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星人的故事《老董》

小鹰小鹰

老董 作者 海南晨星农场知青 黎服兵

　　老董，伴随我度过苦涩青春的退伍老兵。

从他身上，我知道了什么是人生和苦难。我佩服他的坚忍不拔，也佩服他的聪明狡黠。在他身上，我学到了许多许多。要不是这次回农场在大老史家遇到，我已把这段苦难藏进脑海深处一个角落，不想提起。

　　我在武装连因为多嘴，被大老史流放到武装连刚开垦的边远大山，开始了第二次建新点的苦难生活。开头几天全体人员只有武装连派出的5人，后来陆陆续续由各队调进，除了连队干部外，其他人不是调皮捣蛋，就是身体有毛病，再就是出身不好，巧的是全队仅有的5个男知青，都是广州的，他们的父辈，也是同一支抗日游击队的战友。

　　晨星十队就这样组建起来，开始了建草房、打水井、挖苗圃的劳作，就如两年前建十三连的重复。在建草房糊泥墙的当口，山口进来一部拖拉机，拖拉机载着一家5口，两大人三娃娃，最小的一个还叼着妈妈的奶头，这就是老董一家。

　　老董精瘦黝黑高个，眼神精神灵动。开始我俩不认识，第二天糊泥墙时我带班，太阳当顶毒辣无比的时候，刚转身拉泡尿回来，全班男女没了踪影。我刚开骂，老董第一个“嗖”地从无墙的草房阴影里蹦了出来，双脚快速踩着泥巴，跟着我喝骂偷懒的男女，这家伙滑得很呢！

　　不过老董干活麻利，样样在行，上山砍树条子，下山编草排，芽接、定植，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但有一样他是死活不干的，就是打炮眼放炮的炮工。从这点表现，我就知道他是个工兵油子，懂行，怕死，因此对他也有点鄙夷。

　　后来相处久了，才对他有所理解。他是山东兵，其实很讲义气，孔老二的事知道，更讲究的是武老二，碰上我这从孔门转入江湖的子弟，很对脾气。他不愿干危险活是因为身上负有四条生命。老董20世纪50年代当的兵，1958年随部队复员到了海南晨星农场，因为有文化，一来就当了生产队会计，娶妻生女，转眼就遇上“文革”。当然，60年代退伍兵闹海口的热闹场面他也是主角之一。

　　“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农场也跑不掉。老董管账管钱，是当然的怀疑对象，加上他的大女儿（3～5岁）不知是搞脏了一张领袖的画像还是说错了一句话，他就成了全场重大案件的主角，进“学习班”，被拘留审查。他老婆是农村女人，没见过大场面，认为老董完了，要挨枪子儿，被吓疯了，成了精神病人。工作组见出了大事，老董本身也查不出什么问题，才把他放了。

这回老董不依不饶了，天天找队里和场部要说法，要赔偿。他口才好，也占理，但农场是不用讲理的，不赔钱（没钱？），不治病，不纠正平反，一拖拉机把老董一家五口送到最偏远最艰难的新队——十连。

　　在这期间，疯婆子还给老董生了个小女儿，从零岁到6岁，一连三个女儿，把老董牢牢地钉在十连动弹不得，到场部一来一回得一天，四张口都等着他喂饭呢。疯老婆的病不时发作，抱着吃奶的小女儿赤裸着爬上山骂大街，喊冤叫屈，叫毛主席睁眼。她说的是山东土话，我们只听懂一半，那调子听得我们心惊胆战。特别是黑夜，那撕心裂肺的呼声，连狗都吓得趴下打哆嗦。每当妇人发病时分，老董得忍着屈辱和无明火，给她披衣灌药，拉她回家。我住他家隔壁，看着他遭难而咬紧牙关不吭气，不骂疯老婆，暗暗佩服，是条汉子！

　　看他日子难过，我们都生了恻隐之心，在老婆闹孩子哭的时候，几个广州知青都想过帮他一把。但老董的屋子肮脏得难以想象，一进门脚下就滑溜溜的，屎尿的恶臭袭来，能冲人一个跟斗。女知青讲卫生，不得不退，男知青也很难坚持，最后剩广州发配来的小偷名叫小黄的和我，因为和老董同一个排，硬顶下来了。我们常把三个脏得像土拨鼠般的女娃子提出来交给女知青打理，把脏被子衣服扔到河沟里淘洗，还用星期天挖掉屋里一层脏土，垫上新土。搞了几回，老董的家终于能进人了。

　　老董月工资大约是32元，要养活一家五口，实在没有一点可能性。知青一人有27元，是大财主了。男知青的钱是留不住的，一发工资，到农村去买鸡鸭狗什么的，几天就花完，虽也叫老董家大小来吃，却顶不了一个月饥荒。女知青好心，家里有寄来吃的也留给老董的女娃子，钱有余的也经常塞给老董，老董可不愿占这便宜。那时每人每月要交200斤干柴火到食堂，交不够的一斤扣2分钱。那几个广州女知青身单力弱，哪能交够柴火？累计下来，每个人欠了有千把斤。我代理司务长，照连队定的规矩扣，算下来就有了五六十元钱在账上。老董知道以后，跟我说好，柴火由他来打，钱由我退。接连好几个星期天，老董都扛来最重最耐烧的大树头，炊事班的伙夫吵着不肯收，说树头劈不开怎么烧锅，被我说好说歹压服，把女知青的柴火账都了了。女同学们最后还是把这笔钱硬塞给老董，看得出，这倔强的山东汉子眼圈都红了。

　　这几千斤硬木疙瘩堆在伙房，伙夫们只能干瞪眼，后来都让我练了劈柴工夫。甩大锤换了抡斧头，倒也痛快，和几个伙夫也成了朋友，以后凡有大树头，都唤我来劈。半年下来，树头劈完，功夫已成，接着写出了《钢斧篇》。在十连的日子是我大量读书，传抄地下文稿、诗篇，写作的一个高峰期，自我幻想为遭流放的俄罗斯十二月党人，而老董就是我最基本的劳苦大众。

　　老董好读书，有机会总从团部捡回一些半新旧的《参考消息》，在晚饭后难得的闲暇中和我讨论国内外大事，说得投机了，我也会滔滔不绝地胡诌，他在一旁毕恭毕敬地听着、叹着，让你欲罢不能。也因为有此锻炼，团部建党工作组来队工作时，让我这不是党员的知青给全体党员上党课，这也算是奇闻吧？从阿芙乐尔巡洋舰说到肯尼迪赫鲁晓夫的“厨房辩论”，从托洛茨基说到陶里亚蒂，直把全连党员侃晕为止。

　　十连离团部远，途中还要翻一座山岭两条河，团部的电影我们看不着，只好到隔一条河沟的黄岭（三团）一个连队去看电那好像一个月能放一场。每到这时，十队会提早收工，全体出动，小孩子们更是兴奋，一路小跑跟着。老董的孩子小，又没鞋穿，往往是我肩头扛一个，小偷肩上扛一个，上山过河又上山，小家伙们兴奋莫名，我们也乐在其中。上月回场碰到已为人妇的二丫头，我打趣说她小时候还被我抱过呢，她羞得脸都红了，端上一盘甜甜的西瓜。

　　因为和老董共过患难，凡事推心置腹，他还给我说过亲。我排有个苗圃班，都是女知青，挺听我的指挥，和老董关系也好。不知哪个傻丫头动了我的心思，让老董来说，我当时一门心思要回城哪敢答应？只写了一阕《清平乐》回赠，现在只记得一句：我辈应生医国手。倒是辜负了女孩和老董的一片好心。

2007.8.14 凌晨2：10初稿于飞机上

（赫尔辛基——广州），正飞往帕米尔高原

文章源自《晨星熠熠》微信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