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管就告你歧视！” 义务教育难管撒野学生 老师陷 “踩红线” 与 “失职” 两难

常春藤

办公室的叹气：20 年教龄，栽在 “管课堂” 上

“现在的课根本没法上 ——” 上周三下午，初中班主任陈老师靠在教职工休息室的藤椅上，指尖捏着冰凉的搪瓷保温杯，指节泛白。桌上摊着刚打印的教育局投诉回执，右上角 “师德投诉优先核查” 的红色印章，像一块石头压得她喘不过气。教案本上还留着她凌晨写的批注，“重点讲勾股定理应用” 的字迹旁，被她无意识画了几道杂乱的横线。
事情的导火索，藏在校园里最棘手的 “手机难题” 里。教育部 2024 年发布的《义务教育阶段校园管理白皮书》显示，全国义务教育学校学生手机违规入校率仍达 38.2%，超六成学校坦言 “查收难度大”—— 即便学校每周开展 “拉网式” 突击检查，校门口装了金属探测仪，学生们的 “藏机术” 还是防不胜防：有人把手机塞进保温杯夹层，有人用胶带粘在书包背带内侧，甚至有住宿生把手机藏进校服衣领里。每天放学铃一响，校门口总能看到学生从各种 “隐秘角落” 掏出手机，低头刷视频的样子，像一场心照不宣的 “猫鼠游戏”。
那天下午的数学课，陈老师正弯腰给前排学生讲例题，后排突然传来一阵憋不住的嬉笑。她直起身时，粉笔灰还沾在袖口 —— 阿哲（化名）的课桌空荡荡的，课本合着放在桌角，作业本连封面都没拆开，他正侧着身子跟旁边的卓兰族同学聊得热闹，手机屏幕在课本下亮了一下，两人笑着凑头看，声音盖过了窗外的上课铃。
“阿哲，上课要专心，先把手机收起来，别影响周围同学。” 陈老师走过去，手指轻轻敲了敲他的课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刚好落在阿哲仰起的脸上，他挑眉瞥了眼陈老师，语气带着刺：“我跟同学聊天怎么了？你盯着我不放，不就是歧视卓兰族吗？”
陈老师攥了攥手里的粉笔，把到嘴边的 “课堂纪律” 咽回去，放软声音：“遵守纪律和民族没关系，放学来办公室咱们好好说。” 可她没等到放学 —— 当天下午 4 点，教育局的核查电话就打到了学校，阿哲在电话里说 “陈老师故意针对我和卓兰族同学，还想罚我留堂，这是歧视 + 体罚”。
更让她措手不及的是第二天的教室。阿哲一进教室就把书包往桌上一摔，声音大得全班都抬头：“你就是歧视我们卓兰族！再管我，我就写材料递到教育局，让你提前退休！”
陈老师站在讲台前，看着台下几十双眼睛，突然觉得喉咙发紧。从教 20 年，她连罚学生站 5 分钟都要提前跟家长沟通，怎么就成了 “体罚 + 歧视”？校长找她谈话时，手指敲着桌上的《中小学师德师风负面清单》，语气无奈：“教学差了能补，舆情闹大谁都扛不住。你先跟家长道歉，稳住阿哲，不然咱俩都得受处分 —— 上个月邻市有个老师，就因为‘疑似歧视’被投诉，停职了半个月。”

课堂成了 “无人管”？那些明目张胆的挑衅

没人想到，一句 “对不起”，成了纵容的开始。
阿哲的 “自由” 越来越出格：周一数学课上到一半，他揣着手机往操场走，体育老师撞见他蹲在篮球架下刷短视频，劝他回教室，他翻个白眼：“我身体不舒服，你管得着？”；周三的语文作业，课代表小张催了两次，他直接把空本子扔在地上，还踩了一脚：“我不交你能怎样？”；上周班会课，老师刚说 “课间不能乱跑”，他推门就出去买零食，回来时嘴里叼着辣条，冲全班晃了晃手机：“告诉你们，义务教育阶段不能开除我，举报电话我早存好了，一打一个准。”
有同事拉着陈老师劝：“别管了，装没看见吧。” 隔壁班的李老师就是例子 —— 上个月两个学生在走廊打架，一人抓着对方的衣领，另一人攥着拳头要挥过去，李老师冲上去伸手拽住两人胳膊往两侧拉，混乱中自己胳膊被学生指甲划出道红印。可第二天，其中一个学生的家长就以 “老师强行拉扯学生，属于体罚” 举报，最后李老师不仅写了三份检讨，还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连年度评优资格都没了。“现在备课前先想‘这话会不会被举报’，不是‘怎么讲学生才懂’，” 陈老师摸着教案上的批注，苦笑出声，“以前学生见了老师会鞠躬问好，现在有些孩子见你就绕着走，因为他们知道，‘举报’是能拿捏老师的杀手锏。”
类似的 “管教争议”，在其他班级也悄悄发生。初二年级的王老师，曾因为学生上课连续三次传纸条，课后联系了家长，希望一起引导孩子专注听课，却被家长在班级群质疑 “这点小事就要叫家长，老师是不是没能力管学生？”；还有初一年级的张老师，让连续迟到三次的学生在办公室反思半节课，被学生举报 “变相停课”，最后学校让张老师向学生和家长道歉。“不是想小题大做，” 王老师私下跟同事说，“不管，怕学生越来越散漫；管了，又怕哪句话、哪个动作没注意，就成了‘违规’。”
最让陈老师无力的是联系阿哲的家长。阿哲妈妈的电话打了十一次，前五次没人接，第六次接通了，只听她说 “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我管不动”，就匆匆挂了。后来陈老师翻家长群记录，发现当天晚上，阿哲妈妈发了条朋友圈：“老师总盯着孩子不放，是不是没事干？” 配了张阿哲趴在桌上 “委屈” 的自拍，下面还有几个家长评论 “现在老师确实管得太严”。

谁给了 “撒野的底气”？这锅不该老师背
为什么越来越多学生敢把 “举报” 当武器？答案藏在一次次 “息事宁人” 的处理里，也藏在模糊的 “管教边界” 中。

陈老师后来从德育主任那听说，阿哲早就摸清了 “规则”：上级三令五申 “体罚是师德红线”，可《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里，没说清 “课堂提醒” 和 “变相体罚” 的区别；只要往 “民族歧视”“体罚” 上靠，哪怕查无实据，学校为了 “不惹麻烦”，也会先让老师 “表态度”；更关键的是，诬告几乎没有代价 —— 去年某省教育厅公布的 120 起师德投诉案例中，有 23 起被查实是学生或家长诬告，最终仅 3 起对学生进行了口头批评，没有一起要求学生向老师道歉。

“不是不想管，是真的不敢管。” 这是陈老师最近听到最多的话。上周教研会上，校长拿着一份《校园安全风险清单》叹气：“现在学校怕两样东西，一是安全事故，二是舆论风波。这俩雷谁踩谁完蛋 —— 成绩差了能补，要是因为‘管学生’丢了饭碗，谁来负责？”

这种 “不问对错先压老师” 的处理方式，正在让越来越多老师选择 “躺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研究院王教授去年在《教育研究》上发表的文章里提到：“当教育惩戒的边界模糊、诬告成本过低，就会形成‘学生敢闹、学校怕事、老师退缩’的恶性循环，最终伤害的是整个教育生态。”

最后买单的，是那些没人管的孩子

有人说，老师受点委屈算什么？可真正被耽误的，从来都是孩子自己。
阿哲最近更 “自在” 了：上课要么趴在桌上睡觉，要么转笔玩，老师提醒他，他就把耳机塞进耳朵；作业不交没人催，值日请假没人说；上个月运动会，他报了 100 米跑，比赛当天却没来，后来同学说，他躲在教室刷了一上午游戏。可上次月考，他的数学只考了 28 分，比上次退了 42 名，班主任找他谈话，他头都不抬：“我考多少分，跟你有什么关系？”
更让人心疼的是，他渐渐成了班里的 “边缘人”。班长小林偷偷跟陈老师说：“大家都不想跟阿哲一组做值日，怕他又找理由请假，最后我们得替他干活；小组讨论也没人跟他一组，怕他不发言还打扰别人。” 以前阿哲还会跟同桌借笔记，现在同桌见他过来，会悄悄把笔记收起来。
这就是滥用举报的代价：老师没了管教的底气，学生丢了规则意识；家长以为 “护着孩子”，实则亲手拆了教育的 “防护栏”。就像学校里退休的张老师说的：“我们小时候被老师批评，回家还会被家长骂‘肯定是你错了’；现在的孩子，刚被老师提醒一句，家长就先找学校要说法。可孩子总要长大，到了社会上，谁会像老师这样让着他？谁会因为他‘委屈’就原谅他的不守规矩？”

举报该是 “手术刀”，不是 “挡箭牌”

教育部今年刚修订的《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里明确写着：“教师正常开展课堂管理、实施教育惩戒，不属于体罚或变相体罚。” 可到了基层执行时，还是有学校为了 “不出事”，让老师 “少管闲事”。
举报本是监督违规行为的 “手术刀”，是保护学生的 “护身符”，可什么时候，变成了部分学生逃避管教的 “挡箭牌”？
我们期待的教育，不该是老师 “不敢管”、学生 “没人管”、家长 “不配合” 的样子。什么时候，老师能放心地管教、学生能懂得遵守规则、家长能理解老师的苦心，校园才能真正变回那个教书育人的 “净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