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而难忘的中小学岁月 (中)

亲水闻笛

——写在入学读书六十周年及返乡务农五十周年

       1970年，当地中小学的入学时间由秋季改为春季。于是，我在1971年春节后从卢卜学校南面那排教室搬进了北面那排教室，开启了对我的一生极为重要的两年初中时光。

       初中阶段的卢卜学校已成为家乡一带事实上的重点学校。每年一个班的四十来个学生，都是从周围四个大队的学校里选拔而来的。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县设有两所面向地区所辖九个县招生的学校，一所是淮阳师范学校，另一所是河南省淮阳中学。前者被视为地区大批优秀教师的摇篮；后者作为河南省立第十五中学，被公众看作通往高等学府的殿堂，即便那里的高考落榜者也大多会成为各行业的骨干，尤其成为教师队伍的中坚力量。

       卢卜初中的教师队伍，正是汇集了毕业于这些学校的精兵强将，成为公社范围内引人注目的亮点学校。

       几乎和我们进入初中同时，学校又调进一位卢老师。她和小学语文刘老师曾是师范学校的同学。两年初中期间，在这位卢老师的教导下，我们的语文水平都登上了一个不小的台阶。

       卢老师口齿伶俐，思维缜密，写得一笔好字，她的板书及作文后的批语颇具观赏性甚至具有珍藏价值。一篇篇看似普通的语文课文在她的讲解中而变得出神入化。

       和小学相比，初中语文的内容虽还留有那个时代的印痕，但还是让人耳目一新。除了许多优秀的现代范文，还开始接触到了《陈涉起义》、《狼》等经典古文以及《石壕吏》、《卖炭翁》等著名诗词。为了开阔学生眼界、扩大知识面，卢老师时常见缝插针增加课时，为我们朗读老课本上的代表性课文。比如，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祝福》、《故乡》等都是在这种课堂上接触到的。卢老师还曾利用课余时间，选取一些课外内容刻成蜡版、油印、装订成册，作为补充教材发给大家，进一步扩充了我们的文学接触面。

       卢老师的教学风格严谨而认真。在初中两年中，按照卢老师的布置要求，每星期一篇作文雷打不动。对于每次几十份作业，她的批改从来都一丝不苟。对于有修改提高潜力的好作文，她会紧抓不放，让学生再三修改清抄，她也再三认真批改，直到满意为止。我的几篇作文，就曾经如此反复修改过好多次，深感每一次修改都是一次新的提高。

       对于学生曾经的好作文，卢老师是留有记录的。大概在初中的最后一个学期，卢老师把我们这一届学生截至当时的相对好作文进行归纳整理，再次认真核实修改，又一次刻成蜡版、油印、装订成册，作为校内作文选人手一册。

       那些年里，课外读物犹如奇珍异宝，不论书店还是民间都难得一见。我们的这本校内作文选像长了翅膀，很快就传播到那一带的许多学校。在我后来高中同学的作文摘抄本里，还曾见到一些我的作文段落。

       杨老师是我们初中全过程的唯一数学老师。杨老师于1962年毕业于淮阳中学，因高考前由擅长的理科仓促转到文科而意外落榜，不仅铸成他本人的终生遗憾，也使许多其他人唏嘘不已。

       经过多年的巩固提高和教学实践，杨老师在坚实的数学功底基础上，也逐步积累起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过硬的传授能力。他的讲课思路清晰、准备充分、语言精炼准确，且不失幽默风趣，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

　　在那两年的数学教学中，杨老师始终秉持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有序地拓展教学内容，以期开阔学生的思路和眼界。当时的课本内容较为精简，杨老师的课堂讲授并不照本宣科，常常从他当年的老教材及其它课外资源里精选一些内容加以补充。每完成一个阶段的教学，杨老师总会安排一次或多次验收性考试，并根据考试情况认真地发现问题，追溯根源，有针对性地给予详尽讲解，以及时弥补漏洞、强化短板。那些年里，杨老师的教学效果在公社范围享有很高的声誉。

　　有一段时间，小学时期的算术卢老师离开了学校，后来听说他去进修学习了。到了我们初中二年级开设物理、化学开课之前，卢老师进修结束回到了学校，担任我们的物理和化学老师。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的几年里，河南省初、高中阶段曾使用《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教材版本，后来又恢复成《物理》和《化学》课程名称。1972年正是两套教材名称的交叉切换时期，因此已经记不清我们的《物理》和《化学》课究竟使用了哪种版本的教材。

       卢老师是“文革”前的中学毕业生，各科知识基础都坚实牢固，加之他在教学实践中的不断学习和提高，从而成为家乡一带小有名气的中学老师。

       卢老师擅长旁征博引、循循善诱，通常使用通俗的语言和生活中的实例来说明生疏而费解的知识内容。记得刚学习化学元素符号时，要把本就生疏的英文字母和生活中的金、银、铜、铁之类划上等号，并且彼此间又多有类似，起初不少人深感一头雾水。在这种情况下，卢老师煞费苦心地把一些最常用到的元素符号编成顺口溜，读起来朗朗上口，深受大家的喜爱，为我们顺利地搬掉了化学课门前的第一只拦路虎。

       老师们精益求精的治学和认真负责的精神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潜移默化中营造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当时的各科教材都比较简单，课外练习非常有限。除了老师们竭力为大家“加餐”之外，同学们也在积极地挖掘各自的资源并相互共享。有的翻箱倒柜找出了哥哥姐姐们用过的老课本，有的通过各种途径借来罕见的作文选或者转抄而来的优秀文章。

       对于这些来之不易的学习资源，大家都视若珍宝、学起来如饥似渴，同时又相互帮助和容让。对于有幸借到的作文选、老课本之类，我通常废寝忘食地阅读、摘抄，恨不得一下子灌进脑子里。考虑到不少同学还在排队等待，为了不影响“击鼓传花”的节奏，有时候只能趁记忆尚在，不失时机地把精华部分记录下来。更多时候，大家是从二道手甚至三道手的转抄中得到这些学习资源的。

       两年时间里，我就是这样抄满了好几个本子，并珍藏了多年。偶得闲暇翻开看上几眼，许多东西在不觉间便刻进了脑海。像老课文中的《一件小事》、《一匹瘦红马》、《斗争韩老六》、《白杨礼赞》、《海燕》、《松树的风格》等等经典课文中的许多精彩片段，很多年以后我仍然能熟练背诵。还有诸如《雷雨前》、《当铺前》、《白洋淀》、《海市》等等一大批近、现代作家的作品也都留有清晰的印象。

       除了同学们中间可以开发的学习资源外，在民间也散落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日》、《烈火金刚》、《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古今优秀小说。但由于资源稀缺，并且有动辄涉嫌禁书的恐惧，致使社会上弥漫起一种谈书色变的气氛，要获得借阅线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一些村里伙伴或同学时而传来好消息，总能寻机悄悄挤到等待借书的队列中。

       那时候见到的书籍，很少能够判断其本来面目，也很少能够见到封面和封底，往往不知后面究竟还有多少内容已不翼而飞。大家习惯翻阅的边角部位常常卷起若干层空心筒，每逢看到这里都要先付出足够的耐心慢慢展平。那些年，我们就是在这种不断的期待和挑灯夜战中读到一些课外书籍的。

       对于数学、物理、化学课程，班上也呈现出一派争分夺秒、相互切磋的景象。拥有这些资源的同学，时常会把老课本或其它途径遇到的一些题目带到教室来，经过集思广益，一般都很快能够得到解决，最迟第二天总会有人给出思路或结果。

       大家所能挖掘的资源不同，对各科的侧重也有所差异，全班同学不觉间便形成了几个无形的兴趣小组。每逢新的资源到来，总会在大致固定的人群中激起一阵兴奋。我对各科的兴趣难分强弱，因此时常闻风穿梭于不同的人群中间。

       许多年来，初中同学们之间那种相互容让、慷慨共享的真挚情谊时常让我沉浸在深深的怀念之中。正是那些人和那种风气，为我以后在求学的道路上能多走出一步增添了资本。

       除了日常的课堂之外，学校还为初中班级提供了早自习的场所。由于各自的情况不同，因此学校对早自习不做强行要求，而由大家酌情自愿前往。教室里没有照明设备，在那里晨读需要自带煤油灯。那时候，大家每天上学和放学都把所有书本和学习用品随身携带，放学后教室里没有个人物品，有老师会在每天凌晨把教室的门提前打开，为早晚不同的到来者提供方便。

       正常情况下，我每天都要到学校上早自习。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我和村上的一个同学结成了步调基本一致的伙伴。当时家里没有任何计时方法，只能看天色或听鸡叫来判断大致的时间。

       那段日子里，我每天都能在凌晨醒来，提前关注计时的参照因素，起床后带好书包和煤油灯，赶到那位同学家轻叩月下窗。那位同学被响动惊醒后，也习惯性地匆匆起床带好物品，急急出门。许多时候，我们到达学校大概也不过凌晨五点钟。随后，教室里的点点光亮越来越多，直到天色大亮。

　　紧张而难忘的初中时光就要结束了。摆在眼前的社会现实是，每年一度的高考招生已经取消，试图通过刻苦读书走进另一番世界的大门业已关闭；作为普通的农家子弟，不论读到初中还是高中，都难以摆脱回乡务农的既定命运。在那种真切的读书无用的形势下，许多人对于初中毕业以后何去何从完全持一种信马由缰的态度。

然而，若在求学的路上就此嘎然而止，我感到难以接受，更有几分不甘，因为我心中已被点燃的求知烈焰很难一下子扑灭。

虽然人们对于继续上高中普遍不以为然，但也不是谁想读就能读的。当时，各公社都办有高中，学校按照每年的招收能力把名额分配到各大队，由大队推荐高中生。真正想读书的人未必能被推荐，而被推荐者不一定意在求学。于是，一种乱点鸳鸯谱的闹剧则连年上演。

表面看来，大队的推荐都是在冠冕堂皇的招牌下进行的，即 “根红苗正”是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尽管读书看似无用，但也不至于算得上罪恶。在说不定某一天的工人招收、民师录用及参军选拔等节骨眼上很能当作一张王牌，因而大队当权者还是不舍时机地把这种潜在的福利发放给圈里人。

对于能否走进高中课堂，我当时是心存忧虑的。忧虑的根源并非我在“根红苗正”的尺子面前有什么瑕疵，而是因为我不在大队干部成员以任何半径画出的圈子里。在当时，这种情况堪称致命的硬伤，况且圈子里的“根红苗正”者足以占满有限的名额。

       正当我为毕业后的去向焦虑之时，突然传来了好消息：1973年春节后的新一届高中生将通过入学考试按分数择优录取。这消息不亚于久旱喜逢甘雨，不独给我以希望，也给予我信心和底气。许多年后我才明白，读初中的那两年正是后来被批为“教育回潮”的历史时期。正是那段“教育回潮”催生了“文革”以来唯一一次按考分录取的特例，营造了老师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学生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学习的黄金氛围。我时常怀念并由衷感谢那段“教育回潮”的时光。它使我恰逢其时地获得一个接受检验、积累知识的机会，并为我后来顺利地走出窘境、改写人生提供了前提和储备。

       转眼到了考试的日子。在数学科杨老师带领下，我们各自带上铺盖和相关用品，按时到指定的地方报到，打好地铺，整理好物品，准备一搏。

不论考场的严肃性还是考题难度及类型，那次考试都基本承袭了“文革”前的中考模式。两天的考试结束后，大家边收拾物品边议论考试情况时，我也对考试结果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担忧。听到我的话，杨老师信心满怀地说：“你就等年后来上学吧！”

       多谢杨老师吉言，此后不久我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当后来得知我在这次考试中获得全公社第三名的成绩时，内心又得寸进尺地冒出一种莫名的遗憾：如果人们心目中的知识殿堂淮阳中学还保持着以前的地位，而没有沦为城关镇所辖的公社级学校，我收到的应该是那里的录取通知书。

（文中部分图片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