孟子·梁惠王上》)。正是因为现实社会生活不尽如人意，所以在最普遍的意义上建构一个理想的政治社会状态，便成为了古代西方与古代中国思想家们一致的追求。就像古希腊思想家离开“逻辑”和“理念”便无法建构出理想的城邦范式一样，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如果离开了“天”与“天命”，也就无法在形而上的层次理解和把握普遍的道德法则。自从殷商时期的人们在观念世界中创造出了“天命”这一至高本体性的存在，尤其是西周时周公旦赋予“天命”以伦理意义以后，每朝每代的思想家在讨论政治的应然状态时，“天命”思想都是无可回避的终极正当性与合法性来源。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商代将祖先崇拜为其政治宗教信仰的核心，所以人们对于“天”、“帝”的想象很模糊，抽象的程度亦极其有限。当时的人们在观念中构筑一个与现实政治社会类似的“帝廷”，已经是其抽象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周初统治者出于重建政治文化和政治秩序的目的，试图解除“天命”与殷商王室的密切关联，从而将“天”这一概念进一步模糊化，主张“天难谌斯”和“天命靡常”，“天”于是成为了悬置于遥远高处的神秘化的存在，这就使得思想家们很难对“天”作出清楚的逻辑概括和本体论层面的证明。因而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绝大多数思想家看来，“天”既是国家祭祀中具备神性的人格化的神灵之“天”又是现实中君主施行良善政治的根本原因所在，是具有普遍必然性意义的抽象之“天”。此外，由于语言方面的原因，人们还容易把抽象之“天”与“天高地厚”的自然之“天”混淆。 子产、孔子等思想家之所以讳言“天命”，固然有着人本主义的考虑，但很有可能也确实是对于“天”的理解程度非常有限。孔子曾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此两处的天显然是指神灵之“天”。孔子又说“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这里的“天”则应当是指普遍必然性意义上的“天”。连孔子尚且不能给出一个对于“天”的一般层次上的界定，孔子的后学者对于“天”的理解便更加含混模糊了。子贡坦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 孔子在“天”这一概念上未作出清楚的解释，朱熹则为孔子辩解道：“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盖圣门教不躐等，子贡至是始得闻之，而叹其美也”[12]。朱熹的意思是孔子对弟子的教诲是循序渐进的，像“天道”这样高深的概念孔子要留到最后才去讲解，是以子贡此前未曾听闻。 其实，孔子对于“天”或“天命”究竟理解到什么程度，已不得而知，后儒也只能凭空猜测。关键在于，孔子并不需要对“天”和“天命”作出更进一步的阐释，因为周公旦已经为后世思想家提供了一条清楚的逻辑：实现符合道德的良善政治就必须遵循“天命”，而遵循“天命”也就是效法“圣王”。如前所述，周公旦在《尚书》《多方》篇与《无逸》篇中建构了其将“天命”与道德结合在一起的历史观，以规劝教导周成王施政。不过，周公旦并不是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论说何为“天命”、何为良善政治，而是从经验性的历史过程出发，向周成王讲述了夏代和商代各个先王是如何得到“天命”或如何失去“天命”的。也就是说，即便周成王并不理解“天命”的意涵与本质，他只需要知道尧舜禹汤、太甲武丁等贤圣君主的事迹并加以效仿，只需要知道桀、纣等亡国之君的过错并加以规避便可以确保其政治统治是顺应“天命”的。按照周公旦的思维方式和论证逻辑，获得了“天命”的圣王就是普遍道德法则的化身，顺应“天命”也就等同于顺应“先王之道”。 　　在经过周初统治者加以改造后的天命观中，“天命”本身遥远而难以把握和理解，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承载“天命”的圣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事迹和传说却经过不断的渲染，愈加丰富多彩，愈加清晰详尽。当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们一致关注普遍道德原则和社会伦理问题的时候，既然“天命”难以言说，那么作为“天命”载体的圣王，便成为了论证人类社会行为和政治原则合理性时的神圣来源。于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们虽然已经意识到并接受了“天”具有必然性的内涵，但在阐释“本然”或“应然”的政治生活之时，却又依赖于经验性的历史过程，倾向于在“圣王”与“应然”之间画上等号。尤其是在先秦儒家看来，普遍道德法则与“先王之道”几乎就是同义语。孔子一方面“罕言天道”，另一方面则对尧舜等圣王推崇备至。而孔孟对圣王的推崇，又限定了后世思想家们的思维习惯：每一位思想家都对现实政治有着各自的批评，对于现实政治的弊端有着不同认识，但若说起何为良善政治、何为理想社会状态，绝大多数却会给出近乎一致的回答，那就是回归三代乃至回到尧舜禹时期的社会政治状态。 当苏格拉底建构出一个过去不曾有、将来也未必有的理想国时，先秦儒家则建构出了一个远古时期“曾经存在过”的黄金时代。经过充分的美化与加工，圣王和圣王所处的时代在道德上是尽善尽美的，足以供每一朝代的君主效仿，但从本质上讲，圣王毕竟也是曾经存在过的实在的人，“先王之道”则是以往的政治家们与思想家们有条件的实践活动。而政治家们与思想家们的实践活动虽然可以无限趋近于普遍的道德法则，但实践活动终究不等同于普遍的道德法则。 此外，先秦儒家通过历史经验来把握普遍的道德法则，也存在一定的理论风险。传统儒家素有“正体于上”(《仪礼·丧服》)的说法，认为今王便是先王的化身，今王的政治合法性由先王传承而来，今王是先王在现实政治中的代理人。这样一来，虽然历代儒家都试图建立一个独立于现实君主权力的道德评价体系，但他们又不得不承认现实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正是来源于历史传统。从这一意义上说，相比于殷商时期不具任何道德色彩的天命观与祖先崇拜，西周以降的天命观虽然被赋予了道德伦理的意义，实现了对现实政治的规范和约束，但是由于把握天命的途径是效法历史过程中的圣王，而各个朝代的君主都能够与圣王建立一定程度的联系，“天命”对于现实政治的规范和约束便是十分有限的。商周时期天命观的演进最终衍生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持续两千多年的圣王崇拜和复古情结，这限制了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形而上思维方式与哲理抽象能力的发展境界。 西周毛公鼎是用来干什么的？古文字研究名称：毛公鼎出土：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时代：西周晚期(周宣王时期)。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尺寸重量：高53.8厘米，腹深27.2厘米，口径47厘米，重34.700公斤。器形：口饰重环纹一道，敞口，双立耳，三蹄足。鼎内腹底有长达四百九十七字铭文。是目前所见单篇铭文最多的青铜器。著录：徐同柏《从古堂款识学》16·18，吴大澂《愙斋集古录》4·2，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图23录131考134，白川静(日)《金文通释》30·637，《殷周金文集成》5·2841。铭文释读： 王若曰：“父歆，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怀不廷方，亡不闬于文、武耿光。唯天将集厥命，亦唯先正襄乂厥辟，劳勤大命。肆皇天亡斁，临保我有周，丕巩先王配命。旻天疾威，嗣余小子弗及，邦将曷吉？乱乱四方，大纵丕靖。呜呼！惧余小子溷湛于艰，永巩先王”。 王曰：父歆，余唯肇经先王命。命汝乂我邦我家内外，憃于小大政，屏朕位，虩许上下若否，雩四方尸毋动。余一人在位，矧唯乃知，余非庸又昏。汝毋敢荒宁，虔夙夕惠我一人，雍我邦小大猷，毋折缄，告余先王若德，用仰昭皇天，申绍大命，康能四国，欲我弗作先王忧”。 王曰：父歆，雩之庶出，入事于外，敷命敷政，艺小大楚赋。无唯正昏，引其唯王智，乃唯是丧我国。历自今，出入敷命于外，厥非先告父歆，父歆舍命，毋又敢憃，敷命于外”。 王曰：“父歆，今余唯申先王命，命汝亟一方，弘我邦我家。汝顀于政，勿雍建庶。贮毋敢恭槖，恭槖乃侮鳏寡。善效乃友正，毋敢湎于酒，汝毋敢坠，在乃服，绍夙夕，敬念王威不易。汝毋弗帅用先王作明型，欲汝弗以乃辟陷于艰”。 王曰：“父歆，已！及兹卿事僚，太史僚，于父即君。命入摄司公族，雩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与朕亵事，以乃族捍吾王身，取賫卅寽，赐汝秬鬯一卣，裸圭瓒宝、朱巿、葱珩、玉环、玉㻌、金车、桒䌟较、朱鞹弘靳、虎冟熏裡、右轭、画鞴、画輴、金甬、错衡、金踵、金豙、勅燢、金簟弼、鱼箙、马四匹、攸勒、金鬣、金雁、朱旂二铃，赐汝兹賸，用岁于征”。毛公歆对扬天子皇休，用作尊鼎，子子孙孙永宝用。铭文大意： 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最后颁赠命服厚赐，毛公因而铸鼎。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毛公鼎铭文的学术价值： 毛公鼎铭文不仅是目前已知单篇最长的青铜器铭文，更是研究西周晚期社会结构、政治思想及书法艺术的重要文献，其学术价值无法估量。 历史价值方面，毛公鼎铭文可以说是，中兴周室的政治宣言。毛公鼎铭文详实地记录了周宣王即位初期，面对国家内外交困的局面，决心振兴朝纲，任命其叔父毛公为重臣，负责整顿国家事务，强调勤政廉洁的重要性。这一记载直接反映了当时周王室力求中兴，通过重用贤能、整肃吏治来挽救衰败国运的历史背景。通过对铭文的研究，学者们能够深入理解西周晚期的政治格局、君臣关系及中央集权与地方管理的互动，为重构那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文化意义方面，毛公鼎铭文展现了西周时期的伦理道德与政治哲学。铭文中蕴含的道德训诫和政治理念，展现了西周时期高度发达的伦理观和政治哲学。周宣王对毛公的嘱托，体现了对忠诚、勤勉、无私等德行的重视，反映了西周贵族阶层的道德规范和治理理念。这些原则不仅指导着当时的政治实践，也对后世的儒家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 书法艺术方面，毛公鼎铭文可以说是西周金文的巅峰之作。毛公鼎铭文在书法艺术上同样具有极高的价值。其文字书写流畅自然，结构严谨而不失灵动，展现了成熟西周金文的独特魅力。书法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与同时期的《散氏盘》等相比，更显端庄整饬。 毛公鼎铭文因其内容丰富、信息量大，成为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多个学科交叉研究的重点对象。对于古文字学家而言，它是破解西周金文、校正古文献、研究古代语法和词汇的宝库；对于历史学家，它揭示了西周晚期政治制度、社会风貌及文化传承的诸多细节；对于考古学者，则是探讨青铜器制造技术、艺术风格及其在古代社会中地位的实物证据。 综上所述，毛公鼎不仅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更是承载着厚重历史与文化信息的宝物。其铭文作为研究西周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珍贵文献，对于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价值观念及艺术成就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发布于 2024-04-30 13:54・湖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