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泛黄的照片

王大茂

　　我竟从未见过它。照片上，五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前排蹲着，后排站着，背后是灰扑扑的训练营房墙壁。那军装是熟悉的“六五式”，红领章，红帽徽，在泛黄的相纸上，那红色也仿佛沉淀了五十年前的光阴，变成了一种沉静的、暗哑的印记。照片是铁道兵三团通信股股长何兆亿老战友从相册中找出来的，前几天他从微信中转发给我。他附言说: “前几日整理旧物，偶然翻出了这张照片，你还记得这些人的名吗！”我盯着屏幕，指尖有些发凉，心里头却轰地一下，像是被什么滚烫的东西撞了个满怀。是的，就是他们，就是我们。我的手指在冰凉的屏幕上轻轻划过，划过了五十一年的光阴。

前排左一 李一福，前排右一 袁厚富

后排左一 向剑兴，左二 李钟敬，后排右一 王大茂

　 笔者几乎认不出那个站在后排右一的青年了。那样瘦，军帽的帽檐下是一张轮廓分明的脸，眼神里有种属于那个年代的、未经世事的清亮与笃定。我们五个战友，就这样被定格在1974年秋天，湖北丹江口的三官殿。那时的我们，是铁道兵一师特务连、铁一团、铁二团、铁三团、铁四团、铁五团的报务员，是“滴答”声中传递命令的神经末梢。

记忆，便随着这泛黄的影像，汹涌地漫了上来。那不是一个人人都有相机，可以随时“咔嚓”一下的年代。照相，是一件郑重其事的事。要么得专程请假进城，走进那挂着厚重布帘的照相馆，在摄影师傅的指挥下，挺直腰板，摆出最精神的姿态；要么，就得盼着师、团宣传报道组的同志下来，他们挎着那台令人羡慕的海鸥牌相机，是我们的“御用”摄影师。照片里的我们，想必就是后一种情形。背景简单，或许是营房的一角，或许是集训队门口的空地，但那份因为照相而自然生出的庄重，却穿透了岁月，清晰地写在每一张年轻的脸上。

1970年，那是襄渝铁路大会战的年月。一师的师部，就设在丹江口。汉江的水汽仿佛还能隔着屏幕氤氲而来，裹挟着工地上开山放炮的火药味儿、枕木的沥青味儿和士兵们汗水的气息。我们通信兵，虽不直接抢锤掌钎，但我们的电台，是工地的耳朵和喉咙。每一个指令，每一份战报，都经由我们手中的电键，化作“滴答”的密语，在山谷间穿梭。

照片上的五个人，是战友，更是老乡。四个四川娃，和一个湖南的兄弟。1974年秋，师通信科组织的这次为期三个月的报务集训，把我们聚到了一起。三个月的同吃同住，同学习同训练，在电波的海洋里一同沉浮。白天，我们对着抄报纸练习那永无止境的阿拉伯数字，手腕酸麻；夜里，耳机里单调的信号声常常在梦中回响。可就是在这样的枯燥里，结下了最质朴的情谊。休息的片刻，我们聚在一起，用带着各自乡音的普通话，聊巴山的夜雨，聊蜀道的艰难，也聊遥远的家乡。那时我们年轻，总觉得未来像襄渝线一样，会无限地向前延伸。

合影的那一刻，我们或许刚结束一场紧张的考核，或许只是在一个难得的休息日。阳光应该很好，暖暖地照在我们的军装上。我们按着摄影同志的指挥，前排的蹲下，后排的站直。没有人嬉笑，都抿着嘴，想把军人最英武的一面留给胶片。快门按下的一瞬，时光便为我们封了坛。

　 五个战友，五条后来的人生路。特务连的李一福，我的老乡台长，那个蹲在前排左一的四川宣汉汉子，竟已因病离去十多年了。音容笑貌，犹在眼前，却已是天人永隔。袁厚富，59年老兵，铁五团报务主任，四川隆昌人，向剑兴，66年兵，二团报务员，湖南岳阳人，李钟敬，65年兵，铁四团报务主任，四川巴中市人，还有笔者王大茂，铁一团报务主任，65年兵，四川达州市人。我们后来都陆续脱下了军装，转业到了地方，像种子一样，散落在祖国不同的角落，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生根、发芽、成长。我们把这辈子最好的年华，献给了部队，献给了那条穿山越岭的钢铁巨龙。

我从久远的回忆里挣脱出来，窗外的城市已是华灯初上。手机屏幕因为休眠暗了下去，那张泛黄的照片隐没了。我再次点亮它，用手指将照片放大，仔细端详着每一个人的面孔。一滴泪，毫无征兆地滑落，打在屏幕上，模糊了那个年轻的、站得笔直的我。

这不是悲伤，我想。这是一种复杂的、只有岁月才能酿造的情感。照片会泛黄，但青春不会。战友会星散，但情谊不会。我们修筑的铁路早已通车，隆隆的列车载着南来北往的旅客，他们或许不会知道，几十年前，有一群年轻的士兵，曾在这里留下过汗水和年华。

这五十年来，社会变迁，人世浮沉，我们被生活的洪流裹挟着，奔忙着，许多往事都已被尘封。可这张泛黄的照片，却像一把神奇的钥匙，瞬间开启了那段最纯粹的岁月。那时，我们只有一身军装，一部电台，一个共同的、炽热的信念。所有的艰苦，在回忆里都发酵成了甘甜；所有的汗水，都凝成了青春不朽的勋章。

但我知道。这张泛黄的照片知道。那“滴答”作响的电波知道。山河知道。

注: 其中两张照片，网络下载，谢作者