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梅戏研究的包容性视野，与艺术本体的回归（3）

明哥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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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梅戏以其清新的乡土气息与婉转唱腔，从皖鄂赣交界的田间地头走向全国，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华戏曲宝库中的明珠。然而，与其广传的艺术魅力形成反差的是，关于其起源与传播路径的讨论，常逾越纯粹学术考辨，掺杂浓厚地域情绪，甚至演变为非此即彼的“所有权”之争。这种争论模糊了黄梅戏作为共同文化财富的本质，更可能将其活态传承引向狭隘路径。因此，我们亟需建立兼具历史纵深与包容客观的学术视野，将关注点从“源于何处”的单一考据，转向“何以成为”与“流向何方”的综合思考，以真正弘扬这一传统艺术的永恒价值。

从中国戏曲史主流研究视角看，地方戏曲剧种的传播演变，极少呈现单一线性模式，“多源共生、双向互动”是普遍特征。任何有生命力的地方戏，其成熟定型往往是特定地域文化内核，在历史中不断吸收融合周边乃至远方多种艺术养分的结果。具体到黄梅戏，其前身与鄂、皖、赣毗邻地区的采茶歌、花鼓调、高腔、徽调等民间艺术联系紧密。无论是学界探讨的“东戏西传”（采茶戏从浙江经皖南、江西向湖北、湖南及西南地区传播），还是其他流变假说，学术初衷均是通过严谨史料梳理与音乐形态比较，还原复杂动态的历史交流图景。这些探讨旨在丰富对其形成过程的理解，而非树立“唯一”正统源头，更非否定其他地区在孕育期中的文化贡献。正如相关数据提及“黄梅戏核心唱段327个，符合采茶戏唱腔特征的仅11个”，这恰恰说明黄梅戏博采众长，其音乐主体已远非单一源头所能概括。湖北黄梅的民间文艺提供了重要素材基础，安徽安庆等地则在其戏剧化、舞台化、规范化进程中起到关键催化与提升作用。这种跨区域文化交融与艺术互鉴，并非黄梅戏历史的“模糊地带”，而是其充满适应性与创造力的生命力所在。

但当学术探讨被情绪化表述裹挟，建设性便大打折扣。使用“自我臆想”“鼓吹”“碰瓷盗抢”等主观贬斥词汇，已背离学术研究应有的客观、冷静与中立规范。将学术观点之争与地域身份认同强行捆绑，易煽动非理性对立，将本可深化认识的对话引向无益口水之争。这不仅无助于厘清历史真相，更会制造隔阂与敌意，对黄梅戏整体文化的传承弘扬造成深层伤害。黄梅戏的价值，根植于其独特艺术魅力与深厚文化内涵，在于《天仙配》的深情、《女驸马》的机智、《打猪草》的诙谐，而非“出生证明”上的单一地理标签。它是相关地区人民共同创造、共享的文化财富，我们应尊重历史复杂性，尊重不同地区人民的艺术智慧与历史贡献。唯有以开放、平和、相互尊重的心态看待学术异见，鼓励基于史实与乐理的理性对话，才能营造健康繁荣的研究生态，共同推动对黄梅戏的认识走向深入。

当前背景下，我们更应将精力聚焦于黄梅戏的艺术本体与未来发展。过度纠结于起源“唯一正确性”争议，无异于舍本逐末，可能让我们忽视其作为活态遗产在当代面临的真正挑战与发展机遇。核心关切应更多投向精湛表演艺术的传承保护、优秀剧目的创作创新、后继人才的培养储备，以及如何用现代审美理念与传播手段，让其艺术魅力更好融入当代生活，尤其赢得年轻一代喜爱。黄梅戏的历史本就是不断交流、借鉴、创新的历史，从民间草台到都市舞台，从传统剧目到现代戏创作，它在一次次拥抱变化中焕发新生。面向未来，我们更需以开放包容精神，超越地域局限，整合各方资源智慧，共同致力于黄梅戏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归根结底，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流动与永不停息的交流互鉴。对黄梅戏的研究探讨，理应秉持历史、辩证、包容的视角，坦然承认其形成“多源共生”的普遍规律，坚决摒弃无益的情绪化争论与狭隘观念。将学术讨论拉回理性尊重的轨道，将文化实践焦点置于黄梅戏艺术本身的锤炼、传承与时代创新上，这不仅是学术规范的要求，更是我们守护、激活这份珍贵文化遗产，让其在新世纪持续绽放异彩的历史责任。唯有将目光从过去的“源头”之争，投向未来的“活水”之创，黄梅戏的艺术之树才能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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