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晓梅昨晚说，止痛药只够半天，安眠药也没了。于我而言，买药便成为今早的头等大事。临出门时晓梅叮咛还要买一盒木香顺气丸，一卷医用胶布。我说记下了，打的直奔市医院。因为我知道，要买的安眠药止痛药都是处方药，药店买不来。</p><p class="ql-block"> 先去门诊、住院部找刘大夫没找见。又去全科门诊找女儿的同学，看见她正在接诊，便去挂号窗口挂了全科的号。好在排队的人不多，很快就到号。我给大夫说明情况，她开了7粒安眠药，但开止痛药曲马多时，却开不了。她打电话询问药房，药房告知这个药全院停止使用。因为什么尚不清楚。我顿时心里一紧，这可如何是好。晓梅开始一天只用一片，现在一天三片才能支撑下来，如果止痛药断了，她如何忍受。大夫与疼痛科的医生交换意见后，开了一盒24片的另一种止痛药，让先试试，如果不行再说。我想只能这样，就去交费取药。</p><p class="ql-block"> 取西药的三个窗口排了三行长队，每队都有十几个人。我好不容易排队到了窗口，没想到取药的药剂师发现安眠药的处方在诊断一栏写了疼痛两个字，认为写错了，必须拿到接诊医生那纠错并签字，否则不能给药。我只能迅速照办后返回窗口取药。可是后面排队的人群中有两个男人大声喊叫，认为我插队了。其他人也跟着起哄，一齐怒吼。尽管药剂师出面解释，说我前面排过队了，是她让我去改处方的，但都无济于事。无奈我拿出退伍军人优待证，指着窗口一旁贴着的优先告知书，也无法平息众怒。于是只能去后面再排队。那一瞬间我望着我面前的男男女女，心中已经没有愤怒，只有怜悯和痛惜。或许他们的内心比我还要着急，晓梅是个重病人，但不能断定他们或者他们的亲人病得就轻一点。</p><p class="ql-block"> 取完药后，我还存一丝侥幸。再次寻找刘大夫，说明我的来意。原本以为市医院肿瘤科或许是个例外，但刘大夫说，全院都停了曲马多，各科室都开不了。不过她悄悄告诉我，可以去孙思邈中医院，那里有药，可以找大夫开出来。我想下午上班再去试试。然后又给女儿打电话，让她也想想办法。</p><p class="ql-block"> 下午去中医院还算顺利。挂了个方便门诊，因晓梅超过70岁，只收1元出诊费。排队的人只有四五个，到医生跟前一说要开曲马多片，医生说开不了，让去挂急诊号才行。挂急诊号12元，说明晓梅年龄和病情，医生给开了两盒20片。说这是最大的量了，仅够服用七天，还差一顿。我心里已经很满足了，至少一周之内不会再提心吊胆。</p><p class="ql-block"> 回家后刚坐定，早上打电话约好的当事人关心就到了。他和其他两个股东作为原告，要求确认股权、行使股东权利的案子，接手已经六年了，开始我亲自代理，后来因年事已高，又对被告方的为人处世方式难以接受，故移交给刘、张两位年富力强的律师办理。</p><p class="ql-block"> 听口气，当事人关心和另两个当事人似乎不太满意进程和结果。但询问两个年轻律师，却认为已经尽心竭力，而且结果也不错，关于确认500万元股权的案子打了两审均胜诉，已经达到预期目的。关于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诉讼，一审胜诉，二审驳回请求，拟进入再审程序。按照二审法院的认识，几个股东可以通过开股东会协商解决，但三个股东里有一个是匿名的，那个代持人却因种种原因，不参加股东会、不同意三股东的意见。致使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两年无解。法院的二审判决令这个民营企业被其他人控制而束手无措。登记机关因叫不来人，让当事人去诉讼解决。法院让当事人自行解决，就这样推磨转圈。而当事人觉得请了代理律师，就应该无所不能。代理律师实际上做完了自己该做的，不该做的，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结果不尽如人意，当事人已经忍无可忍。情急之下，只能怪怨代理律师。他们不会理解代理律师六年来的风雨兼程，也不会把导致当前困境的原因归结为有关部门，更不会寻找自身所存在的先天不足。我问清他们的想法之后，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就两个字：退费！然后终止代理合同。这是我的一贯原则，宁可律所经济上受损失，也不能让律所的声誉受到影响。我相信，最终的结果，会唤起他们的良知，赢得他们的尊重。</p><p class="ql-block"> 2025.9.25 周四 乙巳年八月初四</p><p class="ql-block">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