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师父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他的音容笑貌总是不时一幕幕浮现在眼前，由此便想到捡拾、整理一下过往与他闲聊时的只言片语和记忆中的零散碎片，随便写点什么以表深切地怀念之情。

1922年，父亲出生在河北农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华进行全面入侵，偌大的中国，容不下一张书桌，正在保定读中学的父亲已不能继续学业。像同时代的热血青年一样，面对国家和民族的存亡，16岁的他决心投笔从戎，以身报国。当时家里的一个远房亲戚在国军当团长，驻扎在保定，父亲就去投奔他，当兵抗敌。不巧当时他不在驻地。父亲离开时有个人问他：你是不是要当兵打日本？父亲说是啊。他对父亲说，还有一支叫做八路军的队伍也在打日本，你要参加吗？只要能打日本就可以，父亲说。就这样经这个人的介绍父亲毅然加入了八路军的队伍，奔赴抗日最前线。在当时的八路军队伍中，他也算是“知识分子”了，被送到了冀中军区的无线电培训班，学习收发电报和收发报机的维修。经过暂短的培训，便来到军分区司令部，成为了一名通信兵。在八路军的队伍中，与日寇战斗的同时，他也接受了党的教育，不到一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那时八路军的通信装备很是短缺，只有军分区一级才配有收发报机。通信兵就是指挥机关的千里眼和顺风耳，部队像保护眼睛一样来保护这些通信兵和通信装备。那时的电台体积大，重量沉，由手摇发电机、电池组、收发报机和天线等组成，行军打仗要由专门的骡马驮运，通信兵也专门有战士保护。

1940年八路军对日军展开百团大战，给予了侵华日军沉重打击。然而在此之后，日军将主要兵力转向了奋战在敌后的八路军，对八路军进行了疯狂地报复，在华北地区实行了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铁壁合围的大扫荡。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最残酷的时期。一次父亲所在的军分区司令部及其直属部队被日军包围，在一马平川的冀中平原，要想摆脱敌人、保存自己只能向白洋淀方向突围。突围中驮通信装备的骡马中弹，战士们就解下装备背在自己身上。但战友们又一个个在身边倒下，父亲解下牺牲战友身上的电台，背在自己身上继续突围。当时他们毫不畏惧，决不退缩，唯一的信念就是：人在电台在！他和战友们最终突围，来到白洋淀边。所有突围出来的同志集合在一起，将带出的电台及设备集中，但他背的电台已被子弹击中损坏。他们拼着性命带出了电台，电台也保护了他的生命！当地游击队（就是后来称作雁翎队的水上游击队）用一条渔船把他们护送到芦苇荡深处，摆脱了日军的追击。可是一个军分区司令部只用一条渔船就载下了！司令员、政委和那么多的战友们都牺牲了，只一场战斗就失去了这么多年轻、鲜活的生命！

当时白洋淀里有日军的铁甲船日夜巡逻，游击队的渔船不能沿深水航道进入进入芦苇荡深处，这样容易被铁甲船上的敌人发现。只能在浅水区的芦苇荡中穿行，虽然水浅敌人的铁甲船进不去，但有的地方水太浅，以至于渔船也不能划行，只能人都下船推拉着船前行。这样在没膝深的水中，泡了几天几夜，最终到达敌人很难找的芦苇荡深处高出水面有陆地的地方。上岸之后由于水泡的时间太长，再加上芦苇茬口的刺划，他们的腿已经是伤痕累累，又肿又烂。

在白洋淀中，他修好了电台，与上级取得了联系。他们继续与当地游击队并肩作战，依托芦苇荡与敌人打起了水上游击战。在这里父亲学会了划船和游泳。入冬水面封冻之后，日伪军可以徒步进入白洋淀，并放火烧毁了枯黄的芦苇荡。这样他们撤出了白洋淀，在白洋淀周边，与日军展开了游击战。一次他们住到了一个离敌人炮楼很近的村庄，因为就在眼皮底下，敌人认为八路军不敢过来，所以日伪军袭扰的反而较少，正是所谓灯下黑吧。然而一天突然一队伪军进了村，挨家搜查。几个伪军进到了架设电台的农户院子，当时电台就在老乡的屋里，天线从窗户出来，沿院墙搭在柴垛上。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他们迅速拿起枪，子弹上膛，只要敌人进屋就立即开火。当然，在炮楼跟前，一旦交火结果也可想而知。但此时此刻也只能以死相拼了！房东老乡走到了院里支应这几个伪军，其中一个像小头目的人，走到窗前，看到了搭在柴垛上的天线。屋里的人通过窗户也看到了他的表情，很显然他肯定认出了这是电台的天线，大家的枪口随即指向了窗外。可就在这时，他对其它几个伪军说到，走吧走吧，这里不会有什么。这样他们就走出了院子。他是我们在敌军中的卧底？还是他知道有电台的地方不可轻举妄动？要先走为妙？伪军们走后，他们立即撤下天线，整装转移。之后日伪军也没有再来这家农户。这个伪军到底是什么人？在父亲心里一直都是一个谜。

最后父亲回到了部队，这一走，就再也没有机会回来过！

建国后出版的革命战争回忆录汇编《红旗飘飘》中的一篇由老战友撰写的《人在电台在》的文章，记述了这段战斗历程。

今年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当看到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各种令敌人胆寒的作战装备，强大的空中力量通过天安门广场时，不由得让我想起，当年使用着与敌人完全不能相比的简陋武器，却与敌人进行拼死相搏的千千万万的烈士和前辈们。我们的今天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祖国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在那之后父亲被派往延安。一次在为党中央维修好一部电台后，一名战地记者为他拍下了这张照片，并把底板胶片也留给了他。照片的拍摄时间大概是1941年，这张照片和底板跟着他南征北战，经历了枪林弹雨。在那个年代能拍这样一张照片实属不易，并能连同胶片一起保存到现在，已经八十多年，很是珍贵。

我还听他讲过，1941年皖南事变前，他们的电台，一直与新四军军部的电台保持着联系，皖南事变发生时他们首先得到了消息，并报告了上级。连续一周，来自新四军的消息越来越少，直至最后完全失去了联系。当时国民党调集八万军队，对按照国民党的要求向北移动的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进行了伏击。战斗持续了一周，最后新四军部队弹尽粮绝，军长叶挺受伤被俘，副军长项英壮烈牺牲，只有少数部队突围。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惨案，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峰。父亲间接见证了皖南事变的全过程。

由于日军的封锁和国民党的控制，当时八路军的物资补给十分匮乏。父亲谈到那时他们一天只能吃到一把黑豆，还不能与老乡争野菜、树叶，饿的全身无力，营养严重不良，身体浮肿。党中央号召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部队除了打仗还要开荒种地。他们每天都拖着饥饿、疲惫的身体开荒种地，纺线织布。著名的南泥湾就是三五九旅那时垦荒种田，将陕北的荒山变江南的典型。通过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物质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又挑起了全面内战，父亲按照党指引的方向，为建立新中国投身到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随部队在全国转战南北，向前，向前，向前！

另外插上一句，我也曾听他讲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有些人想着日本鬼子投降了，也该回家过安稳日子了。正所谓：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于是在夜间大家熟睡之际，留下武器和一张字条，或字条也不留就悄悄地离开了。建国后，有人知道父亲在一些部门负责，便找到他希望能够安排个工作，他也只能秉公办事了。

每当他所在的部队解放了一个大城市后，他就参与接管城市的通信机构，解放大西北时他先后进入了西安和兰州军事管理委员会，负责接管、改造城市的电信部门。

1949年10月兰州解放后，他从西安军管会前往兰州军管会，西安电信局人员为他送行留念。

第二排左四穿军装者为父亲

第二排中间穿军装者为父亲

1950年7月兰州军管会电讯组全体合影

前排右二是父亲

这时的军装有些像样了

之后组织安排父亲从部队转业留在兰州电信管理局工作，直到1954年在我出生一个月时，他被调往邮电部工业局，母亲也一同调到邮电部办公厅，这时两个姐姐和我，我们全家来到了北京。当时国家正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大量懂技术、懂管理的干部，父亲被派到北京邮电学院（现北京邮电大学）干部进修班学习。毕业后负责在当时的酒仙桥电子城，筹建北京邮电通讯器材厂，也就是后来的邮电506厂。该厂建成并平稳投产后，1959年他被调往西安，筹建西安邮电通讯器材厂。我们全家又来到了西安。

我也曾听父亲谈起，西安厂建设期间，在建职工家属宿舍楼问题上领导层也有一些不同意见。当时正值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大跃进运动时期，全民大炼钢铁、建吨粮田（每亩产一吨粮食的农田）、搞浮夸，要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工厂、农村都建了大食堂，工人、农民家里都不做饭，而去吃大食堂，过起了“共产主义”的生活。那么职工家属宿舍楼要不要设置厨房？迎合当时的形势，有人提出不设厨房，当时的设计图纸也是没有厨房的。父亲坚定地认为这个方向不对，不能持续，在宿舍建设的方案上坚持要设置厨房。最后宿舍按照有厨房的方案建设。结果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偏激和冒进，给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很大损失，很快就不再执行。通过这个小事可以看出，父亲不是那种阿谀奉承、为上是从、见机行事、投机取巧、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的一类。而是一个实事求是、实实在在、沉稳冷静、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人。恕我直言，他这种人不吹不捧，只做实事，受到群众的欢迎，但也容易被人算计，一般上级则更钟情于前一类人。

1965年父亲又被调回北京，筹建邮电工业工艺研究所。随后我们全家也回到了北京。由于文革，这个单位没有建成就停建了。幸运的是，正是文革之前去筹建新单位，在文革中才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当时有人要把他揪回西安批判斗争，由于他在单位的口碑较好，西安单位的造反派没有来京抓人。之后他又筹建了邮电508厂，并在邮电部数据研究所、半导体研究所、邮电情报研究所等单位工作。

1955年北京邮电学院干部进修班学员合影

前排右二为父亲

1962年西安邮电器材厂负责人合影

右二为父亲

1965年从西安回到北京后，与在总参通信兵部任职的老战友（他们都着了便装）相聚。

左前为父亲

在部队时是完全的供给制，转业到地方后也还是半供给制。由于工作时常调动，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家里从没有过自己的家具。只有一些锅碗瓢盆、被褥衣物和几个大木箱。搬家时只需把这些东西装进大木箱，很方便地就可以动身了。家里用的桌椅板凳、床柜等基本家具都是公家的，上面都钉着一个小标牌，写着单位、家具名称和编号，搬家时只需向原单位移交就可以了。

后来曾听父亲讲到，1957年国家开展反右运动，上级给各单位制定了右派指标，由于运动的扩大化使很多人蒙受了不白之冤。在反右之前开展了“大鸣大放”运动，号召大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父亲单位的知识分子较多，他们响应号召，满腔热情对党的政策和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但在反右运动中有人提出他们这是右倾言论，要将他们划定为右派，并将名单也报了上来。父亲深知被定为右派的后果，也很了解这些知识分子的为人和初衷。出于发自内心的正义感和对人才的爱护，他冒着包庇右派罪名的风险，和不能完成右派指标的压力，不阿谀不奉承，绝不为迎合上封的要求，为一己私利而去坑害他人，他扣下了很多人的材料和名单，保护了这些知识分子。后来那些人也都是行业的技术骨干被调往了全国各地。

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年轻时从建设兵团回京后分到了父亲的单位工作。他所在的部门领导到父亲这里抱怨，这个年轻人不安心工作，每天只知道看书学习，准备参加高考。父亲听后说，年轻人愿意读书学习，积极进取是好事，应该支持啊，让他学吧。最终他考上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对于此事他本人可能并不知情。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平时言语不多，总是早出晚归，很少有时间做家务，他从来没有也不会做饭。但单位的大事小情都要找他，技术、业务、生产、办公、基础建设、职工生活他都要亲力亲为。记得即使下班后回到家中，也常常有人找到家里，谈各种问题，他总是热情、认真地接待。一天夜里凌晨一两点钟，家里响起一阵敲门声，原来是单位一对夫妻因家庭琐事在单位宿舍大吵大闹，邻居怎么劝解也不起作用，而且越闹越凶。万般无奈，他们自然想到了父亲，连忙来到我家请父亲前去解决。日常工作中他也总是为职工着想，尽量想办法提高他们的待遇。他曾经所在的单位雇用了一批临时工，这些人对这个工作机会非常珍视，因为这份工作对他们的家庭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在父亲积极地努力之下，为单位获得了更多的编制指标，把他们转为了正式职工。当他们得到转正的消息后真是比过年还高兴。

而对于自己他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态度。据我所知他就曾多次将提级，提薪的名额让给了别人。他常说：比起那么多牺牲了的战友，我能活到现在，还有什么不知足？又有什么值得去争？

父亲离休后，那些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保护的技术人员和很多老职工，尽管已散布在全国各地，但还专程来北京看望他。他们对可能影响半生甚至是一生的事念念不忘，对工作中受到的关心、照顾和结下的友谊一直铭记在心！

白洋淀是父亲不能忘记，总是牵挂的地方！总想再去看看。为了了却他的心愿，2004年8月21日陪他回到白洋淀。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白洋淀已经完全没有了他记忆中的模样！这里已开辟成为旅游区，到处都是水上游乐场和娱乐设施，商业氛围极其浓厚。我们在那里逗留了两天，晚上住在了农家院。

父母在白洋淀合影

他离休后当时的解放军总参通信兵部在编纂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史，召集了一些老同志回忆并撰写各时期的通讯兵情况，父亲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通信兵状况的回忆和撰写。并提供了他与一些老红军（当时他们中的多数人已经不在了）共同工作时，所了解的红军时期通信兵的情况。

参加撰写通信兵史的老同志合影

前排右二是父亲

参加撰写通信兵史的老同志与工作人员合影

后排左四是父亲

离休后他的身体一直还很硬朗，每天都到小月河边散步、活动。他还是那么爱“管闲事”。一次他看到一个年轻人带着孩子攀折花木，就上前劝阻。结果受到年轻人的辱骂，他一点也不在意，还对年轻人说应该给孩子做出好的榜样。

还有一次他见到一个妇女在那里哭泣，便上前询问。得知她家在外地，儿子在京工作，并有了孙子，她便离开老公主动来京照看孙子。儿子在京的住房比较局促，她与儿子、儿媳的育儿理念也不一致，儿子要把孩子送幼儿园，她却舍不得要自己带。结果与儿子、儿媳产生了矛盾、分歧。她说她的牺牲和好意换来的却是不理解，不领情和重重矛盾。所以她非常伤心。父亲给她讲了处理家庭关系的道理，孩子已经成人，也可以完全自立，是件好事。他们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你把孩子拉扯成人，也很不容易。你现在的年龄正是享受生活的时候，而你放着大房子不住，好日子不过，抛开老公到这里跟孩子抢住处，做孩子并不需要反而添乱的事，对谁有好处呢？一番劝解之后，这位妇女破涕为笑，表示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尽快回家，跟老公一起过好自己的生活。在父亲与她谈话时周围已经围了一群人，这个说老爷子，我家有这事，您看怎样处理？那个说我家有那事我应该怎么办？他就一一帮人出起了主意。结果那天中午他很晚才回家吃饭。并且他还与没有来的急交流的人约定明天再谈的时间。从此，他一出去，总有不少人围着他，让他为解决家庭矛盾出谋划策。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对大家提出的家庭问题给出意见和建议。对这份自己找的义务咨询服务“工作”他也是乐此不疲。

父亲平时对我们这些孩子很少讲那些人生观、世界观的大道理，只在我们人生的重要节点给予适时指导。两个姐姐分别初中毕业时，年仅十六岁的女孩子，就要按照当时国家的政策，前往条件及其艰苦数千里以外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姐在萝北，二姐去黑河大五家子，都在黑龙江边的中苏边境线上，她俩的距离也有七、八百公里。临行前，父亲与她们各自谈话，做些基本的叮嘱和要求。而到我们这一届初中毕业时全部分配在了北京的工厂。那时我还不满十六周岁，但我是男孩，又在北京，他只对我说了：要好好向工人师傅学习，做一名合格的工人。1973年是我进工厂后的第三年，高等院校开始面向工、农、兵招生，由单位推荐，通过文化考试，择优录取。那时我有了强烈的学习愿望，但基础太差。别说补习班，就连高中的数理化课本都不知到哪里去找！这时父亲伸出了援助之手，帮我借到了一套文革前的高中课本。我便开始了边工作，边自学的艰苦历程。上日班，夜里学到深夜，上夜班，白天都用来学习，而且那都是自学啊！再加上睡眠太少，常常学的头晕眼花，天旋地转。可以说在我一生的学习历程中，那是最辛勤最艰苦的一个时期！经过单位推荐，通过考试，最终被南京工学院（现在的东南大学）录取。

父亲对我们没有虚伪的高调和空洞地说教，只以他的言传身教，教导我们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解放华北纪念章

解放西北纪念章

人民功臣奖章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纪念章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战争年代，他获得过很多奖章，其中就有“人民功臣”的奖章，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总是那么谦逊、开朗、豁达。他不是楷模，更不是英雄，他只是亿万炎黄子孙中普普通通的一员。他面对强敌意志如钢，对待人民柔情似水，他坚韧、忠厚、正直、善良，是一个平凡的好人。无怨无悔地把一生献给了他的信仰和信念！

2022年在他100岁时走完了人生的道路。父亲去世后，单位的负责人来到家里，问家属有什么要求？都这时候了对组织还有什么要求呢？问要不要发讣告，我说不要了，让他安静默默地走吧。父亲在世时，党组织的活动他从来不落。学习政策、传达文件他都积极参加。他一生随时都听从组织的安排，南征北战，走南闯北，只要是国家和组织的需要，从不提条件，不讲价钱。在他离休后还总是听他说组织上这，组织上那。他把党的组织、国家的利益看的那么重！为此我向单位负责人提出了唯一的要求：在与他告别时请组织派代表送他最后一程（我原想只要几个家人为他送行），也不负他一生对党组织的赤诚之心。

父亲走了，没有隆重的仪式，只有几个家人、单位代表和不多的知道了消息的同事或代表为他送行。他平静、默默地走了，就像他平静、默默地来。

由于是零散的回忆，有时脑海中会忽然闪现曾经的记忆，我会再做进一步的追忆并加进文中，这样全文显得零碎、松散，请读者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