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中国-奋斗（1600—1800）

業业

本书自清朝立国起，下迄21世纪，缕述四百年来中国近代社会之巨变。作者明确指出，这段艰难的历程并非如大多数西方汉学家所言，是一段西方因素不断输入而中国仅仅被动回应的历史。从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抗争，以及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等线索，作者细致描摹了近代中国内部社会的动荡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向世界讲述了一个古老的儒家帝国历经艰难险阻，蜕变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

作者虽身处欧美学界，但通过本书表达的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对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看法，这种表达不属于任何一家学说、一种主义，是一种折衷调和的历史观。徐中约先生以超越意识形态、阶级、党派和文化的眼光，怀抱对各色历史人物的宽容和善意之心，公平公正、客观冷静地看待历史事件，同时参考了巨量的档案文献及研究著述，以跨学科的手法，努力为读者呈现这部描述近四百年来中华民族挣扎历程的史学著作。

沧海横流显本色

—读《中国的奋斗：1600—1800》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燮《竹石》

翻开《中国的奋斗：1600—1800》，一幅跨越两个世纪的宏大画卷徐徐展开。这一时期的中国，既承载着“康乾盛世”的辉煌余晖，又深陷“由盛转衰”的泥淖；既在传统农耕文明的沃土上深耕细作，又因闭关锁国与制度僵化错失工业革命的机遇。从朝上国”的自信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冲击，这段历史恰似一曲跌宕起伏的史诗，既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的豪情，也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怆。

一、康乾盛景：四海升平映朝晖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的康乾盛世，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巅峰。这一时期，清朝国土面积达1310万平方公里，人口从1.2亿激增至4.3亿，耕地面积突破10亿亩。书中以详实的数据揭示：1800年前后，中国制造业占世界总量的33.3%，粮食产量占全球三分之一，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通过广州十三行远销海外，白银大量流入，国库储备丰盈。乾隆末年，国库存银达7000万两，加之没收和珅贪污所得的8亿两白银，清政府堪称当时世界最富有的政权。

政治层面，清朝通过“满汉共治”的体制维持统治。中央设三省六部，地方以十八省为基，辅以总督、巡抚制度，形成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平衡。例如，广东巡抚衙门每年通过盐税、漕运和关税征收数百万两白银，支撑着地方行政与军事开支。文化上，程朱理学被奉为官方意识形态，科举制度每年选拔数千名进士，士绅阶层通过宗族组织维系乡村秩序。安徽桐城张氏家族的祠堂中，至今仍保存着乾隆年间修订的《家训》，规定“凡族中子弟，须习四书五经，以光宗耀祖”，这种文化认同成为维系社会稳定的基石。

然而，盛世的表象下暗流涌动。书中指出，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约35%的耕地集中于富裕家庭，自耕农沦为佃农或流民。18世纪中叶，长江流域爆发多次农民起义，参与者多为“无地可耕，无工可做”的破产农民。正如杜甫笔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对比，这种贫富分化成为社会矛盾的导火索。

二、制度困局：固步自封锁新机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

康乾盛世的终结，本质上是制度僵化与创新缺失的必然结果。书中以财政体制为例：18世纪，清政府仍沿用“统收统支”的旧制，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达32.7%，但地方财政自主权极低。这种“强中央、弱地方”的模式，导致地方政府在应对灾荒、治安等问题时力不从心。1786年，苏浙地区因水患爆发大规模饥民暴动，地方官员因缺乏赈灾资金，只能依赖士绅捐款，最终演变为“官逼民反”的悲剧。

更致命的是，清朝对商业与技术的漠视。书中对比中英两国：18世纪末，英国通过《专利法》鼓励技术创新，瓦特改良蒸汽机后，英国工业产值年均增长3%；而清朝虽在乾隆年间引进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却未建立系统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江南地区的纺织作坊仍使用传统脚踏织机，效率仅为英国珍妮纺纱机的十分之一。这种“重农抑商”的政策，使中国错失工业革命的先机。

文化层面的保守同样突出。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虽收录3462种典籍，却对涉及“异端思想”的书籍进行销毁或篡改。例如，明代思想家李贽的《焚书》因批判程朱理学被列为禁书，导致思想界陷入“万马齐喑”的境地。相比之下，同时期的欧洲因启蒙运动兴起，科学革命与政治变革风起云涌。这种文化封闭，使中国逐渐与世界潮流脱节。

三、西方冲击：风雨如晦迫转型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李贺《雁门太守行》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西方列强的东来彻底打破了中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书中以鸦片战争为例：1840年，英国以“保护通商”为名，派遣47艘战舰、4000名士兵进攻广州。清军虽在人数上占优，却因武器落后（仍使用火绳枪与冷兵器）、战术僵化（依赖城墙防御）而惨败。广州战役中，英军用康格里夫火箭摧毁清军炮台，清军则因“火药易受潮”导致多数火炮无法发射。这场战争暴露了中国军事技术的全面落后。

经济层面，鸦片走私成为压垮清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书中数据显示：1800—1840年，中国因鸦片贸易流失白银超1亿两，导致银贵钱贱（1两白银从兑换1000文铜钱升至2000文），农民负担激增。湖南农民张大勇在日记中写道：“今岁租税已交，然家中余粮仅够三月，子欲赴粤打工，路费尚缺。”这种经济困境，迫使大量农民流离失所，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群众基础。

文化冲突同样激烈。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传教士大规模涌入，建立教堂与学校。广州士绅林则徐在给友人的信中痛陈：“洋人以《圣经》惑民，欲毁我孔孟之道。”这种文化本位主义，使清政府在应对西方时陷入被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亡热河，标志着“天朝体系”的彻底崩溃。

四、破局求变：师夷长技启新章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郑板桥《题书斋联》

面对内忧外患，19世纪中叶的中国开始艰难转型。书中重点分析了洋务运动的得与失：1861年，曾国藩设立安庆内军械所，仿制西方火器；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打破外国轮船公司垄断；1888年，张之洞建成汉阳铁厂，年产量达5万吨。这些“师夷长技”的举措，使中国近代工业初具规模。1894年甲午战争前，北洋水师拥有25艘战舰，总吨位达3.4万吨，居亚洲第一。

然而，制度层面的改革更为关键。书中对比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日本通过《五条誓文》确立“破除旧有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的目标，全面推行土地改革、教育改革与军制改革。而清政府的“中体西用”政策，仅引进技术未触动封建体制，导致洋务企业效率低下。例如，福州船政局生产的“平远号”铁甲舰，因管理腐败与资金短缺，服役仅10年便报废。

思想界的觉醒同样深刻。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发起戊戌变法，提出“开国会、立宪法”的主张，虽因保守派阻挠失败，却激发了知识分子的变革热情。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成为唤醒国民的警世箴言。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设立新式学堂，培养近代人才。这种思想解放，为辛亥革命奠定了基础。

合卷悟语：历史长河中的永恒回响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合上书卷，1600—1800年的中国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文明兴衰的深层逻辑。从康乾盛世的辉煌到鸦片战争的屈辱，从洋务运动的挣扎到戊戌变法的觉醒，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进步从非坦途，它既需要“千磨万击还坚劲”的韧性，也需“领异标新二月花”的勇气。

今日之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当我们为高铁飞驰、5G领先而自豪时，更应铭记：真正的强大，不仅在于技术的先进，更在于制度的包容与文化的自信。正如书中所言：“历史从未重复，但总在押韵。”1600—1800年的奋斗与挣扎，早已为当代人写下启示——唯有开放包容、改革创新，方能在沧海横流中永立潮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