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下乡50周年（一）:下乡第一天

阿轰

　　写在前面的话:2025年的7月31日，是我下乡当知青50周年的纪念日。难忘那近三年的知青岁月，于是我把几年前曾写就的回忆下乡生活长文分成九节刊出，以纪念我们那已逝去的青春岁月。

　　(▲1992年春节，浦林公社畜牧场部分知青和带队干部陈崇山故地重游，在当年的宿舍前留影。前左起：林建章、张大伟、许闽峰、陈崇山、苏建华、黄伟民、叶国强；后左起：曾武彬、林云露、林若萍、朱小芹、魏淑宽、徐春琴、林如滨、谢致斌。)

　　7月31日是我下乡当知青的纪念日。1975年的这天，我下乡来到福建省漳州市郊区浦林公社畜牧场当知青，到1978年3月有幸考上厦门大学、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我在这里度过了两年八个月的时光。那坐落在“林前山”下的畜牧场知青点，是我人生经历中的一个驿站，一个难以忘却的地方。

　　高中毕业前，下乡已是不二的选择了，我报了名。当时的政策和前些年的知青老前辈们到农村、到边疆建设兵团的情形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可以随父母亲单位挂靠的知青点下乡，单位还会派出“带队干部”进行管理。我母亲所在的漳州市粮食局对口单位是浦林公社畜牧场。当去派出所转完户口后我就明白了，此刻我已经不是城里人了，命运已注定我要浪迹天涯，它又会把我抛向何方？心中暗有怅然。当时年轻尚不知愁滋味，以为总算是有机会可以出去闯闯看看，心里还是稍有窃喜。

　　下乡前的准备工作之一是“市知青办”发了票，我要到延安北路的百货大楼“知青专柜”凭票购买供应给知青的生活用品。印象最深的是我买了一条长长的、薄的、灰白相间的汗巾，这是漳州农民最常见的劳动必需品，干活时可擦汗，洗澡时当毛巾，太阳大了可防晒，挑担子时一扎腰既提气又可护腰，冬天冷了下地干活扎它身上不会”灌风”，后来我又开发了一项新功能，就是冬天晚上睡觉时扎住我那薄薄的不够长的被子，脚不漏风了人也暖和了。这条汗巾一直伴随着我的知青生涯。

　　(▲我们知青队长林建章还保留着当年的劳动巾，长1.9米，宽0.53米，现在市面上已经看不见了。)

　　我的行囊很简单，箱子是父亲当年在28军当兵时用过的旧藤箱子，四角已磨破露出了里面的木头，父亲转业到漳州时带着它，文革中下“五七”干校劳动、下放诏安时都带着它。哥哥早我一年下乡插队到浦林公社福林大队时也带着它。哥哥参军后我也就接着用上了。还有一套父亲当年的卡其布土黄色军装，上衣有四个口袋，两个肩膀上各有两个订肩章的小孔，也是父亲下干校、下放时穿过的。哥哥下乡时也穿它。到我这时，衣服已洗成灰白色，领口袖口衣襟胳膊肘处已磨破补了又补，裤子的膝盖，屁股处补丁层层叠叠。下乡期间，我自己还缝补了不知多少次。那时候提倡艰苦朴素，穿有补丁的旧衣服很荣光，更何况它还是旧军装了。

　　(▲1976年1月，我被抽调去浦林公社冬修水利，留下了当时劳动的照片，我穿的就是旧军裤，膝盖处补丁迭补丁。)

　　下乡那天上午，粮食局的汽车拉着我们十来个男男女女粮食局子弟到畜牧场后，我被安排住到第二排第二间宿舍，和早我们一年下乡的“浦林一期”的曾武彬，张大伟，陈少毅三位大哥成了室友。我们这批就成了“浦林二期”。曾武彬和我哥哥是高中同学，张大伟的弟弟张少伟是我高中好友。我的到来，使这间不大的宿舍满满当当变得更拥挤了。“浦林一期”大哥级的知青还有我哥哥高中同学林建章和陈小鹏，他们都热情的帮着我安排，我顿时不觉得陌生了。场里发给我干活的农具，还有一件棕衣一顶斗笠，我学老知青的样子，在斗笠里绑上一根细麻绳，调整好长短再往脑袋上一扣，严丝合缝，知青生活就此拉开了序幕。

　　当时正是水稻“双抢”(夏收时抢收抢种的简称)最紧张的时候。吃过午饭稍许休息，我就跟着老知青们“出工”去往布坑大队方向路旁的育秧田里“拔秧”。那天下午太阳特别毒，老知青们个个皮肤晒得黝黑，我很羡慕他们的健康”栗子色”，一时兴起也脱掉背心光起膀子干活，一下午太阳就把整个后背晒得通红。等到“收工”吃晚饭后，我到旁边的水井洗澡“冲凉”，等回到宿舍才发觉，整个后背从未有过的火辣辣的疼。

　　畜牧场没有电。夜幕降临，我们宿舍里床头桌上点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晚饭吃的稀饭配空心菜不顶饿，我想起母亲临行前在我箱子里硬塞了几片“漳州肉蒲干”，便赶紧拿出来吃。就在此刻，突然的一股想家的心绪从心底涌起，心触和鼻头酸酸的，那一刻真是深刻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儿行千里母担忧”，什么叫做“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体会到了游子出门闯荡漂泊求生存的不易，理解了父母亲对出远门的孩子那种牵肠挂肚的担心。当时那瞬间而起的感悟令我刻骨铭心很是难忘。几天后，我背上成片的脱了皮，我也似乎是就此“脱胎换骨”。再往后，也和老知青们一样的晒成了一身栗壳般的肤色，也不再惧怕太阳有多么的狠毒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