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2025年5月17日上午，我们夫妇自驾前往开封清明上河园游览。漫步于古韵悠长的街巷之间，不经意间邂逅了“盛泉民国钱币博物馆”。作为一名从事财税工作三十余年的老财经人，我对金融历史有着天然的敏感与兴趣。踏入馆内，一枚枚泛黄的纸币、一件件斑驳的货币实物，仿佛将我拉回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尤其看到民国时期那些令人瞠目的货币乱象，不禁心潮起伏——深深地感叹金融政策与老百姓生活丝丝相连，写下这篇回忆性文章，期待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与阅读。</p> <p class="ql-block">民国时期（尤其是1935-1949年）的金融混乱与恶性通货膨胀，堪称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之一。1935年法币政策初期发行额仅4.5亿元，至1945年飙升至5569亿元，增长超千倍。到1948年法币发行量达660万亿元，相当于抗战前的47万倍，最终出现“麻袋装钱买不起烧饼”的荒诞场景，货币贬值让人惊慌，钱不值钱，恰似废纸一般，我小时候，经常听母亲讲类似的话，从朴实话语中，让我感悟新中国给人民带来了福祉，普通老百姓铭记在心，只有经历不同时代人的才有如此深刻的感受，作为50后的我们应该把父母辈的深情感悟传承下去，不忘历史，永往直前。</p> <p class="ql-block">金圆券的彻底失败，1948年以1:300万比例兑换法币的金圆券，10个月内发行量达67.9万亿元，物价指数暴涨644万倍。上海猪肉价格一度达140万元/斤，连乞丐拒收面值低于1万元的纸币。</p> <p class="ql-block">物价的指数级飞涨，重庆物价：1937-1945年上涨1795倍，1945-1948年上海物价再涨571万倍。生活必需品：1948年上海一餐饭需数百万法币，20斤皮棉的钞票价值竟不及棉花重量。上述一组组经济数据让人触目惊心，可想而知当时老百姓真是度日如年，生活艰辛的悲惨状况，令人恐怖。</p> <p class="ql-block">社会经济的全面瘫痪，民生灾难：工人月薪数百万仍难果腹，祭祖直接焚烧纸币，货币购买力归零。经济机制瓦解：财政赤字率超60%，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过半，货币增发成为填补赤字的唯一手段。</p> <p class="ql-block">法币政策的制度性缺陷，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政策时，将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并规定法币与英镑、美元挂钩，但禁止自由兑换金银。这种缺乏实物支撑的信用货币体系，为后续滥发埋下隐患。四大家族通过控制银行体系，将国家金融资源私有化，导致货币发行逐渐脱离经济实际需求。</p> <p class="ql-block">“河南豫泉官银钱局”是清末民初河南省重要的官方金融机构，由河南督抚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奏设，主要职能包括发行货币、管理财政收支及调节金融市场。该机构在宣统三年（1911年）与官银号合并后更名为“河南豫泉官银钱局”，继续运营至民国二年（1913年）因经营不善停业。 河南豫泉官银钱局最初为官钱局形式，以银钱兑换为主，后增设官银号并发行银两票、银元票等纸币。宣统年间与官银号合并后，业务范围扩展至存贷款、汇兑等，成为地方金融核心机构。 </p> <p class="ql-block">中国银行成立于1912年1月，由孙中山批准设立，前身为大清银行。在1912至1928年间，它承担了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的中央银行职能，负责发行货币、代理国库等任务。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共同代表国家发行兑换券，同时各商业银行仍可发行自有纸币。1935年后，中国银行实际控制权被国民政府四大家族掌握，直至1949年由新中国政府接管。</p> <p class="ql-block">“中央储备银行”主要是为汪伪政权时期发行的纸币，包括民国29年伍元纸币和民国33年壹仟元纸币等。这些纸币是汪伪政权金融体系的实物见证，现存实物多作为货币样本留存于文博机构 。 </p> <p class="ql-block">1938年2月11日由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总行设于北平，并在天津、青岛等地设立分支机构。资本构成：资本5000万元，其中伪政府出资1250万元（通过日本银行借款），另强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八家银行各出资1250万元，并挪用华北各银行未上缴的白银准备金。完全由日本控制，是掠夺华北经济资源的工具，被民众称为“汉奸票”或“走狗票”。发行面值从1元至5000元不等，包括“龙票”和“小龙票”两套纸币，辅币有半分至5角券。1945年日本投降时发行量达1951亿元，较1938年增长1200倍，导致恶性通胀。强制推行联银券为华北唯一“法币”，禁止法币及其他货币流通，套取大量物资和外汇。</p> <p class="ql-block">“中国农民银行”该行前身为1933年4月成立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总行设于汉口，初期发行“农民流通券”限四省流通。1935年6月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获准发行法币并扩展至全国范围。作为国民政府四大官僚资本银行之一，其业务包括农业贷款、土地金融、票据贴现等，但实际多服务于地主阶级及四大家族利益。1942年后被明确为农业专业银行，主导农业生产贷款与农业保险。</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蒙疆银行”是1937年12月1日由日本侵华期间在“蒙疆”地区（今河北、内蒙古一带）设立的伪政权银行，总行位于张家口市。其作为德王“蒙疆政府”的“中央银行”，主要职能包括发行货币、代理国库及实施金融政策，并在大同、北京、天津等地设有分行。该行与同期成立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华兴商业银行”“中央储备银行”并称“四伪银行”，是日本殖民统治的工具。</p> <p class="ql-block">“厦门劝业银行”成立于1940年2月，由日本侵华时期扶持的伪厦门特别市政府组建，总部设于厦门大汉路（今中山路）365号。其核心职能是作为日军控制厦门经济的工具，通过发行纸币掠夺物资，资金直接用于日军军费及伪政府开支。面值种类：发行壹分、伍分、壹角、贰角、伍角五种面值的纸币及本票，未发行金属辅币。设计元素：以壹角券为例，青绿色主调，正面印有中山公园南门图案，标注中英文面额及阿拉伯数字编号。流通范围：主要在厦门、金门等日占区强制使用，但因民众抵制，实际流通受限。</p> <p class="ql-block">“浙东银行”主要聚焦于抗日战争时期，1945年4月，浙东抗日根据地最高行政机关浙东行政公署在余姚梁弄成立后，为打破日伪经济封锁、稳定根据地金融，于同年4月10日正式发行“浙东抗币”。该币是浙东地区唯一合法的地方货币，面额包括壹元、伍元、拾元（辅币含1角至5角），币值以稻谷为储备金，1元等价于1市斤大米，由公营米店调控供应。票面印有“抗币”字样，因秘密印刷条件限制，部分实物存在印名偏移现象。覆盖根据地内粮食、日用品交易等经济活动，有效巩固了中共对区域经济的掌控。</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北海银行”是1938年12月由胶东党组织在山东掖县（今莱州）成立的革命根据地银行，初期发行加盖“掖县”字样的北海币作为法币辅币流通。1940年总行迁至沂南县，逐步成为山东根据地的核心金融机构，其发行的北海币被誉为“人民币的雏形”。北海币初期发行壹角、贰角、伍角、壹元等小面额纸币，后扩展至百元、二百元主币。盛泉博物馆收藏的展品可能包括不同时期的代表性票样，如1943年抗战期间发行的壹元、伍角等面额纸币。通过严格的币值管理和物资保障（如粮食、布匹），北海币成为“各解放区中最坚挺的货币”，有效抵御了日伪伪造法币的经济战。北海币在1942年被确立为山东根据地本位货币，1948年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建中国人民银行。其流通范围从胶东扩展至华北、华中解放区，为中共早期金融体系奠定基础。</p> <p class="ql-block">“冀南银行”是1939年10月15日由中国共产党在山西省黎城县小寨村创建的抗日根据地银行，其成立直接响应毛泽东“设立地方银行”的指示，旨在对抗日伪货币破坏法币的政策。初期面临国民党阻挠和物资匮乏的困境，但通过抽调财经人才、筹集印刷设备等举措，逐步发展为覆盖晋冀鲁豫边区3000万人口的全国最大抗日根据地银行。发行的“冀钞”使用范围占全国抗日根据地的三分之一，累计发行量达2003亿元，覆盖山西、河北、河南等53个县。首创“随军银行”机制，形成“马背银行”服务模式，支持军需民用并稳定根据地经济。</p><p class="ql-block"></p> <p class="ql-block">“边区货币”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边区政府发行的货币，主要流通于陕甘宁、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其发行主体包括陕甘宁边区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等近40家金融机构，旨在打破经济封锁、稳定金融秩序及保障军队供给。 937年国共合作期间为解决辅币短缺问题开始发行，1941年后因经济封锁加剧正式流通并禁止法币使用。 包括纸币、布币等，票面多印有边区标志性建筑及生产活动图案。退出流通：1948年人民币统一发行前逐步退出市场。 </p> <p class="ql-block">“红色货币”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在不同革命时期发行的货币统称，包括土地革命时期的“苏维埃币”、抗日战争时期的“抗币”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区币”。其发行始于1926年湖南衡山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的布质货币，至1948年人民币发行前，共涉及392个发行机构、超1700种货币类型，多采用手工木刻印刷，如陕甘边区以麻布为材质、刷桐油防损的油布币。为突破经济封锁，部分根据地发行金属货币，如1945年浙东浒山区的贰角金属抗币，被钱币学界评为“四星级珍品”。逐步实现分区统一，为第一套人民币的发行奠定基础。</p> <p class="ql-block">“银圆券”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于1949年7月3日发行的法定货币，又称“银元兑换券”，旨在取代严重贬值的金圆券。该券面额包括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主币及5分、1角、2角、5角辅币，规定1元银圆券可兑换5亿元金圆券，并承诺可兑换成色880/1000、重26.6971克的银元，但兑现服务仅限广州、重庆等9个城市。银圆券的发行背景与国民政府迁至广州后试图恢复银本位制有关，但因实际无法足额兑现，且中共政权宣布拒收国统区货币，导致其迅速失去信用。博物馆展品中，中华书局版银圆券（如广州一元券）是重要实物，反映了该券的印刷特征及历史局限性。</p> <p class="ql-block">“东北九省流通券”是中华民国中央银行于1945年11月至1948年8月期间发行的区域性流通货币，主要用于东北九省（辽宁、安东、辽北等）的物资调配与经济管控。 该货币共有四个版别：中央上海版、中央北平版、中央版、中华书局版，发行面值涵盖1元至10000元不等，其中5元、500元、1000元等面额存在不同版本差异。 作为法币的补充，初期与法币兑换比例为1:10，主要用于稳定东北战后经济。但随着解放战争推进，货币发行量激增导致严重贬值，最终于1948年停止流通。 </p> <p class="ql-block">“关金券”是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为稳定关税收入、简化税务流程而发行的货币，全称为“海关金单位兑换券”，简称“关金券”。11929年因银价暴跌导致关税收入受损，1930年1月国民政府决定将海关进口税由银两改为金本位制，确立“海关金单位”（1单位=0.601866克纯金）。1931年5月正式发行关金券作为缴税凭证，初期仅限海关税收使用，未流通市场。 1942年4月，因法币贬值加剧，国民政府宣布关金券与法币按1:20的比率并行流通，成为实际流通货币。1948年8月金圆券改革后，关金券逐渐退出市场。 </p> <p class="ql-block">盛泉民国钱币博物馆展示了民国时期货币发行的混乱状态，反映了当时经济动荡和社会民生困境。民国时期纸币发行主体多元，包括国家银行、商业银行、地方金融机构甚至商号，种类超过3000种，如军用票、关金券、金元券等。这种无政府状态导致货币体系崩溃，加剧了通货膨胀。 货币贬值直接导致物价飞涨，民众生活困苦。例如，法币改革后仍因滥发迅速贬值，1948年推出的金元券仅数月便形同废纸，普通家庭积蓄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开封盛泉民国钱币博物馆通过实物陈列，直观呈现了民国金融制度的变迁，为货币史提供了重要案例，也警示了货币政策稳定的重要性。</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