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城县食货志（宋至清前期）：万山之间的民生与经济脉络

石城县洪水石

石城县食货志（宋至清前期）：万山之间的民生与经济脉络

《尚书·洪范》八政，食货为先。食货，语出《尚书·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食，即粮食，农业生产；货，布帛，货物流通。石城地处赣闽万山之中，土宜稼穑而商路倚外，赋役之制关乎军国大计，亦系民生休戚。本文依据方志所载，梳理自宋代有明确记录伊始，历经明代，直至清代前期（乾隆年间） 的石城经济脉络，分述户口、田赋、课税、物产四端，以窥此六百年间山邑之治乱盛衰。

一、户口：生息之基，盛衰之镜

石城户口之载，始见于宋。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载有主户12,171户、主丁27,351丁；客户1,538户、客丁2,543丁。

注：主户指拥有田产、承担赋役的户籍家庭；客户指没有田产、佃种土地的佃农阶层。

至宝庆年间（1225-1227年），主户增至13,879户，客户亦达2,335户，可见宋时山邑人烟渐聚。然明代黄册（黄册，是明代一种全国性的户口与赋役登记册籍。因其封面用黄纸或黄绢制成，故得名“黄册”）所载则显颓势：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尚有2,807户、16,754口，至崇祯五年（1632年）仅存973户、6,330口。县志编者直言此非人丁实减，乃因“力役繁兴，加丁加派”（徭役繁重，不断加税摊派），民多“逃入寺庙、迁居他乡或隐匿不报”。

清初顺治十三年（1656年），册载人丁2,010丁、妇女1,410口。

重要说明：人丁能否估算为现代人口？

答：不能直接换算。清代“人丁”是一个赋税单位，特指16-60岁、需要缴纳丁银的成年男子，其数额是官府为征税而设定的定额，远低于实际男性人口数。整个清代，石城“纳税丁额”始终在2,000丁上下波动，而实际人口早已数倍于此。因此，切不可将“丁数”等同于“人口数”。

康熙朝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新增人口永不增加丁税），雍正时推行“摊丁入亩”（将丁税并入田赋）。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赋役全书》载人丁2,252丁、妇女2,061口为定额，而编者坦言实际人口已“不啻数十倍”（何止数十倍于定额）。石城山深地僻，而能户口渐繁，实赖清廷“休养生息”之政。

二、田赋：土地所出，税制之变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官民田地山塘仅1,428顷50亩，历二百余年未增。至万历九年（1581年）清丈，竟得2,031顷1亩，县志叹曰：“盖先朝地未尽辟也”（可见前朝土地并未完全开垦登记），足见隐田之甚。其赋税名目繁杂：夏税钞210锭7贯431文，秋粮米4,572石3斗7升4合6勺，农桑丝7斛2两，民苦于征敛。

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重定田赋，地亩仍循明末之数，实征粮银4,104两，另加“三差银”（里甲、均徭、民兵）及盐钞，总银达8,778两。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赋役全书》定征银9,742两。石城赋额虽不及江南什一，然县志特载：“滩高泷险，例有采买不之及也”（因滩险水急，朝廷采购粮食的差役不至此地），免输粟之劳，亦属山邑之幸。

三、课程：商贸之征，宽严之度

石城“金生境外，然恃汀闽”（财富需靠境外流通，依赖汀州、福建），商路倚重外通。明清课程之征，原为抑末而设。顺治间行“活税法”，致“百货藏息，城市萧条”（百业凋敝，市面萧条）。后渐定税契银每两3分、落地税银63两、牙税银13两，然岁征不过百两，可见山邑贸迁之微。

石城县志中特记盐课之弊：初民煎土盐自食，后颁票课银，每盐百斤纳银6分，乃至“池灶已坍而票银未豁”（煮盐灶台已塌，但税票的银两仍未减免）。乾隆间革除此弊，编者赞曰：“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政策宽仁一分，百姓便多得一分实惠）。

四、物产：山泽所赐，自给之艰

石城物产仅“民生日用之常”（百姓日常所用之物），然纳赋之累不减他处。田中稻麦豆粟，山间竹木茶苎，皆土宜之征。县志载：“邑万山中，土毛惟稼穑”（本县地处万山，地上所产只有庄稼），而“兵寇频复，孑然罄室”（战乱寇匪频繁，百姓家徒四壁）。唯因地僻，免“采买”之役，稍纾民力。然如康熙间编者所忧：“倘二区（汀、闽）一不通，征课无应”（如果通往汀州、福建的商路有一处不通，税收就无从征缴），生计较艰。

结语

纵观宋至清前期石城食货之史，可谓“山邑经济之缩影”。其户口的登耗，印证了“仓廪实而知礼节”；田赋的演变，见证了“摊丁入亩”之智；课程的起伏，揭示了“通商惠工”之要；物产的薄寡，折射出“靠山吃山”之艰。县志编者慨然：“君子念及于此，则所以生养之、休息之者，当思为之所矣”（为政者想到此点，就应当思考如何让百姓休养生息）。今览旧志，犹见万山深处，六百年间百姓耕耘纳税、商贾辗转谋生之景。食货之道，古今一理，惟在富民为本。

黄东洪 202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