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会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张光逵

一瞬曙光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与会者合影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共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指出：“中共党在历史上有两个重要会议，一次是1935年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且着重强调“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由此可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我党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及重要性。用党史界的权威说法就是：这次会议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与纠正了抗战初期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强调中共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统一了全党思想，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迅速发展，从而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旧地

　　在我党的历史上，耳熟能详、广为人知的是遵义会议，相比之下，同等重要的六届六中全会就没有那么多人了解了，可以说人们对其知之甚少。对此，笔者将详细介绍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历史背景、经过、内容和意义，普及党史知识，以飨广大读者。

一、概述六届六中全会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39人。这是党的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全会由张闻天主持并致开幕词；选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等12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李富春为大会秘书长。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全会通过《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批判了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和那种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区合法运动的错误。全会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全会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教条主义。

　　王稼祥、周恩来、王明、张闻天、朱德、项英、刘少奇、陈云等8人在大会上分别作了报告；彭德怀、贺龙、博古等10人围绕抗战以来的经验作了发言。

　　鉴于党处在抗日战争的新的环境，党内存在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以及张国焘由反党反中央分裂活动发展到1938年4月叛党投靠国民党等情况，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几个组织建设方面的文件，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巩固党的团结统一。

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决定充实北方局。这次会议基本上纠正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步调，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二、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背景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偕同康生等人从苏联回到延安（王明回国后，由王稼祥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由于他不了解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被抗战爆发后，蒋介石采取的某些进步措施，以及当时在实力上蒋介石较强，红军数量少等现象所迷惑，再加上他一贯具有严重教条主义，存在着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倾向，因此很快就陷入了右倾投降主义的误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给中国的抗战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王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的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他抹煞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争取领导权的重要意义，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内，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王明的右倾错误对党的实际工作造成了危害，使党未能在1937年冬至1938年春在华中敌后更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造抗日根据地。党的各级组织为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并防止其蔓延，进行了必要而有效的斗争，从而把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局限在局部的范围内，并较快地加以纠正与克服。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新阶级的基本方针和任务，并把全党的思想认识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会。

三、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经过和内容

（一）会议经过

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实际上是六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14日的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明确指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在24日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指出，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同时又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原则，指示的最主要是强调党内团结。毛泽东分析了武汉即将失陷后的形势，指出抗日战争即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相持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他论证了统一战线与斗争的辩证关系。由于国共合作是对立阶级的政党合作，所以斗争是严峻的，不可避免的，具体表现是国民党顽固分子的摩擦和共产党的反摩擦。统一战线中统一是基本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在27日，也即最后一天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发言，指出这次政治局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从而可以保证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并建议在六中全会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划。这次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议程，决定由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全会作政治报告。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关向应、张浩、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等17人，中共中央各部门及各地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贺龙、邓小平、罗荣桓、彭真、林伯渠等39人，共计56人。这是党的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9月29日，六届六中全会开幕，张闻天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等12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李富春为大会秘书长。

　　毛泽东代表党中央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报告分八个部分：（1）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2）抗战15个月的总结；（3）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4）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5）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6）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7）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8）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将进入一个新阶段。“抗日战争发展的新阶段同时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为了使全党切实担当起历史重任，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要在民族战争中起模范作用。他强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他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着重地致力并解决普遍与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必须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必须时刻注意研究当前运动的现状及其发展。总之，毛泽东的报告和有关讲话强调，只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总结历史，研究现状，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11月5日和6日，毛泽东作会议总结报告。讲了五个问题：（1）六中全会的成功；（2）广州、武汉失守后的形势；（3）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性；（4）战争和战略问题；（5）其他问题。毛泽东在总结报告中着重讲了统一战线及战争和战略问题。他批评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他论述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许多同志围绕毛泽东的报告和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作了发言。毛泽东从抗战以来一直坚持的正确主张，在全会上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理解和拥护。

（二）会议内容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代表中央作了总结报告(《战争和战略问题》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是总结报告中的两部分)，毛泽东同志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科学命题；张闻天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中央代表团工作报告：朱德作了八路军工作报告；项英作了新四军工作报告；陈云作了青年工作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全会批准了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奠定了基础。

杨尚昆、关向应、邓小平、彭真、罗荣桓、林伯渠、吴玉章、彭德怀、贺龙、博古等10人围绕抗战以来的经验作了总结发言。

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致各国共产党、致八路军和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致东北义勇军及东北同胞电》，《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国共两党同志书》等文件。

　　会议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批判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两种错误偏向。大会尤其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强调正确的统战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毛泽东指出，虽然在抗战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但是阶级矛盾并没有消失或减少。同时，必须看出，没有民主、民生问题(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的适当解决，也就不能实行广泛的人民的动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大会重申，党应该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抗战时期党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这实际上是中国革命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继续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次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全会确定敌后抗战总的战略部署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为此，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由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书记仍为项英）;决定充实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组织常务委员会，书记杨尚昆。全会还补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央委员。

四、六届六中全会的历史意义

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它基本上克服与纠正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由此可见，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和重要地位不言而喻，诚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强调指出的那样“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