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怆的辉煌——写在张爱玲逝世卅周年之际篇九

太阳

《中秋遥祭张爱玲》

月魄轮回证此身

海裳开谢两冰轮

沉珠犹带胭脂色

卅载霜华刻玉痕

——李性刚

想起张爱玲，总是想起钻石。因为张爱玲的光芒，是一种钻石的光芒。钻石棱角分明，也最耀眼迷离、最昂贵稀有，也最夺人魂魄。张爱玲无须佩戴钻石，她本身就是一粒钻石……人们看到的，也许只是她的钻石光芒，而我看到的，是那地层之下的无尽煎熬。——季季

九、晚年之悲

　　自从赖雅死后，张爱玲开始深居简出，将自己后半生的大量时光埋头于《红楼梦》的考据与《惘然记》、《海上花注译》等文学创作中。

张爱玲曾在《红楼梦魇自序》中说：“……我寄了些考据红楼梦的大纲给宋淇看，有些内容看上去很奇特。宋淇戏称为红楼梦魇，隔些时就在信上问起，‘你的红楼梦魇做得怎样了? ’……正是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

1982年前后，通过美籍华人文学家夏志清介绍，张爱玲认识了年轻的上海籍旅美华人，哈佛大学研究生司马新。司马新因为选择了张爱玲注释的韩子云所著《海上花》做学位论文，为便于请教，与她建立了书信联系，成了她晚年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

获得哈佛大学文学博士的司马新，与张爱玲保持了十余年的书信往来并深入探讨了她的创作和生活，在他撰写的《张爱玲与赖雅》一书中对张爱玲后半生作了这样的评价：“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

为了撰写这本关于张爱玲与赖雅的书，司马新亲自访问了赖雅的女儿，并查阅了赖雅的日记以及张爱玲写给赖雅的书信。这本书以极其珍贵的史料，首次揭示了张爱玲在美国的婚姻故事。

随后的二十多年中，张爱玲闭门幽居，在故纸堆里寻寻觅觅，虽终有《红楼梦魇》及大量佳作问世，但就个人年华而言，眼看着一秋又一秋，红了霜叶，一春接一春，绿了芭蕉，一年再一年，憔悴了伊人。

　　据山东籍旅美华人、加州大学柏克莱校“中国研究中心”的英美文学专家庄信正先生谈到:1965 年，他的母校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系筹办“东西文学关系讨论会”，要他代为邀请一位资深的中国学者参加。庄信正的首选对象是自己敬佩有加的华人学者夏志清教授。

谁知夏志清回说自己有重要任务不便分身，便向庄信正推荐了张爱玲。相对于年轻学者庄信正来说，张爱玲的盛名远远胜过夏志清，加之他与张爱玲素昧平生，非但不敢直面以对，更是怀疑这位文学大咖会不会答应他的邀请。在夏志清的再三解释和鼓动下，庄信正才鼓起勇气给张爱玲打了电话。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张爱玲居然爽快地应承了。从此，比张爱玲小15岁的庄信正，“始终执弟子之礼”，与这位大姐姐以“半师半友”情谊长期保持着紧密联系。

4年后，张爱玲接替庄信正在“中国研究中心”工作，开始转入中国文化学术研究。从此以后，他俩的师友关系几乎升华为姐弟关系，相互联系更密切了。

从搜集资料、寻找工作、联络友人到一些生活琐事，张爱玲全都委托庄信正协助办理。直到张爱玲从“中国研究中心”离职，于1973年初开始定居洛杉矶为止。

离开加大柏克莱校，也就意味着张爱玲要离开庄信正了。为了能让这位具有师尊地位的华人大姐随时得到生活上的关照，庄信正极负责任地给她介绍了一位洛杉矶的华裔好友林式同。但是，这位自持清高的文化女人张大姐，却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与林式同联系过。

张爱玲在洛杉矶好莱坞东区一栋公寓的305号房一住又是10年。从她的创作年表看，《红楼梦魇》与《惘然记》出版于这段时间；《海上花注译》也在这里完成的；还在这里开始了《小团圆》的创作。

　　大约又是两年以后，张爱玲患了严重而又非常特殊怪异的皮肤病。但一开始她并没有发现自己是患了皮肤病，老觉得是受到了跳蚤的骚扰并为躲避“跳蚤”，开始了频繁的搬家。

有资料记载，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的三年半时间内，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还时常租住汽车旅馆。照此计算，她搬家竟然高达180多次。

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又生活在无亲无靠，异国他乡的张爱玲，不得不求助于庄信正介绍的洛杉矶朋友林式同为她找房子，协助搬家等等，这才打电话把林式同约来在汽车旅馆里见了第一面。

汽车旅馆虽然简陋，却有人定期清扫，连床铺也不用自己打理，这对晚年多病的她倒也合适。这期间，为减轻拖累，她不得不丢弃些“身外之物”，并渐成习惯。因为她早已视那些家居摆设为累赘了。

林式同第一眼看见的张爱玲是这样一个形象：“……走来一位瘦瘦高高、潇潇洒洒的女士，头上包着一幅灰色方巾，身上罩着一件近乎灰色的宽大的灯笼衣，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飘了过来”。

张爱玲向林式同谈了躲跳蚤的事，说将来如果需要，还要请林先生帮忙物色房子并协助搬搬家。林式同听后虽然大惑不解，但他尊重老大姐的意愿，此后竟然成了张爱玲专门的“租房代理人”。

包括林式同在内，众多朋友都对她为躲跳蚤时常搬家表示很不理解，纷纷写信给她说，灭跳蚤是很容易的事，用喷杀剂就能凑效，何必非要搬家？张爱玲却固执地回答：“是南美种的蚤子，非常顽强，小得肉眼看不见，根本杀不净。”她常去看医生。医生也表示难以置信，怀疑她心理有问题，但又不便明说。

林式同后来才知道，张爱玲接见他时穿着宽袍大袖，原来就是怕皮肤瘙痒；走路悄无声息是穿了浴室用的毛拖鞋；头上包头巾是怕虱子跳蚤藏在头发里而剪成了短发，不好见人。而且，她晚年的装束一直保持如此，甚至连出门也穿拖鞋，感觉必要时还戴上假发套。

住在香港的好朋友宋淇和邝文美夫妇对这件事也牵肠挂肚，曾邀张爱玲到香港治病。但她在频繁的搬家过程中，扔掉和丢失了不少东西，她自己都说是“三搬当一烧”，不但把《海上花》的英译稿给弄丢了，连护照也不知何时被清洁工收走，想去香港也去不成了。

总之，张爱玲这十年的生活过得很不安稳，兼之牙痛也时常发作，怎么治也治不好。而且她看病，是到政府指定的专为穷人治病的免费医院，路途很远，要搭乘公共交通前往，看病时还要排队等候多时。她在给夏志清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里去看医生，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段公交车停驶了，要叫出租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

旅美学者庄正信

庄正信

　　1988年某时，已在波士顿一家公司任职的司马新辗转托人，在洛杉矶打听到了一位治疗皮肤病的名医，特地请来给她治病。医生诊断后认为，以前大概确实曾遭遇过跳蚤，但现在的瘙痒是皮肤特殊敏感所致，敷点药就会好。

不久，司马新收到张爱玲的信，说用药过后“奏效如神”，已经看好了病，盛赞那位名医“医道高明，佩服到极点”。她对司马新的帮助，铭感于心，特别强调说“不会亏了你热心。”但感激归感激，她的地址还是不告诉几乎所有的朋友，也不接待任何朋友。这在她，是完全不能混淆的两回事。司马新后来在他写的张爱玲传记里，坚决否认“张爱玲晚年有心理疾病”的说法。但是，这三年多时间惊人的搬家次数，似乎也不是心理正常者所为，大概还是老年心理偏执的不良反应。

在张爱玲治疗皮肤病期间，《中国时报》副刊发表了台湾的张迷、曾经有机会面访张爱玲的学者水晶写的一篇短文：《张爱玲病了！》，目的是唤起张迷们对她的关注。可是，张爱玲非但不领情，反而责怪作者泄露了她的个人隐私。

水晶对此叹息道：“无意间得罪了她，被摒于‘张门’之外，连‘看张’的资格都失去了!”至此，被张迷们所称的“跳蚤事件”算告一段落。朋友们才终于可以为她放心了。

1988年秋，张爱玲写信告诉林式同，说自己的皮肤病好了，可以找个固定住所，麻烦林式同协助她尽快租到房子。可是没过几天，还没等林式同找到合适的房子，她就自己找了一家公寓，每月380美元，搬进去一住就是大半年。

　　就在接下来，张爱玲又遭遇了所谓的“间谍事件”。

就在张爱玲自以为可以安享清静生活，绝对无人打扰的时候，她的隔壁，却不声不响地住进了一位神秘女客。这位神秘客人就是来自台湾的，当时还只是“文坛新人”的戴文采女士。从19岁起就非常崇拜张爱玲，随后成为台湾《联合报》记者的戴文采，借着一个偶然的机会，获得了张爱玲的居住地址，于是写封信给她，表示希望能够拜访一下。

类似信件，到张爱玲手里就如同飘进了太平洋，不会有任何回音。但是，戴文采并不放弃努力，这年秋天，她向报社副刊主编、著名诗人痖弦申请获批，作为报社公务派遣，去洛杉矶当面采访张爱玲。

戴文采在张爱玲住的公寓隔壁，租住一间房，悄悄等待恰当机会能与之面见。她想，只要能有机会见到其人，目的也就达到了。每天，戴小姐除了照顾自己的生活外，几乎都轻手轻脚贴着墙壁听张爱玲房间的动静。结果发现，早上没有任何声响，显然还在休息，中午开始打开电视机，直到深夜，一天约看12小时电视，而且声音开得极响。就这样整整等了一个月，始终也没有等到张爱玲走出房门。终于有一天，远远得见尊容，而那唯一的一次，是张爱玲出门倒垃圾。但还没有等到戴文采上前与之打招呼，她已经回屋了。

一个月来，戴小姐除了听见隔壁的电视机声音外，一无所获，就这样仅仅远看一眼就走，又未免于心不甘。于是，戴文采急中生智，待张爱玲回房後，从菩提树上掰断一枝树枝，将自己的半个身子吊挂在蓝漆黑盖的大垃圾桶上，把她刚才扔掉的全部纸袋子勾出来，坐在垃圾桶边，不顾垃圾的肮脏薰臭，忘我地、一件件地翻找……拿到拾荒所得的戴小姐犹如卧底间谍，赶紧回房间对这些废弃物做了一番拣择分析并得出相关结论。

比如，张爱玲平时吃什么东西、喝什么饮料、读什么报纸、存钱在哪家银行；因为没见有零食皮壳，所以她判断张爱玲牙齿已经不行了等等。

“间谍事件”主角——台湾记者戴文彩

　　关于此节，戴文采在洋洋万言的采访杂记《我的邻居张爱玲》中这样写道：

“她真瘦，顶重略过80磅。生得长手长脚，骨架却极细窄，穿着一件白颜色衬衫，亮如洛佳水海岸的蓝裙子，女学生般把衬衫扎进裙腰里，腰上打了无数碎细褶，像只收口的软手袋。因为太瘦，衬衫肩头以及裙摆的褶线始终撑不圆……她皮肤很白，头发剪短了，烫出大鬈发花……一丝不苟地开出一朵一朵像黑颜色的绣球花……她弯腰的姿势极隽逸，因为身体太像两片薄叶子贴在一起，即使前倾着上半身，仍毫无下坠之势，整个人成了‘飘落’两字……我正想多看一眼，她微偏了偏身，我慌忙走开，怕惊动她……她走着，像一卷细龙卷风，低着头，仿佛大难将至，仓皇赶路……因为距离太远，始终没有看清她的眉眼，仅是如此已经十分震动，如见林黛玉从书里走出来葬花，真实到几乎极不真实……”

最富戏剧性的是，戴文采从台湾寄给张爱玲的那封信的信封，居然也在这堆垃圾里。张爱玲喜欢用废旧信封做草稿纸，在这张信封上，恰巧有一段文字涉及戴文采，说是现在好不容易希望安静，如果要被采访，就好比“一个人只剩下两个铜板，还给人要了去。”

戴小姐还意外拾到了张爱玲平素梳头掉落的，被集中挽成一缕的头发。在一些废纸里，还有写给夏志清和痖弦等文化界知名华人的信稿。那缕头发连同这些文稿，都被戴文采收藏起来。她对此写道：“我在一张报纸里发现一小撮她剪下来的发，总有三、四十根，小指长，发质极细，不是截然蓝与黑的黑，比较近杏黄与浅黑，也有一根浅白，接近透明的白。”

戴文采在文章的最后，针对张爱玲的“一个人只剩下两个铜板，还给人要了去”这句话发表感慨道：“确实叫人十分抱歉，一口好井在人语喧哗中兀自凉着，也那样喜欢着外头世界的繁华。我们何必像顽童般非要扔石头惊她一惊呢？”

　　戴文采对张爱玲的崇拜是很虔诚的，知道决不能莽撞。但此刻，她实在按捺不住激动，便打电话给旧金山的一位台湾女作家，详述了她的奇遇。可谁知那位女士的法律意识近乎偏执。按照美国法律，随意翻检别人的垃圾属于侵犯隐私权，是违法的。那位女士马上电告夏志清。夏志清又转告庄信正。庄信正立刻给张爱玲打电话告了密。张爱玲平常从不接电话，谁知这一次，也许是与老朋友和好兄弟庄信正有着心灵感应，电话一通就接了。庄先生急急忙忙地说：“现在，你隔壁住了一位据说是台湾《联合报》记者戴小姐……”

张爱玲立刻挂断电话。庄信正第二天又打过去，就再也无人接听了。

在“躲跳蚤”的三年多中，张爱玲早已练出了迅速搬家的本领，在林式同的协助下，她第二天就搬了家，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戴文采枉做了一回超级间谍，竟对隔壁的动静一无所知。她仍是每天贴着墙壁听声音，发觉没有了电视声，还以为她病了。可是一连几天没动静，于是疑心起来，到公寓管理员那里打听，才知道张爱玲已从她眼皮底下悄悄溜走了。

还多亏了戴小姐的这次“卧底”，世人才得以了解到张爱玲晚年的一些真实侧面。这个被闹得沸沸扬扬的“间谍事件”，倒使得“戴文采”三个字，因了这次“违法”，永远留在关于张爱玲的研究史中。

在这之后，张爱玲在两次给司马新的信中都提到“戴文采事件”，并解释说，“中国人不尊重隐私权。”这就是张爱玲认为自己的地址必须对外保密的最根本原因。

待续，请看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