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秋时节话当年】果香漫过旧时光

妥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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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古筝·筝语晨曦《忆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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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时和同学们一起玩弹子（我右2，卢国文左2）

窗外的银杏叶又黄了，像无数只金色的蝴蝶栖在枝头，风一吹便簌簌落下，铺成满地碎金。楼下的老人们正翻晒着新收的玉米和红枣，红的艳，黄的亮，在阳光下泛着温暖的光泽。这晒秋的景致，总让我想起四十多年前平凉城里的那个秋天，想起部队大院的尘土、五中的青砖教室，想起泾河边漫溢的果香，还有那群一起在岁月里疯跑的少年。

1973年的秋意漫进平凉县第五中学时，我已经随家人在部队大院住了三个年头。开学那天，我和王宏骑着他家的飞鸽26自行车，沿着崆峒山脚下的柏油路往县城去。路面坑洼不平，车轮碾过碎石子发出哒哒的声响，风里裹着庄稼成熟的香气。王宏的爸爸和我父亲同在后勤处，年初刚从山西转来，我们一路聊着部队里的新鲜事，半小时的路程竟觉得转瞬即逝。

平凉五中的模样至今清晰如昨。所有建筑都是瓦盖平房，坐落在红峰机械厂西侧，干打垒的土围墙圈着不大的校园。布告栏上的分班名单里，我看见了自己的名字——初一（2）班，48名同学组成的集体。走进教室，青砖铺就的地面凹凸不平，长条形的旧桌椅被岁月磨得发亮。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校园角落里的露天厕所，男女厕中间隔着三合土砖墙。有次大雨过后，墙上竟被人抽走一块砖，女生们的尖叫声惊动了西关派出所，工宣队长带着保卫科老师查了一周，最后也不了了之，成了校园里流传许久的笑谈。

那年深秋的一个周末，田建华兴冲冲地找到我，说他舅舅在崆峒山脚下的泾河边五七干校下放劳动，那儿的苹果园熟了，邀我一起去摘苹果。田建华是天津人，一口地道的津腔，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我们在学校里好得形影不离。听说能去摘苹果，我当即点头答应，揣上两个粗布口袋就跟着他出了门。

我初中毕业的照片（班主任沈老师第1排左7，工宣队长左6，刘洪最后排左2，王宏最后排左4，田建华最后排右5，余承红最后排左3，我在第3排左3，我初中同桌蓉儿第2排左5）

从部队大院出发，我们沿着泾河岸边的土路往前走。秋阳把路面晒得暖烘烘的，脚踩上去松松软软。泾河水清得见底，岸边的芦苇荡已经泛了白，风一吹，苇絮就像细碎的雪片飘起来。田建华一路给我讲他舅舅的事，说舅舅以前是城里的干部，下放来干校后种了不少果树，开春时还寄过梨花的照片给他。走了约莫一个时辰，远远就看见五七干校的青砖瓦房，房前屋后的苹果园里，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像缀了满树的小灯笼，果香顺着风飘过来，勾得人心里发痒。

田建华的舅舅正坐在果园边的石头上抽烟，看见我们来，急忙起身迎上来，粗糙的手在衣角上蹭了蹭。他戴着顶旧草帽，帽檐下的额角有几道深深的皱纹，脸上晒得黝黑，笑容却格外亲切，指着满园的苹果说：“随便摘，拣红的熟的摘，甜得很，这是咱自己种的，没打农药。”园子里的苹果树不高，伸手就能够到枝头的果子。我踮起脚，摘下一个红得透亮的苹果，表皮还带着阳光的温度，绒毛细细的，咬一口下去，汁水瞬间在嘴里爆开，甜丝丝的滋味顺着喉咙往下滑，比供销社卖的蜜饯还要爽口。

田建华比我灵巧，爬到低矮的树杈上，专挑树顶那些日照最足的苹果。他把摘好的苹果往口袋里装，时不时朝我喊：“这边的更甜！你看这颗，红得像小太阳！”他舅舅则在一旁笑着叮嘱：“慢点儿，别摔着，树杈脆得很。”阳光透过枝叶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空气中混着果香和泥土的气息。我们边摘边吃，直到两个口袋都装得鼓鼓囊囊，连裤兜都塞了两个，才恋恋不舍地和他舅舅道别。往回走时，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田建华哼着天津快板，口袋里的苹果碰撞着发出清脆的声响，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甜的苹果。

周一上学时，我和田建华各自揣了几个苹果进教室。早自习前，我们偷偷把苹果分给要好的同学：给同桌蓉儿留了个最大最红的，她接过时眼睛亮闪闪的，小声说“谢谢”；递给余承红时，他正埋着头做题，抬头笑了笑，顺手塞进口袋；连平时爱画画的刘洪，也停下笔接过苹果，还承诺要画张苹果图送给我们。后排那两位常抄我作业的女同学，拿到苹果后笑得格外开心，说要把苹果核留下来种在自家院子里。整个早自习，教室里都飘着淡淡的果香，连沈老师走进来都问了句：“谁家带了果子？闻着真香。”我们低着头偷偷笑，那份分享的快乐，比苹果本身还要清甜。

那时的老师个个责任心极强。工宣队长兼任政治老师，一次课前预习检查，不少同学因准备不足挨了批评。我因常看父亲订阅的《解放军报》和《参考消息》，半猜半蒙答对了大半，才侥幸过关。从此，没人再敢偷懒。学校格外重视实践，校办工厂里，农机老师带着我们认识车床、钻床，手把手教我们用卡尺丈量；数学沈老师是上海人，留着样板戏女英雄般的运动头，常带着我们到校外测量高低差、绘制平面图。最难忘的是政治课上的讨论，老师抛出“既然思维是存在的反映，为何会有神鬼说法”的问题，我们翻书查资料，争论得面红耳赤，从历史根源谈到社会背景，那种求知的热忱至今想来仍令人动容。

我（左）和卢国文（右）小学时合影

没有升学压力的日子里，课堂下的时光总是充满乐趣。我年龄最小、个子最矮，坐在第二排，身后两位比我大三四岁的女同学总爱上课时悄悄蹬我的凳子，自习时还会偷偷传授相亲的趣事。她们不爱写作业，每次语文、政治作业发下来，我的本子总会被抢去抄。初二那年入团，我胆小得不敢上台念申请书，同桌蓉儿急得直接把我推上讲台。后来，我在1974年的冬天，由蓉儿介绍光荣加入了共青团，那份悸动成了青春里珍贵的印记。

1974年的秋天，“批林批孔”运动正盛。下午不上课的日子，我们总在家搜肠刮肚写大字报，赶在天黑前贴出去。班里的刘洪是个小机灵鬼，身材瘦小却极有天赋，常去县城街头临摹大字报上的漫画，回到学校报栏如法炮制。他画的“孔老二”骨瘦如柴、贼眉鼠眼，活像丧家之犬，每次贴出来都围满了看客，成了校园里独特的风景。有趣的是，每次我写大字报，总有同学要署名“搭便车”，如今想起那些幼稚的笔墨，不禁莞尔。

部队大院的孩子，心里都藏着一个军人梦。没法真的参军，我们就用“过打仗”的游戏圆梦。大院里为战备修建的“土坦克”和碉堡工事，成了最好的战场。白天黑夜，总能听见“冲啊、杀啊”的喊声，我们照着《南征北战》《地雷战》里的情节，演绎着一场又一场“战斗”。那年夏天，南京的哥哥来部队过暑假，他个子高，自然成了“司令员”，封丁诚忠为“政委”，我凭着“鬼点子多”当了“参谋长”，所有“作战计划”都由我谋划。

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是我们演绎董存瑞炸碉堡。为了做炸药包，我软磨硬泡找军械员小潘叔叔请教，没学成技术，就和卢国文照着《地雷战》里的说法，到药店买材料熬制了黑色火药。“战场”选在我家菜地，菜窖当“碉堡”，我自告奋勇扮演董存瑞。点燃导火索的瞬间，看着“嗞嗞”燃烧的火花，我突然想起电影里英雄保护群众的情节，急忙把炸药包塞进菜窖，拉着弟弟卧倒。“轰”的一声巨响，菜窖塌了半边，也惊动了团长和政委。父亲被狠狠训斥一顿，回家就给了哥哥一巴掌，我和弟弟吓得大气不敢出。没多久，哥哥就被小舅带回了南京，丁诚忠也随父亲转业回了福建，那段疯闹的时光，就此画上句号。

1974年在父亲所在部队大门口合影（笔者左1，后勤处军械员小潘叔叔左2，我的父亲时任部队后勤处处长左3，后勤处公务员小丁叔叔，我弟弟右2）

那时的青春里，藏着许多隐秘的悸动。70年代的禁欲氛围中，“手抄本”成了少年心事的出口。一次全校集会，教导主任用浓重的山西口音，声嘶力竭地批判男同学传看的《少女之心》，边说边比划，引得台下偷偷发笑，那些话语，反倒成了抹不去的记忆。而我的课余时光，多耗在吴叔叔的无线电修理间和孙副处长的修理所。物理课学电工，我就跟着吴叔叔装半导体收音机；学到电磁原理，就缠着孙副处长教我绕电动机线圈。当电池接通，小电动机飞速转动时，那种纯粹的快乐，足以照亮整个少年时代。

毕业照里的面孔，如今大多已模糊。高鼻梁的李国胜，初中毕业后就参军圆了绿色梦；爱看书的余承红，后来成了母亲同事家的骄傲；而那个陪我去泾河边摘苹果、和我一起分享果香的田建华，后来随父母回了天津。临走前，他塞给我一个用手帕包好的苹果，说是舅舅刚寄来的，红得发亮，他说：“等以后咱再去摘果，还像这次一样分着吃。”我攥着那个苹果，直到它慢慢变软，也没舍得吃。

岁月流转，耳顺之年的我，早已褪去了当年的稚嫩。那些同学、老师，有的已然离世，有的再也未曾谋面。田建华当年的承诺终究没能实现，但每次闻到苹果香，我总会想起那个深秋的午后，泾河边的芦苇、树杈上的红果，还有教室里飘着的淡淡果香。

楼下的晒秋还在继续，阳光把玉米晒得愈发金黄。风卷起一片银杏叶，落在我摊开的毕业照上，恰好遮住了第三排左三的那个稚气十足的我。恍惚间，仿佛又闻到了泾河边的苹果香，听见了田建华的天津快板，还有同学们分享苹果时的细碎笑声。四十多年的时光，仿佛就在这晒秋的光影里流转，那些在平凉的岁月，那些部队大院的欢笑，那些校园里的趣事，都被妥帖地收藏在记忆深处，如同这秋日里翻晒的谷物，愈久愈醇厚。

原来，最动人的风景从不在远方，而是藏在那些名为“当年”的时光里，在晒秋的暖阳中，在泾河的果香里，静静散发着温暖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